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导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者。马克思始终把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科学巨匠的使命结合于一身。他的一生是在科学道路上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不息的一生。
(一)家庭和学生时代。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在德国普鲁士莱茵省特利尔城。他的父亲享利希·马克思是一位思想开明、才华出众的律师，在当地深孚众望。他的母亲罕丽达·普勒斯堡是位很有教养的家庭妇女。他生活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发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比较浓厚的地区。他从小就受到他父亲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熏陶。1830—1835年他就读于特利尔中学，在校勤奋好学，成绩优异，不仅学得了科学知识，还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他中学毕业时写的一篇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不同凡响，提出选择职业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自身的完美”，把为人类幸福献身看作最大的幸福。当时他虽然还没有确立科学世界观，但已冲破利己主义传统，选择了为人类服务的人生道路。这说明年轻的马克思已有高尚情怀和远大抱负。
1835年10月，他进波恩大学法律系学习。1836年10月转入伯林大学法律系。柏林大学是德国最高学府，也是当时德国思想斗争的中心。马克思在这里经历了内心的激烈斗争，世界观发生了急剧变化。他起初研究法学，后来主要埋头于历史和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主要代表黑格尔的哲学引起他极大兴趣。他刻苦研究黑格尔哲学，特别是他的辩证法。他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并成为该派“博士俱乐部”的积极成员。他投入了青年黑格尔派批判宗教和专制制度的斗争，并被誉为“思想巨人”。1841年初他写成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他在论文中通过宣扬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向宗教黑暗势力宣战，强调哲学家要积极干预生活，提出“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3页)。他在充满战斗激情的序言中公开宣布自己是同宗教誓不两立的无神论者。他的博士论文送交耶拿大学审议。1841年4月15日他未经答辩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
(二)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马克思结束大学生活后本打算去波恩大学任教，由于普鲁士当局加紧迫害进步知识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开始投身反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政治活动。1842年他写了第一篇政论《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通过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批判，揭露普鲁士国家制度的反动本质。1842年4月他开始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莱茵报》撰稿。在他写的《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一文中揭露了对待自由问题的“等级精神”，称颂了农民代表的“英勇果敢的可贵观点”，号召不仅用矛头而且要用斧子去为自由而战斗。同年10月他被聘为该报编辑。在马克思的主持下，《莱茵报》具有越来越鲜明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他发表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一系列文章，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揭露普鲁士的林木盗窃法律是“法定谎言”，穷人是这种“法定谎言的牺牲品”。他公开申明“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辩护。《莱茵报》的强烈的反政府倾向招致反动当局的迫害。1843年3月18日马克思退出编辑部，4月1日报纸被查禁。这一时期德国古典哲学的另一位著名代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先后发表了《基督教的本质》、《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批判了宗教，宣布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对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起了积极作用。《莱茵报》时期，他已开始注意当时流行的空想共产主义思潮。他在《共产主义和奥格堡〈总汇报〉》一文中表示要对共产主义问题进行切实的研究。
1843年5月马克思从科伦来到克罗茨纳赫，与童年时代的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这期间，为了弄清在《莱茵报》期间碰到的大量与物质利益有关的社会问题、黑格尔国家学说与社会现实的矛盾问题，他开始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性研究。为了弄清国家和法的实质，找出社会发展的原因，他阅读了马基雅弗里、孟德斯鸠、卢梭等人的著作和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著作，并作了大量笔记，即《克罗茨纳赫笔记》。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即“市民社会”。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他还看到了私有财产对政治制度的决定作用，指出私有财产是国家制度的支柱。这些思想表明马克思已克服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向唯物史观迈出了第一步。
这期间，马克思与卢格商定去巴黎创办一个革命刊物，定名为《德法年鉴》。这个刊物的任务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1843年10月他和燕妮一起到了巴黎。巴黎是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社会矛盾集中的地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已成为社会运动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在这里广泛流传。马克思投入了沸腾的社会政治生活。他对资本主义作了实地考察，同工人组织和流亡在法国的各国革命者建立了广泛联系，积极参加了工人的集会，了解了工人的生活和斗争。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他目睹资本主义的罪恶，看到了无产阶级的力量，认识到共产主义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无产阶级的斗争目标。他开始站到无产阶级一边，决心为埋葬资本主义而斗争。他在1844年2月出版的《德法年鉴》第1、2期合刊上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前一篇文章揭示和批判了“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的局限性，指出只有“人的解放”才是彻底的革命，要实现“人的解放”，必须消灭私有制。他在这里实际上阐明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思想。后一篇阐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明确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社会革命力量;同时还论述了实现这种解放的途经：“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同上，第1卷第460页)这些思想表明，马克思的立场已转向无产阶级，他的世界观已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和世界观的这一重大转变为他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前提。
(三)制定新世界观的科学探索。《德法年鉴》停刊后，马克思致力于探索和制定科学的世界观，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他从研究政治经济学着手。他研读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大量著作。他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他在《手稿》中系统地阐明了异化劳动理论，指出异化劳动表现为人同他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类本质的异化，从而表现为人和人的异化。他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揭示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他还分析了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指出私有财产既是异化劳动的原因，又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因此要消灭异化劳动，必须消灭私有制。他根据异化劳动理论论证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趋势。”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同上，第42卷第120页)。他还强调指出，要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同上，第140页)。《手稿》中还批判了空想共产主义的平均主义倾向，对黑格尔的哲学进行了唯物主义改造，既肯定了他的辩证法，又批判了他的唯心主义。《手稿》虽然还不是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带有明显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色彩，但他的观点已十分接近唯物史观了。
