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英美派”，系指南京国民党政权内部一个举足轻重的政治派别，因其在内政外交特别是外交上带有明显的亲英美倾向，故名。“英美派”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很难作具体的统计。客观事实是，“英美派”曾广泛分布于国民党政界、外交界、金融实业界及文化界诸领域，尤以外交界和金融界为多，故有学者认为“英美派”概指“一批职业外交政客与金融买办之流”。傅德华：《民国政海名流归宿》，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第292页。广义地说，凡是在内政或外交上带有亲英美倾向、主张走英美路线的人，均可纳入“英美派”范围。迄今为止，学界对“英美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英美派”几个重要代表人物上，而对其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则几近阙如。本文试图将“英美派”作为一个整体，从个人经历、外交设想、政治理想和经济主张等方面揭示“英美派”的群体特征。
一 留学欧美的个人经历
学者舒新城指出：“戊戌以后的中国政治，无时不与留学生发生关系，尤以军事，外交，教育为甚……”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新世纪出版社，2011，第137页。19世纪末，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欺凌侵略，“甚至连愚蠢的清政府也认识到，除非中国实行某些现代教育，否则它注定要被帝国主义奴役。中国需要现代训练的工程师、科学家及其他人才，但由于它还没有合适的学校提供高等科技教育，中国学生必须到国外留学”。〔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第1～2页。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清政府终于同意将留学作为一项国策付诸实施，从而开创了留学教育的先河”。刘秀生、杨雨青：《中国清代教育史》，人民出版社，1995，第146页。同治十一年（1872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其后赴欧洲各国的留学生也相继派出。甲午中日战争后，又出现赴日留学的热潮。与此同时，自费出国留学也兴盛起来，留学教育成为国内教育的重要补充。
20世纪初期，成千上万中国青年涌向日本留学的壮观景象，极大地刺激了美国。一些美国在华传教士、外交官以及美国政府里的“中国通”认识到进入新世纪的中国将发生剧变，建议美国政府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支持中国向美国派遣留学生。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规定自1909年起至1940年止，将多得的庚款按月逐年退还中国，用于兴办清华学校和资助赴美留学。中美约定，自1909年起，清政府应在最初4年内每年至少派遣100名学生，如果到第四年派足了400名，第五年起每年至少派50名，直到退款用完为止。庚款兴学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手段，“意在同欧洲各国和日本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其用心极其深远，但它支持了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加强了清政府的亲美倾向，也提高了美国在中国的声誉，使中国学生的留学方向转向美国，留美教育再度兴起，宣统元年以后，中国留美学生人数迅速增加，宣统二年达到500多人，宣统三年又增至650人，其中官费207人，自费443人”。刘秀生、杨雨青：《中国清代教育史》，第156页。
“英美派”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出国热潮下赴欧美各国留学的，因而国民党政权内部“亲日派”与“英美派”的划分，与其留学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亲日派”大多曾留学日本，而“英美派”一般都留学过欧美。“亲日派”首领汪精卫于1904年官费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著名“亲日派”黄郛亦于1904年官费赴日留学，就读于振武学校。张群于1907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何应钦于1908年赴日留学，先后就读于振武学校、陆军士官学校。汪精卫的亲信、大汉奸周佛海于1917年赴日留学，先后就读于第一、第七高等学校、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科。其他如唐有壬、蒋作宾、褚民谊等“亲日派”，亦均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至于“英美派”，也大都有留学欧美国家的背景。“英美派”领袖宋子文于1912年留学美国，先后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施肇基于1893年赴美留学，先后毕业于华盛顿高等学校、康奈尔大学。颜惠庆于1895年赴美留学，1900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他是弗吉尼亚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留学生。石源华主编《中国十外交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第188页。王正廷于1905年赴日留学，1907年去美国，进密执安大学留学，第二年转耶鲁大学，1910年毕业。顾维钧于1904年赴美留学，1912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蒋梦麟于1908年赴美留学，先后毕业于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胡适于1910年考取第二批庚款兴学官费留美生，先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学习农科，后弃农学文，于1912年初转入文学院，1915年再转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主攻哲学。其他如孙科、王宠惠、陈光甫、李锦纶等亦均有留学美国的经历。此外，罗文干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郭泰祺先后留学美国和英国，王世杰先后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
二 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外交设想
虽然“英美派”出国留学的动机和目的各有不同，但都能在海外学有所成，接受了专门的教育，通晓国际政治和近代外交知识，不少人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对外交问题有专门的理论研究，如王正廷著有《中国近代外交概要》，顾维钧著有《外人在华权利和利益》，王世杰著有《比较宪法》《不平等条约之废除》等。所以，“英美派”学成回国后，纷纷进入政界、外交界及财界，尤以外交界居多，以至在民国外交舞台上形成了一个以“英美派”为主体的职业外交家群体。其代表人物有：施肇基、颜惠庆、王正廷、王宠惠、顾维钧、郭泰祺、王世杰等，还有如宋子文、陈光甫更是以政治家兼外交家、银行家兼外交家的双重角色出现的。
