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爆发的苏丹马赫迪起义，是非洲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反殖武装起义。起义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独立的马赫迪国家。
埃及和西方殖民者对
苏丹的奴役
1820年，奥斯曼帝国驻埃及的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派遣军队征服苏丹。从此，苏丹成为埃及封建专制政权的直辖领地。埃及统治集团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对苏丹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
从征服之日起，苏丹每年有几千名黑人奴隶被掳掠到埃及。这些被称为“吉哈迪亚”①的奴隶，除用于补充军队外，还用于工农业生产，或代替军饷发给官兵，或变卖后将所得作为政府的财政收入。
经济上，埃及统治者强制摊派苛捐杂税，苏丹每户家庭每年要缴纳三次赋税：一次上缴埃及国库，一次上缴苏丹总督，一次落入税吏和地方官贝伊①的腰包。除规定必须缴纳的人丁税、牲畜税和什一税之外，农牧民还要缴纳名目繁多的杂税。例如，出售谷物和家畜要交上市税，上市税往往为其售出价值的50%;种地、使用水车浇灌，每年交7镑税;使用良种，获得好收成，税收加倍;谋得职业挣到钱者要交税;有小船者，需升挂埃及国旗，为此每年要上税4镑;忘了挂旗，或不连续挂者，交罚金4镑;甚至修膳房屋也要上税。
当局征税，普遍实行估税法。各项税收，不问百姓经济状况和负担能力，常常高估税额，即使天灾人祸，也必须按期完纳。税吏收税，往往有警察或士兵陪同。凡不能如期交税者，轻则挨鞭笞、受跖刑②，重则焚毁其房屋，或被罚为奴隶。为防止百姓逃税，当局实行连环保法，每户发给一本萨基(登录薄)，记录该户交税情况;连保户中若有人逃跑，则其应缴的税额由其他户负担。
官府和税吏用尽心机横征暴钦，搜刮民财。1871年，苏丹总督加法尔·穆兹哈尔为饱私囊，对北方几个省任意加征水车税。他的后任变本加厉，竟向农民预先征收3年的水车税。在该城被起义军攻占后，从乌拜伊德城的城防司令马哈茂德·赛义德帕夏③家里搜出了8千镑金币，从其助手穆迪尔·阿里·谢里夫贝伊家里搜出7千镑金币。在薪饷常常用奴隶支付的苏丹，他们竞藏有这么一大笔金币显然是用各种办法搜刮来的。
还有一个政府机关的文书，月薪2镑，后因得到总督赏识，提拔为总税务官。他任职3年里，搜刮的钱财达6万镑。一位记者感叹说：这6万镑“意味着5千户人家被捣毁，几百万人无端被掠夺和遭受鞭笞;意味着无数抗命不交税的人，被杖毙于门前”。
被搜刮得一贫如洗的贫苦农牧民，平常年景只能靠玉米和大葱勉强度日;遇上荒年灾月，生活更艰难。不少农牧民走投无路，被迫离乡背井，逃往西部山区，因而造成大片农田荒芜，生产停滞。以散纳尔地区为例，十九世纪初，这里人口稠密，农牧业生产兴旺。到七十年代初，散纳尔地区145个村庄一度只剩下599人，平均一个村庄4个人左右。大部分居民不是饿死，就是逃离家乡。
埃及赫底威①伊斯梅尔执政时期(1863—1879年)，企图靠扩大棉花出口和大举外债实现埃及的欧化，致使埃及债台高筑，国债总数达9，400万英镑。以后英法等国借口埃及财政危机，乘机控制了它的经济与政治，对埃及财政实行“双重监督”，规定埃及政府必须将每年财政收入的2/3(约650万英镑)用于偿还国债;其海关收入和国家赋税由英法实行监督。
