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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秀峰个人人物简介,对杨秀峰的历史评价,杨秀峰是怎么死的？
◎编撰者话
杨秀峰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和法学家。1930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晋冀豫根据地担任要职。新中国成立 后，历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高等教育部部长、教育部部长、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 员会委员。他一贯深入群众，体察民情，克己奉公，实事求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出生入死，历尽艰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和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 献。
一
杨秀峰，原名碧峰，字秀林，1897年2月27日出生于直隶省（河北）迁 安县杨团堡村的一个书香门第——四知堂 [1] 。祖父杨敬修，字慎斋，清末秀才， 一生在本县办教育。父亲杨叙伦，字洪九，清末举人，后考入北京高等实业 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毕业后任天津北洋铁厂技士、工务课长。
1902年，杨秀峰入私塾，随后进村初级小学和县立高小念书。幼时的杨 秀峰身处礼教甚严的“书门”，目睹了封建大家庭的腐朽与没落，对其父尊崇 旧礼教，虐待其母颇为愤恨，并萌发了从封建大家庭中解放出来的念头。杨 秀峰和叔父杨十三自幼关系密切。杨十三又名裕民，年长杨秀峰7岁。在 1900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中，少年杨十三为家乡的义和团攻进县城、砸洋教 堂义举拍手称快。不久，义和团运动失败，杨十三目睹很多义和团团员惨遭 杀害，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逼迫下签订了《辛丑条约》。他痛恨帝国主义和清 政府，抱着挽救民族危亡的决心，走出家门，立志读书。杨十三这种朴素的 民族正义感，对幼小的杨秀峰产生很大影响。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的反动统治，杨秀峰和杨十三叔侄以实际行动支持辛亥革命，除本人断然剪 掉辫子外，并积极动员家族成员和亲友剪掉辫子，女子放弃裹足。
1911年，14岁的杨秀峰在迁安县立高小毕业后，考入了直隶第三师范学 堂（河北滦县师范学校）。1915年，杨秀峰因积极参加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 的进步活动，被开除学籍。他回到故乡迁安仍继续从事反袁运动。袁世凯死 后，杨秀峰才返回直隶第三师范学校学习。
1916年，他到了北京，考入了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先 在预科学习一年，次年升入本科史地部。当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进步势 力很强，民主空气、学术空气很浓。杨秀峰从偏僻的农村来到这所高等学府， 眼界大开。由于在史地部所学的课程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为他的思想解放 和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打下了基础。杨秀峰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刻苦 攻读，学业成绩很好，被同学们选为班长。1917年，他辍学一年，返乡执教 于迁安县师范讲习所，筹集学习费用，以减少对家庭的依赖。1918年，他在 迁安县师范讲习所讲授卤族元素之一的“氯”和“氯化钠”过程中，学生反 映这些抽象的理论很难理解。杨秀峰就到天津，找到任直隶省工业试验所化 学工业课技士的叔父杨十三，从那里借来一套搞氯化实验用的用具，在课堂 上进行实验，深受同学们的欢迎。有一次，他在做化学实验时，突然发生爆 炸，外耳道受伤而致耳聋。当时有人对他说，何必冒风险，找苦吃，险些搭 上性命，太不值得。杨秀峰听后严肃地说：“教好课是每个教员的天职，只要 学生能尽快掌握所学知识，让我付出什么代价都心甘情愿。”
1919年在五四运动中，杨秀峰被推选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代表， 负责学生游行示威的组织工作。五四那天，杨秀峰和同学们一起从曹汝霖住 宅中搜出章宗祥，将他痛打一顿。这时，曹宅突然起火，北京市警察总监带 大队军警赶来镇压，学生们同军警展开了激烈搏斗，在搏斗中，杨秀峰门牙 被打掉两颗。当时，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等30余人被捕。杨秀峰参加北京大 学联合会，营救被捕同学。为了争取全国学生的支持，北京高等院校派出了 一些代表到外省市联系。杨秀峰以北京学联代表的身份来到天津，深入河北 工学院等高等院校报告北京学生爱国示威情况。5月中旬，天津10多所中等 以上学校学生万余人罢课，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同年夏季，杨秀峰 回到家乡，把五四爱国运动的火种传播到迁安城乡。他在迁安教育界讲演， 号召广大师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同时，他发动迁安师范学校学生上街游行， 到县城集市上进行反帝反封建宣传，搜查日货，教群众唱抵制日货的歌曲， 掀起了迁安第一次反帝爱国高潮。
1921年，杨秀峰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到江西省立鄱阳中学任教， 开始了教书生涯。1922年秋，到直隶省立河间中学任教。执教期间，他利用 假期同在天津河北工学院任教授的叔父杨十三一起回到家乡，在杨团堡村小 学举办农民讲习班，宣传三民主义，评说国际形势，宣传新思想，倡导新文 化。农民讲习所持续了3年，办了6期。他们在实业救国的思想影响下，将 本村小学改建为乙种工业职业学校，设置染织厂，同时在家里延聘教员，成 立了“立三私立女子初级学校”，提倡男女平权，开创了本县女子念书的新风 气。
1975年，正当杨秀峰在直隶省立第六女子师范（即通县女师）任教时， 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他无比愤慨，向同学们讲述惨案经过、背景和掀起反 帝运动的意义，并亲自组织领导了通县师生声援上海反帝爱国大会和游行示 威，指导成立了“沪案后援会”，在通县燃起了反帝怒火。他还两次在北京 《晨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教职员“起来参加运动，做学生的指导者”。他在 女师任教两年，深受同学们的尊敬和爱戴。在他要离开学校时，学生们执意 挽留，竟连续三天关闭校门，惟恐他悄然离去。这一时期，他又先后在北京 京兆中学、北京平民中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京师大附属中学任教。
1927年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被反动军阀政府杀害， 杨秀峰无比悲愤。他决心像李大钊那样要立“千秋之功”，不怕承担一切横加 的“罪”名。当时，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红色互救会”，他不顾白色恐怖的 威胁，挺身而出，和北京师范大学史地教授白眉初一起积极为李大钊发动募 捐活动。
1928年杨秀峰到河北省教育厅供职，任第三科科长。同年12月，辞职离 开，其间加入了国民党，但国民党的腐化堕落和内部的派别营私使他很快与 之断绝了关系。1929年秋，经河北省教育厅保荐“官费”留学，入法国巴黎 大学社会学院学习。
二
1929年9月3日，杨秀峰在上海乘船去法国，共同前往的有在河北省教 育厅一块儿供过职的王浚明。到法国后，杨秀峰阅读进步书刊，接触进步同 学，思想产生了质的飞跃。他在回忆中写道：“我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人，对 之腐化深刻不满，对许多朋友常作无情的斗争。出国途中在轮船上以及沿途 弱小民族的受压迫痛苦，深入地感动了我，反帝热情更加激荡。过去‘五四’ 以来所读过的新文化读物的影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实证，把我的思 想推进一步。” [1] 到法国以后，杨秀峰参加了由法共中国语言组组织的社会科 学研究会，学习马列主义。
1930年3月，杨秀峰在法国经张畏凡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冒 着被捕的危险，参加领导了留法学生和华侨的反帝组织——东方反帝同盟， 任党团书记，创办了《工人》等革命秘密刊物，翻印了旅欧总支部的机关报 《赤光》，积极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对敌斗争的宣传和传单多出自他的手 笔。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在法国华侨和留学生中 激起了强烈反响。他们群情激愤，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投降卖 国行为万分痛恨。时任法共中国语言组执委的杨秀峰，参加领导了留法学生 和华侨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集会游行，向驻法日本大使馆和中国大 使馆示威，被法国当局拘捕，1932年2月，经取保释放后，即被法国当局驱 逐出境。曾一度暂住比利时，为警察所注意，不能久居，随后由法共党中央 转送莫斯科。1932年3月，在共产国际的协助下，杨秀峰到苏联莫斯科列宁 学院学习。学习期间，他和林铁为维护党的团结，同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了 斗争，被遣送到乌拉尔山加里宁铁矿做电工8个月。做工时，发生了一次意 外事故，杨秀峰的一只手被炸伤致残。1933年1月，共产国际通知杨秀峰回 莫斯科。回到莫斯科后，共产国际东方部找他谈话，要派他回国到中央苏区， 具体办法由中国代表团安排，让他和中国代表团接头。当时中国代表团的负 责人是王明。王明叫他等候，同时到共产国际图书馆看一些文件，学习学习。 1933年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和王明一起来找杨秀峰，对他说，回国后到中 央苏区有困难，问他，是否公开回国，搞公开职业作工作。杨秀峰回答，无 意见，组织怎样安排我怎样做。于是确定公开回国。临走之前，王明又对杨 秀峰说，公开回国要在几个国家多停留一些时间，从苏联直接回国不好；并 告诉他，到上海接关系的办法。“五一”过后，杨秀峰乘火车离开苏联到柏林， 德国中国语言组负责人王炳南到车站接他。在德国，杨秀峰参加了中国语言 组的工作。同年11月，杨秀峰又从德国去英国。在英国，同中国语言组负责 人于彬取得联系，并参加了中国语言组的反帝爱国活动。
1934年2月，杨秀峰搭日本轮船从伦敦回国，3月中旬到上海后，与住 在北京的孙文淑取得了联系，并相约到南京会面。孙文淑曾是通州女师学生， 与杨秀峰在教书时相识，杨秀峰出国后，两人经常书信来往。4月初杨秀峰与 孙文淑在南京见面，然后结了婚。在南京，住了一个多星期，就和孙文淑回 到上海。由于无人来接头，两人决定去日本，于1934年5月上旬动身。
