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亦称《商子》，是战国中期商鞅一派法家的著作。商鞅，名公孙鞅，卫国人。《汉书·艺文志》兵家类中著录有《公孙鞅》二十七篇，现已失传。《商君书》现存二十四篇，其中许多篇章都涉及军事问题。
反对“非兵”、“羞战”，积极主张战争与《孟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仁者无敌”、反对战争的思想不同，商鞅积极主张战争，反对所谓的“非兵”、“羞战”。他认为国家的安危、兴亡，完全是由“农战”决定的，“国亡所以兴者，农战也。”他甚至认为如果国家强盛而不去进行战争，那么毒害便会在国内集聚，儒家那套虚情假意的理论就会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这就会导致国家的削弱。相反，国家对外进行战争，毒害就会输散到敌国那里，儒家理论就会失去市场，国家必能走向强盛。因此，他把“非兵”、“羞战”看成是和“仁义”、“礼乐”一样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六虱”，予以坚决的反对。这种积极主战的思想和儒家反战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也和兵家的“慎战”思想有所不同。
“力生强”的思想。为了保证国家在战争中取胜，《商君书》注重加强国家的实力，认为国家有了实力，便可以统一天下，这就叫“多力者王”。在商鞅眼里，国家的强盛与否由国家的实力所决定：“力生强，强生威，……举力以成勇战，战以成知谋。”这种以农战来增强国家实力，依靠国家实力在战争中取胜的思想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壹赏、壹刑、壹教”，以法治军同儒家以仁义治军不同，《商君书》强调以法治军。商鞅认为只有士兵勇敢杀敌，才能在战争中取胜。但士兵们往往爱惜生命，乐于安逸。要他们为国家献出生命，是十分困难的。认为只有通过重刑厚赏等手段，才能促使士兵勇敢作战。“故欲战其民者，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严”。因此，他提出“壹赏、壹刑、壹教”的治军思想。指出：“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教则下听上。”所谓“壹赏”，即是把奖赏统一到战功方面来；“壹刑”，即统一刑罚，“刑无等级”；“壹教”，即把教育统一到农战方面，使“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造成人民“乐战”的社会风气。
《商君书》不仅强调积极主战，而且也注意到了具体的作战的问题，书中《战法》等篇，就是专门讨论战略战术的。在作战指导上，商鞅提出：“凡战法必本于政胜”。这是说，政治上的胜利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本条件。“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这就是说，要能战胜强大的敌人，首先自己要具备取胜的条件。“论敌察众，则胜负可先知”。在作战中，要对敌人的情况进行分析，“兵起而程敌，政不若者勿与战，食不若者勿与久，敌众勿为客，敌尽不如，击之勿疑。”“兵大律在谨”。从战争观方面说，《商君书》积极主战，而在作战指导上，它主张小心谨慎，不可盲从。另外，《商君书》对守城防御作战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要用具有必死决心的军民和进攻之敌决战到底，“以死人之力与客生力战”，做到“无不尽死”。《商君书》的许多论述，反映了法家在战争问题上积极进取的态度；同时也反映了地主阶级专政的残暴本质。
《管子》虽托名于管仲，但非出自管仲之手，基本上是战国中晚期齐国法家著作汇编。《管子》中的军事思想比较丰富，主要内容有：
“积务于兵”的战争观念。《管子》极为重视战争，认为战争决定着君主地位的尊卑，国家处境的安危，是实现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僻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内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管子》指出，战争虽然不是那么的高尚和道德，但是在历史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变革关头，它却是“辅王成霸”的基本手段，是不可或缺的：“故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因此，《管子》要求明智的君主必须“积务于兵”，即注重和积极从事战争，认为“主不积务于兵者，以其国予人也。”根据这一认识，《管子》对当时的“兼爱”和“寝兵”学说进行了有力的反驳。
“强其兵”的治军主张。《管子》说：“故国不虚重，……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但军队要在战争中取胜，自身必须强大有力。为此，《管子》提出“强其兵”，即建设一支强大有力的军队的治军思想，认为“不能强其兵，而能必胜敌国者，未之有也。”要“强其兵”，《管子》认为首先必须做到“富国”。“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其次，要重视武器装备的改善：“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军队拥有完备的武器装备，是取得战争胜利的根源：“备具，胜之原。”其三，必须加强军事教育和训练。《管子》指出：“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王天下。”尽管拥有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但如没有训练有素的士兵，也同样无法取得战争的胜利。而实现“士盖天下”的基本途径，就是加强军事教育和训练。《管子》认为如果将领率领没有经过严格教育和训练的士兵去作战，那就如同带领一批残废者去作战一样，必败无疑：“将徒人，与残者同实”。
