《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词,遣辞造句典雅远奥,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关于《汉书》读后感，欢迎查阅!
《汉书》读后感1
余日读汉书，常今日诵之，明日即忘，不得书中之要领，收效甚微，为加深印象，对纪传人物线条勾勒，又做练笔之余事，希冀坚持下去，以补余之愚钝。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唐朝诗人王昌龄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歌颂的是汉代名将李广抗击匈奴，一生戎马的卓越事迹。
李广，甘肃秦安县人，出生在一个擅长射箭的世家，自幼习得射箭之法，他历经汉文帝、景帝、武帝三朝，他的一生与抗击匈奴紧密相连，与匈奴大小战争七十多次，在司马迁和班固的笔下，这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称赞李广有才气，天下无双，借匈奴之口称赞他为"汉飞将军",但终究没有晋封诸侯，最后落得刎颈自杀的下场。
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原因还要从李广自身说起，从史料中看出，李广的确为一名猛士。李广被匈奴军队生擒，身负重伤，能在生死关头，一跃而起，跳上胡儿战马，从数百匈奴追兵中逃出来，不得不称之为勇;李广在右北平(笔者家乡一带)与匈奴军队交战过程中，以四千军队对抗匈奴四万，博望侯张骞那一万人又没有及时赶到，在强敌面前，他手下的士兵吓得面如土色，体似筛糠，但李广能持弓箭意气自如，以一当百，士兵不得不服其勇。
这样一名在汉代声名显赫的将军，却未被封侯，最后刎颈自杀，李广自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李广自己虽然英勇无敌，但缺乏治军方法。在冲锋陷阵上，他能够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但带兵打仗上，他显然缺乏治军方法。《汉书》中记载，李广担任未央卫尉，程不识担任长乐卫尉，两人官职大小一样，曾经又一起为边疆太守，可谓相互了解。程不识治军严格，军队休息有管理，晚上有人巡夜，远处有人站岗;李广治军松散，人人自便，晚上无人巡更，文书做不到上通下达，虽然也有远哨，作为行军将领，这种悉听尊便的作风不是打仗的阵法。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只能靠蛮力，因此李广在带兵打仗中，英勇杀敌的情况居多，排兵布阵的情况很少，甚至在带兵途中迷路，这也是他身经数战却胜者无几的原因。
其次，李广勇有余而谋不足。在上郡战役中，三个匈奴的人射伤中贵人，李广不顾一切去追赶射雕人，一定要把他们杀之而后快，也许是自认为是神射手无人能敌。事实证明，他是一名神射手，也的确无人能敌。这三个神射手都败在了自己的箭下，但作为一名统帅，不顾自己将军的身份，放下身后的部队，结果被敌兵数千人包围，险些遇难。虽然他故作镇定，迷惑敌人，显示了他的勇敢，但这种铤而走险的方式不应该是一名将领所为。可见，李广和敌人比的是力气，而不是脑袋，也就是说他还没有上升到战略战术的层面，这也是他在众多战役中吃败仗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三，李广虽然名声很好，但他为人狭隘。有两件事，一是他做陇西太守时，羌族经常造反，他诱惑敌人八百投降，羌人投降后他又全部将其杀害;另一件事儿是他赋闲在家的时候，与人打猎回到霸陵，霸陵卫不让李广经过，李广怀恨在心，等到李广受命到右北平当太守时，他特意向皇帝点将要霸陵卫，结果霸陵卫刚到军中，李广就把他杀了。这种狭隘的性格对一个首领是十分不利的.，作为领袖，心胸要向匈奴地界的草原一样宽广，这样在行军打仗中才能高瞻远瞩，未雨绸缪，恰恰李广缺乏这种才能。
第四，李广急功近利，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盲目请缨。元狩四年，大将军卫青带兵出征匈奴，李广主动要求前往。此时，李广已经六十多岁，汉武帝觉得他年事已高，不想让他再到军中风餐露宿。作为一名老将，他应该知道沙场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也不是凭意气用事，一腔热血就能够喷倒敌人的。李广完全不顾这些，想在有生之年，凭借这场战争，凯旋回来能加官进爵，流芳千古。所以，在卫青将他由前锋的位置调到后卫时，他认为这是卫青耍的心眼，眼看着不让他有军功，而把前锋这块能建立军功的肥肉给了公孙敖，李广着实的不高兴，气嘟嘟的走了。结果在行军中迷路，无功而返，自认为无言见武帝，才拔剑自杀。
当然，作为一代名将，李广身上的闪光点还是很多的，司马迁饱含深情，赞颂了这位抗击匈奴的名将，笔者仅就其失侯原因做了些分析，不当之处，请拍砖指正。
《汉书》读后感2
《汉书》的特点之一，就是引用的《诗辞歌赋》比较多。这方面我主要是针对《史记》而言的。
