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bygoogle = window.adsbygoogle || []).push({});
陈荫林，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党的创始人之一陈潭秋的胞弟，湖北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一)
陈荫林，名森，号荫林，湖北省黄冈县陈宅楼村人，生于1898年6月24日。兄弟姐妹共十人，八男二女，陈潭秋排行第七，陈荫林排行第八。他家原有少量田产，兼营织布业，家道小康。但到他父辈时，境况愈下，时有难以维持之虞。
陈荫林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7岁启蒙，就读于王店陈氏宗祠的私塾学堂; 后来，转学到聚星小学读书，他与陈潭秋同为第一班优秀生，当时就有“神童”之美称①。由于老师孙啸千教导得法，荫林也志趣甚浓，颇得学校师长喜爱。次年，孙老师离开聚星学校，硬将他带到他的家乡免费就读。1911年，陈荫林又转到黄冈东乡十区小学读书，也由于他勤奋努力，深受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的父亲、老教育家李卓候先生喜爱。在此，他长进更快。1915年，他带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和好奇的心理，离开黄冈，来到省城武昌找其兄长陈潭秋。
当时，陈潭秋正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预科攻读，他勉励陈荫林要学好外语。这年秋天，陈荫林考入武汉外国语学校学英语。1918年，陈荫林以优异成绩考上北京大学西语门英语专业学习。第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经过这次爱国运动的洗礼，陈荫林逐渐树立了立足教育事业，提高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唤起民众，振兴中华，报效国家的志愿。
1920年，在父母催促下，陈荫林与宋宗玉结婚。1921年秋，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武汉。这时，各校都增设了外语课，得知从北京大学回来一个高材生，便竞相争聘。陈荫林选定在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教英语，同时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和汉口启黄中学兼课。
陈荫林把从事教育事业看成是实现自己宏愿的好机会。他全力以赴的做好教育工作，除了认真教好外语，还常常利用课堂讲授和课余谈话向学生灌输文化科学知识与爱国主义思想。他以中华民族遭受列强欺凌，炎黄子孙备受屈辱的历史，激励青年学生发愤读书，拯救祖国，光复华夏。为了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学生，陈荫林住到校内，以校为家，与同学朝夕相处，深得同学们的信任与敬佩。
(二)
一学期之后，陈荫林的母亲和妻子从黄冈来到武昌，住斗笠营(司门口附近)的民宅内。为了照料母亲和妻子，陈荫林从学校搬到了斗笠营。当时，陈潭秋在武昌高师附小工作，负责中共武汉区委工作，甚是繁忙，无暇照料母亲，忙起来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母亲叫陈荫林搬到都府堤，和陈潭秋住在一起，便于互相照顾。但陈潭秋工作很忙，对家庭生活很少关心，兄弟俩还为此发生了一场争论。弟弟怪哥哥不管家务，哥哥劝弟弟要多关心国家大事。弟弟争辩说，办好教育，开发民智，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同样有益于国家。结果谁也没有说服谁。过了几天，陈潭秋借谈家常再向陈荫林进行启发教育。他对陈荫林说：我们家祖父为人厚道，虽曾中过举人，但他厌恶官场依势欺压百姓，不愿为官，力图从教育着手，兴家立业，富国强兵。老人家在乡间教书一辈子，但结果没有强国，也没有兴家。再说，我们家也曾开办过手工织布厂，想走办实业起家的路子，希望国富民强。世界大战一结束，列强的洋纱洋布又在我国大量倾销。我们家的手工产品，哪里是人家的对手，最后不得不破产。事实上，“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路走不通。不赶走帝国主义列强，不推翻封建军阀统治，中国的一切问题都得不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此①。这一席话，陈荫林听得入神，感到亲切。此后，兄弟俩的交谈越来越频繁，越谈越投机。从社会发展史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陈潭秋一次又一次的讲述，对陈荫林的帮助启发很大。
