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西方国家在非洲的探险活动
1415年，葡萄牙侵占了摩洛哥的休达，建立起非洲第一个殖民据点。从这时起，西方殖民者开始把侵略的魔爪伸向非洲大陆。此后，葡萄牙人沿非洲西海岸南下，在几内亚湾、刚果和安哥拉沿海建立殖民据点。1487年，巴托罗缪·迪亚士到达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当时称风暴角)。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船队绕过好望角，开辟了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十六世纪初，葡萄牙人在东非沿岸侵占了一些据点。从十七世纪初起，荷兰、英国和法国相继侵入非洲，它们在西非和南非地区进行角逐。
然而，直到十八世纪末，尽管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非洲已有长达300年的历史，尽管他们所进行的万恶的黑人奴隶贩卖已经给非洲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非洲却仍然是神秘的。它只是“一条海岸线，而不是一块大陆”，90%以上的地区还鲜为人知。酷热的气候，可怕的热带疾病，沙漠、莽林、瀑布等造成的交通障碍，以及非洲人民对掠卖奴隶的敌视和反抗，使得欧洲人除了沿海地方以外，对非洲内陆的知识几乎还停留在希罗多德、托勒密、伊本·巴图塔和利奥·阿非利加的时代。尼日尔河究竟流向哪里?古老的尼罗河究竟源自何处?东非内陆果真象久已传说和记载的那样，有一座月亮山么?所有这些问题，依然引人注目，令人迷惘。因此，在当时绘制的地图上，非洲内陆还是一大片空白，只画着几条未经勘察的大河与几个未经确定的国家的名字。有时为了填补空白，竟画上一头大象。
为了深入认识非洲内陆，葡萄牙人早在十六世纪就曾设法到达西非名城廷巴克图，英国人在十七世纪初也曾企图溯冈比亚河而上，但都失败了。在整个原始积累时期，西方奴隶贩子只在沿海一带活动，几乎从未深入过内地。阿拉伯人也从不让欧洲人经北非通过撒哈拉沙漠南下西非。法国人只是到十七世纪末才溯塞内加尔河而上，到达古加纳国西南的产金区。在东非，葡萄牙人为了掠夺黄金，也曾一度到达莫诺莫塔帕。在这一段时期，欧洲人仅对埃塞俄比亚了解多一些。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的进行，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需求，作为一种巨大的经济动因，推动着西方资产阶级以新的狂热向世界各个角落进军。他们“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非洲也就从掠夺奴隶的对象转变为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对象。这样，非洲内陆市场及原料供应情况及其潜力，便成为西方资产阶级日益迫切需要了解的问题。同时，对市场和原料产地的控制也要求更多地了解和熟悉非洲内陆的地理环境、经济活动和人民的风俗习惯，等等。非洲自然的神秘感便必然要被西欧社会的经济力所打破。
最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在这方面的变化最早、最典型。英国本来是掠卖黑人奴隶最起劲、活动最猖獗的殖民主义国家。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它对工业原料的需求逐渐超过了对黑人奴隶的需要。英国对非洲的货物进出口有了很大增长，在1720年只值13万英镑;1775年，已上升到86万6千英镑。再以棕榈油为例，这种可以兼作肥皂、蜡烛和机器润滑油的原料，在大机器生产迅速扩大、城市人口剧增的情况下，需要量日益增长。1806年，从西非油河地区(贝宁河至雷伊河一带，即通常称为奴隶海岸的地方)输往利物浦的棕榈油为150吨，50年后达到2，500吨。输出一船奴隶的利润，渐渐不敌一船棕榈油的利润。仅仅西非一个地区沿海的一项原料贸易，就能给英国资产者带来如此巨大的利益，那么，非洲广阔内陆市场被打开后的远景，对于唯利是图的西方资产者，又该是多大的诱惑啊!
