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兵略训》
《淮南子》，亦称《淮南鸿烈》。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伍被等著。大约成书于武帝建元年间。原书分为内篇与外篇，今本《淮南子》仅保存了内篇，外篇早已失传。《淮南子·兵略训》专论军事，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其主要思想如下。
其一，关于战争的起源及性质。作者认为，一切“有血气之虫”都有争斗的天性，人类也不例外，他们由于物质利益不均“则争”，于是战争就不可避免。但作者认为，战争的性质有“得道”与“失道”之分。回顾战争发展史，作者提出了三个阶段的划分：
(1)从“五帝”到殷商以前为“圣人之用兵”；
(2)自殷商至春秋时期为“霸王之兵”；
(3)战国时期则为“晚世之兵”。作者认为，前二者得道，第三者失道，互相间性质不同，并提出：“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
其二，作者继承前人军事思想，提出了“全兵先胜而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主张：
(1)战争胜负的根本，不在军事的强弱，而在政治的得失。得道者得民心，弱可以变强；失道者失民心，强亦可变弱。所以说：“兵之胜败，本在于政。”得道者，可以用军事“佐胜”，失道者不可以希望军事“必胜”。所以，政治强大，虽有军队但不必发动战争，也可使敌人伏首称臣，“此用兵之上也。”这实际上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在汉代的发展。
(2)“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因为政治得失决定军事的胜负，所以在战争之前就必须先谋略于庙堂之上，对双方力量加以比较，从国君、将帅、民心、治乱、军粮、士卒、武器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是否已经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如此可作到先胜而后战。作者称这种“运筹于庙堂之上，而决胜千里之外”的作战方法为“庙战”。
其三，对于战术中动与静的辩证关系，作者也有精辟论述。(1)动则无形，“神出而鬼行”。认为军队不动则已，动则出敌不意，攻其不备，“运于无形，出于不意。”不仅于此，善于采取军事行动者，必须掌握“兵有三势，有二权”，即军事行动要做到：行动迅猛有“气势”，善用地形占“地势”，根据敌情知“因势”；巧妙侦察设伏，称为“知权”，调遣军队灵活有序，称为“事权”。(2)以静制动，“虽未能得胜于敌，敌不可得胜之道也。”《淮南子》的作者对道家思想颇为推崇，津津乐道于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制有为。认为，“敌先我动，则是见其形也；彼躁我静，则是罢(疲)其力也。形见则胜可制也；力罢(疲)则威可立也。”作者认为善采取军事行动者无非有四：或以天时，或以地利，或以巧举，或以人和。然而此四者均为有形之举，必有相应的破除办法。只有无形之举是对方无法破除的，所以说，“唯无形者无可奈也。”那么什么是作者所推崇的无形之静举呢?按作者的描述，即那种“无法无仪”、“无名无状”、变幻莫测的军事韬略。
其四，像其他兵书一样，《兵略训》亦很重视将帅的作用，作者用很大篇幅阐述了有关将帅的理论。
(1)将帅根据其能力可分为上中下三类：“上将”，能够得天道、得地利、得人心，且用兵坚定而有气势，是常胜将军；“中将”，不知天道、不知地利，但得人心，有气势，胜多而败少；“下将”，无坚定主张，性自多疑，“居则恐惧，发则犹豫”，动辄败北。
(2)“将军之心”要宽宏公允，含而不露。既能随时变通，又不轻易受外界环境影响而动摇主张。凶如猛虎，狡似狐狸。对敌人要“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将欲西而示之以东”，举措动静，人不能识。
(3)将帅要威仪并用，与士卒同甘共苦。威仪并用就是赏罚分明，赏使士兵冒死征战，罚使士兵令行禁止，如此，军队才有战斗力。此外，将领必须爱兵，才能得到兵的爱戴，“上视下如子，则下视上如父。”所以，“将必与卒同甘苦，俟饥寒。”
(4)将帅应具备以下“三隧、四仪、五行、十守”诸项优秀品质：“三隧”是知天道、习地形、察人情；“四仪”是，为国不拥兵自负，为主不顾身，见难不畏死，决疑不避罪；“五行”是，柔而不卷，刚而不折，仁而不犯，信而不欺，勇而不凌；“十守”是清白、远虑、坚定、清醒、不贪、不。淫、不好辩、不推诿、不喜、不怒。
(5)作者认为将帅最应注意的是士气的“实”与“虚”：官兵有隙，互不相得为虚；上下同心，同仇敌忾为实。“虚实之气，兵之贵者也。”两军之争，“实则斗，虚则走。”
(6)要求将领能“秉众人之智”，“用众人之力”，认为一个将领要统帅军队，完成任务，必须建立一个合理的司令部体系，这个司令部应包括以下几方面专门辅助人员：“尉之官”，即军事参谋人员；“侯之官”，即侦察人员；“司空之官”，即后勤人员；“舆之官”，收容联络人员。这比《六韬》的有关论述更为充分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