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积极推进“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但“对于日本的这一公然挑战行为，国际社会没有作出强有力的反应，基本上是以无可奈何的心情默认了日本的侵略”。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第12页。美国因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它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但由于美国没有采取强有力的实质性行动，美国的反应对日本的遏制终究是软弱无力的。
一 消极观望，推卸责任
1931年9月18日夜，强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预定阴谋，炸毁沈阳北部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并以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军队为借口，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进攻，从而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打破了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均势，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第一次公开挑战。但在事变初期，即从事变爆发到10月8日关东军出动飞机轰炸锦州，在远东拥有巨大利益的美国，竟然对事变采取了消极观望、推卸责任的立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几小时，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就从驻华公使詹森那里获悉了有关事变的消息。詹森在9月19日凌晨呈国务卿的报告中说：“9月18日晚10时，一小队日军离开军营向沈阳城东南方出发，并用步枪和大炮射击东大营、军火库及城区，炮火每分钟一发……直到今晨1时仍有枪声，在西门的日军似已包围城市。”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6），Vol.1，1.此后，华盛顿不断收到日军在中国东北扩大侵略的情报。9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指示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报告日军入侵东北真相，请国联主持公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7辑，中华书局，1983，第153页。国民政府外交部同时电令驻美代办容揆，向美国政府通报情况。9月21日、23日，国民政府又接连照会美国政府，要求美国援引它倡议的《非战公约》进行干预，以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第140页。詹森在9月21日、22日接连两次在呈国务卿的报告中认为，日军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并非“偶然事件”，而是“有计划有预谋的”，是日本“长期以来阴谋策划的侵略行为，并以最谨慎有序的安排使其侵略计划付诸实施”；因而他主张，《非战公约》签字国应当向全世界公开表明，日本已完全违背了它作为公约签字国所负有的条约义务。Russell D. Buhite，Nelson T. Johnson and American Policy toward China 1925-1941（East Lansing：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8），p.63.
可是，美国的决策者们对来自各方面的情报是极为冷淡的。美国学者孔华润指出：“美国驻华公使一直在为因满洲问题而引起的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带来什么后果而伤透脑筋。然而，在华盛顿，国务卿亨利·史汀生和他的总统赫伯特·胡佛却被国内的经济困境弄得心事重重和不知所措……当日本发动进攻的消息打破了胡佛政府的沉闷空气时，史汀生同情中国，胡佛却偏袒日本，但是他们两个都希望息事宁人。”〔美〕孔华：《美国领导人与东亚（1931～1938）》，〔美〕入江昭、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第3页。白宫与国务院在对日本侵华问题上的看法不完全一样。胡佛总统认为，运用经济和军事制裁会刺激日本，容易引起战争，他的观点得到大部分内阁阁员和多数参议员的支持。与远东有经济关系的美国商人和企业家亦反对制裁日本。史汀生国务卿则希望采取稍微强硬一点的立场，但得不到胡佛的同意。前国务卿罗脱和凯洛格主张采取行动，以维护《非战公约》；美国知识界和宗教界从道义立场出发，也赞成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但他们的意见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张静尔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第111～113页。史汀生和胡佛是制定美国政策的关键人物，他们都既主观又固执，与一般人相比他们更不愿倾听和接受与自己直觉相左的建议。〔美〕孔华：《美国领导人与东亚（1931～1938）》，〔美〕入江昭、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第3页。胡佛和史汀生的基本看法是：美国在华利益没有因事变受到威胁；事变没有得到日本文官内阁的认可。Henry L. Stimson，The Far Eastern Crisis（New York，1936），pp.33-34.美国政府在事变初期的消极观望立场，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的第二天，美国驻日大使福勃斯照例按原计划回国6周；史汀生认为，日本有军备条约和宪法内阁的限制，能阻止军部的行动。Amin Labart，Henry Stimson and Japa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pp.25-26.史汀生希望日本政府，尤其是币原外相能控制局势的发展，制止事态的扩大。他告诫美国新闻界，要尽量克制，谨慎从事，不要在报刊上登载可能刺激美日两国情绪的文章。Henry L. Stimson，The Far Eastern Crisis，pp.34-37.9月21日，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国联理事会上提议，组织国联调查团，实地调查事变真相。当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就此事征询史汀生意见并邀请美国参加调查团时，史汀生提出异议，表示这一做法“不利于日本接受我们和平解决形势的努力”，只能“煽起日本的民族情绪”，“从而使币原和日本政府中其它主张恢复和平的人的地位变得更加困难”；如果要派遣调查团，参加者只能是争端双方。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1（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6），Vol.3，48.接着，国联又提出另一种方案：由中日两国各指派两名代表、国联理事会指派三名代表组成调查团，并欢迎美国派代表参加。对此，史汀生亦予以断然拒绝。他坚持由中日两国通过直接谈判自己解决问题；如果谈判不成，国联可根据盟约采取适当行动，而美国则“从道义上支持国联的行动”。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1，Vol.3，50-51.
