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但最终却以不了而了之。它留给历史的痕迹，主要是毛泽东与蒋介石这两位难得相见却又时时相关的对手，作最后的见面。
重庆谈判的背景
重庆谈判发生在抗日战争结束向战后时期转变的关键时候。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速到重庆“共定大计”。这背后的情形，正如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一样，是非常复杂和多层次的。
与人们一般所知的情况不同，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的问题并不是在抗战结束时才提出来的。事实上，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 ，蒋介石和毛泽东就设想过由他们二人直接会谈，以解决国共矛盾问题。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提出他打算在西安约毛泽东一晤。毛泽东得知后十分积极，愿出面与蒋会谈，以争取“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不过，周恩来认为，毛与蒋会面的时机尚不成熟，安全也缺乏保障，中共中央决定，先派林彪与蒋见面，以判明其意图。此后，林彪赴渝谈判达半年之久，蒋迟迟未提与毛会谈之事。另据张治中回忆，1943年夏季，在林彪即将返回延安时，蒋介石突然写了一封信托张交林转毛泽东，再次表示要邀请毛来重庆面谈一切。但此时国共关系再次恶化，中共方面未作答复。尽管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始终未能会面，但这个问题的提出为战后重庆谈判埋下了重要的伏笔。
长期以来，在处理国共关系时，蒋介石的一贯考虑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以确保战后在维持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前提下实施“宪政”。为此，他准备使用“军事解决”和“政治解决”两种手段，并把军事解决的办法呈于首位。1945年5月下旬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带头指责中共要发动内乱，声称他的责任是“要巩固本党的基础，制止共党篡窃的阴谋”。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诬蔑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提出联合政府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强调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国民党的“急务”在于创造对中共斗争的“优势与环境”。
可见，蒋介石打内战的决心已经定了，但他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还有许多困难。全国人民刚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普遍反对在战后再发生内战，要求实现国内和平，以便在和平环境中重建家园。而对蒋介石说来，更大的困难在于他的精锐主力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
而与此同时，作为战后雅尔塔体系的一部分，中苏同盟条约的签订，为蒋介石“政治解决”中共提供了可能。在1945年6月至8月进行的中苏谈判上，国民党谈判代表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将中共问题放在首位来考虑。在谈判过程中，为获得苏联的支持，蒋介石不惜以“准外蒙战后投票解决其独立问题，而与俄协商东北、新疆与中共问题为交换条件”。最终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多项条款明确表示出苏联无论在道义、军事还是经济上，均完全支持国民党政府，基本达到了蒋介石的要求。在蒋介石看来，有可能按照他的条件实现政治解决的机会已经到来了。蒋发第一电的时间恰是中苏同盟友好条约签订的同一天——8月14日，这不是偶然的巧合。此时，蒋介石以为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会瘫软下来，急不可待地致电中共要求谈判。
因此，蒋介石并不是真的想通过谈判来实现国内和平。他的如意算盘是想利用这一着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就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使自己在政治上处于有利地位(蒋介石估计毛泽东是不敢冒险来重庆的);如果毛泽东来了，就给共产党几个内阁职位，迫使共产党交出解放区，交出军队，这样，他最后仍可以消灭已变成赤手空拳的共产党。另一个是，可以用谈判来取得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
在接到蒋介石的第一、第二次电报后，8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天就要出发到前线去的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陈赓、薄一波、萧劲光等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一开始就指出：“现在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他分析道：进入这种情况时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是得不到。我们曾力争进入若干大城市，现在没有成功。原因有二：一是苏联受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限制，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二是蒋介石利用他得到盟国承认的合法地位，使日军完全向他投降。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蒋介石的地位，既有有利方面，也有不利方面。他的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抗日功劳无法磨灭，也无法封锁;国民党内部有矛盾，又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要求。毛泽东着重提出一个问题：“和平能否取得，内战能否避免?”他说：我们现在的新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和平是能够取得的，因为英美苏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他同时也指出：“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蒋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因为上面所说的那些原因，需要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等待机会消灭我们。所以斗争是长期的，迂回曲折的。