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也是第一部专记一代政权兴亡的皇朝史。《汉书》由汉代班固编撰而成，全书共一百卷，分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记述上起公元前206年汉高祖元年，下迄公元24年整个两汉一代的二百三十年史事。
一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东汉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市东)人。班固出生在一个家资豪富、有外戚身份，并有正统家学传统的家庭。这个家庭，首先为他提供了良好的教育环境，其次，为他著述《汉书》提供了思想上、编撰上的基础。从建武二十三年(47)到建武三十年(54)的八年时间里，他不仅学习了儒家的经典著作，而且对于诸子百家学说，也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学习上，班固并不拘泥于一家之言，也不去死抠章句，而是着重领会其大义。他非常熟悉西汉故事，在父亲的影响下，又逐渐转向汉史的研究。
公元54年，父亲班彪去世，班固离开太学回家居丧。居丧期间，潜心阅读其父的遗作。读完《史记后传》之后，他认为该书的记叙很不详尽，决心在其基础上搜集资料、改定体例，重新撰写一部记述汉代史实的书籍。但是，在汉明帝永平五年(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他私自改作“国史”，于是班固被捕入京城监狱，书稿也被抄去。
班固的弟弟，东汉名将班超听说此事，赶到京城，上书为兄辩白。明帝看了书稿，非常赞赏他的史学才能，召他到京师任兰台令史，掌管朝廷的藏书，并进行校勘工作。第二年，又被提升为秘书郎，典校秘书。这期间，班固与令史陈宗、尹敏、孟异等写成《世祖本纪》，其后，又撰成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等列传和载记二十八篇奏上。这些著述，后来都成了《东观汉记》的重要组成部纷。
班固因文章写得好，深得皇帝喜欢，章武帝建初三年(78)，班固升为玄武司马，负责守卫玄武门。在皇帝面前的他，不仅是史臣而且成为近臣。永元四年(92)，窦宪以外戚专政，和帝利用宦官的势力夺取了窦宪的权力。由于和窦宪关系密切，班固也被免除官职。洛阳令种竟因曾受班家奴仆的侮辱，遂乘机报复，将班固罗织入狱，不久班固便死在狱中。班固一生不仅以《汉书》扬名后世，还著有许多诗文。其中的文采名扬于世。
班固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使他的史学面临着这样的任务：以儒家正统思想为准绳，总结西汉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成败得失，为东汉政权提供经验教训；以“皇权神授”、“天人感应”为指导，从历史上论证“汉承尧运”，承天“正统”，而且“天祚未改”，从而证明西汉王朝存在的唯一性，也为自称刘氏政权“中兴”的东汉王朝提供维护政权的神化了的历史依据。班固以这样的任务为目标，发展并完善了父亲的著述思想，提出了著述《汉书》的宗旨：
首先，在体裁上，班固摒弃了纪传体通史的形成，也不像父亲那样为《史记》作续编，而是“起元高祖，终于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断代为史，从而在著述形式上改变了刘汉“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的历史地位。其次是在指导思想上，明确地提出要“旁贯《五经》”，即要用《五经》的道义，把刘汉二百多年的历史讲清楚。这与司马迁的“一家之言”大异其趣。
《汉书》经四人之手，历三四十年之久，才最后编撰完成。班彪的《史记后传》为班固的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明帝永平元年(58)，开始了《汉书》的编撰工作。任兰台令史之后，班固“专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汉书·叙传》)。在与同僚一起完成部分国史的撰述之后，明帝下诏令他在兰台继续撰写未完成的《汉书》，“自永平中始受诏，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后汉书·班彪传》)。全书基本完成后，仍对其中一些篇章进行增补。
班固著述《汉书》以前，有关西汉的史书已有多种。《史记》是一部通史，但对汉初的历史用力甚厚。《史记》问世以后，从西汉后期到东汉初年，补续该书的人很多。先是有诸少孙的“补阙”，接着又有刘向、冯商、扬雄等十五人的撰述。东汉初年，班彪把刘向等人的续《史纪》汇聚一起，称为《别录》，同时又写成《史记后传》。身处兰台为令史的班固，充分利用前人已有的成果，《汉书》一书，武帝以前的历史记载，大都采用《史记》，约有五十篇，当然，他并不是完全照搬《史记》原文，加工整理修改补充的工作做了很多。武帝以后的记载，以其父的《后传》为蓝本，综合各家著述，缀集而成。这样，班固在前人撰述的基础上，以自己独特的宗旨为主线，把各种关于西汉的史实加以排列组合，基本上编撰完成《汉书》。