9月22日，国联将讨论中日事件之会议记录及有关纠纷之文件送至美国政府。〔美〕韦罗贝：《中日纠纷与国联》，薛寿衡译，商务印书馆，1937，第46页。同日，史汀生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表示“对在满洲发生的事情表示深切的震惊与关注”。他强调，“满洲局势如不恢复原状，将会在美国产生多么严重的印象”，“要消除现有事态的责任主要在日本方面”；他还说，他得知“外相币原与日本一些军人之间有着尖锐的分歧”，“我现在要做的，是要加强而不是削弱币原外相的力量”。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Vol.1，5-8.9月24日，史汀生同文照会中日两国，呼吁两国保持克制，避免新的敌对行动，采用非暴力的手段解决争端，实现国际法和国际条约的要求。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Vol.1，8-9.显然，史汀生“希望能通过直接的谈判或者利用国联盟约所提供的方法来停止这场冲突”，〔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111页。让国联承担起解决中日争端的责任，而推卸美国作为《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发起国和签字国所应承担的责任。
可见，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最初日子里，美国政府的态度是十分消极的。美国既不赞成日本出兵占领东北，但又不敢公开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既希望国联制止这场冲突，但又不与国联积极合作。由于日本的反对，亦由于美国的拒绝参加，致使中国政府提出的派遣国联调查团的要求未能早日实现，丧失了一次紧急处理“九一八”事变的重要机会。日本则毫无顾忌，仅一周内就占领东北30多座城市，并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北宁、沈海、四洮、吉长、吉敦、吉海等铁路线，辽宁、吉林沦陷于日本军国主义之手。
二 与国联合作，但无实际行动
自10月8日关东军出动飞机轰炸锦州到11月19日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美国放弃了消极观望的立场，采取了一种与国联合作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创立的国际联盟所依据的国际法原则以及许多国家（包括日本）参加的《非战公约》的严重挑战。但美国与国联互相推诿责任，谁也不愿带头起来反对日本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行径。9月3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关于中日争端的第一个决议，内容共9款，其中包括“要求当事双方尽力所能，速行恢复两国间的正常关系”；“如无意外事件发生，……则于10月14日在日内瓦再行开会，以考虑当时之情势”；日军应在下次国联理事会召开之前“撤回原地”；等等。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Vol.1，pp.13-14.然而，日本不仅没有履行撤军诺言，反而进一步扩大侵略范围。
10月8日，关东军出动飞机猛烈轰炸远离满铁附属地的锦州。锦州是通往关内的门户，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如果日本夺取锦州，将直接危及英美在华北地区的利益。此时，美国开始改变消极观望的态度，对日军轰炸锦州一事作出了较为积极的反应。10月9日，即锦州被炸的第二天，美国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史汀生在会上通报了日军轰炸锦州的情况，指出了事态的严重性，请求胡佛总统对日本实行集体的经济制裁或施加外交压力。同日，美国致函国联，希望国联在权限许可下施加压力与权威，以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三联书店，1982，第259页。11日，史汀生指示美国驻日代办内维尔向币原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抗议照会，内称“轰炸不设防的未受警告的城市是军事行动中的极端行为，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是为世人所不齿的……因此国务卿不能不认为轰炸锦州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Vol.1，21.
