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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葆华个人人物简介,对李葆华的历史评价,李葆华是怎么死的？
◎编撰者话
李葆华，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国革命运动先驱 李大钊长子。他在李大钊身边长大，受到了良好的革命情操和 品德教育。李葆华担任七大候补中委、八大委员、中央国家机 关有关部委党和行政主要领导人。他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取得重大功绩时，不骄傲，遇到重大困难时，不气 馁，埋头实干，不事喧哗。在极“左”思潮泛滥时，他坚持原则， 保护同志；在纠正冤假错案时，克服了重重阻力，为受迫害的 同志平反昭雪。他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平易近人。在担任中 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时，人们尊之称“李青天”，深受广大群众 的信赖和尊敬。
一
李葆华，曾用名杨震、赵振声，1909年10月2日出生于直隶（1928年 改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是李大钊和赵纫兰的长子。
乐亭县处华北平原北端，西北依燕山，东南临渤海，物产丰饶，也称“冀 东粮仓”。沿海一带因千百年风吹沙聚，形成了一些沙丘高坨，大黑坨村即以 建于黑色沙坨之上而得名。李葆华的先祖是明永乐二年（1404年）奉成祖朱 棣诏令，迁来屯垦的移民。 [1] 李家位于村东，是南北长55米、东西宽18米的 三进穿堂大宅院，正门是高台阶，黑漆双扇大门，四周有院墙，有正、厢房 17间，堂号“怀德堂”。
李葆华的祖父李任荣22岁就病逝了，父亲李大钊是遗腹子。祖母周氏在 李大钊16岁时也病逝。李大钊靠祖父李如珍抚育成人。1899年，10岁的李 大钊与同村赵姓“福臻堂”家16岁的三姑娘赵纫兰结婚。多年后李大钊记述 了生活的艰难：“钊在该校 [2] 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 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3] 李葆华出生时， 其父亲李大钊在天津法政学校读三年级。刚满20岁的李大钊初为人父，对长 子异常钟爱。两年后，女儿星华出生。
李葆华4岁那年（1913年）冬，其父东渡日本，次年春考入东京早稻田 大学政治经济本科。母亲在家支撑门户，抚育子女，因有大舅赵如蔺、二舅 赵如云（字晓峰）的照顾，使父亲全无后顾之忧。 [4]
李大钊1916年5月弃学返国参加革命活动，9月10日回到大黑坨。 [5] 7 岁的李葆华已经在私塾开蒙读书了。私塾就设在自家前院三间东屋里，学生 大多是李姓子弟，教师是祖父李任荣的兄长李任元，教材是《三字经》、《百 家姓》、《孟子》、《论语》。李任荣教学认真，冬天还要上夜学，燃线香计时。 [6] 李大钊的归来，对葆华兄妹来说，无异是盛大的节日。李大钊给他们的礼物 是每人一套字帖、九宫格大字本、戴铜笔帽的毛笔和铜制的精美墨盒，铜盖 分别镌刻“葆华留念”、“星华留念”，落款“父守常赠”。 [1]
李大钊注重对葆华兄妹的品德教育和文化教育，从不溺爱。母亲对他们 的影响更大，她善良慷慨，每餐都把剩饭用干净盆钵盛好放在桌上，大门敞 开，让要饭的穷苦人自行取食。 [2] 她急公好义，与邻里相处和睦。
李葆华童年性格文静沉稳，书念得好，还擅长游泳，小伙伴们只会扑通 扑通“狗刨”，他却会漂亮的自由式。 [3]
父亲归国后从事政治活动，很少回家。1918年1月，父亲担任了北大图 书馆主任，8月把全家接到北京，租西单回回营2号居住。 [4] 李葆华遂转入北 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第二部读二年级。不久，二舅赵晓峰也到北大图书 馆工作。 [5]
10月，北大红楼落成，每天清晨，李大钊准时出门去沙滩红楼上班。李 葆华经琉璃厂去上学。晚上，李大钊回家，经常绘声绘色地给家人说笑话， 兴高采烈地给葆华兄妹朗诵诗词，教葆华兄妹唱歌。有时也跟他母亲杀上一 盘军旗，由李二舅当裁判，当其母亲故意走错、试图取巧制胜时，他父亲会 快乐地大叫：“嗬！原来地雷长了腿啊！”
在回回营2号居住时，李大钊和陈独秀、胡适等共编《新青年》，在他身 边聚集了邓中夏、张国焘、周恩来、罗章龙、范鸿劼、毛泽东、萧三、刘仁 静等一大批有志青年。有一首诗流传甚广：“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 陈，孤松独秀如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6] 孤松是李葆华父亲的笔名。
李大钊的政治主张及日常对时事的评论，对李葆华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李大钊文章中许多名言诸如：“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 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 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便使李葆华的心灵感受到强烈 震撼。李大钊给姨父杨子惠写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更深深铭 刻在他的记忆中。 [1]
二
1919年暑假，李葆华全家于7月20日晚乘火车离京，在滦县雇一条帆船 顺滦河南下。他们兄妹心旷神怡，既新奇又兴奋。他父亲结合沿途景色，给 他们讲地理、讲历史、讲社会人生。当看到落日熔金的壮美景象时，他父亲 情不自禁大声唱起歌来。在家住两三天后，他父亲带葆华去昌黎县五峰山， 在韩文公祠住了一个多月。他父亲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和《我的马克思 主义观》。李葆华陪着父亲登山观海。在父亲写作时，他就静静在一旁看书， 或去溪流中寻找美丽的水晶石。9月初，李大钊回北京上班。这时，因为母 亲要生产了，如果在北京生孩子，父亲是应付不了的。所以家人留在故乡一 年。 [2] 11月，二妹炎华诞生，母亲得到了外婆家无微不至的照顾。
李葆华在乐亭县立高等小学校读一年级，比在北京跳了一级。 [3] 该校建于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列全县五大高等小学之首。 [4] 1920年春，李大钊 在北京租下石驸马后宅35号作为新居，8月回乡接全家进京。11岁的李葆华 远离父母单独生活了一年，更沉稳成熟。
新居是一座三合院，北房3间，东间是李葆华父母卧室，妹妹星华住西 间；三间东厢房是他和亲友及临时来人的住所；三间西厢房是他父亲的书房 和会客室。院内有海棠树和两个花畦。 [5] 全家十分满意，在这里住了近4年。
李葆华进入孔德学校读书。该校系蔡元培和北大教授李石曾、沈尹默、 马幼渔等1917年创办，主要招收北大子弟，蔡元培任校长，沈尹默任常务董 事会主席。学校以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的名字命名。学制为初小4年、 高小2年、中学4年、大学预科2年共12年，从五年级起学法文，毕业后可 以赴法国深造。李葆华进校读五年级。 [1] 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囊括大典，网 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方针也在孔德施行，各科教学偏重实 地观察，宁可让学生稚气横溢，也不要他们老气横秋，力图培养出“思想的 人”、“情感的人”和“实际创作的人”。当时的中国教育从高小起皆男女分校， 孔德学校却坚持男女同校。其他学校教材陈腐，孔德学校教材多为本校自编， 新鲜有趣味。国文课本由周作人、沈尹默、钱玄同3人编写。学校在东城区 方巾巷华法教育会内，前后两个院落，几十间平房，没有操场，没有楼房， 比高师附小差多了，但师生精神面貌却极为昂奋。每天朝会，学生都齐集唱 校歌，由两位教师弹风琴拉小提琴伴奏：“孔德！孔德！他的主义是什么？是 博爱，是研求人生的真理，是保守人类的秩序，是企图社会的进步。我们是 什么学校的学生？顾名思义，莫忘了孔德！莫忘了孔德！”课余时，师生常 在一起打“墙球”（没有操场），吹弹乐器，在教室四周空地上种蔬菜。高小 的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做木工，制作小椅子。从锯木头、刨板、安榫子到粘胶 都自己动手。 [2] 李葆华所在班，沈尹默教诗，周作人教国文，钱玄同教古代思 想史，萧一山教历史，都是一时之选。 [3] 使李葆华感到新奇的是，世界各国教 学制度都可以在孔德实验，其中“道尔顿制”系美国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当 年（1920年）刚刚创造，其特点是：改教室为各科作业室，按照学科性质陈 列参考用书和实验器材，由学生自由学习和使用；废除课堂讲授，由学生自 学，学校把学习内容按月制成作业大纲，学生完成作业即可。 [4]
家庭教育完全体现了新思想、新文化、新伦理，他父亲以平等态度和葆 华兄妹谈心，询问学习情况，为他们解疑解难。一有空闲就给他们讲古说今， 比赛背诵诗词，冬天下雪就一起堆雪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 大钊成了中共北方的领导人。家里来客不断，其中还有外国人。李大钊与李 葆华谈话的话题增多了社会不公、“劳工神圣”、阶级斗争等内容。他还弹着 黑漆风琴，教葆华兄妹唱《国际歌》、《少年先锋队队歌》。这种家庭教育在同 龄人中是罕有的。
1922年1月，李大钊应邀来孔德学校讲演，题目是《今与古》，他说，崇 古派把中国古代称为“黄金时代”是不对的，他鼓励青年勇于创造，使后代 子孙得有真正的黄金时代。 [1] 这是李葆华第一次听他父亲讲演。
1922年，北京大学将北河沿北大三院的部分房屋和三分之一操场划拨 给孔德学校做新校址。李葆华在这里就读了5年。北大是新文化运动摇篮和 五四运动策源地。孔德与北大三院仅一墙之隔，学生间常相往来。李葆华的 生活环境、学习氛围和视野都发生了巨变。他能更直接地观察到时代大潮的 跌宕起伏。
李大钊在北大师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经常慷慨解囊帮助贫苦学生渡过 难关。他工资很高，在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北师大、女高师兼课也有丰厚 收入，每月共有二三百元之多，只交三五十元给母亲作家用，把大部分钱用 来充作党的活动经费，或救济贫困学生 [2] 。李大钊领薪水时，常遇到求助者， 还没走出校门，钱就所剩无几了。蔡元培得知后，亲自去会计科吩咐今后发 薪时扣下一部分，直接交给李夫人，以免衣食不继。李大钊不抽烟，不喝酒， 衣着简单，一袭长衫能穿几年，饭食毫不讲究。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极 度的俭朴，对李葆华影响很大。
有一年葆华兄妹开学家里拿不出学费，还有一年冬天没钱买烤火煤，家 里冷如冰窟，母亲亦无怨言。母亲的慷慨和热忱是尽人皆知的。为了接济革 命的同志，毫不考虑自家的困难。有一年深秋，一个将去外地工作的青年同 志来家中向父亲辞行，母亲见他衣衫单薄，就拿了刚为李葆华做好的棉袍送 他，他推辞不掉，接过棉衣，含泪而去。1923年1月21日，弟弟光华出生。 同年冬，幼妹钟华出生。
1924年1月5日，李大钊去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北京政府实施了对他家人的迫害。一天深夜，他们将一条疯狗放到院子里， 咬伤了光华的奶妈，星华每天陪奶妈去首善医院打针治疗，才保住了性命。 家里养的三只小狗被疯狗咬伤，不久发疯致死。几天后他们又指使人溜进家 来偷走了皮箱，把空箱送回来，以示恐吓。每天天一黑，他们的人在房顶上 哗哗地踩着瓦走，李葆华和舅舅赵晓峰出来察看，有一次屋顶上砸下一块大 石头，把釉瓦洗衣盆砸得粉碎，险些伤着人。母亲只好把家搬到宣武门内铜 幌子胡同甲3号。密探和流氓打手也跟踪而至，在住宅周围安上暗哨。
2月底，李大钊返回北京，3月8日就任中共北京地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4月2日就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部部长。5月底，李大钊获悉当局将逮捕 自己，便化装成商人，带李葆华乘夜车出京，避居五峰山。当晚，警察总监 王怀庆派特务到家中搜捕，未获。次日，其母带弟妹回老家避难。军警又追 到大黑坨，仍未获，当局6月27日发出“海捕文书”，令各地“严速拘拿”； 此时，李大钊已安全偷越国境，抵达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了。
三
9月，李葆华母亲不顾家人劝阻，带着孩子回到北京。她说：“再难，也 不能耽误了葆华和星华的学业啊！”铜幌子胡同不能回了，就在邱祖胡同租 屋居住。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2月，李大钊回国，移家府右 街后坑朝阳里3号。他父亲在五峰山与他分手时带走了他的一套《镜花缘》 在路上看，此时，李葆华把父亲拉到一旁，认真地问：“我的那套书呢？”父 亲一怔，旋即哈哈大笑地告诉他，书送给了中山大学图书馆了。 [1]
冯玉祥控制北京后，孙中山12月31日扶病抵京，1925年3月12日病逝。 李大钊撰214字长联哀挽，为孙中山抬棺，回家后仍痛哭不已，给李葆华留 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在他的记忆中，父亲是从来不哭的。 [2]
上海五卅惨案后，李葆华和孔德学校的同学一起参加了6月3日北京 五万市民示威游行、6月10日天安门抗议大会和20万人冒雨20华里示威游 行以及6月25日“全国总示威日”北京各界30万人大游行。不久，李葆华 由于树德介绍参加国民党。8月，李葆华由刘伯庄介绍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1月放寒假，李葆华进入中共北方区委党校第二期，学习一个月。 该校是李大钊1925年7月领导创办的，罗亦农任校长。校址在北大三院靠操 场的大教室楼上。每次讲课前都全体起立，由萧三指挥唱《国际歌》，分别由 赵世炎讲马列主义，陈乔年讲党的建设，李大钊讲农民与土地问题。 [3]
