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通常所称的“三世纪危机”是指罗马帝国从二世纪九十年代安敦尼王朝结束，直至284年戴克里先登上皇位大约一百年间所出现的社会危机局面。这一危机猛烈冲击和动摇了罗马奴隶制帝国，直到三世纪末才暂时缓和下来。
三世纪危机的根源
罗马帝国建立后取得了二百年的表面稳定和繁荣(所谓“罗马和平”)，安敦尼王朝被称为帝国的“黄金时代”，达到了鼎盛阶段。但从二世纪末起，帝国盛极而衰，发生严重危机，表现为农业萎缩、商业萧条、城市衰落、财政枯竭、政治混乱，以及贫民、奴隶起义此伏彼起，大批蛮族入侵，整个罗马社会动荡不安，帝国统治处于摇摇欲坠的危险地步。这种在罗马帝国社会中爆发的全面而深刻的危机，归根结蒂，是由于奴隶制的衰落和奴隶制社会矛盾的激化而造成的。
在帝国初期，罗马的奴隶制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后即日益腐朽，逐渐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奴隶被迫从事生产劳动，不仅缺乏劳动积极性，而且也妨碍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和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加上奴隶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抗斗争，奴隶价格又不断上涨，因此，劳动生产率日益降低，使用奴隶劳动已越来越无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奴隶被释放了，而更多的奴隶变为授产奴隶或隶农。隶农制最早产生于共和后期，在帝国初期有所发展，到三世纪便盛行起来。除了奴隶和贫苦农民转变为隶农以外，许多移居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也加入了隶农的行列。隶农所受的剥削日重，依附性日强，其地位和奴隶逐渐接近。
由于奴隶制的衰落，农业最先出现了凋蔽之势。在意大利，经营葡萄和橄榄业的庄园入不敷出，大多改为牧场，生产大大萎缩。后来，农业危机也波及到行省地区，大量使用奴隶劳动并与市场有着密切联系的大地产，开始转变为主要剥削隶农和具有自给自足倾向的大庄园。同样，在共和后期和帝国初期发展起来的意大利各城市手工业，也因奴隶劳动生产率低下和行省手工产品的竞争排挤而衰落下来。农业和手工业的衰退必然导致城市没落和商业的萧条。当时，社会动乱、蛮族入侵、海盗猖獗、商路阻塞，以及帝国政府强令城市负责征集赋税和发行劣质货币等财政金融政策，更是加剧了这一过程。
在社会经济发生危机的情况下，罗马社会矛盾也尖锐起来。这时，奴隶、隶农、破产农民的差别日益缩小，地位日渐接近，这就为这些下层群众反对大奴隶主大地主，联合起来进行斗争，创造了条件。城市富裕居民由中小土地所有者和奴隶主组成，他们原是帝国的重要支柱，但在危机中纷纷破产。例如，帝国政府强令城市征集赋税并由市议员完纳欠税，许多城市议员不胜负担，宁肯出售土地，释放奴隶，降为小农。他们甚至沦为隶农或流落他乡。在城市衰落的同时，大庄园迅速发展起来。
在大庄园的排挤下，现在不仅在意大利，而且还在各主要行省，自由农民和小土地所有者的人数日益减少了。他们失去了土地和生活资料，沦为隶农或成为无业游民;有些人通过参加雇佣军队而在退伍时在军事殖民地中获得一块份地。退伍士兵和部分军官，就其社会地位和财产而论，与中等土地所有者相近，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和帝国的可靠支柱。这些人和帝国社会中残存的中小土地所有者组成奴隶主阶级的一个集团。它同另一以元老院元老为代表的大地主集团的利益常常发生冲突。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斗争在三世纪时加剧了。同时，帝国境外的日耳曼部落又加紧进犯帝国。这些事态的发展导致了三世纪爆发全面危机。
三世纪危机初期塞维鲁王朝的统治