一天，陈荫林拿着一份报纸，找到陈潭秋高兴地说： “七哥，我很赞成你的这个意见，过去我就象你在这报纸上所说的那样，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呀! ”他把报纸递给潭秋，潭秋一看，原来是自己发表在1922年3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的一篇文章《私有制度下的教育运动》。文章指出： “在私有制度底经济组织之下，教育是决不能普及的，义务教育是决不能实施的”。他在文章中说： “我主张在现社会做教育运动，应当着眼在‘造就改造社会的人才’底上面。我很盼望现在热心做教育运动的人们赶快改变方针……应该向‘改造社会经济’方面进行”。
陈荫林接受了潭秋的意见，认识到改造社会经济制度是改革教育制度的根本。这年秋季新学年开学前，陈荫林辞退了各学校发来的聘书。武汉教育界同仁曾为此感到极大惊讶。
1921年10月，陈荫林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的工作。随后，他和李书渠被派到武昌徐家棚的粤汉铁路工人中开展工运工作。他们从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和工人子弟学校入手，接近和了解工人，向工人宣传革命思想。他除负责一些校务工作外，还兼教几节文化知识课。他深入铁路的厂、站，同工人促膝谈心，了解铁路工人的疾苦，启发工人们的阶级觉悟。通过实际考察，他看到了中国铁路工人的革命精神和蕴藏着的巨大力量，坚定了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陈荫林自幼爱好文艺，是戏剧舞台上的一个活跃分子，而且拉得一手好二胡。1922年暑假，他邀集了肖仁鹄等几位同乡，带领一批青年学生，来到黄冈农村，了解农民的生活状况。他们通过演文明戏的形式，向农民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在演出时，陈荫林身兼几个角色，既是导演，又是演员，还兼乐队伴奏。每次演出时，戏台四周坐满了看戏的农民。农民那种热情真挚的感情，深深激励了演员们的心，他们在表演时都极为认真。演出结束后，他又带领学生们广泛接近各阶层农民。陈荫林指着一户贫苦农民，对学生们说： 看到了吧，农村穷人真遭孽啊，住的茅屋四面见光，穿的衣衫有下衣没上衣，补丁加补丁，米缸中很少有隔夜粮，吃了上餐，愁下餐，真是如牛马一般! 通过近一个月的实地考察，使学生们深信在农村只有依靠贫苦农民，才能推翻封建统治的根基。尔后，这批学生中有不少成为湖北农民运动的骨干。黄冈县也成为湖北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县份之一。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成立全路总工会，为反抗反动军警的镇压举行罢工斗争，罢工指挥部设在江岸。陈荫林奔走于武汉三镇，联络工人群众，声援江岸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2月7日的这一天，他在江岸与铁路工人一道同反动军警进行了殊死的搏斗，直到最后才奉命撤离江岸。经过“二七”斗争的考验，陈荫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三)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国民党中央委派林伯渠到武汉负责建立国民党汉口执行部，在汉口日租界建立了执行部办公机关，指挥湖南、湖北、陕西三省的国民党党务。同年4月，董必武主持筹建了国民党湖北省临时党部，陈荫林参加了临时省党部的工作。中共汉口地委和武昌地委通过国民党这一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广泛地开展革命群众运动。陈荫林和一批农运特派员一起，被董必武派到鄂东、鄂南一带做农运工作。
1925年，湖北大旱，全省69县有64县受灾，大批田地颗粒无收，地主豪绅同官府串通一气，加紧向农民勒索，逼得广大贫苦农民卖儿鬻女，以树皮草根充饥。有些地方树皮、草根吃尽后，不得不以“观音土”填肚皮。广大农民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自发地起来抗租抗息抗税。在此基础上，陈荫林发动农民为“本身存亡起见，共起组织农民协会，以反抗土豪劣绅大地主”①。农协组织由此在黄梅、黄冈、汉川、黄安、枣阳等县先后成立。这是湖北农村组织农民协会的开端。陈荫林的家乡——黄冈县儒博乡、孙家咀、杨膺岭、回尤山一带均成立了农民协会。