埃及统治集团为偿还债务，除加重压榨本国人民之外，还把债务转嫁到苏丹人民身上。到1878年，苏丹财政赤字累计已达32万7千英镑。即使如此，埃及政府还规定苏丹每年必须上交埃及国库14万3千英镑。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埃及政府为加强对苏丹的统治，聘用了一批英籍和其他欧籍官员，担任苏丹总督和各省省长。镇压过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戈登，1874年曾被聘担任赤道省省长，1877—1879年又被委以苏丹总督之任。这些欧洲官员位高禄厚，享有特权。如曾任总督的英国人塞缪尔·贝克，仅年俸就是1万英镑。而一个普遍办事员的年薪不足30英镑。苏丹人民对欧藉官员的专横拔扈，为非作歹深恶痛绝。当时一位苏丹学者这样写道：“戈登政权是一头恶狮，苏丹人民是羔羊。这头恶狮在牧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状况。”
七十年代末，西欧资本乘机向苏丹渗透。英、奥、意等国开设的贸易公司、商行日益增多。他们的商人依仗着本国政府撑腰，勾结当地的封建地主、宗教与世俗权贵，从事象牙、鸵鸟毛和阿拉伯胶的非法买卖，合伙吮吸人民的膏血。封建统治阶级和外国资本的双重剥削和掠夺，使得苏丹的经济日趋凋敝，民不聊生。当时有个外国记者在一篇寄自苏丹的通讯中报导，他亲眼看到一个农民，忍痛出卖自己的一个12岁的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以换取一筐谷子充饥。
处在异族统治下的苏丹人民，曾多次奋起反抗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但是，这些英勇的反抗都是孤立的，很快被埃及统治当局镇压了。
马赫迪起义正是长期郁积在苏丹人民心头的仇与恨的一次总爆发，是埃及封建统治阶级、外国资本家，同广大苏丹人民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
阿巴岛起义
马赫迪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苏丹民族英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伊本·阿卜杜拉，史书上一般称他为马赫迪。
1844年8月，艾哈迈德出生于栋古拉省拉巴卜岛一个贫苦家庭。父亲是造船工，为了养家糊口，他常常带着全家四处奔波，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这使艾哈迈德从小尝到劳苦大众的苦难艰辛，丰富了他的社会阅历。
艾哈迈德上学后，他不满足于学校规定的神学课程，自学文化科学知识。他反对教条式地背诵宗教权贵们对古兰经文的解释，先后求教于德高望重的穆罕默德·哈伊尔、穆罕默德·谢里夫和古莱西·伍德·宰因等教长，学习和研究伊斯兰教各派的教义和理论。
他信仰虔诚，严格遵循古兰经教义，洁身苦修。他厌恶那些言行不一，口是心非，道德败坏，违背先知圣训的人，不管这些人是教长还是一般教徒。他拜过师的苏菲派教长穆·沙里夫，不遵守圣训教规，在儿子举行割礼时大宴宾客，欢歌狂舞。他当面进行规劝，结果触怒了教长，被撵出苏菲派的教门。
艾哈迈德以教士身份走上社会以后，走遍苏丹北部和西部各个省份。所到之处，但见祖国大好河山在异族的统治下百业凋敝，哀鸿遍野，他心中充满痛苦和不平，常常自勉道：“我对我的宗教，我的民族负有责任。我应该净化我的宗教，拯救我的民族。”复兴“纯洁”的伊斯兰教义，革除种种宗教恶习和社会弊病，就成为他的使命。后来在做礼拜或宣讲伊斯兰教义时，他处处揭露外国剥削者，富豪和权贵贪婪残暴、欺压百姓的罪恶。同时，大力宣传原始伊斯兰教义的平等原则，主张“把古兰经和先知的圣训作为社会的指导原则”。
在完全伊斯兰化的苏丹，政治、法律和教育都同神学融为一体。神学在整个意识形态领域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艾哈迈德进行的宣传和提出的主张，由于“披上宗教的外衣”，很容易为劳苦群众所接受，激发了他们奋起反抗，改变现状的勇气。
1878年，艾哈迈德在阿巴岛定居。后来他就以此为中心，宣传和组织群众，为起义做准备。1881年6月，随着群众情绪和形势的发展，艾哈迈德开始传播关于马赫迪的传说。他向人民说，穆斯林一旦遭受苦难，天国就会降下一个伟大的救世主(即马赫迪)，拯救受苦受难的信徒。他宣称自己就是“众所期待的马赫迪”，他的使命是把穆斯林从黑暗和压迫中解救出来，在世间广布太平与安宁。他号召贫苦人民起来驱逐“邪恶势力”，以共同完成这一使命。