从中国的局面来看，成立的联合政府“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要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是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根据这个方针，毛泽东建议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他判断：在谈判中，关于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的争论一定是非常激烈的，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痛他才能逼他让步，总之他是不会满足我们的。毛泽东说：对国民党的批评，本来是决定停一下的，因为日本突然投降，蒋下令要我们“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今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不可能设想，在蒋的高压下没有斗，争可以取得地位。他建议：“恩来同志马上就去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参加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毛泽东“对我们这些即将奔赴前线的同志说，同志们担心我去谈判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我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前方打得好，我就安全一些，打得不好，我就危险一些。你们打了胜仗，我谈判就容易些，否则就困难一些。他风趣地说，目前的情况是有三种果子，我们可能得一批小的，失一批大的，另外，还要力争一批不大不小的”。
就在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同一天，蒋介石的第三封邀请电到了。8月25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回到延安。毛泽东等7个政治局委员连夜同王若飞磋商。26日，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展，对他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地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他说：“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去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的局势?毛泽东说：“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是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优势”。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班房。我们党的历史上除何鸣危险外，还没有随便缴枪的事，所以决不怕”。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并在当天向各中央局和各大战略区发出。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党内通知，把中共中央力争实现国内和平局面的态度说得很清楚了。
重庆谈判的经过
1945年8月28日下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从延安飞抵重庆。毛泽东身穿蓝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布鞋。一手挥着巴拿马式的盆形帽，微笑着走下飞机。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开始了。
当晚，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特意将毛安排在自己的对座，以示“诚恳”。宴会后，又邀请毛泽东下榻林园。第二天，毛泽东同蒋介石进行第一次商谈，并确定双方的谈判代表：中共方面是周恩来和王若飞，政府方面是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蒋称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并称中国无内战。毛泽东则称，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蒋提出谈判三原则：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这个“三原则”，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确定前提”。当晚7时，蒋介石亲赴毛泽东所住莲屋访问，约谈一小时，蒋自称属于“普通应酬”。
8月30日晨，毛泽东、周恩来从山洞林园进城，分别拜会了宋庆龄、张澜和赫尔利等，然后住入红岩八路军办事处。
9月4日下午5时，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参加军事委员会召开的抗战胜利茶会。会后，蒋、毛再次直接商谈。从9月4日晚9时起，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受命与周恩来、王若飞开始第一次会谈。至10月8日止，双方共会谈13次。
毛泽东在重庆的43天，除刚到和临行时有3天住在林园外，其他时间都住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二楼，同周恩来、王若飞住在一起。红岩村地处郊区，对来客很不方便。因此，张治中把自己的寓所上清寺桂园让出来，给毛泽东作为在城里会客、工作、休息的地方。毛泽东每天上午从红岩来，下午在桂园会客和工作，晚上仍回红岩。“每天晚上，毛泽东从桂园回来后，首先要和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一起研究当天谈判的情况，揣摸国民党代表的心理，把握谈判的动态，制定出有关的政策。他们研究得很深很细，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常常研究到深夜。”“研究完谈判之事后，周恩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起草电报或文稿，安排毛泽东第二天的活动，处理一些要事。毛泽东则在自己的房间里思考下一步的工作。”“待忙完这些事后，毛泽东要通览全天的各大小报纸，不仅要看《新华日报》，还要看国民党办的各家报纸。一般的报道，他通览一遍放下。重要的文章和报道，他要认真反复地看，通过报纸，了解各界人士对谈判的反应，掌握时局的发展。”
从9月4日起，蒋介石即将和中共谈判的任务交给张群等3人，而他自己，则退居幕后。但是，他仍然时时研究苏俄与中共动态，牢牢掌控谈判，日记中有许多对谈判情况的记载。
重庆谈判是一场复杂而艰苦的斗争。由于国民党对这次谈判并没有诚意，也没有估计到毛泽东真会这样快地应邀来到重庆，所以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好谈判方案，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方面先提出意见。