1844年8月，恩格斯从英国来到巴黎，会见马克思。在这次历史性会见中，他们发现彼此观点完全一致，从此开始了伟大的合作。合作的第一个成果是《神圣家族》。该书极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在这部著作中他们通过对青年黑格尔派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原理。马克思论证了物质生产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指出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生产方式是认识历史时期的主要标志。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指出它“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上，第2卷第44页)。他阐明了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思想：“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同上，第104页)
1845年1月马克思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2月到了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他在这里继续深化他的科学研究。为了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拟定了一个《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个《提纲》正像恩格斯所说，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209页)。马克思在《提纲》中着重阐明了实践的社会意义及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决定作用，指出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并提出了新世界观的一个根本原则：“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同上，第1卷第19页)。这个《提纲》为进一步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学说奠定了基础。
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他们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他们指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向上，第1卷第32页)他们进一步分析了物质资料生产本身的辩证运动，指出：物质生产一方面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表现为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当时他们主要用“交往关系”、“交往形式”来表达“生产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也影响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来与之适合的生产关系变成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旧的生产关系必然要由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表现为各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同上，第81—82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引起所有制形式的依次更替，决定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他们还研究了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物质生产的联系，阐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他们还指出，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产物，因此，“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同上，第30页)。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它揭开了人类历史发展之谜。
(四)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创建。马克思在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确信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必须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政党。从1846年起他和恩格斯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思想和组织准备。1846年2月他们在布鲁塞尔成立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中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同时同工人运动中的错误思潮魏特林平均共产主义、蒲鲁东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作斗争。1847年初，他写了《哲学的贫困》，批判了蒲鲁东的改良主义幻想和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他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它固有的矛盾，探讨了经济学的一些基本范畴。他进一步论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强调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指出生产力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还包括劳动者，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他阐明了工人在经济斗争中结成同盟的重要性，提出了经济斗争必须同政治斗争相结合的策略原则。
1847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应邀参加了德国工人的秘密组织——正义者同盟。他们积极参加了把同盟改组成无产阶级政党的工作。1847年6月，同盟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没有出席，恩格斯出席了大会，并根据他同马克思商定的计划做了大量工作。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和他制定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下，大会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组成共产主义者同盟，明确宣布同盟的目的是向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私有制进攻，实现财产公有制度。大会抛弃了“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代之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马克思担任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区部领导人。同年11月他亲自出席了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受大会委托和恩格斯一起草拟同盟的纲领。这就是1848年2月正式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宣言》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它指出，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阶级斗争是由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矛盾决定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摧毁了封建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同上，第1卷第256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成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个桎梏必须炸毁。如同封建主义被资本主义代替那样，资本主义将为共产主义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宣言》论述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的任务，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逐步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中，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宣言》还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上，第271—272页)《宣言》第一次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说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特点，规定了党的基本任务、奋斗目标和策略原则。《宣言》驳斥了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诬蔑，批判了各种冒牌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它从诞生时起就成为各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