同年8月，马赫迪在阿巴岛公开竖起义旗。在起义文告中，他谴责埃及统治当局说：“这些土耳其人①……违背安拉的使者及众先知的教导，无视安拉的启示，篡改穆罕默德的教律，亵安拉的宗教，把人头税强加在你们和所有穆斯林的头上……土耳其人不断抢走你们的人，将他们戴镣监禁;掳掠你们的妻儿，屠杀安拉保佑下的先灵。”文告号召农牧民和手工业者抗捐抗税，杀掉那些“异教徒”和“叛教者”，推翻异族的反动统治，建立“普遍平等、处处公正的美好社会”。马赫迪还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宁拼千条命，不缴一文税。”
阿巴岛距喀土穆约200多公里。马赫迪发布起义文告的消息，很快传到首都。苏丹总督穆·拉乌夫立即派出其助理带领一个使团去阿巴岛，勒令马赫迪当众宣布放弃“救世主”的称号，停止反叛行为。马赫迪义正辞严地对总督助理说，“我受之于安拉的使命，谁都要服从”。总督派出200多名讨伐军，前去捉拿马赫迪及其追随者。
1881年8月12日，马赫迪组织了阿巴岛及其周围地区的农民、渔民和手工业者300多人，手执剑、矛、渔叉和棍棒，迎头痛击前来镇压的政府讨伐军，打死120多个士兵和6个军官。阿巴岛一仗，揭开了全国武装起义的序幕。
希甘战役
阿巴岛起义后，马赫迪为避免在力量不足时，过早地与强敌交锋，决定率起义队伍向西部的卡迪尔山区转移，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卡迪尔山区位于科尔多凡省境内，地势险要，群众基础较好。据有关材料记载，早在起义之前，马赫迪曾两次到过这一带考察地形民情。起义队伍在向卡迪尔山区进发途中，沿路受到农牧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西部一些省份和地区的贫苦百姓及山民，闻讯后纷纷前来投奔起义军。
起义军队伍的壮大，引起了当局的不安。总督急忙从各地驻防军中调整兵力去围剿起义军。1881年底，由拉希德省长指挥的1，400多名讨伐军，企图偷袭起义军的大本营。卡迪尔的山民发现敌情后，立即点燃烽火，向义军报警。有个名叫拉卜哈赫的农妇，冒着生命危险，连夜赶到起义军总部，向马赫迪报告敌军的行踪。起义军在山口设下埋伏，全部歼灭了这支讨伐军。1882年3月，一支约4千人的埃及讨伐军又被起义军击溃。
马赫迪起义军在作战
卡迪尔根据地反围剿的胜利，鼓舞了各地的武装斗争。起义队伍在人员和军事素质方面获得迅速发展和提高，阿巴岛起义时，起义军仅有300多人和一些简陋武器，这时已用缴获的敌军枪炮装备起来，人数多达15万。
1882年9月初，马赫迪率领起义军主力从根据地出击。攻打科尔多凡省省会乌拜伊德。这一行动表明，起义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
乌拜伊德是苏丹第二大城市，也是科尔多凡省政治、经济中心。攻占这座城市，意味着控制全省，会对其他省区发生重大影响。但该城有敌重兵防守，起义军缺乏攻坚战经验，虽经多次强攻，均未攻克。
起义军在正面攻击乌拜伊德失利后，改用围困的办法迫使敌守军投降。经过3个多月的围城打援，1883年初，敌守军终因粮饷断绝，向起义军投降。敌军官兵除少数罪恶昭著者外，受到了宽大待遇。其中3千多士兵和后勤人员被编入起义军的队伍。乌拜伊德的攻克，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武装斗争。
英国在1882年占领埃及之后，它与赫底威政府都不愿轻易丢失科尔多凡这一重要省份，决定派遣英国军官希克斯率领远征军去夺回乌拜伊德，剿灭起义军。
1883年9月，远征军从恩图曼起程，向科尔多凡省进发。远征军拥有配备机枪和大炮的步骑兵1万2千人，有充足的弹药和给养，有500匹战马和5千多头骆驼组成的运输队。10月初，远征军抵达乌拜伊德东南的腊哈德。由于缺水，远征军的马匹纷纷倒毙。干渴难忍的官兵四处乱窜，寻找水源和解渴的食物。队伍未打自乱。