在《史记》中，除了《屈原贾生列传》和《司马相如列传》之外，鲜有其他《诗辞歌赋》被长篇大段的引用。而在《汉书》中，这样的情况就比较普遍。甚至如《外戚传》这样的深宫新闻类传记，竟然也有大段文辞优美的《汉赋》出现，这不得不让我这个读者感觉十分意外。大家都太有文化了。这就是我的第一反应。而且事实是，真的都写的不错，值得我们细细品鉴。
本文的主体就是一首《汉赋》。名字叫《自悼赋》。这个名字其实是后人帮它取的，因为它原来只是夹杂在《汉书—外戚传—孝成班婕妤传》里的一个段落而已。然而由于这段文字写的过于突出，所以后人才干脆单独为它起了个名字，这名字当然也间接的来自于《汉书》，因为在这段《赋》之前，班固是这么写的：“婕妤退处东宫，作赋自伤悼”。所以这个《自悼赋》的名字，就是从“作赋自伤悼”这句话来的。
这首《赋》出自一个女人之手——“孝成班婕妤”。你很难想象一个后宫嫔妃能写出如此高规格的《汉赋》。当然，班固在《汉书—外戚传—孝成班婕妤传》中早已做了铺垫，班固形容“班婕妤”是：
“婕妤诵《诗》及《窈窕》、《德象》、《女师》之篇。每进见上疏，依则古礼。”
看到了吧?人家本来就功底深厚，能写出这么优美的《汉赋》来，其实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而我竟然会感到意外，只能说，我是对班固的打伏笔能力准备不足，被一下子吓到了。不过，意外一次属于人之常情，如果一直都感到意外，那只能说是少见多怪了。当然，除了文笔之外，这篇《自悼赋》的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作者投入的感情极深。充斥在全文的字里行间。下面，就让我们来细细的解析一番。
解析当然要先从背景说起，没有人是会无缘无故的幽怨的。
这事还得从赵飞燕姐妹专宠开始说起，这里我直接引用《汉书—外戚传—孝成班婕妤传》的段落，如下：
“其后，赵飞燕姊弟亦从自微贱兴，逾越礼制，浸盛于前。班婕妤及许皇后皆失宠，稀复进见。鸿嘉三年，赵飞燕谮告许皇后、班婕妤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主上。许皇后坐废。考问班婕妤，婕妤对曰：“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诉;如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上善其对，怜悯之，赐黄金百斤。”
由引用的段落可见，班婕妤其实之前已经度过了一个鬼门关，好在一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瞬间消除了汉成帝对他的怀疑，再加上汉成帝本来就是个随性的人，所以非但没有见废，反而还被赐黄金百斤。
虽然这事并没有对班婕妤造成什么大灾难，但是还是对她的心理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她被吓到了。再加上此时她已失宠，所以权衡再三，班婕妤决定，退处东宫，供养太后。汉成帝同意了她的请求，而这篇《自悼赋》，就是在她“退处东宫”的时期写成的。全文共三段，如下：
第一段第一句：承祖考之遗德兮，何性命之淑灵，登薄躯于宫阙兮，充下陈于后庭。
“祖考”是“祖先”的意思。
“何”其实是“荷”，“负”的意思。
“淑灵”是“美善灵慧”之意。
“下陈”是“后宫中地位较低的姬侍”。
所以第一段第一句的意思是：承蒙祖宗的遗德啊，成就了我美善灵慧的端正品德，让我这个微贱的女人得以进入皇宫啊，在后宫中做一个地位较低的姬侍。
第一段第二句：蒙圣皇之渥惠兮，当日月之盛明，扬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宠于增成。
“渥”是“厚”的意思。
“翕赫”是“盛大”的意思
“隆”是“大”的意思。
“增成”是“增城舍”，是班婕妤原来居住的宫室。
所以第一段第二句的意思是：承蒙皇上的厚恩啊，让日月之光照耀我身(谓得幸于汉成帝)，(汉成帝的)光芒照耀的如此盛大啊，让我在增城舍被天子宠幸。
第一段第三句：既过幸于非位兮，窃庶几乎嘉时，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离以自思，陈女图以镜监兮，顾女史而问诗。
“过幸”是(汉成帝)过于宠幸之意。(《汉书—外戚传—孝成班婕妤传》原文本有“始为少使，蛾而大幸”之词，幸福来得如此突然而猛烈，班婕妤之《赋》所言非虚)
“非位”是“班婕妤”原来只是一个“少使”，突然大幸，为“婕妤”，自然让班婕妤自己也感到，是“非位”了。
“庶几”是“差不多”、“几乎”的意思。
“嘉时”是“美好的时光”的意思。
“寤寐”是“醒和睡”的意思，一般皆指“日夜”，句子出自：《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累息”是“惧怕而喘息”的意思。
“申”是“束”的意思。
“佩离”是“系结女子上衣的带子”的意思。
“女图”是指“古代描绘各类模范女性的图画”。
“镜监”是“鉴察而警戒”的意思。
“顾”是“拜访”的意思
“女史”：以知书妇女充任。掌管有关王后礼仪等事。