1934年10月，杨秀峰从日本回国，加入了由黄松龄、温健公、邢西萍、 张友渔、阮慕韩、吕一鸣组成的一个特殊组。特殊组直接归中央联络局领导， 不和地方党发生横的关系。因为特殊组的成员都有公开职业和社会地位，可 以出面活动。对外他们则以左派教授的面貌出现，主要搞上层工作。同年冬， 党组织又一次遭到破坏，阮慕韩和王思华同时被捕。张友渔、邢西萍和温健 公去了山西。杨秀峰和黄松龄则没有躲开，继续从事统战工作。阮慕韩和王 思华被捕后，阮慕韩矢口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未暴露身份，加上党组织通 过各种上层关系大力营救，在1935年春便出狱了。阮慕韩去天津接上了党的 组织关系。特殊组还是由阮慕韩召集，邢西萍、张友渔、温健公从山西回北 平后，也继续参加特殊组的活动，这时，已是“一·二九”运动的前夜了。
1934年黄松龄被聘为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他推荐聘任了杨秀峰、张友 渔、季陶达等中共党员和左派教授来任教。同时，杨秀峰还在北平师范大学、 东北大学等校兼课，以教授的公开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他把课堂作为阵地， 向青年学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当 时的国内外形势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指出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1935年5月，他在北平师范大学作《历史动力学 说之检讨》的学术报告，宣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作了 系统的批判。他的这些革命活动，对平津学生掀起“一·二九”爱国运动起 了启蒙和推动作用。
当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时，杨秀峰在天津组织青年学生起来 响应，领导了天津的“一二·一八”大游行，他不顾个人安危，自始至终走 在队伍的前列，对游行中发生的问题，及时指点解决的办法，制止了个别人 想冲进日租界的冒险行为。他站在学生救亡运动的前列，赢得了青年学生的 爱戴与尊敬，被称为“红色教授”。他的爱国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 1936年8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向南京特务机关总部的“密报”中写道：“天 津学生救国运动的发动者为天津法商学院教授杨秀林（即杨秀峰）、温健公二 人领导。” [1] 为此，他被北平师范大学解聘，并多次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的通 缉追捕，但在中共地下党和爱国进步人士掩护下，都化险为夷。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局给杨秀峰的主要任务是在北平、天津文化教 育界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文化教育界的上层人士开展抗日救亡 活动。1934年底，杨秀峰在自己的叔父、河北工学院教授杨十三家里与冯玉 祥领导的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青年军官教导处处长谌厚慈会晤。谌 厚慈也是河北省迁安县人，上海法政大学毕业，老同盟会会员，曾任北伐革 命军总部浙、苏、皖、湘、鄂五省联络使，后因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被国 民党中央开除党籍，并被迫流亡国外，九一八事变后回国，积极投身抗日救 亡斗争。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遭到日寇和国民党军队的夹击失败后，谌厚慈 从香港辗转来到天津重谋职业。杨秀峰认为谌厚慈是一个重要的统战对象， 就积极奔走于平津两市，很快为谌厚慈谋得北平市高级商业专科学校校长一 职。谌厚慈到商科学校就任后，杨秀峰即委托叔父杨十三向谌厚慈介绍共产 党员张苏、孙文淑到商科学校任语文、近代史教员。从此，北平市高级商业 专科学校成为我党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
1936年1月，杨秀峰和许德珩、张申府等知名人士共同发起组织了北平 文化界救国会。1937年2月，杨秀峰参加发起、组织和领导“华北各界救国 会”，任党团书记。当时，以宋哲元为军长的第二十九军驻守在平津河北一带， 宋兼任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后为冀察政务委员长。“一二·九”运动爆发之 际，学生们喊出了“打倒汉奸卖国贼宋哲元”的口号，冀察当局以木棍、皮 鞭、水龙镇压学生，形成了爱国学生与二十九军对峙的局面。1936年春，刘 少奇领导北方局工作，提出了争取宋哲元抗日的策略，但不少学生运动骨干 很难想通。为此，北平学联举行报告会，杨秀峰应邀前去演讲。他分析了日 蒋之间及宋哲元与日蒋之间的矛盾，指出争取宋哲元及其二十九军抗日的重 要性和可能性。他的分析透辟入理，大家听了心悦诚服，党的民族统一战线 政策为更多的学生骨干所理解和掌握。于是，学生们在天津的“五二八”和 北平“六一三”游行中喊出了“拥护宋委员长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卫华北， 保卫平津”等口号。宋哲元对此表示满意。在盂兰节为长城抗战烈士超度亡 魂时，他接受了学生的挽联，以后又接纳北平学生参观二十九军演习。过去 的对立情绪已经化解，学生们到二十九军宣传抗日受到欢迎。北平学联等学 生爱国组织为争取二十九军抗日做了大量工作，对激发该军官兵在喜峰口和 卢沟桥奋起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杨秀峰十分讲究斗争策略。一次，他为参加“夏令营”活动的同学作报 告，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活动了一天。在听取了同学们的汇报和看到活动受 到警察、特务们的监视以后，他说，“夏令营”是非常成功的活动，一定要坚 持下去，并要继续扩大组织。我们这些人来讲讲是可以的，为了迷惑敌人， 扩大统一战线的斗争，有选择地请另外一些人来这里作报告，对学生运动的 发展可能是有利的。“民先”总队部非常同意杨秀峰的主张，当即由他选择并 介绍了张荫梧这样一个人物。杨秀峰说：“我们请他来作报告的最大目的，是 他曾任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现在政声很低，很想拉拢一些人做资本， 他如肯来，估计不致说出很反动的话来。把他在‘夏令营’展览一下给特务 和警方看看可能是有好处的。” [1] 那时的张荫梧因手无兵权还未成为“摩擦专 家”。于是学联代表持杨秀峰的信在“全民报”（张主办的报纸）馆会见了张 荫梧。他们说明来意后，张问：“多少人？是什么人？”他们说：“七八百人 都是各校品学兼优，有高度爱国精神和振兴中华民族决心的大、中学生。”张 接受了邀请，翌日晨学联租了一辆小汽车接他去了西山。“夏令营”一如往昔 被大批警察和特务监视着，西郊警察分署署长也在这里。车门打开，出来的 是张荫梧，这位署长和公安局的人都惊呆了。他们都曾是他的部下，忙上来 敬礼。张问他们在这里干什么？他们说：“来看热闹”。正如杨秀峰所料，张 荫梧的到来，使警察、特务们对学生们的监视松动了，学生们的活动自由了 一些。
杨秀峰是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时该会在社会上影响 很大，他们采取多种形式，把在社会上有名望的大学教授和爱国民主人士团 结在一起，组织集会和撰写文章，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 国民党对敌妥协投降的反动面目。国民党反动当局网罗右派势力对北平文化 界救国会进行“围剿”。1937年5月4日，北平学联举行五四运动纪念大会， 国民党御用文人陶希圣等蓄意进行破坏，组织反动的“童子军”殴打爱国学 生。而后，又在报纸上发表题为《保卫马德里歌声刺破了我的耳鼓》的文章， 无端攻击“西班牙人民阵线”，大骂北平的爱国学生，攻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揭露陶希圣的反动嘴脸，杨秀峰于5月14日在《北平晨报》上发表了一篇 题为《致陶希圣的公开信》，一针见血地指出，陶希圣的文章“是挑拨离间、 制造民族分裂的最好典型，是为法西斯分子和日本侵略者张目”。杨秀峰召 集“华北各界救国会”会议，决定以受伤同学的名义写“呈文”，向北平地方 法院提出申诉。北平地方法院受理了这桩刑事案件，并向陶希圣发出了传票。 尽管陶希圣没有出庭受审，但是，经过一系列的斗争，陶希圣之流的反动面 目被彻底揭露。
杨秀峰在刘少奇、彭真、林枫等同志直接领导下，积极进行抗日救亡运 动，并声援上海“七君子”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在华北文化教育界开展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任务。
三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口头上宣布抗日，实际上部队纷纷南逃。平 津之间的汉奸和亲日派分子气焰嚣张，到处散布民族失败主义。在中华民族 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 总动员等十大救国纲领，号召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杨秀峰 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毅然放弃北平师范大学教授的优越生活，投笔 从戎，将2岁的独生子杨为民托付给亲友，偕夫人孙文淑，带领和组织平津 等地进步学生，经天津、青岛、郑州、石家庄到太原，深入太行山区农村， 建立抗日武装，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
当时，一位外国记者对此不理解，他说：“这位瘦弱的知识分子曾经周 游过欧洲，是北平颇有名气的教授，如今像游方僧人似的在山区奔波，从驴 背上向那些不识字的、疑虑重重的农民群众施政。这位皮肤白皙、细声细气、 举止文雅的教授，他明明会一无所得而大有所失，为什么却要在中年之时投 身共产主义事业呢？”杨秀峰回答说：“我们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愿意 为人民服务的人，不必来这里。” [1]
