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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鹏飞个人人物简介,对姬鹏飞的历史评价,姬鹏飞是怎么死的？
◎编撰者话
姬鹏飞1931年参加宁都暴动，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 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一直在华中、 华东地区从事政治和军事指挥工作，为抗日战争胜利和解放全 中国建立了卓著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在外交战线担任 领导工作，坚决执行毛泽东的外交路线、方针、政策，尤其是 在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实现中美两国关系开始正常 化，以及中日、中德（联邦德国）建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 为我国外交队伍的培养、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作出了显著成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 有力地指导了中国政府代表团与英国及葡萄牙政府的谈判，主 持了香港、澳门两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为我国恢复对香港行 使主权，收复澳门，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一
姬鹏飞，1910年2月2日（清宣统二年，农历己酉年腊月二十三日），诞 生在山西省临晋县 [1] 东张村。按当时习俗，他在家族中属邠字辈，长辈们给他 取名姬宏邠。
东张村离黄河仅四公里，与陕西省的韩城隔河相望。姬鹏飞的家乡虽然 归山西省辖制，但距省会太原有450公里之遥，而离陕西省省会西安却仅有 200多公里。因此，自古以来那里的民风习俗与西安相仿，经济、文化也大多 与西安交流与联系。姬鹏飞的祖父就是早年到西安谋生，靠着在城内景庆宫 附近开了一家盐店而发家致富的。
姬鹏飞的父亲名叫姬丰太，生于1885年，卒于1944年。他未继父业， 一生在家乡务农兼行中医。由于战乱频繁，又不善经营，家业在他手里败落 了。姬鹏飞自称家庭成分为“破落富农”。
姬鹏飞的母亲，只有姓，没取大名，村中人称她为廉氏。她终生务农， 操持家务，生一女二男，在姬鹏飞刚满周岁时，她便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他的姐姐名叫姬经女，没有读过书，先嫁到本县姚村，丈夫不久去世， 又改嫁到张家坡一户农家。姬鹏飞幼年丧母，除祖母照养外，多亏他姐姐抚 养长大，因此，他对这位姐姐格外敬重。解放后，他多次把姐姐接到北京小 住，待之如长辈。她于1988年去世。
姬鹏飞的少年时代，正逢中国社会大变动、大战乱。家乡的经济状况虽 不甚发达，但黄河沿岸的村民对文化教育比较重视。从6岁开始，他父亲便 送他到姬家祠堂读私塾，从“四书”“五经”中，他学到了一些诗文史籍，练 就了一手好毛笔字。8岁时，临晋县办了一所高等小学，他进了这所新型学校 学习国文、算术、修身等近代课程，扩展了知识领域。他格外刻苦用功，每 次会考，总列全校甲等第一名。
五四运动后，蒲州府指令永济、临晋、猗氏等六县联合办了一所初级中 学——蒲坂中学。不久迁到临晋县城北关后面的一座土庙内，离东张村很近。 1924年，姬鹏飞考进了这所学校。姬鹏飞由于家境日趋衰败，无力继续上学， 便伙同几个同伴于1925年离别了故乡，西渡黄河，到西安谋取生活出路。到 西安后，他先到一家盐行当学徒。为期盼着前程远大，鹏程万里，改名叫姬 鹏飞。
学徒的劳作和生活是异常艰辛的，甚至连店主的夜壶都要他每天清洗。 这远不是他追求的生活目标。两三个月后，他在大街上看到一家陆军医院招 收看护的招贴 [1] ，说入校后不收任何费用，姬鹏飞便毅然报名，经考试，被录 取。
这所陆军医院，是由中华民国西北边防督办冯玉祥的军队管辖。姬鹏飞 进入这所医院的医护学校学习后，不再为生活问题所困扰，专心致志学习护 理伤病员的知识。三个月后，便转入边学习边实践阶段。由于军队医院的特 殊需要，他对外科手术技能更用心学习并很快掌握。他的夫人许寒冰向来访 人介绍说：“姬老很会开刀为病人做手术。” [2]
1926年冯玉祥从苏联考察回国，在绥远省五原成立国民联军总司令部， 委派同他一起归国的中共党员刘伯坚担任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 [3] 。随后，中 共中央先后派遣陈延年、宣侠父、刘景桂（刘志丹）、魏野畴、邓希贤（邓小 平）等许多共产党员到冯部从事政治工作 [4] ，在中共党员和进步军官的影响下， 姬鹏飞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进步书籍。
他晚年回忆说：在冯玉祥的军队中当军医时，“我看过一些革命书籍，如 《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对我的思想产生的影响”。 [5]
1930年，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三支新军阀在河南一带混战，西北 军土崩瓦解。据家乡老人回忆，此时，姬鹏飞曾同永济、临猗籍的军人返 回家乡探视。后来，获胜的蒋介石将冯部第五路军3万余人收编为国民军第 二十六路军，委任孙连仲为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姬鹏飞又同同乡军人 返回军队，他到第十四军当了上尉军医。不久，他随军开到山东济宁地区。
1931年1月，第二十六路军奉命开往江西“剿匪”。3月底开到江西宜黄、 乐安地区。在第二次“围剿”中，该军的第二十七师先头部队与毛泽东、朱 德、彭德怀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一交手，其中的第八十一旅便被歼大半。8月中 旬，蒋介石又命令第二十六路军参加对中央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部队进 驻宁都及其周围地区。
进入中央苏区之后，映入姬鹏飞眼帘的却是另一番世界。尤其是那些砖 土墙上留下的用石灰水刷写的标语，更令他心动。“打倒帝国主义!”“打土豪， 分田地!”“欢迎白军的弟兄们拖枪来当红军!”“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 人!”“红军官兵生活一样，白军将校尉待遇不同!”等口号，使他和许多官兵 产生了共鸣。
这时，姬鹏飞联想到过去阅读过的《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及其他 进步书籍，产生了一股求知的欲望，他找来一本《政治经济学》偷偷地阅读 起来，被到医院探视的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发现了，这位旅长不仅没有表 示任何异议，反而朝着他微微笑了笑，这使他很受鼓舞。
第三次对中央红军的“围剿”以惨败而告终。蒋介石命令其他国民党军 队先后撤出中央苏区，独留下第二十六路军孤军在宁都一带驻守，显然是出 于他剪除异己的谋略，想借红军的手消灭第二十六路军，更加深了官兵的不 满。激起第二十六军广大将士义愤，仇蒋反日情绪日益高涨。
1931年12月14日，由共产党员、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和七十三 旅旅长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及该旅一团团长黄中岳共同策划的大暴 动爆发了。姬鹏飞也撕下国民党军帽徽、胸章，参加了暴动。他回忆说：“那 一天，赵博生把团长们都请去赴宴，当场都缴了枪，对下级士兵则是讲清起 义的道理，以自愿为原则，愿者举手留下，不愿者可以发路费开路。我举了 手，当时大部分人都留下了。” [1]
起义后的第二天，姬鹏飞被编入黄中岳任军长的红五军团第十五军任军 医处长。中革军委派来后来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左权任该军政治委员，刘 型任政治部主任，宣布实行军官不准打骂士兵、官兵实行平等等新型军队制 度。使姬鹏飞等医务工作者更为感动的，是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身着与普通 士兵一样的军服到医院来看望住院的伤病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 也到红五军团与官兵亲切交谈，姬鹏飞等参加暴动的官兵，第一次体味到共 产党领导的红军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二
宁都起义后，姬鹏飞所在的红五军团，先后参加了赣州、龙岩、漳州、 水口等战役。
水口战役是红五军团随红一军团在毛泽东率领下在福建省进行的。该军 团战士表现得异常英勇顽强。姬鹏飞带领的红十五军医院的医护人员，冒着 敌人的炮火，在前线抢救伤员。姬鹏飞、黄镇等对红五军团这段光荣历史， 记忆很深，他们在《纪念宁都起义五十周年》一文中回忆说：“部队面对优势 的敌人，英勇作战，顽强抗击，战斗十分频繁，生活异常艰苦，但是广大指 战员始终保持着高昂旺盛的战斗情绪。” [1]
1932年6月，红五军团回师赣南后，姬鹏飞由李青云、刘型介绍，在江 西省万崇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2] 。
1933年8月，红五军团原卫生部长陈义厚调任卫生学校校长，姬鹏飞升 任军团卫生部长 [3] 。
1934年10月，姬鹏飞又调任中央军委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不久，他带 着一个野战医院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野战医院在长征中的任务，除抢治伤 病员外，还负责收容掉队士兵，安置不能带走的重伤病员。
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乌江之后，1935年5月，他调任红一军团卫生部部 长。长征路程的艰难是难以想象的。姬鹏飞回忆说：“过雪山到山顶时，由于 空气稀薄，气候寒冷，有的坐下来喘口气就晕倒起不来了，我们医护人员还 得设法拖着他们走，照料他们过了雪山。”
1935年10月，姬鹏飞随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不久，调任中央军委后方 卫生部部长。三个月后，1936年2月，他接替黄克诚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 在隆冬季节，他领导卫生部机关人员，整顿陕甘地区的医疗卫生组织，建设 卫生学校，培训医疗卫生工作人员，并对东征部队提供药物做了大量工作。 西安事变后，姬鹏飞率中央军委卫生部全体人员，从瓦窑堡迁到延安。
1937年1月，姬鹏飞脱产到延安东郊桥几沟天主教堂旧址中共中央党校 学习。1938年5月，他又转到设在延安城北七八华里兰家坪的延安马列学院 第一期学习。
马列学院是当时延安的最高学府，由后来同姬鹏飞一起在外交部任副部 长的张闻天担任院长。与姬鹏飞同班学习的大约有七八十人，大多数人同他 一样，已在中央党校、抗大或陕公等短训班学习过，不少人是久经考验有资 望的红军高级指战员和地下党的领导人。李先念是他们班的党支部委员兼大 队长。
在马列学院，姬鹏飞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 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等六门课程。讲授政治经 济学的是该校副校长、经济学家王学文；讲授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是参与翻 译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 理论家吴亮平；讲授哲学的是哲学家艾思奇；《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西 洋革命史》分别由杨松和陈昌浩主讲；党的建设则由党的领导人刘少奇、康 生、陈云、李富春到校作报告。
自1938年5月至6月3日，姬鹏飞和全校师生一起，聆听了毛泽东的 《论持久战》的讲演。这个讲话使姬鹏飞大开思路，特别是毛泽东关于相持阶 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 艰难的路程”，“我之作战形式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兵民是胜利 之本”等精辟论述，使他对于抗日的战法，有了清晰的认识，对抗日前途充 满了必胜的信心。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闭幕不久，姬鹏飞奉命调新 四军工作，随参加全会的新四军领导人项英离开延安。
三
姬鹏飞改名吉洛，从延安出发，过西安，经湖北，南下长沙，然后又东 折到达安徽省泾县云岭村新四军总部报到。新四军军分会任命他担任新四军 后方留守处政治处主任兼新四军军医处政治协理员。后方留守处设在离云岭 村25公里的小河口麻岭坑。
姬鹏飞除了负责后方留守处的政治思想工作外，他把更多的精力用来辅 佐军医处主任沈其震和副处长戴季民两位名医开展医务建设工作。在云岭南 堡村小河口建立适合战时需要的军部医院。军部医院分为前方医院和后方医 院，均设有门诊部、化验部、手术室，能做一般性化验和比较复杂的手术。 后方医院还设有小型X光室，并有自己的发电机，晚上开刀做手术有电灯照 明。此外，医院还建立了病历和医疗护理、查房和病房管理制度。由于进行 了有效的思想教育，医护人员都能以饱满的热情从事医疗护理。史沫特莱女 士参观后评述说：“新四军的卫生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是真正为伤 病员服务的。真了不起，这是在中国见到的最好的军医院。”此外，军医处还 很重视部队的日常保健工作，对指战员经常进行卫生知识宣传，预防疾病的 宣传工作。
在这期间，姬鹏飞认识了从海外归来参加抗日的爱国华侨许寒冰。许寒 冰，原名许美容，1919年11月生于马来亚（今马来西亚），原籍福建，是父 母的独生女儿。抗战爆发后，她离开父母改名许寒冰从海外回国投身抗战。 几经波折，在皖南找到了新四军。在她的强烈要求下，虎将王必成把她留下 了，安排她在后方医院当会计。后经组织介绍，她和姬鹏飞结了婚。
1939年3月，周恩来到新四军总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军部领导 人共同商榷了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11月19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来电报，指示：“整个江北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 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 边决不应停止。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五万至 十万人枪。”并具体指示：“军部应输送大批训练好的青年及尽可能抽一些有 经验的中下级干部去加强苏北。” [1] 12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电给中共 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及项英等，再次指示：“在华中方面，以淮北之皖苏地 区为主要发展方向，”“应从江南酌派部队及干部增强之”。并指示：“皖南方 面抽一部分干部，要武装过江北，发展和巩固津浦南段地区。” [2]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总指挥陈毅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上述指示，于1939 年11月底从江南指挥部动身北上，到达扬中县，中心任务是组建新四军江北 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该挺进纵队是由叶飞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二路 （简称“江抗二路”，号称老六团）和管文蔚领导的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挺进 纵队（原称苏南丹（阳）抗日自卫团，简称“挺纵”）合编而成的。正式合编 成立的时间应是1940年春节过后的二三月间。成立时，陈毅任命管文蔚任司 令员，叶飞（改名聂扬）任副司令员，姬鹏飞（吉洛）任政治部主任，张藩 （张开荆）任参谋长。上述四人组成挺纵军政委员会，叶飞担任书记。延安打 来的电报称挺纵为“叶飞部”或“叶管部”。挺纵下辖四个团，一团长兼政委 乔明信；二团徐绪奎任团长，何光希任政委；三团梅嘉生任团长，李一平任 政委；四团韦永义任团长，刘文学任政委。不久，梅嘉生率两个营部队编入 陶勇领导的苏皖支队，直属挺纵的部队为一团、四团和纵队特务营。
新挺纵成立后，按照陈毅彻底“党化”挺纵的指示，姬鹏飞协助叶飞首 先抓干部队伍“党化”，提高干部的素质，把团、营干部调到军部教导大队学 习，连排干部由纵队办教导队集训，并从叶飞带过来的一团中抽掉一些骨干 去加强四团的干部力量。同时加强部队的军人风纪、列队动作、军人礼节和 作息制度的教育和整顿训练，克服军队中的自由散漫、纪律差、作风参差不 齐等旧军队作风，实行严格的内务条令和纪律条令，保证部队的统一指挥、 统一行动，做到有令则行，有禁则止。经过两三个月的整顿和训练，使挺纵 的政治军事素质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突击力量。
这时，中国的抗战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日军逐渐把主要兵力用以打击 在抗击日寇中逐渐壮大成长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当局也在1939年1月 举行的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 同年11月，国民党在五届六中全会上，更加进一步确定了“以军事限共为主， 政治限共为辅”的方针，并在1939年底至1940年二三月间，在华北掀起了第 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国民党顽固派将军事摩擦的重心由华北转向华中。新 挺纵要东进建立抗日根据地，扩大抗日武装，就必须面对日伪和国民党两方 面的压力。
面对错综复杂的抗战形势，毛泽东和王稼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 政治部主任）于1940年3月29日致电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明确 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摩擦受到严重失败后，加之我又增兵陇南，摩 擦中心将移至华中”，“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 电文还指出：“华中之皖东、淮北、苏北，为顽军必争之地。” [1] 后来，毛泽东 和王稼祥又给刘少奇等发电报指示：“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整个苏北 皖北淮北为我必争之地，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 [2] 。
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刘少奇，命令叶飞部开返苏北，“在苏北地区放手发 展，在今年内至少扩大两万人枪……韩德勤如妨碍我发展，须坚决消灭之。” [1] 同时，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项英、陈毅：“速令叶飞在北岸扩大部队，建立 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之反对。” [2] 叶飞、管文蔚、姬鹏飞、 张藩等听到传达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成立江都县 人民政府，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扩大抗日队伍。
