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简介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一般认为作者为战国晚期的尉缭，另一种说法是尉缭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三代均在魏国担任国尉一职，尉缭亦在秦国担任国尉一职，《尉缭子》一书并非尉缭一人所著，而是从尉缭的曾祖父开始，经四代人编纂才完成的。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杂家”收录了《尉缭子》29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杂家”《尉缭子》5卷。唐朝初年的《群书治要》中节录了《尉缭子》4篇。宋代将《尉缭子》收入《武经七书》。清代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说：“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
现存《尉缭子》共5卷24篇，卷一包括《天官》《兵谈》《制谈》《战威》4篇，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攻城与作战的原则，主张行事不应依靠鬼神，而应依赖人的智慧；卷二包括《战权》《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5篇，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作用和守城的原则；卷三包括《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6篇，主要讲述用兵的原则、军队的纪律和奖惩制度；卷四包括《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5篇，主要叙述战场法纪、部队的编组、标志和指挥信号，以及行军序列；卷五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论述军队的训练和取胜之道。《尉缭子》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兵书，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尉缭子》的主要思想
（一）战争观
《尉缭子》支持正义战争，认为：“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不义战争。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封建统一，“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但也指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即战争是凶残而危险的，是在政治治国不能正常进行时采取的手段。所以既要“慎战”，又不能“废兵”；既要“备战”，又“不得已用之”。《尉缭子》还认为“兵者，以威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识到政治是根本，军事是枝干，是政治的发展和表现；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因而注重耕战，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商业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同时，又认为军事上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战胜于外，福产于内”。
（二）治军思想
《尉缭子》认为，法制不但是治国的根本，也是治军的根本。“审法制，明赏罚”是威胜之道；“修号令，明赏罚”，是保证士卒冲锋陷阵的必要手段。所以军队必须首先建立严密的制度，“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强调严明赏罚，“刑上究”，“赏下流”，并制定了诸如联保、军队营区划分、警戒、禁令、战场赏罚规定及将领实施惩罚权限、战斗编组、信号指挥等各种条令。同时，强调法制必须与教化相结合，“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要求“审开塞，守一道”，恩威兼施，思想整治与物质手段相结合，用以达到“治”的目的。
《尉缭子》十分重视将帅的选拔，严厉批评当时“世将”制度，主张“举贤用能”、“贵功养劳”。要求将帅必须为人表率，公正廉明，有牺牲精神，“为将忘家，逾垠忘亲，指敌忘身”；与士卒关系要融洽，以使其服从命令，“如四肢应心也”。为此，应废除繁文缛节，“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把“心狂”、“耳聋”、“目盲”视为将帅修养的三大弊端。主张裁减军队，训练精兵；明确提出兵教的目的是“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讲究训练方法，要求从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级合练，由各级之长负责，以赏罚为手段，从实战出发，因人施教，严格训练。
（三）作战指导思想