所以第一段第三句的意思是：既蒙厚爱身处高位啊，我几乎感觉天天都是美好的时光;(但是)，每个日日夜夜我都感觉格外的惧怕，甚至喘息到无法自已，(我站起身)，束紧衣带，陷入沉思;(我)铺开《女图》以鉴戒自己的言行，还常常拜访“女史”，和她一起探讨《诗》，(以求不断提高自己的德行)。
第一段第四句：悲晨妇之作戒兮，哀褒、阎之为邮;美皇、英之女虞兮，荣任、姒之母周。虽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兹?
这句，应该都是“班婕妤”在和“女史”的探讨中，所抒发的感慨。全句前半都是典故，注解如下：
“晨妇之作戒”，按照《汉书》的注，此句取自《尚书·牧誓》，云：“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牝鸡”就是母鸡，“索”就是“尽”;全句本意为：“母鸡打鸣，全家败落”;如若引申开来，就是“妇人干政”之意。
“褒”是“褒似”之意，《诗经·小雅·正月》有“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之诗句。说的就是红颜祸国。
“阎”就是“艳”，《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阎妻煽方处”。“阎妻”就是“美貌的妻子”，“煽”是“炽热”，“方处”应为“正当时”。一般认为，这首诗的“阎妻”亦是“褒似”。
《汉书》读后感3
在元朔二年春正月，汉武帝下达了一份著名的诏书，其原文如下：
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籓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摘录于《汉书—武帝纪》)
这份诏书，其大意就是将原来诸侯国只能传给嫡子的规定，加以放宽。如果诸侯王想将土地分给不止一个儿子，只要打报告给皇帝，皇帝会亲自审阅并批复。这样，诸侯王就不用每天头疼怎么给小老婆的儿子留遗产的问题了，诸侯王家也会更加的和睦。这样人性化的诏令，当然会招致所有诸侯王的欢迎，所以一经推出，就皆大欢喜。
之所以会推出这么一份诏书，这还得从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时期的吴楚七国之乱说起。之前，由于汉朝推行的是诸侯国嫡子继承制，也就是说，一个诸侯国只有一个儿子可以继承。这样导致的结果是，除非没有儿子(这种情况，封地会被中央没收)，否则，诸侯国的大小世世代代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而随着国力的不断发展，每个诸侯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也会越来越强，慢慢的，就会威胁到中央的统治。再加上汉朝成立之初，刘氏亲族人数不多，导致诸侯国往往都比较大，于是，随着诸侯国不断的发展壮大，藩国的威胁，便自然而然的提上了皇帝的议事日程，变成一件不得不需要思考解决的问题了。而汉景帝执政时期，晁错就提出了一套解决办法。
这套解决方法在《汉书—爰盎晁错传》有提及，其原文如下：
(晁错)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繇此与错有隙。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讙哗。
后十余日，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
(摘录于《汉书—爰盎晁错传》)
这是一种强行解决问题的方法，直接对诸侯国找茬，试图削减其郡县，最终达到削弱其对中央的威胁的目的。这种方法显然过于简单粗暴，诸侯国当然反应极大，诸侯们的第一反应便是：“诸侯讙哗”。然后更直接的反应便是：“后十余日，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虽然最终吴楚七国之乱被中央成功镇压，但是它还是对汉武帝的藩国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少，强行解决肯定是不现实的。这点，汉武帝还是很清楚的。
那么，元朔二年春正月的诏书，又是谁的高见呢?这还得从主父偃的一份奏折说起。在《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中，有原文如下：
偃说上曰：“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淫乱;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朔京师。今以法割削，则逆节萌起，前日朝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適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地之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于是上从其计。(摘自于《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