安敦尼王朝最后一位皇帝孔茂德(180—192)被元老集团策划的宫廷阴谋杀死了。但无论是元老院或近卫军所支持的新元首都不能控制帝国的政治局面。一些行省的军队各自拥立自己的长官为皇帝，于是发生了192—197年的内战，最后以潘诺尼亚总督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193—211)的胜利而结束。
塞维鲁所建立的皇帝政权是以士兵为主要支柱的，因此，他所实行的一些改革包括：使士兵的薪饷几乎增加了一倍;任何一个普通士兵都有可能晋升为军官;从边疆军团和叙利亚军团中选拔优秀士兵组成新的近卫军;承认士兵在服役期间有合法婚姻以及与家人共同生活的权利;授予边防部队的士兵以份地。据狄奥·卡西乌斯记述说，他曾对他的儿子们说过如下的话：“要厚待士兵，让他们都发财致富，而不要管其余的人们! ”塞维鲁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军队中的行省人成分和蛮族人成分增多了;士兵们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塞维鲁采取抑制元老院的方针。元老院失去了它在安敦尼时代具有的意义。皇帝的顾问会议起了国家最高机关的作用。元老院掌管国库的职权也被剥夺了，国库现在由一个作为管理皇帝私人财产的分支机构的特设机关(res privata或ratio privata)把持。同时，任命骑士出身的官员对元老担任总督的行省实行监督。敌视塞维鲁的元老受到迫害，他们的财产被没收。因此，在帝国奴隶主阶级的两个集团——“士兵派”与“元老派”之间的斗争中，塞维鲁堪称是第一个“士兵派”的元首。
塞维鲁的儿子和继承人卡拉卡拉继续执行他父亲的政策。由于增加军饷而扩大了国库开支，他还开征了各种额外赋税。显然是出于这种财政上的需要，卡拉卡拉于212年颁布了“卡拉卡拉敕令”：罗马公民权被授予几乎全体帝国自由居民，只有被称为de-diticii者①除外。然而，应当指出，在此敕令颁布之前，罗马公民权已相当普及，而且早已丧失其原有的特殊意义。在塞维鲁时代，一个自由民的权利，与其说决定于他是否享有公民权，不如说决定于他在社会上根据新的划分而实际所属的等级。通过刑事惩治制度的新规定，自由民被区分为“可敬的人物”和“小人物”两类。前者包括元老、骑士、市元老、退伍军人(后来也包括现役士兵)，除此以外的人都属于后一类。现在对“小人物”可能给予的法律惩罚(拷打、流放到矿山去服劳役、喂野兽等)是以前享有罗马公民权的人可以获得宽免的，按新规定就只有“可敬的人物”才有这种特权了。因此，卡拉卡拉敕令的实际意义是有限的，无怪乎它在古代史书上未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它几乎没有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而只有狄奥·卡西乌斯在自己的著作中略微提到了它。卡西乌斯在报道这一事件时曾顺便说，卡拉卡拉此举是为了财政的目的。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加某些种类的赋税(如遗产税)的纳税人人数。但可能还有一个目的，即增加兵源。因为现在罗马公民士兵的征召，主要来自伊吕里库姆、色雷斯、伊苏里亚等地了。
在塞维鲁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亚历山大·塞维鲁(222—235)统治时期，帝国政府的政策开始在“士兵派”和元老院之间动摇不定，而总的倾向是向元老院方面摆动。亚历山大从元老阶层中任命执政的高级官员，并使其作为皇帝的代表主持元老院会议。元老院在参预全部国务活动的顾问会议中也起了较大的作用：它的代表被邀请参加由十六人组成的这个特别会议。在这个时期，主人对隶农生产工具的所有权被合法化了，并由于允许二十岁以上的自由民卖身为奴而在实际上恢复了债务奴隶制。这是违反罗马法的传统准则的，但它却符合元老院贵族的愿望。
