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的一天，毛泽东站在巨幅中国地图前问周恩来：“你说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周恩来回答道：“那里荒无人烟，只有漫山遍野的攀枝花……”毛泽东听罢，脱口道：“那就叫它‘攀枝花’。”后来在这里兴建起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攀枝花钢铁厂建设当时成了三线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从1964年到1980年，我国在中西部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了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以基础工业、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为目标的大规模基本建设，称为“三线建设”。它历经3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动员之广，决策之快，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
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我国周边形势也逐渐紧张，美国对越南北方的战争逐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工作中备战的问题摆到党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毛泽东表示要从准备战争的角度来考虑国内建设。在1964年五、六月间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问题前夕，毛泽东听取有关“三五”计划的汇报，讲了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提出，国民经济有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基础工业是屁股;要把基础工业适当搞上去，其他方面不能太多，要相适应。他还说到要搞酒泉钢铁厂和攀枝花钢铁厂。会议期间，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会议分组讨论情况的汇报时，毛泽东明确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
5月2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研究讨论“三五”计划问题。与会者一致拥护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应该在加强农业生产、解决人民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加强战备。6月6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特别强调了备战。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睡不着觉。
越南战争升级后，党中央、国务院加快了三线建设的部署。1964年8月12日，毛泽东对总参谋部作战部《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作了批示，并要求有关方面精心研究，逐步实施。与此同时，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讨论三线建设问题的会议，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两次讲话，提醒大家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不无忧虑地说：“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至内地去，各省都要搬家，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不仅工业交通部门要搬家，而且院校和科研单位也要搬家。”会议决定，首先集中力量建设三线，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予保证;新建项目都要摆在三线;一线能搬的项目要搬迁，短期不能见效的续建项目一律缩小建设规模。这一决定标志着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由以大力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转向了以加速三线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为中心的战备轨道。
所谓“三线”的范围，一般的概念是，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指包括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云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共13个省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中西南、西北地区(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
根据当时中央军委文件，从地理环境上划分的三线地区是：甘肃乌鞘岭以东、京广铁路以西、山西雁门关以南、广东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 这一地区位于我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 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较理想的战略后方。
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实际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的西部地区，相对东部是经济不够发达地区。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把国务院的研究意见报告中央，初步提出三线建设的若干部署和实施意见。报告说：我们召集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开了会，会议决定：
(一)在国务院成立专案小组。建议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谢富治、杨成武、张际春、赵尔陆、程子华、谷牧、韩光、周荣鑫13人组成，李富春任组长，薄一波、罗瑞卿任副组长。