1925年7月5日，国民党湖北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正式成立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陈荫林被推选为农民部长。会议通过了《农民运动决议案》，确定了开展农民运动的方针、办法。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在省党部内还专门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负责指导农民协会工作。
农民部在陈荫林领导下制定了全省农民运动发展规划，要求在“农民运动初期应特别着重组织、教育训练等工作，以培养农民的真实力量，准备为求解放而斗争”②。对农民的组织，规划强调要采取各种形式，从各个方面维护农民的利益。如，“农民职业的组织——农民协会、雇农协会等; 农民武装自卫的组织——如农团、农民自卫军等; 农民教育组织——如平民夜校、平民书报室、农村宣传团等; 农民经济组织——如消费合作社、信用协作社、积谷仓等”③。规划指出： “农民组织系统应分，村、区、县、省四级，尤其要注意基本组织(农村会)之巩固与发展。”①这个周密的规划，是在农村实际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订出来的。它为迎接全省农民运动高潮，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1925年年底，汉川、黄冈、黄安、黄梅、潜江、天门、崇阳等地相继建立了农民协会。陈荫林出席了在黄冈回龙山新庙召开的中共黄冈县党员代表大会，帮助建立中共黄冈县委、国民党黄冈县党部和黄冈县农民协会。这些组织的领导机关当时都设在陈荫林的家乡——黄冈县儒博乡陈宅楼村。
农民组织起来后，随即开展了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汉川县数千农民在农协会领导下举行示威，反对豪绅地主在大旱之年加租预收; 黄冈县农民在农协会领导下两次平粜; 何家冲、孙家冲和汪家畈等地百余农民举行了“百丈岩暴动”。他们打开大地主林如泰和林广西的粮仓，把粮食分给农民。与此同时，在黄梅、枣阳都有农民协会领导的农民斗争。
为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省农民部以省党部名义，召开了湖北省农协代表大会，有黄梅、黄安、黄陂、汉川、应城、枣阳等十多县的代表参加，会议正式成立了湖北省农民协会，选出了聂鸿钧等九人为执行委员，组成了省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省农协在中共湖北区委和国民党湖北省农民部的领导下，在全省开展了反对盐斤加价和反对复验红契的斗争，这些斗争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进一步推动了全省农民运动的兴起。农民运动不断的发展和斗争，触动了城乡封建统治势力的根基，统治湖北的军阀肖耀南、陈嘉谟等人，对刚刚起来的农民运动进行了镇压。1926年3月11日，省农协会受到了反动当局的查抄，省农协被查封，部分领导人被抓。与此同时，县、区农协和农运特派员，也受到搜查和追捕。
1926年春，中共湖北区委成立了以陈荫林、刘子谷和王平章三人组成的中共湖北省农民运动委员会，负责领导全省农民运动。三人的分工是：陈荫林主持省农委会全面工作，驻武昌; 王平章和刘子谷分别负责鄂东与鄂南，分别驻黄冈下巴河和蒲圻。接着，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第二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成立了以陈荫林、李子芬、蔡以忱、刘子谷、王平章等人组成的湖北省农民运动委员会，会址设在汉口堤街巷三号，由陈荫林的夫人宋宗玉带着孩子住机关作掩护。平时除陈荫林、刘子谷和王平章外，其他人一律不到这里聚会。新的农委会在陈荫林领导下，立即定出措施加强对各级农协的组织和领导。决定“派员巡视或常驻各县指挥，限期发展各县农民协会的组织，积极进行沿京汉与武长铁路的农民运动，积极进行附近城乡农民运动，积极进行乡村小学教师的组织”①。陈荫林还亲自深入到黄冈县巡视。
1926年，中共湖北党组织得知广州开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消息后，湖北省农委会派了20名农运积极分子去学习。当时广东是农民运动比较发达的省份，省农委还派出代表参加广东省农协召开的代表会，学习广东领导农运的经验。
在省农委和陈荫林的领导下，湖北的农民运动，到1926年5月，黄梅、黄冈、当阳、汉川、枣阳、黄安、黄陂、蒲圻、天门、应城和江陵等11县，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会员达到3410人，还有两处农民自卫团。另外，平民夜校、平民学校、农民俱乐部、消费合作社、农民讲演队、农民画报和农民读书室，在各地都先后出现，成为组织与发动农民的好形式。