这段原文，很好的解释了之前那个诏书的来龙去脉。表面上，是“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实质上，是“实分其国。必稍自销弱矣”。这么高明的计策，换成任何人都会有眼前一亮之感。于是汉武帝当机立断，依计行事，这才有了之前的那个诏书。
当然，既然是计，自然要有契机，所以在那个元朔二年春正月的诏书中，第一句写的是：“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顺水推舟，多么聪明的执政者。于是，所有诸侯王只见其恩，不知其计，而这个政令也就理所当然的被称为《推恩令》。
很显然这个计策是最高明的改革之术。它顺利的解决了西汉的诸侯国威胁。实际上从《推恩令》推出之后，西汉王朝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诸侯王叛乱。
有人也许会说，这个计策最早可能出现在贾谊的《治安策》中。但是，实际上，贾谊只提到了要分拆诸侯，而未有主父偃这么阴险的表面推恩之法。推恩高明之处，在于中央好像是为了解决诸侯国的困难而竭尽所能，所以更容易实施，暗地里的效果也就更加明显了。
最后我想做一个总结：
成功的改革，其秘密到底是什么，只要看看《推恩令》你就会明白。
其一：表面上，要让大部分被改革的受众都认为对他们有利。
其二：要尽可能的隐藏改革者的真实意图。
其三：改革的实质要对改革者有利。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备注：附《汉书—贾谊传》相关段落，如下：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豨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之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壹动而五业附，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摘自于《汉书—贾谊传》)
《汉书》读后感4
疼痛，疼痛，无边无际的疼痛……“这里是–哪里?”他挣扎着爬起来，“哦，我想起来了。”为罪臣证言，被小人陷害，受极刑凌辱。寒光闪闪的刀影，蚊虫乱飞的黑牢,如此，似乎无穷无尽。他转身看了看自己藏在茅草堆中的短刃：“就这样结束，会不会更好呢?”他说着提起那闪着寒光的刀，久久地注视着。
(迁)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汉书·司马迁传》
历史，是一面明镜，是一个光辉文化的映照。在中华民族悠久的五千年文化中，许许多多优秀的文人为文化的记载与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灿若星辰的文人中，司马迁，是其中最闪亮的一颗星星。他的《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先河，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我国后来的两千多年里，《史记》不仅是历史家学习的典范，也是文学家学习的典范。即使是今天，《史记》仍有很高的学习价值。
为李陵辩护而身陷囹圄的司马迁，留在他面前的只有三条路：弃世，宫刑，赔款。家境贫寒的他完全无法承受如此巨额的罚款，他曾经写给朋友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所以在当时的司马迁眼中，百家笔记网(其实自杀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正当他准备结束自己生命时，他想到了自己尚未完成的作品《史记》。面对史学发展停滞不前、历史史实严重缺失、珍贵文化无法保存的惨痛现实，他誓死都要把如此璀璨的文化记载下来，传承下去。最终，他选择了屈辱的宫刑。他忍受着肉体上极大的痛苦、精神上的无情嘲笑，继续生存、继续自己的写作。
读完司马迁的《史记》，再了解了他的生平经历，我们为之动容、为之震撼。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一边是精彩纷呈的历史作品，一边是司马迁悲惨屈辱的生平。这其间，应该有一种精神，叫“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依归”。天下的事，务必记载传承下去;真理的事，务必全力以赴!纵然身陷囹囫，依然坚持不懈、依然矢志不渝。
处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我们，更应该“以天下为己任、以真理为依归”。认认真真学习，踏踏实实奋斗，在祖国美丽富饶的大地上，奋力前行、担当重任!