班固去世以后，仍有八表及《天文志》未完成。汉和帝又令其妹、我国第一位女历史学家班昭继作八表，马续补作《天文志》。终于，《汉书》得以最后完成。
二
《汉书》沿用了《史记》的纪传体，但它改《史记》的纪传体为断代史，从而成为后世纂修王朝史的典范。《汉书》原本一百卷，但一些较长的篇目被后来的人分割开，流传于世的就有今本一百二十卷的面貌。全书共八十余万言。
十二本纪，记述了高、惠、高后、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十二世的大事，编年记事，为全书总纲。
八表，前六表分别谱列王侯世系；后二表，一为《百官公卿表》，记录秦汉官制及汉代公卿的迁、免、死，一为《古今人物表》，实际上只记“古”而不记“今”，是对汉代以前历史人物的评价。
十志，《律历志》叙述汉代声律、度量衡、历法及其与农业和日常生活的关系。
《礼乐志》叙述历代礼制、乐制的变化。
《刑法志》记述宗固以来至东汉初年，军制和刑法的变化。
《食货志》记述了远古至王莽时期社会财政经济的演变。
《郊祀志》记述先秦至汉代的郊祀、封禅情况。
《天文志》记录天象及其变化。
《五行志》记录了从古到汉的自然现象及与人事参验情况，罗列了董仲舒、刘向、刘歆等人的五行灾异说。
《地理志》以《禹贡》、《周官》为据，记载了汉以前的地理沿革、九州状况；又记述了汉郡县封国建置由来和变革，它们的山川和户口，各地区的风土及海外交通。
《沟洫志》叙述了秦汉兴修水利，治理黄河及各地灾害情况。
《艺文志》依据刘歆《七略》，加上班固自己的见解，按照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的顺序，著录了西汉末年皇家藏书的名称、卷数、作者、存轶情况，并论其学术的派别源流、是非得失。
七十列传，大部分是西汉重要人物的传记；《匈奴列传》、《西南两越朝鲜列传》、《西域列传》是对汉代边疆各民族历史的记载。
(一)《汉书》的主要特点有：
第一，创立了“正史模式”。作为第一部断代史，《汉书》作者班固改变了司马迁的本意。把司马迁考察“王迹所兴”的意图变为以帝王为中心，一帝一纪，确立了纪传体本纪“书君上以显国统”(刘知己《史通·本纪》)的“正史”模式。司马迁创立本纪，主要记录在历史上确实左右天下大势的政权兴衰，以编年纪事为全书总纲，而不是专记一姓一帝政权的得失。所以《史记》在秦汉之际列《项羽本纪》，而不为秦二世立纪；列《吕后本纪》虽用惠帝纪年，但不为惠帝立纪，《汉书》则在高、文之间，专立《惠帝本纪》；对西汉末年徒有虚名的成帝、哀帝、平帝也分别立纪，对元后、王莽则立传以记之。
《汉书》对列传的编撰也作了重大变动。首先，去掉《世家》，以《世家》入传。司马迁立《世家》是为了记载诸侯、勋贵和对社会起过比较突出贡献的人物及大事。经过汉代不断的“削藩”、“推恩”、夺侯等消除诸侯势力的措施，王国势力渐渐变得与富室无异，因此，班彪与班固以“世家”入“传”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其次，《汉书》一改《史记》的合传、专传、类传的次序杂乱为一律以时间先后顺序为主，先专传、合传，次类传，再次以边疆各族传，以“贼臣”《王莽传》居末，避免了《史记》或以时代相同、或因事迹相关给读者带来的不便。其三，《汉书》整齐了列传标目。《史记》列传标目，或是姓标，或以名标，或为字标，或是官标目，体例不统一；《汉书》除诸王传外，一律以姓或姓名标目。其四，适当地运用了合传的形式，较好地收到了行简、知类的效果。如“魏豹、田儋、韩信”以“皆六国之人”合传；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都因其为“武帝时丞相御史大夫”而合传：张苍、周昌至申屠嘉等以“诸为御史大夫者”而合传；眭弘、两夏侯、京房、翼奉、李寻则以“皆通术数说灾异者”而合传等等。这些合传把人品相近或事迹相类的人物合记到一起，使人物传记各具特色，人物特性相得益彰。
《汉书》的《表》新创了《外戚恩泽侯表》、《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增补了《史记》不能表及的昭、宣、元、成间功臣存亡续绝。
《汉书》还把《史记》的八书改为十志，从而比《史记》的八书，有了重大发展，增立的《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使“志”包容了更多的社会内容，扩大了历史学的领域。