3月，奉（张作霖部）直（吴佩孚部）军阀组成“讨赤联军”进攻冯玉祥 国民军。12日，日本军舰公然闯入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自卫还 击。16日，日、英、美、法、意、荷、比、西8国公使悍然向中国政府发出 “最后通牒”，蛮横要求国民军撤防。
18日上午10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广东 外交代表团、民治主义同志会等140余团体5000多人在天安门召开“反对八 国最后通牒国民大会”。 [1] 国民党左派徐谦、顾孟余等主持大会，通过了驱逐 八国公使、撤退外国军舰、惩办肇事祸首、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八项决议 案。会后请愿，李葆华加入了请愿队伍。请愿队伍到达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 政府门前，5位代表要求进去见段祺瑞，被拒绝。正要转去吉兆胡同，枪声响 了。府卫队用排枪、刺刀、大刀疯狂屠杀群众。当场死亡26人，在医院等处 陆续死亡20人，伤20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8人，共青团员6人，国民党员 15人。 [2]
枪响时，李葆华随着部分请愿群众跑进段祺瑞的马厩。执政府卫队仍不 放过，从墙上跳下来，一面咒骂着：“叫你们闹！叫你们闹！”一面开枪。李 葆华身上压着人，才未遇难，但棉袍上沾满了死伤者的鲜血。他从人堆中爬 出，向铁狮子胡同东口奔去。外面有自己人指挥：“向北走！”他才脱出险境。 李葆华母亲见他浑身是血的回来，大吃一惊，知道并未负伤才放心。李大钊 在惨案中头部手部两处受伤，但他沉着镇定地指挥群众离开现场，避免造成 更大的损失。 [3] 鲁迅称这一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4]
当日晚，李大钊召集党团会议处理善后和应变。同时，段祺瑞以“假借 共产学说，啸聚群众，屡肇事端”和“率领暴徒数百人，闯袭国务院”的罪 名，通缉徐谦、李大钊、李煜瀛（石曾）、易培基、顾兆熊（孟余）。
23日，北京各团体、学校万余人在北大三院召开“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 大会”，陈毅为主席，邵飘萍等讲话，李葆华参加了追悼会。会后，李葆华写 了一篇《段祺瑞的几条罪状》，在《孔德周刊》发表。 [1]
四
1926年4月16日，奉系张作霖占领北京。李葆华母亲多次苦劝李大钊离 京暂避。李大钊说：“北京工作这么重要，我怎么能丢下工作走？”17岁的李 葆华成了父亲工作上的助手，每天都有大量中外书刊、报纸和信件寄到家里 来，其中包括苏联寄来的《共产国际通讯》，全由李葆华送到李大钊手里。城 区密布着张作霖的军警和密探，李葆华机智沉稳，从未出过差错。各界求见 父亲的人很多，都由李葆华传信、安排会见。 [2] 当时只有3岁的李光华对许多 事都没有记忆，但他却记得，哥哥骑自行车到旧兵营后，在一棵大树上钉个 大铁钉，把车挂在树上。 [3]
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派大批军警包围苏联大使馆，逮捕了父亲、母 亲和星华、炎华。在审讯庭上，审讯官指着星华，问父亲：“她是你最大的孩 子吗？”星华生怕父亲不留意说出哥哥葆华来，赶紧抢着说：“是的！我是他 最大的孩子！”审讯官厉声喝道：“不准多嘴！”父亲明白星华的用意，平静 地回答：“是的，她是我最大的孩子。一切都和她们没有关系。” [4]
4月6日李大钊被捕那天是清明节，各校照例放假一天。周作人去城外海 甸燕京大学沈士远教授家聚会。周作人之子周丰一与李葆华是同学，便邀葆 华一同前往。晚，李葆华住在清华大学李乐光处，两人下围棋。 [5] 当晚，李葆 华的同学罗正乾（共青团员），得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告诉了李乐光。当夜， 李乐光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李葆华。 [6]
4月7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见报。沈尹默读报大惊，急忙打电话要哥哥 沈士远保护好守常之子，千万不能进城。几天后，他觉得哥哥离海甸侦缉队 太近，将李葆华转移到燕京大学教授马鉴（北大教授马幼渔的五弟）家。但 是，沈尹默还是不放心，就请周作人负责藏匿。周作人慨然应允，乘到燕京 大学上课回城之机，将李葆华藏在车中，放下车帘， [1] 带进城来，安置在家中 最后一进的东厢房中。
28日下午，李大钊等20多人被处死。《晨报》报道：“首登绞刑台者，为 李大钊。闻神色不变，从容就死。”母亲和妹妹被释放回家，《晨报》报道： “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 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 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境状萧条。现李妻卧 病，医药之资无出。李之棺柩回籍及遣孤抚恤等，更谈不到。”幸亏由梁漱溟、 吴弱男、章士钊、蒋梦麟等友人筹钱，才重购了棺木，由亲友帮助装殓，移 厝妙光阁浙寺。京师警察厅勒令李大钊遗属限期离京，5月10日，母亲带着 四个弟妹返回故乡。
4月29日，北京各报都刊登了李大钊等人就义的消息，并刊登了大幅照 片。周作人担心李葆华会来看报，承受不了如此巨大的打击，便急忙打电话 请沈尹默来。两人商量用“令尊为主义而牺牲，本是预先有觉悟的”安慰李 葆华。令两人想不到的是“及至说了，乃等于没有说。因为他的镇定有觉悟， 远在说话人之上，听了之后，又仔细看报，默然退去。” [2]
李葆华在周作人家藏了1个多月。沈尹默等人设法将他送去日本留学。 他自己取化名“杨震”。赴日上大学必须有高中文凭，而他只读到九年级，还 差一年，沈尹默设法为他办好盖有蔡元培校长印鉴的高中毕业证书。 [3]
6月，李葆华在天津乘轮船赴日。在神户上岸后，由一位在京都帝国大学 留学的中国学生陪同，乘火车去东京。抵达后，生活和学习已经由在孔德学 校时的老师张定钊（正南）安排好了。住处是帝国大学对面的神保町福起馆。 李葆华不懂日语，进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文。学校位于东京神田区中 猿乐町，除授日语外，还开设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绘图等课程。
1928年1月李葆华考取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理化系。此时李葆华已囊空如 洗。恰巧在此时，蔡元培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相当于教育部部长），沈尹 默就任河北省教育厅厅长，沈尹默费了很大周折，把李葆华改办成官费留学 生。从此，李葆华每月能领六七十光洋，生活和学业均有了保障。
1929年暑假，李葆华回国探亲。他母亲见葆华平安归来，非常慰藉。李 葆华在家住了20多天，取道东北、朝鲜返回日本。 [1]
1930年冬，经李乐光的友人赖家昆介绍，李葆华参加了中华留日学生社 会科学研究会。1931年6月，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陆毅夫（温胜刚），介 绍李葆华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陆毅夫回国，李葆华任东京特支书记。 [2]
当时，日本人唆使朝鲜浪人在长春万宝山强占良田，开渠筑坝。7月2 日，当地农民愤起填渠，被日本军警枪击，死伤数十人，制造了“万宝山惨 案”。李葆华参加了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召开的追悼死难同胞大会。9月18日， 日本兵炸毁南满铁路沈阳北郊柳条湖一段铁轨，悍然进攻沈阳，炮轰北大营。 李葆华参与领导了留日学生的抗日斗争。“九一八”第二天，中国学生全体罢 课，第一批学生愤然归国，飞檄各地，宣传抗日。26日，东京都内17校代表 齐集神田中华青年会馆，决定采取一致行动。29日，大阪、京都、仙台、名 古屋、长崎等地学生赶来，中华留日学生会宣传成立。选举前，李葆华发动 党员做工作，争取中共党员或社会科学研究会会员当选。结果每校一人当选， 秦元邦当选总务（相当于会长），李葆华当选交际联络。日本警视厅如临大敌， 监视甚严，事先把李葆华等领导人找去，宣布了许多项“不准”。 [3]
中华留日学生会在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回国运动。10月5日，新任中国驻 日公使蒋作宾到任，李葆华等率130名代表前往位于东京麻布的中国公使馆， 要求蒋立即宣布与日断交，降旗回国。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书的周丰一等 响应号召，愤然回国。11月7日或8日，李葆华亦乘轮回国。 [4]
五
中华留日学生会迁到上海后，改名“留日回国学生会”。设在马浪路华东 公寓。中共中央对东京特支的党员进行审查，审查通过后，组成留日学生支 部，编入上海党的组织。12月6日，留日回国学生会、工联、左联、社联等 54个群众团体在四川路青年会集会，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民 反”），决定出版《民众救国报》，每日一张，主编刘英，李葆华任编辑。他同 时还承担《留日学生会会刊》的编辑任务，常化名发表政论文章。 [1]
12月9日，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代表许秀岑、南京中央大学代表江学乾 到达上海，报告5日南京军警镇压请愿学生真相，许被暴徒挟持而去，江被 殴伤。下午，5000学生到上海市政府请愿，市长张群下楼后，李葆华率几名 学生站在张群身后，防止他退回楼上去。张群被围困很久，被迫下令将市公 安局长陈希增撤职查办，并“查拿”国民党市党部执委陶百川。同日，学生 派人到各家报社，要求真实地发表消息，并获成功。10日上午，学生在上海 市政府门前组织民众法庭，公审暴徒王福生。9时半，许秀岑获释，学生欢呼 胜利。 [2] 张群电南京辞职，吴铁城继任。
1月28日，日军在上海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民反”组织了 20多队工人义勇军，上前线协助挖战壕、救伤员和战地运输，组织18支宣传 队到全市宣传，反对国民党撤兵上海。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杨尚昆 常到“民反”指导工作，他叫李葆华“老杨”。
李葆华在上海没有职业，没有经济收入。常常身无分文，饥一顿饱一顿。 留日学生党员陆续离沪，李葆华被编入法南区委一个街道支部任书记，但主 要还是在“民反”工作。 [3]
4月，李葆华回到北平（北京于1923年6月21日改为北平），参加河北 省反帝大同盟工作（党团书记林枫）。国民党行政院训令：“五一”节禁止游 行。5月1日，北平学生200余人手持“五一劳动节纪念”旗帜，出宣武门， 从天桥一直游行到东安市场，沿途高呼“打倒国民党”等口号，李葆华是打 旗子的，走在最前面。后来当局扬言：“谁打旗子就枪毙谁！” [4]
在北平，李葆华见到了妹妹星华、炎华。原来，在周作人等人的帮助下， 她们于去年夏回孔德学校复学。靠星华给学校刻法文讲义挣钱补贴生活。
6月，中共北平市委派李葆华任门头沟矿区党支部的书记。李葆华公开身 份是临时工，和工人一起领到牌子下井采煤。煤矿井下巷道低窄，空气混浊， 用明火灯照明，事故多发。各矿均采用“高落法”、“残柱法”等原始方法开 采，极易造成塌方。有一次，紧擦着李葆华落下一个巨大的煤块，险些砸到 他。他干过挑水的杂工，下到最危险的小煤窑挖过煤。矿井又窄又小，他驮 着装满煤块的筐子，跑着向外爬，跟牲口一样。为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李 葆华创办了《窑黑报》，自采、自编、自排、自刻蜡纸、自己印刷，每期印 1000多份，在矿工中散发。《窑黑报》揭露国民党腐败黑暗，宣传红军和苏维 埃运动的胜利，记录矿工的痛苦和心声。8月下雨季，地下淹场停工，李葆华 组织召开了一次矿工大会，引起了敌人的注意。市委及时把他调离。 [1]
9月，李葆华调任中共河北省京东特委宣传部长。京东指北京和天津以东 的河北省东的地区，含密云、平谷、怀柔、顺义、通县、三河、香河、武清、 宝坻、宁河、蓟县、兴隆、遵化、玉田、丰润、迁安、卢龙、抚宁、临榆、 昌黎、滦县、乐亭共22县及唐山市。李葆华到任时，特委书记是郭涤生，组 织部长宋维新（穆维新），特委机关设在乐亭，没有固定地点，到处流动。
6月，张明远任京东特委宣传部部长，李葆华改任组织部部长。这一段 时间，李葆华在京东奔走，无暇与他母亲联系，也看不到报纸，后来才知道， 母亲于4月初带着弟妹去北平，请求北京大学代办李大钊安葬，校长蒋梦麟 慨然应允。自愿出面发起公葬的共有13人：蒋梦麟、胡适、沈尹默、周作人、 傅斯年、刘半农、钱玄同、马裕藻、马衡、沈兼士、何基鸿、王烈、樊际昌。 23日出殡，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遭到国民党军 警的镇压。35天后，母亲病逝在北平协和医院，北大同仁又帮助把母亲安葬 在父亲身旁。星华1932年就加入了党，她在中法大学孔德学院社会科学系读 书。炎华考取了艺文中学，光华和欣华在第五十二小学读书。弟妹们在阜成 门内宫门口头条租破屋居住，艰苦异常。
7月，中共河北省委和京东特委决议：在迁安举行武装暴动。并调早年由 李大钊介绍进黄埔四期的李运昌指导军事训练。暴动前夕，李葆华在上梨树 峪村主持召开迁安县委扩大会议，决议成立“中国工农红军京东游击队”。
1934年1月23日晚，迁安暴动开始。暴动队伍有2个大队，辖7个中队， 约500人，有枪24支。经夺取庙岭头警察分驻所、清水窠村战斗、激战连水 峪和青山口等战斗，三天后失败，30人被捕，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4月，郭涤生调任河北省委驻唐山特派员。李葆华任中共京东特委书记。 10月，郭涤生被捕，不久叛变。11月，李葆华在大黑坨听取王平陆汇报联络 失散同志、继续开展斗争的情况，并代表特委肯定了他的工作。
