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归》讲的是民国时期中国大师的群体命运变迁历史。资料夹杂了各类官方文献和野史趣闻，和作者爱憎的感情交织在一齐，勾勒出悲怆又真性情的一个个人物。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五篇读《南渡北归》心得，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读《南渡北归》心得1
花了三个月的时间读完《南渡北归》，第一部：南渡，第二部：北归，第三部：离别。所谓南渡，描述抗战发生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冒着抗战的炮火由敌占区流亡西南的故事;而北归，则是指他们再回归中原的故事。第三部：离别，是全书最揪心也是最发人深思的一部。一代大师，七零八落，悲欢离合，一言难尽……
《南渡北归》让我从另一个视角看历史。在没读这本书之前，我只明白傅斯年、梅贻琦、陈寅恪等这些人的名字。如果不读这本书，我不明白在这些人名字的背后所散发出来的人格魅力和厚重的历史。如果不是读这本书，我会认为用伟大来形容一个人的人格似乎太矫情。但读了《南渡北归》这本书，我明白，用伟大形容这一颗颗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璀璨珍珠，实在不够。我甚至为自我以前不清楚这段历史而深感羞愧!
掩卷长思，感触最深的是那一代人的信仰。那个年代的留学生，没有一个人想在国外长久地呆下去，也根本没有人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海归与几十年后的新生代“海龟”有较大的不一样，在当年海归的梦想里，有成就一位学术界大师的心愿，没有捞个大官或弄个百万富翁的追求。心中装满的是科学救国、振兴民族的梦想与抱负。在他们回国后选择职业的时候，也没有人会研究到地域、薪资、职称的问题。那一代留学回国的知识分子身上的高尚品格唤醒了失落的灵魂，这让我明白了，简单而执着的人在任何逆境中都有充实的人生，而抵不住诱惑的心灵，终究没有依托。
《南渡北归》第三部“离别”中有的部分写得过分实在，怒气和怨气都跃然纸上，有点儿像中国的工笔画，重彩。相比之下杨绛先生写的《干校六记》，更像是中国的水墨画，写意，叫读者自我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去体会平淡中的惨痛。
也许是家庭与年龄的原因，我读《南渡北归》第三部“离别”更加有感触，也更想走近那个时代了解那段历史。
家父郭可信1941年夏考大学时也曾赶上空袭，可是招考的大学和考生都有准备。考试时间过半赶上空袭，试卷有效，否则在警报过后用第二份考题重考，考生也都分配有躲警报的防空洞。家父就是在这隆隆的炸弹声中考上当时在遵义的浙江大学化工工程。当时的浙大找不到一个地方能够容纳一千多名师生，只好在遵义、湄潭和永兴场三处。那时遵义都没有电灯，更别说是湄潭和永兴场了。当时一年级的学生上课住宿都在永兴场的江西会馆及楚馆。二年级学生理、农在山清水秀的湄潭，文、工、师范在历史名城遵义。黔北比较偏僻交通不便，好似远离战火的一块安乐土。加上风景优美，更有名师授业，难怪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来到湄潭后说浙江大学很像剑桥，有一种田园诗般的乡土生活和宁静的学术空气。
家父1946年夏从浙大化工系毕业后考上公费留学，去瑞典学冶金。九年后，学成归国。
这三个月的时间，与大时代完全交融在一齐，忘却了自我，也忘记了整个世界。所谓安静，那是真正安静的三个月，自我仿佛是一粒穿越时空的浮尘，在那战乱频发、炮火纷飞的年代，跟着那一个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穿梭在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中，感受着他们的感受，呼吸着他们的呼吸。情恸难抑之处，泪水长流，不能自已。
我经过《南渡北归》这本书，走近那个年代，走近父亲……读完已两月有余，灵魂似乎还在那段历史中徘徊，深感与父亲同在，不愿归来……
读《南渡北归》心得2
关于民国，我最先了解的资料应当是年幼时的电视剧，对民国的印象也很刻板：衣香鬓影与纸醉金迷;军阀与戏子。短见。
之后再看民国，印象最深的是文人。与我的理解，民国是一个宗师辈出的时代，“宗师”而非“人才”。似乎民国的文人总有一些特殊气质。我想最典型的是西南联大。
那是一个多么辉煌而梦想的学校啊。纵使外界炮火连天，校内的师生们仍然全身心的奉献于知识。看过汪曾祺的散文集《跑警报》里面的资料生动趣味中又让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他们能够在炮火中，淡定的学习，而如今的我们却连上课安静有时都很难做到。
我想起电影《无问西东》中的一幕，学生与教师一齐在漏水的教室中静坐听雨，多么完美的一幕。那是旧时代的留影。
我对陈寅恪在王国维悼文中的一句话印象深刻“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我想这也是民国文人的立身要诀。不可否认，民国文人中也有类似于胡兰成者，在中日问题上，由于自我的思想问题，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但更多的是类似于章太炎、朱自清等人的清高。
这些文人，日子过的很不好，他们在名缰利锁中闪躲，在枪炮战火中挺身。可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却不会感到他们的艰难。他们精神的高大让他们那战火中晦暗不明的生命在历史长河中闪烁。
我对于文人们的了解是很浅薄的，大多是在一些记录文学中了解。但实际上仅有通读他们的作品再结合他们的人生经历才能真正了解他们。林语堂先生前期作品大多是半文半白，我很难通读，更别说陈寅恪、辜鸿铭等人。我较喜欢的文章还是朱自清、梁实秋、鲁迅等人的散文和小说。
我比较喜欢吃，对民国文人的关于吃的文章也看了很多。大家都说汪曾祺先生关于食物文化写的好，我却更喜欢梁实秋先生的《雅舍谈吃》，梁实秋先生从小生活在老北京，家里比较富裕的他对于北京几个阶层的食物都很有一番见解。果然，文学艺术来自于生活。我是比较羡慕那个年代的文化氛围的，但我又想，若我真的存在于那个时代，却未必有那样的精神在战火中学下去。或许，民国文人们的伟大正在那里。他们身处黑暗，却创造出光明。
