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略》简介
《三略》亦称《黄石公三略》，著名的古代军事著作，《武经七书》之一。相传作者为汉初道家隐士黄石公。最早提及此书的是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中记载：张良刺杀秦始皇未成，遭追捕，被迫隐姓埋名藏匿于下邳（今江苏邳州市），在下邳遇见自称谷城山下黄石的老者，授其一部《太公兵法》（也有说是《黄石公三略》），其后此公便不见于史载。张良得书，潜心研究，后帮助刘邦取得天下，建立了西汉政权。但据考证，《黄石公三略》的成书当不早于西汉中期，它是后人在吸收先秦优秀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总结秦汉初统治和治军用兵的经验，假托前人名义编纂而成。
《三略》不同于其他兵书，它是一部糅合了诸子各家的思想，专论战略的兵书，侧重于从政治策略上阐明治国用兵的道理。南宋晁公武称其：“论用兵机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北宋时期编入《武经七书》，成为当时武学必读书。《三略》分为《上略》《中略》《下略》三个部分，全书约三千八百余字。《上略》是论述全国全军的总体战略，《中略》是论述君主的统治策略，《下略》主要阐明德治思想。
《三略》的影响与运用
（一）《三略》的影响
《三略》是我国古代第一部专讲战略的专著。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兵书相比，《三略》有其自己的不同特点。首先，《孙子兵法》等兵书侧重于军事战略的论述，主要从制胜破敌的角度出发，探讨作战的手段，而《三略》则侧重于政治战略的论述，主要从治国强国的角度出发，探讨取胜的政治谋略。正如《中略》所说的那样：“《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其次，《孙子兵法》等兵书多以作者自己的作战经验进行总结，表达对战争和军事问题的认识，具有创造性的价值。《三略》则较多采用古代军事谚语和兵书中的语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尤以征引的《军谶》和《军势》中的语句较多。但《三略》的理论观点却有许多精到之处，《三略》从哲学和战略的高度来论政、言兵，显示出了高超的思想智慧，许多论述弥补了其他兵书的不足。另外，“《三略》的兵学理论，带有较强的实用精神”，所谓“人主深晓《上略》，则能任贤擒敌；深晓《中略》，则能御将统众；深晓《下略》，则能明盛衰之源，审治国之纪。人臣深晓《中略》，则能全功保身”，所以它曾备受后人的关注。宋代戴少望在《将鉴论断》中说：“兵法传于今世者七家，惟《三略》最通于道，而适于用，可以立功而保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之评论说：“其大旨出于黄老，务在审机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之可胜，操术颇巧，兵家或往往用之。”与《三略》的成书年代相比，虽然当今的战争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用于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并未改变。研究《三略》的兵学思想，对于我们准确把握和灵活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为国家发展提供良好的战略环境，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二）《三略》的运用
“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战例
陆逊是三国时吴国的著名将领，他一生多次领兵“以柔制刚，以弱制强”，战胜蜀汉和曹魏军队。陆逊本名议，字伯言，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生于东汉光和六年（183年），出身江南士族，历任东西曹会史、海昌（今浙江海宁西南）屯田都尉、定域尉。建安二十四年十二月（220年1月）与吕蒙谋袭江陵（今属湖北），擒杀蜀汉名将关羽，夺得荆州（今湖北、湖南一带），升右护军、镇西将军。蜀章武元年（221年），刘备伐吴，气势汹汹，誓为关羽报仇。陆逊以大都督率兵5万相拒，于次年以火攻大破兵力十倍于己的蜀军于虢亭（今湖北宜都北）。吴黄武七年（228年），魏大司马曹休率军10万攻吴，势在吞吴，志在必得。陆逊率军采取“以柔制刚”之策，大破曹军于石亭（今安徽潜山东北），歼敌万余人。吴嘉禾五年（236年），奉命攻取襄阳（今属湖北），因军机在战前泄漏，又遇汉水骤减，进军失利，便示柔以刚，佯装进攻，暗取安陆（今属湖北）等地，乘魏军犹疑不定时安然还师。后久镇武昌（今湖北鄂州），官至丞相兼上大将军。陆逊治军严明，善待士卒，用兵审慎，变化多端，是三国时期长于谋略的名将。
《三略》的主要思想
《三略》兵学内涵十分丰富，军事思想十分深刻。概括起来讲，主要包括深刻的战争观念、系统的战争指导理论、全面的选将用将原则、精辟的治军思想等部分。
（一）战争观
《三略》强调“不得已而用之”和“以义诛不义”的战争观念。在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问题上，《三略》深受道家和儒家的影响，形成了强调慎战与义战的战争观念。《三略》认为，战争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会给社会政治秩序和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是“不得已而用之”，而不能随意发动战争：“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即使是进行战争，也必须以“恬淡”处之，尽量减少战争对人力物力的破坏，将战争的破坏性减至最低，否则就是“失道”。《三略》又认识到战争毕竟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是不会因为人的好恶而自行消灭的，所以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运用战争的手段，法天道，兴义师，以“诛暴讨乱”，“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忧”。在《三略》看来，这种“以义诛不义”的正义战争，是合乎天道的，因而一定会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坠，其克必矣。”