5月17日，日伪军5000多人向挺进纵队所在地吴家桥地区发动进攻，叶 飞、管文蔚、姬鹏飞、张藩等率部冒雨与日伪军激战一昼夜，杀伤敌人大部， 守住了吴家桥。
吴家桥地区东西仅15公里，南北才10公里，地域十分狭小，如果日伪 一下子来数千人“扫荡”，我军难以回旋。于是决定转移到通扬河以北、宜陵 东北的郭村休整，以待时机。
郭村原来属李明扬、李长江的地盘，距二李的驻地泰州只隔两条河，约 15公里。为了团结二李，挺纵通过多种渠道并派人到泰州，向他们解释挺纵 只是暂住郭村，待机东进。但二李在韩德勤的支持下于6月下旬，竟向挺纵 发出最后通牒：限三日内退出郭村。
6月27日深夜，隐蔽在李长江二纵队政训处担任政训员的女共产党员郑 少仪，冒着生命危险，化装到郭村向叶飞、管文蔚、姬鹏飞等报告：韩德勤 已下达“一鼓而歼之”的作战命令。挺纵军政委员会和中共苏北特委负责人 彻夜开会讨论对策。在叶飞主持下，挺纵作出了分三步保卫郭村的作战部署： 第一步，顽军进攻锐气正盛，挺纵则采取短促反击的战术，挫其锐气；第二 步，顽军主力遭到创伤削弱，挺纵进行局部反击；第三步，顽军削弱到一定 程度，挺纵开始反击。
会议结束后，姬鹏飞马上下到团、营进行动员。挺纵全体官兵个个摩拳 擦掌，纷纷向党支部、挺纵党委送交请战书、决心书，并连夜修筑工事。同 时，姬鹏飞组织政治部干部配合当地党组织向广大群众传达挺纵军政委员会 关于保卫郭村的决定。郭村的老百姓听到消息后，立时沸腾起来，不分男女 老幼，主动出来抬土、伐树、运门板，帮助纵队修筑工事，做好各种迎击顽 固派进攻的准备。
28日，李长江纠合13个团的兵力，重重包围了郭村，轮番发起攻击。挺 纵则由叶飞在司令部负责总指挥，姬鹏飞、张藩下到团、营去指挥。
此时，陈毅在江南也得到李长江向郭村发起了进攻的消息，急令苏皖支 队司令员驰援挺纵。陶勇立即率部昼夜兼程一百多公里，直达郭村。
7月1日，在李长江部的第三纵队第八支队担任支队长的中共党员陈玉生 和在第二纵队第五支队四大队担任大队长的中共党员王澄，连长姚力，在前 线举行反摩擦起义，逮捕了李长江的亲信二纵队五支队长陈东生，俘获其支 队的重机枪连的全部人枪，战局急转直下。7月2日，挺纵由守转攻。经过内 外夹击，李长江在损失了大批人枪之后，全线撤退，围打郭村以失败告终。
7月3日，陈毅穿便衣北上到了郭村，挺纵叶飞、管文蔚、姬鹏飞、张藩 等召开欢迎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陈毅诙谐地说：“本来我是想骂你们的， 一个团和这么多顽军乱揪。不过，你们打得很好，我也不讲什么了。” [1]
郭村保卫战取得了胜利，使新四军在苏北站住了脚。姬鹏飞晚年回忆说： 主张保卫郭村的有叶飞、张藩和我，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要退出郭村， 在长江北就没有了立足之地。又说：打郭村，总指挥是叶飞，一打仗我就下 到团、营去 [2] 。管文蔚在其回忆录中评述说：郭村战斗能以少胜多，是和叶飞、 陶勇、张藩等正确的军事战术指挥和姬鹏飞、韦一平 [3] 等的坚强政治工作分不 开的 [4] 。
郭村保卫战结束后不久，7月8日，粟裕率领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老二 团、新六团渡江北上，把名称改为江北指挥部，陈毅、粟裕仍分别任正副指 挥，刘炎、钟期光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下属三个纵队。姬鹏飞所在挺纵 编为第一纵队，叶飞任司令员兼政委，他和张藩仍分任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 管文蔚调任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之后，陈毅、粟裕等决定挺进黄桥。
黄桥，它处于靖江、如皋、泰县、泰兴等县交会处，东可向南通、海门、 启东、如东发展，而只有控制通、如、海、启，才可以与新四军江南部队相 呼应，控制长江通道，威胁日军并切断韩顽与江南冷欣的联系；而且，盘踞 黄桥一带的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一贯勾结日伪，敲诈勒索，久失民心，战 斗力较弱。7月25日，陈、粟率部东进。韩德勤发觉新四军东进，即令何克 谦部及陈泰运领导的税警总团从南北两面夹击。
陈、粟对何、陈两支军队采取不同对策。对陈部在击溃其一部分兵力后， 便尽数遣还俘虏，送还枪支，以示联合抗日；对何部则坚决打击，姬鹏飞所 在的一纵，负责占领搬经，截断其后路；二纵负责占领黄桥东北地带；三旅 负责攻占黄桥及其以南地区。28日晚，利用夜晚，三个纵队在一夜之间都胜 利地完成了作战任务，歼灭何部主力部队2000余人。29日晨，解放黄桥。然 后，叶飞、姬鹏飞、张藩又率部相继攻克日伪据点西来庵镇和孤山，俘虏人 枪很多。
9月3日，韩德勤指挥其军队向黄桥发起进攻，决心一举消灭“盘踞分界、 黄桥一带之匪”。5日，其保安一旅占领了营溪。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决定由粟 裕为前敌总指挥，歼灭前来进攻的韩军。5日夜，一纵在叶飞、姬鹏飞、张藩 的指挥下，攻打营溪，一举歼灭了保安一旅两个团。
韩德勤又命令当过汉奸的张少华率保安九旅用“堡垒推进”的战术进驻 姜埝。叶飞、姬鹏飞、张藩接到粟裕的命令后，率部配合二纵与之激战，一 昼夜歼张部千余人，解放了姜埝。
9月30日，韩德勤下令将苏北新四军“聚而歼之”，决心在黄桥与新四军 决一死战。
10月3日，韩指挥部分兵力向黄桥扑来。4日，其八十九军独立六旅在 翁达率领下一马当先，进攻黄桥。担任突击力量的一纵，在叶飞、姬鹏飞、 张藩领导下，与王必成、刘培善领导的二纵相互配合，将独立六旅分割成几 段，经过三小时激战，全歼六旅，翁达自杀身亡。
5日上午8时，叶飞、姬鹏飞、张藩，又率领一纵，不怕疲劳，连续作 战，协同二纵、三纵，并肩作战，围歼韩顽第八十九军。经过一天一夜的冲 杀，彻底消灭了韩的这支王牌军。随后，又歼灭了第三四九旅大部。此至“黄 桥决战”取得了完全胜利。
四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于20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 的命令，并将所属部队扩编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原新四军第一、二、三 纵队依次改为新四军第一师一、二、三旅。姬鹏飞的职务由一纵政治部主任 改为一师一旅政治部主任，旅长兼政委由叶飞担任。
为适应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需要，1941年9月，相继成立中共苏中区 党委和苏中军区，粟裕任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一师师长和军区司令，下辖第 一、第二、第三、第四地委和四个军分区。（南）通、如（皋）、海（门）、启 （东）四县为苏中第四分区，由第一师三旅旅长陶勇兼任四分区司令员，姬鹏 飞调任三旅政治委员兼四分区政委。 [1] 1942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9月1日 作出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为了实 现党的一元化领导，撤销了各级军政委员会，由各级党委统一领导各级党政 军民组织，姬鹏飞接替向民任第四地委书记 [2] ，负责领导通、如、海、启即第 四地委的工作，他的军事副手为陶勇，党的副手为钟民，专员公署的专员由 季方担任。陶勇见到新上任的地委书记姬鹏飞说：“吉政委，往后分区事儿， 大主意你拿，冲冲打打的事我不偷懒。” [3]
姬鹏飞赴任之前，苏中区党委书记粟裕、副书记陈丕显及苏中军区政治 部主任钟期光对他作出指示：苏中四分区地处江海平原，面积4000余平方公 里，人口近300万。它东濒黄海、南面长江，与日军占领的上海、汪伪国民 政府所在地南京相距甚近，是苏中的前哨地带。因此，坚持四分区阵地，对 于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4] 。姬鹏飞自己的心情也 不很平静，他一接到这项工作后，心里一直在想：“在敌人占领的心脏地带， 在平原河网地区，能不能坚持原地斗争？” [5] 他带着党组织的重托，踏上了四 分区的大地。
1942年12月1日，汪精卫以“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出《民国 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决定把姬鹏飞领导下的南通附近地域列为 “苏北第一期清乡地区”。
姬鹏飞在与陶勇、钟民、季方等进行了紧急讨论后，于12月22日在南 通县十总店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各县、区委书心出席了会议 [6] 。姬鹏飞代表 中共四地委作了《贯彻苏中区党委南坎扩大会精神，投入“三冬运动”准备 反“清乡”》的报告。他指出，所谓“三冬”，第一是“冬防”，即在四分区立 即组建一支强大的藏兵于民的人民自卫武装，使“清乡”的日伪军陷入人民 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第二是“冬学”，动员全分区300万军民学政治，学文 化，学军事技术，提高打仗本领，同仇敌忾，准备以昂扬的斗争精神投入反 “清乡”斗争。第三是“冬耕”，组织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增强经济实力，以 充足的物资支持反“清乡”斗争。同时，姬鹏飞根据党中央和苏中区党委关 于精简机构的精神，在报告中提出，要对四分区党政军机构和人员实行精简 和调整。指导四分区扩大会议的粟裕深知进行精简工作的难度，他解释说： “我们精兵简政，正是为了坚持原地斗争，保存有生力量，而从积极方面去提 高我们斗争的力量，以节省人力物力，以便应付长期的战争环境。” [1] 姬鹏飞 随即号召：“必须按粟司令指示办!” [2]
会后，姬鹏飞抓紧时间落实会议的各项决定。到1943年春，全分区共组 织自卫队8万人，民兵3.6万人。这10多万群众性武装队伍，成为主力部队 的强大后盾。在“冬学”中，全分区共办冬校576所，群众2.5万人参加了冬 校学习，大大提高了军民抗敌的勇气和信心。在“冬耕”中，各级政府成立 了救荒委员会，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发放贷款38707万江淮币，发放救济粮 165万公斤。广大群众受了益，增强了斗争的信心。
姬鹏飞对精简机构抓得很紧很细。结果，分区和各县党政机关人员减少 了一半以上，区一级机关从几十人减剩下十人左右，并且把海门、启东两个 县合并为海启县。通过精简，机关实现了人员少、机构少、目标小、行动便 捷、工作效率提高的目的。同时，把减下的人员去充实基层，加强基层，提 高了基层组织的战斗力。
姬鹏飞特别关注海启县的反“清乡”的准备工作。3月23日，他和中共 四分区党委副书记钟民联名写信给中共海启县委负责人，指示他们要从“可 能成为‘清剿’、‘清乡’的主要目标出发来布置工作”，“切不可再有任何侥 幸的心理”。要把工作“一律转入战时状态”，要“一切为了战争，一切工作 必须服从战争”，这是“决定当前工作方针的基础”。因此要把动员工作“普 遍深入到党员、战士、群众各阶层人士中去”。在对内策略上，“一切应着重 于拉”，“团结一切可能参加反‘清剿’反‘清乡’斗争的人士，特别是中小 学教员与青年知识分子”；对于交通沿线可能为敌人占领的地方，“对两面派 工作，亦须做适当的准备”，“就即刻加紧进行争取”。 [1]
4月8日，日伪加紧部署对四分区的“清乡”。日军六十一师团团长、苏 北地区“清乡”现地指挥官小林信男与李士群签订了《苏北第一期清乡工作 实施决定》，确定4月10日开始“清乡”。11日，汪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 在南通成立，投入“清乡”的总兵力达到1.5万余人。
为了打破日伪“清乡”军与我主力部队决战的策略，姬鹏飞、陶勇、钟 民经过讨论决定，把主力部队的大部分暂时拉到“清乡”圈之外，留下少数 部队与自卫队、民兵相配合，分散与敌人周旋。坚决执行粟裕提出的“每月 每乡捕杀一个敌人”的战斗号召，采取“背猪猡”、“钓王八”、“扎粽子”、“赶 鱼进网”的灵活机动的方法杀伤日伪军。所谓“背猪猡”，就是派民兵或自 卫队在路旁，专候零星掉队的日伪军，用绳子迅速将其套住背走；“钓王八”， 就是割断敌人的电话线，引诱查线日伪军上钩。这些群众创造的游击战打法 很是奏效。反“清乡”开始后个把月，仅海东区耕南乡的民兵就消灭了50多 个日伪军。
同时，姬鹏飞根据粟裕的指示，领导四分区进行了群体性锄奸斗争。 1943年4月1日，姬鹏飞通过苏中第四专员公署宣布实行抗日戒严 [2] 。同日， 姬鹏飞批准专员季方和公安局长陈伟达联名发布了《苏中第四行政专员公署 反“清乡”期内紧急治罪条例》。《条例》宣布：为保护人民群众利益，惩治 汉奸、敌特的破坏，对“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特务，处以极刑，并授予 区级以上政府和民众团体以执行之权。
为了开展群众性锄奸斗争，姬鹏飞与陶勇、钟民经过研究决定，从主力 部队和公安部门抽调了一批富有作战经验的人员，每人配备了短枪，加上苏 中军区从一、二、三分区各抽调来的一个短枪排，组成精干的分区“政治保 安队”，群众称之为“短枪队”。各个县也迅速组建了短枪队。这些神出鬼没 的短枪队，经常化装成老百姓，进入敌人把守的据点，打特务，锄汉奸，仅 海东的一个区，在四五月间就锄掉汉奸多名，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弄得日伪“清乡”人员惶惶不可终日。
1943年5月初，日伪为配合“军事清乡”，从江南运来了500多万根毛竹， 从天生港向北到丁偃，转向东到掘港，一直延伸到海边鲍家坝；再由天生港 沿至东海边，并把这绵延数百里竹篱笆两边的高秆农作物全部砍光，在篱笆 外又修建了许多碉堡、瞭望哨；且在整个封锁线上，设立大小检问所150多 个，派了450人驻守，企图切断姬鹏飞领导的四分区与其他地区的来往。因 此，打破竹篱笆封锁线，便成为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一项突出任务。
姬鹏飞与陶勇、钟民经过仔细筹划，首先动员篱笆两侧的人民群众集体 “跑反”，使日伪找不到为他们插篱笆的人；当日伪强拉民夫插篱笆时，便派 党员、积极分子混在群众之中，组织群众或怠工，或浅埋，以利破击。然后 是白天插，晚上破，把篱笆搞得支离破碎。7月1日，姬鹏飞和陶勇组织了一 次破击竹篱笆的全区大行动，率领分区部分主力部队，指挥民兵和人民群众 万余人，从东起南坎，西至岔河，北起丁偃，南至天生港，在150公里的封 锁线上，锯电线杆、割电线、毁公路，人声鼎沸，日伪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 动。姬鹏飞、陶勇号令一下，破竹篱笆大军点起熊熊大火，一夜间把日伪三 个月惨淡构筑的竹篱笆毁坏殆尽。这就是名扬苏中的“火烧竹篱笆”。延安的 《解放日报》对四分区的这一胜利，在头版头条作了报道。
编查保甲，是日伪“清乡”之初祭起的又一大“法宝”。其基本做法是沿 用中国封建社会对付老百姓的做法：以十户为一甲，设甲长；以十甲为一保， 设保和工；一户“犯法”十户同罪，强迫户与户之间相互监视，相互告发。 对于这一企图离间群众、切断抗日党政军人员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恶毒做 法，姬鹏飞、陶勇、钟民等经过筹划，指示各级党组织深入群众，进行宣布 活动，讲明白伪编保甲的罪恶目的，提出“保甲册是阎王簿”，“册上录了名， 将来跑不成”，“保甲编成功，壮丁抽个空”等深入人心的口号，发动群众团 结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并警告为日伪编保甲卖力的人员，提出“谁编保甲， 人人可杀”。各地还组织了神枪手、狙击战，专打日伪编查人员。广大群众和 基干民兵，在四分区党委的领导下，在封锁区边沿开展麻雀战、伏击战、袭 击编保人员、捣毁伪保甲组织；在靠近日伪据点的地方，发动群众慢编、乱 编、假编，或把编好的门户牌烧掉。到9月中旬，全区编保甲活动几乎陷于 停顿。以至在以后的“延期清乡”、“高度清乡”阶段，日伪虽然再次提出“整 编保甲”，也未能奏效。
7月中旬，姬鹏飞在如皋刘家园召开了县委书记联席会议，总结反“清乡” 斗争的经验教训。姬鹏飞作了《三个月反“清乡”斗争初步总结与今后形势 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指出，敌人之失败首先是“军事清乡”之失败。 敌的战略企图是要歼灭我的主力，消灭我游击队，摧毁我主要机关及各种组 织。而敌人接二连三扑空，并随时都可能受到我之杀伤与打击，我则保存了 雄厚的力量，游击队活动更加活跃，保证了机关和各种组织的安全，敌人的 战略企图完全破产。在政治上，敌人编保甲也完全失败，群众对日伪的欺骗 宣传不攻自破，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更加提高。他又 指出，“清乡”是敌汪已定的“国策”，虽遭挫折，但不会改变，也不会放松。 他们把“清乡”的中心仍将摆在四分区，四分区仍是他们的主要对手。因此， 今后的斗争将更加尖锐，更加错综复杂，更加流动游击；“我们今后的斗争方 针，仍然是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展开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开展全面的对 敌政治攻势”，“在一定地区，运用适当的合法斗争，以打破敌人分期分区点 线式武装政治‘清乡’阴谋，争取反‘清乡’决定性胜利” [1] 。
1943年9月底，伪南京国民政府“清乡事务局”局长汪曼云赶到南通“视 察”，决定“延期清乡”三个月，10月中旬，“延期清乡”开始，日伪除在各 县出动一支以日军为主体的机动部队到处搜捕抗日军民外，还派兵在较大的 村镇构筑据点，加强军事“驻剿”。同时还调配大批宪兵、警察、特工人员组 成“武装特务突击组”，收买地痞流氓，布置大量坐探，建立基层特务网，推 行伪化措施。据不完全统计，从10月9日至21日，日军在南通就捕捉群众 560多人，使用活埋、剥皮、“点肉灯”、“戳钢针”、上电刑等多种残暴手段摧 残抗日民众。10月23日。山本机动队在石港镇土山脚下，一次就用马刀砍死 群众23人，把人头装在竹篮里示众。一些地方的抗日领导干部也遭到捕杀。
面对反“清乡”斗争出现的异乎寻常的严重反复局面，在中共苏中区党 委书记粟裕的指导下，姬鹏飞认真总结了未能及时击败日伪“延期清乡”的 教训，以中共苏中四地委名义，于1944年1月10日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斗 争方针给各县的指示》，要求各县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发挥各抗日组织的作用， 不断打击日伪，消耗日伪的有生力量，打破与阻挠日伪伪化统治机构的建立， 并加强运用各种隐蔽的辅助手段，麻痹、欺骗敌人，减少群众损失，保存有 生力量。强调在方法上要灵活采用激烈的与和平的方式、公开的与隐蔽的方 式相结合，以“达到坚持四分区抗日民主阵地与积蓄革命力量，熬过当前难 关，迎接反攻到来之目的” [1] 。
稍后，2月14日，姬鹏飞又在他主持的中共苏中四地委扩大会议上，作 了《第一期反清乡斗争基本总结》为题的报告，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和反 对日伪“延期清乡”的特点，着重指出了在新的形势下，“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是反‘清乡’斗争的一个主要法宝”，“在严重的反‘清乡’斗争中，没有群 众性游击战争的发展，坚持原地斗争是困难的，甚至不可能。”“同时在不同 的形势，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间条件底下”，要“适当的转变斗争方式，开 展必要的复杂斗争，以麻痹敌人，缓和斗争，减少群众损失，更好地配合游 击战争的开展，达到公开坚持斗争的目的。” [2]
会后，姬鹏飞领导中共苏中四地委各级组织，立即整顿遭受日伪破坏的 党、政、群组织，把一部分长期坚持在“清乡”圈内的部队和地方干部调到 圈外进行休整和训练。在游击斗争中，则根据日伪兵力高度分散的情况，组 织精干的武装，速战速决，打击日伪机动队，同时派出短枪队到伪化势力猖 獗的地区镇压特务、汉奸，此外，还组织力量，通过公开的、隐蔽的各种斗 争方式，胜利地开展了反抽训壮丁、反自首、反伪捐等斗争。由于斗争方式 既坚定又灵活，使反“延期清乡”斗争很快取得了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 伪的嚣张气焰，削弱和钳制了敌人的大批兵力，使四分区党、政、民经受住 了严重的考验。对此，中共苏中区委员会于1944年1月15日特致信给姬鹏 飞、钟民和陶勇，称赞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胜利“不仅是苏中党的一大 杰作，而且是华中党的一大伟绩”，“事实证明四区党委、四分区的工作，堪 称苏中的模范”。并号召“苏中全党向四分区学习” [3] 。
