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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清咸丰十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其中第三条规定，中俄双方应各派代表于1861年4月内会同勘定东部边界。1860年12月末，咸丰帝指派仓场侍郎成琦为钦差大臣，会同吉林将军景淳办理划分乌苏里江边界事宜。乌苏里江及松阿察河一段系以河为界，较易勘定，而兴凯湖至图们江一段，则是陆路边界，情况较为复杂。因此，经奏请咸丰帝谕准后，成琦、景淳照会俄国当局，约定双方主要代表会同勘定兴凯湖到图们江陆界，另派职位较低之官员勘定水界。
1861年6月7日，成琦、景淳一行到达兴凯湖西北，下营驻扎。11月，俄国全权代表滨海省省长卡札凯维奇、副代表布多戈斯基到达，率兵占据土尔河口。18日，双方开始会谈。谈判一开始，双方便在白棱河的位置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中俄《北京条约》规定，两国边界从松阿察河河源跨兴凯湖至白棱河河口，再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但清方各地图只有白珍河，并无白棱河;而俄方在谈判签订《北京条约》时所使用的地图，也只有白志河，没有白棱河。清方代表认为，白珍河即白棱河，可是卡札凯维奇一口咬定白棱河即是已被俄军占领的土尔河。而按土尔河划界，兴凯湖大部分将划入俄国。双方辩论良久，没有结果。19日至22日，俄方蛮横地向清方代表施加压力，企图迫使清方同意按土尔河口划界。他们先是无理地提出将位于中国界内很远的穆棱河流域作为“公共之地”，又蛮不讲理地要求“于珲春东岸设卡盖房，将珲春作为公共之地”。21日的谈判中，卡札凯维奇竟“按佩刀直视，意在以兵相胁”;22日至中方驻地谈判时，又“将枪兵向营门排立，按刀而入”，且因见中方代表拒不退让，遂竟以中断谈判相威胁。成琦等因见土尔河口已为俄军占据，又惧怕若谈判破裂，俄国会横生枝节，以武力侵犯，从此便无了局，故终于被迫屈服。6月28日，双方签订了中俄《勘分东界约记》，以作《北京条约》的补充条款，并签署、交换了《乌苏里江至海交界记文》。在勘界谈判中，成琦等携带了军机处旧存吉林将军所进呈的地图副本，但谈判中使用的却主要是俄方所绘制的作为《北京条约》附图的中俄东界地图，这些文件、地图又称中俄《吉林分界记文地图牌文》。
在勘界谈判中，卡札凯维奇以应勘界地区“荒僻危险，实难行走”为由，别有用心地建议双方依照和约在地图上用红线标明边界后便钤印交换，可将竖立界牌的任务交属员办理。成琦畏惧俄人，也害怕旅途艰苦，便表示同意。因此，在会议文件规定设立的“耶”、“亦”、“喀”、“拉”、“那”、“倭”、“帕”、“土”等界牌中，只有位于土尔河口的“喀”字界牌是卡札凯维奇和成琦亲自竖立的，其它地段的勘界、立牌则是在以后主要由俄国人主持办理的，其所依据的又仅仅是在小于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粗略勾划的红线。后来在这一段中俄边界产生的许多问题都与此有关。
进行了10天便草草结束的中俄兴凯湖会议是一次没有勘界的“勘界会议”，它不仅使沙俄在迫使中国割让大片领土的中俄《北京条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也使沙俄得以在后来的划界立牌中继续蚕食中国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