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8月9日，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在美国引起了极为深刻的震动。10余年来，水门事件的后遗症迟迟未能消除。稍有风吹草动，这次事件的阴影就在美国政治舞台上重新浮现。这是美国政治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
水门丑闻的暴露
1972年6月17日凌晨，以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5个人闯入华盛顿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安装窃听器时当场被捕。随后，经过初步调查，又逮捕了与此案密切相关的尼克松竞选班子关于募款工作的法律顾问戈登·利迪和原总统特别顾问查尔斯·科尔森的助手小霍华德·亨特。
6月23日，当尼克松从白官办公厅主任哈里·霍尔德曼那里得知联邦调查局已把被捕人员身上的钱追踪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时，他通过霍尔德曼和国内事务委员会主任约翰·埃利希曼，要中央情报局以联邦调查局继续调查被捕人员身上的钱可能危及中央情报局在墨西哥的资产为借口，转告联邦调查局“停止调查此案”。与此同时，被捕人员收到大量“支持”费用，要他们眼罪并保持沉默。在作好这些安排后，尼克松在8月29日宣称，“白宫和内阁现职官员都与水门事件毫无关系”。水门事件的真相这就样被暂时掩盖起来了。11月7日，尼克松在大选中获得空前的胜利。
然而，1973年3月23日，华盛顿地区法院的约翰·赛里卡法官公布了面临重刑威胁的麦科德写给他的一封信。麦科德在信中说：“被告们遭受政治压力，要他们承认有罪，并保持沉默”。“共和党的一些高级官员事先知道水门闯入事件”。他表示要打破沉默”，揭露事实真相。3月28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大报详尽地报导了麦科德在以民主党参议员小萨姆·欧文为主席的参议院水门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上作证的情况，以及其他当事人、知情人提供的内幕材料。从此案情急转直下。
4月30日，尼克松被迫宣布霍尔德曼、埃利希曼辞职，企图摆脱白宫与水门事件的牵连，表白自己对水门事件的公正态度。然而， 5月17日，欧文委员会开始电视听证会，白宫负责处理水门事件的法律顾问约翰·迪安第三为了免于“单独被大火烧死”，对水门事件及掩盖活动提供了详细的证词。与此同时，哈佛大学法律教授、肯尼迪政府的司法部助理检察长阿奇博尔德·考克斯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负责调在水门事件等问题。7月16日，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巴特菲尔特在欧文委员会上透露，1971年初以来，尼克松录下了他在白官和行政大楼办公室的大部分谈话，其中包括迪安证词中提到过的所有谈话。欧文委员会和特别检察官考克斯强烈要求尼克松交出录音带，而尼克松援引“行政特权”，公开蔑视欧文委员会和考克斯对录音带的传调令。欧文委员会和考克斯告到华盛顿地区法院。8月29日，赛里卡法官命令尼克松把录音带交给他。尼克松不交，又告到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然而，10月12日，上诉法院基本上维持赛里卡法官的原判。尼克松被迫退让，表示愿意作出妥协，向赛里卡法官和欧文委员会提供一份经民主党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证实的录音带摘要。但考克斯对此提出异议。10月20日，尼克松公然下令解除考克斯的职务，造成了所谓的“星期六晚上的大屠杀”，引起了全国的强烈抗议，纷纷要求尼克松辞职或“对他弹劾”。
1974年2月6日，众议院授权司法委员会开始进行是否应对总统弹劾的调查。4月18日，新任特别检察官利昂·贾沃斯基要传调总统和迪安、埃利希曼、霍尔德曼等人的64次谈话录音。白宫仍然根据行政特权加以拒绝。5月20日，赛里卡法官命令尼克松向法院交出贾沃斯基传调的录音带。尼克松告到上诉法院，赛里卡要求最高法院裁决。7月24日，最高法院竟以8票对零票一致裁决总统必须交出传调的录音带。尼克松无奈只得接受裁决。此后，众院司法委员会加速了就弹劾问题的公开辩论，并于7月30日前通过了弹劾尼克松的三项条款，即(1)采取一系列行动阻挠对水门事件进行公正的调查; (2)广泛滥用总统权力; (3)蔑视国会传调录音带的命令，破坏宪法政府。
在尼克松决定向法院交出的录音带中，包括1972年6月23日他要霍尔德曼让中央情报局制止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调查的谈话。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尼克松对掩盖水门事件不但知情，而且是他直接下令干的。尼克松滥用职权，阻挠司法，几乎肯定要被弹劾。经白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黑格等人的劝导，尼克松终于在8月8日正式宣布辞职。曾经一心要名垂史册的尼克松就这样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迫辞职的总统。
为什么一桩“三流盗窃案”成了美国政治史上的大丑闻
“水门事件”的背景至今众说纷云。尼克松政府的白宫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称，“在水门事件这场悲剧里，有两个主要的谜”：首先是谁、为了什么下令破门而入的?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微不足道的破门偷窃事件，或者按尼克松的说法，这个“三流企图盗窃案”，怎么会发展成为美国政治史上一次最大的丑闻，并最终迫使尼克松辞职的?