马赫迪和起义军副总指挥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制定了全歼敌人的计划。由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和拉赫曼·伊本·奈索里各率领一部分起义军，或佯作撤退，以诱敌深入;或截断敌军的后路，并沿途填平敌军必经之地的所有水井，散发瓦解敌军士气的《告士兵书》。该书由马赫迪亲自书写。书中写道：“谁投诚，谁得以平安无事。如若不相信我们，迷信尔等的枪炮火药，则尔等必死无疑，即如圣先知穆罕默德对尔等训导过的。军中那些先亡者是尔等的前车之鉴。”
11月5日凌晨，疲备不堪的远征军行至乌拜伊德以南的希甘，埋伏在四周丛林里的起义军，以4万人的优势兵力，对敌军发起突然围攻。据《马赫迪传》作者、亲身参加过希甘战役的伊斯梅尔·阿卜杜·卡迪尔回忆说，起义军“从四面八方包围敌人……他们怀着圣洁的心灵冲上前去，向土耳其人猛烈攻击。刀剑刺进土耳其人的胸膛……他们突破敌阵，短兵相接，战斗激烈，矛飞剑舞”。经过一上午激战，敌军除250人逃亡之外，全部被歼灭。远征军头目希克斯及其手下的所有欧籍和埃及军官都被打死。
恩格斯对苏丹人民在希甘战役中取得的辉煌胜利，给予热情的赞扬和极高的评价。他说，还存在着氏族制度的努比亚(即苏丹)人，“曾做出了任何欧洲军队都不能做的事情”①，“马赫迪非常成功地抗击英国人”②。
希甘一仗，从根本上改变了苏丹武装斗争的形势。它不仅有力地推动东部、中部和其他地区的武装斗争，而且促使许多原来持观望态度的宗教上层人士和一些贵族承认马赫迪的领导权，加入了起义的行列。
起义军在军事上、政治上取得这些胜利，除有正确的战略战术之外，还制定了一系列适合战时情况的财政经济政策。他们设立了“比特马勒”，即中央金库，来管理起义军的经济生活。“比特马勒”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战利品，其次是没收官吏、贵族地主和犯罪者的房屋、土地等财产;提取贩卖象牙、奴隶等国家专卖事业的利润，居民按伊斯兰教“圣律”规定交纳的少量税额。
马赫迪根据原始伊斯兰教义关于公正与平等的原则，多次下令：中央金库的财富归整个社会所公有。起义军中，上自最高将领，下至普通战士，都可平均分配。他宣布，任何人不得盗用公有财富，违者严加惩处。
希克斯远征军的覆没，使英国政府深感不安。它对埃及的占领还未最后巩固，无暇顾及苏丹。它深知马赫迪起义已成燎原之势，继续使用武力镇压已无济于事。于是，由英国内阁和外交部共同拟定一个“和平解决”方案。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公开宣布从苏丹撤走全部英埃驻防军;一是把苏丹的南部并入英占东非殖民地，在中部和北部建立英国“保护下的独立政府”。
英国政府决定委派“苏丹通”戈登前去执行这个使命。陆军大臣哈廷顿在下院回答反对党议员的询问时说：“戈登是根据女王陛下政府的使命而派去(苏丹)的。”他们认为派戈登重返苏丹，也许“比整整一支军队更有价值”。英帝国主义已由幕后指使埃及政府镇压马赫迪起义，转为公开出面参与，它已成为苏丹人民的主要敌人。
国内史学界有一种意见认为，马赫迪起义从一开始就是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理由是，在伊斯梅尔时期，赫底威政府已成为英国的傀儡;戈登自1877年担任苏丹总督，就代表了英国政府的利益和侵略政策。
笔者认为，伊斯梅尔时期，埃及因国债累累，其财政为英法等国所控制，海关收入和国家赋税受到外国监督。但在政治上，埃及还是个主权国家，伊斯梅尔在内政外交上还有自主权。这时埃及与苏丹的关系首先是埃及对苏丹的控制，英国还必须通过赫底威政府，才能在苏丹采取行动。其次，戈登1876—1877年担任苏丹赤道省长，1877—1879年升任总督，都不是受英国政府派遣，而是通过埃及努巴首相的私人关系，以个人身份受聘的。所以，马赫迪起义初期，斗争矛头主要指向埃及统治当局(背后有英国的支持)。