(二)各个方面的防备措施，除作战部提的四条外，还应包括大专院校、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仓库、机关、事业单位等，以及城市、矿山的人防措施。各有关方面，都必须按照主席指示的“精心研究，逐步实施”的原则，尽快进行研究，并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15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
(2)第一线，特别是15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年、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以外，其余一律要缩小规模，不再扩建，尽早收尾。
(3)在第一线的现有老企业，特别是工业集中的城市的老企业，要把能搬的企业或一个车间、特别是有关军工和机械工业的，能一分为二的，分一部分到三线、二线，能迁移的，也应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迁移。
(4)从明年起，不再新建大中水库。
(5)在一线的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凡能迁移的，应有计划地迁移到三线、二线去，不能迁移的，应一分为二。
(6)今后，一切新建项目不论在哪一线建设，都应贯彻执行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点。
报告将各项工作进行了分工，参加专案小组的各个部门负责人负责相应的工业、国防、农业、教育、铁道、城市等方面，提出具体方案，纳入明年计划和“三五”计划。报告还建议恢复人民防空委员会，周恩来任主席，谢富治任秘书长，日常工作由公安部负责。同时，恢复北京地下铁道建设筹备处，积极准备北京地下铁道的建设，并考虑上海、沈阳两市地下铁道的建设，通由铁道部负责。
8月30日，邓小平批示将报告印发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又发给各中央局、部委、省委执行。关于三线建设，中央和国务院曾经发出过多种文件，但从时间和内容看，这份报告可以说是确立三线建设决策的第一份，具有最重要的意义。
首先，报告确立了今后不在一线，而是转入三线、二线建设的战略方针。
其次，报告制定了一线的重要工厂、学校、机关向三线迁移的重大措施。
最后，报告提出了三线建设“靠山、分散、隐蔽”的选址原则。
9月5日，中央书记处作出关于计划工作的指示，主要内容是：
(一)三线建设要落实。铁路建设队伍要在9月底到达工地，计委、经委成立落实小组，楼堂馆所要利用起来为三线建设服务。
(二)三线的调整要立即行动。留下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保证提高产量。
(三)基本建设投资，首先要保证三线建设的需要，其他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四)工业生产，不论三线还是一线，都要发展。三线建设的中心是成昆线，要成立铁路指挥部、西南筹建处、后方支援小组，要什么给什么。西南建设以攀枝花为中心，重庆周围搞成一个小体系。在后方搞的厂子，一定要采用新技术。
这些指示表现出，中央书记处已经不遗余力、急如星火地把重点转移到三线建设上来。
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95年计划纲要(草案)》。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争取时间，积极建设三线战略后方，防备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提出的三线建设总目标是：“要争取多快好省的方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基地。”
在1965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133.9亿元中(中央投资89.7亿元，地方投资44.29亿元)，三线建设占42亿元，约三分之一;初步安排的690个大中型项目中三线占187个，不到三分之一。但在实际中按照这个安排，包括生产建设各个方面在内，木材不足150亿立方米，水泥不足80万吨，设备中的短线产品缺口也很大，在尽量安排国防和三线建设需要后，则难以照顾其他方面的需要。
阵阵袭来的战争阴云，使祖国广袤的西部地区，通过三线建设的特殊方式，第一次在国家计划中占有空前的重要位置。
实施过程艰难而漫长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三线建设。为统筹安排三线建设，国务院专门成立了三线建设一个“小计委”，全面负责三线建设的规划工作。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主要内容有：(一)凡是在一个地区建设的各重大综合项目，都应采用大庆的集中领导、各方协作的办法，以中央主管部为主负责统一指挥，统一管理，有关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门协助进行。成立攀枝花特区党委、工地指挥部，由冶金工业部统一领导;成立以重庆地区为中心的配套建设指挥部，由主管机械工业部统一领导。(二)西南的中央直属建设项目，所有建设的施工力量、技术力量、设备和材料，由各有关部统一安排，负责解决，并由国家经委督促检查执行情况;所需的地方建筑材料、地方协作产品、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临时工以及其他问题，由有关省、市、自治区负责安排;(三)为了加强对整个西南建设的领导，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
西南三线的地域包括川、云、贵三省。许多重要项目摆在四川，少数摆在贵州。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的任务是负责中央各部门的建设项目，三省的建设项目，由三省各自负责。
1965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兼主任，程子华和阎秀峰任副主任。还专门成立了三线铁道建设总指挥部和铁道兵总指挥部，李井泉任总指挥，吕正操、熊宇忠任副总指挥。后来，彭德怀也被派到西南，任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当时，中央许多领导同志，如彭真、贺龙、陈毅、李富春、谭震林、薄一波等，都先后到西南三线建设现场实地考察和指导工作。整个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都很重视西南三线建设。
