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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陈乔年,安徽省怀宁县人,一九○二年诞生于安庆,是陈独秀的次子,陈延年的胞弟。
乔年在故乡安庆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其间,他和哥哥延年也曾随叔祖父陈昔凡去过东北和北京,但为时甚短。大约五、六岁时,乔年开始入私塾读书,辛亥革命后才进新式学校。他自幼好学,勤奋攻读,孜孜不倦,又有叔祖父陈昔凡的指点和哥哥延年的帮助,因而学业进步很快。他在家乡求学六、七年,时间虽然不长,却已读过许多经史典籍,在国学方面打下了较厚实的基础。
从童年起,乔年就和哥哥延年生活、学习在一起,直到他留学回国后才分开。延年比乔年大四岁,兄弟俩的外貌和性格都不一样。延年的皮肤粗黑,身体壮实,不象一个读书人; 性格稳重倔强,平时沉默寡言,不苟言笑。而乔年却是皮肤白皙,身材瘦削,象个“白面书生”; 性格活泼开朗,喜说笑打闹,亦与延年恰恰相反。但是,这些差别并不妨碍他们在思想和志向上的 一致。兄弟俩既是童年的伙伴,又是革命的战友,亲密无间,患难与共。他们所走过的人生道路也几乎是相同的。
延年和乔年兄弟俩虽然从小受封建教育,但社会的黑暗却使他们对封建的制度产生了强烈的不满。而爱国的志士仁人为反抗黑暗社会所进行的前仆后继的斗争,又不断地启迪和激励着他们,使他们逐渐树立起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志向。在这方面,乔年的思想自然不如延年成熟,但是,由于他极尊重自己的兄长,因此延年对他有较大的影响。
一九一三年,其父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时,曾帮助都督柏文蔚举兵讨伐北洋军阀袁世凯,深为袁世凯忌恨。讨袁失败后,柏文蔚、陈独秀被迫亡命日本。袁世凯的爪牙倪嗣冲占据安庆后,即派人到陈独秀家搜捕其子,扬言要斩草除根。此时延年刚满十五岁,乔年才十一岁。幸好事先有人报信,兄弟俩及时逃往怀宁乡下躲避,才免遭毒手。这场风波,在兄弟俩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们从小便对封建军阀的残暴有了切身的体验,更加痛恨军阀的统治。
一九一五年,陈独秀由日本回到上海,开始创办《青年》杂志。他从上海写信回家,要延年、乔年兄弟俩到上海读书。兄弟俩亦早有外出求学的愿望,接到父亲的信后,便辞别自己的祖母和母亲到上海。此后,一直到他们牺牲时止,延年和乔年再也没能回过安庆老家。
乔年随延年到上海后,起初和父亲同住在法租界吉益里二十一号。延年入法国巡捕房附设的法语补习学校学习法语。乔年因年岁较小,则由父亲自教,同时也跟着哥哥学习。一九一七年,陈独秀应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赴京任北大文科学长,延年和乔年则继续留在上海求学,开始了独立的生活。不久,兄弟俩都考进了震旦大学,继续攻读法语,同时学习其他课程。
乔年和延年在上海时,生活主要靠父亲供给。父亲当时虽然已是闻名全国的人物,但因从事革命活动,收入不多,生活也不宽裕。父亲赴京时,曾嘱亚东图书馆从自己微薄的稿费中每月支付十元,给乔年和延年作学费和生活费。这点钱自然是不够用的。兄弟俩不得不节衣缩食,同时在读书之余,寻一点工做,以弥补不足。艰苦的生活丝毫也没有改变乔年那开朗而乐观的性格。当朋友们问起乔年,你们平时怎样吃饭时,他常常风趣地说: “啃上几块面包,如果塞住了,就浇上一点自来水,还不行的话,再加一点盐。”①
乔年对人热情诚恳,乐于助人,做事也十分勤快。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同他父亲陈独秀是世交。乔年在上海期间,常去亚东图书馆,与汪孟邹及其侄儿汪原放很熟,同店里的伙友也处得很好。他一到店里,总是立即卷起衣袖,帮助伙友们打包,送书,站柜台,开发票,凡力所能及之事,他都抢着去干,因此伙友都很喜欢他。有一次,他因打包时使的劲太大,竟把自己的裤带崩断。别人为他惋惜,他却毫不在乎地哈哈一笑,随手拣起一根打包用的麻绳熟练地搓几下,往腰里一束,代替崩断的裤带,一边束还一边说: “这可比裤带牢得多啦! ”②他的话引得伙友们大笑起来。
被帝国主义分子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实际上是中国劳动人民的“活地狱”。乔年和延年到上海以后,目睹“十里洋场”的种种丑恶现象,感触颇深。帝国主义强盗的飞扬跋扈,黄浦江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屈辱牌子,买办洋奴对其主子的奴颜媚骨,剥削阶级的穷奢极欲,劳动人民的贫困和痛苦,所有这一切,使他们对社会的黑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激起他们对现实生活更强烈的不满,并促使他们更努力地探求改造这黑暗社会的真理。