1832年议会改革后，英国的工业资产阶级战胜了“食利者”，在政权中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或者直接由政府出面，或者支持、赞助某些协会之类的组织，积极进行非洲内陆的探险。因而英国充当了探险活动最积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并成为这一时期探险家们的摇篮。1788年，在伦敦建立了旨在探查非洲内陆情况的团体——“非洲内陆考察协会” (简称非洲协会)。1831年，它合并于“皇家非洲学会”，直接由英国政府管理，声势更大。法国也不甘落后，1824年“巴黎地理学会”竟专设奖金，悬赏探查西非内陆，特别是声名远扬的古城廷巴克图。
对非洲内陆的探险热潮开始了。
西非尼日尔河流域的探险活动
由于大河流域往往人烟稠密，物产丰饶，而河流的水系又是最现成、最便利的商路，所以探险活动最先就从非洲的几条主要河流开始。又因为西非是西方殖民者长期进行贩奴活动的地区，故而尼日尔河便首先被提上了探查的日程。
早在希罗多德时代，那位“历史学之父”就已记述了利比亚的纳撒蒙人穿越沙漠探险时到达一条向东流的大河。几乎可以推断，这条河流就是尼日尔河。不过，希罗多德却将它同尼罗河说成是同一条河流。这种说法影响久远，直到十四世纪伊本·巴图塔亲身游历尼日尔河中段时，仍然将它误认为尼罗河。中世纪另一位阿拉伯大地理学家伊德里西则认为，尼罗河与尼日尔河(他称之为“黑人的尼罗河”)同源于月亮山，又将沙里河、贝努埃河、塞内加尔河与尼日尔河统统错当作同一条向西流的大河。这一说法后来被“航海者”亨利亲王(1394-1460年)所接受，以至当葡萄牙船队于1445年抵达塞内加尔河口时，竟以为发现了尼日尔河的入海口。此外，欧洲的地理学家们还根据利奥·阿非利加的错误报道，在十六至十八世纪绘制的非洲地图上错标了尼日尔河向西的流向。因此，澄清上述种种纷杂、矛盾的论断，找出尼日尔河真正的流向与终点，就成为“非洲内陆考察协会”给自己规定的第一项任务。
西方列强在非洲的主要探险活动图
经过几次失败的试探之后，这一使命落到了年轻的苏格兰医生蒙哥·帕克(1771-1806年)的身上。1795年6月，这位年方24岁的青年探险家到达冈比亚，奉非洲协会的指示和资助前往尼日尔河，弄清该河的流程、起源和终点，并访问其邻近的主要城镇。帕克在冈比亚用了5个月的时间进行准备，适应当地情况，学习曼迪语，然后取道塞内加尔河上游流域向尼日尔河进发。他在沿途遇到不少困难，甚至曾被卡阿尔塔地区的一个酋长囚禁了4个月，最后仅带了马匹和一只袖珍罗盘脱身，于1796年7月21日到达塞古地方，看到他“梦寐以求的波澜壮阔的尼日尔河，在晨曦中闪闪发光，象流经威斯敏斯特的太晤士河一样宽阔，悠然东逝”。这样，历史上长期未能确定的尼日尔河流向问题，终获解决。接着，为了探查尼日尔河的流程，帕克又由塞古沿河向下游走了6天，约80英里，在西拉地方因供应断绝和极度疲劳而折回。
帕克的这次探险虽然查明了尼日尔河的流向，但关于它的长度和终点问题仍未解决。只是从当地非洲人那里得到一个该河“一直流到世界尽头”的答案。无论是出于有意隐讳还是真正无知，非洲人给予帕克的这一答案只是使欧洲地理学家们对尼日尔河的终点问题更加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有的认为它最后流入一个名为“北非之沼”的巨大沼泽;有的设想尼日尔河同刚果河是同一河流;有的则仍持旧说，断言尼日尔河与尼罗河是同一河流。只有极个别的人对此有过正确的猜测。为此，英国政府派帕克再下西非。1805年初，英国殖民部出资装备的、由40名欧洲人组成的探险队，在帕克率领下前往西非，但抵达尼日尔河时大部分队员均在沿途死于热病和赤痢。帕克一行乘独木舟自巴马科顺流直下塞古·散散丁，并继续向未知的下游驶去，准备直放河口。但从1805年11月19日以后，他们便杳无音讯，大约是在1806年2月于散散丁下游1千英里的布萨急滩地区丧生了。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重新组织力量探查尼日尔河下游及河口的情况。1822年，受英国政府派遣，狄克逊·德纳姆少校、沃尔特·伍德内医生和休·克拉伯顿中尉(1778-1827年)，从北非地中海沿岸的黎波里出发，南下横越撒哈拉，于1823年2月到达乍得湖，成为第一批看到这个中苏丹地区内陆大湖的欧洲人。由于认为乍得湖乃是打开西非水系之谜的钥匙，探险队勘查了湖区周围一带，发现了注入该湖的沙里河。不久，德纳姆单独向东南前进，而克拉伯顿和伍德内医生则西向穿过豪萨诸城邦，前往尼日尔河。伍德内医生在途中死后，克拉伯顿继续前进，到达新近崛起于西苏丹地区的富拉内人伊斯兰教神权帝国的首都索科托，见到了第二代苏丹穆罕默德·贝洛，受到后者的友好接待。贝洛在沙地上为克拉伯顿画了一幅尼日尔河图，并告诉他说，如果欧洲商人由几内亚湾的尼日尔河口溯流而上，即可到达豪萨地区。不过，贝洛却断然拒绝克拉伯顿由索科托前往近在150英里之外的尼日尔河。克拉伯顿只得折回旧路，在乍得湖附近会同德纳姆，于1825年返回英国。