当时，在国共合作共同对敌的形势下，一些失意军阀政客也纷纷标榜抗 日。隐居河北省博野县的张荫梧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此人曾经当过北平市市 长。下野后一直在家乡办离奇古怪的“四存中学”。抗战爆发后，他被国民党 当局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保定行营民训处主任”。他当了此官 以后，便大肆沽名钓誉，捞取政治资本。为此，他多方约请名人志士到他的 民训处为他服务。他知道杨秀峰是河北人，是平津一带著名进步教授。当有 人推荐杨秀峰到民训处时，他很快给了杨秀峰一个冀西民训处特派员的头衔。 杨秀峰得到这个合法地位后，当即向北方局刘少奇、中央领导人周恩来报告。 周、刘对此事很重视，向杨秀峰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他充分利用冀西民 训处这个合法机构，积极发动群众，配合我八路军，迅速开辟冀西抗日根据 地。为疏通关系，周恩来还带着杨秀峰面见行营长官程潜、黄绍竑等人。杨 秀峰对张荫梧当时的抗日一面，诚心诚意帮助，同时对他消极的一面也很警 惕。他冲破束缚，在冀西民训处特派员这个名义上想点子，果断地决定建立 机构，行使实际职权，把这个有名无实的虚设机构办成一个为抗战服务的实 际工作机构。9月20日左右，杨秀峰召开紧急工作会议，传达党中央和北方 局的指示，研究部署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政权等问 题。参加会的有省委书记李精玉、副书记李雪峰、组织部长刘秀峰、省委秘 书长李德仲等。会议共开7天，会后宣布“冀西民训处特派员办事处”正式 成立，杨秀峰任主任，并立即向所辖各县派出工作人员。当时民训处管辖阜 平、平山、行唐、灵寿、新乐、井陉等13县。不久，井陉县城沦陷，杨秀峰 即以冀西民训处的名义，召开民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动员该县 县长、公安局长坚持抗战，岂知这二人却吓得失魂落魄，竟已逃之夭夭。杨 秀峰带领冀西民训处的同志，分别到阳泉、平山等地，发动群众，团结抗日 力量，在冀西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10月，由25支枪、2000发子弹装备起来的民训处抗日武装，正 式走上抗日第一线。不久，又收容了西北军的一个班以及任县、内丘县的保 安队。10月25日在皋落镇召开了冀西游击总队成立誓师大会。杨秀峰在大会 上指出，冀西是发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环节，如 若在冀西站住脚，就能使以太行山为基础的华北抗日根据地，相互接应，连 成一个整体，使冀西成为消灭敌人的有利战场。会上杨秀峰被任命为冀西游 击总队总队长，不久，成为司令员。八路军一二九师支援了几名军事干部和 20支枪400发子弹。当日寇向太原进犯时，冀西游击队夜袭敌人，在葱窝打 响了抗日的枪声。
当时，冀西残留着许多东北军的散兵，他们凭借枪支，打家劫舍，勒索 百姓。杨秀峰经过调查分析，认为这些散兵虽有恶习，但有亡国之恨，大多 可争取其抗日救国。于是他派出联络人员，争取他们举枪抗日，反复向他们 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使这些散兵接受了八路军收编并开往山 西抗日前线。当时，冀西还存在着一些抗日民众自卫团。这些自卫团，有的 是打着抗日的招牌，欺压百姓；有的是真心实意地为百姓除害，抗击日寇的 暴行，但方法和策略又欠正确；有的则在观望。杨秀峰分析了当时的各种实 际情况，采取了有力措施。对于那些死心塌地、屡教不改的汉奸，杨秀峰决 不姑息迁就，坚决予以镇压。原直系军阀孙传芳部下的张二熊还乡后，拉起 民团，自任团长，鱼肉乡里，为非作歹，成为内丘县一霸。杨秀峰曾几次派 人劝其改邪归正，晓以以民族利益为重、共同抗日的大义。张二熊不但不听 其劝告，反而投进日军的怀抱，充当了内丘伪县长。杨秀峰对此十分气愤， 当即决定除掉这个汉奸。在八路军七六九团参谋曾绍山的协助下，将张二熊 引出处决。杨秀峰亲自书写布告，公开其投敌罪行。恶霸被除，人民群众拍 手称快，到处传唱“汉奸走狗听一听，谁要勾结日本兵，请看张二熊”的歌 谣。
1938年初，内丘县东南部13个村自发组织了500人参加的民团，维护地 方秩序和治安，防范盗匪抢掠，但其排斥一切外来武装。杨秀峰派李艺林前 去做说服工作，联合他们抗日。民团总指挥石振舟气势汹汹，不由分说即将 李艺林捆绑起来。李艺林拿出杨秀峰的亲笔信，民团首领李茹兰看了信，说： “我在北平训政学院听过杨先生讲课！”内丘县民团首领深为杨秀峰投笔从戎 抗击日寇的行为所感动。石振舟当即率部投奔杨秀峰，被正式编为冀西游击 区司令部特务区队。石振舟被委任为特务区队长，从此走上了抗日战场。
民训处和游击队所到之处，深入宣传“保卫家乡，保卫华北，保卫全中 国”的主张和“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粮出粮”的政策，动员 群众参军参战。于是“要出头，投冀游”的口号不胫而走。出现了父送子、 妻送郎，父子一同参军的动人场面。仅临城赵庄一村就有七八十人参军。
1938年1月，杨秀峰与孙文淑从岭下布置工作后回到民训处的后方办 事处拐儿镇，以杨秀峰名义召开了一次会议。这是一次统战工作会议，邀 请了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和河北民军副司令乔明礼。当时， 一二九师师部驻辽县（现左权县），民军驻辽县的上、下庄，正是从辽县下岭 到邢台县的要道。这个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搞好统战，协商在活动方面能更 好地配合；另一具体问题，是对岭下吴金铎部的收编问题。吴金铎部是原东 北军的一部分，官兵们也有抗日要求，党也指派一些进步同学参加这个部队， 做政治与宣传工作，但它毕竟是一个未经改造的旧军队，到达邢台后，与当 地的红枪会发生冲突，双方对峙，用机枪伤害了不少群众。其时我们的工作 团杨雨民、李鸿年二位同志正在做红枪会的工作。这是一部分为封建势力所 掌握的群众武装，迷信刀枪不入，一直统治着邢台县的里川沟。当吴金铎部 与红枪会遭遇后，李鸿年正好在场。他见到无辜农民被机枪扫射，大量伤亡 时，就奋不顾身，摇着白手绢，迎着弹雨，向吴的阵地冲去，要求停火。吴 金铎听说民训处出头调停，就派他的学生出面接谈。一见面，原来是李鸿年 的同学，于是弄清了吴的底细，并组织了吴部与红枪会参加的会议，作了停 火的决定。为此，杨雨民返回拐儿镇，向杨秀峰作了汇报，提出要收编这支 武装。这也就成了拐儿镇会上的一个具体问题了。对此，邓小平表示，八路 军要尊重友军，不能收编这部分有国民党番号的部队。于是，杨秀峰特意请 乔明礼来收编了这支队伍。当时，田润之负责生活接待，邓小平对他说，秀 峰同志工作得很好，你们民训处团结得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乔明礼是保定军 校出身，当时在抗日方面还是很积极的，对杨秀峰也非常敬重。他当面对杨 秀峰说：“你领导的大学生生龙活虎又能吃苦耐劳，跟农民能够同吃同住，一 身虱子也不在乎，一定要派一些学生到我那里工作。”杨秀峰立即应允，并派 刘火前去，乔委任刘为秘书。
1938年2月，日本侵略军一八○师团自邯郸西进，占领涉县、黎城、潞 城、长治、屯留、长子六城，准备向太行山北部进攻。4月4日，日军三万 余人分九路向太行北部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扫荡”，妄图消灭冀西游击队。 4月27日，冀西抗日军民胜利粉碎了日军“九路围攻”。冀西军民粉碎日军 九路围攻后，国民党华北别动总队第二十四支队长侯如墉、河北民军第二民 军司令乔明礼分别率部北上。这两支队伍进入冀西驻在元氏县。他们不遵守 由县统一供应的制度，擅自摊派粮款，滥事扩充，农民负担繁重，群众怨声 载道。为协调各方关系，团结友军一致抗日，1938年5月上旬，杨秀峰在黑 水河召开有冀西民训处、元氏县政府及各方驻军联席会议。正在冀西视察的 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亲自到会。会议达成协议，由抗日县政府、二十四支队 （后改为十三支队）和河北民军各派代表，联合组成抗日动员分配委员会，统 一筹粮分配粮款。三方各抽调人员组成元氏抗日联合工作团，深入农村宣传 和执行合理负担政策，动员群众支援抗日军需，并在军事上形成了联合行动。 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维护了团结抗日的局面。杨秀峰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 统一战线政策，团结联合各界抗日，从而成为冀西抗战的一面旗帜。
为了隐蔽，部队经常在夜间行军转移。每到一地后，别人都去休息了， 杨秀峰总是在油灯下继续工作或学习。在行军中和战斗空隙他也抓紧时间处 理行政事务或召集村民座谈，了解减租减息的落实情况，统一累进税的执行 情况，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是否已调动起来，群众还有哪些疾苦需要解决，等 等。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赞颂杨秀峰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功绩：“杨秀峰， 意志坚，走遍冀西十三县，组织民众来抗战……杨司令，真能干，武装民众 千百万，到处开展游击战——炸碉堡，崩汉奸，扒铁路，过平汉，打得敌伪 心胆寒。”
杨秀峰领导的抗日队伍逐步扩大，到1939年10月，已达7000余人。 1940年5月正式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十一旅，成为太行山根据地的主力部队 之一。
1938年8月，冀南行政公署成立，杨秀峰任行署主任。他坚持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坚决的反摩擦斗争。
行署成立不久，蒋介石委派的冀察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就借 机寻事，与行政公署争夺地盘。1938年11月，杨秀峰外出组织反扫荡斗争， 那位省政府主席以行署主任“不知去向”为借口，公然宣布取消冀南行署， 进而提出撤销县长，解散所有的抗日人民团体。他的属下更进一步提出“驱 逐八路”的反动口号。冀察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石友三、河 北民军司令张荫梧也不断寻衅，制造摩擦。杨秀峰面对这种复杂情况，在当 时驻冀南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的直接领导下，同他们进行了针锋 相对的斗争。
他当面警告那位省主席：“行署是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抗日的，你无权撤 销，你撤销了它，老百姓就要起来反对你。”又说：“民众抗日打开了那么大 的局面，怎么可以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打鬼子的团体解散呢？”在一二九师 的军事压力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下，顽固派的这一阴谋被挫败。但 他们并不甘心，又委派庞炳勋接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杨秀峰在冀南参议会上 提出著名的“拥朱拒庞”议案，要求任命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为河北省 政府主席。这个议案得到了冀南各界的普遍响应，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拥朱 拒庞”斗争。
杨秀峰经常到石友三、张荫梧部驻地做工作。他在同石友三等人进行不 妥协斗争的同时，还以渊博的知识和很高的文化素养，谈古论今，纵论当时 的形势，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规劝他们停止摩擦，一致对外，全力 抗日。他正告石友三要站稳脚跟，顾全抗日大局，当心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 根基而自取灭亡。他既坚持原则，又视对象和时机，注意策略，做到有理有 利有节，表现了相当高的斗争艺术，连那些顽固派也不得不表示钦佩。