这时,以他们的父亲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动了一个震动全国的新文化运动。这一运动以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道德,介绍民主主义的新思想、新文化为主要宗旨,推动科学和民主的新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各种类型的新书刊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为了寻找革命真理,乔年和延年象当时的许多革命青年一样,如饥似渴地争相阅读各种新书刊,研究各种新思潮。这时,无政府主义的学说也流传起来。因其标榜反对剥削阶级的黑暗统治,主张实现人人平等,人人幸福的新社会,从而对乔年和延年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兄弟俩怀着极大的兴趣浏览了他们所能找到的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书刊,钻研了无政府主义的理论,误认无政府主义的学说是救世的“良药”,成为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
一九一九年一月,陈延年和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郑佩刚等人在上海组织了无政府主义的《进化社》 ,创办了 《进化》杂志,开展宣传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活动。在这方面,乔年虽然不如延年活跃,但他始终赞同和支持哥哥为宣传无政府主义,建立无政府主义团体所作的努力。他还协助哥哥将《进化》杂志及其他无政府主义书刊送到亚东图书馆和泰东书局出售。
同年五月,“五四”爱国学生运动爆发。乔年和延年虽没有直接参加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但他们支持广大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父亲陈独秀在北京因亲自上街散发革命传单而被捕,消息传到上海,兄弟俩不但没有因此而感到恐怖和畏惧,反而认为为革命作出牺牲是所有爱国的志士仁人应尽的责任,是十分光荣的。
(二)
一九一九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逐渐在全国兴起。陈乔年和陈延年也为这一运动所吸引,兄弟俩毅然决定赴法勤工俭学。
延年和乔年赴法前,父亲陈独秀已从北京返回上海。对于他们出国求学的计划,父亲是支持和赞同的。不过,陈独秀希望他们去俄国。然而,兄弟俩因信仰无政府主义,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有很多偏见,不愿听从父亲的劝告(当时中俄交通也未打开) ,仍坚持要去法国。
乔年经过上海的几年学习,已能熟练地用法语阅读和交谈。但他为了更好地适应出国后将要遇到的复杂环境,又利用候船出国的间隙,向亚东图书馆的汪原放学英语,并且学得非常认真。据汪原放回忆,当时乔年每天都要到汪原放那儿去一次,让汪原放教他几个英语单词,同时他又教汪原放学法语。大约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乔年便可以用英语进行简单对话了。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底,乔年和延年一起,登上了一艘法国邮船,离开上海,离开祖国,启程赴法勤工俭学。邮船经过四十多天的航行,抵达法国的马赛港。二月三日,兄弟俩来到法国首都巴黎。接待乔年、延年和其他勤工俭学学生的,是设在巴黎的华法教育会。华法教育会根据来法学生的不同情况,分别安排补习法语,或介绍到工厂做工,半工半读。
乔年、延年初到法国时,即在巴黎半工半读。当时,巴黎的生活费用十分昂贵。兄弟俩以每月一百二十法郎在凯旋门附近的哥伯凡街二十二号租了一间楼房。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利用房内原有的瓦斯炉自己做饭吃。在巴黎住了一段时间后,兄弟俩又迁至里昂,到里昂附近的一家工厂当翻砂工,一面作工,一面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正处于不景气状态,工厂开工不足,失业人口增加,法国一些工厂的资本家常常以无法销售的彩色明信片之类的东西发给工人,充抵部分工资。乔年在工厂做工时,也领到不少明信片。他不得不将这些明信片寄给国内的汪原放,托汪在亚东图书馆推销。乔年等勤工俭学生本来所得的工资就不多,又被资本家七折八扣,到手的便更少,很难维持起码的生活。尽管如此,乔年和其他许多勤工俭学生一样,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生活上遇到的各种困难,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勤工俭学。
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法国也有着较长的历史和影响。乔年和延年曾经满怀希望,到法国后可以进一步研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以便用以“指导”改造黑暗社会的斗争。然而,当他们在法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却使他们逐渐感觉到,无政府主义不但丝毫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和黑暗,反而愈来愈成为阻碍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绊脚石。在赵世炎、李立三等人的帮助和影响下,从一九二一年起,他们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并转而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在当时的法国,法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早已大批出版,乔年和延年的法语又较熟练,因此阅读研究甚为方便。