《三略》吸收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义战必胜的关键，在于义战是能够得到民众支持的，而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因此《三略》强调，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一定要修明政治，争取民心，为战争创造坚实的政治前提：“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支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要积极在经济上创造战胜的条件，在《三略》看来，只有民富才有国富，只能国富才能取胜，“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因此统治者一定要实行恤民、富民政策，“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造就“国富而家娭”的理想局面，在具备雄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从事军事行动，这样才会战无不胜。
（二）战争指导理论
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三略》吸收并发展了孙子的“知彼知己”与老子的“贵柔”、“守弱”思想，主张用兵要知彼知己、因敌转化，能柔能刚、能弱能强。
第一，知彼知己，因敌转化。《三略》认为，是否采取军事行动，不能单纯考虑己方的有利条件，还必须了解敌人的各种情况，才能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因此，先察明敌情，是用兵之要，切不可盲目兴师。《三略》提出：“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虚也。民菜色者，穷也。千里馈粮，民有饥色。樵苏后爨，师不宿饱。夫运粮千里，无一年之食；二千里，无二年之食；三千里，无三年之食，是谓国虚。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要从敌人的军事、后勤、地域、国力、民情等各个方面去察知、审明敌情，并以此为基础而制定攻伐之策，然后兴师出兵才能具备较大的取胜把握，方可顺利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所谓“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
第二，柔弱刚强，兼而制宜。《三略》继承并发展了老子的“贵柔”、“守弱”、“柔弱胜刚强”的思想。一方面，它主张守微、守柔，反对贪强、保刚，“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圣人存亡。动应事机，舒之弥四海，卷之不盈怀，居之不以室宅，守之不以城郭，藏之胸臆，而敌国服。”在对敌作战中，一方面，它主张要守柔、守微，隐藏自己，发展自己，等待时机，以求胜敌；另一方面，它还进一步指出，刚柔、强弱，四者都不可或缺和偏废，它们是对立统一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四者要相兼而制其宜。它明确指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也就是说，既能用柔，又能用刚，国家的前途就充满光明；既能用弱，又能用强，国家的形势就更加昌盛。单纯用柔或单纯用弱，国家就必然遭到削弱；单纯用刚或单纯用强，国家就注定走向灭亡。所以在决策、指挥战争时，既要看到矛盾的普遍性，又要看到矛盾的转化性。“能柔能刚”、“能弱能强”，“柔能胜刚”、“弱能胜强”，以此治国和治军则国强兵胜。如果一味地强调“纯柔纯弱”，“纯刚纯强”，则国亡兵败。
（三）选将用将原则
《三略》也极为重视将帅在国家和军队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尤其是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三略》说：“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将帅是国家命运之所在，良将能团结军心，指挥兵力，统御士卒，获得全胜。所以，《三略》对选拔任用将帅提出了具体的条件，并做了明确论述。首先，将帅要具备广博的知识和优秀的道德品质。《三略》中指出：“将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谏，能听讼，能纳人，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故曰，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其次，将帅应当智勇双全、深谋远虑。“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有智、有谋、有勇、有力，智勇双全的将帅，才能有力地指挥军队抗击敌人，不轻举妄动，不畏敌怕死，才能抓住战机，适时出击，战之可胜。此外，将帅应当爱兵如子，与士卒同甘共苦。
（四）治军思想
《三略》非常注重道德、法律对于治军的作用，主张崇礼重禄，严明赏罚。认为礼义道德与爵禄财物并重，方可得到勇敢不怕死的义士。《三略》指出：“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故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则下力并而敌国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进而论述到“《军谶》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军谶》曰：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死夫。故礼者，士之所归；赏者，士之所死。招其所归，示其所死，则所求者至。故礼而后悔者，士不止；赏而后悔者，士不使；礼赏不倦，则士争死。”另外，只靠奖赏不行，还要惩罚，只有赏罚分明，赏信罚必，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威震敌人。所谓“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卒服。所任贤，则敌国震”。如果能够真正做到“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就可以使得一支军队具有无比强大的战斗力，“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其兵为天下雄”。总之，重礼义、明赏罚，便可以广招天下勇士、死夫，以此治军，便可威震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