1972年6月，正当“水门闯入事件”爆发时，尼克松的声望奇迹般地达到了最高峰。为了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尼克松已不需要什么有用或无用的政治情报。此外，华盛顿任何一个了解内幕的人都知道，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只不过是一个空架子，有用的政治情报可到总统候选人办事处去找。既然如此，麦科德等人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刻闯入水门大楼民主党总部去安装窃听器呢?
“水门闯入事件”到底是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一手策划的，还是象霍尔德曼所说那样，“是理查德·尼克松自己叫那些人去撬奥布赖恩办公室的门偷装窃听器的”?这个问题至今很难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水门闯入事件”决非什么偶然事件。“毫无疑问，尼克松在白宫制造的气氛鼓励他周围的人搞非法活动”，“他把人生视为战场，确信美国到处都有执意要毁掉他的仇敌”。“他把攻治生涯中的每个重大事件都视为一场危机，在这种危机中，他总是处在敌人包围之中”。尼克松生性多疑，连基辛格也说，“我们都深知尼克松生来不会完全信任别人的”。为了对付他的政敌，尼克松可以无视法律，为所欲为。1969年以后，尼克松雇佣了一帮特务专门搜集爱德华·肯尼迪、埃得蒙德·马斯基等政敌的情报，极力诋毁他们的声誉。1971年，尼克松在堵塞泄密漏洞的幌子下，在白宫内部组建了一个被称为“管子工”的秘密调查小组，闯入曾经泄漏五角大楼秘密文件的埃尔斯伯格原来的精神病医生的办公室，窃取病历档案，企图从中寻找证据，用来审判被控犯有偷盗和间谍罪的埃尔斯伯格。总之，尼克松入主白宫以后所采取的种种非法和不道德活动不能不影响白官内外人员的行为。而且，正如比尔·加利指出，“尼克松是一个有强烈竞争精神的人”。尽管当时他对击败麦戈文已经十拿九稳。但是，在他看来，除非能赛过他“所嫉恨、畏惧同时又钦佩的肯尼迪兄弟，否则这种胜利就不算彻底”。对此，尼克松的部下也是一清二楚的。在此背景下，尼克松的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和白宫官员制订了一项破坏民主党竞选的全面计划，其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闯入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尼迪家族的亲信奥布赖恩的办公室安装窃听器，这就决不是偶然的了。
在美国历届总统选举中，安装窃听器之类的非法活动屡见不鲜，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那末，“水门闯入事件”这样一个“三流盗窃案”在一度几乎平息之后怎么又会被揭露出来，而且最终导致尼克松下台的呢?
