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伦·厄尔曼的“震慑”理论
一、哈伦·厄尔曼与“震慑”理论的提出
哈伦·厄尔曼（Harlan K．Ullman），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曾参加过越南战争，拥有金融学博士学位。退役后，曾任美国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华盛顿时报》的专栏作家，经营自己的基洛温集团，从事金融领域的咨询业务，他同时还是美国政府高级部门和许多私营企业的顾问。厄尔曼在海军服役期间，曾在美国国防大学担任教官，为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授过课，鲍威尔对哈伦·厄尔曼博士倍加推崇。为了美军在作战中获得迅速的胜利，以哈伦·厄尔曼博士为首的研究小组在1996年提出“震慑”理论，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首次运用，引起军事理论界的广泛关注。
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哈伦·厄尔曼牵头，包括海湾战争时期的空军指挥官霍纳将军和率领美军坦克部队攻入伊拉克南部的陆军将军弗雷德·弗兰克斯等7名退役将军组成“震慑研究小组”，对美国的防务战略重新思考，深入探索如何才能更好地利用美军在机动能力、武器精确度和电子技术方面的优势。最后，这个小组向美国国防部提交了关于“震慑”论的原理和应用的专题报告。1996年，在研究报告的基础上，以哈伦·厄尔曼为首的“震慑研究小组”公开出版了《震慑与畏惧：迅速制敌之道》一书，初步阐述了“震慑”理论的主要观点。在这本书中，厄尔曼等人论述了“震慑”论的基本原理、产生的背景、内涵，其核心就是要“快速制敌”。并且指出，所谓“震慑”，就是以令对手猝不及防的速度，运用压倒优势的军事力量，借助高技术武器装备，发动有选择、全方位、高强度的外科手术式打击，在短时间内以原子弹爆炸般的震慑效果和最小的伤亡代价，通过削弱对手的战斗能力和统治能力来摧毁对手的斗志，迫使其顺从投降。尽管书中仍有不少不足之处，但美国的“震慑”理论却从此建立了起来。哈伦·厄尔曼也因为“震慑”理论而被称为“震慑先生”。1997年，厄尔曼等人又出版了关于震慑理论的专著《迅速制敌：一场真正的军事变革》，进一步深化了对“震慑”理论的研究，特别是加强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着重介绍了达成“震慑”和“迅速制敌”的手段与方法。至此“震慑”论思想才基本形成，并逐步走向成熟。
虽然早在1999年就有美国的前国防部长上书当时的总统克林顿，要求他重视“震慑”理论，而且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对“震慑”理论表示出极大的兴趣，但直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拉姆斯菲尔德以“拉氏战法”的形式把“震慑”理论带到了伊拉克战场，美英联军以“震慑与畏惧”为行动代号时，掀起了伊拉克战争中的又一个高潮后，“震慑”理论才开始真正声名鹊起，提出了“震慑”理论的哈伦·厄尔曼等人一时间成为西方军事理论界的焦点人物，而“震慑”理论也从构想变成现实。
事实上，哈伦·厄尔曼等人的军事理论借鉴并参考了中国的《孙子兵法》中“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哈伦·厄尔曼自己就说过：“我一直在思考像孙子所说的那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尽管借鉴了孙子的若干思想，但“震慑”理论并不是孙子兵法的简单翻版。实际上厄尔曼等人是将“震慑”理论建立在美国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之上的，其目的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而前提则是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军事实力，“震慑”不仅是行动的手段而且是行动的效果，其目的是要在战争中“迅速取得支配地位”。这种战略思想不再强调消灭敌人的军队和战争潜力，而是把打击的重点集中在摧毁和挫败敌人的战斗意志上，强调通过心理震慑迫使敌人接受己方的战略意图和作战目标。对敌人的打击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打击，而不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厄尔曼的“震慑”理论是一种要求快速、决定性地取得战争胜利的理论。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震慑”理论的提出是美国军事理论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飞跃。