(五)在1848年的革命风暴中。1848年资产阶级革命席卷欧洲大陆。3月初，马克思被比利时当局驱逐出境，流亡巴黎。他受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托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并当选主席。德国三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同盟拟定了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的行动纲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4月初他们返回德国，直接投身这场革命。他们在科伦创办了《新莱茵报》，马克思任主编。这是当时民主运动中唯一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报纸。他通过报纸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同封建专制制度作斗争，宣传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纲领和策略，揭露封建反动势力的阴谋和资产阶级的妥协和背叛，团结国内外民主势力，声援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报纸对当时德国革命群众运动起了重要指导作用。马克思不仅挥笔著文猛烈抨击反动派，热情歌颂人民的胜利，而且积极参加民主力量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在他努力下，当时科伦的三个民主团体——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和工人业主联合会——联合行动，组成了民主派莱茵区域委员会。马克思是该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马克思的革命活动引起反动派的惊恐，招来反动当局的接二连三的迫害。但他犹如暴风雨中的雄鹰，不畏狂风暴雨，振翅搏击。1849年上半年，德国各地革命运动相继失败，普鲁士反动当局把矛头对准《新莱茵报》，它于5月19日被迫停刊。马克思在代表编辑部给读者的告别词中庄严宣告：“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19页)
1849年6月马克思流亡到巴黎，8月又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流亡到伦敦，从此在这里长期定居。他开始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为此他和恩格斯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从1850年3月创刊到11月共出6期。在杂志上连载了马克思写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他用唯物史观总结了法国1848年革命前后的历史经验，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句名言说明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他第一次使用了“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个概念，并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此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页)。1851底—1852年初他又写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阐发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又一个重要思想：过去的一切革命都使旧的国家机器更加完备，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不能利用旧有的国家机器，必须加以打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的新贡献。1852年他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讲到，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新贡献在于证明了：“(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同上，第4卷第332—333)1850年3月他和恩格斯合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也是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的一篇重要著作。他们论述了无产阶级建立独立政党的必要性，制定了无产阶级在未来革命中的策略，并对不断革命理论作了全面阐述。他们指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只图进行某些改革而不愿把革命进行到底，无产阶级在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反对共同敌人时，要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防止革命的不彻底性。无产阶级的任务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同上，第1卷第385页);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同上，第392页)。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而阐发的这些思想进一步发展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1852年10月普鲁士反动政府策划了对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审判。马克思全力投入了营救同志、揭露阴谋的斗争，并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本小册子。在反动势力日益猖獗，同盟大批骨干成员遭到监禁、同盟已无法继续活动的情况下，1852年11月17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会议根据马克思的提议，通过了解散同盟地方组织的决议，并宣布同盟在欧洲大陆继续存在已没有意义，这一决定标志着同盟活动的结束。
(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的创立。19世纪50年代，是马克思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贫困的阴影一直笼罩着马克思一家。恩格斯为在经济上帮助马克思，甘愿作出自我牺牲，重返曼彻斯特经商，马克思没有被贫困压倒，埋头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1851年8月—1862年3月，他和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了500多篇文章，评述国际重大事件，抨击各国反动政府的内外政策，声援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他们还写了不少文章谴责英、法、俄等国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在50年代和60年代，马克思在经济学领域苦心耕耘，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变革，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体系。
1857年7月—1858年5月，马克思写了一部篇幅巨大的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后来以编者加的书名《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闻名于世。这可以说是《资本论》的最初稿本。他在这里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马克思继唯物史观之后的第二个伟大发现。正是这两个伟大发现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他为这部手稿写的《导言》具有重要科学价值。《导言》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辩证关系。他从1858年开始，计划在这个手稿的基础上写一部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分册出版。后来只写成《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于1859年6月出版。书中揭示了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发现了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这一发现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该书的《序言》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的表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同上，第2卷第82页)
1861年8月—1863年7月，马克思又写了一个新手稿，即《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写作过程中他把原来打算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题分册出版的巨著改为《资本论》。这部手稿是《资本论》的第二个稿本。这一手稿包括了后来《资本论》第1卷的主要内容，也论述了第2卷和第3卷的内容。其中历史文献部分被后人单独编为《剩余价值理论》一书。1863年8月—1865年底他按《资本论》第1、2、3卷的内容又写了一些新的手稿。1867年9月14日，他的不朽名著《资本论》第1卷终于在汉堡问世。第2、第3卷由于他过早逝世未能最终完成，后经恩格斯整理和增补，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
