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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中大禹治水的长江，虽然哺育了沿江两岸的代代子孙，但也给中下游地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自汉代到清末的2100年间，长江洪水平均不到10年泛滥一次。1860年和1870年的两次特大洪水，荆江大堤决口，30多个县被大水浸漫，田亩淹没，房屋无存。几百万人被洪水夺去了生命，还有数千万人在大水中绝望地挣扎哀号。1931年大洪水，长江中下游淹地5090万亩，人口死亡14.5万，江汉铁路被大水冲毁，损失惨重。1935年大洪水，一夜之间，江汉中下游淹死8万人，澧水中下游淹死3万多人……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建造长江三峡大坝逐步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议事日程，从1953年提出“三峡工程”方案到1992年国务院批准兴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整整经历了中央三代领导入，历时39个年头，其决策过程几经波折，备受世人关注。
“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
我给你当助手，帮你修三峡大坝好不好?”
西起四川奉节白帝城，东至湖北宜昌南津关的长江三峡，全长192公里。它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水能资源，同时又是长江防洪的关键所在。最早提出拦长江三峡筑坝设想的是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他在民国初期，就在《建国方略》里预想过建设三峡工程，但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根本无力建设这样的浩大工程。国民党蒋介石统治时期的20世纪40年代，开始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和初步设计。但终因战乱频仍、资金短缺等问题，这项工作于1947年5月被迫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按照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治理长江洪水的初步打算，刚刚成立的长江水利委员会，首先把工作重点放在了研究长江防洪上。1950年2月，长江水利委员会提出在荆江大堤南岸兴建荆江分洪工程的计划，当听说工程使用寿命只有20年时，毛泽东说了一句：“二十年够了。”当即拍板定案。该工程于1952年动工建成。但在毛泽东看来，荆江分洪工程不过是权宜之计，是救急的过渡性治标工程，要想一劳永逸，根除水患，必须在长江上游的峡谷地区筑坝建水库，将多余的洪水拦蓄在山区人烟较少之地，从根本上解除洪水对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的威胁。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乘“长江”舰从武汉起航，顺流而下对长江防洪进行考察。在航程中，他接见了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听取了有关工作汇报。当他听说长江水利委员会要在长江干、支流上逐步兴建一系列拦洪蓄水的梯级水库，同时展开综合利用，以兴利除弊的计划时，大加赞赏，并饶有兴致地问林一山：“为什么不在三峡这总口子上卡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呢?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谈话中，毛泽东指示长江水利委员会尽快对三峡进行技术论证和坝址勘察。后来，他还曾诙谐地对林一山说：“你能不能找个人替我当国家主席，我给你当助手，帮你修三峡大坝好不好?”
1954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开闸分洪。虽然这次保住了武汉的主要市区，但长江的汉口堤防仍有64处决口，仅湖北境内农田被淹就达2127万亩，受灾人口926万，死亡3万多人，南北大动脉京广铁路中断100天。无情的现实使新中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治理长江水患，就必须建造长江三峡大坝。我国还请求苏联派遣专家来华协助规划三峡工程。
一时间，三峡问题引起了国人的普遍关注。
1956年《中国水利》第5、6期发表了林一山《关于长江流域若干问题的商讨》一文，指出“长江流域规划中必须首先解决防洪问题”，“三峡是防洪性能最好的地区……三峡水库可以根本解决中下游平原的水灾”;以蓄水位235米计，三峡工程可以改善川江航道，使万吨巨轮终年通航于长江之上，发电方面可以装机2300千瓦，每年可发电1500亿度。同年，毛泽东再次听取长江水利委员会在三峡工程的勘测和科研方面的汇报，并充分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7月，毛泽东到达武汉。他畅游长江后便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的宏伟诗句。一个彻底征服长江的宏伟蓝图在这位伟人胸中诞生了。
针对林一山的观点，国家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在《水力发电》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一文，提出了许多截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如果用修建235米高的三峡大坝来解决防洪问题，那就过于绝对化了。因为此举将造成长江三峡地区迁移人口125万，淹地120万亩，即使从淹没损失来考虑，这样的方案就值得怀疑。最后，文章还提出了先修支流水库、后建干流水库、逐步提高长江防洪标准的设想。
1958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把三峡工程问题提上议程，让与会代表进行了正式讨论。会议期间，毛泽东还特地派人将林一山和李锐接到会上。这样一来，以林一山为代表的积极赞成三峡上马和以李锐为代表的坚决反对三峡上马两派意见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会上还把这两个人的意见作为会议文件印发。毛泽东认为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有其合理性，遂决定对三峡工程采取“积极准备、论证充分可靠”的方针，并委托周恩来总理主管此事，要求他一年起码“抓四次”。