中共七大之前，杨秀峰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的中共党员的身份，因此，社 会上一般称他为先生、教授或行政职务。当时有不少群众问：杨秀峰是国民 党的代表，为什么贯彻执行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此坚定果断和正确 无误呢？可见杨秀峰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正是由于他坚定的立场和出色的 工作，加上党政军民的共同努力，才使冀南地区出现了有联合、有斗争的国 共合作的局面。
1940年初，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一二九师决定讨伐国民党顽固派石友 三部。为了保证一二九师战斗行动顺利，保护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后方安全 凡与直接战斗无关的机关单位，统统预先离开南宫县城东南的垂杨、乔村 郝家屯一带，向广宗、巨鹿及南宫城西部转移。这次战斗将石友三所部驱出 南宫、威县境界，清除了插在冀南根据地内的大患。石友三及国民党反动派 的残渣余孽，一时未及逃窜，仍潜伏各地待机蠢动，冀南行署及时展开锄奸 工作，铲除罪大恶极、为民痛恨的坏蛋。但在三、四月间，有的地区掌握政 策不严，一时发生滥杀多锄现象，闹得人人自危，社会秩序不安，对坚持抗 战、建设与巩固根据地极为不利。行署于5月1日颁布了《冀南区保障人民 权力暂行实施条例》，确定“县无杀人权，区无捕人权”，立即制止了滥杀人 现象，社会归于安定。在掌握政策、拟定条例、安定人心、顾全大局方面 杨秀峰起了重要作用。
杨秀峰对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直属机关干部的学习非常关心。无论环境多 么残酷紧张，他经常给大家作形势报告和工作报告，还讲历史唯物主义和唯 物辩证法，提高干部的政治思想和理论水平，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杨秀峰在当时文化教育界有很高的威望，他诚恳亲切的态度，兼容并纳 的胸怀，不仅团结了根据地的知识分子，投身抗日斗争，还吸引了敌占区的 知识分子如傅良、马识途等人，携带家眷到冀西参加抗日。
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培养大量军事、政治、财经、文教等各方面的人才， 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以杨秀峰为院长的河北抗战学院于1938年8月在冀 中深县成立。冀西游击队参议谌厚慈兼任教育长，孙文淑任副教育长，吴砚 农任教务主任。学院下设民运、军政两院。学院坚持贯彻一切为抗战服务的 总方针，以延安抗大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师生学习、生活的准则。 杨秀峰亲自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于他的声誉，冀中、 冀南大批知识青年和平津流亡学生闻风而至。抗战学院办了两期，每期三个 月，共培训抗战干部2700多人。他还陆续创办了冀南抗日干部学校、冀南抗 战学院、冀太行政干部学校、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干部学校，均兼校长。这些 干校和训练班，培养训练了多种类型干部，被输送到党、政、军、民各部门， 成为各方面的中坚力量。
1938年9月下旬，国民党委任的河北省主席鹿钟麟、民政厅长张荫梧来 到抗战学院，名为“视察”，实为向学生施加影响，拉拢学生。杨秀峰召集全 院师生举行欢迎大会。鹿钟麟首先讲演，他说蒋介石派他回河北省当主席， 问他省政府设在什么地方，他说就设在老百姓家里，有老百姓就有他。接 着，张荫梧讲话，他大言不惭地为自己表功，说他此次率民军北上就是要救 河北人民于水火，要与河北人民共存亡。当场就有同学提出质问：日寇进攻 河北时你为何不保卫家乡，却跑到黄河以南去了，现在八路军把抗日根据地 建立起来，你又回来干什么？他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杨秀峰也对张荫梧的言 论一一加以驳斥。师生们群情激愤，争着发言，场面十分热烈。看天色已晚， 杨秀峰说：“大家要说的话还不少，明天再继续开吧！”才为张荫梧解了围。 为了照顾统一战线，尽量争取他们抗日，在鹿、张离开抗战学院时，在杨秀 峰的主持下，还开了欢送大会。在这场斗争中，杨秀峰既顾全大局又坚持原 则，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给师生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统一战线课。
1940年4月30日，曾任《新华日报》华北版副社长、总编辑的陈克寒就 冀南抗战、民主政权建设诸问题采访了杨秀峰。采访之后，陈克寒写道：“杨 先生游击敌后，将近三载，出入枪林弹雨之中，日与士兵农民为伍，但犹保 持学者风度，接谈之下，态度谦逊，言词恳挚，令人肃然起敬。而其面目清 瘦，神彩闪烁，显现其坚持平原抗战之辛苦劬劳。记者当提出问题数个请教， 约定于次日长谈，时及黄昏，再度会晤，于黄昏灯光下，杨先生正襟危坐， 娓娓而谈，对记者所叩诸问题一一作答，历三小时方毕……”
当陈克寒问及“冀南平原抗战，至为艰苦，全国人士莫不钦佩，想必有 重大收获，可否择要见告？”时，杨秀峰回答：“冀南抗战是全国抗战的一个 组成部分，特别是华北敌后抗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冀南抗战的成败得失与华 北以至全国都戚戚相关。在华北沦陷、敌寇南进的时候，冀南便举起了平原 游击战的旗帜，使敌军的心脏受到威胁。徐州会战剧烈之际，也正是我们在 其心脏活动得很剧烈之际，那时纵横原野，打击敌伪统治，并出击津浦，配 合了徐州会战。在保卫大武汉会战中，曾两次举行大规模的破路，使平汉、 津浦敌寇军运断绝。入冬，敌因受到我们的危害太大，不能不回师大举扫荡， 至今这种扫荡并未一日终止。在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中，冀南实也尽了一部 分力量，起了应有的作用。现在除平汉、津浦、远清等铁路据点上的敌人不 计外，在冀南腹地据点的敌人便有日伪军约2万。这2万敌人，因为我们坚 持平原游击战争，始终不能抽调出去，这是兵力上的很大牵制。”“敌寇为了 应付我们的长期抗战，支持他的长期侵略，施行‘以战养战’政策。所谓‘以 战养战’，即是要利用中国的经济物力，来长期侵略中国，灭亡中国。‘以战 养战’的主要步骤，便是开发占领区的经济，掠夺占领区的富源。而这一点， 敌人在冀南遭到很大的打击。冀南的广大土地仍在我们手里，冀南的富源仍 然是我们的。比如，棉花一物是日本轻工业的主要原料，冀南的产棉，久为 敌寇所垂涎，他在河北分发种子，奖励植棉。而我们则颁布命令，限制种棉， 最多只允许种20%，减少产量80%，并绝对禁止输出资敌，其结果使天津日 纱厂去年因原料缺乏而停工者，占40%。再如，伪钞的流通，也受到我们的 很大的打击。联银伪钞，所以形成膨胀之势，便因为我们广大农村拒绝行使 伪钞，使伪币被迫只能周转于城市据点，遂致信用惨跌，其他各项，当更不 必赘笔。这是经济上的意义。” [1]
杨秀峰深知教育在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负责军 事工作，还是负责政权建设工作，都把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杨秀 峰的领导下，根据地的教育部门，克服困难，为恢复、发展根据地的学校教 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发普及小学教育的法令；举办教师培训班；适当提 高小学教师的生活待遇；发动和依靠群众办学，在抗日游击区和接敌边缘区 举办“游击学校”和“伪装学校”，进行多种形式教学；废除旧课本，编写抗 日需要的新教材等。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里，杨秀峰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和根据地 的干部一起节衣缩食，一再降低生活津贴标准。行署成立前，县级工作人员 每月津贴为5—20元，行署成立后，降为5元。1939年7月1日，行署根据 当时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又再降为4元、3元、2元三级津贴制。一次， 有一位工作人员抱怨吃不饱饭，杨秀峰对大家说：“这位同志的抱怨是不对的。 现在不是吃饱吃不饱的问题，而是饿死饿不死的问题，群众和我们一样苦。 只要饿不死，还有一口气，就要抗战到底。” [2] 当时已经40多岁的杨秀峰身体 力行，不要任何额外照顾，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杨秀峰对吃小米饭不习惯， 且有些“反胃”，但在整个抗战期间，他忍着胃痛，几乎每天吃的都是小米饭 和咸菜。他穿的是一身粗布衣，还打着补丁，鞋子也是缝着包头、钉着后掌。 他不但严格要求自己，而且也严格要求家里人和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不允 许以任何借口搞特殊。他身体瘦弱，但行军时，经常把马让给别人骑，自己 总是习惯地背着手，从容不迫地走在队伍前面，一走就是几十里。
1940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在黎城召开了太行、太岳、冀南地区 高级干部会议。杨秀峰参加了这次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领导有彭德怀、杨 尚昆、邓小平、李雪峰、薄一波、宋任穷、李菁玉、安子文、戎伍胜等。会 议决定成立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逐步筹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8月1日，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在黎城西井正式成立，杨秀峰任主任， 作为过渡性质的全边区统一的政权组织。联办公布了《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 合办事处施政纲领》。这是中共中央的“十大救国纲领”在太行地区的具体化。 在杨秀峰的领导下，联办还邀请全区军民代表、士绅名流、各党派及无党派 代表人物，组成行政会议，行使全区最高民意机关的职权。至此，晋冀豫根 据地正式形成。
1941年2月16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关于成立晋冀豫 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7月7日，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辽县桐峪镇隆 重开幕，参加大会的共有各地选出的133名参议员，邓小平以共产党参议员 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大会选举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 伍胜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此时，边区扩大到鲁西，西起同蒲路，东至津浦路， 南临黄河，北抵石太、石德路，设6个专区和一个太行直辖区，包括39个县， 面积两万五千余平方公里，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依托。