日军为了加强太平洋战场的兵力和对国民党发动战略性进攻，把苏中的 一些据点交由伪军防守。姬鹏飞等根据苏中区党委的指示，于5月及时作出 了《中共苏中四地委关于开展夏季对敌全面攻势的决定》，确定6、7两个月 对敌斗争的总任务是：“立即动员与组织全分区武装力量，号召开展夏季对敌 攻势”，以“打破其‘扩展清乡’的阴谋计划”，运用各种战术，“大力攻占薄 弱据点，并给运动中的敌人以歼灭性打击” [4] 。
为了开展夏季攻势，姬鹏飞、钟民、陶勇还决定：将主力部队立即转入 内线作战。5月19日夜，特务四团二营一举攻克童家甸据点。22日，东南警 卫团又拿下竖河镇据点。两次胜利的战斗拉开了反据点斗争的序幕。
6月26日夜，根据姬鹏飞与陶勇商量的作战计划，特务四团包围了日伪 的重要据点南坎，在3000名民兵的配合下，姬鹏飞和陶勇冒着枪弹策马指挥， 于翌日凌晨发起进攻，并命令刚在如中全歼日军100多名、伪军400多名的 七团在界河村预伏打援，结果此役不仅全歼了南坎据点的日伪军，还歼灭了 进入伏击圈的日伪军。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副师长叶飞、参谋长刘先胜、 政治部主任钟期光闻讯后，特联名发来嘉奖令，称赞：“如中胜利，南坎攻克， 捷音传来，全师共庆。两次大捷，对于打破敌汪‘扩展清乡’阴谋，意义重 大。” [1]
接着，姬鹏飞、钟民、陶勇又率领四分区军民开展了对敌秋季攻势，经 过夏秋两季攻势，前后攻克、逼退日伪据点69个，平毁碉堡200多个，毙、 俘、伤日军700余人，伪军2000多人 [2] 。
至此，苏中四分区的抗日斗争从反“清乡”转入对日反攻阶段。一场在 敌人心脏地带、平原河网地区开展的艰苦、壮烈的长达一年半之久的反“清 乡”斗争取得了辉煌胜利。它不仅直接有力地打击和挫败了日伪对四分区“清 乡”图谋，而且打破了日伪企图从四分区推向苏中以至华中进行“扩展清乡” 的罪恶计划，粉碎了日军由点、线占领扩展为面的占领的迷梦，挫败了他们 “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战略企图。为此，中共苏中区党委、苏中军区对 姬鹏飞、陶勇等领导的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胜利，特发嘉勉电报指出： “四分区工作是苏中最有成绩的”，“是中华儿女与敌寇作生死斗争的壮烈伟大 史诗，是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一页。” [3]
1944年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战胜日伪的野蛮“扫 荡”、“清乡”之后，已进入预备战略反攻。战斗在苏中的新四军，奉中央军 委的命令，由粟裕、叶飞先后率部分主力队南下，开辟苏浙根据地，准备大 反攻时直取南京、上海。这样，苏中的党政军领导班子作了必要的调整。1945 年4月19日，苏中分局批准陈丕显、管文蔚、姬鹏飞为苏中区党委常委，陈 丕显任书记；管文蔚任苏中区司令员，陈丕显任政委，姬鹏飞任副政委兼政 治部主任 [1] 。
8月15日，在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天，朱德总司令即向侵华日军总 司令冈村宁茨发布命令：在华东的日军，应由你派出代表至新四军所在地天 长地区，接收陈毅将军的命令。随后，管文蔚、陈丕显、姬鹏飞和苏中军区 副司令兼参谋长张藩，即分别向附近的侵华日军独立第九十旅团及伪军孙良 诚、陈泰运等部指挥机关发出通牒，限定时间要日军交出全部武装，伪军率 队反正，否则就坚决消灭之 [2] 。但由于蒋日合流，日军坚决拒绝向新四军投降， 很多伪军则摇身一变，变成国民党军。
8月下旬，管文蔚、姬鹏飞、张藩等鉴于日伪军拒不向我军投降，决定集 中兵力，攻打运河线上的兴化城，然后转向东台，相机收复盐城。
兴化，是苏中根据地中的一个钉子，城内驻守着伪二十二师及兴化县保 安团共6000余人，且城墙坚固，防御工事星罗棋布，城外四周均系水网地带， 易守难攻。8月26日，开始做攻城准备，管、姬、张亲赴前线指挥。29日发 起攻城战役，经过三天四夜激战，解放了兴化城。此役共毙伤日伪军700余 人，俘日军4名及伪二十二师师长刘湘图以下官兵5000余人；缴获各种炮64 门，轻重机枪122挺，其他枪3324支。新四军军部首长张云逸等发来电报祝 贺，予以嘉奖。
攻克兴化后，管、姬、张即率苏中主力部队转向东台，在兵团配合下将 盐城团团包围。据守盐城的伪军系张良诚之第四军，兵力约万余人，军长赵 云祥，其部队分驻盐城、伍佑、南洋岸、新兴场等几个主要据点，成掎角之 势，准备负隅顽抗。
姬鹏飞、管文蔚和盐城军分区司令员谢祥军组成指挥部，共调集苏中三 个旅与苏北四五个团的主力部队及地方武装共2万余人投入战斗。决定先消 灭由潘子明为师长、驻守在伍佑的伪三十九师。由于伍佑的地堡很多，火力 相当强，姬、管、谢等计划把潘部引出来，在运动中歼灭之。
为了实现这一作战计划，姬鹏飞和管文蔚亲自与被俘的、且思想有转变、 愿将功赎罪的一伪连长谈话，动员他混在被释放的士兵中，带着一封模仿赵 云祥笔迹给潘子明的信，命令潘带兵从伍佑的北门向北突围。那连长一口答 应，愿以此立功赎罪。
潘子明果然信以为真，不顾其参谋长的劝阻，于31日率部向北突围。进 入姬、管等早布置好的伏围圈。结果潘子明以下官兵1700多人被俘，500多 人被毙伤。苏中军区主力解放了伍佑及其附近的14个伪军据点，大获全胜。
稍事整顿后，姬、管等于11月8日发起攻打盐城战役。守城的伪第四 军军长赵云祥见潘子明大败，心里早已惶惶无主。在地下党员的有力工作下， 赵云祥愿意与攻城部队最高负责人见面，姬、管同意了他的请求。
11月10日晚9时多，姬、管在盐城北一户老百姓的家里会见了赵云祥。 经过谈判，赵云祥同意接收改编，率部起义。11日，姬鹏飞、管文蔚率部进 入盐城。16日，赵云祥依照双方达成的协议，按原建制撤离盐城，到东坎、 八滩一带进行整训，编成了三个团。这支起义部队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不少人参加了共产党。
五
1946年5月，国民党“还都”南京，随即部署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为准 备对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进行自卫，中共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于6月2日决定， 将姬鹏飞于1945年11月组建的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与苏中军区部队组成新 的第七纵队，由管文蔚任司令员，姬鹏飞任政治委员（1946年9月兼任中共 苏中区党委书记），戴心宽任副司令员，胡炳云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 ，下辖 第五十五、第五十七、第五十九、第六十一，四个团和一个特务营。
7月10日开始，华野获悉国民党军队将在三四天内分四路向如皋、海安 发起进攻。当时，粟裕、谭震林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共24个团，约4万人的兵 力，而进攻苏中的国民党第一绥靖区即有15个旅，连同地方杂牌部队，总兵 力近20万，双方兵力悬殊。
7月10日，粟裕决定集中第一师、第六师和七纵的主力部队，相机歼灭 宣、泰之敌。13日，发起总攻击。管文蔚、姬鹏飞在高庄指挥第五十九团攻 打佴家庄，第五十五团、五十七团进行打援。14日，国民党军第六十三旅两 个营自张甸、塘湾向佴家庄增援，均被五十九团击退。15日，七纵接到粟裕 的指示，要求立即派部队到林梓，阻击国民党从南通向如皋运动的部队。七 纵立即派骑兵排到如皋、林梓，与地方部队和民兵连夜抢修工事，占领有利 地形，为围歼这股国民党军队准备战场。16日凌晨，一师、六师和七纵部队 先后到达林梓，进入阵地。粟裕命令七纵正面钳制敌人，一师、六师分别攻 打敌人两侧迂回的部队。这一仗出敌不意，消灭了敌四十九师师部、二十六 旅全部、七十九旅大部及一○五旅、九十九旅各一部，共1万余人，其中七 纵消灭敌人2300余人 [1] ，打乱了国民党企图东西夹击华中野战军的企图。
宣泰、如皋两战后，国民党军队集中六个旅，在飞机、炮火掩护下，由 南、西两个方面合围海安。粟裕决定：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以创造新的战 机，命令一师、六师集中在海安东北地区继续休整，而令七纵唱主角，在海 安及其以南实施运动防御战。
30日上午，从如皋出发的国民党整编第六十五师第一六○、一八七旅， 整编第四十九师第一○五旅和整编第二十一师新七旅，在飞机、大炮掩护下， 向海安发起进攻。管文蔚、姬鹏飞、胡炳云冒着滂沱大雨指挥战斗。严阵以 待的七纵第五十五团连续击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经过四昼夜的殊死激战， 七纵胜利地完成了海安运动防御战的任务。8月2日深夜，按照粟裕的命令撤 出海安。而华野的一师、六师已在海安以北不到十公里的地方休整了半个月。 粟裕日后深有感触地说：“海安运动防御战从七月三十日打到八月三日，第七 纵队从苏中地方武装上升主力不久，补充了大量解放战士，所属四个团只有 一个团打过大仗。但是四天多的战斗，他们只用了三千多兵力，英勇抗击了 五万多敌人的轮番猛攻。敌人兵力集中，炮火浓密，但第七纵队作风顽强， 指挥灵活，奋战四天多，伤亡仅二百余人，杀伤敌人三千余人，创造了敌人 伤亡十五比一的新记录。” [2]
此后，管文蔚、姬鹏飞等又指挥七纵配合一师、六师进行了攻克李堡、 攻黄（桥）救邵（伯）等战斗，均取得胜利，到8月27日七战七捷，苏中战 役结束。
1947年1月下旬至2月上旬，华东部队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进行 统编，正式组建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新四军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的 番号同时撤销，七纵改为十一纵，管文蔚、姬鹏飞、胡炳云仍分任司令员、 政治委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辖管三十一、三十二旅 [3] 。从2月20日至23 日，十一纵根据华野的统一部署，配合山东主力部队进行莱芜战役，十一纵 采取长途奔袭办法运动到李堡地区，全歼守敌一个营，收复了李堡。
1947年11月上旬，为了策应刘邓、陈粟大军挺进中原，中共中央华东局 和华东军区作出决定，组成中共华中工作委员会和华中指挥部，任命管文蔚 为指挥部指挥，陈丕显为工委书记、指挥部政委（未随野战军行动），姬鹏飞 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第十一、十二纵队和华中地区 地方武装 [1] 。8月6日，管、姬指挥第十一、第十二纵和地方部队，在南（通） （赣）榆公路盐城至东台段发起攻势。7日，攻克盐南伍佐、南洋岸、便仓、 大团等国民党据点，歼敌一个团，10日，对盐城发起总攻，12日攻克，又歼 敌四个团。此役共歼敌7200余人，俘少将师长李铁民以下官兵2000余人，俘 保安团、还乡团3000多余人，使苏中、苏北解放区联成一片 [2] 。
不久，国民党军派遣整编第二十一、第五十一师加强沿江防御，命令整 编第四师从海安、整编第四十四师从阜宁等地南北对攻，于8月23日重占盐 城。管、姬等则指挥第十一纵、第十二纵于9月上旬分路从侧后向进犯的国 民党军出击。经过一个月的激战，先后收复泰兴、靖江、海门、启东、如皋 等县大部分地区，歼敌一部，再度切断通榆公路，收复盐城。
1948年春，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将第二纵队和第十一纵、十二纵会合 组成苏北兵团，韦国清任司令员，陈丕显任政治委员（未随野战军行动），姬 鹏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统一领导华东第一、第二、第五、第六、 第九军分区的对敌斗争。原华中指挥部相应撤销 [3] 。
韦国清率第二纵队南下，国民党首脑机关误认为华东野战军意欲经苏中 南渡长江，便匆忙从山东急调整编第七十二、第八十三师，又从大别山急调 整编第二十五师赴苏北增援，同时加强沿江防守。韦国清、姬鹏飞等决定乘 国民党军援兵尚未全部到达，部署尚未就绪，对二纵南下意图尚未判明之际， 即对淮阴、涟水地区国民党军的侧翼据点益林发起攻势。战斗从韦国清到达 的第二天，即3月16日发起，至14日拂晓结束，全歼整编第五十一师之第 一一三旅（欠一个团）并援军整编第七十二师一个营，共约7000人，其中俘 少将旅长王匡以下共2000余人。负责主攻的第二纵队由于缺乏河川地带作战 经验，亦伤亡2800多人。同时第十一纵队在第九分区武装配合下，攻克了掘 港（今如东县辖制）、三余、石港、吕泗镇等七个据点，歼敌一部。益林战斗 后，韦、姬等指挥第十二纵队乘胜攻克响水口、陈家港等据点，歼敌1300多 人。
济南战役后，姬鹏飞和韦国清等兵团主要领导人赶到山东曲阜，参加了 1948年10月5日至24日举行的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 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学习了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关于“军队 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讲话精神，重新讨论制 定了“淮海战役”计划。
10月11日和12日，中共中央军委连续对打好淮海战役向华东野战军下 达了作战指示：战役的第一阶段，是用七个纵队的兵力，将黄伯韬兵团围歼 在新安镇地区，以八个纵队阻击徐州东援之敌。韦国清和姬鹏飞率领的苏北 兵团为第一路（即东路、左翼），由赣榆县向南朝阿河镇前进，负责切断黄伯 韬兵团向海州、连云港东逃的去路，并配合苏北军区地方部队向海州、连云 港发起进攻，在收复海州后，再由陇海路南侧向高流、宿迁、睢宁前进，最 后到达徐州东南，准备阻击徐州东援之敌。
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8日上午，韦国清、姬鹏飞率苏北兵团进至 湖州地区待命。9日，粟裕电令，要求苏北兵团日夜兼程以迅猛动作越过陇 海路，向睢宁与徐州间的大王集、双沟镇方向急进，迂回堵击逃敌。接到命 令后，韦、姬立即改变原来部署，率领三个纵队以十二纵在左，十一纵在右， 二纵居中靠后跟进挥师向西南，从黄伯韬兵团南侧向前赶超。并要求第二纵 队取弓形前进路线抢占顺河集大船桥。苏北兵团全部顺利地渡过运河，于11 日进至宿迁。当日，华东野战军各纵队完成了对黄伯韬的包围。晚上，粟裕 令苏北兵团迅速沿海郑公路向大王集、双沟镇攻击前进，歼灭正从睢宁向徐 州撤退之国民党孙良诚之第一〇七军。
12日下午，苏北兵团之第二纵队五师进至刑圩附近马上包围了该部，限 令孙良诚于13日上午10时半以前全部放下武器，13日中午，二纵五师见孙 良诚无意投降，便缩小包围圈。14日上午8时，孙良诚率第一〇七军军部和 第二〇六师共6000余人，放下武器投诚 [1] 。
在黄伯韬兵团接近被歼时，华东野战军于11月21日又作出部署，命令 韦国清、姬鹏飞统一指挥第六、第七、第十、第二、第十三及中原野战军第 十一纵，南下阻击李延年兵团和直接配合中原野战军作战。 [1] 11月28日，蒋 介石命令杜聿明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撤出徐州，企图与黄维兵 团会合，退守江南。12月5日，淮海前线指挥部命令苏北兵团韦国清、姬鹏 飞指挥二纵、八纵、十一纵及鲁中南、两广纵队担负南线阻击任务。韦国清、 姬鹏飞接受任务后，经研究作出部署：兵力部署要形成重点，加大纵深；构 筑完整防御体系，加强反坦克措施；火炮集中于主要方向；抓住时机反击。 为了加强防御的稳定性，苏北兵团又设了第二道防线。
在韦、姬的部署刚刚就绪后，邱清泉便在大炮、坦克的掩护下，于7日 向苏北兵团展开了轮番攻击，企图打开缺口，夺路南逃。苏北兵团顶住了敌 军的攻击。14日，杜聿明不惜一切代价，集中精锐企图夺路南逃。战斗于上 午11时展开，双方战斗极为惨烈，韦、姬指挥的苏北兵团打退了敌人的连番 冲击，蒋军未能越过雷池一步。苏北兵团在南线阻击成功，保障了歼灭杜、 黄两大集团的胜利。战后，苏北兵团受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的嘉奖。
1949年1月19日至26日，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徐州东北的贾汪举行 了扩大会议，姬鹏飞参加了会议。2月9日，华东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野战军，下属四个兵团，共58.1万人 [2] 。姬鹏飞担任第七兵团副政治委员 兼政治部主任。 [3]
3月，在第七兵团王建安司令员、谭启龙政治委员和姬鹏飞率领下，第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军到达长江北岸，筹办渡江船只，组织渡 江训练。战前，三野赋予第七兵团的渡江任务，是从安徽庐江东刘家渡至安 庆西北棕阳镇，东西约75公里，从正面突破敌之江防，渡江后向宣洲、广德、 长兴方向挺进，切断南京沿海地区敌人的退路，然后进取杭州，解放浙江省。
4月21日，当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后，毛 泽东和朱德发布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王建安、谭启龙、姬鹏飞指挥的第七兵团在渡江前接到周恩来从北平打 来的电话：“你们七兵团一定要第一个渡过长江，在南岸登陆。毛主席今夜不 睡觉了，等待你们渡江成功的好消息!” [4] 第七兵团的先头部队于20日21时 15分，一举攻占了新洲、紫沙洲，突破敌人的长江防线，击退了敌人的多次 反扑，占领了滩头阵地。22日，中共中央军委发来贺电，祝贺第七兵团、九 兵团渡江成功 [1] 。23日，东兵团解放南京，蒋家王朝宣告覆灭。24日，王建 安、谭启龙、姬鹏飞指挥第七兵团冒雨直奔浙江省会杭州。5月4日傍晚，姬 鹏飞等进驻杭州市 [2] ，他兼任浙江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3] 然后，第七兵 团继续向蒋介石的老巢浙南、浙东进军，胜利地完成了解放浙江的任务。
六
1949年11月，姬鹏飞接到中共中央的调令，让他到刚成立的政务院外 交部报到。他不想离开部队，离开生死与共的战友，他跑到上海去找老上级 粟裕倾述心情。粟裕告诉他，新中国成立了，外交战线需要人，要执行命令， 赶紧动身。
姬鹏飞回到杭州后，便和夫人许寒冰带着一个警卫排立即动身，12月赶 到北京 [4] ，暂住进前门大街大栅栏的新华饭店 [5] 。当他到东单外交部街33号 的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报到后，便得知同他同时调入外交战线工作的还有耿飚、 黄镇、王幼平、谭希林、曹仁祥、倪志亮、彭明治、韩念龙等。使他极为感 动的是，他还得知，是周总理亲自“点将”调他入部，拟让他出任新中国首 任驻英国大使。
当新中国的第一批大使基本到齐之后，姬鹏飞参加了由外交部常务副部 长李克农主持的外交业务培训班，学习外交工作的“ABC”。他听了外交史、 国际法、外交特权与豁免及外交文书等讲座，参观了各种外交文书展览。使 他饶有兴味的是，周恩来安排他们到中南海勤政殿观摩了毛泽东接受东欧某 国大使递交国书的仪式。仪式结束后，毛泽东特地接见了这批大使。毛泽东 对这些刚脱下军衣的外交官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大使，大都是从部 队征调来的高级干部。外交工作是政治斗争，武仗不打了，文仗还要打。要 好好干，耐心干。你们都是将军，虽然不懂外语，但是派你们出去，我们很 放心，因为你们跑不了。 [1]
培训期间，周恩来几次给这批大使作报告，讲述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新 中国外交工作的性质和方针政策，解答培训班提出的疑难问题。他特别嘱咐 姬鹏飞等，现在你们脱了军装搞外交，中央相信，无论把你们派到哪个国家， 你们一不会跑，二不会怕，三是组织纪律性强。他再三叮嘱：外交工作授权 有限，要注意多请示汇报，一定要加强组织纪律性，要注意学习驻在国语言， 注意学习驻在国长处，要重视调查研究，勉励大家当好国家代表和友谊使 者。 [2]
培训班快结束时，外交部正式公布了去各国的大使、参赞、秘书的名单。 唯独姬鹏飞未能最后确定。因为英国政府虽然承认了新中国，并表示与台湾 当局断交，但在联合国中仍然支持蒋介石台湾“政府”占据的席位。这样， 姬鹏飞不得不耐心等待，直到1950年9月，中央政府才公布毛泽东任命姬鹏 飞为我国首任驻民主德国大使及外交使团团长的决定。