尼克松1913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的约巴·林达，家境贫困，父母不和，自幼就缺乏信任感或安全感。但他头脑敏锐，好胜性强。1946年，他在西部的美洲银行财团扶植下，由一个无名的律师跨入政界。他作为共和党保守派的代表，先后当选为众议员和参议员，1952年起，又连任两届副总统。但是，1960年他竞选总统时败在得到洛克菲勒等东部财团支持的约翰·肯尼迪的手下。尼克松在悲愤之余，深知要入主白宫，必须获得东部财团的垂青。1963年，他把全家搬到纽约，与洛克菲勒和摩根财团拉上关系。1968年，经过多年苦心经营，他终于当选为美国总统，实现了他政治上的野心。1972年，在水门事件暂时被压下去后，他又以521票对17票的压倒优势，击败了民主党对手麦戈文，当选连任美国总统。
然而，长期以来，尼克松作为由西部财团扶植起来的共和党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同以东部财团为靠山的受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官僚机构和舆论界等自由派权势集团一直存在深刻的矛盾。现在，尼克松在大选中获得了绝大多数选民的授权，决心在第二届任期内在三大领域里推行他的重大改革，即改革预算，停止那些浪费而且无效的计划;改组和精简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按照“新多数”的方针重振共和党。尼克松的这些改革措施触犯了各大权势集团的利益，促使他们联合起来，向白宫宣战。
美国联邦政府的官僚机构极为庞大。尽管总统有权任命各部局、署的首脑，但联邦政府官员约有90%是按文官制的规定录用的，总统无权任意解雇、降职或调动。而从杜鲁门政府以来，这些职业官员大部都是民主党人。艾森豪威尔总统面临倾向民主党政策的官僚机构深感为难。但欲改变这种状况又遇到文官制的障碍，无能为力。据乔治·阿伯巴赫等称，“1970年，在行政部门的高级职业官员中只有17%是共和党人，43%是民主党人，36%是无党派人士，而这些无党派人士常常是倾向民主党而不是共和党的。”特别是由总统任命的部、局、署的首脑到职后，很快被由职业官僚、国会常设委员会和各种利益集团组成的“铁三角”所包围，他们往往成为这种“铁三角”的代言人，使总统更加难于推行保守主义的政策。因此，尼克松决心利用这次大选中选民的授权，改组和精简官僚机构。1972年11月5日，就在大选后的第2天，尼克松向白宫和内阁官员宣布他们都必须辞职。同时，他还决定大规模改组政府机构，除保留原有的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司法部长等4个内阁职位外，把内阁的其他部和上百个联邦机构中的一部分机构并入经济事务、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发展等4个总管理口之下，分别由4名总统顾问或“超级内阁成员”主管。尼克松企图通过改组内阁和其他官僚机构，用忠于他及他的政策的人代替那些不完全忠实的人。也就是要把自由派权势集团的代表从政府各部的关键职位上撤换下来，或者按尼克松的说法，各个单位的混蛋班子必须统统砍掉。只有这样，才能贯彻以尼克松为代表的西部、南部财团的保守主义的政策纲领。尼克松的这个措施必然要遭到官僚机构的强烈反对。
美国国会是最高立法机关。“钱袋的权力”是国会最重要的权力。在美国只有国会有权征税，而且也只有国会有权通过各种拨款法案。这对总统讲来无疑是一种重要的制约。1964年约翰逊总统发起“向贫穷开战”，他说服国会为各种计划拨款，制订了一系列立法。尼克松对此早就深为不满。1973年1月，在他当选连任总统后就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这里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国会要抓权。”他公开斥责“这届国会在花钱的问题上是不负责的”。尼克松不顾国会的反对，决心控制联邦预算，取消约翰逊政府为实现所谓的“伟大的社会”而制订的各项庞大计划，甚至借口1964年的《就业法》，在他提出要求以前拒绝联邦官僚机构使用国会已经通过的拨款，公开向国会挑战。这就不但侵犯了宪法授予国会的财政特权，而且严重地影响了依靠国会拨款取得选区支持的国会议员再次当选的前景。因此，尼克松的改革预算的计划不能不引起国会的震惊、畏惧和愤怒。
美国新闻界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尤其对塑造总统的形象起着重要作用。目前，美国新闻界的两大社(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三大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和三大广播电视台(全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都直接或间接地被东部财团所操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他们的主要倾向转为支持自由派。他们自封为 “无冕之王”，对共和党保守派人士极为厌恶。特别是尼克松，自1952年以来就是他们的攻击对象。尼克松也把新闻界视为仇敌，1962年他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失败后，对新闻界进行了刻薄的斥责，并说，“你们再也不会有机会把尼克松踢来踢去了。”1969年尼克松就任总统后，围绕五角大楼文件等问题多次与新闻界发生激烈的冲突。1971年6月，《纽约时报》刊登了“五角大楼秘密文件”，使尼克松政府深为恼怒，指控《纽约时报》严重危害了国家的利益。但最高法院根据宪法第一条修正案关于对言论和出版不得实行“事先限制”的规定，以6票对3票的多数裁决《纽约时报》可以继续刊登这份报告。尼克松还公开谴责新闻界进行了“无法无天的恶毒的和歪曲事实的报道”，引起了全国许多报刊和电台负责人的愤怒。尼克松说，“在我的第一届任期中，我还得同越来越抱敌意态度的舆论界作斗争。……不过，在我的第二届任期内，我打算让他们知道，我不会再毫无怨言地洗耳恭听他们带刺的话，或让他们的不负责的权力不受到挑战”。