杨秀峰严格贯彻毛泽东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各项 指示，在根据地政府的人员分配上坚持“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非党 左派的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大体上各占1/3。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采取坚决措施 精兵简政，裁减人员48％，节省经费46％。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载文赞 扬“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认真、周到、彻底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取得了边区 精兵简政的经验，足供各根据地借鉴和效法”。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 策》一文中也称赞“晋冀鲁豫边区的领导同志，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作出 了精兵减政的模范例子”。
为了做好后勤保证工作，配合八路军前方作战，杨秀峰倾注了全部心血， 在领导群众破路、拆城拆寨拆堡、空舍清野、征集救国公粮、动员军装鞋袜、 组织自卫队等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绩。部队打到哪里，后勤保障工作就跟到 哪里。
抗日战争进行了8年，晋冀鲁豫地区竟有4年遭到水、旱、蝗灾。1942 年和1943年发生全区性大灾荒。杨秀峰积极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使救灾度荒 与发展生产密切结合起来，发动军民灭虫、抢种、开荒、纺线、发展运输等。 经过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终于战胜了灾荒。
杨秀峰在担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时，经常有招待外地来客和党外朋 友的任务。在陪同客人吃饭时，他总是请客人吃白面馍和炒菜，而自己却照 常吃小米饭和大锅菜。有一次，边区参议会议长申伯纯到边区政府议事，杨 秀峰和戎子和陪同吃饭，申吃的是客饭，蒸馍、炒山药蛋丝；杨、戎是主人， 吃的是小米饭，同是炒山药蛋，但油极少。同桌吃两样板，申伯纯食不下咽， 但杨秀峰一定坚持这样做。人们还常见他在招待客人时用公家备的好纸烟， 然后再从自己衣兜里掏出个人购买的质量较差的纸烟自己吸。有人问他为什 么要这样严格掌握，他总是亦庄亦谐地回答：“好烟好馍是准备招待客人的， 不是供给我们用的，当然我不能享用。”
1943年9月，杨秀峰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1945年4月，被选为代表，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参加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 工作，并任筹备委员会秘书长。8月，中共北方局撤销，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 杨秀峰任常委。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秀峰随刘伯承、邓小平等边区领导人从延安返回太 行。经过上党、邯郸两大战役，边区局势稳定，恢复战争创伤的各种建设开 始了。杨秀峰、戎子和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向边区政府委员会提出在本边区 创办高等学校，培养急需的建设人才的意见。经边委会讨论，决定创办新华 大学，后定名为北方大学。1945年12月，边区政府决定组成以杨秀峰为主 任的北方大学筹备委员会。杨秀峰亲拟电报，要求中央把范文澜调来当校长。 经反复商量，中央有条件地同意了杨秀峰的请求，即由边区派得力助手协助 范文澜主持校务，不能影响范的中国通史研究。范文澜是著名学者，知名度 很高。范文澜来当校长，全边区人民十分高兴，也轰动了平津、济南、开封 等蒋管区。为落实中央“条件”，杨秀峰任命罗青、孟夫唐、王振华、张柏园、 晋曾毅等分别担任秘书长、校务主任、教务主任等职务。范文澜从延安到边 区时，带来了艾思奇、陈唯实等几位学者，同到北方大学任教。随后，边区 又调来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其中不少是国内外著名学者，如黄松龄、王学文、 何穆、刘大年、叶丁易、王鹤、王南、陈荒煤、夏青、乔羽等。
1946年1月5日，王振华、罗青到邢台组织北方大学筹备处，同年2月， 正式开始招生。同时，将冀南行政学院并入北方大学。1946年5月21日北方 大学在河北邢台正式开课。开学不久，杨秀峰来到学校了解情况，并对师生 发表了《对于时局应有的认识》的讲话，勉励大家要“在认识时代的客观基 础上，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他的讲话虽是在全国内战还没有爆发以前 所说，但是关于中国国内问题两个特点的指示，特别是对“统一”和“正统” 这两个观点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思想方面有不少的帮助。
1947年全国土地会议公布了“土地法大纲”，要求彻底平分土地。这一政 策，对边区各阶层震动很大。有些贫农怕刚分到的土地再分配，有些中农怕 自己的土地被抽“肥”抽多了，一些地富也觉得分到的土地“不一定属于自 己”。这些疑虑，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48年 春，眼看春播季节即将到来，而农村的生产备耕却冷冷清清。这种局面如不 及时扭转，不仅增产无望，甚至会发生饥荒。杨秀峰派出几个工作组调查研 究后，他冒着犯右倾错误的风险，提出了一个“谁种谁收”的建议。大意是： 凡是分配了的土地，都应积极经营。不论今后土地如何调剂，春天谁播种， 秋天谁收获。这是一个事关农业生产的大举措，中央局薄一波认为可行，经 报告毛泽东批准后，由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发了布告，宣布了这项重大决定。 群众看到了布告，奔走相告，很快掀起了春耕生产高潮。
1948年5月，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与晋察冀中央局合并，建立华北局， 杨秀峰任委员。8、9月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杨秀峰被选为副主席，党组 书记，并兼任华北人民监察院院长，协助董必武主持华北人民政府日常政务， 为支援全国解放及迎接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当时， 聂荣臻曾称杨秀峰是政权工作专家。
四
1949年8月至1952年11月，杨秀峰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党组书记，中 共河北省委常委。在此期间，他为“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医治 战争创伤，战胜自然灾害，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做了大量工作，对河北的 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下半年，河北省遭受特大水灾，新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杨秀 峰深入灾区，察看灾情，慰问灾民，发动和组织群众生产自救。这时，杨秀 峰已年过半百，依然保持着当年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 里，跑了天津、唐山、沧县3个专区的17个县，100多个重灾村，检查粮食 的运输和储备情况，要求当地政府在农历正月十五以前一定要把粮食运够储 足。因为宁河、宝坻、玉田、蓟县、静海、文安等很多县一过雨水季节，就 进入潺期，有20多天时间既不能走车，又不能行船，当地人畜不能出来，外 面的物资也进不去。杨秀峰仔细计算时间，亲自检查粮食的储运情况。这年 的春节，他是在滦南、丰南一带同重灾区人民一起度过的。由于他的艰苦工 作和周密安排，灾区没有饿死一个人，受到了周总理的称赞，毛泽东也称赞 杨秀峰是“救灾专家”。
1950年，河北灾情刚刚缓解，杨秀峰又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到皖 北救灾。杨秀峰二话没说，立即奔赴皖北救灾第一线，很好地完成了党中央 交给的任务。
进城后，杨秀峰仍十分惦念根据地的广大群众，特别关心山区、老区、 灾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多次深入老区、贫困山区各县视察工作。当他看到 老区山地水资源丰富，但利用率不高时，就鼓励老区人民要“靠山、吃山、 养山”，“靠水、吃水、治水”。杨秀峰的话鼓舞了老区人民，很快老区人民的 生产、生活就有了改变。建国初期，一些山区由于水质不好，克山病、甲状 腺肿大等地方病很流行，杨秀峰了解到这些情况后，一面派大批工作组帮助 山区、老区解决水源问题，一面派去大批医务人员，建立卫生所、保健站， 增加脱产卫生人员。他还调集大量海带，帮助老区、山区人民解除病痛，恢 复健康。
1950年冬至1951年春，他怀着对老区人民的深情厚谊，到涉县、阜平和 遵化、迁西等老根据地，走家串户，慰问那里的群众。他将老区人民反映的 “大干部进了京，小干部进了城，老区人民的话没人听”等情况向党中央写了 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重视。国务院为河北老区人民拨了一笔专款和大 批衣物，以后，中央组织了几个慰问团分别到老革命根据地进行慰问，并委 派杨秀峰担任华北慰问团的副团长。
抗日战争中，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经常活动的驻地广宗县杜杨庄一带，原 是一片茂密的果树林，后来被敌人毁坏殆尽。解放后，杨秀峰派人帮助栽上 优种苹果树苗。几年工夫，硕果累累，群众为了表示对杨秀峰的感激，把苹 果树分别命名为“秀峰一号”、“秀峰二号”…… [1]
1950年，他听亲属反映，他的一个侄子参加过地主还乡团，罪恶累累， 民愤很大。他立即派人到冀东调查，查实后亲笔批准将他枪决。他大义灭亲 的高尚品质，得到了群众的称赞。
杨秀峰担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期间，还兼任河北师范学院院长。他常 到学校听课，指导学校工作，亲自邀请了不少在京津工作的专家学者到河北 任职或兼职，参加河北省的建设。
杨秀峰一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善于团结各方人士一道工作。河北建 省后，省政府委员中有全国著名学者刘仙洲、裴文中，有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高树勋、于学忠、李兴中，有知名人士李锡九、刘清扬、王葆真、刘古风等。 在杨秀峰的关怀和领导下，他们都得到了妥善安排。他们都乐于与杨秀峰共 事，为河北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出谋献策。在一次省政府委员会上，一位民主 人士提出，征兵工作中有强迫命令问题，像抓兵一样。当时，一位党员干部 说：“我们不会抓兵的，不但今天不会抓，明天不会抓，将来也不会抓，永远 也不会抓！”搞得气氛很紧张。休息时，杨秀峰批评这位同志说：“我们工作 有缺点，就得允许批评，不能护短，接受批评改正错误才能使工作前进。只 要说明这是个别现象，不是我们提倡的东西，正是我们要克服的东西就够了。” 同时，杨秀峰又对那位民主人士说；“你提的意见很好，这些问题在个别地方 是存在的，提出来对改进工作很有帮助。这些问题是工作上的支流，不是主 流。” [2] 由于杨秀峰的耐心解释，对方很满意。