他们在阅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有了新的理解,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无政府主义的尖锐批判,对他们启发更大。他们终于认识到,无政府主义是反动的空想,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真理。后来,乔年曾对自己的朋友回忆起自己的思想发生变化的经过说,当时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虽然都有巨大的抱负,却各有自己的思想倾向。他和延年是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一些人信仰共产主义,还有一些人则是俾斯麦铁血主义的信徒。尽管信仰不同,但大家仍经常聚集在一起对中国的前途和革命出路等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乔年还说: 当时法国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主要著作都有法文版本,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介绍俄国革命实际情况的书刊也很多。大家买到后,互相介绍,互相传看,争相阅读,……思想认识发生巨大变化。我和延年便逐步领会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空想,相信马克思主义了①。
一九二一年间,乔年和延年还参加了留法勤工俭学生进行的实际斗争。在斗争中,控制华法教育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褚民谊和当时中国的驻法公使陈箓等人勾结法国反动当局,对勤工俭学生进行残酷的迫害。特别是在九月勤工俭学生发动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时,他们竟然借法国反动当局的力量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一百零四人强行驱逐回国。这就彻底地暴露了无政府主义者口头上讲革命,实际上却在残害革命青年的反动真面目。这使过去曾经天真地崇拜过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的乔年和延年受到极大的教育,使他们真正看清了无政府主义的欺骗性和反动性。斗争实践使他们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乔年和延年从此不但从思想上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而且在组织上也彻底地与无政府派决裂。兄弟俩的思想转变,受到了共产主义者赵世炎、周恩来等人的热诚欢迎,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帮助。
一九二二年五、六月间,在周恩来、赵世炎等人的帮助下,陈乔年和陈延年先后参加了旅欧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的筹建工作,并出席了在巴黎郊区布伦森林召开的“少共”成立大会,成为“少共”的第一批成员。“少共”的领导机构设在巴黎十三区意大利广场附近的哥德伏化街十七号的一个小旅馆里,少共的领导成员赵世炎、陈延年以及陈乔年、王若飞等都住进了这一旅馆。
“少共”成立后,为了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进一步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批驳各种反对共产主义的谬论,创办了 “少共”的机关刊物《少年》。该刊物由陈延年负责编辑及刻写钢板,而赵世炎、周恩来等则是主要的撰稿人。陈乔年、王若飞等人白天仍去附近一家生产有机玻璃的工厂做工,晚上则回旅馆帮助延年印刷和装订《少年》月刊。为了将《少年》按时印出并装订成册,他们常常忙到深夜才休息。
在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陈乔年、肖三(肖子璋)等人结识了当时也在巴黎的越南革命者阮爱国 (胡志明) ,并通过他与法国共产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一九二二年秋,经当时已是法共党员的阮爱国介绍,陈乔年、陈延年、王若飞、赵世炎、肖三等五人正式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此后,乔年等人便经常出席法共的会议,按时过组织生活,交纳党费,还多次参加法共领导的群众示威游行,同法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并肩战斗。同年冬,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廖焕星带信,正式承认原旅欧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参加了法共的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组织中共旅欧支部。中共旅欧支部成立后,赵世炎、周恩来、陈延年被选为支部领导人,陈乔年等则成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第一批成员。