陈荫林领导省农民部和省农协，为迎接北伐军做了大量的工作。地处北伐进军要冲的鄂南，当时是直系军阀部队的防地。为了骚扰敌人，农协会曾在敌军中秘密散发传单，揭露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劝告士兵不要为军阀卖命，一同起来打倒军阀。陈荫林还派刘子谷代表湖北省农民协会，参加了湖北全省各界人民欢迎北伐军代表团赴长沙，迎接和协助北伐军向湖北的进军。当北伐军进入湖北境内时，沿途各地农民协会都设茶水站，给士兵送茶、送水、送饭; 组织运输队，为部队输送子弹、抬送伤员; 给部队当向导，提供情报。北伐军走到哪里，就受到哪里农民群众的欢迎。
北伐军进占武汉后，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湖北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中共中央为加强对湖北农民运动的领导，特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调陆沉任湖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任命陈荫林为副委员长。省农协于1926年10月15日迁到武昌三道街旧道尹公署办公。
这时，湖北农民运动发展很快。据省农协统计，到1926年底，全省69个县中，有34个县建立了农会组织，其中有20个县建立县农民协会，入会人数达28.7万人; 到1927年3月初，全省建立县农协的有43个县，入会人数达80多万人，仅次于广东、湖南，成为全国农运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1926年11月，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委毛泽东来武汉筹备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即后来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陈荫林代表湖北省参加筹备工作。筹备初期，校舍、经费等都很困难，在这方面，陈荫林出力甚多。1927年2月底筹备就绪，3月7日正式上课。陈荫林主讲《关于农民运动的组织》。他以对农民运动的深入研究和实践，向学员阐明了农民协会的性质，组织农民协会的作用和目的。他指出：农民组织的“作用是集合同阶级各个人的意识，团结同阶级的各个人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进攻。”①他又指出：“农民协会的组织，是集合农村中被压迫的人们，共同向封建势力进攻，在这种政治斗争中，农民协会又是农村中的一个革命的联合战线。”②在这期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有200多名湖北省各县区农运骨干。他们学习结束后，大多数由省农民协会委任为特派员，指导各县区的农运工作。
1927年1月，陈荫林被选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被武汉国民政府指定为湖北省政府筹备委员会委员。
湖北农民运动迅猛兴起，使当地反动势力极为恐惧。他们造谣诬蔑农民运动，勾结驻军拘捕农会干部。在革命阵营内部也发生思想混乱。中共湖北省委为统一对农运的认识，扩大斗争规模，以显示农民群众的力量，稳定国民党左派，慑伏右派，决定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陈荫林被推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聘请毛泽东为这次大会名誉主席。陈荫林对筹备事项抓得有条不紊，2月17日、22日，先后两次召开筹备会议，检查各项筹备工作。
3月4日，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阅马场红楼胜利开幕，陈荫林被选为大会秘书长。4日上午，他代表筹委会向大会作了关于本次大会筹备经过的报告。5日，他代表省农协作会务报告。整个报告分三部分，详细阐明了湖北农民协会的起源和农民协会的现状及其将来发展，明确提出向土豪劣绅进攻的任务。这个报告真实地记述了湖北农民运动发展的全过程。他在报告中说： “湖北农协会并不是革命军克服武汉之后才有组织，在民国十四年九、十月间，即有农协之产生。”农民协会的产生，“第一原因，是前年天旱，湖北六十九县，就有六十四县受灾，农民生活艰苦，地主反积谷居奇，不但农民无粮购买，即有钱亦难于购得，逼得农民卖儿鬻女，用树皮草根观音土充饥，于是农民为本身存在起见，共起组织农民协会，以反抗土豪劣绅大地主; 第二原因是因为前年五卅上海发生大惨案，随后汉口广州发生同样之事实，城市之工人学生，都有激烈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之运动，因此革命潮流，由城市普及到乡村，激起农民参加革命工作，农协由此应运而生。”①关于农民运动的任务，他指出： “我们现在第一步向土豪劣绅进攻，以解放生活之压迫和束缚，但土豪劣绅用极其严厉的手段相压迫，我们亦当以极严厉手段反抗，我们如何将土豪劣绅打倒，在此次大会中，望各位代表特别注意讨论之。”②