1958年2月28日，周恩来带领带领100多名中外水利专家、部长和相关的省长，包括李富春、李先念两位副总理来到荆江大堤铁牛湾考察水情。此地正是历史上两次大决口的旧址。周恩来站立在铁牛湾滩头，默默注视着荒凉的江滩，脸色严峻。
“人在地上走，船在天上行。”来到蜿蜒在江汉平原的荆江河段——这条险象环生的“地上悬河”，周总理伫立在湖北沙市一座五层高的楼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湿冷的风雪中，他忧心忡忡地说：“站在这里，真是让人战战兢兢……”
这时，林一山告诉周恩来，这里的长江水位能高出地面十多米，荆江大堤在洪水季节万一决口，江汉平原几百万人的生命财产将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周恩来边听边点头，浓眉紧蹙，随即叮嘱林一山说，在三峡大坝未兴建之前，荆江大堤要加固加高。考察结束后，周恩来一行继续乘“江峡”轮溯江而上，边查勘边讨论三峡工程。
3月6日，周恩来一行到达重庆。下榻后不久，周恩来立即主持召开会议。他在讲话中表明态度说，三峡工程必须搞，而且也能搞，技术上也是可靠的。搞好了三峡，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具有伟大意义。大家对这项工程的争论是好事，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真理越辩越明，今后还允许有反对的意见，只要不妨碍工程，有利于工作，就应当提倡和鼓励。
3月下旬，党中央在成都开会，听取了周恩来率队查勘三峡的总结报告，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意见》指出：“从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和技术条件两方面考虑，三峡水利枢纽是需要修建而且可能修建的;但是最后下决心确定修建及何时开始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之后，才能作出决定。”“现在应当采取积极准备和充分可靠的方针。”文件体现了最高领导层对三峡决策采取的慎重、科学和民主的态度。虽然否定了三峡工程近期上马的提案，但这是自1953年提出三峡工程方案以来，中共中央以“红头文件”下发的第一个有关三峡工程的决议。
1960年4月，在广州协作区会议上，讨论并原则同意在“二五”期间投资4亿元，准备在1961年开工建造三峡大坝。不久，因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撤回专家，催逼还债，加之国内自然灾害严重，兴建三峡工程的计划被迫搁浅。8月，周恩来在北戴河召开的长江规划工作会议上，及时调整了三峡建设步伐，强调“雄心不变，加强科研”。9月，原定召开的三峡第三次科研大会即改成分组开小会，会议还制订了“1961年—1962年两年科研计划”。1962年12月，三峡科研领导小组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把“1961年—1962年两年科研计划”调整为“1963年—1972年十年科研规划”，三峡工程开工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后来随着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三峡工程就很少有人提起了。
1970年12月，中共中央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下，根据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报告批准兴建葛洲坝工程。由于工程仓促上马，采取“边设计，边准备，边施工”的办法，开工后暴露不少问题。但实践证明，建葛洲坝工程，从各方面积累经验，可以说是三峡工程最全面的实战准备。葛洲坝工程规模巨大，技术问题复杂。它的建成，说明我国技术人员已有能力修建世界第一流的水利工程。这对于三峡工程的获准兴建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葛洲坝工程，三峡工程的上马可能更困难一些。
“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
才会决定开工，我们决不会草率从事的。”
20世纪80年代初，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了多次特大洪灾，给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国家经济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于是，要求三峡工程上马的呼声再起。198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自重庆乘船东下，途中视察了三斗坪坝址、葛洲坝工地和荆江大堤，听取了“长办”关于三峡工程的汇报。邓小平认为只要技术经济问题能解决，三峡就应该上。到达武汉后，又马上召集赵紫阳、姚依林、宋平3人研究三峡工程问题。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态度鲜明地表示：“我赞成搞，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后来，胡耀邦、李先念、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表示赞成，三峡工程很快纳入议事日程。
1983年初，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遵照国务院的指示，提出了《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5月，由国家计委牵头，召集国务院16个部委、湘鄂川3省、58个科研单位以及11个大专院校的专家、领导350多人开会，对《三峡水利枢纽150米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审查后，多数人表示赞成。会议根据不同意见，将原报告方案修改为正常蓄水位150米，坝高提高到175米。1984年4月5日，国务院以(84)国函字第57号文件原则批准了这一方案，决定成立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即行施工前的准备工作。
1985年3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三峡省筹备组的通知》，《通知》说，正在筹备兴建的长江三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工程。为了保证三峡工程顺利建成，妥善安排库区移民，加快三峡地区的经济开发，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有建立三峡省的必要。在三峡省正式建立前，先成立三峡省筹备组。此事一出，犹如箭在弦上，在许多人看来，三峡工程上马仿佛已无悬念。
