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约公元前545年—约公元前470年），名武，字长卿，春秋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根据史书记载，孙子的先祖陈完原本是周朝时中原地区的一个诸侯国陈国的贵族，前往齐国后改姓为田，田氏后来发展成为齐国一大名门贵族。《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对孙子的家世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又有出自妫姓，齐田完字敬仲，四世孙桓子无宇；无宇二子：恒、书；书字子占，齐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生凭，字起宗，齐卿；凭生武，字长卿，以田、鲍四族谋为乱，奔吴，为将军，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自是世为富春人，明生膑；膑生胜，字国辅，秦将……”田（孙）书即孙武的祖父，在景公朝官至大夫，后因景公赐姓孙氏，改姓名为孙书。田（孙）书的儿子孙凭，即孙武的父亲，也为官朝中。孙武就出生在这样一个祖辈都精通军事的世袭贵族家庭里。由于出生将门，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的熏陶，孙武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显现出对军事的爱好和特有的禀赋，在“庠序”求学时就对与军事相关的“射”和“御”二门科目兴趣浓厚，学习尤为刻苦，理想也很远大。他希望自己成人以后能像家中长辈一样，成为决胜千里、驰骋疆场的卓越将领。
孙子后来因“四姓之乱”离开齐国，辗转来到吴国，经吴国重臣伍子胥举荐，向吴王阖闾进呈所著兵法，受到重用为将。伍子胥、孙武共同辅佐吴王，整军经武，备战图霸，使吴国不断强大起来。在这期间，孙武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据司马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武助吴王“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孙武与伍子胥共同辅佐阖闾经国治军，制定了以破楚为首务，继而南服越国，尔后进图中原的争霸方略；并实施分师扰楚、疲楚的作战方针，使吴取得与楚争雄的主动权，并在之后的柏举之战中以少胜多，使楚国几乎覆灭，吴国从此强盛起来。在讨伐越国的战争中阖闾受伤病死，太子夫差继承王位。吴王夫差一度励精图治，争得地区霸主的地位，但后重用奸臣伯嚭，听信谗言，杀伍子胥。伍子胥死后，孙武归隐深山，并终老吴国。有地方志“鼻祖”之称的《越绝书》中记载说姑苏“巫门外大冢，吴王客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印证了这一点。
《孙子兵法》简介
《孙子兵法》为孙武所著兵法，又称《兵策》《孙子十三篇》。全书现存13篇，6000余字，从13个不同的角度详细讲述了治军统兵、行军打仗中的谋略与智慧。全书可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由《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组成，侧重论述军事学的基础理论和作战问题，主要强调战略速决和伐谋取胜，也包含对战争总体、实力计算和威慑力量的深刻认识。第二部分由《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组成，主要探讨运动战术、军队与地形的配置关系，攻防战术和胜败关系等。第三部分包括《火攻》《用间》，论述了战争中的两个特殊问题。各篇的主要内容简要概括如下：
第一篇《计篇》讲的是“庙算”，即出兵前在庙堂上比较敌我的各种条件，估算战事胜负的可能性，并制订作战计划，从宏观上对决定战争胜负的政治、军事等各项基本条件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并对战争的发展进程和最终结局进行预测，尤其强调用兵前的周密谋划对战争胜负的决定作用。此篇，孙子不仅阐述了“重战”和“慎战”的观点，表明了对待战争的态度，还提出了著名的“五事”、“七计”、“诡道十二法”。“五事”为：“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七计”为：“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五事”与“七计”对预测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进行了到位的分析。“诡道十二法”则对诡道制胜的策略进行了具体展开，“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
第二篇《作战篇》讲的是庙算后的战争动员。“作战”指的是战争前的准备和筹划，属于“未战而庙算”的范畴。本篇着重分析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指出战争既依赖于经济，同时也会对经济造成破坏。战争是交战双方军事实力的比拼与国家实力的较量。“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军队的后勤保障系统、战备动员能力具有影响全局的重要性。孙子提出“兵贵速，不贵久”的观点，深刻分析了“速战”与“久战”的利和弊，并根据历史教训指出：“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孙子还提出了取用于敌，胜敌益强的作战指导原则，“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第三篇《谋攻篇》讲的是以智谋攻城，以智取胜。“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主张不轻易动用武力，而是采用各种手段使守敌投降。孙子提出：“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并概括了作战过程中的“知胜之道”：“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从而进一步总结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的战争规律。此外，孙子还认为，国君不应干涉军队事务，否则会乱军致败。
第四篇《形篇》讲的是军事实力，讲述各种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作战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此篇中，孙子对战场上的敌与己、胜与败、攻与守、动与藏、余与缺等因素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提出了“胜可知，而不可为”的观点，并分析了“善战者”之所以善战的原因，全面评判了他们在战前、战中与战后的动机、策略和行为，总结出“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胜战之道。孙子还谈到“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展开了对地形、兵员、资源等进行配置与运筹的初步探讨。