1935年春节，李葆华住在舅舅赵晓峰家。赵晓峰此时任第二十七乡大乡 长。2月28日（旧历正月十五）清晨，副乡长跑来告诉他舅舅：“刚才有个县 警察所的人骑自行车到我家问‘警察来了没有’，你看这是不是跟葆华有关？” 舅舅急忙告诉李葆华。李葆华走出大门，向西一看，一大群警察正在百米之 外向自己家包抄。这时有群众对李葆华喊：“快跑！警察抓你来了！”李葆华 极为镇定，不慌不忙绥步向东走到一个同族祖父家。舅舅缠着警察要他们到 家里搜查。李葆华乘此机会从容离去。
4月，李葆华奉调到天津，任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主管天津地区党 的工作。组织部部长柯庆施，秘书长王林，中共临时中央驻河北省委代表孔 原，原省委书记朱理治调陕北工作，高文华接任书记。5月，出狱的中共党员 傅茂公改名彭真，到天津寻找党的关系，李葆华接待彭真，与他谈了话。李 葆华还主管与外地党组织的交通联络工作。
7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与河北省委合并，“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李葆华 去京东特委任北方局和省委代表。此时京东特委已一分二，北宁路北为冀热 边特委，路南仍叫京东特委。当年冬，冀热边特委被敌人破坏撤销，恢复京 东特委建制，李葆华组建了特委班子。
六
1936年4月，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工作，决定改组北平市委， 派李葆华任书记，原书记李雪峰改任组织部部长，赵仲池任宣传部部长，省 委特派员李长青。不久，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柯庆施也来北平。李 葆华与柯庆施、吴德（主管工运）3个人定期开会，研究和协调工作。
共青团员转党，发展民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是新市委 抓的第一项工作。北平团组织主要在中学。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女一 中、女二中、贝满中学、汇文中学、男四中、男五中都有团支部。全市团员 二三百人。4月底，北平市委接北方局通知，将共青团员全部转为共产党员， 党龄从入团时算起。李葆华立即组织实施。中共中央书记处8月5日指示河 北省委：“不用共青团的名称去开展青年工作，而用民族解放先锋队之类的名 称，以取得公开或半公开的存在，以便吸收各阶层各党派所影响下的广大群 众。”9月20日，北方局发文：“共产主义青年团即行取消。” [1]
5月15日，日本以反共、护侨为名，向华北增兵。28日，天津学生、工 人万余人举行大示威。日本要求中方制止。29日，宋哲元拒绝了日本的无理 要求。6月13日，市委组织了万余学生的示威游行，并在鼓楼召开市民大会， 通过“反对日本增兵华北”、“二十九军勿南调，继续抗日”等议案。示威学 生高喊：“拥护二十九军抗日！”、“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等新口号。 [2]
6月，李葆华参与营救安子文、薄一波等60余人出狱的工作。原来，有 一批中共干部被捕后被囚禁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北平军人反省院），到1936 年4月还有60余人。4月，柯庆施向刘少奇建议，让他们履行一个手续，出 狱为党工作。刘少奇将此事报告中央。6月，中央批准。刘少奇交柯庆施办 理。 [3] 在一次李葆华、柯庆施、吴德3人碰头会上，柯庆施要李葆华去北海 与徐冰接头，他叮嘱：“见到徐冰，你告诉他，中央同意监狱里的同志办个简 单的手续出来，如果按《何梅协定》日本人进城，狱中的党员要吃亏，而且， 外面也需要干部。” [4]
8月，宋哲元派刘子青去延安晋见毛泽东。14日，毛泽东亲笔致函宋 哲元，愿与其“共组北方联合战线”。 [5] 市委布置北平学联和清华等高校与 二十九军交往联谊。宋哲元乃给民先以发展空间，并释放安子文等61人。
12月12日，30余校6000学生在北大一院集会，由黄敬、李昌指挥示威 游行。游行途中遇宋哲元，学生送上“拥护宋委员长抗日”传单，宋派北平 市市长秦德纯在景山与群众见面。
1936年6、7月间，原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徐高阮上书北方局，指责市委 过分强调了党的纯洁性和纪律性，要求“应实行一个彻底的党内革命”。刘少 奇派彭真调查，10月5日写了《关于北平问题》，肯定了市委极大多数同志刻 苦、坚持、忠实为党工作的精神。9、10月间，北方局对北平市委进行改组， 李葆华仍任书记，黄敬任组织部部长，李雪峰改任宣传部部长，安子文任青 年部部长，增设了学委、文委、农委，分由黄敬（后为蒋南翔）、李俊明、刘 洁任书记。
李葆华主持北平市委工作9个月，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1936年初全 市党员三四十人，年底增至四五百人，增长了10倍以上。
1937年1月，李葆华调北方局工作。市委书记由黄敬接任。2月，李葆 华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去绥远省扒字补隆垦区处理党内纷争。“扒字补隆” 为蒙语，意为“有权力有地位的人居住的地方”，位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盟乌 拉特前旗。“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义勇军战士和学生流亡关内，实业部 长朱霁青在北京设东北救亡总会救济院予以收容，后赖行政院拨款5万元和 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的支持，在扒字补隆设“绥远省合硕公中垦区”，将数千东 北学生和义勇军战士集中于此垦荒。垦区场长是进步人士任作田（后去延安）。 1935年秋，垦区特别支部成立，至年底党员增至100余人。1936年7月，北 方局派李衡到垦区去组建中共绥远省工委，并任书记。其后，北方局又派白 乙化去组建中共垦区委员会，也任书记。垦区党员增至200余人。一个垦区， 两支人马，两个书记，难以工作，双方均反映到北方局，请组织决定。这是 关系到一个省党的工作能否健康发展的大事，李葆华乘火车至包头（北平至 包头的铁路已于1923年元旦起全线通车），再乘垦区驻包头办事处的卡车， 长途颠簸，前往扒字补隆。李葆华在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认为两个书记 都是好同志，李衡是保定的老党员；白乙化1930年加入党，曾任北平中国大 学学生会主席，是“一二·九”运动的一员虎将。经协商，垦区统一建立党 委，白乙化任书记，李衡做蒙族上层和周围地方工作。 [1]
4月，李葆华调任中共山西省工作委员会（简称“山西工委”）组织部部 长，因书记张友清去延安，由李葆华主持工作。宣传部部长赵仲池，秘书长 徐子荣。在平津时，李葆华叫“老杨”，穿越莽莽太行山后，李葆华改用化 名“赵振声”。山西工委是专门领导党的工作系统。以薄一波为首的山西公开 工委，是公开工作系统。由王世英负责的北方局特科，是秘密系统。三者之 间互不隶属，组织上不发生横的关系，行动上互相支持配合。李葆华与薄一 波的联系，通过徐子荣进行。李葆华到任后，首先抓党的组织建设。在此一 年前，东征的红军曾组建中共河东工委，由红军干部肖克（肖望东）任书记， 并在赵城、洪洞、汾西、蒲县、临汾等县建立了县委。地方党组织则有太原 市委、五（台）崞（县）定（襄）县委等。红军回陕后，在阎锡山的镇压下， 党的组织损失很大。党领导的民先太原总队于1936年12月成立，总队长赵 林。李葆华仔细分析了山西省情，决定采用“利用官方做工作，官方限制要 突破”的方法。4月，牺盟总会从多种渠道选拔了180多名优秀分子开办特派 员训练班，山西工委在训练班里有党支部。学员结业后由牺盟总会派往山西 各县，与县长平起平坐。李葆华和薄一波指示特派员中的党员，利用牺盟会 作掩护，建立党组织。很快，党在山西各县的组织框架，就大体构成了。另 外，山西当局举办了有1万余名学员参加、共有10个团的国民兵军官教导团， 各团政治主任中有北方局派来的韩钧、傅雨田、廖鲁言、刘亚雄等。在政工 干部中也建有党支部，直属山西工委领导。 [1]
在思想建设方面，李葆华利用宽松的政治环境（当时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解放》周刊都可以在太原公开出售）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时论选集》，首 篇是季米特洛夫关于统一战线的报告，其余是从党刊上选的宣传党的各项政 策的文章。一本是埃德加·斯诺介绍红军和苏区情况的《西行漫记》。李葆 华还主持创办了工委机关刊物《正路》，创刊号上刊登了刚在太原出狱的王若 飞写的文章，他自己也写了文章。《正路》油印出版。 [2]
经党组织营救和薄一波向阎锡山交涉，囚禁在太原陆军监狱和太原第一 监狱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300余人分3批经训导院过渡后获释。此项工作 在张友清主持工作时已开始进行，狱中同志怕上敌人的当，要求省工委领导 亲自出面直接跟他们谈一次话。李葆华在中央特科人员胡熙安的陪同下，进 到狱中，与王孝慈、李波、龚子荣等见面。不久，大批同志获释。彭真到太 原后，对李葆华说：“这些人都归我们了，由北方局安排使用。” [3]
第二次国共合作成立后，7月28日，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和军委书记朱瑞 从延安抵达太原。彭真已在太原。副书记杨尚昆（兼宣传部部长）、组织部副 部长林枫相继到达。北方局机关驻成成中学。8月的一天上午，住在胡熙安家 的刘少奇找李葆华谈话。他汇报了山西省党的工作情况。正谈话间，中央有 电报来，电报没看完，日本飞机空袭太原，他和刘少奇一起进防空洞隐蔽。 [4]
李葆华任职期间，在牺盟会的帮助下，山西党的工作获得空前的发展。 到七七事变前，在山西工委直接领导下的计有：太原市委（下辖19个支部， 1个党团）、定襄中心县委（下辖17个支部）、五定县委、平遥区委（下辖两 个支部，1个小组）、祁县委、运城区委、大同县委、雁北工委、阳泉矿区区 委（下辖4个支部）、长子特支、临汾支部、平陆支部、盂县西烟镇支部、平 定支部、东冶区委等。在太原的直属支部有：军政训练支部、政工干部支部、 牺盟会特派员训练班支部、民训团训练班支部、公道团支部、牺盟会工作员 支部。工委直接领导下的群众团体有民先。 [1]
七
七七事变后，日军进攻山西，晋军向南溃退，八路军却北进。9月19日 晚，李葆华搭乘运八路军的闷罐车离太原北上，没有座位，就跟战士们一起 席地而坐。时任一二○师三五九旅旅长的王震，听说年轻的省工委负责人在 车上，就跑过来用手电照着找，边找边说：“我来看看党官！” [2] 20日晨火车 到忻县，李葆华下车与贺龙、关向应、萧克见面。 [3]
9月23日，八路军总部驻五台县南茹村。10月初，李葆华去五台，遇 八路军总秘书长舒同，互报姓名后，舒同叫了起来：“你就是赵振声呀！总部 派人找了你七八天了！”李葆华赶到南茹村，见到了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任 弼时和副主任邓小平。邓小平说：“中央决定在正太、同蒲、平汉、平绥四条 铁路中间建立根据地，叫晋察冀省。你去做书记，聂荣臻做司令员，刘秀峰、 王平等同志也去。”邓小平领李葆华与聂荣臻见了面。邓小平和李葆华同睡一 个炕，两人就怎样建立根据地问题，谈到很晚才睡。第二天起床时，邓小平 送李葆华一套国民革命军军官服，忘了给军帽。在穿越太行山的沿途皆有人 转送，路上多次遇见国民党溃军，因为他穿着军官服装，没受滋扰。三四天 后抵达阜平县城。 [4]
10月21日，中共晋察冀省委在阜平成立，李葆华任书记，刘秀峰任组织 部部长，王平任军事部部长。晋察冀西倚北岳桓山和五台山，北瞰燕山余脉， 控制整个太行山区，峻岭连嶂，深壑纵横，民风纯朴强悍。李葆华倾全部精 力抓党组织的恢复与重建，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发动民众抗日。省委下属 的四个特委很快建立，雁北地区为第一特委，书记王国权；五台地区为第二 特委，书记王逸群；完县、唐县地区为第三特委，书记厉男（后为刘杰）；平 山、盂县地区为第四特委，书记李德仲。各县县委也相继成立。
11月中旬，晋察冀省委调整，黄敬任书记，李葆华任组织部部长，鲁贲 任宣传部部长，王平任军事部部长，刘秀峰任民运部部长。12月，李葆华去 平山、灵寿、行唐、曲阳等县检查工作。在灵寿县陈庄，有个筹款的同志把 地主老财集中起来，不出钱就不放人，李葆华说服那位同志，强调出钱支持 抗日要自愿。在军区军政学校，军区锄奸部抓了一个学员，因为他说读过《独 秀文存》，就被指控为托陈派（“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简称），然后采用逼、 供、信，越咬人越多，唐县县委书记张伯平和组织部部长等二十多名党员干 部被捕，马天水、贾廷三等不得不逃到别处。李葆华说：“在白区读《独秀文 存》的，大多是进步青年。怎么能以此定罪呢？”经调查，李葆华确认这是 个错案，但锄奸部属军区系统不肯放人。在日军“扫荡”时，有人提出：“带 着这些人转移太麻烦，杀掉算了！”李葆华挺身而出，坚决制止。经过一年 多坚持做工作，在从延安回来的彭真、许建国的支持下，才挽救了这二十多 人的生命。阜平县县长在反“扫荡”转移中嫌带着“犯人”麻烦，下令杀掉 了一些人，李葆华立即撤了他的职，但仍认为他是个好同志，就用其所长派 他去做白求恩的翻译。灵寿县县长听信地主诬告，杀了一个贫农，李葆华也 撤了他的职。 [1]
1938年1月15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在阜平成立。2月20日，省委刊物《战 线》在阜平创刊。李葆华化名“进文”，先后在《战线》发表了6篇文章。5 月，黄敬、鲁贲调任冀中省委（10月改称区党委）书记、副书记。晋察冀省 委由李葆华主持工作。省委党校在金刚库创办，李葆华兼校长，重点培训县、 区级干部。