总之，尼克松当选连任总统后，力图按照保守主义的价值准则改组官僚机构，限制联邦预算，公开向舆论界挑战，较多地照顾了扶植他上台的西部、南部财团的利益，引起东部财团的极大不满。受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官僚机构、舆论界等自由派权势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权力决心联合起来，煽起水门事件这把火，并抓住不放，终于迫使尼克松辞职。这就是为什么一桩“三流盗窃案”会发展成为美国政治史上最大丑闻的主要原因。
水门事件的影响
“水门事件”前后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对美国内外都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难怪合众国际社把水门丑闻列为1973年美国的头号新闻，而共同社则将此作为该年十大国际新闻的第三条。尽管杰拉尔德·福特接任美国总统时声称，”一场长期的民族恶梦已经过去。”然而时至今日，其后遗症仍远未消除。
资产阶级历来认为，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可以“防止独裁”，“保障民主和自由”。从现象上看，“美利坚合众国诉理查德·尼克松”一案，是国会(参议院水门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和法院(华盛顿地区法院与最高法院)同总统的对抗，似乎确实证明了“美国最古老的宪法原则——三权分立”的优越性。国会，特别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是反对总统独断专行的堡垒”，而法院则“维护任何人，尤其是总统，都不能置身于法律之上”的原则。“自由的新闻界吹响了危险的警报，并推动了调查的进程”。福特总统明确说，尼克松被迫辞职是“美国宪法起了作用”。欧文参议员称，三权分立的优越性是“难于同时腐蚀(联邦政府的)三个部门”。总之，他们企图渲染这些表面现象，来转移人们对水门丑闻恶劣影响的注意，为美国的宪法原则辩解。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正确评价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在调查水门事件过程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彻底暴露了美国所谓的民主选举中的种种卑鄙勾当。他们为了击败对手，根本无视法律和道德，毫无顾忌地使用诽谤、闯入、窃听、破坏甚至暗杀等种种手段。正如阿瑟·林克和威廉·凯顿所指出，在调查水门事件过程中逐渐揭露出来的“所有这些活动或者是完全非法的，或者是极不道德的，或者是既非法又不道德。尤其是这些活动都是在总统的主要助手默认、批准，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他们直接下令进行的”。尽管这类肮脏做法过去历届政府都用。但尼克松政府在破坏法律和道德准则方面确实是骇人听闻的。尼克松政府的副总统阿格纽和司法部长米切尔为首的40多名政府官员受到了刑事起诉。一位副总统、两名内阁部长、10余名白宫官员和分布在行政部门的其他近15名官员表示服罪或经审判后宣布有罪。凡此种种，使美国人民陷入一片“沮丧、幻灭和失望”的情绪之中。他们认为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滥用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有人认为美国官员没有一个是好的。佐治亚州议会前议长老弗雷德·汉德说，“任何一个在州一级搞过竞选活动的人都明白，如果他干的事全部公开出来，他就得作为罪犯被抓起来。”总之，水门丑闻使美国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的虚伪性。
长期以来，美国的白宫和国会之产争权斗争持续不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总统的权力更为膨胀。特别是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在美国形成了所谓的“一致意见”，即共和党和保守派同意把国家的经济福利，尤其是维持充分就业作为总统的责任，而民主党和自由派则赞同总统应该负责维持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和平和自由”，推行全球遏制政策。这就进一步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以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把合众国总统称之为“帝王式总统”。