省府有一位委员是回族阿訇。每次他来保定开会时都住在清真寺里，并 且一定要喝清真寺里的水。有时开会时间还自动离开会场去做礼拜。有的同 志认为：这位委员的事太多，太麻烦。杨秀峰知道后，非常认真地批评了这 些同志，并反复教育大家一定要尊重各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决不能有大汉 族主义思想。同时，杨秀峰还派人到清真寺里取水供这位委员饮用。
1950年夏，杨秀峰带领秘书、警卫员和公安厅的干部乘坐一条小船到白 洋淀巡视防汛工作。几天的紧张工作，加上沿途吃不好，睡不好，到达杨柳 青时，杨秀峰病倒了。天津专署炊事员问杨秀峰：“杨老，想吃点什么？”他 说：“大家想吃的就是我想吃的。”炊事员笑着说：“您病了，给您弄几个小菜 补补身体。”杨秀峰说：“千万别做，做了我也不吃。”炊事员说：“那为什么？” 他说：“同志们和我一样辛苦，为什么就我吃而他们不吃。”炊事员说：“让同 志们也一块儿吃，但您总得说出您想吃什么呀。”杨秀峰幽默地说：“我不想 吃熊掌燕窝，也不想吃猴头鱼翅，提出三个要求：第一，饭必须有稀的；第 二，饭必须比较软乎，有利于消化；第三，饭必须热乎。达到以上三点，你 的任务就胜利完成，这饭就算可以了。” [1] 1951年春，杨秀峰带20多人去邢台 检查春耕生产，县委给杨秀峰弄了一顿较好的招待饭。“这是什么意思，你们 这是干什么？”杨秀峰略带气愤地问。“没什么，省政府领导来我县光临指导， 表示欢迎，”县委的同志略有些紧张地小声回答道。“怎么欢迎都行，非要采 用这种吃饭喝酒来表示？”他继续说，“难道你不知道国家现在还很困难吗？ 难道你不知道你们县还有多少贫困户，连小米饭都吃不上吗？”“是，是，我 知道了。”县委的同志连声应道，又问：“可是饭做好了，现在怎么办？”杨 秀峰干脆利索地说：“给你们县的烈属。”这件“拒吃招待饭”的消息传开后， 工作组所到之处就再也没有发生给他们做招待饭的事情，大家深有感触地说： “杨老以身作则，身教胜于言教，这是给我省各级干部上的一堂生动的政治 课。” [2]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时，“左”倾情绪严重，不少单位对掌管 财物的同志捕风捉影，有点怀疑就查，查不出来就“打”，打出了不少假“老 虎”。在一次向省主席汇报会上，公安厅负责同志思想负担很重，因为公安系 统有特殊开支，有人提出公安厅可能有很多大“老虎”。汇报时，这位负责同 志做好了接受批评的准备，他说：“我们对所有的线索都进行了详细、认真的 调查，可是没有查出问题，所以‘打’起来手软，不知道该‘打’谁？谁的 手硬谁来‘打’吧。”杨秀峰耐心地听完后，非常冷静而稳重地说：“要实事 求是嘛！不能乱怀疑，不能‘打’错了，这是我们工作中的重要原则，必须 遵守。” [1] 这位负责同志深受感动，他觉得这不仅给了自己很大的安慰和支持， 而且在当时那种“左”倾情绪严重的气氛下，能够提出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 也是对广大干部群众的深刻教育。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杨秀峰注意把握政策界限，注意事实和工 作方法，每次听取汇报后，他都反复强调核实贪污款物数字的重要性。他说： “一定要把交待出的贪污款物是从哪里来的，又都花到哪里去了，一一调查清 楚，才能求得比较接近真实，避免发生冤案。” [2]
杨秀峰担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期间，河北省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刘青山、张 子善贪污案。1951年10月，天津专署一位副专员向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刘 青山、张子善的违法乱纪行为。11月下旬，中共河北省委召开第三次代表会 议，贯彻落实中央和华北局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反贪污、浪费和官僚主 义斗争的部署。与会代表集中检举、揭发了刘、张的贪污罪行。根据刘、张 的严重犯罪事实，华北局经讨论并报周总理批准，决定将他们逮捕法办。12 月15日，华北局召开会议，刘澜涛建议组织专门班子全面审查处理此事。因 此，省政府决定，以省政府主席杨秀峰，省政府委员、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副书记薛迅，省监察委员会主任董鲁安，副主任李国华，省检察署检察长孙 光瑞，省法院院长宋志毅6人组成刘青山、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 主任杨秀峰，副主任薛迅。该委员会成立后，薛迅及各委员即偕大批检查人 员赴天津专区调查此案。12月16日，省公安厅和省人民检察署开始对刘、张 依法进行侦讯，侦讯工作由杨秀峰亲自领导。
在弄清刘、张主要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河北省委于12月14日向华北局 提出了处理意见，即处他们以死刑。12月20日，华北局经研究后向中央提出 了对刘、张的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 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2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 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在听取党外民主人士的意见后，决 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 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1952年1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杨秀峰的《沉重的责任，惨重的教 训》一文，就省人民政府对刘、张惊人的贪污盗窃案件长期没有发觉，未能 及早处置，检讨了省府领导上的严重的官僚主义，在掌握干部政策上存在着 严重的片面性，以及严重的形式主义和文牍主义。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召开了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在 刘、张二犯被押离会场执行枪决后，杨秀峰作了重要讲话。他着重讲述了自 7月1日以来，在全省范围内以空前巨大的规模和空前猛烈的力量展开的向贪 污分子特别是大贪污分子的总攻，短短10天，“战果与日俱增”。他要求全省 各级领导机关和全体干部人员，以对国家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以最大的 决心和信心，奋发努力，把所有的贪污分子特别是大贪污犯干净、彻底、全 部搜捕尽而后止。
五
1952年11月15日，根据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提议，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决议，成立高等教育部，任命马叙伦为高等教育部部长， 杨秀峰、黄松龄、曾昭抡、刘皑风为副部长。杨秀峰同时为中共高等教育部 党组书记。
杨秀峰是1952年12月初到高教部的。刚到北京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宿 舍尚未安排好，暂住在东城河北省驻京办事处。当时，一方面要组建新成立 的高教部各司局机构和领导班子，一方面要尽快熟悉情况，迅速开展工作。 他从1952年12月到次年2月三个月中，在北京先后召开了三次北京、天津 和华北地区高等学校负责人座谈会，传达贯彻国务院关于1953年“整顿巩固、 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文教工作方针，研究继续进行院系调整 和专业设置的工作，以及搞好以学习苏联经验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改革问题。 在此期间，杨秀峰还视察了北京、天津、山东部分高等学校。
5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活动。在苏联专 家的帮助下，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其他高等学校也陆续 聘请了一批苏联专家、学者。这些专家除讲课外，还担任了培训教师和培养 研究生的任务。同时，各地有组织地翻译了苏联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 材和各种文献资料。杨秀峰到任后，积极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精神，推动 和引导这一活动的开展。1953年高教部党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根据毛泽东 的指示，提出在教育工作中，学习苏联经验要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方针。 1953年7月，杨秀峰在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运用苏 联的先进经验，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 学组织和制度等一系列的全面的改革。
为了总结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成绩，纠正工作中的缺点，1953年11月， 高等教育部会同北京市委共同组成一个20多人的中国人民大学检查组，历时 三周，以经济计划、工业经济、法律三系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两教研室 为重点进行检查。检查证明，尽管该校在学习苏联经验过程中存在某些缺点， 但是在根本问题上，四年来的学习是成功的，为新中国高等教育树立了榜样。 1954年1月高教部为总结经验，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经验，决定召开 “中国人民大学教学经验讨论会”。在高教部的主持下，讨论会于4月12日 至21日举行，中国人民大学作了“关于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总结”、“培养工 农干部的总结”、“科学研究工作的经验”、“教务部工作介绍”、“关于系的工 作及系主任领导的工作经验”、“教研室及教研室主任工作介绍”等六个报告。 这次会议，对于推动和引导高等学校学习苏联经验、确定一些学习过程中的 原则都有一定意义。杨秀峰亲自参加会议，听取汇报并作了总结发言。他说： 中国人民大学学习苏联的经验，对其他高等学校都是适用的。他要各院校根 据具体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采用，逐步达到全面地、系统地学习。
195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根据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 决定，任命杨秀峰为高等教育部部长。