陶菲克执政时期(1879—1892年)，尤其是1882年9月英国占领埃及之后，埃及政府在任何重大问题上，如果没有得到英国占领当局的允许，都不得采取行动。在苏丹，由于英国直接参与镇压起义，它就成为起义人民斗争的主要对象了。也就是说，马赫迪起义经历从反埃到反英的转变过程。
1884年初，戈登以苏丹总督的身份到苏丹后，着手做两件事情：一是拉拢地主分子、氏族贵族和教长，成立“地方自治政府”，他亲自拟定新政府成员名单。其中三个核心人物是：大封建主、舒克里亚部落的酋长阿瓦德·克里姆·阿布·辛贝伊;大奴隶贩子祖贝尔的一位老部下赛义德·侯赛因·贾迈比贝伊，被提升为帕夏;易卜拉欣·法齐贝伊，被提升为帕夏，还委以苏丹军队司令之职。
另一件事是，企图用高官厚禄收买马赫迪和他的将领们。2月中旬，戈登给马赫迪写了一封信，允诺委任他为科尔多凡省的素丹;表示要与马赫迪化干戈为玉帛，共谋苏丹的和平与安定。他随信送去一份官方委任状和一套华贵的长袍。
马赫迪在复信中痛斥戈登的伪善言词和卑鄙行径。信的末尾写道：“我是众所期待的、当之无愧的马赫迪，是先知的继承人。我无需接受你委以的科尔多凡素丹之职。”马赫迪也派人给戈登捎去一件“苦修僧”的长袍，要他弃恶从善，投降起义军。
继希甘战役之后，东部地区的起义军，在著名将领奥斯曼·迪克纳领导下，歼灭了解救辛卡特的增援部队800人。随后又打败英国军官贝克指挥的精锐部队3，700人，打死11名欧籍军官，攻占托卡尔等重要城镇，切断了萨瓦金—柏伯尔这条从红海通往苏丹内地的交通要道，逼近萨瓦金港口。这为起义军下一步解放首都喀土穆创造了有利条件。
1884年3—7月，马赫迪调兵遣将，有计划地对喀土穆实行包围。他本人统率军队从乌拜伊德北上，同年10月下旬抵达恩图曼城下。他给被困守在喀土穆城里的戈登发出一份敦促投降书，书中历数戈登在苏丹犯下的种种罪行，揭穿其负隅顽抗的虚弱本质，指出：“你所期待的援军……除了使你毁灭，不会给你带来别的什么”。他敦促戈登赶快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否则，攻城战斗打响后，你想要投降，我们将不会接受。”
在喀土穆被围困的日子里，戈登惶惶不可终日。他在日记里写道： “12月6日——在这6个钟头里，我好象度过了好几年……我们忍受着一连串的的痛苦和焦虑，到明天就是9个月270天了。”
12月14日，戈登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这或许是我写给你的最后一封信了。由于援军迟迟不来，我们的末日快要降临。”
马赫迪从缴获的敌人密码电文中知悉，英国政府派出陆军部首席顾问沃尔斯利将军，率领1万5千名英埃远征军，正急速赶来解救戈登。他随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策，决定抓住有利战机，在英埃远征军到来之前，攻占喀土穆城。
1885年1月25日傍晚，马赫迪亲临前线部署作战计划。26日凌晨，总攻击开始了。成千上万的起义战士冲破敌人的层层防线，奋勇冲进城里。经过激战，在旭日东升时，喀土穆城头飘扬着起义军的战旗。
据一位目击者叙述，当起义军冲进总督府时，戈登惊慌失措，从办公室跑到楼梯口，正想夺路逃走，一队起义军战士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一名战士怒不可遏地骂道：“该死的家伙，你的末日到了!”话音刚落，一杆长矛刺进了戈登的胸膛。
喀土穆的光复，宣告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及埃及傀儡政府在苏丹统治的完结。
马赫迪国家的建立
在夺取全国武装斗争胜利的同时，马赫迪着手建设新生的国家。他把首都设在恩图曼城;重新划定全国行政区，设20个省和若干地区，委任各级行政、军事官员;制定轻税薄赋政策，规定穆斯林除缴纳天课外，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纯洁宗教， 等等。但是，这些措施刚刚付诸实施，马赫迪因得天花，于1885年6月22日不幸故去。