《尉缭子》认为，作战有三种取胜的方式，即“以道胜”、“以威胜”、“以力胜”。也就是说，不战服人为“道胜”，威慑屈人为“威胜”，战场交锋为“力胜”。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胜”是用兵作战取胜的最高境界。因此要重视战争准备，要求在战略决策、选用将领、进攻理论等方面胜过敌人。《尉缭子》较早地提出了先发制人的观点。“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胜于此则胜彼矣，弗胜于此则弗胜彼矣。”抢先对敌使用谋略，敌人就无法施展能力来应战；抢先对敌人使用武力，敌人就失去了与我对抗的军威士气。所以用兵贵在先发制人，善于运用这一原则，就能战胜敌人；不善于运用这一原则，就不能战胜敌人。《尉缭子》还强调高度灵活地利用客观规律，“战权在乎道之所极”，运用“有者无之，无者有之”策略、“奇正”手段制敌取胜；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厄”等。
（四）军事辩证法思想
《尉缭子》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对“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观点。注重从事物的联系中研究战争；强调认识和运用战争运动的规律；对强弱、攻守、有无、专散、文武等矛盾的对立与转化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等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某些高于前人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尉缭子》的影响与运用
（一）《尉缭子》的影响
《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尉缭子》所谈的战略战术、军队建设、战争指导等问题，虽然不如《孙子兵法》《吴子兵法》深刻，但在一些问题上也有独到的见解。
首先，《尉缭子》提出了以经济为基础的战争观。《治本篇》提到，治国的根本在于耕织，“非五谷无以充腹，非丝麻无以盖形”。
其次，《尉缭子》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战略战术思想。比如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待机而动：“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以静固，以专胜”。主张在战争中运用权谋：“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主张在战争中运用“有者无之，无者有之”的虚虚实实的战法，迷惑敌人。尤其是结合战国攻城战的实践，提出了一整套攻、守城邑的谋略，主张攻城要有必胜把握，“战不必胜，不可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
第三，《尉缭子》提出了一套极富时代特色的军中赏罚条令。《尉缭子》作为古代兵书，不但在军事理论上有所发展，而且保存了战国时期许多重要的军事条令，这是其他兵书上少见的。《尉缭子》主张以法治军，“赏禄不厚，则民不劝”，要以田禄、爵秩厚赏有功者，使民“非战无所得爵”，做到“赏功养劳”。《尉缭子》主张重罚，认为人民只有“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所以主张将战败、投降、临阵逃脱的将士宣布为“国贼”、“军贼”，不仅处以“身戮家残”之刑，还要削其户籍、挖其祖坟、变卖其家属做奴隶。对于不能按时报到和开小差的士卒，以逃亡罪论处。
其四，《尉缭子》保存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条令。如《分塞令》是营区划分条令，规定各军分塞防守区域及往来通行原则；《经卒令》是战斗编队条令，规定各军特有的军旗标志、士卒的行列单位及不同的行队单位佩戴不同徽章等；《勒卒令》是统一军中指挥号令金鼓旗铃的条令，规定了金、鼓、旗、铃等指挥工具的作用和用法；《将令》规定将军统兵受命于国君，只对国君负责，将军在军中具有无上权威，统一指挥全军；《踵军令》是后续部队行动条令，规定后续部队作为接应部队，与大军保持的距离、前进的方向、所应完成的任务以及安全、警戒、处置逃兵的原则；《兵教》是军事教练条令，规定了军中“分营居阵”的训练方式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尉缭子》所记载的这些军事条令是我们研究先秦军事制度的宝贵材料。
（二）《尉缭子》的运用
“运用权谋胜敌”的战例：杨延昭以计抗辽威震三关
杨延昭是北宋名将，是杨业之第六子，人称六郎，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咸平二年（999年），任知保州兼缘边都巡检使。十月，辽军南攻，他率军三千守卫遂城（今河北徐水西）。辽军攻城甚急，他率领军民登城，披甲执械，日夜抗击。时值天寒，气温骤降，他发动众人连夜用水浇城，顿时结冰，滑不可攀，辽军攻城不下，遂撤军南去。他乘势挥军追击，辽军仓皇溃逃，宋军大获全胜。咸平三年（1000年）冬，萧太后不甘心辽军的失败，又派数千轻骑进攻。杨延昭采用诱敌深入、合围聚歼之策，以精锐部队设伏于遂城西50里之羊山，自领少数骑兵从北面向辽军挑战，且战且退，待辽军进入设伏地域后，宋军伏兵突起袭击，大败辽军，他因功升莫州刺史，遂城被时人誉为“铁遂城”，羊山也改为杨山。景德元年（1004年）秋，萧太后和辽帝耶律隆绪趁秋高马肥之时，统30万大军南下攻宋，十一月进抵澶州（今河南濮阳）境内。宋臣有的主张迁都，宰相寇准力排众议，主张坚决抗战。宋真宗即命寇准主持抗辽军事。杨延昭全力支持寇准抗战，反对议和，并上书真宗，建议乘辽军孤军深入、人困兵疲之际，命令各地驻军扼守险要，全力歼敌。建议未获答复，他便率领一万多宋军，直逼辽境，大破辽军。次年五月，任高阳关（今河北高阳东）副都部署，镇守高阳关、瓦桥关（今河北雄县境内）、益津关（今河北霸州市境内）三关达二十余年。杨延昭用兵多谋，骁勇善战，身先士卒，治军有方，号令严明；他能与士卒共甘苦，冬天不戴絮帽，夏天不张伞盖；功劳让给部下，个人绝不自贪；犒赏分给士卒，自己不取分文，深受军民爱戴。近千年来，民间始终把他作为历史上爱国将领的典型来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