罗马政府的财政在孔茂德的奢侈浪费之后本已处于困难状态。塞维鲁王朝诸帝的对内对外政策又需要巨大的资金。因此，赋税的征收比以前更为加重了。政府强令自治城市的议员负责征税。但财政匮乏现象并未缓和。从亚历山大时起，政府便动辄采用降低货币成色的手段来摆脱一时的困境。这就导致通货膨胀和钱币贬值(例如在银币中银的含量减少了几乎一半)，因而造成金融混乱。保存下来的一件小亚细亚的铭文证实了在城市中交换过程所受的影响：新的劣质钱币的流通助长了投机分子的活动和物价上涨。经济向自然化方向发展加速了，政府对大小官吏的薪俸和士兵的饷给开始以实物支付为主。举凡衣着、粮食、肉类、蛋类、马、骡、车辆等的配给数量，都按等级作出规定。国家又对城市手工业者团体的生产实行管制。各个手工业公会必须负担起把它们的制品供应国家并按国家的要求进行产品制作的任务。这就使手工业者逐渐被固定在自己的公会里，以致随后丧失了原有的独立性。这时对日益强大的萨珊王朝统治下的伊朗的战争，以及居住在莱茵河和多瑙河彼岸的诸部落的方兴未艾的大规模侵犯，使形势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帝国政治上的士兵派与元老派的斗争再次尖锐化。国家财政的拮据使政府不得不降低士兵的饷给。此举直接促成了近卫军的一次兵变，结果亚历山大被杀，塞维鲁王朝宣告结束。
三世纪中后期的政治混乱状态
塞维鲁王朝覆灭后，开始了历时五十年的政治混乱时代。235年，策动士兵哗变的马克西米努斯(235—238)被宣布为皇帝。他在士兵(首先是蛮族出身的士兵)拥戴下登上皇位，乃再次使帝国的政策摆向了亲军队方面。由于他的统治带有最鲜明的反元老性质，以致一位元老派人物称他为“雅典尼奥(第二次西西里奴隶起义领袖)第二和斯巴达克”。现代某些资产阶级历史学者据此也企图把他说成是下层被压迫人民的领袖。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他大量没收贵族的土地财产，只是为了用来犒赏自己的士兵，提高军饷和分给退伍军人以份地。但这完全不是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因为当时的士兵按其社会地位来说是属于中小土地所有者阶层的。反之，正是在他执政时期规定了关于对犯了重罪的奴隶和“小人物”可以施以火刑的残酷法令。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他对劳动人民的镇压态度。
238年，元老派在非洲组织了反马克西米努斯的暴动，拥立非洲总督戈尔迪亚努斯为皇帝，但后者很快就战败被杀了。元老院又在军队中进行阴谋鼓动，使马克西米努斯在士兵哗变中丧生。元老院宣布戈尔迪亚努斯十三岁的孙子戈尔迪亚努斯三世为皇帝(238—244)。这时，非洲地区的富豪武装也打败了马克西米努斯的支持者。他们的军团被解散，退伍士兵的土地也被剥夺了。元老派再次取得了暂时胜利。
但是，戈尔迪亚努斯三世的亲元老院政府是很不稳固的。十三岁的皇帝陷入了他母亲的宦官们的掌握中。在宦官的弄权下，罗马秩序十分混乱。244年，近卫军长官、阿拉伯人菲利浦依靠军队中的东方分子把戈尔迪亚努斯三世杀死了。菲利浦受士兵拥立为皇帝(244—249)。但这时帝国的对外形势十分困难：蛮族对多瑙河边界构成了严重威胁，总数达三万人的哥特队伍渡过了多瑙河。驻在麦西亚的罗马军队不仅向哥特人开放了边界，而且同他们一起蹂躏了罗马的土地。随后这些罗马军队又公开宣布拒绝菲利浦而另立皇帝。菲利浦委派元老戴基乌斯率军前往征讨叛逆者。但叛逆者却又宣布拥立戴基乌斯为皇帝。戴基乌斯便掉头进军罗马，把菲利浦杀掉了(249年)。
戴基乌斯只统治了两年(249—251)。帝国的局面是十分困难的：边界危机进入了新阶段;莱茵河和多瑙河的蛮族加紧集结，准备发动新的进攻。在高卢和罗马本城又爆发了有下层人民参加的起义。特别危险的是哥特人更大规模地再次渡过多瑙河。他们的人数达七万人，直抵色雷斯。戴基乌斯在抵抗哥特人的战争中阵亡了。他的副将伽路斯(251—253)被军队宣布为皇帝。
252年，伽路斯与哥特人签订了屈辱的和约，承认哥特人已取得的掳掠果实(卤获物和俘虏)，并规定罗马政府每年付给哥特人一大笔款项和金银，以作为哥特人不再入侵罗马边境的补偿。然而，这并不能约束哥特人的行动。在哥特人于两年后入侵伊利里亚时，伽路斯不知所措。这次是由当地的军事长官埃米利亚努斯组织了防卫工作，而最后把哥特人打败。他把原来准备贡纳给哥特人的金钱分给了士兵作为奖赏，并受士兵拥立为皇帝。他未经任何抵抗就进军到罗马附近。伽路斯在最后挣扎中战死了(253年5月)。不过，埃米利亚努斯占有元首称号甚至不满四个月。高卢和日耳曼行省军队的统帅瓦列里亚努斯率军到达意大利，并在埃米利亚努斯为士兵所杀后继任为皇帝(253—260)。
