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深秋的早晨，几个人匆匆地行进在山路上，其中一位年轻人身穿着重孝服，面带哀容，余下几个都是家人打扮，也身穿素服。山路很静，除了他们几个再没有行人。在一个转弯处，那个年轻人停住了，几个家人顺着他的眼光看去，只见三个书生模样的人站在树丛中的一个平台上，其中一个微笑着缓缓迎上来，施了个礼，向年轻人问道： “请问你们在这荒山僻野之中，要去哪里?有什么急事?”年轻人向书生说明缘由，原来他的父亲刚刚去世，母亲命他为父亲访求葬地，书生听后，用手一指平台说： “葬在那儿吧，那儿的风水好，保你后世子孙都为显贵。”说完和那两个书生走了。不几天，那个年轻人果真将父亲葬在书生所指的地方。这个年轻人便是汉魏豪门大族——汝南袁氏的奠基人袁安。
袁安，字劭公，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祖父袁良是汝阳有名的经学学者，通晓西汉孟喜撰著的《孟氏易经》，汉平帝时，被推荐为明经，入宫为官，任太子舍人。东汉建武(25—57)初年，在成武县(今属山东)任县令。
袁安从小就师从祖父，学习《易经》，并深受祖父学风的影响，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他为人持重而有威望，州县里的人们都很敬重他。后来袁安被辟为县吏，担任掌管县衙政务的功曹。一次他奉命到郡署办事，郡守的僚属从事让袁安带一封信给县令，袁安正色说： “公事自有邮驿传递，如果是私信那不是功曹所应带的。”从事被袁安的态度惊住了，他见袁安不肯接受，只好作罢。袁安的声名因此更振。一年冬天，袁安正客居洛阳，洛阳刮了几天大风，又接连下了几天大雪，雪深丈余，封门堵路，百姓苦不堪言。大雪停后，洛阳令在城中巡视一番，见百姓都在清扫积雪，相互问候。他还不时见到许多因雪饥饿的乞讨者。当他走到袁安门前，无路可走，只见大雪依旧堆在门前，毫无出入行踪。洛阳令不免心里一惊，暗自思忖： “难道袁安已经死了?”他急忙命人扫出一条路，推门而入，只见袁安卧在床上，洛阳令迷惑不解地问： “雪早已停了，你为什么还不出门?”袁安答道： “大雪下了这么多天，家家都缺粮，还有人忍饥挨饿。如果这时我出来打扰他们，岂不是增加他们的痛苦?不论我到谁家做客，都会令主人为难，如果留我用餐，家中人已经难以糊口，如果不留我，主人会觉得情理上说不过去，与其让人为难，还不如我呆在家里哪儿也不去。”洛阳令听后连连点头赞许，对别人说袁安果真贤达。后来，袁安被推荐为孝廉，先任阴平(今属甘肃)县令，后又任任城(今山东济宁东南)县令。袁安办事认真果断，不徇私情，对下属要求严格，当地官吏对他既畏惧，又敬爱。
永平十三年，东汉发生了楚王刘英策划谋反一案。刘英与明帝是异母兄弟，因为母亲许氏得不到光武帝宠爱，刘英备受冷落，在诸侯王中他的封地最贫小，而且封在偏远之地。当时佛教传入中国只有两年，还没有广泛流传，刘英在冷遇中对佛教产生了巨大兴趣，他广交宾客，数次访求佛法，制作金龟玉鹤，刻以文字当做符瑞。有个叫燕广的人，上书弹劾刘英与渔阳人王平、颜忠等人假借信佛教为名，蓄意谋反。明帝是以光武帝第四子继承皇位，总担心众兄弟们不服，所以对谋反一事最为敏感。于是明帝派人调查，得到汇报，认为刘英聚集不轨之徒制作图谶，图谋篡位，下令剥夺刘英王爵，迁往丹阳泾县(今属安徽)。第二年，刘英到了丹阳自杀而死。刘英虽然死了，但该案还没有完结。明帝下令追查刘英的党徒，根据刘英供词，与此案牵连者达数千人，楚郡最多。明帝大为恼怒，命令楚郡查核，对刘英党徒要严加惩处。当地官吏急于定案，对犯人严刑逼供。被认为刘英同谋的王平、颜忠等人由于经受不住狱吏拷打，胡乱招供，涉及到许多无辜的人，造成不少冤案，一时楚郡人心惶惶，唯恐自己被牵连进去。这时朝廷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听说袁安贤明果断，善于处理复杂困难的大事，三府便一同上奏明帝，推荐袁安，于是明帝任命袁安为楚郡太守负责审理刘英一案。