不久，克拉伯顿受英国政府派遣，再次前往西非。这一次，他从贝宁湾出发，穿过约鲁巴地区(今尼日利亚西部)，并在1826年7月间在布萨附近渡过尼日尔河，抵达卡诺·索科托。这次，贝洛对英国扩张意图有所警惕，拒绝同克拉伯顿达成任何协议。克拉伯顿愁病交加，殁于索科托附近。
克拉伯顿死后，他的仆人理查德·兰德尔继续遍访了豪萨地区，取道旧路，穿过约鲁巴地区到达几内亚湾。返回英国后，他出版了已故主人的旅行日志。英国政府遂委派他继续完成克拉伯顿的未竟事业。1830年3月，英国殖民部派遣理查德·兰德尔在他的兄弟约翰陪伴下到达几内亚湾的巴达格里，从该地出发，抵尼日尔河的布萨，然后溯流而上大约100英里，进行考察。接着，他们在当地黑人陪同下，顺流向下游航行，并于途中发现了尼日尔河最大的支流贝努埃河;最后终于到达贝宁湾的布腊斯，证实了尼日尔河口原来就是欧洲商人长期在此活动的油河河口。
曾经数次组织和亲自参加尼日尔河探险的英国船主莱尔德有一段话，典型地、一针见血地说明了尼日尔河探险活动同英国资产阶级殖民利益之间的关系。他说：“大不列颠的影响和贸易会顺着这条航道渗透到该地区最遥远的角落。一亿人会被引来同文明世界直接接触，我们的工业会获得广大的新市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大陆会把自己的财富展示在我们的商人面前。”
大致就在克拉伯顿和兰德尔探险的同时，法国人加斯帕尔·莫利昂在1818年确定了塞内加尔河与冈比亚河的发源地;英国人亚历山大·戈登·莱恩和法国人勒内·卡耶分别于1826和1828年访问了廷巴克图。作为第一个访问廷巴克图之后生还的欧洲人，卡耶还绘制了一幅相当精详的廷巴克图城市图，绘出了该城不同形状的建筑物和清真寺。特别是德国人亨利希·巴斯在英国政府的资助下，于1850至1855年对中、西苏丹广大地区进行了详尽的考察，行程达1万英里，写了《非洲北部和中部的旅行和发现》一书，记载了关于这一地区人种、历史和语言等各方面的宝贵资料。至此，以尼日尔河为中心的西非内陆广大地区的探查活动，基本上告一段落。
南部与东南部地区的探险活动
在拿破仑战争中，英国占领了荷兰在南非的开普殖民地。战后，又通过条约形式正式将其攫为己有，并以此为据点向南部非洲广大地区扩张。因此，在尼日尔河的探查告一段落之后，英国政府和探险家们的目光就自然转向非洲南部。执行这一地区、特别是赞比西河流域探查任务的先驱者和关键人物，是英国的著名探险家、传教士戴维·利文斯敦。
戴维·利文斯敦(1813-1873年)，1838年加入伦敦宣教会，不久，被派往南非传教。1841年，利文斯敦到达伦敦宣教会驻南非最北面的传教站库鲁曼地方工作。为了开辟一条传教和贸易的道路，利文斯敦开始进行探查，致力于寻找一条从沿海深入中部与南部非洲内地的路线。1849年8月，他成功地穿越了南非卡拉哈里沙漠，发现了恩加米湖;1851年，又发现了赞比西河。
从1852年起，利文斯敦在南非开始了长期的、大规模的探险活动。他先由南非北上赞比西河，然后溯赞比西河向非洲西海岸前进，沿途受到当地非洲人民的友好接待和慷慨援助。1854年5月，利文斯敦到达当时正处在葡萄牙人统治下的大西洋岸的罗安达。同年9月，离开罗安达向非洲东海岸进发。由于沿途遇到疾病、暴雨、江河泛滥和当地一些部落的敌视等困难，一年以后才到达赞比西河上游的林扬迪。利文斯敦在迟缓的行程中耗尽了自己的全部装备，只是在马科洛洛酋长的帮助下，补充了人员和物资，方得以继续自己的旅程。1855年11月，利文斯敦到达举世闻名的赞比西河大瀑布。他实地考察了这个当地人民称之为“莫西奥图尼亚”(意即“响雷的烟雾”)的大瀑布，并以英国女皇的名字将其命名为“维多利亚瀑布”。1856年5月，利文斯敦历尽辛苦，终于到达非洲东海岸濒临印度洋的克利马内，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第一次自西到东横跨了古老而神秘的非洲大陆。