瓦列里亚努斯的下场也并不好。他出身贵族，是元老派的代表。但国内普遍的不安宁以及蛮族对边境进攻的加强，迫使他不得不决定分权统治。他任命自己的儿子伽利埃努斯为共治者，授予奥古斯都权力，让其留驻罗马，而自己则到东方去应付那里的紧张局势。260年，瓦列里亚努斯在对波斯的战争中遭到了惨败。罗马皇帝第一次被敌人俘虏并成了奴隶。据传说，他被迫在波斯国王每次上马时躬下自己的背脊给前者当作脚蹬。他终于死在俘虏生活中了。
被俘的罗马皇帝瓦列里亚努斯俯身让波斯国王上马
伽利埃努斯成了帝国唯一的执政者。他又一次修正了曾由他父亲执行的亲元老院的政策。元老被禁止担任军职，也不能被委任为驻有军团的行省的总督。反之，士兵们却有升任高级军事职位的前途。他又在军事上进行一些改革，大量利用蛮族骑兵为自己服务。这就使军队蛮族化的过程加速：这时不仅下层士兵，而且上层军官，也有不少是由蛮族人充任了。此外，伽利埃努斯又授予城市许多特权。城市公会又活跃起来了。
伽利埃努斯的政策当然要引起元老贵族的憎恨。在各行省都发生了由大地主策动的军事哗变。他们有些人希望推出自己的代理人来代替伽利埃努斯;有些人则打算脱离帝国而独立，使行省变成另一个国家。也有些地方是由于驻在那里的士兵希望取得金钱赏赐而哗变。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僭位者，以致有所谓“三十僭主”之称。但这些僭位者多半在位不久就失败了，因为各行省贵族在面临奴隶、隶农起义和蛮族入侵威胁的形势下，慑于内忧外患，尚无决心脱离罗马。
但是，高卢、西班牙和不列颠毕竟脱离了帝国。以波斯图姆斯为元首、以特里尔为首都的独立的“高卢帝国”持续存在了十五年(259—273)。东方也崛起了帕尔米拉帝国，占有叙利亚、小亚细亚南部、美索不达米亚、腓尼基、阿拉伯半岛北部以及埃及的一大部分。这个割据政权也存在了十年(262—272)。罗马帝国四分五裂了。
与此同时，被压迫人民的反抗力量也日益增强。约在263—264年，西西里起义爆发了，参加者有奴隶、隶农和城市贫民。时人将它同共和国时期的起义相比，据说起义好不容易才被镇压下去。在这之后不久，高卢的很大一部分地区发生了士兵哗变和奴隶、隶农的起义。在历史上称为巴高达运动的人民起义的最初巨浪卷起来了。巴高达到处夺取大庄园，杀死富豪，甚至在269年攻占了高卢中部的大城市奥古斯托敦。农民中越来越多的群众参加了起义，高卢帝国的士兵也往往投向起义者。在这种情况下，伽利埃努斯已成了不符合时局需要的人物。为反对他而组织的阴谋成熟了。领导这一阴谋的是伊利里亚骑兵长官克劳狄乌斯。268年3月，伽利埃努斯被杀，克劳狄乌斯继位，称克劳狄乌斯二世(268—270)。克劳狄乌斯及其后的三位继任者都是伊利里亚人，他们都出身卑微，只是倚靠勇武而在军队里晋升起来的。他们执行了不同于伽利埃努斯的政策，故通常称为“伊利里亚诸帝”。
形势使然，“伊利里亚诸帝”的特点和任务是试图有步骤地巩固和加强君主政权、无情地镇压人民群众运动、尊重和讨好土地贵族，以及保卫帝国边界。首先，克劳狄乌斯在对外关系上必须对通称为“哥特人”的黑海沿岸诸部落的庞杂集团进行斗争。269年，哥特人大举入侵巴尔干和爱琴海。这些哥特人是带着家庭成员南下的，其目的显然已不限于劫掠，而已开始具有移民运动的性质。哥特人的入侵被克劳狄乌斯指挥的军队击败了，罗马人得到了许多俘虏。克劳狄乌斯从中挑选大批身强力壮的哥特人参加他的军队，还有些成了军事移民、奴隶和隶农。
克劳狄乌斯于270年病死了，骑兵长官奥列利亚努斯(270—275)继任皇帝。奥列利亚努斯比他的前辈更加广泛地利用蛮族力量来进行反对蛮族入侵的斗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罗马军队蛮族化的进程又加深了，这时候罗马的蛮族雇佣军人数已达四十万人。