但在1984年9月，重庆市人民政府报告国务院，要求将三峡工程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以便万吨级船队可直达重庆港。交通部也持同样看法。期待中的事情又发生了变化。
1985年4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在京召开，167位政协委员就三峡工程问题单独或联合提出17件提案，建议缓上三峡工程。周培源、孙越崎、侯学煜等全国政协委员向中央上书题为《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报告，列举了工程的投资、防洪、泥沙淤积、航运、发电、移民、安全等七大问题。李锐也再度上书中央领导，建议三峡工程在重大问题尚未圆满解决以前，考虑暂缓兴建。
邓小平首先做出了反应，他在1986年3月31日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说：“中国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大众，兴建三峡工程是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我们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我们决不会草率从事的。”
6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以中发(1986)15号文件下达通知指出：“三十多年来，我国有关部门和科学技术人员对三峡工程做了大量的勘测、科研、设计工作，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国务院也曾多次组织专家讨论并原则批准过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但是这一工程有一些问题和新的建议需要从经济上、技术上深入研究，以求更加细致、精确和稳妥。”通知责成水利电力部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特别指出要注意吸收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进一步论证，重新提出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由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提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最后提交全国人大代表大会审议。水利电力部随即成立了由部长钱正英担任组长，其他有关负责同志共13人组成的长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从而拉开了历时两年多的再度论证的序幕。
1988年11月，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召开了第9次扩大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在14个专家组重新论证的基础上重新编写的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该报告连同14个专题论证报告和9位专家的不同意见一起上报。该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的总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四化”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好。报告推荐三峡工程建设宜采用“一级开发，一次建成，分期蓄水，连续移民”的方案。大坝坝高为185米，正常蓄水位为175米，水库总库容为393亿立方米，装机总容量1768万千瓦，年发电量840亿千瓦小时。大坝坝址位于湖北省宜昌县三斗坪镇。施工总工期为18年，第12年首批机组发电。工程静态总投资为571亿元。
1989年7月21日，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第26天，就风尘仆仆地赶到三峡，先是参观葛洲坝工程，接着又考察三峡大坝坝址，察看荆江大堤。在从沙市顺江而下的船上，他详细听取了关于三峡工程的专题汇报;到了武汉，又参观了三峡水库泥沙模型试验。4天时间，江泽民总书记边看边听边问，从三峡工程的效益到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案，了解得非常具体。这次实地考察，进一步坚定了总书记的决心：三峡工程要争取早日上马，把几代人的伟大理想在我们这代人手中变为现实。
1990年7月6日至14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听取论证领导小组关于论证工作和新编可行性报告的汇报。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民主党派负责人、一些学会的理事长、国务院有关部委与湘、鄂、渝等中上游沿江省市及地区的负责人以及特邀代表、专家共178人。会上，绝大部分人同意论证的结论“建比不建好，早建比晚建更为有利”，少数人有不同意见。最终会议认为：新编可行性报告已无原则问题，可报请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审查。同年12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力量审查新编报告，并于次年6月审毕。
1991年7月9日至12日，国务院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听取了10个预审组的预审意见。最终，审查委员会一致认为，在重新论证基础上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其研究深度已经满足可行性研究阶段的要求，可以作为国家决策的依据。
1991年8月3日，审查委员会召开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对长江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的审查意见，认为三峡工程建设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建议国务院尽快决策兴建三峡工程，提请全国人大审议。
1991年12月6日，李鹏主持总理办公会议，听取水利部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组团考察三峡工程的情况汇报。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主任李伯宁在会上汇报了移民试点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慕华发表了主张三峡工程上马的意见。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光英发表了要求兴建三峡工程、尽早决策的意见。会议认为，几十年来为三峡工程做了充分的前期工作，1986年以来又进行了重新论证，时间之长，工作程度之深，都是少有的。