李葆华在党的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领导下，晋察冀省委健全 了特委、县委领导机关；确定了报告、检查、转移组织关系，介绍党员和开 除党籍，恢复党籍和重新入党等制度；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和限期整理；审 查与鉴定干部，省委审查到县级，特委审查到主要的区委，县委审查到主要 的支部，区委审查到小组长，支部审查每个党员。这种相隔一级审查鉴定干 部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人际关系亲疏和个人好恶的影响，更趋于客 观和公正。经过整顿，县委、区委一般有3名以上委员，个别县委有五六个 常委。
李葆华认为前期组织发展过快：“个别的投机分子、自首分子的混入，没 有能及时洗刷，新入党的党员没有给以应有的教育，党的某些组织制度未能 建立，因此没有使党更加巩固。” [1] 省委要求多级党组织进行清理。但个别地 方有洗刷过严的偏差，经李葆华指示后得到了及时纠正。6月，李葆华主持召 开晋察冀省委组织工作会议并作报告，对两个月整顿工作进行总结。彭真作 了结论发言。
9月20日，华北日军按照日本大本营“南取广州，中攻武汉，北围五台” 的战略布置，以5万重兵、数十架飞机，分25路围攻晋察冀中心，连占五台 等5座县城。战前，李葆华于8月随省党政军机关迁至平山县卸甲河畔的蛟 潭庄，省委驻蛟潭庄附近的拦道石。10月25日，省委改称区党委，刘澜涛任 书记，李葆华仍任组织部部长。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在蛟潭庄成 立，彭真任书记。1月13日，北方分局党代会在蛟潭庄附近的苍蝇沟举行， 彭真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全面讨论了边区建设，强调党的建设在发展与 巩固两者中以巩固为中心。3月，区党委再作调整，以刘澜涛、李葆华、林铁 为区党委执行委员会常委，舒同、刘秀峰、赵尔陆、刘杰、栗再温为执行委 员。
不久，区党委和北方分局迂回阜平。分局驻易家庄，区党委驻城南庄后 移井儿沟。区党委党校继续开办，主要工作人员有教务主任梅开武和李力安。
11月至12月，北方分局在曲阳县青山村召开组织工作会议（史称“青 山会议”），李葆华作《关于边区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全面总结了晋察冀党 的工作经验和教训。彭真、贺龙、黄敬、马辉之等人发了言。此时，地、县、 区党委均已建立，农村党支部密度达52％，行政村中67％有党组织，党员总 数达20万人，其中冀中区就有9万人。
八
1939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李葆华当选晋察冀边 区七大代表。
1940年4月，李葆华率代表团出发，翻越太行山，穿龙泉关入山西境， 在夜过同蒲铁路时遭日军伏击，鲁贲和十几位战士牺牲。李葆华和陈伯钧 整理好队伍，从忻州北直插静乐，进入吕梁山区，越芦芽山，抵兴县八路军 一二○师师部，受到盛情款待。在遭袭击时，田映萱等背钱带给中央的代表 （陕甘宁边区不能印钞票，晋察冀能印）都把钱保住了，个人行李却全部丢光。 贺龙赠每人一条粗羊毛毯、一套军服和一双鞋。老战友赵仲池送给李葆华一 匹马。贺龙问田映萱：“个人问题考虑了没有？我这里好同志多的是呢。”田 映萱羞得涨红了脸。在一旁的吴德指了指李葆华，说：“她呀，正选佳婿，正 选佳婿。”6月18日，他们抵达延安。
李葆华先到总政治部组织部，办理部队系统代表的报到，然后去中央组 织部。七大代表都要经组织审查，李葆华通过了审查后，参加了代表审查小 组工作。小组组长蔡畅，成员李葆华、陶铸、王鹤寿、陈柏村等。因为各抗 日根据地代表来延安不易，有的代表团还被敌人冲散，广东代表则走了近两 年，所以审查工作进行了一年半之久。李葆华先负责审查晋察冀代表，后是 冀鲁豫，再后就不分区域了。李葆华住在凤凰山中组部，中组部部长陈云经 常找他谈话，询问前方情况。 [1]
7、8月间，毛泽东在杨家窑洞里接见了李葆华、吴德、侯玉田。在询问 晋察冀情况后，毛泽东问：“你们看我们能支持多久？”他们回答说，没有考 虑支持不下来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人说能支持四年。” [2]
10月，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任中央代表的林伯渠从西安致电延安，询问 李葆华是否有妹妹叫星华、弟弟叫光华。身份确认后，他们于11月6日被送 抵延安。星华去鲁艺工作，光华先后在陕北公学和延安大学高中部读书，次 年3月入党。
1942年2月14日，旧历除夕，李葆华和田映萱在中组部窑洞里举行了 简朴的婚礼。婚前，田映萱对结婚有过犹豫，因为她在前方时说过：“不打倒 日本不结婚！”但陈云赞成他们的婚事，说：“李大钊同志的儿子应该有后代 嘛。” [1]
1943年2月，李葆华调任中央党校第三支部书记。6月2日，李葆华长 子李青在延安中央医院出生。同月，李葆华调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任 贺龙的政治秘书，与参谋长张经武住隔壁。在7月开始的“抢救失足者运动” 中，联防军司令部剧团团长阿甲被揪住不放，张经武把材料拿给李葆华看， 李葆华研究分析后，肯定地说：“阿甲没有问题。”使阿甲得以解脱。 [2]
11月，毛泽东在枣园请将返回晋察冀的李葆华、许建国和将去山东的舒 同、赵明新，还有王鹤峰、杨奇清6人吃饭，为他们送行。李葆华和许建国 （杜理卿）在冰天雪地中经清涧、兴县、繁峙，于1944年2月抵达阜平县史 家寨。李葆华任晋察冀分局组织部长，兼任党校校长，并兼管民运工作。
李葆华到达晋察冀时整风运动已进行了两年，并于1944年1月进入“坦 白运动”、向党交心和审干阶段。他立即布置中、高级干部分批进党校整风训 练班学习。按照中央1943年8月15日《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的规定，确 保了审干的健康发展。
1944年，抗日战争局部反攻开始。形势发展很快，区划调整相当频繁， 隶属关系频频变更，干部人事变动的面大、人多，组织工作非常繁重。李葆 华周到细密地安排于部。1944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分局，重新 设立四个区党委：原北岳区党委划分为冀晋区党委和冀察区党委；冀中区党 委；冀热边特委改为冀热辽区党委。同时在晋察冀军区和边区政府之下，分 别设立与上述区党委辖区相同的4个二级军区和4个区行署。分局所在的鹞 子河畔史家寨里，洋溢着紧张昂奋的战斗气息。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李葆华当选中央 候补委员。
8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晋察冀中央分局改晋察冀中央局。 聂荣臻任书记，程子华、刘澜涛任副书记，李葆华仍任组织部部长，兼任常 委。8月23日，伪“蒙疆自治政府”所在地张家口解放，李葆华随中央局领 导机关向张家口进发，走到涞源。聂荣臻从延安直飞灵邱原日军机场，赶至 涞原会合，一起进入张家口。
中央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阻止国民党军北上，完全控制热、 察两省，发展东北。9月23日解放热河全境。11月3日解放察哈尔省全境， 李运昌部挺进东北。李葆华将这一时期组织部的中心任务确定为：一切为实 现中央战略方针服务，立即建立一条千里交通线，从张家口起，连接热河、 察哈尔、直到沈阳。沿途设立交通站，专人负责，保证党政军干部往来安全、 畅通无阻。
接待任务十分繁重，延安派往东北的干部太多，张家口住不下，李葆华 安排他们住到60华里外的宣化。聂荣臻要李葆华把两个人留下，一是柯庆施， 一是周扬。李葆华找他们谈了话，派柯庆施任边区政府民政处处长，党内任 边区政府党组书记，派周扬任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与鲁迅关系深厚的作家萧 军来找李葆华，说老挨整，怕将来还挨整，想要个金戒指，到困难时可以救 急。李葆华满足了他的要求。作家丁玲来找李葆华，要求看解放区土改。李 葆华安排她去涿鹿一带体验生活，后来，她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从 北平来的新闻记者更多，他们从混乱、紧张、严重缺粮的北平，到秩序井然、 供应充足的张家口，都惊呼到了“世外桃园”。
1946年，李葆华和边区财政处处长南汉宸经涿鹿、承德去冀东，组织打 击伪钞，推行边区货币。
1948年3月，李葆华任北岳区党委书记，兼北岳军区政委。12月中共中 央华北局党校创办，校长由组织部部长刘澜涛兼，刘未到任，由李葆华任校 长，聂真任教育长。
九
北平和平解放前一个月，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确定了北平市委班子：彭真 任书记，叶剑英任第一副书记兼军管会主任和市长，李葆华任第二副书记， 刘仁、徐冰、赵毅民、谭政文、萧明、王鹤丰、张秀岩、韩均八人为委员， 徐冰任副市长。 [1] 中央任命是彭真1948年12月上旬打电话通知李葆华的。彭 真要李葆华赶紧准备一大批干部。李葆华和边区机关党委书记程宏毅，共同 办理，15天内就调集了干部1100人，并于12月20日清晨抵达北京郊区长辛 店待命，准备进城。 [1] 北平城里数千名地下党员是重要的干部来源，李葆华已 派人去丰台、门头沟、石景山和北大、清华、燕京、师大等校联络，迅速与 地下党接上了关系。
2月3日，东北野战军举行隆重的入城式，彭真、李葆华和林彪、聂荣臻、 罗荣桓等登上前门箭楼检阅。军威雄壮，红旗蔽日，万众欢腾！李葆华热泪 盈眶，终于胜利了，东边不远就是22年前父亲就义的地方，他又想起父亲的 那句名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2]
次日，市委在顺城街原国会礼堂召开党员大会。地下党首次公开。由于 秘密工作多为单线联系，许多同一支部的战友却互不相识，这次大会又被称 为“会师会”，气氛非常热烈。彭真、叶剑英、李葆华3人在雷鸣般的掌声中 讲了话。许多人认出，台上这位赵振声原来就是13年前的市委书记“老杨” 啊！此时，全市有地下党员3376人。
管理北平，千头万绪。健全各级党的组织，接管各单位，建立各级新政 权，安置旧人员，恢复生产，稳定币制，控制物价等，各项工作像潮水一般 汹涌而来。叶剑英忙于军事和军管，彭真常在中央开会，彭真不在时，市委 工作由李葆华主持。
李葆华还具体抓北平粮价的控制，从老区调粮，抓工厂复工，增加生产。 中央强调第一书记要审看党报校样，彭真要李葆华看，李葆华每天都要和邓 拓一起审看《北平解放报》校样。
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李葆华出席 会议。
3月25日，李葆华参加了欢迎中央机关和毛主席进北平，并出席了在西 苑机场举行的阅兵式。就在这天早晨，当毛泽东重又看到久别的古都城墙时， 对叶剑英和身边同志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 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 在他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 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 [3]
9月21日至30日，李葆华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当选全国政协常 委。9月27日，北平改名北京。李葆华参加了国旗、国徽、国歌的讨论。9 月30日，李葆华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李葆华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因过度操劳，李葆华非常瘦削、苍老， 其实他刚满40岁。田映萱分配在长辛店铁路工厂任党委委员，每周回城一次， 根本无法照顾李葆华的生活。5月28日，次子宏塔出生，刚19天就送进了托 儿所，在那儿直到6岁。
9月的一天，彭真通知李葆华：“你要去做官了。要成立水利部，你去做 副部长，跟傅作义打交道。”李葆华说：“最好不去。”彭真说：“这是周总理 组建政务院要调人，是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定的。不去不行。” [1]
十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任水利部部长，李葆华、 张含英任副部长。李葆华任中共水利部党组书记。在人事安排上，李葆华充 分尊重傅作义的意见，在傅作义带来的五个人中，原国民党北平市市长刘瑶 章任办公厅主任，原傅作义谈判代表崔载之任办公厅副主任，智南屏任秘书 处副处长。中共方面郝执斋任办公厅副主任，李化一任人事处处长，李伯宁 任秘书处处长，李健生任秘书。 [2]
11月1日，水利部召开成立大会。8日，在京召开全国解放区水利联席 会议，傅作义致开幕词，李葆华作题为《当前水利建设的方针和任务》的报 告。李葆华在报告中提出了七项方针和任务：防止水患，兴修水利，发展生 产，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防洪、灌溉、排水、放淤、水力、疏浚河流、兴修 运河等事业；同一水系须统筹规划，统一领导，统一水政；为保障与增加农 业生产，目前着重于防洪、排水、灌溉、放淤；整理内河航道，开凿运河， 便利城乡；配合轻重工业发展，开发水力资源；制定各河流治本计划，须方 案报批后方能实施，重视水土保持，搜集整理各水系的资料；充实各级水利 机构，培养水利人才。李葆华特别强调了罗致、培养水利人才和新老干部间、 行政与技术干部间的团结，要求行政干部钻研业务（他自己带头啃起了数理 化、钻研起了水文、测量、钻探、建坝、土木工程、机械方面的专业书），强 调所有工程要责任到人，签名盖章。 [1]
李葆华把自己的工作划成四大块，一是治理大江大河；二是组织好班子； 三是做好统战工作，重点是做好傅作义先生和一大批老知识分子的工作；四 是办自己的大学，大量培养人才。 [2]