在此时期，割据的帕尔米拉帝国和高卢帝国先后于272年和273年重新合并于罗马帝国。但奥列利亚努斯于275年在有元老院参预下的一次政变阴谋中被杀了。罗马出现了八个月的“皇位虚悬”时期。在此之后被选为元首的马尔库斯·塔西陀(历史家塔西陀的后裔)在位还不满七个月，又在小亚细亚给士兵杀死了。叙利亚军团统帅、潘诺尼亚人普洛布斯(276—282)成了新的元首。新元首继续执行奥列利亚努斯的政策，但对元老院表现了更大的灵活性，在表面上稍稍容许元老院参加行政管理;同时，把全部注意力放在镇压人民起义和对蛮族进行斗争上。这是符合元老院的愿望的。罗马军队渡过了莱茵河，重新占领了莱茵河和多瑙河上游之间的地区。沿多瑙河一带的蛮族(勃艮第人、汪达尔人)也被打败了，大批蛮族部落以军事移民的方式移居到罗马领土上来，甚至深入到意大利的基本地区。与此同时，发生在埃及南部的起义也被罗马军队镇压了。
这样，到了三世纪八十年代初，政治危机暂时缓和了，蛮族的侵犯也暂时被阻止了，四分五裂的帝国重归统一。大批俘虏变成了隶农，补充了已趋枯竭的农业劳动力。普洛布斯特别积极地执行使蛮族移民罗马边境并在边境部队服役的政策。这种政策虽然孕育着严重的后果，但在短期内毕竟使帝国的军事力量暂时得到恢复，它的经济情况也稍微改善了一些。为了军事补给的需要，普洛布斯还广泛地利用军队来从事经济工作，强使士兵疏干沼泽，开垦荒地，在高卢、西班牙、潘诺尼亚和麦西亚栽种葡萄。这种军事屯田制使国家得以对士兵进行严格的监督。士兵虽然领到了高额饷银，但人身自由却在实际上受到了限制。士兵与隶农的身分日益接近了。
三世纪危机的后果
三世纪发生的事件，对帝国的经济生活、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产生了巨大影响。
奴隶主阶级两个集团的内部混战、镇压人民运动的国内战争，蛮族的侵犯——这些事件促成了社会经济危机的加深。在缺乏政治统一和交通安全的条件下，各行省之间的经济联系被破坏了。三世纪的基督教作家基普兰曾引述同时代人的一个申诉书的例子，说当时的道路是危险的，盗贼横行，海上也不安全，“全世界就是这样划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浸满了血”。原来在二世纪时，各行省就已开始出现了经济上的闭关自守倾向，三世纪的事变更加速了这个过程。各地之间的交换既受阻碍，商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不能不日益萎缩。同时，严重的无政府状态使财政困难加剧了。军队的给养、宫廷和官僚机构的开支需要巨大的资财，而国家收入的正常来源又没有保证。中央和地方机关随时强加于人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增多了。财政制度的混乱状况达到了异常紧张的程度，以致单靠税收的直接榨取已不足以应付局面，而不得不更广泛地使用钱币贬值的手段。如果对比帝国初期的标准，可以看出：早在图拉真皇帝时代(98—117)，银币的搀杂物就已增加了10%至15%。在塞维鲁时代，纯银的含量已减少了50%;而至三世纪下半期，竟减少了75%至98%。换句话说，这时的银币实际上只不过是镀银的铜币。金币的铸造是少量的，它在规格上也变得越来越小，形式不一，以致不能成为价值的尺度，而只能按重量出售。货币贬值必然导致物价上涨、流通混乱以及那些有充分价值的钱币的隐藏。基普兰曾提到富人们把这些钱币当作宝物埋在地里。这种事件便是商品货币经济衰落的明证。
大土地所有制在古代社会中从未失掉它的重要性。在三世纪危机的条件下，奴隶主庄园和城市日益受到以剥削隶农和授产奴隶为基础的大庄园的排挤。既然商业、手工业和金融业务已不再起着以前所起的作用，人们将所有现存资金投入土地的倾向便增加了，大地产本身所拥有的资财也扩大了。另一方面，许多居民为了逃避国库官员的赋税勒索、士兵的非法劫夺而被迫投靠于私人的大庄园。逃亡成了普遍的现象。基普兰根据自己的观察概括地说：“农夫在田野上消失了。”这就加速了农业关系的深刻变化：在二世纪时已有发展的隶农制和授产奴隶制现在变得非常普遍了。隶农与大地主之间的对抗由于后者力图将前者固着于土地上而日益加剧，隶农因而也经常逃亡，许多土地荒废了，国家不得不使用蛮族俘虏去耕种。古典奴隶制衰落了，农业危机已变得更加严重。