袁安领命，立刻启程奔赴楚郡。新官上任，按例先入郡府安置，然后拜访当地名门望族，而袁安却不顾连日奔走劳累，只让下属到郡府，自己则先去考察审理这个钦命要案。他通过调查核实，辨别出那些没有明确罪证的人，一条条分别上报，请求明帝将那些无罪之人释放出狱。楚郡府丞、掾吏害怕明帝降罪，对袁安这一举措惶恐不安，与袁安争辩，声称释放那些人就是纵容奸党，恐怕要招致杀身之祸，连郡吏也不能幸免。袁安有些气愤地说道： “如果释放他们不符合律令，作为太守，我愿一身当罪，你们不必害怕，我决不会连累你们。”袁安将那些无罪证的人的情由一一陈述，分别上奏明帝。明帝看了奏章深受感动，并醒悟过来： 这两年刘英一案牵连的人确实太多了，其中难免有被冤枉的，楚王刘英生前喜欢交际，朝中大臣多数都和他有来往，如果再穷追下去，恐怕就无人安心辅政了。于是明帝批复袁安，让他将无罪的人全都释放，能宽大处理的则从宽处理，仅袁安亲自释放的就达四百多家。袁安不怕风险，不杀无辜立刻传遍楚郡，楚郡百姓没有不称颂他的。
永平十五年(72)，袁安被征召为河南尹，掌管京师洛阳周围政务。袁安虽然政令严明，但他从来不对受贿赂犯罪的人无休止地追究。他常说： “凡有才学而求官的人，才高又有名望能做宰相，才学相对较低又没有什么名望的也能当牧守，如果穷追受贿赂者，可能会使许多有才学的人废置，在圣明之世禁锢人才，我实在不忍心。”听到这话的人都很受感动从而自加勉励。袁安对有德行、政绩突出的下属从不压制，而是尽力推荐。建初七年(82)，河南发生了严重蝗灾，无数庄稼被毁，但中牟(今属河南)境内谷物生长很好，袁安感到疑惑，派人前去调查。原来是中牟令鲁恭治理有方，袁安认为他不应该久屈中牟，便上奏朝廷，竭力推荐鲁恭，后来鲁恭官至司徒。袁安在京师任职十年，洛阳社会秩序安定，他本人在朝中的声望也更高。
建初八年，袁安升任太仆。章帝在位期间，南匈奴已经归附汉朝，北匈奴也与东汉和亲通好。元和元年(84)，北匈奴单于请求与东汉进行贸易，并派人赶着大群牛马到东汉北部边郡贸易，当地官员以礼相待。南匈奴单于听说后派骑兵掠走牛马，抓去北匈奴的人，北匈奴与北部边郡官员交涉。元和二年，西北边境武威(治姑臧，今甘肃武威)太守孟云上书说：“我们与北匈奴已经和亲了，可是南匈奴又去掠夺他们，北匈奴派人来说他们受了汉朝的欺骗，打算要侵犯边疆。我们应该将以前捉来的俘虏归还北匈奴，以安慰他们。”章帝下令让百官在朝堂商议，是否归还北匈奴的俘虏。公卿们都认为北匈奴诡诈，贪得无厌，如果得了俘虏会更加妄自尊大，不能归还。袁安说： “自从北匈奴派遣使者贡献礼物、请求和亲以来，俘获了我朝边境的人总是还给我们，这已表明他们畏惧汉朝的声威，况且不是他们先违约。孟云以大臣身份主持西北边疆事务，不应该对戎狄失信。把俘虏还给他们，足以表示我汉朝的宽厚优待，使边境人民得安宁，这样于国于民都有利。”太尉郑弘、司空第五伦都十分恼恨袁安的主张与他们相背，司徒桓虞则改变原来的主张赞同袁安，两派争得面红耳赤，仍得不出结果。郑弘见难以压倒袁安，就大肆进行人身攻击，他站起身大声说道： “所有主张归还俘虏的人都不是忠臣。”桓虞也拍案而起在朝堂上呵叱郑弘，第五伦恼怒得变了脸色，而袁安毫不畏惧，仍不改变主张。司隶校尉把朝堂争议的情形一一上奏章帝，章帝命大臣们停止朝议一同进见。袁安捧上印绶向章帝表示宁可官不做，也不改变自己的主张。章帝说： “久议不决是因为大家各有主张，我做事是要从你们的议论中进行选择，你们和颜悦色地争论才符合礼仪。”最后章帝听从了袁安的建议。元和三年(86)，司空第五伦年老辞官，袁安接替他为司空，从而位列三公。章和元年(87)，他又出任司徒。