第二，灵活的纪传体例。一是寓通于断。班固断代为史，从思想根源上说，是为了加强刘氏王朝并非由秦、项的历史发展而来，而是直接从尧那里，继承“天统”而兴。这样，《汉书》在论证了刘氏王朝掌握天下大权的合法性的同时，却割断了历史运动进程的客观连续性。另外，班固虽然将秦、项、陈胜排出了神意规定的“宣统”程序，却并不湮没他们作为历史存在的事实。在表列中，虽然班固以汉为首栏，突出了汉的地位，但它仍是如实地记述了汉元年一月至文帝后元七年，项羽所封异姓八王的置废兴亡；列陈胜、项籍为首传，以叙述“上嫚下暴，惟盗是伐，胜、广熛起，梁、籍扇烈。赫赫炎炎，遂焚咸阳……诛婴放怀、诈虐以亡”的整个过程。全书以《外戚传》、《元后传》、《王莽传》为终曲，表现出西汉末年，外戚干政，王氏弄权，最终王莽篡位的历史发展趋势。《王莽传》又是以传代纪，王莽摄政以后，即编年纪事，实际是帝纪的一种变体。又把孺子婴的三年间事，编入其中。全传长达四万字，实际就是一部新朝史。这样《汉书》在处处以刘氏王朝占主导地位，用多种体例相互配合，详尽地记载了西汉一代兴衰的历史脉络。班固立旨神化刘氏王朝，同时又兼顾历史发展的真实的“潜研精思”。二是因事命篇。封建专制制度的一个致命弱点，是权力高度集中于帝王之手。于是造成了外戚后妃、宦官、宗室等接近权力中枢，挟主专权，乃至倾覆皇权的必然后果。西汉一代，外戚欲霸皇权以及因此而出现的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始终存在，至王莽篡位到极点。班固把散见于《史记》三个侯表中的外戚、恩泽侯集中起来，专立一表，不仅表列丞相献媚以受封之事，更著明西汉一代外戚的失势、封侯、势力渐增的发展脉络为统治者提供了急需的驾驭政权的钥匙。
(二)《汉书》以十志为主干，详实、系统地描述了西汉王朝规模宏大、地域辽阔的大一统气象。具体说来，《汉书》博大的历史内容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详细地记载了西汉封建专制政体的国家职能。以《地理志》为例。《地理志》通过对西汉行政区划及其风土人情、地理环境的详细记载，描述了封建国家的版图、人口、自然资源状况，具体地体现了汉代统治的具体效果。《地理志》主要写西汉地理，它以郡国为条，用本文加注的形式，依次写各郡、国及其下属县、道、侯国的地理概况，诸如郡县的民户、人口、郡县废置、并分、更名的历史，各地特产，都尉、铁官、盐官、工官等治所，山川湖泽，关塞要隘，名胜古迹，道理交通，等等情况。并总计了西汉平帝时郡、国、县、道、侯国的总数，全国的幅员，土地面积，定垦田、不可垦地、可垦不可垦地，民户，人口总数等。班固自司马氏立《货殖列传》之后，特立《地理志》，不仅发展了《货殖列传》的内容，更把郡县设置、人口多寡、垦田数目纳入历史记载的范围，这标志着我国古代史家对于客观历史认识的深入和提高，标志着我国史学史在编纂方法和历史观点上的重大发展。
第二，详细地记载了汉代的社会经济状况。这集中体现在《食货志》和《货殖列传》中。《货殖列传》是对先秦及汉代经贸活动的总体及个别介绍，其史实基本取材于《史记·货殖列传》，没有太多的补充。但《食货志》却在《平准书》的基础上，作了相当大的增补和调整。一是分门别类，改变了《平准书》农政、财政混杂叙述的方式，先言“食”记农业生产和农业政策，后言“货”，记货币、商业和财经政策，脉络清晰、次序井然。二是大大扩展了记叙的范围。《平准书》以汉代前期经济为叙述范围，《食货志》则补充秦以前和武帝以后的史实，全面反映了自古至汉的社会经济状况，也使汉代的经济措施有了对比鉴戒的参数。三是材料搜集更为齐全，内容超出《平准书》一倍多。对于先进的生产技术、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及重要的经济政策，都作了记载。
第三，详细地记载了中国边疆内外各少数民族的历史。班固的《西域传》，对新疆各民族城邦以及安息、大月氏、大夏、梨、条支等国的风土物产、道里远近、户口人数、自然环境以及社会发展等作了比较完整的记录，还叙述了汉朝与匈奴在西域进行争夺战争的历史以及汉朝与西域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无论在国内民族史，还是在中亚、西南亚古民族史研究上，《西域传》都占据了重要的文献地位。
第四，记述了先秦至西汉的学术发展史，总结了其成就。《汉书》对学术史的记载极为丰富。班固把《天文志》、《五行志》、《律历志》的内容，作为国家政权建设不可缺少的政治措施看待的，其地位仅次于帝王和百官，远甚于州域建制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并大大地超出了他备为推崇的郊祀和儒学《六经》的作用。
班固很推崇儒家学说，他总结儒学的发展史，以及儒学与阴阳五行学说相互杂糅，逐渐形成了一套神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儒林传》概述了儒家学说的起源、宗旨，以及从春秋经战国至秦汉的传播情况。特别是详细地记录了西汉各经师的活动和经学各种典籍在西汉一代的传授历史。将此与董仲舒、公孙弘等传联系起来看，可以清楚地理出儒家思想在汉代逐步取得支配地位的原因和过程。
《艺文志》则是对东汉以前我国学术史的集中总结。《艺文志》将图书分为六大类称为《略》，每一大类下又分若干小类。《六艺略》有易、书、礼、诗、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诸类。《诸子略》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诸类。《诗赋略》有屈原赋、陆贾赋、孙卿赋、杂赋、歌诗诸类。《兵书略》有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诸类。《数术略》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各类。《方技略》有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各类。每一《略》又都有对这一学派发展史及特点的总结。这是对西汉末年皇家藏书的集中著录和总结。也是我们现在研究先秦秦汉学术派别的重要依据。
