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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4月18日，太平军忠王麾下骁将、留守嘉兴之陈炳文在攻克海盐后，又攻克乍浦、平湖;23日，又自嘉兴进占石门。同时，太平军侍王李世贤部也由江西大举进入浙江。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深恐宁波被太平军攻占，便于5月8日命令英国海军“战斗”号舰长刁乐德克前往宁波。在给刁乐德克的训令中，何伯令其要使太平军明白，进攻宁波会招致外国武装干涉;同时，还令其帮助宁波清军部署城防，“采取一切办法、阻挠叛军攻占该城”。6月16日，刁乐德克与清朝宁绍台道张景渠会商宁波防务，由刁乐德克代拟守城八点计划，并于城上安设大炮12尊;同时，又照会乍浦太平军守将，威胁其不得进攻宁波。同年秋，忠王挥军进攻杭州，侍王李世贤部也连克诸暨、余姚、奉化，直薄宁波。
11月28日，何伯派科贝特乘“侦察”号舰由上海至宁波。29日和12月2日，英、美驻宁波领事等要求太平军余姚守将黄呈忠、奉化守将范汝增在进攻宁波时不要进入租界，不要伤害骚扰外侨，黄呈忠、范汝增分别应允。12月9日，黄呈忠、范汝增部太平军占领宁波，忠实履行不侵犯外国人生命财产的保证，对外侨表现十分友好，军纪严明。而英、法军政当局对宁波被太平军占领颇感失望，何伯在报告中称：“我们已用尽一切能力与办法以助清吏守卫此城，只余未用武力之一方法耳。……因清吏之孱怯与无能，以前这些办法均属无用。”失望之余，便寻事启衅，不论太平军如何友好善待，外国侵略势力总是以不友好对待之。外国侵略者屡次“劫夺太平军，撕毁太平军告示”，又划定租界边界，声称“绝不允许或赞成太平军对宁波外人居住地作无论何种性质的干扰”。未几，外国在宁波传教士忽然一律撤走，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居心叵测，谓“此一步骤将令我们与宁波太平军将来之关系，大为简单化”。而在英国驻华官员往来书信、公文中，对宁波情形更是信口雌黄，对太平军则极力诋毁，充满敌意。
1862年(清同治元年) 4月22日，当宁波太平军为欢迎膺封首王返回宁波的范汝增而鸣炮致贺时，有子弹落于英舰“斑鸠”号上。“斑鸠”号舰长克莱琪立即向太平军提出抗议。黄呈忠表示道歉，并保证“一俟查出肇祸者即当严惩不贷。望贵舰长可放心无虑”。4月26日，黄呈忠就此事致函英、法领事，表示道歉。同日，刁乐德克再次乘“战斗”号舰到达宁波。27日，他致函黄、范两主将，称：“顷接克莱琪司令转来大函，言及鸣炮行礼时子弹走火一事，……又接黄主将来函。我等对两函均感十分满意。”又称：“我军统帅极欲在宁波保持中立并与贵军建立友好关系。……请贵主将信任我方保证，我方决不采取破坏友好关系的行为。”但是，言犹在耳，第二天刁乐德克便突然忘记了自己昨日已经“十分满意”地接受了太平军的道歉，又致函宁波太平军守将称：“本舰长奉命率大军到此要求道歉。”他还要求太平军拆除城外炮台，撤走租界对面城墙上的大炮，并不顾昨天刚刚作出的“决不采取破坏友好关系的行为”的保证，威胁说，如果太平军在24小时内不满足这些要求，英军将予以摧毁并攻占宁波。对于如此厚颜无耻的背信行为，连英国国会议员赛克斯上校也认为“这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而刁乐德克要求之无礼苛刻，“凡血管里有一点点热血的人都不会同意这种侮辱的要求”。4月29日，黄呈忠复照拒绝了刁乐德克的无理要求，称：“倘彼此始终同守信义，则自能蠲除一二小嫌。至来函所称或将引起衅端一事，我国毫未虑及，我国决不违背友好之前言。炮台枪炮等断难撤除，倘贵国自行将我军炮台枪炮拆毁，则显系有意向我国开衅。贵总镇倘欲攻城，听之;倘欲击我军，亦听之;我军唯坚守自卫，决不首先启衅也。”5月2日，刁乐德克再度致函太平军主将，除前述要求外，又提出禁止任何人走上面对英舰的城墙及城外炮台，并称，如果拒绝，英国海军即封锁镇海，禁止一切外国船只进入内江。5月3日，黄呈忠再复文刁乐德克，拒绝拆毁炮台和撤除城上枪炮，但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做了让步，同意“将对江北岸之炮眼闭塞，并将该处之炮弹火药撤走”，并允诺禁止一切人登上城墙。但是刁乐德克不予置理，径自乘舰下驶，与清朝官员往返密商，随即于5月10日与清军联合攻占了宁波。
宁波事件是英国为寻求战争口实而由其强行制造的，它是根本无法和平解决的，因为英国的目的就是要制造纠纷而不是消除纠纷。这正如赛克斯议员所说：“如两主将当时果将所有大炮弃掷河中，(刁乐德克)必将又有别的新要求。”当时。英、法海陆军已在上海及其周围地区与常胜军、清军联台进攻太平军，在宁波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决心帮助清军重占该城。而宁波事件恰逢其时，因此尽管这一事件可以和平解决，但英、法是绝不能让它和平解决的。就这一点来说，宁波事件与1856年10月8日发生于广州的“亚罗”号划艇事件是完全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