一九二三年初,陈独秀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四大”。当他得悉旅欧的许多同志的学习和生活遇到困难时,便决定分批抽调旅欧同志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征得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同意后,陈独秀便从莫斯科直接写信给巴黎。中共旅欧支部接到陈独秀的指示,随即研究决定派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王若飞等十二人第一批赴俄。
同年三月十八日,乔年同延年、世炎、若飞等一起,在周恩来的伴送下,离开巴黎,经比利时、德国去俄国。四月上旬,他们顺利抵达莫斯科,并进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
陈乔年到莫斯科,便立即感到自己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里的所见所闻和资本主义的法国及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完全不同,一切都仿佛颠倒过来了。剥削阶级已被打倒,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并且正在俄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勇敢战斗,辛勤劳动,为建立一个美好的新社会而不懈地努力。所有这些从未见过的新景象使陈乔年欢欣鼓舞,兴奋异常,也使他为共产主义奋斗的信念更加坚定。
陈乔年在莫斯科近两年的时间里,学习异常刻苦认真。他除集中精力听好“东大”开设的各门课程外,还经常和延年、世炎、若飞等人互相传阅学习笔记,交流学习心得,研讨各种问题。为了使自己能够直接译读俄文版的马列著作和各种书刊,他还抓紧一切机会,以惊人的毅力赶学俄语。“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他的顽强努力,终于在不长的时间里,较熟练地掌握了俄语。回国以后,乔年便成功地将列宁的《社会主义国际的地位和责任》一文由俄文译成中文,刊登在一九二五年出版的 《新青年》 杂志上。
一九二三年夏天,陈乔年等人来到莫斯科附近的瓦西钦诺村一个苏维埃农场歇伏时,他还和肖三合作,利用农事及学习之余,根据法文和俄文,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战歌——《国际歌》歌词译成中文。他们所译的歌词后来传到国内,为《国际歌》在中国工人和广大劳动人民中间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九二五年初,陈乔年奉中共中央之命,离开莫斯科回国。当时,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中心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已经揭开了序幕。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大批的革命干部。乔年回国后,立即被党中央派到北方工作,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三)
一九二五年春,陈乔年到达北京,旋即参加了中共北京地委的领导工作,担任北京地委的组织部长。在北京地委担任书记的是他留法留俄时期的老同学、老战友赵世炎。不久,赵世炎担任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陈乔年亦改任北方区委组织部长。那时,他才二十三岁,是北方区委领导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个。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北京和北方地区,是北洋军阀统治的大本营,是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中心所在。这里风云变幻,情况复杂,斗争异常尖锐。另一方面,党在北京和北方地区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曾有很大的发展。国共合作建立后,由于北方党组织和李大钊的正确领导,整个北方地区的革命运动也同全国一样,正在日益高涨。
陈乔年到达北京前后,北京发生了一连串重大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及孙中山北上和逝世。北方区委发动了国民会议促成会和悼念孙中山的政治运动,陈乔年在李大钊领导下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爆发了震惊全国和世界的“五卅”反帝爱国运动,使一九二四年以后逐渐高涨起来的中国革命运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北京虽然处于反动军阀的统治之下,但经过北方区委和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的发动和组织,工人、学生、市民,乃至郊区农民反帝斗争也出现了空前的盛况,有力地声援了上海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