就在袁安任司徒的第二年，章帝病死，年仅10岁的和帝刘肇即位，窦太后临朝处理国事。太后之兄窦宪位居侍中，出纳王命，总揽朝中大权，其兄弟窦笃、窦景等也在朝中把握要害部门，东汉进入了外戚专权时期。袁安贵为司徒，与太尉宋由、司空任隗都无实权。窦宪大权在握，横行无忌。在章帝丧期间，齐殇王的儿子都乡侯刘畅来到洛阳奔丧，受到窦太后宠幸，经常出入后宫，太后曾多次召见他。窦宪害怕刘畅分割自己的权力，便派刺客将刘畅杀死，此案震动了朝野上下，袁安非常气愤，让有关部门严格调查。太尉府贼曹何敞对袁安、宋由请求说： “那些秉承窦宪旨意的官员不能查出真凶，我愿意过问此案。”袁安和宋由都知道何敞正直，便同意了他的请求，袁安还派官员协助何敞，最后水落石出。窦太后见主谋是自己兄长，又羞又怒，将窦宪禁闭在宫内。这时，南匈奴单于上书朝廷声称北匈奴发生蝗灾，统治集团发生分裂，请求东汉政府出兵，共同出击北匈奴。窦宪惧怕太后责罚，于是请求愿率军北击匈奴以赎罪。
朝臣大都反对北击匈奴，袁安认为对南北匈奴应以安抚为上，以安定边疆人民生活，于是他与太尉宋由、司空任隗以及九卿一齐到朝堂上劝谏，联名上疏： “匈奴没有侵犯北部边郡，我们无故劳累军队长途跋涉，耗费国家资财，求取万里之外的功绩，这不是长保江山社稷的良策。”几次上疏都被扣压了。宋由害怕，不敢再往奏章上签名，其他大臣也逐渐退却。只有袁安与任隗坚持上疏，毫不动摇。后来袁安见窦太后执意发兵就在朝堂上摘去官帽，表示即使丢官也要劝谏，这样顽强地争执了十几次。但是太后仍然没有听从，朝臣们都替袁安捏了把汗，而袁安却神态自若。袁安这种不畏权势的行为使朝中大臣都钦佩他。窦宪出击北匈奴后，其弟窦笃、窦景依仗权威，无恶不做。窦景名为朝廷高官，实际行同盗匪，公开指使手下亲兵在光天化日之下拦劫商人，抢夺财物，以致京师洛阳商人停市，如避猛兽。窦景还无视朝廷法令，私自派使者乘驿马到沿边诸郡征调善射的精壮骑士，将他们留在自己府中，诸郡官员畏惧窦景的权势，没有一个敢作声的，朝中大臣虽然知道窦景不法，但只能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只有袁安秉义持正，揭发检举窦景私征沿边军队的罪行。同时袁安还建议将那些不凭朝廷圣旨却秉承窦景命令的沿边诸郡官员，以欺君罔上的罪名论处。袁安又上奏揭发司隶校尉、河南尹依附贵戚，没有忠贞大臣的气节，请皇上将他们罢官治罪。然而窦氏权倾朝野，袁安的奏章都被扣压。
永元元年(89)，窦宪班师回朝，被封为大将军。按照汉朝旧制，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下，但窦太后却诏令窦宪位在三公之上，窦宪府中的长史、司马等官职秩禄也比旧例高出一倍，秩中二千石，与九卿相同。窦氏越来越骄横，他们不但权震朝廷，而且把他们的亲党宾客都安插在京师、大郡。河南尹王调、南阳(治宛县，今河南南阳)太守满殷、汉阳(治冀县，今甘肃天水西北)太守朱敞等都是窦氏的亲信，这些人串通一气，个个都是搜刮百姓的官吏，其他州郡官员也都仿效，东汉政治一片黑暗。但袁安不避权贵，多次弹劾窦氏，他与任隗一次次上奏检举那些依附窦氏、为非作歹的官员，朝中大臣对他们的举动有的畏惧，有的肃然起敬，窦太后面对不屈不挠的袁安和任隗，她不得不下诏将有关官员免职，一同遭到贬秩的达40多人。窦宪、窦景对袁安和任隗恼恨无比，但由于袁安一向德高望重，窦氏一时无法加害。