当利文斯敦返回英国时，突然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传教士变成了举国欢迎的英雄。他宣布自己将为开辟非洲“合法贸易”之路的事业献出生命，号召国人追随他的足迹继续前进。这一号召在英国引起热烈反响。由于利文斯敦的活动十分适合英国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非洲的殖民政策，因而英国政府不久便支持他领导一次较大规模的赞比西河流域探险活动。1858年3月，利文斯敦率领探险队前往非洲。但这次探险遇到重重困难，并很快就查明赞比西河完全不适于作为内河航运的商路。在探险旅途中，他们在当地人民的指引下发现了尼亚萨湖(马拉维湖)。后来，还勘查了鲁伍马河。在这次探查过程中，利文斯敦发现了一条从内陆渡过尼亚萨湖到达东海岸的贩奴路线，并对贩卖黑奴的罪恶活动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这一活动激怒了鼓励奴隶贸易的葡萄牙东非殖民当局。在葡萄牙人的压力下，利文斯敦被迫中止自己的探险，于1864年返回英国。
1866年初，利文斯敦又从英国抵达桑给巴尔，单独对东非内陆进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探查。在数十名当地非洲人的陪伴下，他从坦噶尼喀出发，在1867和1868年先后考察了姆韦鲁湖和班韦乌卢湖，于1869年3月到达坦噶尼喀湖东面的乌季季。从这里又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最远曾在1871年到达卢阿拉巴河即刚果河流域上游一带。1871年10月，身体十分虚弱的利文斯敦在折回乌季季以后，遇到了专程受雇前去寻找他的《纽约先驱报》记者亨利·斯坦利。此时，他同国内中断联系已经三年多了。在斯坦利的陪同下，利文斯敦又到坦噶尼喀北端进行了一番探查，推翻了他自己原来坚持的关于坦噶尼喀湖同尼罗河水系相连的看法，但仍坚持姆韦鲁湖和刚果河上游某些支流是注入尼罗河的信念。他不顾重病缠身、物资匮乏等严重困难，拒绝同斯坦利一道返回伦敦，单独留下来继续在班韦乌卢湖和加丹加一带探查，于1873年5月病故在今赞比亚班韦乌卢湖附近的奇坦博村。
尼罗河上游地区的探险活动
寻找尼罗河源，是十九世纪非洲探险活动的又一个重点。希罗多德在评论古代埃及文明与尼罗河的关系时，讲过一句名言：“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古埃及人尽管曾经向南深入到喀土穆以南，却仍解不开对自己的生活有极大意义的尼罗河河源之谜。就连公元前460年访问过埃及、并曾旅行到阿斯旺的希罗多德本人，对于这个问题也只是留下一些各不相同的传闻。到了公元初年，由于地中海与红海、印度洋贸易日益发展，非洲东海岸出现了一些市镇，与内地联系不断增强，使更多关于内陆的传闻得以反映到当时一些地理学家的著作之中。斯特拉波曾记述尼罗河每年的泛滥是由于埃塞俄比亚高山下的大雨而引起的。托勒密则认为白尼罗河源自非洲中部一座名叫月亮山的终年积雪的高峰。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的地图上还标出尼罗河水穿过两个湖泊，这同尼罗河上游的实际情况颇有一点近似，显然是汇集了古代东非及东北非各族人民辗转相传的见闻。
十七世纪初，西班牙耶稣会士佩德罗·帕埃兹成为第一个看到青尼罗河源的欧洲人。后来，在1770年左右，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布鲁斯利用给当时统治埃塞俄比亚的腊斯·米恰尔的儿子治病的机会，在埃塞俄比亚人民的帮助下，对尼罗河的上游青尼罗河作过一番考察。十九世纪上半叶，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征服苏丹后，又曾下令探查白尼罗河的河源。但是，他所派遣的探险队最远只到达今日朱巴港稍南的地方。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籍驻蒙巴萨的传教士路德维希·克拉普夫和约翰·雷布曼最先看到乞力马扎罗山和肯尼亚山的雪峰(1848-1849年)，并在当地商人们那里听到关于内地有一个长达800英里的大海——“乌季季海”的传闻。他们的报导，进一步刺激了欧洲人探查尼罗河的热情。加之穆罕默德·阿里改革失败后，埃及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特别是苏伊士运河工程的动工，使西方殖民列强在这一地区的利益骤然增长，更加急于发现并控制尼罗河源，以便控制埃及和苏丹等地区。