在作战指导方面，《管子》提出了几条具体的原则：“明于机数”，《管子》说：“为兵之数，……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所谓“明于机数”，从大的方面说，就是要掌握好作战的时机；从小的方面说，就是要善于计数。做到了这两个方面，就能创造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作战态势，取得作战的主动权，“故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大势也。大者时也，小者计也。”
《管子》把掌握好作战时机，因时而动看成是指导作战，取得战争胜利的总原则，“时因胜之终(总)。”对于计数，《管子》认为就是对敌我双方各方面情况进行认真的筹划，“刚柔也，轻重也，大小也，实虚也，远近也，多少也，谓之计数。”如果“不明于计数，而欲举大事，犹无舟楫而欲经于水险也。”因此，“举事必成，不知计数不可”。
“遍知天下”。即在作战中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全面的了解。《管子》说：“为兵之数，……在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它特别强调在作战中要“知形”、“知能”、“知意”，“人之众寡，士之精粗，器之功苦，尽知之，此乃知形者也；知形不如知能；知能不如知意。故主兵必参具者也。”这就是说，所谓“知形”，就是要认识敌我双方军事物质力量(主要是士兵和武器装备的数量及质量)的“轻重强弱之形”。“知能”就是要认识敌我双方将帅的才能；“知意”就是要认识敌我双方军事行动的意图。三者相较，“知能”难于“知形”，“知意”难于“知能”，作为军事将领必须具备这三方面的能力，才能“闻无极”，“见未形”。
“释坚而攻虚”。《管子》对《孙子》的“避实而击虚”的思想作了发展，它深刻地分析了为什么要“释实而攻虚”的原因。它认为进攻敌人的坚强之处，往往容易受挫折；而攻敌之虚弱之处，则常常可事半功倍。如果拼死去攻敌坚固之处，那就等于帮助敌人坚固其薄弱之处；反之，如攻击敌虚弱之处，那就能使敌人坚固之处也变得薄弱。所以，“释坚而攻虚”应成为作战指导上的重要原则而予以充分的遵循。
“无方胜之几”。“无方”即无固定的形式；“几”即关键之点。其意是说善于随着战争情况的变化，灵活机动地改变自己的作战方式，是取得作战胜利的关键。因此，《管子》要求作战指导者做到“无设无形”，使敌人在与我作战时，好像处在虚空之地，同变化不定的影子作战一样。“善者之为兵也，使敌若据虚，若搏影。无设无形焉，无不可以成焉；无形无象焉，无可不以化也，此之谓道矣。若亡而存，若后而先，威不足以命之。”这里，《管子》所谓的“道”是指作战指导规律而言。它已把灵活机动地改变作战方法，提到作战指导规律的高度来认识了。
《韩非子》亦称《韩非》，是战国末期法家学派的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现存五十五篇，其中许多篇章都含有军事思想。
“争于气力”和反对“轻战”。韩非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多事之时”，“大争之世”。在这个时代里，必须“务力”、“争于气力”。他所谓的“力”，是指武力和财力，武力即指战争，财力即指农耕。“当今争于气力”，也就是主张通过战争方式去建立封建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韩非的这一思想和商鞅是一致的，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对战争问题的深刻认识和现实态度。
但是，韩非也反对“轻战”，即轻易地发动战争，他认为“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因此，“主多怒而好用兵，简本教而轻战攻者，可亡也。”在这里，韩非显然吸收了儒家、道家的某些思想因素，这同商鞅一味“好战”的思想是稍有差别的。
以法治军的观点。韩非主张以法治军。“法”对于治军来说，就是指赏罚有信。他同商鞅一样强调重赏重罚，“赏厚而信，人轻敌矣；刑重而必，夫人不北(败)矣”。因此，他对当时与这些原则背道而驰的现象进行了有力的揭露。认为那些奉公守法，在战场上拼死拼命的人得不到赏赐；反而受到种种不公平的对待；而那些近臣、酒徒、占卜、相手纹等人，却得到种种奖赏，过着富有奢侈的生活，这种现象，正是亡国的象征。在赏罚问题上，韩非主张做到无私，“行公法”，“不辟亲贵，法行所爱”。在他看来，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不在于国家的大小，人口的众寡，而在于能否实行法治，做到赏罚有信。“明于治之数，则国虽小，富；赏罚敬信，民虽寡，强；赏罚无度，国虽大，兵弱者；地非其地，民非其民。”
韩非的作战指导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兵战其心者胜”。这是说，在战争前要使人民在心里树立起战争的观念，使人民“服战”，重视和积极参与战事活动。他认为做到了这一点，就可取胜，这就是“先战为胜”的基本含义。这里的“先战”，就是“战其心”，使人民的思想专一于战争。第二，“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意思是说，不要指望别国不来侵犯自己，而要加强自己的实力，使自己强大得足以令别国不敢来侵犯。韩非把这一点看成是“王术”，即统一天下的策略和战略。因此，韩非提出要加强国家内部的治理，增强国家的实力，做好一切战备工作。他说：“无地固，城廓恶，无畜积，财物寡，无守战之备而轻攻伐者，可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