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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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春节,曾为党的一大代表的董必武来到阔别30多年的一大会址,睹物思旧,不禁百感交集,他借用《庄子》中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并当场挥毫题词,写了“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八个雄健有力的大字。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形象而准确地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1921年,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时,只有50多名地下党员。如今,90年过去了,中国共产党已发展成为拥有近8000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

恩格斯在晚年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 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很好地诠释了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中国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与此同时,苏俄、共产国际派人到中国,寻找革命的同盟军,帮助中国建党。在两方面的合力之下,诞生了中国共产党。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五四运动之前,至少有20年时间,也就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他们的著作,以及介绍他们思想的文字,就不时的以汉字形式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有一个过程,从内容上说是一个从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学说、政治经济学到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逐步深化过程;从规模上说,是一个从只言片语介绍到文章摘编、著作翻译的深入过程;从人员上说,是一个从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再到广大群众的接受过程;从传播者的主体上看,是一个从个人、社团再到政党的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当然,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一个从学理传入到行动指南,由单纯的理论研究到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内容上看,首先是由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学说开始的。马克思主义是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等理论构成的科学的整体,它是在前人理论基础上的革命和发展,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任何理论的传播,都不可能完整地、一次性地为人们所接受,这一方面是因为体系的庞大,另一方面是由于传播者或接受者自身的立场和水平所限,对理论的掌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所以,一种新的理论的传入,往往是以能否医治社会的痼疾为前提,也唯有这样的理论,才能引起世人的关注,才有植根的土壤。

在20世纪的初年,最为中国人所渴求的,是寻找迅速改变中国黑暗社会的利器。中国人最早使用“社会主义”一词,是在介绍马克思和第一国际时提及的。1901年1月中国留学生在翻译日本有贺雄的《近世政治史》中说到“西方学者悯贫富之不等,而为雇工者往往受资本家之压制,遂有倡均贫富,制恒产之说,谓之社会主义”。1903年2月,马君武更刊文明谓“马克司者,以唯物论解历史学之人也,马氏尝谓阶级竞争为历史之钥”。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在介绍《共产党宣言》时也说:“而其要归,则在万国劳民团结,以行阶级斗争,固不易之说也。”

20世纪初,为什么很多阶级、阶层的人们热衷于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来进行社会革命呢?那是因为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民的贫困在逐步地加深,中国社会的黑暗在加剧,用上理论家的一句话说:被统治阶级已经不能再继续忍受下去,统治阶级也已经不能再继续统治下去了。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给了中国人民以希望和成功的榜样,主张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路的声势渐起。这一时期,早期的共产主义者,最有代表性的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接受马克思主义,都是从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开始的。“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与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的要点”。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规模上经历了从转引、摘编、翻译原著的逐步扩大的过程。中国人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一个基督教办的刊物《万国公报》发表《大同学》,多次提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后来又经由日本,通过一些留学生,介绍马克思的一些言论和著述。当然,这种介绍是零碎的、片断的。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需求迅速扩大,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做了大量的翻译、宣传等传播工作。李大钊在《新青年》上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上海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北京的《晨报》副刊,广东的《中华新报》及《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都刊载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译著,报导有关十月革命和俄国的消息。重要的是,除报刊摘登、连载马恩著作外,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已开始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单行本。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情形,正如时人评论所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传播者的身份看,经历了从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再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知识分子的过程。在中国,最先接触社会主义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也不是社会主义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及无政府主义者,如康有为、梁启超、马君武、孙中山、朱执信、宋教仁、江亢虎,甚至外国传教士都曾介绍过社会主义学说。这些人译介马克思学说的目的大抵有两个,一是为了介绍新知识,传教士、部分留学生、维新派是为此;一是通过新思想的介绍,为他们自己的政治主张壮声势,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是为此。不能说这些人的译介都有错误或歪曲,但是不全面,不系统,不甚准确,尤其是没有任何一派人决心接受马克思主义,奉之为真理,将其作为改造中国的工具,这一点却是可以断言的。

中国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和过去那些介绍马克思理论和社会主义学说的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经过这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得以实践和印证,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可以仿效的榜样和途径。他们不仅在理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们接受的目的更是为了改造社会的需要,为了指导实践的需要。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李大钊曾大声地宣告:在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面前,“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咧——凡可以障阻这新运动的进路的,必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他们。他们遇见这种不可当的潮流,都像枯黄的树叶遇见凛冽的秋风一般,一个一个地飞落在地。由今而后,到处所见的,都是 Bolshevism战胜的旗。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中国共产党的幼芽——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中心人物是陈独秀,成员大半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