李葆华与傅作义相处融洽，相互尊重，凡重大问题都在部务会开会之前 先由两人仔细磋商。傅作义为人正直，从来不做小动作。毛泽东鼓励傅作义： “要合作得好，合作到底！” [3] 副部长张含英是著名水利专家，留美硕士，曾 任北洋大学校长、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委员长，李葆华与他相互信赖， 工作上配合默契。
永定河史称“无定河”，是海河流域五大水系之一，自古水患危害北京。 水利部成立不几天，即两次决口，淹没了北京西南郊和京津铁路。李葆华和 郝执斋骑着自行车，顶风冒雨，沿河勘察，全身泥水。后与张光斗、张仁及 部里的专家制订了先修温榆河和北运河、疏浚城区排水系统，再建官厅水库 的方案。经三年苦战，1954年5月，新中国第一座水库官厅水库竣工，其后 上游又建大中型水库18座、小型水库283座。汛区时，对北京采取“确保城 区，西蓄东排，南北分流”的方法，遏制了为害千年的水患。 [4] 在独流减河 工程、密云水库工程（1960年9月1日竣工）和岗南水库、黄壁庄水库的工 地上，李葆华从勘察、选址，到钻探、施工，关注每一个环节，经常下现场， 住工棚，爬山涉水，备极辛劳。几十年后，李葆华说：“当年主要为了防洪和 灌溉，现在看来，官厅、密云两大水库蓄的是北京人民的‘生命之水’啊。” [5]
淮河是中国七大江河之一，全长700公里，横贯豫、皖、苏三省，自12 世纪黄河夺淮后，成了一条“害河”。水利部1950年3月9日批准成立淮河 水利工程局。傅作义和李葆华感到责任重大，于1951年3月17日去淮河实 地勘察了半个月。他们不惊动地方，轻装简从，从淮河上游的淮滨县乘上一 条雇来的木船，一路考察调查，滩浅处还要拉纤。跋涉三四天后，进入安徽 境，淮委才得知消息，从蚌埠派汽船来接。察看治淮工地后继续东行，在去 洪泽湖蒋坝途中有30华里汽车无法通行，他们就从农民家雇3头毛驴驮着行 李，在崎岖的泥路上，并肩徒步而行。 [1]
在水利部和三省政府通力协作下，就在当年，4月1日石漫滩水库开工， 4月2日板桥水库开工，4月12日白沙水库开工，11月2日苏北灌溉总渠开 工；1952年1月9日佛子岭水库开工，10月1日三河闸工程开工；1954年3 月26日梅山水库开工。1956年5月，由水利部组织的，有关部、省、委、局 和中国科学院及高等院校800多人参加编制的《淮河流域规划》初稿完成。 这是中国水利史上空前规模的伟大战役。李葆华深入到了大部分水库的施工 现场，有的还参加了勘察和选址。他去佛子岭水库工地时，与第二任淮委主 任谭震林同行，在工棚里住了几天，正逢下雨，漏得满床湿透。
在李葆华的主持和协调下，水利教育事业宏基奠定。1952年全国高等院 校院系调整，水利部抓住这一机遇，促成了在清华大学创设水利等六个系。 同年10月27日，水利部在南京开办了华东水利学院（现名河海大学）。1954 年12月1日，水利部在武汉开办了华中水利学院（现名武汉水利水电大学）。 1958年10月2日，水利部在邯郸开办了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同时，还创办了 一批中等技术学校。这些学校为新中国的水利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2]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号召“要把黄河的事件办好”。水利部 加紧搜集整理黄河资料。1954年1月，以柯洛略夫为组长的苏联专家组应邀 来华。2月，黄河查勘团组成，团长李葆华，成员为燃料工业部副部长刘澜波， 水利部副部长张含英，9名苏联专家，中国科学家有竺可桢、李鹗鼎等十几人。
1954年2月底，冒着凛冽寒风，李葆华率查勘团抵达山东黄河入海口， 然后溯河而上，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他们风餐露宿，经历了重重危险， 行程达3300公里。实地查勘了山东黄河大堤，河南三门峡，陕西黄土区，甘 肃刘家峡、牛鼻峡、茅笼峡和乌金峡，穿越大沙漠，至青铜峡、秦渠、汉渠、 唐徕渠、内蒙古河套平原，再从包头至600公里河曲峡谷、黄河壶口瀑布。 他们重点查勘了干流坝址21处、支流坝址8处、灌溉区8处、水土保持区4 处、水文站7处。每到一处就忙着讨论、分析。经常就在黄河岸边支起帐篷 住宿。在过河曲县龙口险滩时，苏联专家乘坐的小船，被激流冲上河中央暗 礁搁浅，情况危急，李葆华沉着地指挥救援。获救的阿洛拉洛夫上岸后拉着 李葆华的手再三致谢。 [1]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对黄河的最大规模、多学科、多门类的科学勘察。后 按协议由苏联专家完成了《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并于 1955年7月30日在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2] 根据这一规划，三门峡 水利枢纽、刘家峡水电站、青铜峡水利枢纽、盐锅峡水电站、龙羊峡水电站 相继兴建，李葆华全都亲临施工现场，遇到问题当即研究解决。但是，几乎 所有的竣工庆典都看不到李葆华的身影，他一概坚持要其他部领导出席。
长江是世界第三、中国第一大河，中下游常发生洪涝灾害，中下游地区 城镇密布，人口稠密，所以损失格外惨重。李葆华曾和傅作义去洞庭湖考察。 长江管理体制与黄河、淮河不同。先是按工作内容分由航运、电力、水利、 城建、各省市分别管理，仅有长江水利委员会（简称“长委”）归水利部领导。 1956年4月，水利部将长委划出，改名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属政务院建制， 业务工作由水利部代管（1989年又恢复原名，隶属水利部）。1950年冬，长委 写报告给中共中央中南局，要求兴建荆江分洪工程。中南局报政务院。周恩 来写亲笔信让李葆华持信去武汉，与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会商。后来，政 务院1952年3月31日发布《关于荆江分洪工程的决定》。工程4月5日开工， 6月20日完工。这是新中国在长江上的第一个工程，再以后就是研究三峡工 程，而且旷日持久、争论激烈。李葆华多次出席毛泽东或周恩来主持的讨论 三峡工程的会议，多次参加考察长江、勘察坝址。他支持林一山的意见，主 张上三峡工程。
1956年3月23日新华社报道，全国兴修农田水利的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 成。
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京召开。李葆华当选中央委员。
1957年4月23日，傅作义在山西视察时突发心脏病。周恩来派专机送治 疗心脏病的专家黄宛前往抢救，傅作义5月7日脱离危险返京，从此不再正 常上班。工作由李葆华主持。1958年2月11日，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 于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的决定》，其中，水利部与电力工业部合并成立水 利电力部，傅作义仍任部长。李葆华任副部长、党组书记，主持工作。他习 惯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去过东北大伙房水库、小丰满水电站、镜泊湖水电 站，去西北视察过农田水利建设。他在水利部、水电部工作长达12年，足迹 踏遍了除西藏、广西、福建以外全部大陆省区，而且多为荒山野岭。1952年 至1970年任副部长的钱正英，把水利部党组比喻成“以葆华同志为指挥的合 唱队”，说“葆华同志作为领导班子的核心，能使我们各尽其长而互补其短。” 她感慨地说，在这样的集体中工作，“对许多人来说，被认为是最大的一种幸 福。” [1]
十一
1961年1月，李葆华调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第一书记柯庆施是 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书记曾希圣是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管山东工作，李葆 华为华东局常务书记，主持工作。华东局是中共中央派驻上海的机构，指导 华东六省一市工作，并向中央报告各省市工作情况。在华东局的一年，李葆 华曾去浙江，由李丰平陪同视察杭州、嘉兴、温州、宁波和绍兴、奉化、衢 州、萧山、金华等中小城市。还重去山东黄河入海口视察，并向王震建议开 垦那里的荒地。
此时，1958年以来为害甚烈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 对生产瞎指挥风结出的恶果，开始显现。许多地方饿死了人，国民经济非常 困难。山东省委向华东局报告，全省严重缺粮，许多地方群众吃糠充饥，拉 不下屎。李葆华赶到山东调查，发现情况严重，打电话请来李先念，要求向 山东调粮救急。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工作会议（史 称“七千人大会”），华东局柯庆施、曾希圣、李葆华、韩哲一、魏文伯参加 会议。刘少奇在报告中总结说，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 祸”，激起了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从1月30日起，安徽省地、市、县负责 人揭发了安徽省委、特别是曾希圣在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引起了中央重视， 留下安徽代表继续揭发问题。
刘少奇、李葆华、钱瑛到安徽大组驻地友谊宾馆听取代表发言。代表们 揭发省委和曾希圣的主要内容是：“五风”严重，饿死了几百万人；搞责任田， 刮“单干风”；搞一言堂，压制民主；搞冤假错案；将安徽真实情况向中央搞 封锁。中央同意曾希圣的请求，将其调离安徽，保留其华东局第二书记职务。 2月9日，中央派李葆华任安徽省第一书记（中央组织部3月21日补发通知）。 曾希圣非常痛苦，流着泪对李葆华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又不能劳动。” 李葆华安慰他：“不会叫你去劳动，你还是华东局第二书记嘛。” [1] 刘少奇在会 议上强调，安徽问题主要是不按中央精神办事，搞责任田，饿死了，封锁中 央，冤假错案多。李葆华知道，纠正责任田、平反冤假错案，是首先要做的 两项工作。 [2] 会后，李葆华直接去合肥。临行前，周恩来对他说：“重病用缓 药。”李葆华对总理的话作了两层理解，其一，安徽情况严重，是重病，不能 用猛药；其二，这也是总理对自己的评价，说自己是个沉稳平和的人。 [3]
安徽省地处华东西北部。被长江、淮河自然分为三块，淮北是平原；江 淮之间西为大别山脉，东为江淮丘陵；江南多低山丘陵，有黄山、九华山区。 安徽是革命老区，也是经济欠发达的农业大省。2月14日至17日，李葆华主 持召开安徽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18日，中央调山东 省委书记处书记刘季平，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到安徽工作。28日，安 徽省委发出《关于当前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根据安徽特点，贯彻中央工作 会议精神，恢复并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原则，树立优 良作风；全力抓好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抓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安排；进一步 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三改” [4] 要实事求是，因地 制宜；做好粮食征购和财政贸易工作；减少城镇人口；甄别工作；政法工作 等等。
1961年2月，为了缓解和克服困难，曾希圣敢为天下先，大胆探索，带 领省委工作组到合肥郊区大蜀山公社南新庄生产队，进行“包产到队，定产 到田、责任到人”的试点，这个办法又称“田间管理责任制加奖励”，简称 “责任田”。当年3月6日起，每个县都搞一两个试点。15日，省委决定在全 省有计划有步骤地全面推行。从20日起，省委曾三次将试行情况和意见报告 中央和毛泽东，说明责任田不是单干，而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一种管理方 法，不会造成两极分化。到10月，全省85.4％的生产队实行了责任田。从实 践上看，责任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缓解了农村的严重困难，得到了 广大群众的拥护。但是，从当时政策上看，它显然不符合人民公社“一大二 公”的要求，与许多党的政策相悖离。
李葆华对责任田的处理相当谨慎。首先，他坚持对事不对人，绝不整人。 “七千人大会”后，原来和曾希圣一起积极推行责任田的负责人都受到了批评， 也都作了检讨。安徽党内气氛紧张，出了这么大的事，按常规，准有人要倒 霉了。李葆华到任几天后，19日在省委书记处会议上表态：“当时安徽灾情很 重，提出责任田办法是好心，是从解决灾情出发的。” [1] 气氛立刻宽松下来。3 月5日至9日，省委召开全省地、市、县委书记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 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研究如何改责任田为包产到队 的问题，使全省迅速实行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解决了自1956年起即 存在的公社化后更加严重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3月20日，省委发出《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指出实行责任田 “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在方向上是错误的”，“是调动农民的个体积极性，引 导农民走向单干，其结果必然削弱和瓦解集体经济，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 必须改正。在具体实施上，省委列了时间表：“1962年内大部改过来，其余 部分在1963年内改过来”，时限放到两年，这种宽松是罕见的。更罕见的是， 《决议》强调：“要采取积极谨慎的方针，有领导有步骤地改过来，不能急躁 行事，更不能闻风而起，采取强迫命令的做法，这样会犯新的错误”，“不能 一下全面铺开”，“大多数群众愿意改的就改，大多数群众不愿改的就暂时不 改”。 [2] 此文件发到公社党委。在文字很短的附件《中共安徽省委关于贯彻执 行〈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的通知》中再次指出：“如果个别生产 队大多数社员不愿意改，要耐心等待，继续进行教育，不要急于去改”，“不 得贻误农时，影响生产”。这是多年间安徽省委制定的最有民主精神、最尊重 人民自主权利的文件。