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汉书·司马迁传》
《汉书》读后感5
读《后汉书》有感而发，后汉书在描写各个人物时不遗余力，成功的为读者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使我们在读他们传记的时候，常常能对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许多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成语、俗语，例如“乐此不疲”“疾风知劲草”“马革裹尸”“举案齐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也都是出自这里。加上这本书在前后内容上剪裁得体，叙述决不雷同，阅来毫无冗赘之感，
的确可以算是正史中难得的佳作。
该书还有一个值得称赞的地方：它对人物的评价较为客观，很多论述不失公允，也较为真实的记载了后汉不少人物的生平事迹。在运用“春秋笔法”的时候，范晔也没有完全凭借自己的喜好来过度的褒扬或者贬低某类人，这一点尤为难得。虽然，范晔自己本也是出自书香世家，在《后汉书》中有意识无意识的拔高了名士，并以“矫枉故直必过”为后汉名士的某些极端行为开脱，而对宦官则多有贬斥，称他们为“刑余之丑”，但他也批评袁绍遍诛阉宦是“以暴易乱”，表彰阉宦中“亦有忠厚平端，怀术纠邪”，言论算是很中肯了。
当然，《后汉书》也难免有些美中不足。其一就是：列传部分如果从单篇来看，是遵循了“以类相从”的原则，但就整个列传框架结构来看，各传之间的结构编排却比较散。比如宗室诸王的传记，在《史记》《汉书》中虽然也按时间先后顺序散排入各卷，但它们有“表”来进行专门的汇总，《后汉书》既缺“表”、“世家”等形式，本可以通过几个连续的卷号把它们放在一起。可范晔没有这样做，而是将它们散排入列传第四、第三十二、第四十、第四十五卷中，这就使整个结构框架体系失于梳理。最末尾的诸夷部分倒是整理得比较好，其内容分区域连续排在列传的第七十五至八十卷中，是《后汉书》中唯一梳理得比较成功的部分。此外，循吏、酷吏等部分连续排在列传的第六十六至七十四卷，也算不错，可惜与之相类的党
锢部分被排到列传第五十七卷，没有与它们聚在一起，却属失于计较了。
对于褒扬正统天命的部分，范晔做得比司马迁、班固要好。《东观汉记》中记载关于刘秀出生时所谓的“赤光照室”、“田生嘉禾”、“凤凰来集”等，范晔都没有写入《光武纪》中。虽然，范晔在写刘玄称帝时加了句“羞愧流汗，举手不能言”，以证明刘玄非真命天子，但这总比《史记》《汉书》中公然把“龙交刘媪生刘邦”的故事编进《高祖纪》强得多。可惜范晔出于时代的局限，也免不了作史时按照“信以传信，疑以传疑”的标准收入一些神异事件。
比如王忳理女鬼之冤等事，完全就类似于《子不语》等神怪小说中的内容了。
《后汉书》最大的缺陷在于它没有系统记叙黄巾大起义。也许在范晔看来，这场前后有几十万农民参加的运动，由于缺乏精英领导，没有太多可以叙述的东西，所以有关它的信息仅仅散见于本纪和一些相关人物的列传中。解放后，黄巾大起义开始为史家所赞扬，学者们普遍认为它体现了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反抗斗争，对后汉的灭亡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林剑鸣的《秦汉史》将“黄巾大起义”和“东汉的灭亡”合为一章，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笔
者在这里无意分辨几种看
法对错的问题，我们可能要注意的是另外一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农民起义的原因不尽相同，所起的作用也各异，在表面相同的阶级背景下，其性质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所以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为什么动辄数十万的农民起义被迅速的镇压下去?这场起义为后汉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虽在《后汉书》之外，但要得到它的答案，我们却仍必须通过范晔字里行间中显出的蛛丝马迹来整理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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