1855年，英国驻印度殖民军队的军官理查德·伯顿和约翰·斯皮克从非洲东海岸的巴加莫约出发，于1858年初抵达坦噶尼喀湖。在这里，他们进一步从当地人那儿获知，乌季季海一共有三个湖。斯皮克单独继续前行，到达了维多利亚湖南岸。他认为，维多利亚湖就是尼罗河的源头。
1861年，斯皮克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委托，由詹姆斯·格兰特陪同，再次深入东非内陆进行勘查，目的是证实他本人关于维多利亚湖乃是尼罗河源的观点。他们先到达塔波拉，然后折向维多利亚湖西岸的卡拉格维。他们在那里看到西边160公里处的维伦加山，认为这座山就是著名的月亮山。他们还发现了卡格腊河，认为该河是注入维多利亚湖的主要河流。1862年初，绕行维多利亚湖的斯皮克与格兰特到达了湖北面的布干达国家，对该国情况作了详细的记载。他们获得布干达国王穆特萨的准许，继续前往尼罗河，终于在1862年7月到达里傍瀑布。在亲眼目睹了维多利亚湖水直泻朱巴河以后，斯皮克欣喜地写道：“我看到了古老的尼罗河之父，它无疑是起源于维多利亚湖的。”此时，他们听到还有另一个湖泊的消息，并在向尼罗河下游前进的归途中，在冈多科罗地方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另一对探险家——贝克和他年轻的匈牙利籍妻子。贝克夫妇根据斯皮克与格兰特的指引，发现了阿伯特湖(1864年)。这样，尼罗河源的问题终获基本解决。
刚果河流域的探险活动
刚果河流域是西方殖民主义者活动最早的地区，但对它的勘查却作得最迟。早在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就来到这里，在河口附近地区的刚果王国进行罪恶的贩奴活动。1816年，英国海军部组织了一支装备优良的探险队，由贾基上尉率领，溯刚果河而上，准备对刚果河流域进行详细勘察，他们只到达下游的伊桑吉拉，就全部病死。此后60年，伊桑吉拉以远一直无人问津。
对刚果河进行比较彻底探查的，是亨利·摩尔顿·斯坦利(1841-1904年)。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因找到失踪的利文斯敦而名噪一时。1874年，在美国和英国两家报纸资助下，斯坦利组织一支探险队，再次赴非洲探险。他首先进一步考察了东非内陆的湖区，周航了维多利亚湖，继续西行，发现阿伯特湖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与坦噶尼喀湖相连。接着，在1876年，斯坦利自刚果河上游顺流而下，行程2，750公里，抵达伊桑吉拉，基本走完了刚果河的全程，于1878年返回英国。这时，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开始着手瓜分非洲，斯坦利遂投靠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1879至1884年，他第三次深入中非刚果河流域，用暴力、欺骗和收买等手段，为利奥波德二世攫取了刚果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但是，斯坦利的这次活动，遇到了来自法国的严重挑战。
原来，自七十年代起，在普法战争中遭到惨败的法国，十分重视海外殖民地的攫取与掠夺，以此作为补偿战败、恢复元气、以图东山再起的一个重要手段，因而大力支持非洲探险事业。1874年，政府专门设立一个委员会，隶属教育部，赞助包括探险在内的各种活动。1883年又在海事与殖民部专设委员会，每年拨款10万法郎，赞助包括探险在内的各种殖民活动。此外，外交部、海军部等政府机构纷纷采用各种方式资助探险活动。
1875年，在海运部长亲自委派下，年轻的法国军官皮埃尔·萨沃南·布拉柴(1852-1905年)前往中非地区探险。布拉柴由奥戈韦河抵达刚果河流域，发现了位于斯坦利瀑布与斯坦利维尔之间的一段可以通航的水网地带。这次探险，共花费4万2千法郎，其中2万6千法郎是由政府资助的。为了和斯坦利争夺刚果河流域，1879年，布拉柴再次在法国政府和法属加蓬殖民地当局的指示、资助和装备下，由10名非洲人带引，重返中非，在奥尔韦河上游与帕萨河汇合处建立一个“兵站”(即弗朗斯维尔)。1880年9月10日，他用欺骗手段同巴特克族酋长马科科签订“友好条约”，使马科科同意将其领地全部置于法国保护下，并答应把刚果河右岸恩古玛地方划给他建“兵站”。这就是后来的布拉柴维尔。1883-1885年，布拉柴进行了第三次探险，终于在刚果建立了永久性据点。1884年，刚果沦为法国殖民地。
