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的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在邓小平的推动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1978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了正确的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两个凡是”与邓小平复出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人们早就对“四人帮”极其痛恨，希望尽早结束社会动乱，把我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这股猖獗10年、祸国殃民的政治势力终于被扫除掉，真是大快人心!各地一连数日举行集会、游行，人们载歌载舞，沉浸在多年未有的欢庆之中。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们急切地期待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向前进。但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错误的长期影响，尤其是十年浩劫留下的后果十分严重，要在短期内消除这场内乱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是很不容易的。党中央首先着手清查“四人帮”的帮派体系，部署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运动，恢复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取得一定成绩。揭批“四人帮”，必然联系到十年内乱造成的冤假错案，对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进行平反，特别是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要求。然而，让人们感到失望的是，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发表的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由于这一方针是以当时传达党中央声音的权威方式公布的，因而受到普遍宣传。
“两个凡是”提出不久，1977年4月10日，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此后，他多次在不同场合批评“两个凡是”。陈云、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一批老同志也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抵制“两个凡是”的推行。
在全国局势逐步稳定的基础上，在全党的要求下，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全部恢复“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邓小平被撤销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邓小平复出后，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他否定了曾得到毛泽东批准的“两个估计”(即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科教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强调“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使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开始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在邓小平的努力下，1977年秋，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得以恢复，当年有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共计570多万人参加了考试。虽然按当时的办学条件只录取了27.3万人，但是它却使成千上万的青年人重新拿起书本，点燃了新的希望。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总结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10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但这次大会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因而没有从根本上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十一大虽然没有完成“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制定新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任务，但邓小平重新当选中央副主席，并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对中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人们急切地期待着中国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但是，由于50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左”倾错误的长期影响，个人崇拜仍在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拨乱反正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揭批“四人帮”，受到“两个凡是”方针的限制;平反冤假错案，一遇到毛泽东批准的、定了的案子，便不准触动;在科学、教育、文化领域进行拨乱反正，也有人拿出毛泽东批过的文件进行阻挠。在生产上，混乱状况有所好转，国民经济得到比较快的恢复，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又发生急于求成的倾向，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这样，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的工作虽然有所前进，但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彻底清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现历史的转折，而是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框架内“抓纲治国”，结果导致在前进道路上出现徘徊局面。
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拨乱反正的号角
面对“两个凡是”造成的思想阻碍，人们开始感到，要彻底澄清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思想混乱，不能不首先解决这样的问题，即：究竟应当用怎样的态度对待毛泽东的指示?判定历史是非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在广大干部群众对拨乱反正的强烈要求下，一批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开始挣脱“两个凡是”的束缚，在不同场合讨论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并酝酿撰写文章。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经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当天，新华社将这篇文章作为“国内新闻”头条，转发全国。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以及不少省级党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到5月13日，全国多数省级党报都转载了此文。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对“四人帮”设置的禁锢人们思想的禁区，要敢于触及，弄清是非。尽管文章只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作正面阐述，实际上却批判了“两个凡是”，因而立即引起“两个凡是”同实事求是两种观点的激烈争论。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相当大，该文的观点受到一些领导人的强烈指责。5月18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在一次谈话中点名批评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他说，《红旗》杂志社是党中央的刊物，在理论问题上要慎重，没有把握的要及时请示中央。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这不是中央的想法。现在看来问题很大，“是针对着毛主席来的”。他甚至质问说：“不知道这是代表哪个中央的。”他声称，我们要坚持和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天，中央宣传部部长张平化对参加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各代表团团长说，对于这篇文章，据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文章写得很好，另一种意见认为不好。我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摸透。大家在小范围内可以议一议，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但他又说，不要以为《人民日报》转载了，新华社发表了，就是定论，要提高辨别能力。毛主席生前说过，不管是哪里来的东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看它是香的还是臭的，不要随风转。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真理标准讨论面临着巨大压力。
在此关键时刻，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谭震林等一批老同志纷纷表明态度，对这场讨论给予了及时而有力的支持。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他尖锐指出，我们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不仅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这些人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邓小平认为，这些人提出的这个问题显然“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强调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号召大家“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邓小平的讲话，新华社当天就作了报道。6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发表。这篇讲话使那些思想仍处于僵化状态的同志受到震动，也使要求解放思想、坚持实践标准的同志受到鼓舞。
然而，争论并没有结束。6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副主席召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批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几次点了胡耀邦的名，还点了“特约评论员”的名。