同年 4月,俄共(布)远东局派遣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佐娃、马马耶夫和翻译杨明斋。维经斯基在华化名吴(或伍)廷康,俄国人,1918年加入俄共。杨明斋是山东省平度县人,早年赴俄做工,并参加工人运动,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

维经斯基一行于 4月间抵达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首先结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经过数次恳切的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同月,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

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以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编辑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研究系的报纸《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他们举行了多次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了上述的一些成员,还有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经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据陈望道回忆:那时“大家住得很近(都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地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在5月间便先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的负责人是陈独秀,会员有沈雁冰、李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当时一度以社会主义为标榜的戴季陶和张东荪也参加过几次活动,但不久便退出了。

中共上海发起组由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5人于1920年6月成立。俞秀松说:“当时他(陈独秀)从北京来到上海,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我们党的存在(当然,我们党正式存在是在1921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事情),并选举陈独秀为临时书记。”再依据俞秀松1920年6月19日的日记写明“存统这天晚上乘船赴日本”,与施存统自述1920年6月20日去东京完全符合,由此推论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于1920年6月的20日之前。

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开会地点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2号。维经斯基在同年8月17日写给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的信里说:“我在这里逗留期间的工作成果是:在上海成立了革命局,由五人组成(四名中国革命者和我),下设三个部,即出版部、宣传部和组织部。”4名中国革命者,当中肯定有陈独秀,所谓革命局当指中共上海发起组。上海发起组会议“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党的发起组成立后就面向全国,面向世界上有华人的地区。根据俞秀松自传所述:“陈独秀被委派负责在四个大城市(上海除外)成立我们的组织。”据俞秀松自传披露,当时只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这3位发起组成员留在上海,尽管人数极少,但实行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没有人可以凌驾于他人之上。陈独秀是书记,但事情必须集体讨论然后决定,由发起组决定执行。所以称陈独秀是“被委派负责四个大城市”。

要建立一个个地区的党组织、发展党员,必须对确定为地区主要负责人的同志有相对的了解,这就必须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实践中获得信息和取得联系,了解这些人物的思想、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人物,毫无疑问具备了这个条件。他知人善任,逐个落实,并亲自到广州重建了广东早期党组织。

在北京,陈独秀对北大的人士,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很了解。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深交。但不能认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是各自分别建党,更不能因为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必联系、甚至认为可以抛开陈独秀来谈建党,北京恰恰是陈独秀负责的重点。在中共发起组成立以后,8月底,张国焘(7 月中旬到沪,住陈独秀处)由沪返京。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担负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对于这些意见“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支部成立。

在长沙,陈独秀致函毛泽东,要求组织湖南长沙的共产党组织。陈独秀是怎么确定让毛泽东来开展这项工作的?五四运动期间湖南省学联的刊物《湘江评论》创刊,主编是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极其推崇陈独秀,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上连载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在北京由陈独秀任职书记及编辑之责的《每周评论》,评论毛泽东此文“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1920年春季陈独秀开始定居上海。是年6月,毛泽东率驱张(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请愿团到上海造访陈独秀,与陈讨论了组织湖南改造促成会的计划,并向陈介绍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在对毛泽东了解的基础上,于1920年8月间致函,说明组织共产党的原委,请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组织党的事项。1920年11月间,毛泽东、何叔衡彭璜、贺民范作为长沙创建党的发起人。成立后,毛泽东先推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他强调“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他们在清水塘租赁了房屋作为中共秘密机关,慎重地在学生、工人的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

在山东,陈独秀曾约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早期组织。当时,王乐平是山东省议会议员,他把陈独秀的来函交给了正在研究马克思学说的王尽美等人,推荐王尽美、邓恩铭与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联系,筹建济南共产党组织,他本人没有参加。1920年4月,俄共远东局派出由维经斯基、马马耶夫及杨明斋等组成的俄共党员小组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该小组自北京去上海途经济南时,根据李大钊的介绍,与邓恩铭、王尽美、王翔千等会面,商谈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为济南共产党组织的建立,起了直接的促进作用。1920 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其成员罗章龙与邓恩铭、王尽美取得联系,李大钊还派陈为人去济南介绍北京的建党情况,指导济南的工作。《曙光》杂志社也透过人员、信件往来对济南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施加影响。经过组织与思想理论方面扎实细致的努力,1921 年春天,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秘密成立了,成员有邓恩铭、王尽美、王翔千等人。从此,在山东开始了有领导有组织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武汉是李汉俊负责的地区。但由于李汉俊离党,陈独秀作为负全责的领导者,也派刘伯垂去帮助建党。据董必武在谈武汉建立党组织情形时说:“一九二○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并负责筹组党的湖北支部的基础。这个组织于一九二○年九月组成。”