1965年秋，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乘坐一辆吉普车，沿险峻的山路来到这开满攀枝花的地方，审定钢铁厂的建设方案。并视察了大部分地方，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决定。他把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召到重庆，具体指示要充实兵器工业的一些重要工厂的力量;派钱敏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加强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接下来，数万铁道兵奉命开进滇川交界的群山之中，拉开了修建成昆铁路的序幕。京、津、冀、鲁、豫五地的1500辆汽车，满载着设备和物资，日夜兼程行驶在滇川道上。10万建设大军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云集金沙江安营扎寨，攀钢建设当时成了三线建设中的重中之重。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党委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加之现场广大建设者的艰苦奋斗和创造性劳动，西南三线建设的工作基本上达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要求。兴建起了攀枝花这样大型的钢铁工业基地;常规武器配套计划提前完成了，还有许多其他重要厂矿。现在这些厂转为军民结合，正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然，限于当时的认识，对一旦发生战争的飞机轰炸估计过高，因而把一些工厂建在山沟，车间的完整生产过程也分散建设了，造成不能实行生产线的机械化、电气化，多花了投资，也多浪费了设备和材料。
大批的建设英雄们，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满怀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热情，迅速奔赴艰苦的大三线。上海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担负了支持大三线建设的重任，国家先后向上海下达了300多个搬迁项目，其中大部分是国防军工、基础工业和短线产品，迁移方式主要是迁厂、调人、建新厂。
我国的三线建设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1964年至1968年;另一个阶段为1969年至1973年。1964年至1968年，三线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地区，采取沿海地区支援内地建设的方法，在将一部分工厂、工程迁到内地的同时，对内地新建项目的建设由沿海地区抽调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来支援。在1964年到1968年间，我国西南三线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在这期间先后开始修筑贯通西南的川黔、成昆、贵昆、湘黔等几条重要铁路;新建、扩建了攀枝花、包头、酒泉等大型钢铁基地和为国防服务的10个迁建、续建项目;在四川、贵州、甘肃等地建设了一批为国防服务的石油、机械、电力项目。这就使得西南“三线”战略大后方基地已粗具规模。
1969年至1973年间的三线建设，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增加了很多困难。有些项目的建设工期被拖得很长，有些项目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但是，当年的三线建设者，扎根山沟，艰苦创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为三线建设“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艰苦建设，经历了物质条件匮乏的漫长岁月，一个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包括一大批国家重要的钢铁、常规兵器、航空、航天、能源、电子、重型机械、发电设备制造工业基地终于在大三线建成，三线建设给内地的一些城市带来了发展机遇，促进了内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攀枝花、六盘水、十堰、西昌等，过去是荒山野岭，现在成了著名的以钢铁、煤炭、汽车和有色金属为主导产业的新兴工业城市。“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有些三线建设项目仍在继续完成。
三线建设为西部留下宝贵遗产
从宏观上看，如果不算1964年中央作出三线建设决策之前中央对西部地区的投资，仅从1964年到1980年的17年间，中央向三线建设投入的资金为2052亿元。通过三线建设，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业交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钢铁等生产部门相互配套的体系，并且与地方中小企业连成了一个生产系统，同时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生产指挥系统。
从微观上看，在铁路建设方面，从1964年8月中央决定修建成昆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等6条铁路线算起，到1980年，三线建设共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焦柳铁路、襄渝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在使整个西北、西南地区自身连成交通网络之外，还使西南地区与华中地区、西北地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交通网络连为一体，同时还配合铁路建设，建成许多公路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为西部地区的矿产开发、产品流转、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创造了交通条件。在国防工业建设方面，通过三线建设，我国在重庆地区建成了常规兵器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贵州建成了电子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陕西建成了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在贵州和陕西、鄂西地区建成了航空和航天工业生产基地，在长江上、中游地区建成了船舶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在西昌建成了卫星试验、发射中心。通过三线建设，将东北、华北地区老军事工业企业的一部分搬迁到西部地区建新厂，基本上达到了将重要军工企业“一分为二”的目的。电子工业形成了生产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兼容、生产和科研相结合的体系。