第五篇《势篇》围绕“奇”与“正”展开，“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讲的是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对战争态势的把握、兵力的配置、士气的运用、战场的控制等，尤其强调“治众如治寡”的军队管理组织能力。“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特别关注“择人而任势”的重要性，认为只有选用合适的将帅之才，并充分信任和发挥他们的才干，积极创造和利用有利的战争态势，才能真正做到奇正相生、克敌制胜。
第六篇《虚实篇》着眼于战场上的“虚”与“实”两种情况，讨论了善战者如何“致人而不致于人”，如何通过先发制人、避实击虚等策略来实现军队的分散集结、以逸待劳地对敌人进行包围迂回，如何以巧妙的攻守布局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以多胜少。“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将兵形形象地比喻为水，认为将领在指挥战争、管理军队时只有如水一般灵活机动、随势而变，正确地选择对应策略、制订战方案，才称得上用兵如神。
第七篇《军争篇》总结了参战的规律，认为“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交和而舍，莫难于军争”，指出“军争为利，军争为危”，辩证地分析了两军相争的有利与不利条件，进而提出要在了解敌方战略意图、获知战场地形地貌、利用当地向导的前提下，巧妙灵活地作战——“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和为变”，懂得“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此篇还引用《军政》的观点，强调了军队指挥信息系统对作战行动的重要性。孙子“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的观点反映了古人对战场心理的觉察与洞悉，并对心理战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表现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与归纳，提出了“治气”、“治心”、“治力”、“治变”的战争策略。
第八篇《九变篇》聚焦于战场用兵中的“变”，认为将领只有通晓九变地利的运用才可以称得上知道如何用兵，否则的话，“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者矣”。同样的道理，“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孙子认为“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专门强调了“有备无患”，牢牢掌握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性。他认为，将领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巧妙灵活的战略战术，考虑问题时也要兼顾利与害两个方面，懂得利用敌方的弱点进行要挟、驱使和引诱。孙子还提出了将帅性格上五种危险的倾向及其对用兵的影响，对将帅战场心理与指挥行为的关联进行了探索。
第九篇《行军篇》讲的是如何在行军中宿营和观察敌情。篇首通过黄帝战胜四方民族首领的历史战例来阐释“四军之利”，对古代的山地作战、河川作战、沼泽作战和平原作战时的行军、宿营方法及战法原则进行了归纳与总结。篇中，孙子根据不同类型的战争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同的行军方法与注意点，包括如何利用地形驻扎军队、如何安全渡河、远离或利用天险、如何防御敌人埋伏、提防奸细、观察来使、识破阴谋，如何判断敌军士气、洞悉敌军动向、揣摩敌将意图，等等。孙子尤其重视行军中的军队治理，强调“治军”的同时也要“治心”，提出“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文武兼施、赏罚并重的观点，指出将领在军队管理与训练的过程中要注意研究管理对象，充分把握与利用士卒的心理需求，懂得因势利导。
第十篇《地形篇》对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分别进行了归纳。孙子认为，作战中会遇到“通”、“挂”、“支”、“隘”、“险”、“远”六种基本地形，其中“通”为最佳，“远”为最劣。无论遇到哪种地形，指挥者都要认真研究，以趋利避害，降低失误的产生。孙子还把战场上军队失败逃离的情况按照表现及原因的不同进行了归类，区分出“走”、“驰”、“陷”、“崩”、“乱”、“北”六类，有的败在敌强，有的败在我弱，有的因为指挥失当，有的由于组织不力，凡此种种皆是将帅的重大责任。孙子认为，对于地形的审用是用兵作战的重要辅助条件，是高明的将领必须重视的因素。此外，他还指出“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不穷”，认为作为将领应把握全局、知悉敌我军情，正确把握进攻敌方的时机与条件，尤其要排除外部不利因素的干扰。
第十一篇《九地篇》讲的是根据“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孙子把战地分成“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死地”九种不同类型，并提出针对“九地”的不同作战策略，例如，在“散地”不宜作战，在“轻地”不宜停留，对于“争地”不能强攻，在“死地”要力战求生，等等。孙子主张要取敌之要害而攻之，且兵贵神速，军队行动快速、出击精准，在有利的形势下要一鼓作气地击溃敌人。对于将帅在战场上的风范，孙子提出了“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的高标准，“聚三军之众，投之于险，此谓将军之事也。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将帅要认真考察、仔细钻研官兵的临战心理，充分调动、激发士卒在战场上的战斗力与杀伤力。
第十二篇《火攻篇》讲的是以火助攻与“慎战”思想。本篇，孙子介绍了用火攻烧毁敌人的营寨、粮草、辎重、仓库、粮道，列出了火攻必须具备的气象条件及用兵的方法。孙子还提出可以将火攻与水攻的战法相结合来取得更好的战果，“故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不可以夺”。此篇末的慎战思想、及时行赏的思想以及将帅情绪管理思想也很值得关注。
第十三篇《用间篇》主要介绍了“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间谍的基本特征，认为这五种间谍可以同时配合使用，混淆视听，迷惑敌人，并通过商汤和周朝用间的实例高度肯定了间谍活动对国家的重要性，“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微哉！微哉！无所不用间也”。同时，孙子也直言不讳间谍活动的普遍性及存在的巨大风险，“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