根据马赫迪生前的安排，由他的忠实助手和战友、起义军副总指挥阿卜杜拉继承他的未竟之业。阿卜杜拉指挥起义军，继续扫荡英、埃占领军。至9月，解放了除萨瓦金港以外的苏丹全境。
在阿卜杜拉哈里发①执政时期(1885—1899年)，苏丹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神权国家。
在政治制度方面，马赫迪国家废除了英埃占领时期的统治机构，设立一套集中统一的国家政权组织。作为国家最高首领的阿卜杜拉，集军事、宗教和行政大权于一身。在他之下，各省的最高长官为大埃米尔，拥有军事和行政大权。省下设区，区的长官为埃米尔。与此相应，设有大卡迪(大法官)和卡迪(法官)，掌管司法、诉讼，审理案件等事宜。担任这些官职的起义军领袖和将领们，有许多人原来是地位低贱的农牧民。他们做了官，位高权大，开始脱离群众，逐渐形成了新的封建特权阶级。
经济方面，马赫迪国家完善了原有的“比特马勒”制，在各省设立了中央金库的分库。库下设有国家总出纳处，哈里发出纳处，军用物资出纳处，市场出纳处等。中央金库负责管理国家的财政金融、工农业生产和贸易，监督货币的铸造。马赫迪国家境内流通的金属货币有金镑、银元和铜元。这些货币在埃及和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也流通过。
在军事方面，国家建立了一支约10万人的正规军，由中央金库提供装备和给养。在首都及其他城市还建立兵工厂。
马赫迪国家颁布过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声明。声明宣布，没收土耳其、埃及地主官僚的大地产;保护土地所有权，规定实际占有和使用一块土地超过7年以上者，即对该土地拥有所有权;重新处理英埃当局用各种手段强占的土地，或把它变卖，或有偿归还原主。上述没收来的土地，后来大部分变为阿卜杜拉、各省区军政长官及其亲信随从的私产。在这些私产土地上耕种的农民，不但要缴纳费拉特(人头税)，还要缴纳乌什普(农产品税及其上市税)和扎盖特(牲口税)等捐税。封建的生产关系依然如故。无地或少地的农牧民对土地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这是马赫迪起义的历史局限性和弱点，也是马赫迪国家终于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赫迪国家重视文化教育，推广阿拉伯语言文字，使阿拉伯语成为全国通用语言;开设一大批伊斯兰学校，开展扫盲运动;兴建国家博物馆。
马赫迪国家采取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经济有所发展，使这个新兴国家存在了14年之久。在近代史上，马赫迪国家是继中国太平天国政权之后，亚非地区建立的又一个农民政权。它对北非、东非，乃至印度和中亚一些国家的被压迫人民，具有很大吸引力，鼓舞着他们去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而英勇斗争。
恩格斯在分析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发生革命运动的原因及其后果时，曾深刻地指出：“所有这些在宗教的外衣下进行的运动都是由经济原因引起的;可是这些运动即使在获得胜利的情况下，也把原有的经济条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样，一切又都照旧，冲突就成为周期性的了。”①马赫迪国家正是这样。它把英埃势力从苏丹清除出去之后，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整个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教合一的上层建筑。