9月2日，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周恩来、王若飞也在座。毛泽东对这次谈判提出了八点原则性意见：(一)在国共两党谈判有结果时，应召开有各党各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二)在国民大会问题上，如国民党坚持旧代表有效，中共将不能与国民党成立协议;(三)应给人民以一般民主国家人民在平时所享有之自由，现行法令当依此原则予以废止或修正;(四)应予各党派以合法地位;(五)应释放一切政治犯，并列入共同声明中;(六)应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内的民选政权;(七)中共军队须改编为48个师，并在北平成立行营和政治委员会，由中共将领主持，负责指挥鲁、苏、冀、察、热、绥等地方之军队;(八)中共应参加分区受降。
第二天，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拟定的两党谈判方案11项交给国民党代表转送蒋介石。王若飞在谈判结束后向政治局汇报时说：“前六天，看他们毫无准备。左舜生刻薄他们，说只见中共意见，不见政府意见。”
9月2日晚、4日、12日、17日和10月9日、10日，毛泽东或者单独，或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或在赫尔利参加下，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会谈。
当时担任毛泽东副官的蒋泽民回忆道：“毛泽东到重庆后，每次参加谈判，我和陈龙都跟随前往，毛泽东他们在里屋商谈，我们在外屋等候。无论谈判多么紧张，斗争多么尖锐，争执多么激烈，毛泽东的表情是平静的，举止是从容的，讲话时的语调也都是温和的。”“在外屋等候的我们，有时也能隐隐约约听见里面的争吵声。我观察，毛泽东说话并不多，但是很有分量，只要他的声音出现后，屋内就立刻安静下来。”
在近一个月的商谈中，国共双方在一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军队缩编、解放区、国民大会等问题上却搁了浅。谈判中，张群等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曾于9月8日写了一份书面文件，逐条回答中共所提谈判要点。其第一项称：“和平建国自为共同不易之方针，实行三民主义亦为共同必遵之目的。”第二项称：“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承明白表示，甚佩。”第三项称：“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规，今可即行承认。”其他如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参加受降工作，停止武装冲突，释放政治犯，严禁特务逮捕、拘禁以及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原则，国民党代表都表示“自可考虑”，或“自无问题”，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所不能接受的是“重选国民大会代表”、“解决解放区办法”以及“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等问题。当时，毛泽东要求将中共部队改编为48个师，而蒋介石只允许以20个师为最高限额。至于五省主席、六省副主席、四市副市长、北平行营主任等职，蒋介石觉得中共是“狮子大开口”，根本不想考虑。
9月21日晚，赫尔利向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否则谈判就要破裂。赫尔利这些话，是最后通牒式的施加压力。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用8个字来回答：“问题复杂，还要讨论。”他说：军队国家化，国家要统一，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但前提是国家民主化，军队和解放区不能交给一党控制的政府。如何民主化，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会想出克服办法的。我们不主张破裂。
就在两党谈判僵持不下之际，蒋介石却于9月27日偕宋美龄飞往西昌，休息去了。在去西昌的飞机上，蒋介石读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提问中，毛泽东谈到，解放区已经拥有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还分布于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各省。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勾起了蒋对中共所提11条的回忆，也勾起了蒋郁结在胸中对中共和毛泽东长期的仇视。其实，在蒋介石的心目中，中共早已不是和国民党并肩抗敌的战友，而是“汉奸”、“叛逆”;毛泽东也不是他盛情相邀的贵宾，而是“罪魁祸首”。蒋介石在日记中，给共产党列举了11条罪状。
蒋介石写这些“罪状”，当然不是一时兴至，“无所为而为”，显然，他是在为扣留并惩办毛泽东做准备。
然而，毛泽东应邀，为两党谈判而来，要扣留并惩办毛泽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美国大使赫尔利的保证和美国政府的态度，也想到苏联政府可能的反应。
想来想去，蒋介石“审治”毛泽东，彻底解决中共问题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几乎难以遏制了。龙云长期统治云南，形成半独立状态。蒋介石早就想解决龙云，其办法是任命龙云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将他从昆明老窝调到重庆。但蒋介石又担心龙云不肯入彀，做了武力强迫的准备。10月3日，杜聿明的军队武装包围云南省政府，完全控制昆明，龙云的滇军仅有小反抗。蒋介石很高兴，认为龙云“经此一击。彼当不能不俯首遵命乎!”几天之后，龙云被迫到重庆接任新职。龙云问题解决了，蒋介石的思绪再次回到中共问题上。当时，伦敦的五国外长会议因美苏对立，无果休会。蒋介石认为“俄国实力已耗，外强而中已干”，是他解决中共问题的好时机。蒋介石估计，一旦他做了“此事”，苏联不会善罢甘休，有可能占领新疆，拒绝从东北撤兵。但是，蒋介石觉得还是合算，他还是要做。毛泽东在重庆，如鱼游釜内，有点“悬”了。
然而，就在蒋介石破釜沉舟，准备豁出去做“此事”的时候，他却又犹豫起来了。10月6日，蒋介石反省上周作为，觉得龙云问题解决，西南巩固，“建国已有南方统一之基础”，“心神乃得自慰”。但是，对于解决中共问题，他觉得国内、国外反对者很多，困难很大。日记写道：“对共问题，郑重考虑，不敢稍有孟浪。总不使内外有所借口，或因此再起纷扰。最后唯有天命是从也。”
蒋介石的“郑重考虑”是必要的。如果他悍然扣留并“审治”毛泽东，不仅美国、苏联通不过，在抗战八年中发展起来的百万中共武装通不过，那时已经站在中共一边的民主党派自然也通不过。其结果，必将出现“再起纷扰”的严重局面。这么一想，蒋介石又把他那颗强烈跳动的想扣留并“审治”毛泽东的心摁住了。当天正午，蒋介石与左右讨论中共方面所起草的《会谈纪要》以及毛泽东的离渝时间，蒋介石“立允其速行，以免其疑虑”。