二、“震慑”理论的影响与运用
（一）“震慑”理论的影响
“震慑”理论是美国当代战争理论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又在战争实践中得到运用，因此有着比较大的影响。首先，“震慑”理论提出了以打击和震慑敌方意志为着眼点的战争指导思想，从心理层面揭示了战争的制胜规律，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战争既是物质力量的对抗，更是精神和意志的较量。伊拉克战争中，伊军的军事实力同美英联军相差悬殊，这是伊军失败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萨达姆的独裁统治，使其在国内的民意基础丧失，伊拉克军民与萨达姆之间没有统一的意志，不能做到“上下同心”，结果战争爆发后，伊拉克军队的心理防线很快崩溃，这是伊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历史告诉我们，一支军事上弱小但有着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念的军队，可以发展壮大和不断取得胜利；相反，如果一支军队信念破灭、意志消沉，则必然会走向败亡。正因为如此，在信息化战争中，一方面我们需要借鉴“震慑”论中有益的观点，要善于运用多种手段打击敌方的抵抗意志，争取以小的代价取得战争胜利。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重筑牢自己的心理防线，以坚强的意志将对手的“震慑”打击化于无形。
其次，“震慑”理论从民间理论探讨进入官方决策，体现了美国军事理论创新机制的长处，值得其他国家借鉴。1991年的海湾战争，是美国在越战后第一场比较大的胜仗。但是，战后美军理论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认识到海湾战争中的那一套过时了，于是他们便立即开始反思现行的作战理论。哈伦·厄尔曼等几位退役将领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研究“震慑”理论的，而且属于民间自发性质。这就反映出美国军人强烈的危机意识和问题意识。更为难得的是，这种民间理论创新的成果，通过一定的渠道能够进入高层决策，而且政府高层人士如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也参与该学术讨论。鲍威尔是一个典型的崇尚“力量对力量”原则的军人，他在海湾战争中直接指挥了美军的大规模集结。伊拉克战争时，鲍威尔担任美国国务卿，当他了解“震慑”理论后，对这种新的战争理念大为赞赏。所以，“震慑”能从理论过渡到实战，是与拉姆斯菲尔德和鲍威尔这样的当权者从中推波助澜密切相关的。可以说，美军强烈的危机意识，宽松的学术环境，以及有效的学术成果转化机制，是其军事理论创新能够走在世界各国前列的重要原因。
第三，“震慑”理论反映了美国的军事文化，是其推行单边主义和维护世界霸权的工具，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单边主义抬头，“新帝国论”和“单极稳定论”盛行。在“一超独霸”的国际格局中，美国更愿意直接以武力方式解决国际问题，维护其全球既得利益。而“震慑”理论之所以能为美国现政府采用，正是因为它为美国推行单边主义、建立世界霸权提供了工具。美国在冷战结束后频繁动武，就是想通过显示力量来“震慑”相对弱小的国家，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美国的军事传统向来强调力量制胜，只不过以前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通过战略上的消耗战来拖垮敌人。而随着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美国凭借其超强的经济与科技实力，不断加大军费投入，在高技术武器装各方面已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因此，近年来美军特别强调要发挥技术优势，争取“速胜”和“巧胜”，而“震慑”理论恰好适应了这一需求。因此，“震慑”理论是美国当代军事文化的反映，它更多的是从美军实际出发来设计的。也就是说，其他国家在研究“震慑”理论时，不仅不能照搬照抄，而且还要积极寻找应对办法。