为了回答真理标准问题引起的争论，6月24日，《解放军报》在头版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日转载。这篇文章得到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大力支持和精心指导。在此之前的6月16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一篇题为《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的文章，《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几家主要报纸连续发表和相互转载的这几篇文章，有力地推动了真理标准讨论的开展。
7月21日，邓小平特地找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宣传部长不能犯错误，“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22日，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谈话。他说，我原来没有注意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8月19日，他在同文化部负责人谈话时又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在此期间，叶剑英、李先念都对邓小平的主张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表示了明确支持。
同年9月13日至20日，邓小平视察了东北三省和天津市，一路上多次发表谈话，进一步批评“两个凡是”，反复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大胆改革管理体制。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工作汇报后，在谈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问题时说，怎么高举?这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过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我们现在要实现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现代化。“如果毛泽东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
在谈到真理标准问题时，邓小平明确表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可是，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争论，“可见思想僵化”。他认为，根本问题就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
从7月底开始，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的一些部门，以及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军委直属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相继发表讲话或文章，公开表明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立场;一批老同志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理论界、学术界、新闻界站在讨论前沿，踊跃参与。这场讨论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表明真理标准问题已不仅是一个理论观点问题，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打破僵化”、“解放思想”的呼声越来越高，开始打破“两个凡是”和多年来盛行的个人崇拜的禁锢。这场讨论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党和国家历史性伟大转折准备了思想条件。
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共212人。
按照原来的设想，这次会议主要是讨论经济问题。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于11月10日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式上宣布了会议的三项议程：一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是商定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讨论这些议题之前，中央政治局决定，先讨论一下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明年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他特别说明：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动员全党同心同德，鼓足干劲，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中心思想。
实行工作重点转移是大家热烈拥护、一致赞同的。但是，在宣布会议议程时没有提到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思想路线转变的问题，也没有提到当时党内外普遍关心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的平反问题。而提交会议讨论的农业文件草案，仍然坚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抓革命、促生产”和农业学大寨的思路。如果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不解决，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对此，希望首先解决思想路线是非和重大历史是非的许多同志当然不能满意。
从11月11日的分组讨论开始，就已经有人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重大问题。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率先提出系统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陈云指出，对有些遗留的问题，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的。对此，中央应该给予考虑和决定。例如：所谓薄一波等61人是叛徒的问题;关于一些所谓自首分子的党籍问题;陶铸、王鹤寿等人的专案问题;彭德怀的问题;天安门事件的问题;康生问题。陈云提出的六个问题，实际上是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的重大问题，立即得到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的热烈拥护，大家群起响应，从而改变了会议议程。
在与会者的强烈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了上述意见，并作出决定。11月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接着，会议对真理标准问题上出现的意见分歧进行讨论。经过尖锐的思想交锋，一些对讨论真理标准问题有疑虑的同志思想有了转变，作了自我批评。大家还要求党中央对这场讨论明确表示态度，以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会议的讨论还涉及党的建设、国家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等问题。与会同志结合过去的惨痛教训指出：党和国家遭受灾难，主要原因就在于党内民主生活、国家的民主生活和社会主义法制受到破坏。因此，应当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恢复中央书记处，成立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加强党的建设;尽快制定各种法律，保证宪法规定的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保障。
由于会议的内容大大超出原定的议题，会期也超出原定的时间。12月13日，会议举行闭幕会，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分别讲话。华国锋在讲话中就“两个凡是”问题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他宣布，会后将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定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的方针和任务。
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振聋发聩地指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它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由于闭幕会上这些讲话的重要性，会议又继续进行了两天讨论。
12月15日，会议结束。在老一辈革命家的推动和绝大多数与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这次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打破“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为实现党和国家的历史性转折做了充分准备，为随即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
在已经做好各方面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有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出席会议。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及地方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华国锋在开幕会上宣布：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建议。同时审议通过关于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1979、1980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在中央工作会议充分讨论并取得共识的基础上，全会顺利完成了各项议程。经过认真酝酿，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9人为中央委员;选举陈云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邓颖超为第二书记，胡耀邦为第三书记，黄克诚为常务书记，王鹤寿等人为副书记，并选举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常务委员和委员。这时，虽然华国锋仍担任党中央主席，但经过这次全会，就体现党的正确指导思想、决定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实际作用来看，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12月22日，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公报指出：“全会认为，这次会议和会议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两个会议的整个过程中，大家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解放思想，畅所欲言，充分恢复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增强了团结。会议真正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会决定，一定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全会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并且立即动员起来，鼓足干劲，群策群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
在邓小平的领导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全会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