读《南渡北归》心得3
读罢《南渡北归》，掩卷而思，心境久久不能平静。大师们令人仰止的高大身影，倾倒众生的人格魅力，光辉深邃的文化造诣，起伏多舛的命运转折，无不让人在深深的感慨之后又久久难以释怀!在缅怀心目中那些难以企及的大师的时候，更应当思考是怎样的一片文化沃土才能在同一时期产生如此耀眼的群星。大师，是人类永远的文化财富。然而，从抗战胜利到此刻，中国几乎没有走出几位大师，与彼时的大师云集相比，不仅仅是相形见绌，甚至能够说是有云泥之别。我们需要透过历史的娴云，从已经远去的大师的背影中寻找大师成长的渊源。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便是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抗日战争与危难时期对于知识界是两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在抗战八年中，无论是几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还是在水田里捉青蛙的童第周，抑或月下讲“红楼”的刘文典，都在日机轰炸、物价飞涨的艰苦环境下，不仅仅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还在自我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危难时期后的知识分子，又是什么样貌呢?陈丹青对1970年“危难”后第一次文代会的描述是这样的：“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我看见什么呢?看见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这些文学艺术界翘楚的面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萎靡的。
自古以来，即使文人相轻，但每一个文人心中都有强大的精神与风骨。古代是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激励他们十年寒窗苦读;而近代，则包含着爱国情怀、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对民族崛起的期望，以及对完美生活的强烈向往，这种复杂的情感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抗日战争中，日寇的铁蹄使国家山河破碎，虽然知识分子亲友离散、生活窘困，但所有这些在给予他们打击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励了他们的精神，激起了他们的斗志——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界非但没有崩溃，反而越挫越勇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危难”中“杀人诛心”式的批判不仅仅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肉体，更重挫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风骨，这种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痛击直接导致了精神的“坍塌”和“扭曲”。缺少了学术自由和兼容并包的精神的学术界，无法孕育出独当一面的大师，实在是一件太正常可是的事情。
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环境是制约大师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从封建社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危难时期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再到改革开放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短短几十年中人们对知识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1977年恢复高考，这无疑是重新确立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从中国人口现状和文化传统来看，高考和其所代表的应试教育既具有其不可替代性，又问题重重。一方面高考制度给了所有人一个奋斗目标，提高了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另一方面，高考指挥棒导致了唯高考马首是瞻，又极大地限制了全民的创新本事，直接导致在全民受教育度、平均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景下，却鲜有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大师的出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文盲在国民中所占比例很大，阶级差距则更大——文盲的后代往往世代文盲，知识分子的后代往往世代知识分子——这个看似十分不协调的体制却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一代大师群体。陈寅恪们大多生于书香门第，一方面自小理解传承至今并不断发展的中国古典文化，一方面学习先进创新的近现代西方科学。自晚清开始，西学东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彼此交融的教育体系一向持续，到此时方完成了质的飞跃，而这个飞跃的最突出表现就是大师的出现，从而实现了文化界的繁荣盛景。而今日呢?我们最为缺乏的正是传承和耐心。在这种急功近利的状态下，文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积淀，在这种丢掉了“百年树人”教育真谛的浮躁中，又如何能产生大师呢!
