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无产阶级杰出的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生于四川省广安县。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参与编辑出版《赤光》月刊。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为中共旅欧支部负责人之一。1925年初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底动身回国，被派到中国西北部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军队中从事政治工作。1927年2月在西安参与创办中山军事政治学校，任政治部主任。后调中共中央机关，曾参加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同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6月，化名邓斌，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赴南宁领导广西党的工作。同年12月和1930年初，他和张云逸、韦拔群等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右江、左江革命根据地。1931年到江西省南部和福建省西部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曾任军委总政治部秘书长、红军报纸《红星报》主编和中央江西地方组织的领导工作。1933年因拥护党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曾被当时党内“左”倾的领导者撤销职务。后调红军总政治部，曾主编《红星报》。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年底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了在贵州省遵义县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他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1月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和师长刘伯承指挥了长生口、响堂铺、神头岭等战斗，创建了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7月赴冀南指导抗日武装的整顿、扩编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发动群众挖沟破路改造地形，推进平原游击战，对挫败日军围攻、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1940年同刘伯承指导全区在敌交通干线上广泛开展破袭战。8月指挥四十六个团参加百团大战。1942年5月赴中条山区检查指导工作，9月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943年10月任北方局代理书记。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和晋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1945年9月，同刘伯承奉命指挥晋冀鲁豫部队率先发起上党战役，全歼阎锡山部十三个师，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在重庆同蒋介石的和平谈判。随即组织邯鄣战役，歼灭国民党第三十、四十军，争取了高树勋率新编第八军起义。1946年，邓小平同刘伯承率主力在陇海铁路南北进行运动战，连续组织了九次较大规模的战役，歼灭了敌军大量有生力量。1947年6月，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同刘伯承率十三万大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地区，开始了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队的全面性战略进攻。1948年3月，同刘伯承率主力出大别山，与陈毅、粟裕野战军和陈赓、谢富治兵团会师中原，建立了拥有三千多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5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1948年11月，在淮海战役中任总前委书记，同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指挥中原和华北野战军，对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发起战略决战。1949年4月，继续指挥第二、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攻克了南京、上海，解放了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曾任华东局书记。11月同刘伯承率部进军西南，在第一、四野战军配合下，解放了贵州、四川、云南、西康四省。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1954年改为国务院)副总理。1954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同年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1956年至1963年，他曾多次赴莫斯科同苏共领导人进行谈判和斗争。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很多重要讲话和文章，对我们党都有指导意义。1956年9月16日，在党的八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执政党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的问题。明确指出，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经验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为此，除了加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外，还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从党的内部和来自群众与党外人士这两方面对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报告还着重讲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问题，党的团结和统一问题等等。这个报告是论述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文献。1956年11月，在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马列主义要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中，邓小平说，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讲，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他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的任务是要一步一步地提高党员的觉悟，使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他说，党的七大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就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这是我们党历史经验的总结。1957年4月8日，在西安干部会上作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的报告。报告指出，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完成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搞建设要比搞革命困难一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本领差得很。他特别强调，要把我们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勤俭建国的本领。如果在贫穷的基础上不懂得勤俭建国，这个国家是建不成的。在报告的另一部分《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中，邓小平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监督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党的监督;二是群众监督;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合格不合格，这决定于我们党自己。只要党和党员不脱离群众，只要党和党员接受监督，只要党和党员虚心学习，只要党和党员不断的进行工作，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1960年3月，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作了《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讲话。文章尖锐地批评了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和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的错误倾向。他指出，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在提到集体领导问题，他说：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头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继八大修改党章报告之后，1962年6月，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又一篇论述执政党建设的历史性文献。讲话提出和论述了我们党的优点，我们党几十年来，特别是遵义会议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同时又指出最近几年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甚至严重的削弱，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危害。许多同志忙于具体工作不大谈党的问题，不大注意党的建设。讲话着重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问题。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而这个集中，总是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的正确地实现。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集中，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要在我们的国家内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首先要从党内造成。总之，“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1965年，在《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文章中指出，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只能由各国党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自己来搞。一个党要成为成熟的党是不容易的。“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领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
在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失去一切领导职务，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1973年3月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1974年4月代表中国政府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会上他首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1975年1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周恩来总理逝世以后，他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并同当时拥有很大权力的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是，因受江青一伙的诬陷，1976年4月，再度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同年8月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1978年3月当选为五届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在同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历史性转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在他主持和指导下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次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政治局常务委员(根据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不再设中央主席、副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983年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7年10月主持召开了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使党的高层干部年轻化，主动要求不再担任党的领导职务，在全党同志的一致要求下，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出任中央军委主席。1988年4月，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1989年11月，经他一再请求，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90年3月全国人大七届第三次会议决定接受他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成了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同党的中央委员会及其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一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继往开来，主持制定了正确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果断地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战略决策，要求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在现代化建设中坚持正确的方向，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他从不动摇地坚持：为了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他历来重视巩固并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重视民主和法制建设，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重视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青化、知识化、专业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提出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以及其他有关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在新的历史时期，他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思想。为了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他富有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他一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世界的政治经济新秩序。正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的坚强有力的引导下，我们的国家得以在十多年中冲过激流，绕过暗礁，稳步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轨道，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总之，十多年来，在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各项工作中，在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方面，在努力实现和平统一祖国和外交活动方面，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丰富思想理论，指导我们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这些丰富思想直接体现在他的著作、报告和讲话中。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党的工作处于徘徊中。当时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首先起来反对个人崇拜，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为全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进行了艰巨的斗争。他自告奋勇分管科学和教育工作，在科教战线上打开了拨乱反正的局面。1977年5月，他发表《“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讲话。在他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搞“两个凡是”不行。他重申了同年4月给中央的信中提出的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重要观点。这篇讲话反映了邓小平维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和无畏精神，可以说是全党解放思想的先声。1977年7月，邓小平在《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中，他再次阐明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1977年5月和8月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两次谈话。他勇敢地推倒了“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了无产阶级政的“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建国后十七年教育战线的工作做出了正确的评价。