进入民国，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给中国谋求提高国际地位带来了机遇；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独立自强，成为中国民众的强烈呼声。但中国毕竟是弱国，不仅必须“唤起民众”，以武力抵抗列强的侵略，而且需要外交家在国际舞台上据理力争，收回失去的权利。“英美派”应运而生，作为一个政治群体，“英美派”的正式形成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之际，但他们在中国外交界的崛起，则始于其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的出色表现，山东问题辩论、废除“二十一条”交涉、拒签《巴黎和约》、促签《九国公约》、收回山东权益等，都表明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值得称道的外交技能，——身处弱国逆境，却敢于为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收回失去的权利而奋力拼搏。
自20年代末开始，日本越来越成为中国的最大威胁。30年代初期，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步步加深，“英美派”最终形成。在对外政策上，“英美派”一般都主张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联合欧美，抵御日本”是他们的又一共同特征。“英美派”的经历、学衔以及学者兼外交家的身份，使他们易于为国际外交界所接受和受到尊重，便于他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纵横捭阖，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施展抱负。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爆发后，“英美派”在国际和国内两条战线上，为揭露日本侵华真相、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援助中国而奔走效力。在国际上，施肇基、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等利用国联舞台，频繁展开外交活动，敦促国联多次通过有关中日冲突的决议。在国内，宋子文、罗文干等与西方各国驻华外交官多次接触，积极谋求英、美等大国的调停，以制止日本的侵华暴行。
为了达到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目的，“英美派”主张加强与国联和英美等西方大国的经济技术合作来发展经济、建设国防、增强国力。《塘沽协定》签订后，出席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宋子文、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认真研究国际国内形势，“一致认为必须制订一项持久抗日和迅速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国际危机的积极政策”，包括在经济上、政治上抵抗日本，在外交上推动国际一致行动，在国内建设上实现政治团结和实行宪政、加强国防、建立基础工业、发展全国战略运输网等具体而详细的内容。《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第248页。
抗日战争时期，“英美派”在更为广阔的国际舞台上活动，他们为争取国际社会援助中国的抗日、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签署中美中英新约、筹创联合国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们在战时外交舞台上的所作所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三 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经济主张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产品纷至沓来。人们一般把外国进口产品及外资在华企业生产的产品统称为“洋货”，而把与“洋货”相对的本国产品称为“土货”或“国货”。大量洋货充斥中国市场，极大地阻碍着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随着民族意识的日益增强，倡导国货、振兴实业的思想深入人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提倡国货予以鼓励和支持，政府要人主张抵制日货者不乏其人。工商部长孔祥熙公开宣布“策励工商，提倡国货”。伍朝枢认为，“抵货效力较胜军事，但国人如人人有此精神，则必可制日以死命也”。《申报》1933年4月6日。朱家骅也说：“多购一件日货，即不啻多予暴日一件武器。必须彻底不买日货，始可减少其发挥野兽行之力量。”王聿均、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第493页。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攫夺了广大的东北市场，并加紧向华北实行经济渗透，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成为30年代初期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应将抗日的经济政策“放在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原则上，一切为了抗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第320页。
“英美派”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情况下产生的，他们也赞成和支持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并积极参与了这一运动。“英美派”首领宋子文在1934年访问欧洲期间，曾与颜惠庆、顾维钧、郭泰祺等“英美派”重要人物共同拟定抵抗日本的详细计划，其中经济上抵抗日本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继续并加强抵抗日货”。他们认为：“中国如能制订有组织的经济抵抗计划，必将事半功倍。目前对日货的抵制应予加强，且应采取措施使之对日本更为致命。对于以经营日货为生的商人，应帮助他们转而与中国的友好国家联系并经营类似的贸易。对那些能够生产长期取代日本廉价商品的日用消费品工业，应予扶植和鼓励。在执行这一经济抵制政策中，中国可以指望西方国家的同情甚至积极的支持，因为这个政策帮助了中国，同时又可使他们从中获利。为了引起他们对这一政策的兴趣，可以研究和试行把政府国外采购集中组织起来的办法，使之为实现我国外交政策的目的服务。要在莫斯科和华盛顿进行持续努力，以培养国外特别是苏俄和美国公众的关心。在与日本贸易竞争方面，可以与英国结成经济联合战线。”《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247～248页。