急功近利的风气同样表此刻学术环境中。从北京大学教授的“门修斯(孟子Mencius)”，到同济大学教授的“昆仑(毛泽东/《念奴娇·昆仑》)”，再到清华大学教授的“常凯申(蒋介石Chiang-Kai-shek)”，更不用说还有著名的华东理工大学博士对“卧槽泥马”在《解放日报》上的官方“专家解答”和北大教授的“40岁时没有4000万别说是我学生”的论调，无不使“高等学府”这座“象牙塔”散发出与之不符的肤浅、浮躁和铜臭味。反观抗战八年，偏安于西南边陲简陋学校中的师生们同吃同住，虽然食不果腹，但凝聚力极强;虽然文人相轻，却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虽然学派林立，但也能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原则。八年抗战的艰苦生活虽然给他们的身体与精神都造成了极大的苦难，但他们对知识心无旁骛的专注和浓厚的学术氛围却是目前很多高校所无法比肩的。
纸上谈兵无益于事，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时至今日，颠倒是非的危难时期已不复存在，让我们摒弃那些只知媚上欺下的伪专家，真正秉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学术思想和“大胆假设、细心求证”的学术态度，重新确立学人的信念与目标，那么，再一次的文化繁荣也许就会在几代人中出现。
中国不是“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而是“大师远去，暂无大师”。
文章从读书人萎靡的精神状态、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环境两个方面，剖析了“大师远去，再无大师”的社会、文化成因，试图透过历史的烟云，探寻大师成长的精神足迹，呼唤文人强大的精神风骨。文末“大师远去，暂无大师”，警醒、激越，显示了年青的一代的梦想主义的价值追求。
读《南渡北归》心得4
通常说起历史，人们多会想起一些著名的战役，想到的是战士们的英勇献身，可是这部《南渡北归》却带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读历史。大家都明白鲁迅弃医从文，用思想来影响国人，但其实，大师们所做的还远不止这些。
书中记载了这么一段历史：1930年9月，梁思永等人到东北进行考古调查，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研究奠定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也才有了两年后有傅斯年撰写的《东北史纲》，书中第一条便是“近年来考古学者人类学者在中国北部以及东北之努力，已证明史前时代中国北部与中国东北在人种上及文化上是一事。”由此事实依据驳斥了日本人“满蒙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理论，给日本“指鹿为马”者当头一棒，为中国人大出了一口志气。
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当初梁启超坚持鼓励自我的儿子学习考古，尽力发展国内的考古业的原因了吧。文人们有自我捍卫国家尊严的方式，相比上战场冲锋陷阵，文人们所做的更多是幕后的事，而这些，又如蔺相如和廉颇文武共行般是不可或缺且相辅相承的。
这本书，带给我更多感动的则是那一代大师们在战乱中奋力保护祖国文化，传承祖国文化的那种坚持，数年颠沛流离，数次哀叹山河破碎，可也许是时代造英雄，这一代文人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依旧保留了进行学术探究的严谨态度，也才有了我们此刻看到的那一本本著作，和那些一点一点被抢救回来的文化。
而对这一历史温情感受最深的60后作家岳南也传承了这种精神，这本《南渡北归》他写了八年，数次进行实地考察，就如他在采访中所说：“我看到他们当年用什么锅，睡的什么床，描述的时候就更加真实。”而大家也会发现，书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有详细的解释并附上了具体的资料来源。
最终说一说这本书的封面一行大字：“大师远去再无大师。”我想这也许是欠妥的，不一样的时代需要不一样的人才，此刻也有着很多为发展而努力奋斗，作出大贡献的青年人。但这句话也应当作为对后世的一个警示，在争着评教授职称，为金钱所迷惑双眼的此刻，更应当有些人能够一心扑进科学，把全部生命奉献给自我所从事的学科。
推荐这本书，就如作者岳南所说的这样，期望你们能在这套书中读到“人文的，追求自然的和自由的生活的那一种，历经苦难而不悔的那种，生活的勇气和精神得到张扬的那种”历史温情。