此后，在杨秀峰的主持下，高教部多次召开会议，对学习苏联经验作出 部署，并引导大家正确看待苏联经验，纠正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在1954 年11月12日第二次全国高等农林教育会议上，他指出，学习苏联必须正确 地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目的，在于运用它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推动我国生产建设向前发展。在高等农林教育方面必须考虑到中国今天农林 业生产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注意到我国的自然条件如土壤、气候等与苏 联有许多不同，并结合着我们农业生产经验的特点，来确定我们应该怎样向 苏联学习。例如，米丘林生物科学、威廉士土壤学和其他先进的农业科学技 术的基础理论原则，是不受地区差别限制的，问题在于如何把这些原理原则 具体运用到中国来。 [1]
当时，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由于结合中国实际不够，出现了一些 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情况，因此，个别同志认为我们过去“过分一边倒了”， 有人对学习苏联发生了怀疑。对此，杨秀峰在1956年暑期高等学校校院长和 教务长座谈会上做了冷静的分析，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问题，并承担了 责任。在谈到学习苏联经验是否有教条主义的缺点时，他说：“我认为应该具 体分析。当建国初期，我们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经 验，因而当时将苏联建国多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的高等教育一套先进经 验照搬过来，着手改革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 是必要的，不能说它是教条主义。就是在今天，有些东西我们还不懂，由于 迫切需要，也还不得不先搬过来，在教学实践中试验证明，再结合我国具体 情况逐步修改，这也不应该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至于有些我们已经有 一定的经验，应该并且可能根据我国实际，创造性地学习运用苏联经验的， 而我们既不问情况，更不动脑筋，对所学的东西也不加以研究，只是盲目地 抄袭、照搬，这就是教条主义了。那些一再碰壁，实际已经证明出了毛病或 是行不通了仍旧坚持不改的，应该说是‘教条主义者’了。” [1] 尽管在学习苏 联经验的过程中，产生了种种问题，但他仍强调指出：“几年来，由于我们学 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得到苏联专家直接的、具体的帮助，取得了很大 的成就，为建设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打下了基础。”同时，他还指出：“学习苏 联先进经验以及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也并不排斥从资本主义国家吸收对我 们有用的东西。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新成就，对我们是有帮助的； 它们的某些教育经验也值得我们批判地吸收。只要头脑清醒，善于取长补短， 是不会有什么坏处的。” [2]
1956年9月，杨秀峰出席了中共八大，被选为中央委员。10月，他赴西 安、保定视察各高等院校。12月，他在高等学校干部经验交流班作报告，指 出，对青年学生不能只顾头读书，业务好是政治要求的一部分，最好要精通 业务。
1955年我国正处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三年。当时，高等工业学校按照 国民经济特别是工业布局和发展速度，进行新的部署和调整。沿海地区的个 别高等院校，有计划有步骤地内迁。高等教育部党组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 作出上海交通大学迁往西安的决定。但在进行西迁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具 体问题。1956年6月27日，上海市委以特急电报向中央反映关于交大迁校问 题的意见，其中提出，“上月在京从事科学规划的专家，以交大西迁将影响学 生质量、科学研究，特别是培养无线电人才的任务，要求改变部署，停止迁 校。我们根据总理、富春同志、高教部的指示，会同交大负责同志就以下三 个方案进行具体研究。”这三个方案是：1.交大仍留上海不搬；2.交大仍按原 定计划迁西安；3.交大仍按原计划西迁，即自今年开始，由交大负责为上海 筹建一所新的电机机械大学。7月3日杨秀峰向国务院二办和总理提出报告， 报告中提出交通大学仍按去年全国文教工作会议决定内迁西安为好，并陈述 了理由。同年10月15日，杨秀峰来到西安，看到迁校后全体师生高昂的工 作和学习热情，良好的教学秩序，感到十分满意。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交 大迁来西安，将担负起它在上海所不能担负的重大任务。他勉励师生克服迁 校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积极做好各项工作。
1957年3、4月间，交通大学师生在学习讨论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由 来已久的交大迁校是否有必要的问题再度迸发出来。当时在交通大学校务委 员会、工会会员代表会和学生代表会上，出现多数或大多数人不同意迁校的 情况。5月下旬至6月初，周恩来总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邀请交通大学的 著名教授和校长彭康等领导同志开会、座谈。接着，周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 关于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他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 和建设方针，认为1955年决定交大内迁是必要的，到1956年是可搬可不搬， 1957年形成“骑虎难下”的局面。解决的办法还是要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建 设，一切为了更好地动员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他的意见是：如果能够 接受，不放弃全搬的可能。如果很多老教师不能去，就采取：1.多留些专业 在西安；2.全部搬回去，这是不可取的；3.动员师生愿留西安的留西安等三 个方案。在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方针不能变的总原则下，请大家慎重考 虑 [1] 。
6月7日，杨秀峰由京飞沪，传达周总理关于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讲话 并负责处理交大迁校问题。6月15日，他在校长办公楼门前看到一张“傀儡 戏” [2] 的大字报，立即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会上，杨秀峰结合解答大字报上所 提到的问题，说明了总理讲话的精神，指出：交通大学对国家做了很大贡献， 这是光荣的；西安是工业基地和国防工业中心，发展前途很大；我们要保证 交大不但有60年的历史，而且有600年的历史。总理曾转达别人的说法：“交 大是骄而大，交大应该警惕。”并批评了大字报中不健康的论调，要求学生讨 论。下午学生进行了讨论，表示拥护杨秀峰部长的报告，写大字报的同学做 了检讨。此后，交大学生中未再出现大字报。
6月18日，杨秀峰转述的周总理关于解决交通大学迁校问题的方针和方 案的稿子在上海各报上刊登。但有些报道既不完全符合总理讲话的精神，更 不利于交大师生的讨论。为了挽回影响，杨秀峰在当天下午接见上海各报社 记者，重新进行说明。这个说明突出地阐明了支援西北建设和交大迁校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正确地表达了总理讲话精神，在当天《新民晚报》和次日上 海各报刊登后，挽回了各报原来标题偏差所造成的不良影响。
根据当时的情况，根据周总理一再指示的自觉自愿的原则，又考虑到新 形势下上海工业的需要，杨秀峰在6月23日交通大学党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交 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的方案。这个方案经交大党委会讨论同意。这 个方案经向周总理请示，周总理同意可以这样做，但不要勉强，以免被动。
7月6日，交通大学校长彭康、总务长任梦林等12人与杨秀峰一起乘飞 机去西安，向交通大学西安部分师生员工传达并一起讨论和贯彻迁校方案。8 月4日，高教部呈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并报总理《关于交通大学迁校及上海、 西安有关学校的调整方案的报告》。9月5日，周总理亲笔写信给杨秀峰：“关 于交通大学解决迁校问题及上海、西安有关学校的调整方案，前已口头同意， 现再正式函告批准。”至此，交通大学的迁校问题宣告顺利结束。
杨秀峰为处理交通大学迁校问题和西安、上海两地有关院校的调整工作， 从6月7日至8月6日先后在上海、西安工作61天，找人谈话、座谈共162 次，其中上海86次，西安76次。
1957年12月，杨秀峰担任了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
1958年2月11日，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 构的决定》，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合并成为教育部。国家主席毛泽东任命杨秀 峰为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兼任中共教育部党组书记。
同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文教、科学等小组，并规 定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敏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作报告。文教小组组长陆 定一，副组长康生。其成员有杨秀峰、陈伯达、林枫、胡乔木、张际春、周 扬、钱俊瑞、张子意等；其后，又增加刘志坚、徐冰、荣高棠、徐运北、胡 克实、张修竹、罗琼。
在教育战线“大跃进”的过程中，学校的教学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和 冲击。1958年10月至11月，杨秀峰和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代主任张际春在西 南地区考察学校时指出：要合理安排炼钢和教学任务，进一步做好教育和生 产劳动相结合的工作；教学、生产、科研要紧密结合，不要放松基础课程， 还要攻尖端科学。这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大跃进”的“左”倾错误，但已经 初步意识到必须注意纠正教育“大跃进”中“左”的偏向。