会议历时15天，于3月22日闭幕，陈荫林被选为省农协会执行委员。在26日省农协第一次新执委会上，他被推为副委员长。同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为赣州、阳新死难烈士举行追悼会，陈荫林代表湖北省农民协会到会致悼词。他严厉谴责反动势力的罪行，号召革命党人坚决支持工农群众运动。3月下旬，陈荫林参加筹备全国总农民协会的工作。3月30日下午1时，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四省农协执委联席会议在武昌召开，陈荫林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并决定5月15日在武汉召开全国农民协会代表大会。
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于3月27日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当前农民运动的方向问题。陈荫林代表湖北省农民协会出席会议，并就湖北当前的农民运动情况作了汇报。他指出当前农民运动的“中心问题是乡村的斗争问题。”他说： “湖北农民代表第一次大会开会后，乡村即生政治斗争问题，未开大会以前，各县土豪劣绅都是向农民进攻，即开大会中间，各县如阳新、咸宁、远安、鄂城、蒲圻、圻水附近省城各县都来电报告运动情形。”陈荫林认为，我们对当前农民运动在乡村的斗争必须有这样的认识： “ (一) 乡村的旧有社会情形如何改革; (二) 消灭封建势力，流血的事，是不可避免的; (三)对于湖北的现状……以湖北全省看，完全是封建势力。”接着，他仔细分析了 “湖北劣绅较他处为甚的原因：“ (一) 湖北有租界，与帝国主义接近的机会多，习于压迫农民的方法;(二) 湖北反动势力向在北洋势力之下受其保护，湖北农民运动起来很迟，所以土豪劣绅敢于先行进攻。”他还着重指出：当前“最重要的就是扩大政治斗争问题，要农民能够打倒劣绅，各县农民便都要武装起来，故农民武装问题，是一个重要的要求”①。他的这些论述，无情地批判了当时对农民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指出只有扩大政治斗争，并使农民武装起来，才能推动农民运动向前发展。
湖北各县在成立农民协会的同时，还组织了农民自卫军。据统计，到1927年6月止，成立了县农民自卫军或农民自卫团的有汉川、武昌、汉阳、天门等20多县，全省农民自卫军或自卫团共有枪3000多支。1927年春，中共湖北区委开办了湖北农民武装训练班，学员均为各县农协选派的青年农民积极分子，学期为三个月，毕业后回各县筹办农民自卫军。湖北省党部还办了农民自卫军养成所。5月10日，陈荫林主持省农协第六次常务会议，决定成立省农民协会自卫部，统一全省农民自卫军的组织和指挥。
1927年春，蒋介石叛变革命，公开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捣毁革命团体机关。湖北各地的反动势力，也乘机向农会进攻，相继发生屠杀农民、捣毁农民协会的事件。陈荫林领导省农协同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4月22日，他主持省农协发出了讨蒋通电，表示湖北省150余万有组织的农民，决心联合全国革命同胞，拥护革命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决一死战，虽牺牲一切，亦在所不惜①。
5月间，湖北和长沙相继发生反动军官叛变事件。武汉汪精卫集团的反动倾向日益显露，并发出了限制工农运动的训令。5月底，汪精卫以所谓黄冈县铲除烟苗、妨碍税收为由，下令解散黄冈县党部和县农民协会。这是他公开打击湖北农民运动的信号。6月2日，陈荫林受省党部董必武的委派前往黄冈调查处理此事。经他实地调查，根本没有发现农民铲除烟苗的事。6月6日，他及时向省党部写了报告，驳斥了汪精卫等的谎言。据此，董必武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指出：所谓“黄冈县党部农民协会铲除烟苗，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①陈荫林还代表省党部和省农协，召开了黄冈县区乡党部和农协干部会议，宣布恢复县党部和县农民协会的正常工作。他的这些果断措施，沉重地打击了汪精卫集团和当地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