特别是尼克松担任总统后，向国会隐瞒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大砍“伟大的社会”的有关计划，禁止联邦官僚机构使用国会已经通过的拨款等等，促使民主党自由派控制的国会于70年代通过了大量立法，企图扭转“行政部门篡权日甚”的趋势，夺回宪法授予国会的权力。水门事件把国会向白宫的争权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1973年4月。尼克松宣布放弃某些行政特权，允许白宫官员出席国会的委员会作证，随后又于10月被迫答应交出录音带和秘密文件，这都大大削弱了总统的特权。1973年11月，国会两院又以2/3的多数推翻了尼克松的否决，确认了战争权力法，规定未经国会通过宣战或立法的授权，总统所进行的作战行动不得超过60天。这项法律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限制总统在战争问题上的权力，被称为70年代国会“复活”的最重要标志。1974年，国会又通过了预算和扣款控制法，规定参、众两院任何一院的决议都可否决总统拒绝使用国会拨款的决定，剥夺了从杰佛逊总统以来历届总统拥有的特权。1974年7月，国会通过对总统的弹劾调查，终于迫使尼克松宣布辞职。总之，所谓宪法原则在水门事件中发挥了作用，只不过是反映了国会和总统之间长期的争权斗争，是以东部财团为靠山的民主党自由派控制的国会和西部财团扶植起来的共和党保守派总统尼克松之间的冲突。这就是说，水门事件的大吵大嚷充其量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所谓“平等”、“民主”罢了，而这种“平等”、“民主”无非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代名词而已。用水门丑闻来证明三权分立的优越性只不过是为了混淆是非，安抚人心。
联邦法院系统，特别是最高法院对总统有重要的影响。“组成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对一位现代总统讲来犹如宗教对中世纪的君主一样”，总统的就职仪式是由首席法官主持的。因此，可以说是他赋予新总统以合法地位和宪法权力。尽管最高法院可以运用司法审查权，宣布总统的行动违宪无效，但是一般讲来最高法院经常维护总统的权力，很少直接与总统发生对抗。在审理“美国诉尼克松”一案中，以沃伦·伯格为首席法官的最高法院为了争取公众的最大支持，并对总统施加最大的压力，以8票对零票裁决：尼克松必须向华盛顿地区法院赛里卡法官交出64次白宫谈话的录音带。这项裁决不仅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辞职的直接原因，而且就总统是否有权阻挠司法程序、三权分立原则是否授予总统保护秘密通讯的绝对权力、特别就总统是否能宣称他自己是总统的宪法权力和特权的唯一裁判人等问题作出了不利于总统的裁决，从而削弱了总统作为行政首脑的权力，提高了最高法院的权威。
“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对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具有重要作用。美国新闻界竭力标榜“新闻自由”，声称他们可以自由地发表各种来源的消息和评论，对政府，包括行政首脑总统，进行揭露、监督和献策，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纽约时报》副社长赖斯顿曾大言不惭地说，美国是记者们“创造”的。美国总统对新闻界热衷于揭露政府的隐私深为恼火。华盛顿总统就曾抱怨美国政府及其官员经常成为报纸咒骂的对象。但是，美国总统也都极为重视新闻这个工作，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以便操纵舆论，宣扬他的内外政策，树立他本人的形象。尽管新闻界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根本利益上是与总统完全一致的。但长期以来，美国总统和新闻界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特别是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与新闻界多次发生冲突。1973年3月，《华盛顿邮报》的记者鲍波·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首先揭露了水门事件，掀起了美国历史上新闻界与总统之间持续时间最长而且最尖锐的冲突，把尼克松及其政府搞得声名狼藉。资产阶级学者强调，水门事件再次证明了新闻自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我们在谈论新闻界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等现象时，决不能忘记所谓“新闻自由”的根本目的是与政府共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
水门事件至今已经10余年了，其余波和阴影消失了没有呢?1984年1月美国《新闻周刊》在回顾一年的国际形势时称，“里根的高级外交政策助手争辩说，总统用了3年时间使美国摆脱了由越南、水门和卡特造成的自我怀疑和瘫痪。”如果说近年来美国经济获得了较快的发展，美苏争霸的态势出现了一些有利于美国的变化，这些倒还算是事实。但要说美国已经摆脱了“水门事件”造成的种种内伤，那恐怕还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