航天工业实现了地区配套，建成了完整的战略和战术导弹研制基地，形成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射中心;航空工业生产体系也在西部地区形成，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几个歼击机、运输机生产中心，生产能力占全国航空工业的三分之二。船舶工业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完整的生产系统。较高水平的核工业科研生产系统几乎全部放在西部地区。原材料工业、能源工业、机械工业方面，通过三线建设，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大中小相结合的原材料工业体系，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基地、成都地区钢铁工厂、贵州水城钢铁厂等大型企业，新建了西北铜加工厂、兰州连城铝厂、兰州铝厂、冥河铝镁冶炼加工厂、西北铝加工厂和重庆西南铝加工厂。为了与国防工业配套，还建设了重水、炸药、树脂、橡胶、医药企业。建成了西南炼焦煤基地、西北煤炭基地、平顶山、焦作、鹤壁等矿区;新建10万千瓦以上电站68座。241个机械工业工厂、研究所、设计院搬迁到西部地区后，又新建、扩建大中型项目124个，累计投资94.72亿元，占全国机械工业同期投资的53%。新建了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同时新建了一批配套工厂，使西部地区具备了军民结合的轻、重型汽车批量生产的能力。新建了12个重型机械工业制造厂，使西部地区具备了很强的重型机械制造能力。电机电器工业发展起来了，建成了四川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东风电机厂，具备了年产80万千瓦成套发电机组的能力。轻纺工业方面，通过三线建设，造纸、制糖、制盐、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合成洗涤剂、塑料制品、皮革制品、棉纺织、毛纺织、丝绸、印染、针织、化纤、纺织机械等生产企业在西部地区全面铺开。其中，新建5万锭以上的棉纺织厂有7个，大中型维尼纶厂有5个。此外，通过三线建设，还在西部地区建成了100多个部属储备性仓库，15个大型广播电视项目，新建了一些高等院校。
三线建设为我国留下的物质遗产，至今仍是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基础。
三线建设留下的反思
1966年4月17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提出汇报提纲说：“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两年实现。就建设来说，大小三线的许多重大项目，现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两年建成。”攀枝花铁矿、贵州六盘水三大煤矿区、刘家峡水电站、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生产基地、成昆铁路等，都可以大大提前完成。为此，国家计委向中央提出修改“三五”计划草案的补充设想：一个是大幅度增加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电力、石油、铁路的生产建设指标;另一个是大抓农业，解决南粮北调和吃进口粮问题，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努力增加集体经济的积累来源，扶持社队工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如果按这个趋势发展，将出现解决吃穿用和后方建设两大任务的双赢局面。但是，一个月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中断了建设的大好形势。本可以提前两年完成的“三五”计划经过后两年的高投资突击，才勉强完成，失去了本应节省下来的宝贵时间。
三线建设的成就是重要的。首先，它为中国抵御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战争威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对战争估计虽然过于严重，但在20世纪60年代国际环境下，我们无法肯定地预料战争是否会爆发和爆发的时间、规模，有准备比无准备要好，准备多一些比少一些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对敌人的估计不足上，也不能完全用今天的国际形势来认识昨天。
其次，三线建设虽然是以战备为中心，但客观上初步改变了我国工业东西部布局的不合理状况，建成了以能源交通为基础、国防科技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后方基地，建成了一批重要的铁路、公路干线和支线，促进了内地省区的经济繁荣和科技文化进步，给西部以后的建设提供了发展条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当年的大规模建设改善了西部的工业、交通和科技状况，我们今天东部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差别将更加悬殊，甚至会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西部大开发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和困难。
第三，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表现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另一方面，三线建设也存在着不少问题。第一，建设规模铺得过大，战线拉得过长，超过了国家的承受能力。第二，进程过快、过急，有些项目未进行资源环境的调查和论证，就匆忙动工，造成了严重后果。第三，忽视经济效益和长期生产要求。第四，不惜代价地片面追求政治目标，打乱了正常的经济管理制度，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江泽民1991年4月22日视察攀枝花钢铁基地、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西南物理研究院等当年三线重点工程时总结性地说：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我们对三线建设的重要性应当有进一步的认识。总的讲，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的这个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是很有战略眼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