此外,陈独秀为加快建党的步伐,他还函约张申府在法国组织、施存统在日本组织早期地方共产党组织。党的一大召开前,旅法党的早期组织有3个成员,即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旅日党的早期组织只有两个成员,即施存统、周佛海。

1920年底,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领军赶走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莫荣新,收复广州,主政广东。12月5日,他致电邀请陈独秀南来广州执掌教育工作。陈独秀去函征询李大钊和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意见。李大钊表示赞同。

于是,陈独秀就有了广州之行,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当时,维经斯基和别斯林、米诺尔在广州建立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直接转为共产党,实际全部是无政府主义者。陈独秀到达广州后就立刻要重组广州共产党,摆脱无政府主义者。广州共产党在1921年的报告称:“陈独秀同志一月来到广州,与他同时来的还有В同志。他们进行过非常热烈的讨论,认为必须摆脱无政府主义者,也就在这时,无政府主义者退出了党。”

“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

11 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工农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并“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

1921年初,除担负临时中央任务的上海发起组外,有北京(1920年10月)、武汉(1920年秋)、长沙(1920年 11 月)、广州(1921年初)和济南(1921年初)等5个支部相继成立。与此同时,旅日、旅法党的早期组织也相继成立。这表明,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臻成熟,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提到议事日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维经斯基之后,苏俄、共产国际正式派到中国的代表是荷兰马林。而正是马林,在来华之初即促成了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7月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件。马林,本名亨克·亨德里克斯·斯内夫利特,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长期在荷兰殖民地爪哇从事革命活动,1920年以“马林”之名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当选国际执行委员,1921年根据列宁推荐,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但奇怪的是,马林从来没有提到他帮助中国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细节。相反,他对这件功在千秋的大事似乎都没有作出任何积极意义的评价。他的看法是:“1921年7月,各地方小组代表齐集上海,并决定建立共产党,即共产国际的支部,虽然建立一个宣传性的小组会更好一些。”显然,马林来华时并未负有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对于在中国建立统一的共产党组织也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他到上海之初即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事先有准备、自觉的行动。

既然马林认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并不成熟,也并未负有这方面的任务,那么他为什么要参加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呢?我们分析,这同另一位参加党的一大的俄国人尼克尔斯基有关。

尼克尔斯基生于1898年,原名涅伊曼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勃拉莫维奇。1919年到1920年在远东共和国人民革命军服役,1921年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并参加共产党国际机关行政工作。随后不久,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委派来中国,此外他还受托履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的职责。根据现有资料,尼克尔斯基来华前和维经斯基有过接触,而且正是受维经斯基的派遣来华工作,他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中国共产党的统一组织。因此,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接头以后,就立即开始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一大事宜。

现在史学界一致公认,马林对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包惠僧回忆说:“马林才气横溢,对马列主义的修养有相当高的水平……他对中共建党和建党初期的工作,是起了促进作用的,如果不是他来,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更多一点酝酿时间。”

1921年6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帮助下,上海共产党组织代理书记李达和李汉俊分别致函各地早期组织,通知他们派代表到上海博文女校集中,准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7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12位代表。他们是:李达(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等。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与会。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45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19岁。15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28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他们或西装革履,或身着长袍,是一色的知识分子。

代表们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会址设在不远处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里,门牌是贝勒路树德里三号。7月23日正式开会。大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会议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关于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会议确定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一天,会场发现有可疑的来访者。马林斗争经验老到,意识到法租界侦探已在侦查这次会议,提议代表们立即疏散。李达后来回忆说:“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

代表们决定转移会场,在李达夫人王会悟的提议下,会议在嘉兴南湖的一只租来的游船上继续举行。中国共产党一大在完成各项议程后圆满结束。

那天晚上毛泽东很迟才回到旅店。他对同住的好友萧子升预见道:“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这种预言在当时简直是空口说白话,萧子升当时也没有多深印象。可仅仅是28年之后,预言变成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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