10月3日，姬鹏飞便和夫人许寒冰、参赞王雨田、景林以及李迂安、齐 怀远、宋之光、许文益等一行12人，飞离北京，6日到莫斯科，然后乘火车 于11日到达柏林。姬鹏飞等一走出火车车厢，就受到民主德国副总理努士克， 内政、工农及商供部长、群众代表和华侨代表，以及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驻民德使节的热情欢迎。当天的民德报纸也报道了姬鹏飞到任的消息。
12日，姬鹏飞拜会了民主德国外长窦丁格，然后，赴总统府向皮克总统 递交国书并致颂词，转达了毛泽东主席向总统的问候。1953年11月，苏联管 制委员会撤销后，民主德国和我国双方的代表机构改称大使馆，双方的使节 也改称全权大使，姬鹏飞再次向皮克总统递交了国书。
为促进友好关系，民主德国政府决定于1951年6月举办德中友好月活动。 姬鹏飞请国内派一中德友好代表团参加活动。5月31日，以中央人民政府委 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为团长的中国人民代表团抵达柏林，姬鹏飞全 程陪同沈钧儒等参加德中友好月活动，如出席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主 席举行的盛宴；皮克举行的招待会；参观中国艺术展览会、民主德国医学研 究所、西门子、勃拉尼亚工厂、科学院土壤实验场。在波茨坦、哈勤城、马 格德堡等地，先后有50万人听了代表团的报告。
1954年7月23日，周恩来在参加日内瓦会议后，应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 渥的邀请，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身份，对民主德国进行首次访问，姬 鹏飞作为代表团成员与张闻天、乔冠华、陈家康等陪同周总理进行访问。
姬鹏飞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与民德总理的会谈。在随同周恩来参观李卜克 内西变压器厂、马克思展览馆、游览柏林市容时，看到民德人民夹道欢迎、 万人空巷的场面，很受感动。他在《出使民主德国纪事》一文中感慨地说： “我是第一次亲身参加周总理的访问活动，总理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深深 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他白天参观、会谈，晚上也进行活动、研究问题。他房 间的灯整夜整夜地亮着，一连三天总共只睡八个小时，随访的家康都顶不住 了，可总理依然是那样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地工作着。这使我深受教育，感 动不已，激励我们献身祖国的外交事业。”
送走了周恩来总理之后，姬鹏飞便开始准备迎接陈毅副总理参加民德国 庆五周年活动。陈毅副总理在民主德国，除了参加民主德国成立五周年庆典 之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还“对整个德国的情形作一番考察研究” [1] 姬鹏飞 陪同陈毅在民主德国访问了两周。陈毅还邀请来自联邦德国的教授、艺术家、 工人代表进行了交谈，对整个德国工业恢复程度、科学技术水平、产品竞争 能力、外国驻军状况、知识阶层情况等一一作了缜密的考察。
姬鹏飞还为以郭沫若为团长的“和大”代表团，以冯文彬为团长、包括 战斗英雄和文艺工作在内的数百人组成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及其他杂技团、文 工团访问民德及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等活动，都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民 德方面也先后派出包括民德总理格罗提渥在内的近20个代表团访问中国，姬 鹏飞事先对这些代表团的活动，都进行了周到细致的安排。
在民德，姬鹏飞还以相当多的精力从事促进两国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交 流活动。民德对我国在经贸和科技方面是开放的，经过协商，双方签订了经 济贸易和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合作和交流协定。根据协定，民德在我国援建 的较大项目有北京电子管厂、石家庄华北制药厂、保定胶卷厂。我国也尽力 支援民主德国的经济建设，如该国制造人造黄油所需要的大豆，80％靠我国 供应。
1955年1月，姬鹏飞奉调回国工作，民德总统威廉·皮克当面称赞他是 中国政府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并授予他一枚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荣誉勋章。周恩来也对他的建馆工作予以表扬，张闻天、黄镇、耿飚等驻 外大使曾到驻民德使馆参观取经。
七
1955年1月中旬，春节前夕，姬鹏飞偕夫人许寒冰经莫斯科回国。同车 回国的还有驻苏大使张闻天。
春节过后，姬鹏飞马上到外交部上班。实际上，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他 回国之前，已于1954年11月即确定他担任外交部副部长、党组成员 [1] ，张闻 天回国后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56年6月1日，中共中央又 决定姬鹏飞任外交部党委常委、副书记 [2] ，1959年他开始担任外交部常务部 长 [3] 。
从到外交部任职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姬鹏飞主管过人事干部、总务、 领事司、礼宾司、第二亚洲司、非洲司等方面的工作，大部分精力用于外交 部内务的建设和管理上。外交部副部长姚广回忆说：“姬老受到毛主席、周总 理、陈老总、李先念、邓小平的信任，是他们的得力助手”，他是外交部“多 年的主管，是部的核心人物之一” [4] 。
姬鹏飞到外交部任职时，恰逢国家经济建设处在第一个高潮，外交工作 也处在大发展时期，我国同外国的交往日益频繁，同我国建交的国家也越来 越多，外交干部的培养和基础设施（包括使馆用房、办公用房、宿舍）的建 设都亟待扩大。经过几次部业务会议讨论，从1955年下半年起，外交部加强 了基础设施建设。
6月开始，姬鹏飞开始抓外交学院的建设，用以专门培养各类外交干部、 业务人员和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 [5] 。外交学院筹建时，他和张闻天亲自到阜 成门外选择建校地址、研究建校方案、选调干部和教师，经过一年多的筹建， 外交学院于1956年建成，开始招生。除轮训外交干部，学校从高中毕业生中 招了一部分学生进行培养。由于外交工作的特点决定，这种类型的青年学生 由于年轻缺乏社会知识，不能适应工作需要，后来姬鹏飞提出外交学院提前 在全国招生，招收大学本科毕业的文科学生，学习一至两年，获得研究生资 格之后再分配工作。这样连续了几年，为外交战线培养了一批合格适用的专 门人才。同时，外交学院还举办过青训班、青工班和少数民族班，为外交工 作培养各种业务人员。
为了总结几年来驻外使领馆的工作经验，进一步明确驻外使领馆的任务， 改进工作方法，1956年3月，在姬鹏飞领导下，领事司召开了驻外使节会 议 [1] 。在这次会议上，张闻天、姬鹏飞起草了《关于执行我国和平外交政策中 的一些问题》和《驻亚洲国家使馆交际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两个文件，明确 驻外使馆的主要任务是：在政治上代表国家进行对外交涉、谈判、缔结条约、 参加国际会议，以及处理同其他国家在斗争和合作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 各方面的事务。并且作为国家的耳目，了解驻在国及其他有关情况。为达到 上述目的，要求使领馆要以调研工作为基础，交际范围尽可能扩大，只要有 可能和有利，应该同最大多数国家的人物发生接触和联系；在资本主义国家 和民族主义国家，应该特别注意开展同驻在国各种倾向的上层人物的接触和 来往，善于和他们交朋友，在同我国关系较差的国家里，更应注意这一点 [2] 。
建国初期，各国驻华使馆，大半用的是清朝的旧王府或其他官员的官邸； 外交部的办公楼设在北京火车站东站北面的旧外交部街，地方不大，办公室 狭小，即使是副部长也是两个人合用一个办公室，姬鹏飞和耿飚就是挤在一 间办公室内桌靠桌、面对面办公，工作起来十分不便。姬鹏飞到外交部任职 不久，周总理就指示成立总务司，指定杨琪良为司长，由姬鹏飞主管行政和 财务工作。
姬鹏飞首先抓组织，抓规划。经部党组会研究，把原属办公厅的五个处 改成五个司 [3] 。紧接着他指导总务司几次易稿，制定了建房计划。为解决南斯 拉夫大使馆用房的燃眉之急，经部总务司负责人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交 涉，找到北京市东城区后园恩寺原蒋介石的行辕作使馆用房。姬鹏飞意识到 用这种办法解决越来越多的外国驻华使馆用房会越来越困难，于是决定成片 集中起来建设使馆。经国务院批准又经北京市政府同意后，在日坛附近建外 国驻华使馆区。在制定使馆区的设计蓝图时，外交部总务司从长远需要考虑， 要求把所有管线都埋在地下，这在当时，在北京市也是少见的。当北京市有 关部门认为这样做投资太大不予批准时，姬鹏飞马上给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刘 仁打电话商议此事，并委派总务司长去当面汇报，请北京市帮助解决。总务 司长见刘仁时，正遇上彭真在座，他一口答应帮助外交部解决这一难题，说： 要支持外交部的工作 [1] 。
1958年国庆节刚过，姬鹏飞接到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电话，说 中央决定明年要搞建国十周年大庆，准备接待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多个外国 元首和兄弟党的领导人，要求盖国宾馆。还说：国宾馆由外交部负责盖，负 责管理，党中央和国务院要用时可以用。
姬鹏飞首先让总务司设计建设方案。几经讨论，又征求有关专家的意见， 决定盖一所公园式的具有中国传统建筑风格的多幢小楼，让人看起来赏心悦 目，用起来方便。
地址选在北京西郊的玉渊潭东面的一片空地。在姬鹏飞领导下，经外交 部有关人员、建筑队伍的辛勤努力，在人民解放军及北京市民的大力支持下， 一所具有中国民族气魄的15幢国宾用楼、两幢办公用楼和一幢警卫用楼，且 有小桥流水，五万株林木，环境优雅的国宾馆，在建国十周年大庆之前一个 月即竣工交付使用了，全部工程只用了十个多月。周恩来、陈毅到这里观看 了以后非常高兴，连连称赞不已，特意摆了一桌庆功宴，招待姬鹏飞及总务 司等有关人员，以示表扬。
1960年5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在乌兰巴托缔结了 友好互助条约。在双方谈判过程中，姬鹏飞自始至终进行了指导，及时把党 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传达给参与谈判的负责人。10月12日，两国在北京交换 了条约批准书，在互换条约批准书的证书上签字的，中国方面是姬鹏飞，蒙 古方面是其驻华大使沙拉布。
中蒙边界全长4000余公里，没有正式划定过，1945年8月14日，苏联 政府同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换文中，对中蒙边界曾经有过原则规定，即“以现 在之边界为边界”。但是，换文没有对中蒙边界的具体位置和走向作出说明， 也没有附载划界地图。而蒙方于1957年照会中国政府称中蒙边界已于1945年 划定。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中国方面，经姬鹏飞与有关部门负责人研究后 报中央后认定，中蒙边界在1945年中苏两国在换文中虽有原则性规定，可以 作为两国划界的基础，但无法据此具体划界，需要两国谈判并勘定出一条能 为双方所共同承认的边界，既然双方边界没有正式划定，中国希望能积极解 决这界问题 [1] 。
1960年，中蒙两国签订了中蒙友好互助条约。在此基础上，姬鹏飞认为 正式划定中蒙边界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在周恩来、陈毅的领导下，经过认 真仔细的研究和准备之后，1962年6月，中国政府照会蒙古国政府，强调双 方在解决两国边界问题时，应从友好团结的愿望出发，充分照顾现实情况， 既不宜追溯历史上行政区的旧界，更不应将一方认定的边界线强制对方接受。 照会本着上述原则提出了对中蒙边界的建议，并附了画有边界建议线的地图。 这条边界建议线同两国实际管辖情况基本相符。
蒙方经过研究，两个月后于8月答复中方说：蒙方了解中方主张的边界 线，认为双方可以就此进行谈判。为表示友好，蒙古国从9月21日开始，举 办了蒙中友好旬。
10月，姬鹏飞率团赴乌兰巴托进行边界条约谈判，进展得比较顺利，但 在谈到阿尔泰地区边界划界时，遇到了困难。姬鹏飞与代表团的其他成员研 究后，提出了解决这段边界的处理意见，经周恩来批准同意后，问题得到了 解决。双方于11月达成协议，姬鹏飞胜利地完成了中蒙划界谈判。稍后，蒙 古国部长会议主席尤·泽登巴尔于12月26日来北京同周恩来总理签署了 《中蒙边界条约》，正式划定了中蒙两国的边界线。
1961年1月，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倡议召开又一次扩大的日内 瓦会议，以寻求维护《日内瓦协议》、恢复老挝和平的途径。周恩来代表中国 政府立即复信表示赞成。3、4月间，美国支持富米—文翁集团向老挝三国政 府军和寮国战斗部队的进攻惨遭失败，它也被迫同意召开第二次日内瓦会议 来讨论老挝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和党中央决定，派章汉夫和姬鹏飞两位副 部长陪同陈毅外长（全权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苏联、美 国、英国、法国、印度、波兰、加拿大、泰国、缅甸、越南民主共和国、南 越、柬埔寨以及老挝三方的代表。
出发前，代表团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几经讨论作出了周密细致 的安排，基本方针是在1954年日内瓦协议的原则基础上，达成新的保证尊重 老挝独立和中立的国际协议，以维护老挝的独立、主权和中立。
5月9日，陈毅和章汉夫、姬鹏飞等六人从北京动身，周恩来等到机场送 行。10日到达莫斯科，并于当日到达日内瓦。
一到日内瓦，陈、章、姬等便得知会议要延期举行，因为美国以未收到 国际委员会核实老挝停火的报告为由，拒绝出席会议。两天后，证明老挝已 经实现停火的报告到达日内瓦后，美国代表仍蛮横地认为老挝左派力量代表 无权出席会议，他还是不出席会议。陈毅、章汉夫、姬鹏飞等对美国这种霸 权行径非常恼火，马上开会商量，认为不能任由美国这样节外生枝，故设障 碍，要主动出击予以揭露。决定在中国驻日内瓦领事馆召开记者招待会，谴 责美方阻挠并企图破坏日内瓦会议的阴谋。13日，我政府代表团发言人吴冷 西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美国的无理行径。这一举动震动了日内瓦，美国国 务卿腊斯克急忙出来辩解，但无济于事。经过斗争，5月16日第二次扩大的 日内瓦会议在国联大厦开幕。陈毅代表中国作了18分钟的讲话，阐明中国关 于老挝问题的立场和主张。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陈毅和章汉夫、姬鹏飞 在开幕式上的照片。21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姬鹏飞陪同陈毅及夫人张茜 设宴招待波兰政府代表团的照片。
从5月末起，由于美国代表多次在老挝战场停火问题上无理取闹，也由 于老挝三方迟迟未能达成协议，会议陷入停顿状态，美、英、苏、法外长相 继回国，把会议工作交给了副手，陈毅、章汉夫、姬鹏飞等便利用这一机会 四处造访。不久，经请示中央同意后，陈毅、姬鹏飞暂离日内瓦回国。
八
1966年5月，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主持外交部日常工 作的姬鹏飞同许多人一样，感到“茫然”和“担心”。
运动伊始，姬鹏飞原原本本按照上级的部署和陈毅的意见，竭力主张“只 搞小字报”，“不组织也不主张大字报”，几次向外交部工作人员提出不准大字 报上街。6月5日，他向部党委成员传达陈毅对外事工作的指示时说：“做外 交工作还要靠老老实实的人去做，敢闹敢写大字报的人没有什么用处。要劝 阻干部上街”，要贯彻“内外有别、上下有别、党内外有别、机关内外有别” 的原则 [1] 。由于姬鹏飞坚决贯彻了陈毅的历次指示，党委一班人比较团结，6、 7月份，外交部机关干部基本上能坚守岗位，保证了国家外事工作的正常运转。 他当时认为，运动只是“要大家提高提高认识，批一批就行了” [1] 。
7月下旬，毛泽东指示撤销工作组，并指责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这使姬鹏飞摸不着头脑，他找到陈毅问：“工作组怎么说撤就撤了？”陈毅气 恼地回答说：“我也不清楚怎么回事!”“现在我们是乾纲独断罗!” [2] 8月1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7日，会议印发了毛泽东写的《炮打司 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18日，红卫兵运动兴起，“文化大革命”运动升 级。26日外交部有人贴出《部党委在运动中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评部 党委对待四十四青年“公开信”的态度》的大字报。
11月16日，姬鹏飞代表部党委在部工作人员大会上检查“文化大革命” 以来的“错误”，被造反派批判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歪曲实事，玩弄辞 令，文过饰非”，未能也不可能“过关”。21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 掀起批判外交部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
1967年1月，在上海“一月风暴”的推动下，全国上下掀起夺权之风， 外交部造反联络站于18日向姬鹏飞等党委成员“宣告”：“由于外交部党委顽 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有力地领导对外斗争”，因此“外交部造反联 络站立即夺取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权力。同时，革命造反联络站成立监督小组， 对部党委的工作实行监督。” [3] 姬鹏飞等被造反派夺了对“文化大革命”运动 的领导权。
“文化大革命”风暴的不断升级，不能不影响到我驻外使领馆。运动初期， 姬鹏飞等经周恩来、陈毅批准，曾向驻外使馆发过通知，指示驻外使馆只进 行正面教育，不搞运动。但是到了1967年2月，在国外留守的部分使领馆人 员，纷纷给外交部来电，要求在国外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判“修 正主义外交路线”，有的甚至要求搞“四大”、搞大串连。陈毅了解到这些情 况之后，马上让秘书杜易起草了一份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给驻外使馆的电 报，明确指示驻外使馆人员只搞正面学习，不搞“四大”和大串连。经“送 总理审阅”后，2月7日，毛泽东签发了这份电报，从而稳定了驻外机构的工 作。姬鹏飞看了电报后高兴地对杜易说：“老杜呀，这件事办得好，这份电报 发得很及时。” [1]
事情的发展远不止于此，那些只夺了外交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 权、对业务工作只实行“监督”的造反派，野心越来越大。2月初，外交部有 的造反派开始提出：要“彻底夺权，让部党委成员靠边站”，他们的无理主张 被周恩来制止。4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戚本禹 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文章，外交部造反联络总站认为，这篇文章 “吹起了向刘邓黑司令部发起总攻的号角”，于是提出“炮灯陈毅，揪出外交 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口号，各造反战斗队成立起“批陈、批刘 邓、批部党委”的“作战组”，大字报区出现了“姬鹏飞独揽大权”的大字报。