但胡佛坚持认为，美国必须审慎从事，“不要因为日本拒绝为它视作一纸空文的那些和平条约采取行动而使我们自己陷入屈辱地位”。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144～145页。他在10月9日的内阁会议上宣布，“美国将不对日本采取任何军事的、经济的制裁”。刘庭华：《“九一八”事变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86，第152页。尽管如此，胡佛还是决定与国联合作。10月13日，国联理事会提前复会，继续讨论中日争端问题，并邀请美国参加。次日，史汀生训令美国驻日内瓦总领事吉尔伯特接受国联理事会的邀请，参加涉及《非战公约》的讨论，这是美国第一次以官方身份参加国联的讨论。但“胡佛政府无意承担世界的领导责任，特别是胡佛本人，他怕国联理事会把这个难题推在美国膝上”，〔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第111页。因此，他排除了可能导致战争的任何经济制裁措施。
美国在与国联进行合作时，坚持了两条重要原则：一要防止国联把“那个婴儿”（即东北问题）丢到自己的肩上；二要“用双手抓住白里安（法国外长，本次国联理事会的主席）的肩膀或衣领不让他走得太远”。岳谦厚：《顾维钧与抗日外交》，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121页。根据这两条基本原则，史汀生在电告国联理事会表示支持国联的同时，又训令吉尔伯特必须保持“独立行动”。为了避免美国卷入中日冲突的漩涡，10月16日，史汀生又训令吉尔伯特不要在会上发言，声明美国作为非国联成员国与会仅仅是一个观察员，强调美日友谊现在正是“最快乐的阶段”；他还让吉尔伯特只坐旁听席，不参加秘密会议。金安泰：《“九一八”事变与美国外交》，《史学集刊》1983年第3期。显然，此时美国的对日立场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未超出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的范围。正如史汀生自己所说，美国派代表出席国联理事会，其用意在于“从道义上支持国联”。Henry L. Stimson，The Far Eastern Crisis，p.67.
美国的立场对国联产生着重要影响。吉尔伯特只正式参加了三天的国联理事会会议，便奉史汀生之令退出了。对此，连英、法两国也表示不满。英国指责美国给国联造成了混乱；白里安则认为，吉尔伯特坐旁听席，“那将推翻欧洲的全面稳定”。金安泰：《“九一八”事变与美国外交》，《史学集刊》1983年第3期。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关于中日争端的第二个决议，除重申9月30日决议继续有效外，限令日军于11月16日之前撤退至南满铁路区域内。决议还规定，由大国派遣代表察看决议的执行情况。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Vol.1，pp.29-30.对于国联的这一决议，美国并未作出明确的表态。史汀生甚至认为，决议要求日本限期撤军的规定是“不明智的”，可能“导致僵局”，因而他主张由国联成员国率先派遣代表。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1，Vol.3，pp.330-331.11月2日，当英国驻美大使询问美国副国务卿卡斯特尔对国联决议的态度时，卡斯特尔闪烁其词地回答说：“我们十分谨慎地考虑，我们应当采取什么行动。……我们与国联行动的精神是一致的。但我不认为，人们要求我们对决议的每一个细节都表示赞同。”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1，Vol.3，p.351.
11月初，胡佛提出一个新设想，主张发表一项拒绝承认日本所占中国东北领土的声明，美国政府内外都曾有人产生过类似的想法，但并未采取行动。Robert H. Ferrel，American Diplomac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New Haven，1957），p.155.国联理事会于11月移会巴黎，多次邀请美国正式出席会议，均遭美国拒绝。美国派往巴黎活动的驻英大使道威斯始终游离于会外，保持着所谓“行动与决定的独立性”。岳谦厚：《顾维钧与抗日外交》，第128页。
可见，美国与国联合作的程度是相当有限的。美国领导人除了一些空洞的辞令外，不仅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反而极力“防止国联设法把领导责任推卸给美国”。在与国联合作的同时，“华盛顿仍然固执地将希望寄托在币原身上，以为不管怎样他总会占上风，因此美国就可以坐享其成了”。〔美〕孔华：《美国领导人与东亚（1931～1938）》，〔美〕入江昭、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第6～7页。由于日本的反对和美、英、法等大国的踌躇观望，结果国联的第二个决议成了一纸空文。
三 发表史汀生照会，抛出“不承认主义”
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复会继续讨论中日争端问题。但日本根本无视国联的决议，利用美国和国联的软弱无能，不断扩展侵略行动。11月19日，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日军的肆无忌惮，再次使史汀生感到震惊。“客观事实迫使史汀生逐渐认识到，无论九国公约或是白里安-凯洛格公约都不能遏制日本，同时日本根本不把国联成员国的义务放在眼里”。〔美〕孔华：《美国领导人与东亚（1931～1938）》，〔美〕入江昭、孔华润编《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第7页。至此，史汀生断定“局势实际上是在一群疯狗的掌握之中”，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146页。他幻想币原控制局势的希望完全破灭了。
就在日军攻陷齐齐哈尔的同一天，史汀生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向其指出日本在满洲的种种事实，“我不得不认为这是日本军队违反《凯洛格公约》和《九国公约》的行为”，并宣布“在此种情形下……我必须保留公布美日两国就这一事件的全部文件和档案的自由”，他还提醒出渊，“在国联与日本的矛盾要点上，我们与国联是完全一致的”。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Vol.1，pp.45-56.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史汀生首次明确提到这两个国际条约，也是他首次直接对日本人发表的强硬外交言论。