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了人民群众反抗运动的加强。反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上述的隶农逃亡，就是这些形式之一。从农村逃亡的隶农也常常组成“强盗”队伍。早在塞维鲁时代，在意大利本土，就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所谓“布拉”强盗消灭了。一些行省的铭文也提到同“强盗”的斗争。这些“强盗”的活动在本质上就是反对现存社会秩序的起义。群众性的起义也发生在帝国的其他许多地区，尽管参加者的人数还较少，斗争的目标还不明确。在伽利埃努斯统治时代(253—268)爆发的西西里运动，史料称之“准奴隶战争”。在奥列利亚努斯时代(270—275)发生的罗马造币工起义，有奴隶和自由人参加。从三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兴起的巴高达运动在八十年代发展到最大的规模。起义者消灭了许多大庄园，并攻占了许多高卢城市。起义产生了自己的领袖：阿曼德和埃里安被推选为皇帝，他们曾铸造了自己的钱币。起义当然还是自发性的，但是已显出奴隶和隶农联合行动以及与入侵蛮族相呼应的特点。这些起义为帝国晚期更加广泛的人民群众革命运动和大规模的蛮族入归，揭开了序幕。
所有上述那些事变的一种结果，是使组成元首政治的主要社会支柱之一的那些奴隶主阶层(自治市显贵、城市土地所有者)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城市生活萧条了，商品经济日趋衰败。在大庄园的侵蚀下，大多数城市的领土都减少到原有的几分之一。城市已丧失了自己从前对乡村的统治，相反，现在出现了乡村统治城市的趋势，因为社会经济的重心已日益从城市向乡村转移。既然城市衰落和荒废的过程已无可挽救，帝国内部各个奴隶主集团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严重的变化：中等阶层没落了。这种变化反映在政治制度上，就使帝国政府从原来是地中海地区的一个广大而庞杂的奴隶主集团的统治机构，变成越来越象是一个仅由奴隶主上层分子即大土地所有者专政的机关了。“伊利里亚诸帝”所执行的政策，就显示了这种转变的征兆。这种征兆在普洛布斯统治时期开始明显起来。显然，这是引起士兵对他不满的原因之一。282年，普洛布斯被哗变的士兵所杀。军队宣布卡路斯为皇帝。卡路斯就任元首在形式上也没有象过去的惯例那样请求元老院批准，这在帝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表明：为了代表奴隶主上层的利益，就是元老院这个由贵族分子组成的实体也不是最合适的国家机构了。因为如上所述，这时下层人民群众的起义已达到了新的高潮，必须有更强有力的镇压机关。在这种情势下，卡路斯授予他的儿子卡里努斯以奥古斯都头衔，委与平定高卢事变的使命。皇帝本人则到潘诺尼亚去，在那里击退撒尔马泰人，以后又到东方去对付波斯人。尽管罗马人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但卡路斯却被近卫军长官阿培尔杀死了(284);一个月以后，阿培尔又把已继位为皇帝的卡路斯的另一儿子努美里亚努斯也杀了。但阿培尔并未能夺得政权。军队举行了集会。皇帝亲卫队长戴克里先在会上揭发了阿培尔的罪行并亲手将他杀死。这样，戴克里先这个被释奴隶的儿子和伊利里亚出身的人，便当选为皇帝了(284年11月17日于小亚细亚城市尼科米底亚)。戴克里先在战胜了卡里努斯后成为帝国无与抗衡的统治者。他开始着手组织一种能够较有成效地为上层奴隶主利益服务的政权形式——多米那特制。
注释
① 历史学家对这个名词的含义所作的解释至今还未取得一致意见。这个名词的最含初义是指在胜利者恩典下投降的敌人,后来它被推广应用到某种类型的被释奴隶(他们只获得有限度的自由)。因此,大多数现代研究者认为,卡拉卡拉敕令应用这个概念,大概是指不久前才被征服的部落以及某些类型的被释奴隶。这些人的总人数在全体自由居民中是占很少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