《资本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体系的创立。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成果，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实现了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革命变革，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一次飞跃。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对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作了科学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规律，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对立的经济根源。他根据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等等的科学分析，证明资本主义内部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和它的社会外壳即生产关系会根本不相容，最后导致这个外壳被炸毁，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性，为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科学论证。正象恩格斯所说：“社会主义在这里第一次得到科学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2页)马克思还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提出了一些科学预见。《资本论》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特殊经济规律，同时揭示了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规律，还科学地预见了社会主义经济必须遵循的某些经济规律。它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革命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一国际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马克思在埋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同时，仍同各国工人运动活动家保持密切联系，关心工人运动的发展壮大。50年代末60年代初，欧洲工人运动开始出现新的高涨。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教堂成立了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马克思参加了成立大会，被选入了领导委员会(10月18日起改称中央委员会，1866年后改称总委员会)，并任德国通讯书记。他起草了《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临时章程》和其他重要文件，为国际制定了斗争纲领、斗争策略和组织原则。在国际存在期间，他始终是国际的领袖和灵魂。他亲自参加了1865、1871年伦敦代表会议和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他通过国际指导各国工人阶级争取自身利益的斗争，支持各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运动。在国际中他领导了反对工联主义，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的斗争，后期他集中力量同巴枯宁主义作了斗争。在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中，他强调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独立政党的必要性：“工人阶级在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同上，第17卷第455页)通过国际内部的这些斗争，马克思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提高了工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为后来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
1871年3月18日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成立巴黎公社。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另一个伟大尝试。马克思十分重视巴黎无产阶级的首创精神，尽力帮助公社领导制定正确的政策，动员各国工人声援公社。为总结公社经验，他受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一个宣言——《法兰西内战》。这部著作揭露了法国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卖国投降和镇压起义的罪行，歌颂了巴黎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阐明了公社的伟大意义。他通过对巴黎公社实践经验的总结，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指出，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不能简单地掌握现存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必须摧毁它，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同上，第378页)马克思肯定了巴黎公社在民主管理国家和防止公职人员由人民公仆变成人民主人等方面的经验。
1872年9月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后，总委员会迁往纽约。马克思辞去第一国际的领导工作。但他没有停止战斗，继续为国际的事业奋斗不息。
(七)晚年的革命活动和理论贡献。长期紧张的工作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70年代上半期开始，他常被病魔缠身。但他仍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呕心沥血。他竭尽全力指导各国工人运动，帮助已经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巩固和发展，为完成《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殚思极虑。1872—1875年他花了很大精力校订《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的译文并作了大量修改。这个版本具有独立的科学价值。1875年威廉·李卜克内西等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派领导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决定在哥达召开合并大会，并拟定了纲领草案。为了使德国党不偏离社会主义的轨道，他抱病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通称《哥达纲领批判》。他在这一著作中批判了拉萨尔派机会主义的政治观点、经济观点和策略思想，他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理论，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同上，第3卷第10页)。因此在这个阶段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同上，第12页)他还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个革命转变时期即政治上的过渡时期的思想。这些思想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新发展。1877年马克思支持并参加恩格斯反对杜林冒牌社会主义的斗争，肃清杜林思想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1879年他同恩格斯一起批判了赫希伯格、伯恩施坦、施拉姆即所谓“苏黎世三人团”的右倾机会主义。1880年他帮助盖得和拉法格制定了法国工人党纲领，支持他们反对可能派机会主义的斗争。他还帮助左尔格等马克思主义者在美国工人党内开展反对改良主义的斗争。马克思通过这些活动不仅发展了自己的理论，而且帮助这些国家的工人政党沿着马克思主义道路健康发展。
马克思在晚年尽管体弱多病，但理论研究的兴趣仍十分广泛。他密切注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成果，研究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新情况和新现象。在完成《资本论》第2、3卷过程中，他把注意力转移到俄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上，收集了俄国和美国的大量资科。他研究了美国大工业的发展，大股份公司的形成过程以及工业巨头和金融大王的发家史。在1879—1880年间，他评论了德国教授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卷，批评瓦格纳对政治经济现象的唯心主义态度和庸俗进化论。他在数学领域也作出了独特贡献，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高等数学的研究，完成了《论导函数概念》和《论微积分》的论文。他还花了不少精力研究世界史。1881—1882年他写了4本关于世界史的笔记，即探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也注意研究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1879—1882年期间，他为了研究当时存在于世界广大地区的农村公社的命运，为了探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的发展规律，他研读了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和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里安人村社》，并作了详细摘要。这些笔记被后人称为《古代史笔记》或《人类学笔记》，并引起广泛重视。这些笔记反映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对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新的探索和思考。1877年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1881年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及三个草稿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在这些信稿中他对俄国历史发展的前景，特别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资本论》中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的理论是根据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得出的，不能把它作为解决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命运的“万能钥匙”。研究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必须从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他根据多年对俄国社会历史情况的研究，提出了俄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可能性问题。他的这些思想为我们研究不同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和理论启示。
80年代开始，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1881年12月和1881年1月他的爱妻和长女相继去世。这些沉重打击更加重了他的病情。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与世长辞，安葬于伦敦海格特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