11月下旬，史汀生继10月9日首次提出对日本采取经济制裁的设想之后，再次向胡佛总统提出这一措施，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第147页。但胡佛依然不同意。11月22日，史汀生获悉日军可能自沈阳向锦州进犯，立即召见出渊大使，表示对满洲局势“十分担忧”；并警告说，如果日军进攻锦州，那只能被看做“侵略行为”。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1，Vol.3，pp.534-535.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美国首次用“侵略”这个词来谴责日本。此后，史汀生又于11月23日、27日和12月10日、22日、23日一再警告日本，不得向锦州进军，否则，那将是“毫无道理、彻头彻尾的侵略行为”。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Japan：1931-1941，Vol.1，pp.59-69.
12月10日，美国国务院表示，愿意参加国联调查团。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292页。12月10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关于中日争端的第三个决议，决定派遣一个5人委员会进行实地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尽速报告国联。调查团由英、法、德、意、美各派一人组成，中、日两国各派一人参加，以英国人李顿为团长。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第297页。史汀生于当日发表声明，欢迎国联的决定。这就是“李顿调查团”的由来。
1932年1月3日，关东军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攻占锦州。1月7日，史汀生向中、日两国发出同文照会，宣称：
鉴于目前的局势及在此局势下美国本身的权利与责任，美国政府认为它有义务照会日本帝国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承认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由中日两国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订立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华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议；也不拟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式而造成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议。《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第476页。
这个照会所体现的精神，后来被称为“史汀生主义”，亦即“不承认主义”。史汀生照会发表后，虽然遭到孤立主义者的攻击，但受到美国国内舆论的热烈欢迎。照会以立场坚定、态度鲜明的语言，公开反对日本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损害中国主权与独立，不承认日本侵略的“成果”，这无疑是对日本侵略的一种遏制。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前海军少将匝胤磋次证实：美国“引用九国公约拒绝承认，留作他日交涉之口实，其横暴骄恣远在国联之上”。易显石等：《“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第311页。
全力依靠国际联盟与美国主持公道，通过国际外交途径迫使日本放弃侵略政策，是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外交策略。史汀生照会正好符合这一外交指导思想，因而受到中国政府的欢迎。中国政府于1月12日复照美国，表示欢迎美国政府的声明，并保证：“来照所称之条约或协议，中国政府本主权独立及领土行政完整之原则，绝无订立之意。”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34辑，（台北）正中书局，1956，第7798页。日本的军事冒险既破坏了美国提出、各大国一致接受的“门户开放”政策，直接损害了美国在华利益，又公然违反了《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的原则，使美国精心构筑的华盛顿体系面临崩溃的危险，危及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美国抛出“不承认主义”，其目的“就在于保护美国在华利益，恢复东亚的均势，维护以国际联盟和上述两个国际条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稳定”，因而，史汀生照会“对在日本侵略面前常常表现出妥协倾向的国民政府既是一种支持（如果它抵抗日本），又是一种制约（如果它准备出卖利益）”。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第150页。
综观美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它经历了一个由消极观望，到与国联合作，再到“不承认主义”的过程，总的趋势是朝着逐渐强硬的方向发展。美国提出“不承认主义”尽管因没有采取强有力的行动而对日本的遏制是软弱无力的，但它是美国企图通过道德制裁和呼吁公众舆论来维护世界和平的一种道义外交，在当时的情势下仍然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此不能与英法在德、意法西斯侵略面前推行的“绥靖政策”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