马赫迪逝世后不久，阿卜杜拉哈里发就以马赫迪继承人的身份，独揽全国最高统治权。他对自己所属的巴卡拉部落给予特殊照顾和赏赐，提拔了不少亲属和部下担任宗教首领，军事和行政要职。他的兄弟雅各布执掌全国军事指挥权，另一个亲戚迪克姆掌管了苏丹的“粮仓”杰济腊地区。这就引起马赫迪亲属和其他部落的不满。驻达尔富尔省的军事长官哈里发穆罕默德·哈米德，曾准备率领军队攻打恩图曼，推翻阿卜杜拉政权。卡巴比什部落及其首领，为争夺肥沃的栋古拉省的管辖权，也一度发难。在科尔多凡省和散纳尔省，同样出现争权夺利的内讧。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后来越演越烈。
马赫迪起义的领袖们也同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领袖一样，在获得胜利、建立革命政权之后，逐渐地封建化了。他们把埃及逃亡地主和官僚的田庄、地产占为己有，并利用手中权力侵占农民的土地，成为新的剥削者。起义时期原有的官兵平等，人人穿阿拉伯长袍，着草鞋，每个人“能从金库分配到足够物品”的制度，被新的封建等级关系所取代。
由于受英帝国主义的挑唆，马赫迪国家与埃塞俄比亚之间发生了持续5年(1885—1889年)的战争。1889年3月9日，15万名埃塞俄比亚军同8万5千名马赫迪军决战。双方死伤惨重，埃塞俄比亚皇帝约翰四世阵亡。在北部，同埃及的边境冲突不断。为了平息内部的叛乱，阿卜杜拉也曾多次用兵。频繁的征战，不仅损兵折将，削弱军备，而且耗尽国家财力，加重了人民负担。
在阿卜杜拉执政后期，农业歉收、粮食减产，死于疫病和饥馑的人达数百万。所有这一切，使马赫迪国家急剧衰落。
九十年代末，英帝国主义为遏制法国横贯东西非的“两洋”(大西洋—印度洋)政策，确立其在东北非的优势，打开纵贯非洲南北的通道，决计要消灭马赫迪国家。1896年3月，英国议会通过出兵苏丹的决议。英国政府贷款80万英镑给埃及政府，作为镇迫起义军的费用。英国军官赫伯特·基切纳被任命为英埃侵略军总司令，这支军队有英军8，200人，埃及军17，600人，骡、马、骆驼等运输牲口7千余头，炮舰10艘，运输船5艘，并配备有新发明的马克沁机枪等精良装备。同年夏季，侵略军开始大举入侵苏丹。阿卜杜拉率领军民为保卫国家独立和主权，对侵略者进行英勇顽强的抵抗。当时，马赫迪军的总兵力约有5万人，有3万4千支步枪和一些老式大炮。
1898年9月2日，保卫首都的马赫迪军主力，在城北郊外卡拉里与侵略军激战。起义军伤亡2万6千人。侵略军攻占恩图曼，大肆烧杀抢掠。阿卜杜拉率马赫迪军余部，退往西部沙漠坚持游击战。1899年11月，阿卜杜拉在阿巴岛以南不远处的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马赫迪国家灭亡。
1899年1月19日，英埃协定签订，苏丹在英埃共管的名义下，正式沦为英国的殖民地。
注释
① 阿拉伯语,指从苏丹南部掳来的黑人奴隶。
① bey的音译,原为奥斯曼帝国贵族或旁系王子的尊称,后用于任何执政者。
② 一种打脚掌的刑罚。
③ 土耳其语pasa的音译,土耳其和中东某些国家使用的称号,初为奥斯曼帝国高级军政官员的称谓。
① Khedive的音译,意即国君或统治者,1867—1914年埃及执政者的称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1页。
① 自阿里征服苏丹后,苏丹人民习惯上把来自埃及的外国统治者称为土耳其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6页注①。
① 阿拉伯语Khalifah的音译,意为“继承者”,“代理者”。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阿拉伯国家和奥斯曼帝国的国家元首即称哈里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26页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