第五，《汉书》的实录精神。班固敢于秉笔直书，揭露汉代统治的阴暗面。《武帝纪》中，班固大力称赞武帝的雄才大略，说他“宪章立方学、统一圣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的同时，又在其他篇章中，指出武帝的奢侈和大兴功利对社会造成的严重损害。《昭帝纪》云：“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至于其他地方对上至皇帝，下至官吏、士人的批评大都是基于现实写作的。
(三)《汉书》对后代史学具有重要的影响。
第一，《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班固《汉书》断代为史，可以说是对纪传体的扬长避短之举。断代史与纪传体比较，虽不易写出历史的古今发展，却能写清一代之始末，也易于译写近代史和当代史。故《汉书》一出，就成为断代体史书的鼻祖。
第二，《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以封建正统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史书。班固的《汉书》明确提出要在叙说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班固以先验的正统史观说明历史的发展变化，以正统思想评论、总结历史的存亡得失，这一方面是为维护和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提供了历史依据，另一方面则正好说明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中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
第三，《汉书》在编撰上的成就和浓厚的正统封建史观，对后世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四史中，除《南史》和《北史》为纪传体通史外，其余都是纪传体断代史；各史的纪、表、志、传的编制，也多沿用《汉书》体例而有所损益。从这一点上说，《汉书》的影响大大超过了纪传体的开山之作《史记》的影响。遗憾的是，隋唐之后，许多史家不察班固的“整齐其文”、“方以藏智”之外，更有别出心裁贯穿其中，而是一味摹仿《汉书》体例严谨的特点。
班固开始将封建正统思想作为编撰史书的指导思想，在以后二千年的封建史学发展史上，正统思想一直成为史学领域的指导思想。从西晋末年起，各个封建王朝修撰历史，都宣称自己是正统，指斥敌对政权为僭伪。正统思想强烈地左右着史学的方向。
《汉书》中载有许多阴阳灾异之说，并特创《五行志》以记载。汉隋之际的纪传体史书，凡有志者，都必有《五行志》，有的更名为《瑞应志》、《符瑞志》。其他篇章中，也充斥了鬼神怪异、道本佛法的记述。这种有意识的神学目的论的宣扬，增加了史学著作不应有的鬼神气氛，但也在不经意之中保存了较多的科技史、思想史、宗教史的材料。
《汉书》以其巨大的成就，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据了除《史记》之外的最高地位。它以其编纂上的巨大成就和浓厚的正统思想，领袖了正统史学。
三
《汉书》一书，为历代学者所讽诵，并为历代史学墨客称道不绝。这不仅因为它在内容上的详实赅富，体例上的严整有序，而且还要归结于它在历史文学方面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汉书》叙述则有条不紊，错落有致；写人则刻画细致，个性鲜明，整书语言准确、凝炼，典雅富丽。如：《苏武传》中，班固倾注了满腔爱国热情，着力表彰苏武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誓死如归的高贵品质，塑造了一个精诚爱国，利诱不为之动，威武不使之屈的民族英雄形象。“北海牧羊”一段，集中描写了苏武“历尽难中难，心如铁石坚”的英雄气概。“(卫)律知武终不可胁，白单于。单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窑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羝乳乃得归。……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草食而食之。杖汗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当李陵劝其投降时，苏武毅然说：“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请毕今日之欢，效死于前。”苏武为国家宁愿肝脑涂地的大无畏精神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