8月16日，李葆华和李丰平给中央、毛泽东和柯庆施写报告，在分析责 任田发生原因时，他们秉笔直书：“安徽的责任田办法，是在农村中从1959 年以来发生严重的‘饿、病、逃、荒、死’的情况下搞起来的。” [1] 这样写是 需要大勇气的，它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左”倾错误造成的恶果。后来，由于 党内形势的变化，责任田实际改正速度，比李葆华预计的要快。
9月24日至27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召开，安徽责任田被当成“单干风” 的典型，受到了批判。会后，省委分三片举办了有区社干部一万多人参加的 改正责任田训练班，结业后组成工作队到各地农村改正责任田。后来，毛泽 东坐火车路过蚌埠，李葆华去向他报告责任田改得差不多了，毛泽东提到自 己在北戴河会议上批判“单干风”等“三风”的讲话，说：“话不在多，十五 分钟。” [2]
原安徽省委主要负责人民主作风差，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出现了扩大化 的错误，划右派分子31472人。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因反对用专政手段解 决群众闹事事件而遭批判，并和杨效椿、李锐等被开除党籍，株连甚广。在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7月9日下令解散无为县农村 公共食堂，8月1日省委批判张恺帆，4日省委给中央写了《安徽省委书记处 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并送上庐山，10日毛泽东写了语气 极为严厉的批语，9月19日省委通过《关于张恺帆、陆学斌反党联盟的决议》， 陆学斌被留党察看两年，张恺帆被开除党籍、逮捕，亲属6人被迫害致死， 上万干部群众受到批判和斗争。1961年曾希圣安排了张恺帆的工作，但问题 没有解决。在李葆华到任前，原省委已重点对1959年后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 员和干部甄别22735件，结论定案16696件，有28.3％的错案得到平反。1962 年7月20日，在报经中央监委批准后，省委为李世农、张恺帆、陆学斌等人 平反，恢复党籍、名誉、职务和原级别。数以万计的受株连者得到解脱。安 徽党内民主生活得以恢复后，风气大开。由于下情能够顺畅地上达，冤假错 案大量平反，安徽群众争传：“葆华书记经常微服私访”，而且绘声绘色，其 实并无其事。
有人对平反工作反感，反映到华东局。柯庆施打电话给李葆华说：“你们 怎么平反平到右派了？右派不能平反！”李葆华也不抗辩，仍坚持该平则平， 有错必纠。到9月中央制止时，已有4010名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得到了平反， 占总数12.7％。已经批准平反尚未宣布和待批的有3286人。次年2月10日， 中央印发对安徽省委《关于右派案件问题的请示报告》的指示，此项工作才 停止。 [1] 芜湖有个小学生拿针扎破了报纸上毛泽东像的眼睛，被打成了反革命， 他给省委写信要求平反，李葆华把这个孩子找来谈话，给他摘掉了反革命分 子帽子。 [2] 到1963年7月，安徽全省已甄别案件占应甄别案件的99％，其中 全错全平的占60％，部分错部分平的占21％，不错不平的占19％。 [3] 广大群 众反映：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显著增强了党内团结，调动了广大 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安徽全省形势迅速好转。
1963年7月，中共安徽省委召开第二次党代会，省委班子作较大调整， 把部分人调离安徽，或降职使用。在选举时，按照李葆华的提议，不搞预先 提名，充分发扬民主，直接预选。省委在预选基础上再商量提名，然后正式 选举。结果，李葆华当选第一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由11人降为5人，省委 常委由31人降为17人。
李葆华勤奋工作，掌握政策，团结同志，发扬民主，去基层都轻车简从， 做了许多实事：在农业上开放了集贸市场，允许农民在完成征购后将粮食上 市场销售；在物资流通上亲自下令撤掉省界上的检查站，使物畅其流；下大 气力整顿党的作风，坚决反对浮夸，严禁谎报数字，充分发扬民主，鼓励说 真话、做实事，使党风得到好转。安徽各项事业蓬勃发展。1963年到1965年， 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5.1％，轻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17.3％，重工业总产 值年平均增长12.5％。 [4] 市场繁荣，人心振奋，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因此，安 徽人民呼李葆华为“李青天”。
十二
1965年夏，毛泽东路过蚌埠，要李葆华去见他。谈完工作，毛泽东关切 地问：“家里还有些什么人？”李葆华一一回答，当说到妹妹星华在北京搞文 艺时，毛泽东说：“北京不是个好地方，写东西得出来写。”同年12月26日 毛泽东生日在上海请几个负责同志吃饭，李葆华应邀出席，毛泽东再次谈了 思想文化问题。 [5] 其时，“文革”已是山雨欲来了。
“文革”中李葆华先是被指控为“刘少奇、邓小平资产阶级司令部在安徽 的代理人”、“以李葆华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被中 央两报一刊社论点名批判，宣布打倒。“文革”10年，他有6年多是在被揪斗、 被关押、被押往全省各地巡回批斗中度过。1966年年底，李葆华应周恩来电 召，去北京开会，1967年1月5日，他被在京的安徽造反派押上一辆大卡车， 挂着黑牌子游街。他是省委第一书记中第一个在北京被游街的人。从北京师 范大学游到中南海西门。寒风呼啸，滴水成冰，押着他的青年穿着厚棉大衣 都冻得受不了，年近花甲的李葆华胸前挂着牌子，汗水和鼻涕在下巴上结成 了冰凌。
田映萱原任省轻工业厅副厅长、省委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也被诬为“安 徽头号走资派的黑婆娘”，遭到批斗，被送往淮北新马桥五七干校劳动四年。 在浙江读大学的长子李青，受到株连和迫害。女儿李乐群在北京高中毕业后 下放到雁北地区劳动5年，受尽了歧视。次子李宏塔原在部队做机要工作， 受株连被送往农场劳动3年，然后被转业。幼子李亚中才15岁，家里没人了， 只得托在湖南的田莉收养。在多次转移关押地点后，李葆华被送到六安部队 农场劳动。
安徽干部群众都真诚同情李葆华。一次被押到徽州批斗，晚上，住地工 作人员偷偷给李葆华和省长黄岩各做了一碗炒面送去，夜间黄山风冷，半夜 里工作人员轻手轻脚地进房来为他们关好窗户，掖好被子。田映萱一度被关 在安徽医学院，炊事师傅给她打饭时菜又好、量又多，还劝慰她：“心放宽 些！斗归斗，吃饭归吃饭！”家里的老保姆去商店买水果，售货员知道她的 身份后，热情地说：“是葆华书记家的啊，来！跟我到仓库里挑好的！”
1972年8月，田映萱与军管会再三交涉，终于获准去六安看望已经五年 多没见过面的李葆华。李葆华瘦弱不堪，头发几乎掉光。田映萱回合肥后， 决定给周恩来写信求助。请谁转呢？她想到了胡耀邦。11月初，她给周恩来 写信，内容为：李葆华64岁，开始军管一个月生活费24元，生活还可以。尽 管天天批斗，有时候一天批斗4场，还能坚持。林彪一号令后转到六安，跟 战士们一块儿生活。战士每月15元，饭量大，这样，伙食费里用于买粮食的 比例大了，用于油和菜的少了，生活标准下降了。他还要参加一些劳动，负 责烧火。夏天肠炎一天拉二十多次，还坚持烧火。这样下去身体会垮掉。是 否可以让他出来，一面检查身体，一面接受审查，等待结论。周恩来收到信 后，12月18日给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宋佩璋打电话，要他让李葆华回合肥检查 身体。隔了一天，20日，周恩来又打电话查问：“李葆华回到合肥没有？”当 日晚，李葆华回到合肥。许多干部群众闻讯后，都跑来看他，监控的战士怎 么拦也拦不住。革委会只好将其秘密转移到马鞍山。 [1]
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 务。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宣布解 放谭震林、李井泉、李葆华等13名老干部。5月底，周恩来派专机至南京接 李葆华进京。中央决定李葆华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二书记，会后直接从北京飞 贵阳上任。 [2]
贵州地处祖国西南边陲，旧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钱银” 著称，是经济欠发达的多民族聚居省份，也是“文革”重灾区。自1967年2 月13日造反派“夺权”，成立后“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后，仅干 部被迫害致死的就达1505人，其中县处级62人、地专级以上11人。还发生 了开枪镇压群众等重大事件40余起。李葆华到贵州时，两大派群众组织争斗 激烈，生产停顿，社会动荡。党内也不太平，省委常委中有造反派和支持造 反派的人，经常省委的会议一结束，会议内容就捅到社会上去了，然后就是 内外夹攻。省委第一书记鲁瑞林长时间养病。李葆华主持工作，兼管宣传文 教。
8月24日至28日，中共十大在北京召开，李葆华当选中央委员。
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李葆华致力于抓3件事：一是稳定农村，二是稳 定学校，三是恢复生产。1973年年底，李葆华到麻江县搞试点。1974年1月 9日，贵州省委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他深入遵义、毕节、大方、赫 章、威宁、六盘水、安顺等地做工作。地市以上机关都较乱，李葆华竭力使 县以下安定下来。乡镇工作有人抓，农民安心生产。稳定学校的努力也有成 效，多数学校开学复课，教学秩序恢复正常。恢复工业生产却遇到了重重困 难。罢工、武斗频发，有人喊出“只要工厂不冒烟，就是胜利！”贵州军工 和民用企业急需水泥，李葆华选调一基层县委书记王景师任贵州水泥厂党委 书记兼厂长，造反派坚决不让开工，将王景师挂牌子批斗，把他的腰打伤。 但批斗会一散，摘下牌子，他照样指挥生产。经不懈努力，贵州水泥业有较 快发展，1970年产量50万吨，1975年增至81.3万吨，1978年再增至130.9 万吨。其他工业企业经过耐心工作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工作刚有点起色，1975年11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掀起，贵 州立刻大乱。重要企业如贵阳棉纺织厂、贵阳钢厂、贵州水泥厂、贵州铝厂 等和铁路、交通部门均受严重冲击。经常有人包围省委，架起高音喇叭日夜 呼啸，吓得一岁多的长孙女小燕子不敢睡觉，直朝墙角里躲。 [1]
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后，邓小平于7日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 务。8月，李葆华腿肿得走不了路，去上海治疗，复去北京开会。贵州发生大 规模战斗，铁路被阻断，他赶回贵阳处理。9月7日再去北京，8日乘火车至 长沙，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以中央电报出示：毛泽东病重。9日，李葆华 在北京刚下飞机，就听到了哀乐，毛泽东去世。
十三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共十一大在北京举行，李葆华当选中央委 员。10月9日，中央党校恢复开学，李葆华进省干班学习，任支部书记。四 人帮横行时期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也来学习，没有一个支部肯要他，李 葆华说：“同意到我们支部来。通过学习，改造嘛。”12月，财政部部长张劲 夫代表组织为调他去银行工作，征求他意见。 [2] 他照例是：服从组织，没有意 见。1978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任命李葆华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组书记。
李葆华面对的是一部庞大的国家金融机器。这部机器历经十年“文革” 的风雨侵蚀，已是锈迹斑斑，零件散落，运转不灵。首先是体制问题。必须 恢复重建高度集中的银行管理体制。在“文革”中，总行各职能司局全被撤 并，只保留政工、业务二个大组，并于1969年7月划归财政部合署办公。大 批金融专业干部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留下来搞业务的只有87人。省 以下分支机构由各省、区、市革命委员会自行处置，有的与财政合并，有的 成为财政的二级机构，有的与财政、工商、税务合并，五花八门。许多地方 银行信贷资金被公开、随意挪用，有人还说“肉烂在锅里”。李葆华到任前夕， 中国人民银行被定为国务院部委一级单位，1978年1月1日起与财政部分开 办公，各省、区、市以下银行机构均比照办理，实行总行与地方双重领导、 以总行领导为主，实行“五统一”（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制度、统一资 金调度、统一货币发行）。李葆华以大量精力做整合工作。到当年年底，许多 “文革”中被迫离开金融部门的业务骨干归队了，自上而下的垂直领导体系恢 复了，各级银行都调整充实了领导班子，配备了一批懂政策、懂业务的领导 干部，全系统职工人数增加到38.2万人。 [1]