大批判逐步升级升调，不久，外交部造反联络总站掀起“揭发陈（毅）、 姬（鹏飞）、乔（冠华），批判部党委在于部问题上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 小撮’反动路线”的热潮。4月19日外交部造反联络总站提出“陈毅是外事 系统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陈毅”的口号。5月10日，在江 青一伙的支持下，外交部造反联络总站举行“打倒陈、姬、乔，彻底揭开外 交部阶级斗争盖子动员大会”，姬鹏飞被列入要打倒的“走资派”行列。11日， 外事口的一些造反派和北京红卫兵冲击了外交部，并叫嚷姬鹏飞不能再担任 主持部务的常务副部长职务。周恩来寸步不让，警告他们不要走向反面。迫 使他们稍稍收敛了揪斗陈毅、姬鹏飞、乔冠华的气焰 [2] 。
6月，“四人帮”直接插手外交部的夺权斗争。3日，江青一伙在接见外 事口造反派代表时说：外交战线造反的任务很重。外交战线不是“三和一少” 的问题，是“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投降，向修正主义投降，向各国反动派 投降，扑灭各国人民革命 [3] 。7月中旬，北京的造反组织在中南海周围安营扎 寨。22日，江青叫嚷要“文攻武卫”。8月7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接 见外交部造反联络站等组织的代表时，竟明目张胆地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 权。次日，王力将他谈话的内容分别向江青、陈伯达作了汇报，江、陈表示 支持 [4] 。
这样，外交部造反派查封了外交部党委，以及姬鹏飞等部领导人的办公 室，并砸了外交部政治部。造反派的几个头头，有的自任代理“外交部长”， 有的任“副部长”，几天之内便签发了数十封外交电报。11日，外交系统和大 专院校红卫兵1万多人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批判陈毅大会，姬鹏飞、乔冠华被 拉到台上“陪斗”。
除了在外交部一些单位批斗外，姬鹏飞还被造反派连续揪到外交学院、 外国语学院（今外国语大学）进行批斗；部里造反派还强迫他在外交部门口 卖批判他的小报；并被造反派关在地下室进行“交代”。
面对这些无端的打击和迫害，姬鹏飞始终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实事求 是，他绝口不认为陈毅是“三反分子”、“走资派”；绝不承认外交部推行的是 “三降一灭”的外交路线。对于那一段不堪回首的酸楚经历，姬鹏飞回忆说： “我曾被外交学院揪去批斗，每天早上去，晚上回来，批斗了三天。被揪斗到 外语学院批斗过三次，有时让我坐着听批判，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造反派 训斥我，让我站起来。我当时对批斗已感到无所谓了。”还说：“北京外事口， 包括所属院校在外交部门前安营扎寨时，我和乔冠华被关在一间小屋中，白 天上街卖小报，晚上睡在地下室，我睡得呼呼的，乔心事很重睡不着。第二 天，乔问我：你怎么睡得那么好？我说：我睡得着，不作亏心事，心中无鬼， 就不怕鬼叫门。”他还回忆说：“部里造反派某连是专门管部领导干部的。他 们问我陈毅打得倒打不倒？我说打不倒。又问我：你打得倒打不倒？我说： 我们党历次运动中都有一些冤假错案。”说得造反派哭笑不得。
外交部的大权落到造反派手里，“天下大乱” [1] 。22日夜，外事口造反派 和北京的一些红卫兵，竟置国家基本原则于不顾，冲击并焚毁了英国驻北京 代办处。在此之前还发生过冲砸印度、缅甸、印尼三国驻华机构的事件。这 “三砸一烧”，给我国的国际声誉造成了巨大损害。
25日，毛泽东在上海看到周恩来送来的王力8月7日讲话的内容之后， 于26日上午让杨成武立即乘飞机回京向周恩来传达他的意见：“王力这篇讲 话极坏。”“现在叫王八七，膨胀起来了。”“王（力）、关（锋）、戚（本禹） 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要总理处理。”稍后，毛泽东又指示：“你 回去跟总理讲，戚本禹是不是能争取一下？这三个人是不是可以分化一个？ 但是要总理狠狠地批，要批透。” [2] 。同时，毛泽东在王力的讲话记录稿上重 重批了五个字：“大、大大毒草” [1] 。
当天，周恩来依照毛泽东的指示，将王力、关锋隔离审查。1968年1月， 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对戚本禹也作了同样处理。
九
1968年8月31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宣布恢复姬鹏飞、乔冠华的 工作。9月18日，周恩来又派人查封了外交部造反联络总站及其材料组。10 月27日，姬鹏飞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召开全部工作人员大会，要求大家坚持 正常工作，保守外交机密。外交部开始“批极左，抓坏人”，业务工作得到某 种程度的恢复。
1969年4月1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姬鹏飞作为外 交部中共党员推举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原在筹备九大酝酿的九届中央委员名单中，有姬鹏飞的名字，但在大会 讨论中，林彪集团的骨干成员邱会作却出来发难，硬把参加“宁都暴动”的 姬鹏飞诬蔑为红军的“俘虏”，认为“不能用”。当时，林彪一伙正是如日中 天，一言九鼎，结果把姬排除在中央委员候选人之外。姬鹏飞回忆这一段历 史说：“后来，周总理找我说，这次你没能当上中央委员，是因为有人说你当 过俘虏。我说我是参加暴动的。总理说你先忍耐一下。” [2]
中共九大前后，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四位老帅研 究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战略问题。原因是他一方面敏锐地觉察到美国新当选 总统尼克松发出了改变对华政策的信号；另一方面他对北方的苏联不太放心。
四位老帅根据毛泽东“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对原来的看法 和结论要及时作出部分的甚至全部的修改”的指示，到10月中旬，他们向党 中央送上了四份研究报告。总的思路是认为近期内美国或苏联单独或联合发 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美国把中共视为潜在的威胁；苏联则把中 共视为“主要敌人”，因此苏对我国威胁比较大。鉴于上述分析，老帅们建议 选择有利时机，接受美国在珍宝岛事件后提出的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要求。 老帅的分析和建议，与毛泽东的思路不谋而合，受到党中央的肯定。
这样，姬鹏飞主持的外交部，就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部署行动起来。
1970年1月，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派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赴尼泊尔 参加比兰德拉王太子的婚礼，同时他和姬鹏飞指挥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于1月 20日、2月20日在华沙恢复，并取得重要进展。
4月5日，周恩来轻车简从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访问，姬鹏飞带着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曹克强和礼宾司司长韩叙随同前往。 这是周恩来四年来的首次出访，自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姬鹏飞参加了周恩 来与金日成的会谈和两国政府联合公报的签署仪式后，于7日回国。
在此前后，外交部先后派出耿飚、王幼平、曾涛等多名大使到阿尔巴尼 亚、越南和南斯拉夫等国赴任。到1970的国庆节，外交活动显见成效，原来 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相继与我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这一年 10月到1971年底有整整20个国家与我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其中的加拿大、 意大利、伊朗、秘鲁等国影响很大。
1971年4月2日，姬鹏飞由外交部副部长改任外交部代部长的消息出现 在《人民日报》上。6月12日，他陪同周恩来参加了南斯拉夫外交部部长的 会谈；7月2日他和外贸部部长白相国陪同周恩来会见加拿大政府代表团；5 日，陪同周恩来会见澳大利亚工党领袖惠特拉姆；23日，陪同周恩来会见阿 尔及利亚外长布特费利卡并与之会谈；8月8日，与索马里外长奥马尔·阿 尔特·加利举行会谈等。
9月13日零点32分，林彪等人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朝西 北方向逃跑。这是一起国内重大政治事件，又是一起严重的涉外事件。当天 上午，外交部即获悉凌晨在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以东300公里的温都尔汗地 区有爆炸声，随之火光冲天的消息。周恩来立即指示姬鹏飞等，要密切注意 外电的报道，并研究和提出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交涉或应付方案 [1] 。
14日上午8时半，刚刚赴任20多天的我国驻蒙古大使许文益，应召到蒙 古国外交部会见其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对方通知：13日2时左右，在蒙古 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飞机 失事，机上9人，其中有一名妇女，全部遇难。希望转告贵国政府，并希望 在近期内就这架军用飞机深入蒙古国领空的原因作出解释 [2] 。
14日上午，姬鹏飞正在会议室主持外交部党的核心组会议，对林彪出逃 后可能发生的情况作了四种估计：（一）由林彪出面发表叛国声明；（二）由 林彪或其他人通过外国广播或报纸发表讲话；（三）林彪及其追随者暂不露面， 也不直接发表讲话，由外国通讯社客观报道林彪等已到达某国某地；（四）暂 不发表消息，以观国内动静 [1] 。他们还依据上述分析讨论了如何对外交涉及的 表态问题。
突然，会议室的大门被推开，值班秘书顾不得打招呼，快步奔向姬鹏飞。 姬以他特有的镇静从容地接过一份手抄的特急电话报告。姬阅后，他的脸上 立即绽开了笑容，用一种非同寻常的语调向大家说道：“机毁人亡，绝妙的下 场。”原来，这是许文益用电话专用线发来的报告，内容是蒙古国外交部副部 长约见他的经过，并向国内请示要求到现场进行调查。姬鹏飞话音刚落，会 场的气氛立即活跃起来。
转过身来，姬鹏飞立即要王海容打电话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办公室，把这 份极其重要的报告迅速传送给他们。但得到的回答是：主席和总理从前天起， 50多个小时未合过眼，刚刚服过安眠药入睡了，总理要四个钟头才能醒过来。 由于毛泽东和周恩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鉴于情况 紧急，姬鹏飞等讨论后认为，必须立即把这份重要电话报告直接送到毛主席 和周总理看，否则就是失职。这样，再一次和两个办公室的秘书通了电话， 强调要送去一份特急和特别重要的文件，一定把主席和总理叫醒。
“急件”送走后，姬鹏飞回到办公室坐镇，顾不上吃饭，找来饼干充充饥。 不久，周恩来打来电话，说刚从主席处回来，对外交部迅速把报告送到并叫 醒他们感到满意。特别对我驻蒙古使馆当机立断，启用已经封闭两年之久的 电话专用线（注：当时驻蒙使馆尚没有发报机），以最快的速度传回报告表示 满意，并向姬鹏飞作了三点指示：（一）将今天收到的驻蒙使馆的报告用3号 铅字打印100份，下午6时派人送到人民大会堂北门内，交中办王良恩副主 任；（二）从现在起，指定专人译办我驻蒙使馆发来的电报，由符浩亲自密封 送我亲启；（三）今天的报告，凡经办和知道的人都要打招呼，要绝对保密。
对于周恩来指示的第三条，姬鹏飞早在读完特急电报后，已经向在座人 员打了招呼。下午2时，他把符浩叫到办公室传达了周恩来的电话指示，然 后又约来负责蒙古国事务的副部长韩念龙到办公室商量起草给驻蒙古使馆的 电报指示。下午6时，外交部的指示电报发出，要大使许文益偕随员亲赴现 场观察 [1] 。15日凌晨，又向驻蒙古使馆传达中央的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 将骨灰带回；如果火化有困难，可拍照作证，就地深埋，竖立标志，以便以 后将遗骸带回国内 [2] 。
许文益偕使馆人员经过现场观察，拍摄照片，并同蒙方几经交涉，9月 18日凌晨1时，外交部接到使馆报告，决定派二等秘书孙一先回国送现场照 片、目测示意图和有关材料，并当面报告情况。
21日，孙一先乘坐的4次列车下午3点半到达北京站。晚上11时许，姬 鹏飞和韩念龙、符浩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听取孙一先的汇报，一直到 下半夜。至此，林彪叛逃事件已真相大白，姬鹏飞度过了极不寻常的八个日 日夜夜。
10月17日，姬鹏飞等到周恩来办公室开会讨论外交部核心小组提出的为 迎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的第二次来华访问。目的是为尼克松 总统访华做准备。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是同年的7月9日—11日。16日（华盛 顿时间为15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告：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5月以前 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姬鹏飞从此便组织外交部有关人员为准备迎接尼克松 访华做各种准备工作。10月17日的会议讨论了外交部提出的中美双方对口会 谈和活动计划，经周恩来修改后，报毛泽东批准 [3] 。
10月20日至26日，基辛格在北京活动了整整一周，姬鹏飞和叶剑英陪 同周恩来与基辛格进行了十次会谈。双方除讨论尼克松访华日程、会谈方式、 通讯联络等问题外，主要就尼克松访华的中美联合公报交换了意见，双方在 一些重大原则、特别是台湾问题存有严重的分歧。26日晨8时，按周恩来提 出的“各说各的”原则，双方达成共识。基辛格表示“不虚此行”。当日即回 国。当基辛格乘坐的美国“空军一号”刚刚起飞后不久，姬鹏飞等返回机场 办公室的时间，派驻机场的一位同志突然跑来向姬鹏飞等报告：外交部值班 室打来电话，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决议”。这是震 动世界又出乎中美两国领导人意料之外的消息 [4] 。因为在10月20日晚9时姬 鹏飞和周总理、叶剑英等到毛泽东住地开会，提到联合国大会表决此事的结 果时，毛还说过：美国是“计算机国家”，他们算好了的，在基辛格回到美国 的当天或第二天联合国才会表决通过美国的提案，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 他表示还是那句老话：“我们决不上‘两个中国’的贼船，今年不进联合国。”
得到这一盼望已久的喜讯后，姬鹏飞立即指示外交部有关人员收集外国 通讯社的报道及各国的反映，并把这些“特急件”迅速送到毛泽东和周恩来 办公室。当天，他即收到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发来的电报。内称：“先生，我荣 幸地通知你，10月25日举行的联和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上，以76票赞成， 35票反对，17票弃权通过了下述决议……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考虑到恢 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对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必须从事的事业都是必不 可少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 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并立即把蒋介石 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上驱逐出去。” [1]
当天晚上，正逢伊朗驻我国临时代办举行招待会，庆祝巴列维国王诞辰， 姬鹏飞代表中国政府发表讲话，他在原准备的讲话稿中特意加了一段话，指 出：“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提案在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是全世界人 民的胜利，是美帝长期阻挠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政策和妄图在联合 国制造‘两个中国’阴谋的彻底破产”，“我国政府和人民对阿尔巴尼亚、阿 尔及利亚等23个提案国家、对伊朗及在这场斗争中坚持原则、主持正义的建 交国家及其他友好国家的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2]
参加完伊朗代办的招待会之后，姬鹏飞便驱车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 周恩来召开的会议，叶剑英、乔冠华、韩念龙、熊向晖等也到会。讨论准备 派人去履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职责等问题 [3] 。刚落座不久，王海容通知说： 主席起床后，马上看外交部送去的材料，刚刚看完。主席请总理、姬部长、 乔部长、熊向晖……现在就去他那里 [4] 。
晚9时多，姬鹏飞与周恩来、叶剑英等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兴致勃勃， 和大家一起畅叙将近三个小时。初步议定了参加联合国代表团的团长、副团 长及其他人选。他还指示：这次派代表团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 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 家呐喊声援。第一篇发言要讲出这个气概。他还指示在发言中要点美国其次 是日本的名。要申明美国必须从台湾撤走它的武装力量，不论是谁，要把台 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痴心妄想 [1] 。
11月2日，姬鹏飞电告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中国已组成以外交部副部长 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代表团；代表为符浩、熊向晖、陈楚，副代 表为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邢松鹢、张永宽。同日，又致电通知吴丹： 我国政府派黄华为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 [2] 。
3日，外交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衷心感谢23个提案国和各友好国 家在联合国对我国的宝贵支持。李先念副总理出席。姬鹏飞在讲话中说：“国 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当代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并 说，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
8日晚，毛泽东又约见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人员到他住地谈话，姬鹏飞参加 了这次会议。会议闭幕，毛泽东与姬鹏飞握手告别时，风趣地问：姬代部长， 你还代到什么时候啊? [3] 看来他对姬鹏飞的工作是很满意的。9日下午，中国 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乘飞机离开北京，姬鹏飞和周恩来、叶剑英等几千 人到机场送行。