然而，正如厄尔曼等人多次指出的，“震慑”和“快速主导”不是万能钥匙，它只是提供了一种预案，提供了一个激发讨论和理论创新的基础。如果联系世界形势和美军现状，可以看出“震慑”理论仍然存在不少缺陷。首先，“震慑”理论是崇拜军事实力的代表作，是“唯技术论”、“唯武器论”的当代翻版。无论是过去的战例，还是21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都表明人的因素在战争中仍是至关重要的。其次，“震慑”构想和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厄尔曼等人的设计无疑是符合新军事革命形势下军队转型的需要，问题在于，美军各军种之间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并且能够实现一体化的联合作战。第三，“震慑”不是在任何条件下对任何对象都是有效的，“快速主导”部队也不是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快速反应并快速实现目标的。“震慑”构想实际上是专门针对伊拉克、伊朗、利比亚等被美国看作是“无赖”国家而设计的。“震慑”理论和“快速主导”构想主要是为了塑造一种对付大规模常规战争以外的作战模式，其实施对象是使用常规武器的中小国家。对俄罗斯、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美国自然另有一套理论，如核战争和大规模战争。甚至就伊拉克而言，“震慑”也只是部分地、局部地适用，真正有效地打败这样的地区大国，还必须运用其他战略理论和作战模式，还必须使用“决定性的力量”。
（二）“震慑”理论的运用
伊拉克战争
“震慑”理论的实施贯穿于伊拉克战争的整个进程，从而体现了该作战构想提出的“震慑”和“快速主导”的能力要求。
首先，美军凭借信息和情报优势，交互运用信息战、情报战和心理战。在情报收集方面，美军依据信息技术的优势，建立起一个庞大而又完善的情报侦察系统，它由航空与航天侦察系统、陆军和海军的侦察系统、特种部队和中央情报局的人力情报系统等几个部分组成，覆盖了太空、空中、地面和隐蔽战场，从而使得美军完全掌握并控制着战场情报优势，使得整个战场对美军来说几乎是“单向透明”的。在指挥系统上，美军组成一个完整的综合通讯联络情极指挥系统——C4ISR系统进行作战指挥，每个作战单位都是该系统的重要节点，能够情报共享，实时利用，甚至连人力情报和特种情报也都几乎做到了实时传输。因此，美军可以利用强大的信息和情报优势，开展信息战、情报战和心理战，制造战场“噪音”，使伊拉克领导层、军队和民众处于惊慌失措与混乱之中，从而在最短时间内打垮伊拉克的抵抗意志。
其次，美军利用军事优势，迅速实施打击，迅速结束战争。“快速”贯穿于伊拉克战争的整个进程—快速部署、快速打击、快速机动、快速结束战争。美军从大规模增兵海湾地区到发动战争，用了大约3个月的时间部署20多万军队及其装备，只有1991年海湾战争部署时间的一半。而快速打击和快速机动，则大大缩短了战争进程。从3月20日发动战争到4月12日攻占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即主要作战行动的结束），只用了24天的时间。美军的快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抛开1991年海湾战争和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的先空袭、后地面行动的作战模式，而是在发动空战的同时即实施地面进攻，完美做到了空地战的同步进行；二是实施“蛙跳”战术，美军地面部队和直升机部队在强大的空中火力配合下，快速推进，每到一处伊军要塞，即以空中打击和少量地面部队进行围困，而大规模部队继续向巴格达挺进，从而实现了迅速攻占伊拉克军事和政治中心的战略目标。
第三，美军展开大规模的、决定性的、点面结合的空中打击。美英联军的空中打击具有震撼性的特点。美军为达到尽快推翻萨达姆的战争目标，用大规模的、决定性、点面结合的轰炸来制造“震慑”效果。规模性体现在对伊拉克军队、军事基地、指挥与控制系统、军政领导人住所等广泛目标进行全方位的轰炸，决定性则体现在连续不断的轰炸波次、炸弹当量和目标摧毁效果上。为达到“震撼性”，美军动用了到目前为止已研制成功的绝大多数炸弹，包括集束炸弹、电磁脉冲炸弹以及最大当量的常规炸弹BLU-82“炸弹之母”。美军打击的主要目标，包括萨达姆和其他伊拉克军政首脑、伊拉克军队指挥与控制系统、共和国卫队、重要的军事基地及电网等，其意图是迅速瘫痪伊拉克政府和军队，对伊拉克军民的抵抗意志造成“震慑”。外科手术式的远程精确制导打击，不仅摧毁了重要目标，还达到了对伊军民心理的“震慑”效果。
最后，美军诸军兵种实现一体化协同作战。新的空地一体化联合作战在伊拉克战争中大显神威。卫星、空军部队的侦察系统，与地面部队和特种部队的侦察力量相结合，为美军参战各单位提供了实时或近乎实时的情报保障和指挥与控制系统支持。美军协同作战还表现为海空力量与地面部队的同步进攻以及地面部队与特种部队的协同作战。战争开始时，地面部队提前进入伊拉克，空中和海上力量接着开始实施远程打击与近程轰炸；在战争过程中，海空力量的远程打击与地面部队的快速推进密切配合，前者利用强大的火力压制并摧毁了伊拉克的防御体系，扫清了地面部队的推进障碍。特种部队也在海空火力掩护下大举进入伊拉克，开展其保护油田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消灭有关的伊拉克军队及其首脑、收集战场情报、实施情报战和心理战、招降纳叛等任务，有力地支持了地面部队的快速推进。