“文革”中，原总行党组织整垮，行长、党组书记胡立教被戴上“特务” 帽子关了5年，副书记胡景沄和丁冬放被打成“叛徒”，袁子扬被打成“托 派”，方皋被打成“走资派”，李绍禹和耿道明都挨了整，许多老干部遭迫害， 大批干部被作为专政对象，被隔离审查、抄家、甚至被关被打，家属和子女 俱受株连。经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到年底，正式平反和改变结论120余人； 被迫害致死的12位同志已平反昭雪，有的已开了追悼会；错划右派的有40 人已平反，又改正了6人；子女被株连问题在积极解决中，已发函211件， 收回材料253件。对“文革”中做过错事、经清查没有与林彪、四人帮篡党 夺权有牵连的人，李葆华掌握政策，要他们认真检查错误，也说服大家“考 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对这些同志予以谅解”。 [2] 李葆华反复强调：“错的了要 平反。落实一个人的政策，可以安定一大片。不仅是一个人，还有亲戚朋友、 老婆孩子。” [3] 第二任行长曹菊如“反党集团”案，是银行系统牵涉面甚广的 大案。此案复查工作困难重重。陈云说，曹菊如不是反党集团，不能让他戴 着反党集团的帽子去见马克思。李葆华组织班子调查了两年，为曹菊如平了 反。 [4] 安定团结了一大片同志。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葆华在北京主持召开了全国分行行长会议， 传达贯彻全会精神，研讨金融工作改革。他在报告中强调“按照客观经济规 律办事，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由于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银行工作的 一些具体的政策原则、制度方法，有些已经不能适应新的要求了。要坚决地、 妥善地对银行工作进行改革。”他提出了改革信贷计划管理体制，给基层放 权；改革银行机构体制，设立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保险总公司、印制公司 等专业银行和专业公司；发挥利息这一经济杠杆作用，调整自1971年以来不 变的存款、贷款利率；银行实行企业管理，进行经济核算。 [1]
在李葆华的主持下，总行将《关于银行工作改革的初步设想》和《1979 年金融工作要点》提交全国分行行长会议讨论，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调整 银行存款、贷款利率的报告》，写出了报国务院的《全国银行分行行长会议汇 报提纲》。 [2] 2月22日下午，李先念等听取了全国银行分行会议情况的汇报。4 月9日，国务院向全国批转《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纪要》。
3月2日中国农业银行恢复，直属国务院，由中国人民银行代管；9日国 务院批转总行《关于农贷豁免权应属于中央的请示报告》，令各地区各部门贯 彻执行；13日中国银行成立，同时，国家外汇管理总局成立；22日中国人民 银行宣布从4月1日起提高城乡居民和华侨的人民币定期储蓄存款利率，并 增加半年、三年、五年三种定斯存款；4月25日总行发出《关于恢复国内保 险业务和加强保险机构的通知》；6月18日国务院批复总行《关于重建各级银 行监察机构的意见》；7月中国银行召开海外银行经理会议；10月国务院批准 成立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1979年3月，党组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呈报《关 于改革银行系统干部管理体制的请示报告》。次月，国务院表示同意，并在一 个批复中指出：“银行是一门大学问，责任重大，工作复杂，需要有懂得各方 面经济问题和精通银行业务的专家。全党必须十分重视提高银行的作用，努 力学会运用银行的经济手段，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发展。”12月，国务院发文 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改变银行系统人员编制、劳动工资计划管理体制的 报告》。 [3]
随着金融事业的发展，银行系统职工数量不够、质量不高的问题愈来愈 显突出。据1979年年底统计，干部队伍中受过专业教育的不到10％，其中受 过大专以上教育的在城市仅占4％，农村只有1％。1980年年底统计，系统内 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竟高达56％！李葆华到任当年，总行就新设了科学技术 教育局（后改为教育司）。在此之前，中国金融系统没有创办过自己的高等院 校，1979年和1980年，中国人民银行报经国务院批准，先后接办了陕西财经 学院、四川财经学院（后改名西南财经大学）、湖南财经学院，继而建立了中 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并与多家专业银行共同筹建了中国金融学 院。从1979年起，先后在南开大学、厦门大学、辽宁大学、郑州大学、杭州 大学等16所院校建立了金融、国际金融、农村金融、保险等系或专业。恢复 并发展中等专业教育被视为“加强银行工作的战略任务”，总行提出在每个省、 区、市办一所银行学校的目标。同时，各种类型的培训班、短训班、金融基 础理论和业务综合训练班、领导干部培训班、青年职工文化补习班等全面铺 开。 [1]
1979年10月4日至10日，中央召开各省、区、市第一书记座谈会，邓 小平在会上提出：银行要抓经济，银行要成为发展经济、革新技术的杠杆， 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11月，李葆华在《红旗》杂志第11期发表《充分发 挥银行的经济杠杆作用》。1980年1月19日，李葆华主持召开全国分行行长 会议，贯彻邓小平指示，具体研讨体制改革方案。
为了支持小水电建设，中国人民银行和水利部于1978年和1980年分别 在武汉、成都联合召开会议。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支持下，广东、四川、湖北 等省小水电事业迅速发展，很快达到了“县县有电”。 [2]
1980年1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草案（第三稿）》交付讨论。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中国与国际金融组织的关系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与国际金融界交往日益增多。1945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中国是 创始国之一。1980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组织中的合法地位恢复，9 月，李葆华被增为理事。 [3] 5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世界银行中的代 表权，财政部长王丙乾担任理事。
1980年4月28日，李葆华率中国人民银行代表团，应邀对美国联邦储备 委员会进行友好访问。9月30日，王丙乾、李葆华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华盛 顿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李葆华先后邀请并接待了菲律 宾中央银行总裁卡洛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沃尔克、日本银行总裁前 川春雄、罗马尼亚国家银行总裁瓦西利勒乌策的来访。 [4]
1979年11月、1981年12月，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投资银行先后成立。 银行系统的职工迅速增长，职工的住房十分困难。李葆华殚精竭虑，想方设 法，筹措资金，与有关部门商量，先后盖起了数千栋楼房，解决了长期困扰 全国银行系统的房屋紧缺问题，数千栋广厦拔地而起。
1982年5月4日，李葆华离休。
在1982年9月1日至11日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央顾问委 员会委员。其后，在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继 续当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他是中国钱币学会名誉会长。
2005年2月19日，李葆华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注释
[1] 成员：宋霖、杨永林、张首军、刘思祥、萧志远。执笔：宋霖、刘思祥、萧志远
[1] 清同治二年碑刻《大黑坨李氏族谱引》。
[2] 指天津法政学校。
[3] 李大钊：《狱中自述》，1927年4月。
[4] 在大黑坨村访问李兴年（80岁）、李顺之（76岁）、赵书城（75岁，赵如蔺的长孙）记录，1996年 8月14日、15日。
[5] 《李大钊年谱》，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13—30页。
[6]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7月23日。
[1]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1月版，第155页。
[2]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7月23日。
[3] 在大黑坨的调查，1996年8月14日。
[4]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9日。
[5] 《1919年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陈独秀三百元，李大钊一百二十元，赵如云八元，毛泽东八元。” 《文物史地》1983年第3期。赵如云（晓峰）后参加革命，1942年牺牲，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6] 罗章龙：《亢斋回忆录》，《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第35页。
[1]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157页。
[2] 对此次行程，通行的说法为李大钊在陈独秀被捕后，为躲避政府迫害“避走五峰山”。其实并非如此。 第一，若是避难，他就不会在陈独秀6月11日被捕后还每天准时去北大红楼上40天班，直到学校 放暑假才安然离京。第二，他更不会写信邀朋友来五峰山游览，在信中详告自己的住处和房东是谁， 并将信在北京发表。其实，答案全在家事中。李葆华说此行是“去度暑假”。又，李大钊暑假结束回 京时，政府并未更换，陈独秀仍在狱中。9月28日才获释。总之，此次登五峰山与“避难”无关。
[3]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9日。
[4] 《乐亭县志》，第539页。
[5] 陈英主编：《北京名人故居》，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63页。
[1]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9日。
[2] 钱秉雄：《我所见到的孔德学校》，《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1辑），1988年印行，第73— 88页。
[3]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9日。
[4] 参见曹伯言、季维龙编著：《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年1月版，第284页。
[1] 李大钊：《今与古》，北京《晨报》1922年1月8日，《李大钊全集》（第四卷），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年9月版，第3页。
[2] 许德珩：《纪念伟大的革命先驱李大钊同志》，《回忆李大钊》，第9页。
[1]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114页。
[2]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9日。
[3]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9日。乐天宇：《我所知道的中共北京地委早期的革命活动》，北京市 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编》（第11辑），北京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12页。乐天宇说：“李 葆华每次都来听课，就坐在我的前面。”
[1] 会议发起单位，通行史著记载为“北京总工会、北京学生总会等”，笔者采用《国民新报》1926年3 月18日当天刊载的《反对八国通牒国民大会紧急启事》中的署名单位，并按原序照录。与会人数， 通行史著分别记载为10万、5万、3万、2万或万余不等，均难采信。此据1926年3月26日《时 报》所刊《全国务院门前伏尸遍地》，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5月 版，第67页。