谈判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继续缓慢前进，斗争十分激烈。10月8日，双方代表最后就《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达成协议。
10月9日，毛泽东向蒋介石告别。蒋问毛：对国共合作办法有无意见?据蒋日记记载，“毛吞吐其辞，不作正面回答。”蒋对毛称：“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蒋继称：“余为共党今日计，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上、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第一期建设计划如不能全国一致，努力完成，则国家必不能生存于今日之世界，而世界第三次战争亦必由此而起。如此吾人不仅对国家为罪人，而且对今后人类之祸福亦应负其责也。”
这段话，蒋介石觉得他是向毛掏了心窝子，毛的反应，据蒋日记记载，“彼口以为然”，但是，蒋不大相信，所以接着写道：“未知果能动其心于万一，但余之诚意或为彼所知乎?”当日正午，蒋介石继续与毛泽东谈话，并且设宴招待。
10月10日下午，周恩来、王若飞和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里正式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通常称作《双十协定》)。签字仪式后，政府代表邵力子说：“此次商谈得以初步完成，多有赖于毛先生之不辞辛劳。”接着，毛泽东从楼上走下来，同在场者一一握手，表示祝贺。当夜，毛泽东又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到山洞林园同蒋介石长谈了一个晚上和一个早晨。毛泽东告诉蒋介石，他回延安后，周恩来、王若飞仍留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进行商谈，使《双十协定》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能在召开政治会议以前得到解决。
至此，这次国共谈判告一段落。
重庆谈判的意义
《双十协定》由周恩来起草，是毛泽东、周恩来到重庆后和国民党代表多次商谈的结果，也是双方求同存异、互谅互让的结果。共十二条，其中《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属于总纲性质，双方一致确认：“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将在蒋主席的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双十协定》宣布，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立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双十协定》并称：“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其他双方一致同意或基本一致的条文有人民自由问题、党派合法问题、特务机关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等。毛泽东后来曾说：“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有些问题，难度较大，如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表示愿缩编至24个师至少20个师的数目，国民党则表示20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双方意见趋近。有些问题，双方争持不下，如“国民大会问题”，中共坚持代表重选，延缓召开等主张，国民党则坚持原选出之代表有效，名额可以增加。中共表示：“不愿见因此项问题之争论而破坏团结”，双方同意将此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先后提出四种方案，国民党均以“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为理由加以拒绝，中共方面只能提出，继续商谈。
《双十协定》的签字是大喜事。饱经战争之苦的中国人终于向避免内战，化干戈为玉帛前进了一大步。这一天还发生了另一件喜事。这就是，国民政府发布授勋令，对大批抗战文武有功人员授予“胜利勋章”。蒋介石考虑再三，在受勋人员名单中加进了朱德、彭德怀、叶剑英3人，又加进了毛泽东和董必武，还加进了邓颖超。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他这么做的原因：双十节授勋，特将共朱毛等姓名加入，使之安心，以彼等自知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有罪，唯恐政府发其罪状，故亟欲抗战有功表白于世，以掩盖其滔天罪恶。余乃将顺其意以慰之，使其能有所感悟而为之悔改乎，然而难矣哉!
世界授勋史上大概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前例：内心深处认为其人有“滔天罪恶”，但是，还要为其授勋，表扬其抗战功绩。
1945年10月11日上午9时许，毛泽东在张治中和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桂园前往机场。到机场后，他同前来送行的蒋介石的代表陈诚以及其他友好人士握手道别，然后偕同张治中、王若飞登上一架草绿色的双引擎C47型运输机。经过近4个小时的飞行，在下午1时30分回到延安。
毛泽东一到延安，当天就召开政治局会议。第二天，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区党委的指示，对重庆谈判作了这样的评价：“双十节国共协定今日公布。这一协定奠定了和平建国基础，并为全国人民争取了许多民主权利(当然还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取得了我党和国民党平等的地位，这些都是这次谈判的重要成就。”同时指出：“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冲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军队整编问题也没有最后解决。国民党军队现正向各解放区大举进攻。因此，“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以松懈。”
毛泽东告辞离去后，蒋介石独自在林园中逛了一周，心里想的是：“共党不可与同群也。”他似乎已经忘记，10月9日，他还和毛泽东谈过：“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12日，蒋介石回想他和毛泽东在重庆的多次接触，觉得共产党的这位领袖不好对付。日记云：“共毛态度鬼怪，阴阳叵测，硬软不定，绵里藏针。”对于中国的未来，他有“荆棘丛生”的感觉，不过，他仍然充满自信，相信在今后的较量中，他可以战胜毛泽东。其《反省录》云：“断定其人绝无成事之可能，而亦不足妨碍我统一之事业，任其变动，终不能跳出此掌一握之中。仍以政治方法制之，使之不得不就范也。政治致曲，不能专恃简直耳!”蒋介石一生做过许多错误判断，但是，其中最大的误判可能就是上述判断。历史证明，蒋介石的“一握”并没有能控制毛泽东，相反，倒是毛泽东跳身出来，让中国在三四年的时间内天翻地覆，并且将他赶到了海峡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