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美国对华经济援助是美国援华体系的重要环节，它在援助力度与援助性质上随着远东战局的发展和美日矛盾的激化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正与美国对华政策日趋积极和国民政府外交重点转向美国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对战时中美特殊关系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一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争取国际援助。当时，中国迫切需要两类国际援助：一是“具体的援助如财政信贷、军火武器之类”，二是“各国支持中国的一致行动，对日本联合施加压力，使它改变侵略政策，也就是某种形式的国际行动”。《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第568页。但抗战初期，国际社会对日态度十分软弱，在9～10月及11月相继讨论中日争端的国联会议和九国公约会议上，英、法、美等国代表互相观望，谁也不愿主持正义。结果，九国公约会议成了“一次流产的国际会议”，《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第696页。中国求诸国际社会集体制裁日本的希望落空了。
但中国在争取国际上的具体援助方面，则取得了一定成就。苏联是援华抗日最得力的唯一大国，苏联不仅在道义上谴责日本、同情中国，而且向中国提供了包括信用贷款、军火武器及派遣军事人员等多方面的援助。就经济援助而言，1938年1月至1939年6月，孙科先后三次出访苏联，获得三笔信用贷款，总额2.5亿美元。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利用这些贷款，中国从苏联购得了大批军用物资。国民政府在争取苏联援华抗日的同时，还积极向西方大国寻求财政援助，但收效不大。九国公约会议期间，中国曾要求英、法、美三国提供5亿美元贷款，用来购买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品，但遭到拒绝。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第186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日矛盾成了远东外交舞台上的重头戏。在美日矛盾中，中国既是美日争夺的主要对象，也是美国用来抗衡日本的重要力量。但出于种种考虑，美国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侵华行动一直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即使在抗战第一年，美国对华援助仍然是极冷淡的。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浴血奋战，以巨大的民族牺牲，粉碎了日军“用三个月时间结束战争”的神话，国际社会对中国刮目相看，美国舆论也开始从“不干预”转向同情中国、谴责日本，美国决策者相信中国能够坚持一场持久的战争，并意识到中国的抗战与美国的远东利益休戚相关。参见陶文钊《战时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因此，从1938年起，美国对华政策逐渐朝着制日援华的方向发展。〔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21页。特别是日本的南下扩张和德意日法西斯同盟的建立表明，“日本在一个远比中国的命运对美国人更密切相关的问题上使自己处于与美国对立的地位”，Herbert Feis，The Road to Pearl Harbor（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0），p.122.美国参战已成必然之势。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罗斯福远东政策的目标是既要有效遏制日本侵略，又要极力避免美日直接冲突。为此，美国政府决定加快援华步伐、对日经济制裁、加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防务力量，希望三举并进，迫使日本放弃武力扩张政策。于是，通过财政援助支持中国抗战，成了美国远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5月6日，罗斯福宣布中国有资格获得租借援助，“宣称保卫中国即是保卫美国的关键”。Arthur 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144.同年4～11月的美日谈判之所以破裂，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不愿在中国问题上让步，“美国的领导人认为日本的意图是以控制中国作为其征服整个东南亚和全部太平洋地区的第一步……到1941年底，维护和支持国民党中国就已经成为美国东南亚政策的关键所在了”。〔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63～66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保持中国继续作战”，将日军主力牵制在中国战场，防止中国退出战争，美国政府除了同中国进行军事合作外，决定加大对华经济援助的力度。1942年1月23日，美国国务院政治事务顾问霍恩贝克在给国务卿赫尔的备忘录中指出，美国政府许多人低估了中国在过去四年半中所作的战争努力，要赢得远东战争的胜利主要靠中国这个“极有价值的同盟者”，而“现在正是我们把中国尽可能牢固地拴在我们的战争（也仍是它的战争）中的时候”，基于此，必须认真考虑蒋介石的贷款要求。U.S.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2，China（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6），p.443.1月31日，赫尔在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强烈建议”总统提请国会通过法案，批准5亿美元对华贷款。他说：“中国所已进行和正在进行的抗击侵略的辉煌战斗及他们对共同事业所作的贡献，理应得到我们全力以赴的支持。”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2，China，p.454.
