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子》相传是战国前期吴起的军事著作。吴起，卫国人，曾任鲁国将军，在魏国做过将军和郡守，在楚国做过宛守和令尹。
《吴子》今存两卷，六篇。《吴子》把战争的起因归结为五种：一是争夺名位，二是掠取利益，三是仇恨的积累，四是内乱，五是饥荒。根据这一基本判断《吴子》对战争进行了具体的分类，它将战争分为五类，即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主张行“义兵”，反对“强兵”、“刚兵”、“暴兵”、“逆兵”。“若行不合道，举不合义，而处大居贵，患必及之。是以圣人绥之以道，理之以义，动之以礼，抚之以仁。”
通过对治军实践的总结，《吴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军思想。其主要内容有：兵“不在众寡”，“以治为胜”。《吴子》极为重视军队的治理，当魏武侯问吴起：“兵何以为胜”时，吴起回答说：“以治为胜”。魏武侯接着又问：“不在众寡?”吴起详细解答说：“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国。”《吴子》提出治军的标准是“父子之兵”，这实际上就是要建设一支内部团结一致、能战能守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吴起认为可以“投之所往，天下莫当”。
“简募良材”。《吴子》提倡组建特种精锐部队，以防备突然事变的发生。即“简募良材，以备不虞”。鉴于这一认识，吴起建议魏武侯“聚卒”、“练锐”，即把民众中勇敢强壮者编为一队；把乐意拼死向前者编为一队；把善于越高超走、轻捷善走者编为一队。认为有了这样的轻兵劲卒，便可攻无不克。《吴子》还主张根据军队成员的身体高矮，体魄强弱，秉性勇怯，智力差别进行适合各自特长的分工，具体做法就是：“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
“教戒为先”。《吴子》重视军队的思想教育，这就是“教之以礼，励之以义”，认为只要士卒有了羞耻之心，军队攻守均得其宜，“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吴子》也重视军队的军事训练，它指出将领或士兵在作战中战死往往是由于其军事技能不熟练，作战失败的原因也往往是由于战术不灵活。指出：“夫人常死其所不能，败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为先。”为此，它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训练方法，内容包括单兵技艺训练、阵法训练、编队教战，以及教练军队联络信号和训练战马等等。
“严刑明赏”。《吴子》主张从严治军，强调用严格的军纪法令来约束将士，使其一切行动“任其上令”，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在军事奖惩上做到“进有重赏，退有重刑”，在实行“重赏”、“重刑”时必须“行之以信”。
“总文武者，军之将”。《吴子》的将才思想集中体现在《论将》篇中。它十分重视将领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良将”“得之国强，去之国亡”，《吴子》心目中“良将”的标准，是指为将者的威严、品德、胆识，足以统率部队，安抚士卒，威震敌军。它认为真正的“良将”也就是文武双全的人，“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
在作战指导思想方面，《吴子》提出了：“用兵必审敌虚实而趋其危”的原则。主张先弄清敌人的虚实，选择有利时机发动进攻，以夺取胜利。《吴子》在“料敌”篇中列举了13种可击的时机，还列举了6种应该暂时退避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对孙武的“避实击虚”思想的具体化。在作战指导上，吴子还提出了“因形用权”的主张，即根据战争情况的变化来决定自己的作战方法。《吴子》重视对敌方情况的了解，即“料敌”。在“料敌”的基础上，《吴子》强调要根据不同的敌情采取不同的谋略和作战方法。这一思想是对孙武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思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