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孟子的著作。孟子名轲，战国中期儒家大师。《孟子》中没有专门的军事论著篇章，但是孟子对战争和军事问题曾有过一些论述，其散见于《孟子》书中，观点主要有：
“善战者服上刑”。《孟子》对当时封建兼并战争所造成的巨大危害作了有力的揭露：“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因此，它把那些“兴甲兵，危士臣”，“糜烂其民”的国君，称之为“桀”；而那些为君主“辟土地、充府库”、“约与国”以战的所谓“良臣”，简直就是“民贼”；认为那种为了“辟土地”而进行战争的做法，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所以，他主张好战的人应受到最重的刑罚，连结诸侯挑起战争的人应受次一等的刑罚。可见，孟子对封建兼并战争是持基本否定态度的。但这种不区分战争的性质，一味否定的作法，并不正确。因为当时封建兼并战争虽然残酷，但却是完成统一，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有其历史合理性。从中也可以看到孟子军事思想迂腐倾向。
“仁者无敌”。《孟子》既然反对战争，那么在战争不断的战国时期，又如何保证国家不受到别国的侵犯呢?孟子基于儒家学说的立场提出了“仁者无敌”的观点。它说：“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又说：“有人曰，‘我善为阵，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国家君主如实行“仁政”，就能无敌于天下。所谓“仁政”，孟子认为就是“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从而使“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人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这样，即使用木棍也可击败盔甲坚实、兵器锐利的军队了。因此，孟子竭力主张“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仁者”为何能“无敌”?孟子认为这是因为实行“仁政”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它说：“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殴矣。虽欲无王，不可得也。”孟子认为，战争胜负的关键在于政治清明，在于人事上的努力：“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而要得到“人和”，就必须实行“仁政”。结论就是“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荀子》又称《孙卿子》，战国中晚期荀子的著作。荀子名况，字卿，又名孙卿，赵国人，是继孟子之后的儒学大师。《荀子》的军事思想集中地反映在《议兵篇》里，但其他一些篇章中也有所论述，汉代刘歆在编《七略》时曾把《荀子》中的军事论著编入兵书类，可见其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的地位。
《荀子》的军事思想，既是对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继承，又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兵者，所以禁暴除害，非争夺”。把战争的宗旨归结为“禁暴除害”，这是先秦兵家和诸子的共同认识，《荀子》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明确地提出反对那种以掠夺为目的的不义之“战”：“非争夺也”。荀子他把当时的兼并战争分为三类，“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荀子肯定第一类而反对后两类战争，指出：“以德兼人者强，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荀子并不一概的否定战争，对于符合当时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封建统一战争，他是持支持态度的，这一点和《孟子》的战争观是有所不同的。
“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于壹民”。《荀子》不赞成当时兵家所普遍肯定的那种基本作战指导思想：“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后之发，先之至”。认为这决不是“用兵之要术”。为此他提出了“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于壹民”的思想。把能否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看成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这一思想实际上是对《孟子》重“人和”思想的发展。
以礼治兵在治军方面，《荀子》追求的是“仁人之兵”、“王者之兵”。他认真总结了当时齐国、魏国、秦国在治军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亡国之兵”、“危国之兵”、“末世之兵”，均不足取。指出只有通过“礼义教化”后组建起来的“王者之兵”、“仁人之兵”，才可能做到“百将一心，三军同力”，从而在封建统一战争中，百战百胜所向披靡。荀子主张在治军中做到制度号令严格，赏罚有信。营垒的构筑，财物辎重的收藏，要求完备而牢固，荀子特别重视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在军事活动中的巨大意义：“械用兵草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草窳稽不便利者弱”，但是荀子毕竟是儒学的代表人物，他更重视治军的“本统”，荀子治军的“本统”是他的基本政治思想在军事领域中的自然体现，即突出地肯定礼义的地位和意义。他认为：“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这段论述集中反映了“礼义”原则在荀子军事思想中的“本统”属性。
对“为将”之道的论述《荀子》认为将领应是智勇双全的人物。具体地说将领必须懂得和掌握“六术”、“五权”、“三至”、“五无圹”。所谓“六术”，即指将领应掌握的六项有关治军和作战的原则：“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有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这三项原则是就治军而言的。在作战指导方面，《荀子》要求将领做到：“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
所谓“五权”，即指将领应考虑的五方面的问题。“无欲将而恶废”，即将领时刻要从国家利益着想，不要在个人进退问题上患得患失；“无急胜而忘败”，在作战时不可急于求胜而忽视草率从事的严重后果；“无威内而轻外”，不要只注意在内部建立权威而轻视敌人；“无见其利而不顾其害”，不要只看到作战有利的一面而不顾及其有害的另一方面；“凡虑事欲熟而用财欲泰”，凡是考虑军队大事要经过深思熟虑，而在用财物奖赏时，不要吝啬。
所谓“三至”是指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将领可以不接受君主的命令而自由处置军政大事。“所以不受命于主有三：可杀而不可使处不完，可杀而不可使击不胜，可杀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谓三至。”
所谓“五无圹”指将领在使用谋略，从事战争，对待敌人等各方面都要谨慎，不可大意。《荀子》认为将领如能做到上述各项要求，“是谓之天下之将，则通于神明矣。”就是杰出的将领了。
另外，荀子还阐述了某些具体的军事纪律和战争善后措施。他要求参战将士严格遵循战场纪律，听从指挥，强调在战争中对敌方不同人员采取不同的处置办法。荀子也注重战前的军事准备工作，将“辟田野、实仓禀，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吏之士”看作是取得军事胜利的重要保证。这些思想都是十分精彩和深刻的。
荀子处于秦统一六国的前夜，他的历史洞察力是敏锐的，在军事理论阐述上创见甚多，荀子的军事思想，堪称为集早期儒家军事思想之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