同年十一月,由于原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国民军再度控制北京地区。鉴于整个革命形势的高涨和国民军倾向革命,李大钊、赵世炎等提出,联络国民军并发动北京革命群众,举行“首都革命”,以推翻段祺瑞反动政府。当北方区委正式讨论这一建议时,陈乔年冷静地分析了当时北方地区的敌我力量,认为北京的群众运动虽有很大的发展,但群众的组织还不够完备,尤其是群众自己的武装还未建立起来; 国民军虽倾向革命,力量亦不够强大,态度也不坚定; 而以奉系军阀为主的反革命力量,虽因郭松龄倒戈受挫,但由于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仍有强大的力量。因此,他认为举行“首都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应待时机成熟后再作考虑。但区委否定了乔年的意见,通过了立即发动“首都革命”的决议,并决定由赵世炎、陈乔年等组成行动委员会,以准备和指挥这一重大斗争。陈乔年坚决服从区委通过的决定,积极地参加了行动委员会的工作①。十一月二十八日,在行动委员会的直接指挥下,以推翻段祺瑞政权,建立国民政府为目标的“首都革命” 正式发动。几十万徒手群众在举行示威以后便按预定计划向段祺瑞执政府冲击,并一度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事先与我方有约的国民军背弃了自己的诺言,不但没有起来响应革命群众的正义行动,反而以武力保护段祺瑞执政府,使其免遭复灭。在这种情况下,“首都革命”遭到失败。实践教育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他们更懂得了没有人民自己的武装,要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实践也证明陈乔年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和意见是正确的。而他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所取的正确态度,更是令人敬佩。
“首都革命”失败后,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及当时在北京的瞿秋白等又发动和组织北京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推动革命运动继续发展。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二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无视中国主权,蛮横炮击我大沽口炮台。事后,日方却强词夺理,纠合英、美等八国驻华公使,向中国政府发出所谓“最后通牒”。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北方人民更是忍无可忍。三月十八日,北方区委领导北京各界二百多个群众团体,在天安门前举行了示威大会,会后,北方区委又组织了两千多人的请愿团,在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的亲自率领下,到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执政府“驳牒”、“逐使”。当请愿团到达铁狮子胡同执政府的东辕门,正准备推选代表进执政府要求面见段祺瑞时,段祺瑞的军警突然封闭了胡同的东西出口,并用机枪、马刀、刺刀等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执政府门前顿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群众死伤二百多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 “三一八” 惨案。惨案发生时,陈乔年正在请愿团的前面指挥队伍。他目睹反动派这一惨无人道的暴行,无比愤慨,不顾生命危险,立即会同李大钊、赵世炎等指挥群众退却。正当他全力指挥群众转移时,一个敌人突然挥刀向他刺来。他躲闪不及,胸前被刺伤,鲜血染红了衣衫。他忍着剧痛,继续指挥群众撤退,直到大家散去,他才带伤回到区委机关。同志们立即把他送进医院治疗。
乔年在医院只住了几天,没等痊愈,便出院继续为革命奔走,投入了更紧张的战斗。
在北方区委工作期间,陈乔年还对北方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了扩大党在北方的组织,壮大革命力量,他不断地深入到工厂、学校、机关了解情况,指导工作,发展党员,扩大组织。我党建立的时间不长,还处于幼年时期,党的组织也不甚严密。为严密党的组织,加强区委对各地党组织和党员的管理,掌握党的发展状况,陈乔年担任区委组织部长后精心设计了各种统计表格,发给各级组织使用,同时制定了组织工作制度,要求各级组织遵行,效果较好。后来,党中央还向各地介绍和推广了北方区委加强组织建设的经验。陈乔年也十分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为了加强对各级党组织的工作指导及对党员的思想教育,他和李大钊积极筹办了印刷《向导》和《政治生活》的印刷厂,使党中央和北方区委的这两个重要刊物及时在北京印刷出版。平时,乔年白天外出奔忙了一天,晚上还为党的刊物撰写文章,为党的训练班准备讲稿。斗争最紧张时,为使广大党员和群众及时了解政治形势和区委采取的对策,他常常为赶印宣传品而彻夜不眠。