总之，从伊拉克战争的实际结果看，美军的“震慑”行动还是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战场效果的。一方面，美国利用高新技术武器装备，以精确打击等手段，尽量减少对方和己方的人员伤亡；另一方面，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心理战攻势，严重地削弱了伊拉克军人的抵抗意志，几十万伊拉克军队在美英联军的“震慑”打击下纷纷放下武器，从战场上神秘“蒸发”。但是，伊拉克战争又不是完全按照“震慑”理论来打的。厄尔曼曾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从战略上看，‘伊拉克自由’行动不是应用‘震慑理论’的好例子：它只应用了一点点，也就是在摧毁伊拉克地面部队意志方面的效果显而易见。假如联军同时打击伊拉克全国的军队和政治力量，也许这场战争会在更短的时间里结束。”从伊拉克战争的结局来看，战争进程并没有美军原先预想的那样顺利，特别是主要军事行动结束后，伊拉克的反美武装仍然非常活跃，伊拉克国内安全形势长期动荡不定。这说明要想完全瓦解对手的抵抗意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震慑”理论只是部分地得到战争实践检验。
三、“震慑”理论的主要思想
“震慑”既是一种战略理论，又是一种作战构想。作为战略理论，它提出通过大规模的、精确的、迅雷不及掩耳式的目标打击，达到充分的“震慑”效果，影响或摧毁敌人的意志、感知和判断，从而实现美国的政治、战略和军事目标。作为一种作战构想，其中心思想是，美军方应借助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将美军建成一支在任何时候都能采取军事行动并迅速达成战略和政治目标的“快速主导”部队。这支“快速主导”部队拥有巨大的技术能力优势，能够迅速而又全面地控制战场；处于随时能够进入部署和实施军事打击的状态；具备造成足够“震慑”效果的打击力度；迅速取得战场主动权进而打败对手并达到预期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因此，“震慑”是手段，“快速主导”是目的，前者提出了美军采取行动的手段和结果，后者则规定了在战略和战术层次上的军队建设方案及其特征，从而使得“震慑”和“快速主导”成为一种可以操作的作战构想。
（一）“震慑”与“迅速制敌”的基本内涵
“震慑”理论有两个基本概念：“震慑”和“迅速制敌”。“震慑”是指利用一系列方法和技巧，在短时间内给对手的心理造成压倒性的震慑，瓦解其继续抵抗的意志。即通过控制整个作战环境，使对手的判断和理解陷于瘫痪或超负荷状态，从而无法在战略和战术层次上进行有效指挥与行动，也就是我们常讲的心理崩溃。哈伦·厄尔曼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对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是“震慑”论发挥作用的最好例证。厄尔曼通过研究这段历史得出结论：“日本可以承受数千架轰炸机投下成千上万颗炸弹，杀死许多日本人，但1架飞机、1枚炸弹和1座城市的消失，却使他们无法承受。这就是‘震慑’。”
“迅速制敌”中的“迅速”，指的是在敌人能做出反应前进行快速行动。从冲突前的部署到作战中以及冲突的解决，这种“迅速”概念应用于战斗的全部过程。“制敌”意味着在物质与精神上能够影响和主导敌人的意志，它既包括“物质制胜”，也包括“精神制胜”。其中，“物质制胜”是指摧毁、解除武装、阻止和抵消敌人的作战能力，摧毁其武器装备；而“精神制胜”则意味着摧毁、战胜以及抵消敌人抵抗意志的能力，或者是不用武力就迫使敌人接受美国的条件。达成这种“制胜”的主要机制是通过对敌人施加足够的“震慑”，迫使其接受美国的战略目的和军事要求。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和达到这一要求，除了对敌实施大规模的火力毁伤以外，还要大量实施欺骗、混淆是非、发布虚假信息等信息战手段。
“震慑—迅速制敌”理论的主要精髓，是通过施加“震慑”机制来影响敌人的意志、看法和理解力，迫使敌人做出符合美国战略目标的反应。这一理论的创新之处不在于手段的创新，因为传统意义上的摧毁、战胜或削弱敌人军事能力的目标仍是这一理论的根基。“迅速制敌”理论的真正创新，是其“制敌”的着眼点由传统的注重物理摧毁，转变为打击敌方的意志和心理。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综合运用软打击和硬摧毁手段，甚至非致命性武器也有用武之地。
（二）实现“震慑”与“迅速制敌”的主要方式
要达到“迅速制敌”，首先要对敌实施“震慑”。哈伦·厄尔曼等在其著作中列举了实现“震慑”与“迅速制敌”的9种方式：
第一种叫作“绝对优势兵力型”，主要依靠武力优势“震慑”敌人并迅速取胜；这一理论的目标是尽可能快地对敌人使用大量或绝对优势的力量，从而以己方和非战斗人员尽可能少的伤亡与损失来达到解除敌人武装、使敌人失去战斗力或在军事上无力抵抗的目的。
第二种叫作“广岛和长崎型”，即依靠毁灭性武器摧毁准备殊死抵抗的国家。这种方式的意图是通过迅速投放超出想象的大规模毁伤性武器，来影响整个敌方社会，包括敌方领导层和公众，而不是直接对准敌方军事或战略目标，从而对其政权达成“震慑”。在核威慑术语中，这种打击敌方社会及其物质财富的方法被称作“打击财富方案”，这是一种针对敌方民众抵抗意志的大规模毁灭性打击行为。这种方式的主要目的是在几个小时或几天的时间内，迅速粉碎敌人的抵抗意志。