由此可见，远东战局的发展与美日矛盾的激化，促使美国加快援华步伐，而加大经济援华力度，也就成为美国推行一项积极的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一直把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作为抵抗日本侵略的重要手段。但在抗战爆发前，除了获得某些道义支持外，中国获取外援的效果并不显著。究其原因，从国际方面来看，中日之间的战争尚限于局部地区，以小规模的方式、短时间地展开，况且欧美主要大国对中日战争长期抱着“不干涉”或“中立”的态度，不敢旗帜鲜明地仗义执言、伸张正义。从国内方面来看，由于国民政府领导集团由许多不同的派别组成，就其对外国的态度而言，有亲美的、亲英的、亲日的、亲苏的，蒋介石利用这些派别，“在它们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或者在一个时候、某一问题上重用某一派别，在另一时候、另一问题上重用另一派别，很难说某一派别一直占据支配地位”。参见陶文钊《战时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因而，国民政府并未同某一国家建立持久牢固的盟友关系，只能孤军奋战，独当暴日。
抗战爆发后，远东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作为半殖民地，中国积弱，日本大规模侵华势必损害美英等其他列强在华权益，这就使得中国争取国际援华抗日成为可能。但作为大国，中国无论在经济意义上还是在战略意义上，均具有巨大的潜力，足以显示中国在远东未来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国民政府决定利用远东战局发展的有利时机，积极推行蒋介石的外交战略，以最大限度地争取美国的援助。
战争乃敌我双方经济、政治、军事、外交乃至心理等综合国力的较量，军事上的胜利离不开经济上的保障。国民政府成立10年以来，虽然在财政、金融、税制上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并未认真进行过经济建设。由于内外战争频繁，军费开支居高不下，加上地方势力常常抗命于中央政府，致使抗战一开，国库入不敷出。当时国民政府所掌握的财源只有两个，一是国内的税收，一是国外的外汇。前者因中国最富庶的沿海沿江地区均被日军占领而大减，后者则一向缺乏，海外汇款金额亦为数不多，国外投资在战时早已停止。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北）“国史馆”，1991，第9～10页。而争取国际上经济援助，又是国民政府争取国际援助的重点。1938年1月30日，蒋介石直接致函罗斯福：“吾人急迫之愿望，在美国即于此时在经济上及物资上予中国以援助，俾得继续抗战。”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4，第703页。
随着美国对华政策逐渐走上制日援华的轨道，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也发生相应的转移。经过抗战头一年的反复观察、试探和分析，国民政府认为还是美国最可靠，越来越把争取外援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大致在1938年年中确立了以对美外交为首要重点的外交方针。参见陶文钊《战时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1938年6月，蒋介石即认定“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斯福必能有所作为”，故明确提出“应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第973～974页。
欧战爆发前夕，美国对华政策更趋积极，援华数量增加。蒋介石提出：“为适应今后国际局势，以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应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曰集中人才，建设后方。二曰加强军事，争取主动。三曰注意国际形势，推进战时外交。”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第1143页。
为了更好地接洽美援，1938年9月国民政府任命著名“英美派”学者胡适为新的驻美大使。同月，国民政府又派遣贸易委员会主任、著名“英美派”金融家陈光甫赴美洽商财政贷款事宜。10月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训令胡适“努力促美政府于最短期间助成对华现金或信用之借款”。孔祥熙致胡适电（1938年9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以下简称《胡适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第1页。
欧战爆发后，中国外交的回旋余地因而增大。1939年11月8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上说：“欧洲战事业已发生……我们已经获得一个中国问题将随世界问题之解决而解决的基础。”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第2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第227页。1940年5月14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申述日本已对中国进行经济战，请求美国贷以现款，以维持中国币制；次日，蒋介石又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告之“欲争取最后之胜利，吾人有赖于军事之成就者只30%，而经济之因素，则约占70%。易言之，吾人欲抵制日本之经济威胁，与夫减轻一般国民因物价陡涨而蒙之苦痛，其最利之武器，即中国经济机构之稳定矣”。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1），第270～272页。