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同时，“英美派”还主张发展民族经济，并希望加强与欧美国家的经济合作，推进欧美对华经济和技术援助，以此发展经济，加快建设，增强国力，巩固国防。
四 崇尚英美模式的政治理想
“英美派”大都留学欧美，接受了现代西方教育，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此，在政治上他们都带有某种理想主义色彩，不满专制独裁统治，反对军人干政；他们崇尚西方的民主与自由，希望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政治经济制度；提倡“实现各方面的全面政治和解，以组成真正的统一战线”来应付民族危机。《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248页。蒋梦麟后来回忆说：“我是主张直接向西方学习的，虽然许多留学日本的朋友都想说服我，但我始终坚持自己的信念。我进南洋公学，目的就是为去美国上大学作准备。”Chiang Monlin，Tides From the West（Yale University Press，1947），p.60.他认为，“要拯救中国免于被列强瓜分之祸的唯一办法是实行西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美〕包华德：《民国名人传记词典》第4分册，中华书局，1983，第11页。。
胡适更是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汪一驹在《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一书中说：“胡在美国的经历导致了他对西方文明的同情。胡终其一生保持着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赞美。也因此他获得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对中国人来说，他是一个有名望的西学学者；对西方人来说，他是新中国里与西方人最一致者。”赵立彬：《民族立场与现代追求：20世纪20～40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三联书店，2005，第115页。胡适初到美国，即对美国社会倾慕不已，在致友人信中明言：“美国风俗极佳，此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民无游荡，即一切游戏之事，亦莫不泱泱然有大国之风，对此，真令人羡煞。”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第16页。胡适晚年回忆留美这段历史时，特别提到这段生活经验对他成长的深刻影响：与各种不同种族和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人士的密切接触，使其了解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对世界主义、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的信仰，使其能从新的高度观察世界；与全美最有影响的文科教授接触特别是师从杜威，使其终身信奉实验主义和对美国的民主政治情有独钟；在治学方法上，通过接受美国正统学术训练，使其奠定了一生的学术根底；在美国的数百次演讲，锻炼了他的口才，这一点使他后来很快在中国社会形成相当大的影响力，也对他后来赴美从事美援外交大有裨益。欧阳哲生：《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第339～340页。胡适回国后，立即投入新文化运动并成为其中的主将之一，参与中西文化论战并成为主张全盘西化的典型，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公学等大学任教授。胡适不仅以其学术声望成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最有力的代言人，而且以其亲西方特别是亲美的思想言论成为“英美派”在学界的重要代表。
英美派领袖宋子文当年满怀热情抱着力图将西方的财政经济理论和民主政体付诸实践于中国的初衷，投入广东的国民革命运动，他曾一度向往西方三权分立的政体，并且主张文人主政，所以西方人称“宋（子文）基本上是提倡在中国政府和经济体制内部进行改革的美国开明思想的代言人”。〔美〕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林海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91页。当蒋介石在南京建立新政权、以武力“清党”之初，宋子文亲口对当时在华的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赫贞说：“国民革命的主旨是以党治军，就是以文人制裁武人。现在都完了！文人制裁武人的局面全被推翻了。”胡适：《追念胡稚晖先生》，《自由中国》第10卷第1号，1954年1月1日。
“英美派”多以学者身份涉足外交界，他们在国内深受各界的尊敬和推崇，有的还是国际上知名度颇高的外交家。由于他们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望，一般不介入国内各政治派别之间的争斗，保持着某种超然态度，抛开党派成见，故每当各派政治势力势均力敌难以平衡时，他们常常能够成为各派共同接受的对象，如施肇基、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王宠惠、罗文干等或当过驻重要国家的外交使节，或担任过外交部的总长或部长，或出任过国务总理乃至摄行过总统职权，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过不同寻常的作用。
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和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英美派”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和怀抱的政治理想，往往不能尽如人意，甚至根本无法实现。在国民党独裁政治和一党专政体制下，内政外交的决策权往往集中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政治会议，有时甚至完全集中于蒋介石一人之手，这就严重限制了“英美派”施展外交才能和实现政治抱负的余地，“这样，文职政府仍始终从属于蒋介石和军队的利益，从未发挥自己的作用”。〔美〕费正清、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册），刘敬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第154～155页。因此，“英美派”的政治主张显得软弱无力，他们追求西方民主与自由，希望走英美式的政治路线，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不少人晚年得不到蒋介石的重用，郁郁而终。
总之，“英美派”虽然人数众多，职业多样，且政见并不完全一致，但作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仍具有比较明显的共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