由于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的右倾妥协，对于日趋嚣张的反革命势力不敢发动群众进行斗争，致使革命局势日趋恶化，反革命势力日益嚣张。在湖北各地农村，反动地主、土豪劣绅公开向农民协会反攻倒算，许多派往县区的农协干部和特派员，遭到反动势力的暗害。面对恶势力向农民群众的进攻，6月19日至21日，在省农协第一次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上，陈荫林尖锐地指出：“现在是土豪劣绅猛烈向我们进攻的时期，我们要讨论怎样应付土豪劣绅的进攻。湖北农民运动，怎样在这个绝境里面找出一条新的出路。”②会议通过了政治、经济问题、武装问题等八个决议案，认为此刻决不是退让的时侯，我们一定要整齐步伐，向敌人展开猛烈的进攻。
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开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从此湖北农民运动转入了低潮。
在汪精卫集团叛变前夕，根据湖北省委的安排，陈荫林和刘子谷带领湖北农民武装训练班的学员，去江西找贺龙的部队。他们一行600多人，乘“农民号”小火轮，顺江东下，在九江追上了贺龙部队。遵照贺龙的指示，他们把湖北农民武装训练班的学员交给教导团。陈荫林和刘子谷则乘火车去南昌，参加南昌起义。7月20日左右，他们抵达南昌，立刻投入起义的准备工作。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爆发了。当时陈萌林在起义总指挥部的江西大旅社里，忙着传递各路进攻部队的战报。到天亮时，整个南昌被起义部队占领了。2日成立起义革命委员会，陈荫林被任命为工农委员会委员兼宣传科长①。
起义部队按原计划，于8月3日撤离南昌，陈荫林随起义军南下。起义部队总指挥部在攻下江西抚州后，决定成立两个宣传队。一队由陈荫林负责，另一队由刘子谷负责。宣传队每天随先遣队出发，了解部队所经之地的民情风俗，山势地貌，做群众宣传工作，准备迎接部队过境。8月初的南方，正是盛夏季节，骄阳似火，部队连续长途行军，生活异常艰苦。陈荫林在行军途中便已患病，但他仍一面坚持行军，一面坚持搞宣传工作，顾不上治疗; 后来实在走不动了，才住进瑞金医院。此时他的病情加剧，但缺医少药，抢救无效，不幸病逝。起义军指挥部将他的遗体安葬在瑞金城东南角墙脚下的一个基地上。陈荫林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一切，时年29岁。
作者附记：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除文中已经注明者外，还查阅了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市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武汉文物管理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纪念馆陈列室等单位收藏的有关资料和文献; 访问了魏文伯、孔原、刘子谷、郭述申、夏之栩、李文宜等老同志。
①孔原、魏文伯: 《怀念陈荫林同志》,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党史办公室。
①龚孟贤: 《陈潭秋和他的一家》,载《回忆陈潭秋》,1981年7月华中工学院出版。
①陈荫林:《全省会务报告》,载《湖北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日刊》,1927年3月8日,第五期第6页。
②③湖北省党部报告《湖北农民运动》,载《中国农民》第4期。
①湖北省党部报告《湖北农民运动》,载《中国农民》第4期。
①湖北省党部农民部《湖北农民运动实况》,载《中国农民》第9期。
①②摘自农讲所学员沈昌亚1927年3月19日记的听课笔记。此资料现存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陈列室。
①② 《湖北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之第三日》,载1927年3月7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纪要》,载1927年4月5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载1927年4月22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董用威(即董必武): 《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的发言》,载1927年6月13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②见1927年6月27日 《汉口民国日报》。
①见1927年8月3日江西《工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