送走参加联合国代表团之后，姬鹏飞便协助周恩来准备迎接尼克松访华。 11月30日，新华社授权发表公告宣布：中美两国政府商定，尼克松总统将于 1972年2月21日开始对中国访问。1972年元旦前后，姬鹏飞顾不得休息，即 召集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研究并起草“中美联合公报草案的设想（修改稿）”。 1月2日，姬鹏飞等到周恩来处开会，讨论这一文件草案。3日，姬鹏飞等又 将根据会议讨论提出的意见草拟的两种修改方案报送周恩来。
3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将军率美总统白宫发言人齐格勒 等先遣组来京，为尼克松访华进行技术安排。4日和6日，姬鹏飞与他们进行 了两次工作商谈。他代表中方表示，尼克松总统的访问是一次很重大的事件， 为使这次访问获得圆满成功，避免在工作中发生一些问题，双方应很好地交 换意见，你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虽是技术问题（比如通过卫星进行实况转播）， 但也牵扯到政治问题、政策问题。关于日程，我们倾向于在京四天，解决一 些重要问题；三天到外地。这要根据工作进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安排。美方提 出，这次访问，陪同总统来访的总人数为374人，而美国新闻界对这次访问 的兴趣是空前的，我们已接到约2000份申请。姬鹏飞回答：一个是记者来华 后的活动问题，一个是通讯设备问题 [1] 。这些问题后来经与周恩来研究决定： 将采取由中国政府出资买下供美方使用的通讯卫星，然后租给美方使用，以 维护国家主权 [2] ，美方同意了这一方案。
此外，姬鹏飞和黑格一行还对台湾问题、东南亚形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6日，由周恩来向美方答复了一些带有原则性问题的意见。这些意见事先由外 交部起草，经周恩来修改并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其中第四点中 方指出：美方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并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 立”和“生存能力”，中方对此表示惊讶。中国认为，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 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社会主义的中国 是在不断抗击外来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并且一定会继续 生存和发展下去。 [3]
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姬鹏飞为外交部长。
2月21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助理基辛 格一行乘坐的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郭沫若、姬 鹏飞等到机场迎接。
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会见尼克松和基辛格，姬鹏飞则与罗杰 斯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中姬鹏飞强调：台湾问题是我们两国关系中最关键的 问题。对于罗杰斯提出的双方设立行政联络机构的问题，姬鹏飞回答：这个 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当然有一个机构，人民之间的来往安排，就可以比较 方便些 [4] 。
23日下午，姬鹏飞与罗杰斯进行第二次会谈时，着重申明了中国政府对 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一）要使中美关系正常化，美国政府就有必要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三）任何 推行“一个中国、两个政府”或其他类似的主张或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 都是旨在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都是中国政府坚决不能同意的。（四）中国 政府坚决反对台独运动。（五）美国政府必须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 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拆除在台湾的一切军事设施，并废除非法的美蒋 “共同防御条约”。并申明：只要美国政府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平解放台 湾的可能性将会继续增长。但不能把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作为先决条件。并指 出，美国驻兵台湾，即使我们要和平解放台湾，他不跟我们谈，那就有障碍 了，就会给你制造困难 [1] 。
24日，姬鹏飞与罗杰斯又进行了第三次会谈，主要就东南亚问题交换了 意见。
此外，姬鹏飞还陪同周恩来与尼克松进行了多次会谈；随周恩来陪尼克 松到杭州、上海访问。27日，中美双方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并在中外 记者招待会上予以公布，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3月3日，中英两国关于互换大使的联合公报签字并公布，把1954年建 立的代办外交关系上升为大使级。
7月7日，日本佐藤内阁下台。田中角荣接任首相后马上宣布：要加紧实 现中日邦交正常化。9日，周恩来在一次欢迎外宾的宴会上宣布：欢迎田中角 荣总理大臣的讲话。12日，周恩来授权姬鹏飞发表声明：中国总理欢迎并邀 请田中角荣首相来中国访问，会谈并解决中日邦交问题。这进一步坚定了田 中的决心。与此同时，周恩来经请示毛泽东同意，指定姬鹏飞、乔冠华、廖 承志、韩念龙等人组成“日本组”，准备迎接田中访华并实现两国邦交正常 化 [2] 。
9月25日，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到京，周恩来、姬鹏飞等到机场欢迎。 当日姬鹏飞陪同周恩来与田中一行举行会谈。会谈中田中希望29日两国发表 联合声明，这样可以不要在日本国会通过。他还坦率地提出两国邦交正常化 要解决的台湾及第三国问题。这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核心。周恩来表示：中 日关系一恢复，日蒋条约就自然失效了。周恩来所以提出这一中方见解，是 因为日方始终没有宣布废除“日台条约”。26日，姬鹏飞与大平外相举行会谈， 具体讨论“联合公报”的内容。当天下午，姬鹏飞等陪同周恩来与田中、大 平等举行第二次大范围会谈，中方再次申明中日复交的立场：要建交，日本 必须同蒋介石断交，日蒋条约自然失效，建交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但 不能让中国承认这个条约的存在与合法。日方表示，明白了中方立场。下午 5时多，姬鹏飞和大平外相就公报的具体条文再次进行磋商。中方的方案是： 在前言中写了中国人民迫切要求结束中日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 写了日本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复交三原则，而回避出现日蒋条约。 双方认定，在声明中宣布中日今后完全存在和平关系，不明确说战争状态何 时结束 [1] 。27日，周恩来、姬鹏飞陪同毛泽东会见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和二 阶堂进。田中表示，我们准备按中国的习惯来做。至此中日建交谈判达成一 致 [2] 。
9月29日，周恩来、姬鹏飞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上签字。宣布两国政府决定自 1972年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姬鹏飞日后评述：“由于政策明确，方法 得当，从7月7日起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在北京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建 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真是迅雷不及掩耳，不仅大大出乎美苏的意料之外， 而且为世界各国观察家叹为观止。”
在与日本恢复邦交谈判的同时，与联邦德国建交问题也提到姬鹏飞的日 程上。
8月2日，周恩来、姬鹏飞和乔冠华听取了刚从联邦德国回到国内的新华 社记者王殊的汇报，商谈与联邦德国建交问题。会后，姬鹏飞准备了《关于 与谢尔外长会谈中有关德国和西柏林问题的表态口径》等文件，上报周恩来 和党中央批准。
10月1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谢尔偕夫人到京。当日， 李先念副总理举行宴会欢迎谢尔。11日姬鹏飞与谢尔举行会谈。由于两国之 间没有台湾问题，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在会谈中姬鹏飞向客人介绍中美谈 判、中日复交谈判的过程之后说：我们与美国、日本有台湾问题；我们跟联 邦德国在台湾问题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或者说不存在什么问题，所以 我们两国外交关系的解决比恢复中日邦交更容易。谢尔说：今天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重要时刻，因为我们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3] 。会谈后姬鹏飞 和谢尔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 关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上签字。《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于 1972年10月11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并在短期内互派大使。12日周恩来、 姬鹏飞会见谢尔。周一开始就说：外交应由外长活动，过去我国外交总是由 总理活动，现在又转到外长身上了，我很高兴 [1] 。
实际上，此时周恩来已患了不治之症，他拖着重病之躯仍日夜操劳处理 繁重的党和国家的事务，已无力再到国外访问。在这种情况下，姬鹏飞便受 周恩来之托到一些国家进行必要的访问。
对姬鹏飞的出访，从1972年5月下旬外交部有关部门就开始制订方案。 由于多年来我国领导人未能外访，欠账很多，到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时，已 经先后有31个国家邀请姬鹏飞去访问，朝鲜和法国已催促再三。这样，经请 示周恩来批准，决定先去朝鲜访问。
12月22日至25日，姬鹏飞率团访问朝鲜。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我 国外长第一次正式出访，朝方接待格外隆重。除与朝外长许锬就两国共同关 心的国际问题及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问题充分地交换了意见外，金日成首相宴 请了姬鹏飞一行，并举行了平壤各界群众大会，发表了《姬鹏飞访朝公报》。 翌年2月，朝鲜外长许锬又进行了回访。
2月15日，基辛格第五次来华访问，周恩来、姬鹏飞同基辛格一行举行 了多次会谈，就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具体磋商。22日，双方发表了 会谈公报，商定每一方在不久的将来各自在对方首都建立一个联络处。5月各 自的联络处开始处理事务。联络处不作为正式的外交使团，但其官员可享受 外交特权。
紧接着，2月24日，姬鹏飞率团赴巴黎参加在那里召开的关于越南问题 的国际会议。3月5日回到北京。
根据毛泽东“联美抗苏”和从美国、日本，到中国、巴基斯坦、伊朗、 土耳其，再到欧洲“一条线”的战略意图，以及外交部据此制定的“反对两 霸，但要有主有次”，“打击揭露的重点应是苏修”的外交方针，姬鹏飞于6 月6日至19日，用14天的时间访问了英国、法国、伊朗和巴基斯坦，主要 是英、法两国。在出访前拟定的谈话提纲中，重点是支持西欧联合自强，希 望他们从经济一体化逐渐发展到政治一体化，以及防务一体化，在国际事务 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
6月7日至10日，姬鹏飞一行在英国访问，受到英方隆重的接待。该国 外务大臣霍姆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在白金汉宫举行欢迎宴会，首相希思设酒 会招待代表团全体人员，这些，“在英国是少见的规格” [1] 。使姬鹏飞一行更 为高兴的是，在与英方政府要员希思、霍姆、卡林顿（国防大臣）、黑尔沙姆 大法官进行会谈或交换意见中，发现在国际问题上与我方的看法共同点较多， 谈得较深。
10日，姬鹏飞率团到达巴黎，开始对法国进行访问。11日由法国驻华大 使马纳克等陪同进行参观访问。12日，法国总理梅斯梅尔、事业和科学发展 部长夏博尔会见了姬鹏飞等，双方进行了友好交谈。13日，姬鹏飞与法国外 长进行了会谈，就国际形势、远东问题及双边问题交换了看法，还具体就文 化、科技合作及中法通航问题进行了磋商。下午，蓬皮杜总统会见了姬鹏飞 等，他特别强调，中法要共同反对超级大国，说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是不 能接受的。晚上，姬鹏飞还会见了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就两国贸易及经济 合作问题交换了意见。然后，在我驻法使馆姬鹏飞还会见了基辛格。
14日凌晨离开巴黎到达德黑兰，姬鹏飞一行在伊朗进行了三天访问，受 到伊朗国王巴列维、首相胡韦达等的热烈欢迎和款待。这几位伊朗政府要员 在同姬鹏飞会谈、会见中，都强调与我求同，表示中伊两国在反对苏美扩张、 和平共处等问题上，同我方的看法是一致或相近的。
17日，姬鹏飞率团由伊朗的德黑兰到达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18日，巴 基斯坦总统布托接见和举行宴会招待姬鹏飞等。姬鹏飞对巴基斯坦对中国的 友好帮助表示感谢，双方还对国际形势及双边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19日， 姬鹏飞一行结束了四国访问回到了北京。
8月24日至28日，姬鹏飞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 为中共中央委员。党的十大之后，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了夺权的步伐，希图 插手并控制外交部门。
据耿飚在回忆录中披露：“有一次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我、姬鹏飞 和黄镇（也可能是方毅，记不清了）三人奉命参加。散会后，江青硬是要我 们三人留下来谈话。她对我们说：‘以前我和你们联系不多，今后希望你们经 常到我那里走动走动，经常通通气。’‘我这里有许多关于路线斗争的材料和 书籍，可以给你们送去；你们那里有关运动（指‘文革’）和业务（指外事工 作）的材料，也希望经常送给我……’。我们三人交换了一下眼色，大家心里 都明白：江青企图通过拉拢我们来达到她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目的——插手 并控制中央的外交、外事部门。此后，我们三人谁也没有到江青那里去。” [1]
1974年，“四人帮”加紧阴谋“组阁”夺权，他们打着“批林批孔”、“评 法批儒”的旗号，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时在外交部连续召开党的核心组扩 大会议，批判姬鹏飞，把一些“莫须有”的“罪状”强加到姬鹏飞的头上， 目的是要把姬鹏飞排挤出去，安插上他们信任的人当外交部长。当时，姬鹏 飞有口难辩，有理难申，强忍着前所未有的痛苦听那些“批判”发言。他回 忆当时的情形说：江青在外交部搞“批林批孔”，召开党的核心组会议批我， 那时谁都和我不说话了，在食堂坐在一起吃饭，也没有人理我 [2] 。
1974年11月，姬鹏飞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他怅然地离开他工作了 近20年的外交部。
十
1975年1月，姬鹏飞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秘书长。1976 年粉碎“四人帮”后，他负责筹备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 1978年2月26日至3月5日举行的这次会议上，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兼秘书长。
1979年1月，中共中央任命他兼任中央联络部部长。9月13日，五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根据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的提议，决定任命姬鹏 飞为国务院副总理，免去他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职务。12月30日，党 中央又决定姬鹏飞兼任国务院秘书长。1980年8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 国务院机关党组，由姬鹏飞任党组书记。1982年5月4日，根据中共中央关 于国家机关改革，精简机构的决定，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 决定姬鹏飞担任国务院国务委员。中共中央还决定他担任外事领导小组常务 副组长，协助组长李先念统筹党、政、军、群的外事活动，参与国家的外交 方针和重大外交活动的决策。
1979年1月30日至2月8日，他负责接待了欧洲议会议长埃末利奥·科 隆博一行对我国的访问，同来访的客人举行了会谈，并陪同客人会见了华国 锋和邓小平。2月17日，他会见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代表团，重申中国 支持纳米比亚人民的解放斗争。4月27日，他负责接待了马里革命社会主义 党干部代表团。6月2日，他同多哥人民联盟访华代表团进行了友好会谈。7 月17日至25日，他参加了接待朝鲜劳动党友好参观团的多次重大活动。31 日他设宴欢迎孟加拉国哈菲兹议长率领的议会代表团。8月7日，他同李先念 会见了赞比亚联合民族独立党代表团。8日，参加欢迎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副 主席黄文欢的活动。18日，设宴欢迎马尔他共和国议长卡尔西东·阿基马斯 率领的议会代表团，并陪同叶剑英委员长与马尔他议长进行会谈。19日，与 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同来访的塞拉利昂全国人民大会党代表团进行会谈。 9月8日，会见日本中日友好北九洲市议会议员联盟访华团，表示欢迎大平 首相年内来华访问。当天晚上，他同乌兰夫副委员长会见并设宴由参议长勒 诺·拉普安特女士和众议长詹姆斯·杰罗率领的加拿大议会代表团。
9月20日，他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身份，陪 同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会见贝宁人民革命党代表团。30日，与布隆迪民族统 一进步党代表团进行了会谈。