9月27日，德、意、日三国缔结法西斯同盟，日本“南进”之心暴露无遗。蒋介石决心乘这一有利的国际形势，施展传统的“以夷制夷”谋略，利用日益激化的美日矛盾，获取美国的全面援助，以解决一系列重大的内政外交难题。他在9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2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第52页。蒋介石坚信，美国在远东的存在，必定会加强对华援助。为此，他运用对外宣传工具，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在东方为保护美国利益、捍卫美国式民主而战的“英雄”。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在11月27日给赫尔的电报中说，蒋介石“认为抵抗侵略既是为中国的利益，也是为英美的利益所作的努力，他在反侵略斗争中实在已耗尽国力，现在该是美国援助的时候了”。罗斯福和赫尔担心，“如果美国不给予援助和希望”，蒋介石“简直无法继续把仗打下去”。Arthur 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p.135.蒋介石则恰恰利用这种担心，甚至不惜摆出与日本人媾和的姿态，要挟美国提供援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渴望已久的国际形势大变动终于到来，便不失时机地向美国提出5亿美元贷款要求，并表示美国的贷款不只是解决中国的军费问题，更重要的是用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强调“所拟借之款全在友邦表示对我信任，所以不能有任何之条件及事先讨论用途与办法”，否则，“恐失盟邦互助之感情”。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1），第332页。这简直犹如敲诈勒索了。正如费正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帮助成为美援的主要形式。……我们自1942年起就不断地执行一项在财政上、物资上和技术上提供帮助的政府计划。……在这以前，美国的慈善工作是在各人与各人、团体与团体之间进行的，规模虽小但持续不断，用来维持一些机构或帮助一些活动，但从未支持政府。现在我们的援助是官方提供的，又是大量的。它只有给予某一国家正式被承认的政府，而后者也充分认识到它有权作为接受美援的惟一渠道。”〔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第309页。
蒋介石正是利用抗战之机，以争取美国经济援助为突破口，不仅促进了美国由有限援华向全面援华的转变，而且达到了促美参战、与美结盟的目的。随后，美国的军事援助、政治支持也接踵而来。
三
据国民党官方公布的文件，抗战期间美国给予中国的经济援助共六次总计6.7亿美元，它们是：“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予我桐油借款2500万美元；二十九年三月七日，予我滇锡借款2000万美元；九月二十五日，予我金属借款（即钨砂借款——引者）2500万美元；十二月一日，予我信用借款1亿美元（包括5000万美元金属借款和5000万美元平准基金借款——引者）；三十一年二月七日，予我贷款5亿美元。”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1），第9页。其中前两次借款的功臣首推陈光甫，后四次借款则均为宋子文洽谈而成。抗战时期的中美“特殊关系”，最初体现为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继而发展为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其中以租借援助为主要形式），最终形成为中美反法西斯政治同盟。通过考察战时美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特别是这六次借款的前后变化，可以从中窥视战时中美“特殊关系”的发展轨迹。
陈光甫受命赴美接洽财政借款时，美日矛盾尚不突出，美国政府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欧洲，在亚洲则立足于维持现状，美日关系十分微妙。罗斯福总统、摩根索财长等人虽已意识到援华抗日的重要性，但国会中存在着严重的孤立主义倾向，商界则力图与日本保持经贸关系，不愿得罪日本。与国外形势相对应的国内抗战局面则是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和国民政府的低效与混乱，当时的流行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便是最生动的写照。参见张振江、任东来《陈光甫：一位被遗忘的外交家》，《读书》1999年第12期。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胡适提出“苦撑待变”《胡适往来电稿》，第73页。作为争取美援的根本方针，恰好反映了当时中国面临的严峻处境。但陈光甫忍辱负重，殚精竭虑，利用自己与美国政府官员的良好私交及丰富的谈判经验，表现出机智灵活的外交才能，终以弱国之使，不辱使命。他与胡适同美国各方积极交涉，先后于1939年2月和1940年3月为中国分别争取到2500万美元和2000万美元两笔贷款，中国以出售桐油与锡矿作抵押，史称“桐油贷款”和“滇锡贷款”（亦称“华锡贷款”），从而使美国对华政策朝着制日援华方向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陈光甫回国后，蒋介石于1940年6月派宋子文赴美继续接洽美援，并授予他“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1），第274页。宋子文抵美后，美国大大加快了援华的步伐，接连给予中国四笔借款。将这四笔借款与前两次借款加以比较，不难发现，无论借款条件还是借款性质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首先，借款条件已由苛刻变得优惠，表明美国对华经济援助的力度大大加强。
从借款形式来看，前两次借款必须以桐油、华锡等货物作抵押，实际上属于商业信贷性质的货物借款。宋子文初抵美国时，曾同胡适谈及陈光甫与美方达成的桐油、华锡两笔借款，美方的条件太苛刻。《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自钨砂借款开始的四次借款则均为现款。
从借款数目来看，桐油借款和华锡借款总共才4500万美元，其开创意义固然不可低估，但陈光甫在欣喜之余感慨美方之谨慎和吝啬仍溢于言表，他称“一年半之努力所得，前后仅美金4500万元。我方二年来之英武抗战，死去数千万人，始博得人家些许之同情心，可见向人求助所付代价之可惧”。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4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第32页。相比之下，后四次借款则数额巨大，仅一年半内（1940年9月～1942年3月）美国对华提供借款总计达6.25亿美元，其积极与慷慨之程度自不可与以前两次借款同日而语。