他指出建国后的十七年，教育战线和科研战线一样，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取得了很大成绩。他强调要在党内造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要承认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要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教育事业，大力发扬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他着重阐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论证了不论是从事体力劳动的，还是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明确肯定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重要的拨乱反正。1978年6月，在全国真理标准问题的大争论之际，他在《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指出，有的人认为，谁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犯了弥天大罪，这是个涉及怎么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如果违反了，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他说，我们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篇讲话为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伟大战略转变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在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中，进一步发挥了重大的决策作用。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和我国国情，提出和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许多理论问题和方针政策问题，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胜利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1978年12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为三中全会作准备，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邓小平总结了前两年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今后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伟大任务。他说，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问题和命运的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才能正确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如果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篇讲话还强调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为的是顺利实现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搞现代化建设，我们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四项基本原则是维护安定团结、实现四化的根本前提。后来四项基本原则载入了党章和宪法，成为全党团结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共同政治基础。1979年6月，在政协五届二次会议的开幕词《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中，邓小平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三十年来我国社会阶级状况发生的根本变化，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在政协五届三次会议讲话中又补充了“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这篇讲话确定了党在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性质、任务和对象，对统一战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1月，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邓小平发表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文中首先提出我们在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加强四个现代化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条件。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当然，其他许多事情都要搞好，但是主要是必须把经济建设搞好。还说：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好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它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文中还讲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如一的政治路线;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要有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纪律和战斗力。这个重要讲话，为八十年代以后的工作指引了方向。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对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决议的基本内容，主要观点等，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他反复强调，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一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二是对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上的大事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做出公正的评价;三是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说，三条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阐述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邓小平同志的意见成为起草决议的指导原则，对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发挥了关键作用。1980年5月，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的谈话中，明确指出，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各国革命不能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去进行。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这篇谈话的主要观点，为我们党在处理同兄弟党的关系上形成“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正确原则奠定了基础。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指出，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必须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改革。应努力实现的要求是，经济上迅速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组织上造就大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这篇讲话的重要意义远不限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一篇指导我们进行各项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1年3月7日分别向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宣传部领导同志谈了《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讲话指出，当前存在着一种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脱离党的领导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三中全会时提出解放思想，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出现右的倾向，当然也要纠正。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纠正错误思想倾向要从实际出发，要运用正确的方针。这两次谈话对于各条战线加强思想领导、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着重要指导意义。1982年1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上作了《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他指出，精简机构是个大事情，是一场革命。当然，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精简机构决心要大，工作要做细。精简机构不仅要注意出的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选人要选好，关键是要选德才兼备的比较年轻的干部进领导班子，选贤任能也是革命。1982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作了《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讲话。他分析了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政策以来出现的经济犯罪活动情况，指出我们党如果不坚决刹住这股风，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我们要有两手，一手是坚决执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邓小平在讲话中，还进一步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的保证，即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四个保证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认识的深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开幕词》中，邓小平提出了党的十二大的任务，高度评价了大会的历史地位，指出它是党的七大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党的七大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党的十二大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把建设引向胜利。讲话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论断，并强调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的开幕词，是十二大精神的高度概括，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依据。
1982年十二大以后，邓小平同志作为我们党中央集体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主题，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解决不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许多有创见的思想和主张。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面，1983年和1984年的《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等文章中，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并且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要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他还指出：我们各项工作做得对或不对，要以是否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衡量的标准。对我国人民的奋斗目标，邓小平指明，即：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翻两番，全国人民的生活普遍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接近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
关于改革开放问题，是邓小平同志这时期思考的重要问题。他多次讲到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讲到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是不会改变的。1986年以来，对政治体制改革发表了多次讲话;包括《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1986年6月10日)、《改革政治体制、增强法制观念》(1986年6月28日)、《不改革政治体制会阻碍生产力发展》(1986年9月3日)、《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一个蓝图》(1986年9月13日)、《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29日)、《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些设想》(1986年11月9日)等等，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目标、内容、方法和步骤作了一系列的论述。他着重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就不能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群众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同时又指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提出改革既要大胆又要慎重。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的方向。
为了加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同志多次指出，必须排除各种错误干扰。1983年10月，《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中，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绝不能重复。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参加讨论和批评的人，首先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对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给他们时间认真考虑，请他们进行合情合理、澄清论点和事实的答辩，尤其要欢迎和鼓励他们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有了这种自我批评就好，不要揪住不放。批评或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 。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要继续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该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1986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他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的很多，而且我最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1986年12月，在《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谈话中，邓小平说，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1987年1月，在《排除干扰，坚定地执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谈话中，他指出，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我们从来没有自我陶醉，没有认为会一帆风顺。一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1987年4月，《在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一文中，他指出：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邓小平还特别指出：我们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同年7月，在《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讲话中，他指出，搞现代化，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危险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吃亏都是在“左”。我们国家大，党的历史很长，建国也已有38年，因此好多习惯势力不能低估，而右的干扰也帮了习惯势力的忙。所以我们也不能忽视右的干扰。等等。1992年初，邓小平又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 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总之，邓小平同志带领我们全党，在两条战线上开展积极斗争，排除错误干扰，特别是“左”的干扰，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胜利引向新的胜利。
著作编有：《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1975～1982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1987年2月～7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