永元二年(90)，窦宪领兵屯驻武威。永元三年，北匈奴被耿夔击破，单于仓皇逃往乌孙，塞北地空，余部不知道应该归属何处。这时窦宪打算用恩惠拉拢北匈奴余部，以便为自己再建奇功。于是他上奏请求立已投降的北匈奴余部左鹿蠡王阿佟为北单于，设立中郎将率领护卫，像护卫南匈奴单于那样。和帝将这件事交给公卿们议论，太尉宋由、太常丁鸿、光禄勋耿秉等主张可以立阿佟为北单于，袁安与任隗认为不可。袁安上奏和帝说，光武皇帝当初招降安抚南匈奴，只是暂时的打算，目的是为了抵御北匈奴。如今北方大漠已经平定，应该命南匈奴单于返回漠北故地，并且统帅投降的北匈奴余部，没有必要再重新立一个阿佟单于来增加国家财政开支。宗正刘方、大司农尹睦赞成袁安的意见，一同上奏和帝，和帝一时拿不定主意。袁安怕窦宪先行一步，就单独向和帝密奏说： “臣伏身细想： 光武皇帝当初立南匈奴单于的目的是想实现安南定北之策，那时的计策很周密也很完备，所以匈奴分为南北两支，我朝边境不致有祸患，内地得以安定。孝明皇帝能继承光武皇帝遗志，命令将帅征讨北匈奴。至于到章和(章帝年号)初年，北匈奴来投降的达十万余人，许多大臣议论，把这些人安置在西起边塞、东至辽东广大的北部地区，宋由、耿秉认为这样做将有失于南单于的人心，不可行，先帝听从了。陛下如今继承先世大业，大大开拓了疆土，大将军率军远征，席卷漠北，这确实宣扬了祖宗的威德。不过陛下制定一项策略应该仔细考虑它的后果，力求能实现开初的愿望。三位先皇积累下来的经验赐送给了陛下，陛下应该遵循先帝们的遗志，成就大业。南单于率众归附蒙受汉朝恩德有四十多年，是他先提出合击北匈奴的，如今北单于西逃，塞北地空，应该让南单于统帅，而大将军窦宪却要立投降的北匈奴余部为北单于，这是以权宜之计违背三世以来的长远规划，对长期归顺的南匈奴失去信用，对无功的北匈奴却加以扶持，臣认为不可。如果对南单于一人失信，那么其它民族就不敢再归附了。再说乌桓、鲜卑不久前才杀死北单于，人没有不憎恨仇敌的，现在要立被杀的北单于的弟弟为首领，乌桓、鲜卑必然忿恨。况且汉朝旧例，每年供给南单于的费用达一亿多万，西域达7480万，如今北匈奴更远，费用将要超过一倍，这样就要耗尽国家财物。一旦北匈奴势力强大，恐怕要报旧仇，反叛朝廷，陛下不能不深思。”
和帝此时已13岁，年龄稍长，他开始对自己无权的地位逐渐不满，而且他被袁安的话深深打动，但又怕拗不过窦太后，只好下诏让群臣再商议这件事。袁安与窦宪在朝堂反复争辩，争论激烈时，群臣吓得默不作声，而袁安却凛然不屈。窦宪理屈，眼看自己要失败，就大施淫威，用恶毒的语言来诋毁袁安，甚至用光武帝诛杀韩歆、戴涉的事来威胁(大司徒韩歆因诽毁光武帝读隗嚣的书被逼自杀，大司徒戴涉因杀太仓令下狱而死)，袁安始终不动摇。窦宪见威逼袁安不成，就恐吓袁安府上的人。周荣是袁安的得力助手、心腹谋士，袁安上奏的奏章有许多出自周荣之手。一天，窦宪府中有人拦住周荣，恶狠狠地对他说： “窦氏刺客遍布京师，你要是再敢反对大将军，离死期不远了。”周荣回答说： “我本是一孤儿，蒙先帝大恩得以进入司徒府，我助袁公，是帮他整治国家，摒斥奸贼，即使被窦氏杀死，也不改变。”不管窦宪怎样威胁，袁安始终守正不移，保持正直大臣的气节。后来窦宪到底胁迫和帝立了北单于，但不久北单于反叛，正如袁安所料。
袁安因为和帝幼弱，外戚专权，忧心于国家前途，每逢朝会进见以及与公卿大臣们讨论国家大事时，常伤心流泪。上自和帝下至不满窦氏擅权的官员，都依仗他、信赖他。袁安虽然位居显赫，但从不骄横，他对秉直公正的人深为敬重，出身于太尉府的何敞无论年纪、资辈、官职都比袁安低，但袁安以何敞为官清正，从不阿谀奉承而待若上宾，他曾对何敞说： “虽然现在窦氏权势熏天，但朝中有你这样的大臣，他们早晚会有覆灭的那一天。”遗憾的是袁安未能等到这一天便于永元四年(92)春去世。仅隔数月，窦氏覆灭，袁安的子孙在祭日告慰他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