[2] 《北京青年运动史》第123页。其中多人跨党团，数字统计有重出。
[3]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9日。
[4] 鲁迅：《无花的蔷薇（二）》。
[1]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9日。
[2] 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9日。
[3]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199页。
[4] 李星华：《回忆我的父亲李大钊》，第199页。
[5] 李乐光，原名李兆端，1903年11月1日出生于乐亭县胡家坨乡木瓜口村。其父李秀峰是李大钊在永 府中学的同窗挚友。1919年去北京在李大钊帮助下读书，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李大钊就义 后，为搜集、保存李大钊遗文做出过重大贡献。1932年1月入党，历任华北文化总同盟主席、中国 河北省委文委书记，后赴延安。1948年任中共锦州市委书记。解放后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 统战部部长，1955年病逝。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6]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9日。访问李乐光夫人赵兰记录，1996年7月16日。
[1]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11月版，第531页。周乘坐的洋车有帘。
[2]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472页。
[3]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9日。
[1] 在大黑坨的调查，1996年8月14日。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9日。
[2]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9日，7月23日。
[3] 〔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第109，173页。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9日。
[4]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9日，7月23日。
[1]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中共上海党史大事记》，知识出版社1989年1月版，第 303页。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10日。
[2]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抗日救亡史》，上海人民出 版社1995年版，第62—69页。
[3]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9日。
[4] 韩信夫等主编：《中华民国大事》（第三册），第362页。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10日。
[1] 在门头沟的调查，1996年8月27日。
[1] 《中共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1936年8月5日），《北京青年运动史》第252页。
[2]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12日。参见黄峥著：《刘少奇一生》，第109页。
[3] 黄峥著：《刘少奇一生》，第108页。
[4]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12日。
[5] 毛泽东：《致宋哲元》，《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70页。
[1] 白乙化后率垦荒队参加八路军，曾任冀东抗日联军副司令，以卓著战功和传奇经历被冀东和北京郊 区人民称为“小白龙”，他牺牲后，密云县曾改“乙化县”以为纪念。李衡后去延安，后转冀中工作， 为小说《敌后武工队》生活原型之一。
[1]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大事记录》，第148页—163页。
[2]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12日，《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大事记录》，第148页—163页。
[3]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12日。参见山西省党史资料。
[4]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12日。
[1] 《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大事记述》，第165页。
[2]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1月12日。
[3] 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238页。贺龙9月20日在忻县北。
[4]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6月7日。
[1]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6月7日，6月11日。
[1] 赵振声（李葆华）：《抗战两年中边区党的发展与巩固》（1939年6月20日）。
[1]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6月11日。
[2]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6月11日。
[1] 访问田映萱记录，1992年1月14日。
[2]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6月11日。参见《贺龙年谱》，第353页。
[1] 《中共北平市委关于如何进行接管北平工作的通告》（1948年12月21日），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 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30页。《北京现代革命史》等多种史著在记述市委 领导构成时，表述为“彭真、叶剑英、刘仁等”，跳过了李葆华，这是欠妥的。
[1] 《彭真、叶剑英、赵振声（李葆华）关于入城前所做准备工作给中央及华北局的报告》（1948年12月 22日），《北京和平解放前后》，第36页。
[2]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6月13日。
[3] 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5页。
[1]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6月13日。
[2] 水利电力出版社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编辑部编：《中国现代水利人物志》，水利电力出版社1994年11 月版，第184，418，134，128，136页。
[1] 1949—1957年历次全国水利会议报告文件》（资料汇编）第9页。
[2] 访问李葆华、田映萱记录，1996年6月19日、21日。
[3] 薄一波：《在纪念傅作义将军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水利》1985年，第8期。
[4] 水利电力出版社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编辑部编：《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第67，595，596页。李寿龄： 《永定河》，《中国水利》1986年，第8期。访问李健生记录，19986年2月27日。
[5]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6月19日。《根治海河的伟大成就》，《水利与电力》1959年，第18期。
[1] 田际康等：《傅作义先生生平简述》。钱正英：《深切怀念傅作义部长》，《中国水利》1985年第8期。 《水利工作通讯》1951年第7期。因为他们轻装简从，不愿惊动和麻烦地方，致使此次重要勘察活 动少有人知，近年编著并出版的较大规模治淮史著亦未记载。
[2] 《中国水利百科全书》，第743，823，1388，2192页。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6月19日。
[1] 李鹗鼎：《黄河查勘散记》，《新黄河》1955年第8期。程学敏：《苏联专家对于黄河规划的巨大帮助》， 《新黄河》1955年第9期。
[2] 《水利工作通讯》1955年第8期。
[1] 钱正英：《我和我的师友们》，水利电力出版社1993年9月，第1版，第142页。
[1]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6月24日。
[2]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6月24日。潘惟孝主编：《安徽40年大事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 3月版，第79页。
[3]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6月24日。
[4] 三改：改变午季作物的种植比重，改变广种薄收的旧习惯，改变种低产作物为种高产作物。
[1] 中共安徽省委《第五次书记处会议记录》（1962年2月19日）。
[2]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1962年3月20日省委常委会议通过）。
[1] 李葆华、李丰平：《关于改正责任田情况的报告》（1962年8月16日）。
[2]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6月24日。
[1] 1980年对右派案件全面复查，安徽错划率为98.5％以上。
[2]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6月24日。
[3]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6月24日。
[4] 潘惟孝主编：《安徽40年大事集录》，第96页。
[5]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6月24日。
[1] 访问田映萱记录，1996年7月5日。
[2]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7月1日。访问李青记录，2000年10月25日。
[1] 访问李葆华、田映萱记录，1996年7月1日。
[2]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从1969年7月起划归财政部领导，总行与财政部 合署办公。
[1]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7月3日。《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第184页。
[2] 《认真学习和落实三中全会精神，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李葆华同志在中国人民银 行总行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的讲话》（1979年1月15日）。
[3] 李葆华：《在全国银行调研信访会议上的讲话》（1978年11月9日）。
[4]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7月3日。武博山、李海：《把一生献给新中国金融事业的人——忆曹菊如 同志》，《前进中的金融事业》，第521页。
[1] 李葆华：《在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上的讲话》（1979年2月5日）。
[2] 据中国人民银行档案。
[3] 访问李飞记录，1998年1月20日。李飞：《银行干部实行系统垂直管理》，《当代中国金融家治策通 例》，中国金融出版社1992年12月版，第l页。
[1] 《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第588—608页。
[2]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7月3日。李葆华致薄一波的信（1983年5月10日）。联合国国际小水电 中心主任童建栋2000年11月提供的史料。
[3] 《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第216，65页。
[4] 访问李葆华记录，1996年7月3日。《当代中国的金融事业》，第658—6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