陈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期间,始终朝气蓬勃,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无论斗争如何艰苦,工作如何繁忙,都不能改变他那热情开朗的性格和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据当时也在北方区委机关工作的夏之栩后来回忆说: “我们机关里经常赶印宣传品,我和另一个女同志担任刻钢板和油印工作。我那时年轻,最怕熬夜,夜里工作常常打瞌睡。乔年同志知道我们的毛病,在加夜班时,他常常一面写东西,一面陪着我们。他写完了文章,就帮助我们印文件。我们见他工作很繁忙,身体也比较消瘦,担心熬夜多了影响他的身体,劝他早点去睡觉。他听了就笑着说: ‘我可不呢,我去睡吗,恐怕还未睡着,而你们这些瞌睡虫早就呼呼睡着了。好吧,你们睡了,我也睡了,文件也就跟着睡了。这样,我们的工作也都睡着啦! ’ 他这一说,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我们的瞌睡也就跑了。”①正因为乔年对同志热情、风趣,经常给大家以鼓舞,因此,同志们都乐于同他在一起工作。
(四)
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党中央准备召开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陈乔年被选为北方区出席“五大”的代表之一。此后,他到了上海,并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时间。一九二七年四月底,陈乔年又去武汉参加了党的“五大”,被选为党的五届中央委员。“五大”以后,他即留在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代理李维汉部长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七月十五日,国民党汪精卫集团继蒋介石集团之后公开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大革命失败前后,陈乔年相继得到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等被反动派杀害的噩耗,异常悲愤,特别是他的胞兄延年的牺牲,更使他万分难过。但是,这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反而使他变得更坚强了。他把悲痛深深地埋在心里,决心化悲痛为力量,继承烈士遗志,竭尽全力去继续完成烈士未竟的革命事业。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和实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陈乔年参加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并在发言中对他父亲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八七”会议后,中央调他担任湖北省委组织部长。他与当时担任湖北省委书记的罗亦农等人共同领导湖北党组织和革命群众,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那时,武汉已完全处在白色恐怖之中,环境极为险恶。但乔年不畏艰险,坚持工作。他常常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大江两岸。后来,因工作过于繁忙,加之他身体本来瘦弱,患了伤寒病。同志们将他秘密送进汉口德国医院治疗。病愈后,乔年顾不得休息,又立即走上了斗争第一线。
同年秋,党中央机关从武汉搬回上海。不久,陈乔年亦被调往上海,担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在极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地下斗争。他和省委书记王若飞等不断地变换斗争方式,巧妙地和敌人周旋。他们秘密地深入工厂、机关和学校,联络同志,召开会议,部署工作。经过他们的努力,大革命失败后曾遭受严重破坏的上海党的各级组织得以迅速恢复和巩固。上海的革命力量亦开始重新聚集,为革命运动的新高涨准备了条件。
陈独秀被撤销党内的领导职务后,也来到上海。他并没有从大革命的失败和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反而走上了取消主义的邪路。陈乔年坚决反对他父亲这种错误观点。有一次,乔年和爱人史静仪去父亲的秘密住所看望父亲。谈话中,他对父亲提出了批评,说: “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你现在对中国社会性质等问题的看法也是错误的。”陈独秀不以为然,仍坚持自己的意见。谈着谈着,父子俩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结果只好不欢而散。乔年夫妇气得连饭也没吃就走了。陈独秀也很不高兴。乔年走后,陈独秀对当时在场的黄玠然说: “你看,儿子竟教训起老子来了! ”①