国庆节那一天，姬鹏飞会见了日本名古屋广播公司代表团。10月3日、4 日，他分别会见了希腊友好人士代表团和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中 央代表团。13日，他同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新闻部长举行了会谈， 就进一步发展中南两国文化、新闻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26日，会见了泰王国国会议长哈林·宏沙军上将率领的泰王国国会代表团。 11月18日，会见并举行宴会欢迎哈立德·法胡姆主席率领的巴勒斯坦全国 委员会代表团，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重申坚决支持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 民的正义斗争。12月，还分别会见了加拿大工人共产党（马列）中央代表团 和联邦德国共产主义联盟中央代表团。
通过这一系列外事活动，以及安排的其他外交活动，使我国的对外交往 空前活跃起来，不仅陆续恢复了同各国共产党、劳动党的关系，还建立和开 拓了同发展中国家民族民主政党的友好合作；并开始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 主党、工党和其他类型政党进行接触与交往，广交朋友，使我国的对外工作 空前扩大，为改革开放拓宽了对外交往的空间。
1981年年初，邓小平提出香港问题已摆上日程，我们必须有一个明确的 方针和态度。他要求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等有关部门尽快提出方案 [1] 。
1982年9月下旬，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华访问。24日，邓小平同她 进行了高峰会谈。谈判中，撒切尔夫人强硬坚持有关香港问题的三个不平等 条约“有效”。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并且说：“如 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2] 撒切尔 夫人本想“以香港岛的主权，换取英国继续管制香港”，结果她扫兴而归。尽 管双方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未能达成共识，但她已了解到中国政府在香港主权 问题上的底线。中英双方达成了一项“通过外交途径进行磋商”的协议。
从此以后，姬鹏飞便开始指导外交部与英方的外交谈判。每次谈判后， 姬鹏飞都要召集外交部、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等单位的相关 人员到中南海他的办公室开会，研究谈判对策 [3] 。重大问题，由姬鹏飞提到中 央外事领导小组进行讨论；特别重大的问题要向邓小平汇报，请他决策。
1983年8月，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廖承志逝世后，姬鹏飞兼任港澳办 主任。他按照党中央的要求，继续制定和完善关于接收香港的一系列具体政 策。这一年，中共中央转发了港澳办公室的两个文件。一是关于接收香港的 基本政策；一个是对香港的若干具体政策，使全党对恢复香港的主权有了统 一的行动标准，也为中方与英方谈判提供了政策依据。
1984年5月2日，香港《明报》以显著位置刊登了北京一位高级人物的 谈话，说1997年后中国不会在香港驻军。事情反映到邓小平耳朵里，他听后 十分恼火。25日，他在人民大会堂利用会见港澳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 政协委员的机会，一开头便声明要和记者们说几句话。他厉声说：正式代表 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发言的有我、赵紫阳总理等。具体代表中国政府发言的 机构是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是姬鹏飞；另一个是外交部，吴学谦是部长。 除此之外所有发言都无效。然后，他郑重声明，关于“将来不在香港驻军” 的讲话，是胡说八道!这不是中央的意见。如果连这权力都没有，还算什么中 国领土! [4] 姬鹏飞参加了这次会见。
经过艰苦曲折的谈判，1984年9月5日到6日，中英双方进行了第22次 会谈，双方以工作会议形式逐段讨论了“联合声明”的文本，并商定了三个 附件的标题，即附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阐述》； 附件二：《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附件三：《关于土地契约》。这些文件， 都是在姬鹏飞主持下逐字逐句反复推敲定的稿，然后交给英方。又经过9月 14日、16日和17日双方团长会议上进行磋商，英方表示接受中方的“联合 声明”文本和三个附件文本。至此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实际结束。协议 达成后，姬鹏飞先是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了谈判经过；然后又给在京的中 央单位负责干部作了一次报告 [1] 。
1984年9月26日上午10时，《中英联合声明》草签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西大厅举行。姬鹏飞和外交部副部长姚广、港督尤德出席了签字仪式，代 表中方草签的是外交部副部长、代表团团长周南，代表英方草签的是英国驻 华大使、代表团团长伊文思。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正 式签字，然后两国于1985年5月27日互换了批准书，使香港这个延续了一 个半世纪的遗留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之后，香港进入了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前的过渡 时期，摆在中国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在批准《中英联合声明》 的同时，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基本法。6月 18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起草委员会名单，姬鹏飞为主任委员。委员会有内地委员36人，香港委员 23人。
1985年7月1日，姬鹏飞主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讲 话中他特别指出：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就是要将“一国 两制”这一设想所形成的政策，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这是一项没有先例的 工作。必须经过认真的、反复的讨论和修改，不能草率从事，因此预计需要 四到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并争取在1990年上半年提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 法（草案），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颁布。他还宣布：香港各界正 在酝酿成立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基本法咨询组织，希望起草委员会在香港 的委员积极促成这个咨询组织的早日成立 [2] 。
按照“一国两制”原则起草这个基本法，其中包括一些习惯性的思维方 法和不相同的习惯用语。香港委员中个别人挂在嘴边的是“你们中国，我们 香港”；更有个别人实际是亲英派，把英国比作“慈爱的养母”，把中国比作 “严厉的生父”，而且这个基本法必须为广大香港同胞利益着想，为他们接受， 才能使回归后的香港保持繁荣稳定。为了听取香港同胞对起草基本法的意见， 打消香港同胞对内地有关香港政策的顾虑，并与港督就过渡期的一些重大问 题交换意见，1985年12月10日至22日，姬鹏飞率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李后 等一行八人，应香港总督尤德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在港的五 位副主任委员的分别邀请，访问了香港。
12月11日，姬鹏飞一行抵港后，第二天即与尤德会晤。尤德除向姬鹏 飞介绍在英国人管制下取得的成绩外，并强调代议制对香港的繁荣稳定非常 重要，提出要在1987年实行政制改革。但他也表示，英方注意到香港政制改 革需要与基本法相衔接的问题，对1987年的政制检讨并无固定成见。姬鹏飞 则向尤德提出：过渡期间的香港由英国人管理，我们不插手，问题是有些事 情涉及1997年后的政治制度，我们过问一下不能说就是干预；未来香港的政 治制度将由基本法来规定，如果基本法尚未草拟和定稿，而香港政制改革已 经有成品，必将产生如何衔接的问题，因此双方应该商量一下比较好；香港 1987年的改制检讨可以进行，但希望慎重从事。
18日，姬鹏飞应邀在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话。他介绍了 基本法起草工作的大体规划和设想之后指出：香港特别行政区好比是一座“大 厦”，载入《中英联合声明》的我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已经为设计 这座大厦提出了明确的设计大纲，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根据这一大纲，为建 设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厦设计出成套蓝图。这是一项要求独特、结构复杂的工 程，需要集中大家的智慧进行精心设计，制定最佳的方案，这不仅有赖于基 本法起草委员会和咨询委员会全体委员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全体香港同胞和 各界人士群策群力。他强调：起草基本法不能把内地的一套搬到香港，也不 能照搬外国的一套，而必须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发。
在香港访问中，姬鹏飞还广泛接触了香港各界、各阶层人士，利用各种 场合重申我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他同在港的全国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以及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见了面； 出席了有中外各界1200名人士参加的大型酒会，在讲话中希望各有关方面很 好合作，共同为全面准确地贯彻《中英联合声明》努力；他还应邀在香港14 个工商及专业团体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发表讲话，希望为内地与香港的经济繁 荣共同努力；在与香港的外国工商金融界人士座谈时，他重申了我国在1997 年后对香港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政策不变；在同新闻界负责人聚会中， 他重申了1997年后香港将继续保持新闻、出版、言论自由的政策；他还同香 港劳工、教育、学生、青年、公务员等65个基层团体的80名代表进行了座 谈，气氛融洽，反映良好。
22日，姬鹏飞结束了这次香港的访问。香港舆论对他的访问普遍反映良 好。有人称赞他“态度谦和练达，平易近人，可敬可亲”。有的说他“乐于倾 听各方意见”，使港人“心情顿然开朗，疑虑全消”，是“一次成功的访问”。 港英《南华日报》以《姬鹏飞赢得了他们》为题发表了社论。台湾的报纸也 惊叹，姬鹏飞“争取了港人对中共的好感”。
1986年6月，当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完基本法的 结构之后，姬鹏飞又着手指挥中国政府代表与葡萄牙政府代表关于解决澳门 问题的谈判。会前，他向参加谈判的中方负责人说：对于同葡方谈判的复杂 和困难一样要重视。港和澳有不同点，澳门有些特点香港没有；香港有些特 点澳门没有。因此，解决澳门问题，如协议的附件，不一定像中英联合声明 那样搞三个，收回时间不能超过这个世纪。
6月30日，中葡会谈第一次会议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中方首席代表为 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葡方首席代表为葡驻华大使鲁伊·梅迪那。当天晚上， 姬鹏飞代表中国政府会见了葡方谈判代表团全体成员。他在谈话中指出：中 葡之间解决了澳门问题，就会大大促进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和两国人民 的友谊。我们对澳门采取的政策和对香港的政策大体相同。澳门主权问题已 经解决，现在要解决的只是葡方什么时候结束它的管理，也就是中国什么时 候收回澳门的问题。我们决定最迟不能超过1998年。
1987年1月21日，姬鹏飞在会见葡萄牙外交合作秘书阿·苏亚雷斯时 进一步申明，中国政府的意见是1999年12月20日收回澳门，葡方坚持在20 世纪末。后来，葡萄牙政府为了保持中葡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认为中方的 要求是合理的，同意了中方的意见。3月18日至23日，中葡双方在第四轮会 谈中对各项协议文本内容取得完全一致意见。4月13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 的联合声明》在人民大会堂签署。
1988年4月26日至28日，姬鹏飞主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 议，以整体表决方式，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 并决定公布，在内地和香港征求意见。姬鹏飞在28日的全体会议上说：“这 个《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是我们共同努力的一个可喜的初步成果。” 并指出：“有些问题尚并列着几种方案，有待于在广泛征询各方面的意见的过 程中取得共识，把有关条文修改得更好。” [1]
《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后不久，姬鹏飞便以起草委员会主任 的身份再次到香港访问，直接听取香港同胞对这一文件草稿的意见，并与港 督卫奕信交换关于第一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如何产生的意见。
1988年6月1日，姬鹏飞一行抵港后首先与港督进行会晤。然后，姬鹏 飞用了七天时间，以他惯有的平等、豁达、民主的风度，广泛接触香港各界 同胞，倾听对基本法（草案）的意见。交谈中，他多次表示：此次来港“只 带耳朵，不带嘴巴”，希望大家本着从香港繁荣稳定的前提出发，对《基本法 （草案）》发表意见。姬鹏飞的诚挚态度，大大消除了“北京对基本法胸中早 有定局，来港只是‘应付民意’，‘走走过场’”的怀疑论调，增强了香港人对 制订好基本法的信心。《华侨日报》评论说：“姬鹏飞亲自聆听港人意见，反 映了对港人的重视。”《天天日报》说：姬鹏飞在港的言行，“体现了民主作风， 而非‘长官意志’、‘一言堂’。这些都标志着中共大陆的进步，是值得欣慰 的”。
6月12日至14日，姬鹏飞到澳门进行访问。为表示对这次访问的重视， 他们一行没有从香港乘船顺道赴澳，而是绕道深圳，经拱北抵澳。这一举动 得到澳门同胞的非常好的反映，认为这表明姬鹏飞对澳门和香港是“一视同 仁”，“一碗水端平”。《大众日报》发表评论说：“这是澳门四百多年来历史上 的第一次，也是澳门进入过渡时期第一件喜事，各界人士都以充满喜悦的心 情来迎接来自祖国的亲人。”
在访问期间，澳督文礼治热情接待了姬鹏飞一行，姬鹏飞在各种场合重 申了对澳门恢复行政主权后实行“一国两制”，保持澳门现行制度50年不变，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澳门也将制定一部符合澳门实际情况的基本法，从 法律上予以保障。根据澳门的特殊情况，姬鹏飞一到澳门便主动声明：澳门 土生的葡人和在澳定居的葡籍人士都是澳门居民一分子，都会有代表参加起 草基本法；澳门也将成立基本法咨询委员会。这一宣布，受到了澳门各界人 士的热烈欢迎，土生葡人更为此感到欣慰，吃了一颗定心丸。通过这次访问， 也密切了中葡两国的友好关系，为澳门和平过渡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姬鹏飞访问港、澳回京后，立即着手筹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 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 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姬鹏飞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提出用四年多的时 间完成起草工作，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
1989年1月9日至15日，他主持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 八次全体会议，对准备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草案）》进行表决。 会议开得既严肃又民主，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逐条对基本法条文进行表决。 除了三个条文外，其他都得到了2/3以上票数通过。对于三个未获得应得票 2/3多数通过的条文，又让各组再次进行讨论，提出新的修改方案，在交付第 二次表决时，其中两个条文获得通过，仍有一条少两票。这样，姬鹏飞在全 体会上申明：按照《基本法（草案）》稿表决办法，在提交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会时保留原条文，并加注说明。1989年2月2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公布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第二次在香港和内地征求意见。
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基本法（草案）》以后不久，北京发生了一 场政治风波，香港受影响很大。基本法起草工作面临了复杂形势。一方面有 两位香港委员宣布辞去起草委员职务；另有两位委员发表了一系列反华言论， 并成为“港支联”的头头。同时，香港的一些人士纷纷要求中央进一步放权， 要求加大加快香港的民主进程。面临上述冲击，姬鹏飞果断地提出，暂停原 已准备好的赴港征求意见的访问；对《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的时间可以 延长，但必须按原定计划于1990年4月把《基本法（草案）》提交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同时，他去函给香港两位提出辞去起草委员会委员的委 员予以挽留，二人表示已对外宣布，不好收回，全国人大常委会最后同意他 们辞职，但希望他们继续为基本法的起草作出贡献。这两位委员后来同姬鹏 飞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对另外两位发表一系列反华言论且成为“港支联” 头头的委员，则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停止其起草委员的职务。
为了稳定香港同胞的人心，使起草基本法的工作按计划进行。6月22日 晚，姬鹏飞通过中央电视台发表公开讲话，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声明：中国政 府按照“一国两制”的构想所制定的关于香港、澳门问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 是不会改变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和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 明是庄严的国际协议，中国政府将始终不渝地信守这两个声明，并履行我们 在这两个声明中所承担的各项义务。他还郑重声明：不能允许有人利用港澳 作为颠覆中央人民政府的基地。他的这一重要声明，对安定香港同胞人心， 使基本法起草工作及香港和平回归起了重要作用。