读《南渡北归》心得5
最近，最终把《南渡北归》这本书看完了，回想起来，这本书从买来到看完，话费了半年的时间。
个人觉得，看《南渡北归》需要耐心，因为有几百万字的篇幅，更要有足够的理性，因为这本书给你的想象空间是无穷大的，稍有疏忽就容易陷入愤世嫉俗。在整个阅读过程中，作者岳南隔空打牛、言此意彼的写作风格，就像一根根无形的线牵着我的目光，使我恋恋不舍地跋涉完这段悲喜交加的“书”途。每每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桥段时，难免哑然失笑，笑过之后的余味，却是深深的悲凉。
《南渡北归》一本书能让读者如此不知不觉中陷入思索之阵，自然是大大的了不起，而书中的吉光片羽，则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南渡北归》这本书是写现当代渐渐远逝的大师群体。在那里有光环但并不刺眼，而是貌似随意地信手拈来，有褒有贬、有庄有谐、有血有泪、有喜有悲，让读者在大师们巨大的光环底下，仍能瞥见他们最真实的一面，最温暖的一面，最可爱的一面。
我看到，在纷繁复杂的政治面前，大师们依然葆有傻乎乎的天真烂漫。当隆隆炮火烧到北平城墙之下的时候，朱家骅、傅斯年等学界精英进取奔走，力争尽量多的“抢救”学人，“投奔”台湾。纵然拼尽全力，朱、傅二人在台湾的境遇却让人唏嘘不已，前者被老蒋故意“找茬”摘掉教育部长的官帽，而后者则是在连一条棉裤都买不起的境况下，贫病离世。这二人的窘境是迁台学人的一个缩影。胡适虽然是著名的学界“大鳄”，过得却同样不甚风光，要忍受台湾同行的明枪暗箭，还要忍受小儿胡思杜的检举揭发，精神上的悒郁可想而知。在胡适迷人微笑的背后，其实是一颗千疮百孔的心。最终，这位古稀老人在一次宴会上溘然离世，总算死后备极哀荣。我想这份哀荣是以胡适为代表的具有独立治学精神的学者应有的。在胡适死后若干年发动的那场浩劫中，在红卫兵歇斯底里的批斗声中，以往进取揭发过他的学生、朋友、亲戚，不明白想到的最多的又是什么是懊悔，是自惭，还是恼恨上天确实开了个冷玩笑——这一出闹剧明明已有前车之鉴，很多自以为得计的学术精英却依然趋之若骛，唯恐落伍。政治的翻云覆雨，他们哪里来得及看清。当那一记响亮的巴掌打下来，痛的不止是这些老者的脸，还有时代的心。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这几个字赫然印在封面最显眼处，貌似绝决的含义透露出特定时代下的万般无奈与凄凉。那些以往离我们很近的大师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自然生命是远去了，但其卓绝的贡献和高昂的灵魂却不是时代能够抹杀的。乱则隐，治则现的大贤处世法则，我想在任何时代都是奏效的。那么意思已经很明显，大师是有，但他们是否愿意出此刻聚光灯下，就要取决于他们对这个时代的看法了。
我以往看到过有一些活跃在各大媒体上的知名学者，自封大师。那时，我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疑惑“大师”这一大多数情景下属于得道高僧的称谓，怎样会用来给学者冠名。那么看完《南渡北归》，我想我对真正的“大师”有了一个具象的认识。他们学高身正，难道不就是得道之人，不就是“大师”吗和尚修道在寺庙，大师修道在红尘。他们，其实就是最不普通的普通人。
他们是一群可爱的普通人，分解出来就是可怜、有爱。身赴台湾的胡适，临死都不明白以往谩骂他是“美帝国主义走狗”的小儿胡思杜已经自杀，还饶有深情地在遗嘱中提出给小胡分遗产，其状堪怜。一心维系家国命运的梅贻琦，虽然在台湾新竹完成了重建清华的夙愿，但直到生命弥留之际再也没有见过爱子梅祖彦。考古界的巨擘李济，因为海峡两岸的政治对垒，因故旧凋零、思亲情重，最终也郁郁而终。台湾之于中国，是领土的割裂;而大陆之于台岛上的异乡人，则是整个思念的寄托。这份家国情怀，可能是大师们都有的一种普世情怀吧。1946年，林徽因结束了九个年头的颠沛流离，跟家人回到了一向以来念兹在兹的北平，满怀深情地重访每一处故地。抗战结束之时，虽然已受尽病痛折磨，但她依然选择了放弃赴美治疗的机会，选择了“和祖国一齐受苦”。在生命的最终九年，她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这位“智慧女神”的化身，就像一位勇士一样与病魔作着斗争，紧紧守护在祖国的身旁。我想：她的一生，是对得起金岳霖对她“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的哀挽，以及终生未娶的痴情的。
当下，有人不乏嘲讽地说，此刻的生活事故多了，故事却少了，而大师的故事却是少之又少了。我真诚地期待：《南渡北归》不会是一曲挽歌，而是大师故事的一个变奏，是开启大师时代的一把小小的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