第三种被称为“大轰炸型”，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对德国和日本大规模的战略轰炸，越战中美国对越南北部发起的“滚雷行动”等，其目的是通过大规模的空中打击，给对方以强烈震撼，以迫使敌屈服。与“广岛和长崎型”有所不同的是，这种“震慑”打击主要针对敌方军事以及相关目标。这种大规模轰炸的方式虽然具有毁灭性，但对于敌方民众和军队的心理影响是间接的，一般不会迅速奏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对德国本土的轰炸持续了数年之久，对德国工业和军工生产潜能的打击效果是逐渐累积的，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对敌方国力的持久消耗，最终使纳粹德国崩溃。但是，这种主要针对敌方军事和战略目标的大规模轰炸，在当代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包括使用大规模毁伤武器打击平民目标，可能会造成平民生命和物质财富的大量损失，这将使己方在政治和道义上陷于不利局面。
第四种是“闪击战型”，就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以“闪击战”进攻波兰、法国，使对手在仓促之间无所适从，指挥陷入瘫痪。这种方式既不是通过在宽大的战线上大规模地使用火力，也非投送大量兵力。相反，这种方式的特点是利用精确的、规模足够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的力量来取得最佳效果，以合理而足够的兵力实现战争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对法国的“闪击战”就是集中使用装甲机械化部队，在空中力量的配合下，绕过法国苦心经营多年的马其诺防线，从其防守薄弱的阿登森林地区突入法国，并迅速突入法国领土纵深，前锋直指大西洋海岸。当法国发现己方战线被撕裂而后方又无法组织有效防御时，陷入极大的心理恐慌，抵抗意志迅速崩溃。
第五种实现“震慑”的方式被称为“兵圣孙子型”。厄尔曼在书中讲述了中国古代著名兵圣孙武的一则故事，即“吴宫教战斩美姬”。厄尔曼指出，“兵圣孙子型”震慑手段的实质，是通过对敌方有重大影响的关键人物实行残忍无情的“斩首”打击，使敌方军队和民众意识到反抗是徒劳无益的，从而迫使敌方屈服或投降。当然，“斩首”的目标也可以是重要的社会目标或军队本身。这一震慑手段的关键是对打击目标的选择。在上述故事中，孙子之所以选择两名领头的宫女，是因为她们特殊的地位，对她们斩首示众更能起到“杀一儆百”的效果。厄尔曼特别强调，这种模式非常符合美国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无须重大调整就可应用。
第六种叫作“海地人型”。19世纪初，海地人试图把他们的国家从法国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海地领导人给来访的法军分遣队组织了一次军事阅兵，据说只有几个营的兵力在来回地接受检阅。法国人误以为当地军队有好几万人，并认为法军的行动不会产生效果，反而会被吃掉。于是，海地人不费一枪一弹就获得了自由。“海地人型”例证最突出的特点是其强调了欺骗、虚假情报和诡计的重要性，而这些信息欺骗手段的目的，是影响敌方决策者的意志和认知力。
第七种是“古罗马军团型”。当年古罗马帝国曾占据从大西洋至红海的广大地区，由于军队数量有限，罗马只部署了少量军队来控制每一块领地并有效维持其统治。其秘诀就在于罗马统治者运用了“威慑”的力量。因为古罗马军团战斗力极强，远胜于当地军队。如果哪个地区发生叛乱，罗马军团最终必然前来报复。这使得任何想制造麻烦的人都对可能的后果心存畏惧，从而不敢轻举妄动。古罗马军团之所以能达成“震慑”效果，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古罗马军团的强大作战能力；二是人们对这种能力的认识；三是人们心理上认为“报复不可避免”的习惯性思维。这三点其实也是现代威慑理论的基本要素。与其他“震慑”方式不同的是，这种通过威慑的方式所实现的心理“震慑”，是一种防患于未然式的“事前震慑”。
第八种叫作“衰减和瓦解式”，就是通过制裁、经济封锁等手段，逐渐让目标国瓦解，但这种方式需要时间积累才能达到效果。在这种方式中，并不需要采用大规模毁伤的手段。因此，不论是在力量使用上，还是所产生的最终结果上，“震慑”效果都不会立即实现。
第九种被称为“加拿大骑警型”，他们的非正式座右铭是“子弹可以到达的地方绝不派人去”。此例证与其他例证的区别在于，它比孙子更具有选择性，认为打击防区外能力，而不是现场的部队，就可以实现既定目标。在分析此例证与其他例证的区别时，没有什么比防区外能力更能说明问题了。从弹药对目标的打击效果看，可以畅通无阻进行轰炸的隐形飞机与1600千米以外发射的巡航导弹没有任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