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战国时期尉缭的军事著作，今存二十四篇，《汉书·艺文志》列入“兵形势家”。
《尉缭子》对战争持较为慎重的态度，认为应有必胜的把握，方可进行战争，而决不能凭一时的意气，轻易发动战争：“兵起非可以忿也，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它提倡的所谓“义”战：“凡挟义而战者，贵从我起。”将那种一味追求“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的人称为强盗，主张“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
作为“兵形势家”的尉缭，在作战指导方面，提出了不少新的思想。“兵胜于朝廷”，“欲战先安内”。尉缭认为要取得战争胜利，首先必须要有良好的国家政治制度和措施，才能“战胜于外”，“威制天下”。所以他明确提出了“兵胜于朝廷”、“欲战先安内”的思想。为此，《尉缭子》
主张从整顿政治入手，健全国家政治制度，明确君臣职守，公正审理案件，安抚流离失所的老百姓，使国家内部安定，为“战胜于外”提供一个政治条件。
“先料敌而后动”。《尉缭子》十分重视对敌情的了解和掌握，认为只有在全面了解敌情的基础上，才能出兵打仗，这就是“先料敌而后动。”《尉缭子》之所以强调“先料敌而后动”，就在于它认为只有通过分析敌情，才能对敌人的虚实作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做到以实击虚：“先料敌而后动，是以击虚夺之也。”这样就把作战中的“虚”、“实”和“料敌”联系了起来。
“蚤(早)决先定”。《尉缭子》主张在作战前对作战计划应早有准备，早作决定。“若计不先定，虑不蚤决，则进退不定，疑生必败。”
“或先或后，制敌者”。在作战指导上究竟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尉缭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方面，它主张先发制人，“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因此，它强调“夺人而不夺于人”。但是，《尉缭子》又反对盲目的“贵先”。基于这样的认识，它认为是先发制人还是后发制人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作决定。
兵“以专胜，力分者弱”。《尉缭子》主张集中兵力，反对分散兵力。它说：“兵以静胜，以专胜，力分者弱。……夫力弱，故进退不豪，纵敌不擒。”它还以水来形容集中优势兵力的优越性，“胜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惟专而触诚也。”
“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这是《尉缭子》在治军问题上所持的最基本观点。它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各项制度，“凡兵，制必先定”。军队有了制度，“则士不乱”。并进而论证说：“明其制，一人胜之，则十人亦以胜之也。十人胜之，则百千万人亦以胜之也。”《尉缭子》强调重赏严罚，认为从士兵的本性来说是喜生恶死，他们之所以能勇往直前，不怕死，正是因为“明赏于前，决罚于后”。在《重刑令篇》中，它规定了对战败、投降和逃跑者所用的各种重刑。在赏罚问题上，《尉缭子》一个突出的思想是“刑上究”，“赏下流”，具体地说，就是：“凡诛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