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的遵义会议，是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它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果断地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问题的开端。这次会议还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由此形成。
遵义会议是一个过程，不只是在遵义召开的那三天会议。通道、黎平、猴场这三个会议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实际上都是遵义会议的预备会议，而“鸡鸣三省”(地名)、扎西、苟坝这三个会议保证了遵义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核心领导地位，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善后会议。
遵义会议的由来
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主力突破国民党四道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使蒋介石消灭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计划失败，但红军自身却付出沉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6000余人，锐减为3万多人。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的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20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这时，博古、李德已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李德后来曾写道：“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
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在发言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当天下午7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
红军主力西进，在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但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18日，毛泽东在黎平城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没有出席，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
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向周恩来提出质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博古尽管自己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
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
1935年元旦，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在实际上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同时，在黎平会议后，已重新任命被李德、博古派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的刘伯承为总参谋长。
但争论仍没有结束。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王稼祥回忆道：“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
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2日至6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挺进。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在1月7日解放了这个黔北重镇。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随军委纵队于9日下午进入遵义城。
这时，蒋介石得到空军的侦察报告，说红军进驻遵义地区后方向不明，批准“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的请求，令第一纵队吴奇伟部集结贵阳、清镇一带整训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对遵义方向警戒。这在客观上给中央红军的休整提供了条件。
这时，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商议，由王稼祥向中央提出，要在遵义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讨论重大事宜，提议得到了同意。伍修权回忆说：“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泽东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席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博古意识到这次会上必有一场争论，事前进行活动。支持博古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曾几次找聂荣臻谈话，要聂在会上发言支持博古。聂荣臻没有答应。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
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是当时遵义城中最好的住宅。红军进占遵义后，这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建筑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
1935年1月15日，中国共产党党内随中央红军长征的重要领导人、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和其他相关重要人物共20人聚集到了这座主楼二楼的会议室，参加了这个会对中国革命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各军团负责人及其他领导：邓小平、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和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列席会议。
会议的主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阅在反对第五次反‘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首先是博古作主报告，他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作总结，将没有粉碎国民党的第五次反“围剿”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客观因素。
紧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从客观方面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战略战术和指挥问题进行分析，着重检讨了主观方面的错误，并承担了自己作为“三人团”成员之一在军事指挥上应负的领导责任。
随后，张闻天作反报告。反报告击中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要害，既讲原则又有策略地为遵义会议定了基调。
三个报告完毕，第一个发言的是毛泽东，在一个多小时的发言中，毛泽东首先表态不同意博古的报告，接着又具体分析了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时，红军为什么能够取胜，而在敌人的第五次进攻时红军为什么会失利的原因。
毛泽东还批评了李德的错误指挥，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战略图上用笔一划，限定时间打，当然不好，这实际上是一种瞎指挥。
朱德发言说，如果再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随后，周恩来在发言中明确支持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他倡议毛泽东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来工作，重新指挥红军。这一倡议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拥护。
会后陈云在传达提纲中说：“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
毛泽东在60年代初曾多次讲到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会议采纳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决定红军准备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
经过3天热烈讨论，形成遵义会议决议：(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实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从实际上纠正了王明为代表的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在中央的统治，取消了这个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博古、李德在党和红军中的绝对指挥权，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实际上也改变了共产国际制定、王明等代表贯彻的“左”倾政治路线，开始确立了毛泽东为代表的，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对党中央的领导。