同上述四大地区相比，在这个时期，欧洲国家在北非地区的探险活动不算很重要。这是因为，欧洲人对北非的了解稍多一些。这个时期的探险活动中，以普鲁士派遣的纳哈迪加尔的活动较突出。1869-1874年，他沿费赞、乍得湖、科尔多凡一线进行了考察，提供了不少知识。
近代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探险活动，大约持续了一个世纪。以10年为一段，其活动次数如下：
1791-1800年 3次
1801-1810年 2次
1811-1820年 2次
1821-1830年 8次
1831-1840年 3次
1841-1850年 6次
1851-1860年 27次
1861-1870年 29次
1871-1880年 47次
1881-1890年 84次
从上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探险活动，在这100年当中，不但日益增多，而且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有过两次明显的跳跃式增长。而这两次跳跃，恰好同自由竞争高涨时期与帝国主义瓜分非洲高潮时期相吻合。这就清楚地揭示了探险活动与殖民侵略之间内在的本质关系。
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探险家们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广大地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在当时科学技术水平的状况下，这些探险家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种种艰难，填补了近代地理学上一个又一个的空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并在语言学、人类学、民俗学和历史学方面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资料。人们对非洲的了解更全面、深入了。他们当中，有的人如利文斯敦还揭露和反对过罪恶的黑奴贸易。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看到并给予一定的积极评价的。
西方探险家们在非洲的探险活动，都是在非洲人的帮助及指导下取得的。非洲人民及酋长们，为探险队提供了人力、物力，派出向导和服务队，为其引路和运输物品。没有非洲人民和酋长们的帮助，西方探险家就寸步难行，根本不能完成如此艰辛的探险活动。
这些探险家们所处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决定了他们的活动是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和掠夺非洲服务的。他们不仅为西方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开辟了道路，找到了市场;更为可悲的是，他们的成果随即也被开始瓜分非洲的帝国主义殖民列强所利用。其中有些人，如斯坦利和布拉柴，本人就是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急先锋。英帝国主义就利用了赞比西河与东南非洲内陆探险活动的成果，从南非北上，吞并了南、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与赞比亚);又从埃及南下苏丹，极力实现其打通南北非洲的2C计划①。而那个在尼罗河探险的贝克，就率兵为埃及统治者占领苏丹南部，实则为英国日后的侵略活动打了前站。法帝国主义不仅利用探险成果鲸吞西非，而且直接通过布拉柴的“探险”占领了法属刚果(今刚果人民共和国)。就在大规模的非洲探险活动甫告完成之时，帝国主义对非洲的瓜分也告完毕，这决非历史的“巧合”。
注释
① 开普敦和开罗的第一个英文字母都是C,故称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