1990年2月13日，姬鹏飞主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 这是基本法草案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他在致开幕 词时说：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已进入最后阶段。希望大家保持和发扬民主开放 的一贯风气，和衷共济，善始善终，努力把这次会议开好。会议于17日完成 了各项议程，用无记名投票表决方式，以2/3以上多数票同意通过了24个修 改提案，通过了上次全体会议未获通过的草案第十九条（关于司法管辖问题）， 评选出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草案）。而且决定，把经过修改过 的基本法（草案）和区旗、区徽（草案）提交人大常委会，并经人大常委会 审议决定后提交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姬鹏飞在17日上午7时举行的 闭幕会上宣布：我们完成了一件载入史册的大事情。
会议一闭幕，姬鹏飞即在人民大会堂向邓小平作了简要汇报。邓小平听 了以后非常高兴。紧接着，在江泽民、杨尚昆、李鹏、万里的陪同下，邓小 平会见了香港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全体委员，向大家表示热烈祝贺。他说： “你们经过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 他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 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 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贺!” [1]
同年4月4日，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以及《关于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 和立法会的决定》等文件。会场以长时间热烈鼓掌庆祝这一体现“一国两制” 法典的诞生。它标志着为香港回归以及回归后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保障香港的繁荣稳定铺了一条大马路，立了一座里程碑。
这时，姬鹏飞已年届81岁，在全国人大七届三次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即 主动向中共中央提出辞去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的职务。中共中央批准了他 的请求，但仍要他主持澳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并关心香港、澳门回归后半阶 段的事宜。
1991年2月27日至3月3日，姬鹏飞偕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鲁平到澳 门访问，主要是亲自听取澳门各界人士对起草澳门基本法的意见，以便对正 在形成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进行最后润色定稿。 27日，他们一行由珠海到达澳门后，马上往澳督府与护督范礼保会晤，下午 拜访了澳门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会见咨委会正副主任、常委，并与专责 咨询小组核心组进行座谈；28日，与在澳门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起 草委员会委员进行座谈；3月1日，拜访了澳门各界人士代表，认真听取了对 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的意见。3月2日，看望新华社澳门分社的同志。
3月3日至13日，姬鹏飞第三次访问香港，目的是听取香港各界对香港 过渡期后一阶段工作的意见，增强香港各界对回归祖国的信心。在港期间， 姬鹏飞和鲁平与香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了座谈；会见了中资机构、 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签证处、土地委员会办事处人员，出席了原香港基本法 起草委员会委员、咨询委员会执委举行的招待会；与香港总商会等三大社团 负责人，新界乡议局有关负责人举行座谈；并参观了邵逸夫的电视城。同时， 姬鹏飞特意会见并宴请了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提出辞职的两位香港基本法 起草委员会委员，鼓励他们继续关心香港顺利回归大业，他们很受感动。
1992年3月8日，姬鹏飞主持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八次 全体会议。起草委员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逐条通过了“基本法（草案）”，决定 提交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审议。16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5次会议， 在听取了姬鹏飞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及有 关的文件报告后，决定公布这个基本法及三个附件，在内地及澳门征求意见。 1993年3月，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把这个基本法正式提交八届全国人大第一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使澳门1999年12月20日回归祖国后有了法律保证。
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庆典将于7月1日在香港进行，党 和国家领导人将赴港参加与英方的交接仪式，姬鹏飞非常希望到香港亲身参 加这一隆重庄严的活动，亲眼看到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港旗在香港升起。但他 的体质已经非常虚弱。经过中央领导人批准，他在身边工作人员的陪同下， 于6月25日先期到达深圳，但27日发起高烧，经医院大夫紧急治疗后，29 日退烧。30日下午从深圳乘汽车抵达香港。7月1日，他在何鲁丽、曾庆红 的搀扶下参加了香港交接仪式，目睹了英国国旗在香港徐徐降落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五星红旗及香港紫荆花图案的区旗在香港冉冉升起。他亲身经历了这 一重要历史时刻之后，便被护送回到宾馆，再也没能参加别的活动。
7日，姬鹏飞回到北京后马上住进北京医院。1999年12月20日，澳门 回归祖国，但他未能如愿去澳门参加交接仪式。2000年2月10日，他在北京 医院逝世，终年91岁。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当日发布讣告，论定他 是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 领导人。
注释
[1]姬鹏飞传记组。顾问：陈志凌；组长：管景臣；成员：杨瑞广、周全成、王桂新。
[1] 1954年，临晋县与猗氏县合并，取两个县的首字，命名为临猗县。
[1] 招贴，即现在的广告。
[2] 访问许寒冰记录，1999年9月。
[3]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
[4] 苏进：《从黑暗走向光明——回忆宁都起义前后》，《回忆宁都起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0 页。
[5] 姬鹏飞谈话摘记，1995年冬—1996年冬，原件存在王桂新处。
[1] 姬鹏飞谈话摘记。
[1] 《回忆宁都起义》，第4页。
[2] 关于姬鹏飞入党时间，从我们查阅到的档案资料看，他从1937年1月一直到50年代，所有履历表 都填写的是1932年。但从1963年起，他填写的履历表为1933年。笔者1999年12月访问同时参加 宁都起义，又在一起工作过的航天工业部原副部长谷广善认为，应是1932年。
[3] 《红军长征——综述·表册·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233页。
[1] 《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页。
[2] 同上书，第139页。
[1]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文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5页。
[2]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225页。
[1]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页。
[2] 《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63页。
[1] 张藩：《郭村保卫战》，第371页。
[2] 姬鹏飞谈话摘录。原件存王桂新处。
[3] 韦一平，时任中共苏北特委书记。
[4] 《管文蔚回忆录续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
[1] 1954年姬鹏飞填写履历表；姬鹏飞、卢胜、梅嘉生：《战斗在苏中》，《新四军回忆史料》，第467页。
[2] 《苏中抗日斗争》，第104页。
[3] 《三百万颗民族心》，江苏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0页。
[4] 姬鹏飞：《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记事》，《新四军回忆史料》，第490页。
[5] 姬鹏飞：《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记事》，《新四军回忆史料》，第490页。
[6] 《三百万颗民族心》，第33页。
[1] 《三百万颗民族心》，第35页。
[2] 《三百万颗民族心》，第35页。
[1] 《吉洛、钟民为精简工作与反“清剿”、反“清乡”给海启县委的指示信》，《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 第304—305页。
[2] 《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第28页。
[1] 《吉洛同志1943年7月在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报告》。原件存江苏省革命斗争史编纂委员会资料室。
[1] 《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第47页。
[2] 《江苏档案史料丛编》，《苏中人民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下），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77页。
[3] 《中共苏中区委员会关于第二期清乡的指示信》，《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第364页。
[4] 《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第371—372页。
[1] 《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第374页。
[2] 姬鹏飞：《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记事》，《新四军回忆史料》（1），第500页。
[3] 姬鹏飞：《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记事》，《新四军回忆史料》（1），第500页。
[1] 《管文蔚回忆录续编》第269页；姬鹏飞1954年填写的履历表。
[2] 管文蔚、姬鹏飞、张藩：《回忆兴化盐城之战》，《新四军回忆史料》（1），第527页。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第29—30页。
[1] 《中央党史人物传》第6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53页。
[2] 粟裕：《回忆苏中战役》、《苏中七战七捷》，第300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第91页。
[1] 《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战史》，第223—224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战史》，第223—224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战史》，第226页。
[1] 《三野十大虎将传奇》，黄河出版社1999年版，第133—134页。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第288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第317—318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第317—318页。
[4] 《三野十大虎将》，黄河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223页。
[1] 《三野十大虎将》，黄河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223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第353页。
[3] 姬鹏飞填写的履历表，存中共中央组织部。
[4] 姬鹏飞：《出使民主德国纪事》，《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第157页。
[5] 新华饭店在今同仁堂对过，现为一百货公司。
[1] 姬鹏飞：《出使民主德国纪事》。
[2] 姬鹏飞：《出使民主德国纪事》。
[1] 《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536页。
[1] 姬鹏飞履历表。这两次任职的时间，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填写的，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2] 姬鹏飞履历表。这两次任职的时间，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填写的，原件存中央组织部。
[3] 符浩在姬鹏飞生平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原件存王桂新处。
[4] 外交部原张闻天秘书肖扬的回忆。原件存王桂新处。
[5] 外交部原张闻天秘书肖扬的回忆，原件存王桂新处。
[1] 肖扬谈话记录，原件存王桂新处。
[2] 《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23页。
[3] 符浩在姬鹏飞生平座谈会上的发言。
[1] 杨琪良在姬鹏飞生平座谈会上的发言，原件存王桂新处。
[1] 《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0页。
[1] 外交部革命造反联络站：《外交部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记》。
[1] 姬鹏飞谈话记录（摘要）。
[2] 姬鹏飞与《陈毅传》撰写者谈话，1982年11月。转引自《陈毅传》，第593—594页。
[3] 《外交部文化大革命运动大事记》，第35页。
[1] 杜易：《大雪压青松——“文革”中的陈毅》，世界知识出版社，第118页。
[2] 《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
[3] 《外交部文化大革命大事记》，第66页。
[4]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77页。
[1] 毛泽东的话，转引自《耿飚回忆录》，第233页。
[2] 权延赤：《微行——杨成武在1967》，广东旅游出版社，第185—186页。
[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册，第183页。
[2] 姬鹏飞谈话记录（摘要）。
[1] 符浩：《九一三事件补白》，《党的文献》1988年第一期，第62页。
[2] 许文益：《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使命》，《党的文献》1988年第一期，第66—67页。
[1] 符浩：《九一三事件补白》。
[1] 许文益：《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使命》。
[2] 许文益：《历史赋予我的一项特殊使命》。
[3]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489页。
[4] 熊向晖：《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第342页。
[1] 《人民日报》，1971年10月30日。
[2] 《人民日报》，1971年10月27日。
[3] 《人民日报》，1971年10月27日。
[4] 熊向晖：《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
[1] 熊向晖：《毛泽东“没有想到”的胜利》。
[2] 《人民日报》，1971年11月3日。
[3] 访问外交部原副部长符浩谈话记录，1999年11月15日。
[1] 姬鹏飞与黑格会谈记录，原件存外交部。
[2]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506页。
[3] 中方对美方口信的答复。
[4] 姬鹏飞与罗杰斯会谈记录，1972年2月21日下午。
[1] 姬鹏飞与罗杰斯会谈记录，1972年1月23日。
[2] 姬鹏飞：《打开中日关系的巨手——忆周总理》，《开启国门》，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第62—63页。
[1] 姬鹏飞：《打开中日关系的巨手——忆周总理》，《开启国门》，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第62—63页。
[2] 《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第554页。
[3] 姬鹏飞与谢尔会谈记录，1972年10月11日。
[1] 周恩来、姬鹏飞会见谢尔记录，1972年10月13日。
[1] 姬鹏飞出访英、法、伊（朗）的汇报提纲。
[1] 《耿飚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第265页。
[2] 姬鹏飞谈话记录（摘要），1995冬—1996冬。
[1] 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66页。
[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3] 访问李后记录，1999年11月4日。
[4] 李后：《百年屈辱史的终结——香港问题始末》，第139页。
[1] 访问李后记录，1999年11月4日。
[2] 姬鹏飞“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7月1日。
[1] 姬鹏飞“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88年4月26日。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1993年版，第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