遵义会议为什么会开得那么成功?主要是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正确开展了党内斗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从遵义会议开始，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了正确贯彻。”
遵义会议精神的落实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又作了新的部署，调集40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部队从1月19日开始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处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
红军分三路在27日全部推进到赤水河以东地区。毛泽东在向土城镇行军途中，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商议，认为道路两边是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可以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勋祺师。
这场战斗是由毛泽东提议而经红军总部决定的，以红三、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它在28日凌晨打响，川军遭到重大打击，红军也付出不少代价。经过连续几个小时激战，没有取得较大战果。后来从抓获俘虏的番号中发现，原来的情报有误，敌军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万多人，对川军的战斗力也估计不足。
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会议根据各路国民党军队正奔集而来进行围堵的新情况，判明原定在这里北渡长江的计划已不能实现，决定迅速撤出战斗，渡赤水河西进。这次战斗打得并不好。博古那时曾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
1月29日，红军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这时，川军潘文华部36个团已部署在长江南岸的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止红军从这里北渡长江。毛泽东和军委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恋战，立刻指挥各军团避实就虚，摆脱川军，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
1935年2月5日，中央红军向云南扎西行进的路途中，中央政治局在川、滇、黔三省交界一个叫“鸡鸣三省”的地方召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的责任。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杨尚昆在《坚持真理，竭忠尽职》一文里写道：“他(张闻天)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周恩来分别找张闻天、博古谈话。博古很爽快地把由挑夫挑着的装有中央档案的木箱交出来。这次会议才真正解决了组织问题。
2月8日，中央军委纵队进驻扎西镇。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将遵义会议精神向红一方面军传达。毛泽东在会上总结了土城战斗失利的三条教训，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主张。他的理由是：应该利用敌人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发扬红军运动战的特长，主动地消灭敌人。为此必须整编部队，实行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
此后，川军、滇军、黔军又向扎西集结。红军又在太平渡这个地方二渡赤水。二渡赤水后，红军在娄山关打了一个胜仗，随即二占遵义。这时，林彪、聂荣臻提供一个情报，说在贵州金沙县(当时叫打鼓新场)只有黔军一个旅，我们可以将它歼灭，打一个胜仗。
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在苟坝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进攻打鼓新场(今金沙)的建议，与会多数都主张打，只有毛泽东主张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应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会议争执不下，毛泽东以辞去前敌总指挥职务力争。他说，根据他的分析，北边有川军，西边有滇军，容易形成合围，红军会腹背受敌。最后表决结果还是要打。毛说，要打，他就辞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职务。据说，王稼祥在会上批评毛泽东：你这是什么态度?毛泽东回去后与贺子珍又吵了一架。贺子珍劝毛泽东不能这样，有意见还是要好好讲。半夜，毛泽东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解释这个仗不能打的道理。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得到一个情报，说川、滇军正在向打鼓新场集结。周恩来就召开政治局会议，改变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
随后毛泽东以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为由，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负责指挥红军的行动。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当时是全党全军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同志进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表明开始真正取得了军事领导权，其新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在全党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关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问题的争论
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之一，是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对此，长期以来没有异议。但是，随着遵义会议的档案在20世纪80年代公布以后，很多人看到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只是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不是党的主要负责人，会后确定的党的负责人是张闻天;他也不是军事上的最高负责人，在军事上仍然由周恩来负责，后来新成立的“三人团”也是以周恩来为团长。由此，对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说法，一些人提出了质疑。这也成为长征研究的一个难点和热点。
目前来说，对这个问题，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遵义会议没有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第二种是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第三种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第一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遵义会议后一段时间，党内由张闻天负总责，军事由周恩来负责，毛泽东既未担任党中央主要领导职务，也未起主要领导人的作用。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过程，始于遵义会议，经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完成于1943 年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任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
第二种观点肯定了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已开始在中央起主要领导作用，但又从张闻天在遵义会议后负党中央总的责任出发，认为是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同时也认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经过一个由初步确立、巩固到最后完成的过程。上述两种，共同的地方是比较看重毛泽东当时没有担任中央最高领导职务。
第三种观点的主要理由是：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虽然在组织形式上没有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但他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军事主张，以及为红军制定的系列战略战术，已被当时的领导层所接受，他的威信和影响力大大超过了他所担任的职务。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党中央已处于核心地位。1945 年4 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和1981 年6 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明确肯定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历史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结论。这一种意见比较看重的是毛泽东提出的思想路线等在党中央的影响力，而不是担没担任最高领导职务。
笔者以为，第三种意见比较符合实际。从党的历史看，在党中央起领导作用的同志，不一定在组织形式上担任最高领导职务。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可这种意见。2002 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第一卷，将原《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表述，修改为“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