1992年1月17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认真审议了审查委员会对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意见，同意兴建三峡工程，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1992年2月20日，江泽民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决定将这个议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江泽民同志在回忆这项工程的决策过程时说：“这个大工程，党中央、国务院一直非常重视，各方面专家反复研究论证，我们多次听取不同意见，最后才拿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
3月16日，李鹏总理以国函(1992)24号文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
《决议》通过前的一波三折
1992年3月21日，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大会正在这里举行，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向全国人大代表、列席会议的全国政协委员作了题为《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的说明》的报告，同时向每位代表、委员发送了一份《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说明的附件》，然后由人大各个代表团、政协各个组分别进行讨论、审议。
3月30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次主席团会议审议有关三峡工程议案的审查报告。会上，陈慕华作了《七届人大财经委员会关于兴建三峡工程决议的审查报告》。报告结束后，主持会议的万里委员长问：“有什么意见没有?”会场出现短暂沉默。随后一位主席团成员发言，表示对报告有不同意见，说三峡工程可以上，但不要匆忙上，因为还有些问题考虑不周到，我们等了30多年，再等一年又何妨?另一位主席团成员发言，赞成兴建三峡工程，但希望进一步研究三峡工程对上游地区经济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妥善加以解决。还有主席团成员对这个报告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也有主席团成员发言，坚决支持三峡工程上马，说：“我们是宁愿让七八十万人搬迁呢，还是让一千多万人长期处于洪水威胁之下呢?我们也不能把长江三峡那么大的水力资源白白浪费。要相信几百位专家学者和几千名科技人员研究的结论。”万里委员长在充分听取主席团成员意见后作了简短而重要的讲话，他语重心长地说：“1991年发生在太湖地区的特大洪涝灾害再次提醒了我们，要有水患意识，如果不上三峡工程，一旦出了问题，我们将无法向历史交代。”随后，经万里委员长提议，主席团分别对《七届人大财经委员会关于兴建三峡工程决议的审查报告》和准备提交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的《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结果都获通过。
4月3日下午3时，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要表决通过的决议有九个。《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排在表决顺序的第四位。大会由执行主席、主席团常务主席万里主持。在完成前三项议程表决后，15时20分，荧屏上打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的字样，万里宣布：“现在付表决，请代表按表决器。”
突然，会议大厅西侧一个代表团席位上，一位白发老者霍地站起来，晃动着手中的纸条，纸条上写着：“三峡工程应作为重大议案处理，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才能通过，怎么能轻率地作为一般议案处理呢?我多次请求发言，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呢?”瞬时，大厅里一片惊愕。一些外国记者、港澳记者拥向那位代表。按照规定，下午要表决的议案都在分组讨论中进行了说明与辩论，需要解释的都已作了解释。针对这种情况，万里高声宣布：“今天的议程不包括大会发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坐在第一排的另一位代表又站了起来，她说：“你们这是违法通过，我已经投了反对票……”说完，她离开了座位。起初那位要求发言的代表也在记者簇拥下退出了会场。虽然发生了这一小插曲，但会场很快静下来，代表开始投票了。
这项议程，共有2633名代表投票。不一会儿，巨大的荧屏上显示出一组数字：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还有25人未按表决器。万里宣布了这个结果，《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简称《决议》)获得通过。《决议》指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议案，并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审查报告，决定批准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由国务院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选择适当时机组织实施。对已发现的问题要继续研究，妥善解决。”随后，热烈的掌声响了起来，三峡工程终于一锤定音。
1994年12月三峡工程正式开工，1997年11月实现大江截流，2002年11月枢纽工程导流明渠成功截流，2003年6月三峡工程下闸蓄水、永久船闸试通航，2003年8月首批机组正式并网发电，2006年5月三峡大坝全线建成，2010年10月三峡水库坝前水位首次到达175米的设计高程。三峡工程将在防洪、发电、航运方面发挥出最大效益。三峡工程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成为中国人民用激情和热血浇铸的一座世纪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