一九二八年春,正当陈乔年日夜为革命奔走,使上海和江苏地区党的工作不断前进时,不幸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二月十六日,江苏省委在陈乔年主持下于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与此同时,上海总工会也在酱园路开各区特派员及各产总主任联席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敌人突然包围了这两个会议的会址。结果,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等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机关的负责同志共十一人全部被捕。这是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继一九二七年六月以后遭受的又一次大破坏。
陈乔年等被捕当天被押在英租界新闸捕房拘留所,次日即被引渡至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拘押在天字监一号牢房。他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势难生还。但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丝毫的畏惧,也没有任何的懊丧。从乔年被捕的第一天起,他所考虑的只是如何继续顽强而又巧妙地同敌人作斗争。
起初,陈乔年化名王某,敌人没有发觉他的真实身分,叛徒唐瑞林也不认识他。狡猾的敌人为了探明乔年及另一个同志的真实姓名和身分,故意将叛徒唐瑞林也一起“捕”进监狱,并将其和乔年关押在同一间牢房内。唐瑞林入狱后,特别注意乔年的一举一动,并不时地寻找机会与乔年攀谈,企图找出破绽。但是,由于乔年十分警惕,敌人毫无所获。有一天,唐瑞林这个叛徒突然向乔年问道: “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 看你的口音很象。”乔年马上识破了对方的诡计,机警地回答:“我是中国人。”后来,狱外的党组织经过调查,查明了这个叛徒的真面目,并及时通知狱内的同志予以揭露,敌人才无可奈何地将这个叛徒撤走。
陈乔年等人被捕后,狱外的党组织多方进行营救。与乔年同时被捕的郑复他、许白昊等,也在狱中积极设法使乔年脱险。当时被捕的同志中,只有乔年和周之楚两同志是叛徒不认识的。因此,郑复他等人便计划由周之楚顶替乔年的职务,以骗过敌人,好使乔年早一点出狱。周之楚也十分英勇,愿以自己的牺牲来保全乔年的生命。但是,由于周之楚的父亲是个华侨大商人,他在国外得知儿子被捕,便赶回国内托人营救。结果,敌人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实姓名和身分,乔年也就暴露了。
乔年的身分暴露后,从狱中托人转告党的组织,请求党不要再为营救他费心和花钱,同时继续同敌人进行着英勇的斗争。被关押期间,敌人为了从他口中获得我党组织的活动机密,多次审讯他,并对他使用了各种酷刑。他却始终咬紧牙关,横眉冷对,使敌人的阴谋一次又一次受挫。同监的难友们见他受了苦刑,便同情地劝慰他,让他好好休息,他却总是淡淡地说:“吃几下耳光,挨几下火腿,受几下鞭子,算个啥? !”为了鼓励同志们坚持革命气节,他经常利用机会给大家讲故事,使同志们深受感动和启示。由于他的知识丰富,故事特别多,而且,每讲一个故事,不论是古代的还是当今的,也不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他总不放过机会,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进行无情的批判。
不久,敌人决定杀害陈乔年及郑复他、许白昊等三名重要的共产党人,便将其他被捕的同志与他们三人分开,从龙华监狱中迁出。当同志们同乔年告别时,乔年鼓励大家为革命保重身体,将来出狱后继续为党工作。大家对他即将被害十分难过,他却仍然乐观地说: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同志们问乔年: “你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 “对家庭毫无挂虑,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①
一九二八年六月六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的枫林桥畔英勇就义,时年仅二十六岁。与他同时遇难的,还有郑复他、许白昊烈士。
陈乔年的牺牲,使党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党员,革命失去了一名坚强的战士,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忠实的儿子。他牺牲后不久,党即在《布尔什维克》杂志上撰文悼念。他的英名和他的革命业绩将永远铭刻在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心中。
注释
①②1980年2月访问汪原放记录。
①彭健华:《悲欢离合,人世沧桑——陈乔年所述他家庭情况及其个人经历》(1980年5月)。
①1980年2月访问彭健华记录。
①夏之栩: 《回忆陈延年、陈乔年烈士》,载《中国工人》 1958年第9期。
①1980年5月访问黄玠然记录。
①桂家鸿1980年6月给本文作者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