从借款用途来看，由于受美国中立法的束缚，桐油借款和华锡借款只能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和非军工品，不能用于购买军火，其时中国最大的需要在于依靠巨额款项来稳定货币和购买军需（尤其是飞机），故前两次小额借款无异于杯水车薪。而后四次借款，绝大部分可以自由支配，可用于在美国购买军火。尤其是5亿美元财政援助借款，完全满足了蒋介石“无担保，无利息，无年限”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1），第334页。的要求，不仅没有限定借款用途，连借款条件及对美国酬报的好处，亦留待战后再行决定。这是抗战期间中国从美国获得的数额最大、条件最优惠的一笔借款。摩根索称这笔借款为“租借战争物资的现金折合”。《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第104页。
其次，借款已由中国政府直接出面，表明美国对华经济援助的性质从商业贷款转向政治贷款。
外交是讲究利害关系的，没有纯粹的道义。陈光甫在美洽谈财政借款时，由于担心遭到日本指责违反中立法和国内孤立主义者的反对，美国政府提出对华借款不得违反《中美商约》和《九国公约》的规定（即有关反对贸易垄断的规定）、不得直接对中国政府借款、不得用于购置军火和装备三个先决条件。参见张振江、任东来《陈光甫：一位被遗忘的外交家》，《读书》1999年第12期。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中方只好先在国内设立复兴商业公司负责收购桐油、滇锡，而在美国设立世界贸易公司负责向美国进出口银行借款并代售桐油、滇锡，先由复兴商业公司与世界贸易公司签订购售桐油、滇锡合同，再由美国进出口银行与世界贸易公司签订桐油、滇锡借款合同。这两次借款的政治意义虽然不可轻视，但就其性质来说，它们是通过私人渠道达成的商业贷款，中国政府并未直接出面，以至于当1938年12月15日美国国务院发布关于美国进出口银行将向世界贸易公司提供2500万美元桐油借款的通告时，必须强调这是“一项商业性交易”，摩根索也对外界公开宣布说：“这是商业，而非外交。”John Blum，ed.，From Morgenthau Diary：Years of Urgency 1938-1941（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65），p.511.摩根索甚至声称，正是基于对陈光甫个人的信任，他才决定向中国提供这两笔贷款。
随着美国援华步伐的加快，自钨砂借款开始的各次对华借款，不仅借款条件优惠，而且均是由宋子文以国民政府委员或外交部长的身份，代表中国政府直接出面达成的政治贷款。蒋介石和重庆政府希望借助美国的经济援助，改善国内财政，加强其在国内的政治统治，进一步巩固与美国的关系。1亿美元借款（包括金属借款和平准基金借款）表明，美国第一次明确地承担起了全面援华的责任，蒋介石称这一贷款“实为美罗斯福总统协助我之精诚表现，抗战以来，国际助力以此为最大”。〔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3册，第65页。
当宋子文受蒋介石之命正式向美国提出5亿美元财政借款要求时，霍恩贝克敏锐地指出，蒋介石寻求贷款的目的不是出于维持他的军队，而“纯粹是出于政治目的”，因此，美国“应该把中国当作联合国家集团中一个重要一员来给予充分的政治支持”。任东来：《争论不休的伙伴——美援与中美抗日同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第80页。当宋子文与美方就5亿美元财政援助借款的内容进行交涉时，摩根索向国务院方面指出必须向中方让步的理由是：“财政部不愿因坚持保留协定第二款（即借款的用途——引者），而甘冒有损这一财政援助的重要政治及军事价值之危险。”Henry Morgenthau，Jr.，Morgenthau Diary：China，p.771.美国新任驻华大使高斯在1942年1月3日给国务卿赫尔的报告中也说：“为了保持中国继续作为一个反轴心国的国家，一笔巨额贷款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更重要的是，这笔贷款的政治意义比经济意义更大。”Henry Morgenthau，Jr.，Morgenthau Diary：China，p.564.1月23日，国务院在给财政部的备忘录中指出，“目前向中国提供财政援助的决定性考虑是政治性和军事性的”。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2，China，p.451.
为使美国慷慨解囊，宋子文别出心裁地向摩根索打了一个生动比喻，称“此次借款五万万元，等于久战疲劳军队之总预备队可到，调用派遣，当随局势为转移，军情瞬变，岂能先知，则其用途亦未可预定，亦不宜预定……是以借款成功后……可使军民知有随机应变之后援，抗战心理态度因有维持，裨益全盘战局，殊非浅鲜也”，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1），第329页。故坚持“这项借款应视为对共同敌人作战的盟国的借款”，“不需要担保或其他关于用途及偿还方法的预定条件”。《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04页。蒋介石终于如愿以偿。当1942年3月21日宋子文与摩根索正式签署中美《五亿美元财政援助借款协定》时，两人在同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称：“这个财政援助，对于中国政府及人民，为了应付将近五年来日本不断的攻击所加于他们的财政经济的负担，所作的伟大努力，将有很大的贡献。这个协定具体地表现了，在我们共同为争取自由的战争中，美国没有吝啬地给予中国援助的意向及决心。”《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536页。所以，有学者认为，“自从中国与列强打交道以来，这样的贷款是没有先例的”；如果说，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是中国迈向大国地位的第一步”，那么，国民政府决心要把谋求大国地位“体现在与美国的贷款交涉中”。陶文钊等《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第292页。
总之，抗战时期美国对华经济援助在力度与性质上的变化，既是美国对华政策日趋积极的体现，也是国民政府对美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反映，表明战时中美“特殊关系”已在事实上建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