同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问题的几个建议》， 建议指出：“自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来，产生了某些劳动时间过长，忽视教学 质量的现象”，强调在炼钢和三秋任务已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各级各类学校 应当照常上课。”并对教学、科研、劳动、休息时间都做了规定。
1月12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了贯彻执行教 育方针的主要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对1958年的教育“大跃进”进行了 回顾与总结。会议指出：1959年教育工作的方针主要是巩固、调整和提高， 并在这个基础上有重点的发展。在会议上，听说有的学校每周军训4—8小时， 杨秀峰说：“前年是个大政治，去年是个大生产，今年来个大军训，明年来个 大文化，我们教育就办不成了。”
1959年5月，杨秀峰带领工作组赴沈阳、旅大、抚顺、安东、本溪等地 了解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情况和考察各级全日制学校。他每天深入到学 校听课，看实验室，看生产基地，找老师和学生谈话，晚上还听工作组成员 的汇报，及时研究问题。这次考察历时20天。其间看了12所大学、16所中 学和师范，5所小学，召开座谈会18次，就1958年教育工作中的偏差、混乱 问题进行了调查了解。
在考察中，高等学校的领导、教师和学生反映：学习负担重，生活过于 紧张。主要表现在：课程门数多，讲授进度太快，学生自习时间少，更没有 时间看参考书。造成负担过重的原因是，各校普遍增加了政治课学习时间和 劳动时间，校内组织名目繁多，活动过多。有了组织就必然要有活动，学生 反映吃饭时，也得安排小组活动，以便分秒必争，抢时间开会。熄灯后半小 时不能入睡，就利用时间开务虚会，有的“务虚”时便睡着了，甚至有被喊 醒继续“务虚”的现象。
听了这些反映之后，杨秀峰感慨地说：“太紧张了，长期像去年那样紧张 不行，教育不能这样紧张。”5月20日，在和辽宁省委文教部负责同志的谈话 中，他指出，教育工作需要相对的稳定，不能长期像去年那样紧张下去。我 们必须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稳定下来，对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以 及政治课与业务课、学习与生活等各方面进行全面合理的安排。关于学生编 书问题，他说：“去年以来师生结合编写大量的教材，肯定是很大的收获，对 于推动师生读书、训练学生收集、使用材料有很大的好处，但是这种作法也 有许多问题。首先，现在编写一本教材动辄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一般 只有停课进行，结果必然打乱教学秩序，造成紧张。其次，学生毕竟是学生， 有些课程他们根本没有学过，有些虽然学过也懂得很少。结果无非是抄材料， 虽然也有好处，但耽误了上课，只能使学生对自己编写的一部分有较深入的 了解，而不能掌握本门学科系统的基本知识。” [1]
当考察中谈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杨秀峰说，不能狭隘地理解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有许多同 志误解成为“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消 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因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首要目的是给 学生以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新人。贯彻这个方针， 当然也要求生产劳动尽可能结合教学，结合专业来进行，但不能把它当成先 决条件。有些专业与课程（如艺术、外语等）不能直接结合，或根本不能结 合，也必须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另外，对于生产劳动和教学结合本身也不能 理解得过于狭窄，不能设想教学内容在每一个课时、每一章节都与生产劳动 直接结合起来，这样要求势必导致做什么学什么，而使理论教育支离破碎， 不能保持应有的系统性 [2] 。
当时的高教部副部长黄松龄不仅是杨秀峰的得力助手，也是理论界、学 术界颇具影响的学者。1959年5月，他抱着写一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雄心壮志，决心辞去高教部副部长的职务，专心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 社会主义经济的研究工作。但是，他的辞职报告交上去以后，拖了一年没批 下来。主要原因是杨秀峰坚决不放他走。他们作为高教部的一、二把手，一 起工作已有7年了，虽然他们各自的领导风格不同，但工作中却配合得十分 默契。他们也发生过争吵，有时甚至一直争到主管文教工作的周总理那里， 但彼此之间从未产生过隔阂。他们是上下级的关系，但更曾是患难与共的战 友。黄松龄并不知道杨秀峰曾多少次保护了他。尽管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而在言论上不断“出格”的黄松龄却能够一直安然无恙，甚至基本上没有受 到冲击，这与杨秀峰的竭力保护是分不开的。但是对于这个给他招来了许多 麻烦的黄松龄，他却坚决不肯放。作为部长，他不愿失去这样一个能帮他主 持部务的好助手；作为兄长，他对黄的“特立独行”又确实不放心。
但黄松龄去意已决。杨秀峰无可奈何地说：“这样吧，只要你把这块牌子 留在这儿，随你去哪儿我都不管！” [1] 最后，杨秀峰提出这样一个妥协方案， 就是副部长的职务不辞，关系不转，高教的工作可以不再管。杨秀峰特别对 他说，在现实情况下，保留着一定职务对他搞经济理论工作，包括下去调查 研究，都会更方便、更有帮助。黄松龄明白杨秀峰的好意和真诚，但他还是 拒绝了。他说：“我不干工作却占着位置，或者占着这个位置却去干别的工作， 才是名不正言不顺呢。我走了，可以把能干的同志提起来。我自己则最好彻 底离开高教部，不然会两边都受影响。” [2] 话已至此，杨秀峰只好尊重黄松龄 的选择了。1960年10月，黄松龄在他提出辞职请求一年半以后，终于获得了 批准。中央同意他调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 不担任党校的行政领导职务。然而，在他搬到中央党校之后，杨秀峰在征得 他同意后又主动为他做了两件事。
一件是找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告诉了他黄松龄辞去副部长职务 专心从事经济理论一事。考虑到人民大学有一支全国最大也是最强的经济理 论研究队伍，他建议给黄松龄一个副校长的名义，但不理校务，只是请吴老 为他配备几个较强的助手，使他能利用这里的研究队伍和研究条件。另一件 是找了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建议安排黄松龄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这 样，他就可以及时得到有关国家经济情况的最全面的统计资料和各种重要信 息。而这对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学者来说，是十分珍贵的条件。同时，他也 可以及时向中央决策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学以致用”。
吴玉章、李富春自然十分欢迎。吴老还特意安排了吴树青、李云这两个 学有所成的年轻学者做他的助手，并为他派了一个理论秘书。
当黄松龄先后接到吴老和李富春这两位老领导的电话后，却不由陷入沉 思：参加五四运动以来，他有过许多可称患难与共的好友，但最关心爱护、 也最了解他的“知音”是杨秀峰。他又想起“士为知己者死”这句古语，尽 管它带有封建色彩。但是，他“报答”知己的却是坚决地离他而去。想到这 里，他的心中不由产生了一股歉疚之情。
杨秀峰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领导干部每年要有1/3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 研究的号召，带头身体力行。在高教部、教育部工作期间，部级领导到司局 领导中，他到基层调查研究时间最多。他到外地搞调研，很少住宾馆、饭店， 都主动提出就住在学校的招待所。有时，一住就是几十天。他到学校听课， 从不打乱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也不同意学校的领导同志陪同。他常说，有 可能一定要去听听课，不听课怎么行，怎么能了解教师到底是怎么教的？学 生是怎么学的？
60年代初，杨秀峰去北京市宣武区的一所中学考察。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区教育局领导和学校的师生都非常高兴，他们为教育部长能亲临学校而激动 不已。为此，区、学校都做了精心的准备。视察的那一天，区教育局的领导 和学校的领导都等候在学校的大门口，但时间已经到了，仍不见他的影子。 后来，有人来告诉说，杨部长已经来了，正在教室里听课。原来，为了不惊 动学校的师生，影响学校的正常上课，杨秀峰很早就来了，他让司机把车停 在了离学校很远的地方，而徒步进了学校。此时，一个清瘦的戴眼镜的老人 正坐在教室的后面全神贯注地在听课。他十分尊重教师，经常去教师家拜访， 每次去，他都让司机把车停在很远的地方，然后走过去。敲门的时候，又很 轻。
曾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教育家张健回忆说，50年代他 在教育部计划司任司长。当时，他经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对此，有人 不理解，向杨秀峰反映，张健写文章是为了出风头、赚稿费。杨秀峰听后解 释到：“张健写的文章我都看过了，宣传的都是党的方针政策，干部经常写点 文章是好事，对提高政策和业务水平是有益的。”随后，他又找到张健，鼓励 他继续写下去。
杨秀峰不仅在机关干部和学校的领导、教师中有很高的威望，就连许多 德高望重的国家领导人，如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同志也十分敬重他，亲切地称 他为“杨老”。50年代中期，有一次周总理召开国务院会议，把杨秀峰叫到自 己的旁边坐下。会后总理请参加会议的同志吃便饭，总理说：“中国最大的问 题是人口问题，人太多，而人才太少。”他对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全说：“人 口的控制问题你要管好”，然后对杨秀峰说：“杨老，人才我向你要。如果人 口和人才问题解决了，我这个总理也就好当了。” [1]
1961年，在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过程中， 党中央要求中央和地方的各级领导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总结正反两方 面经验，着手解决各项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根据中央指示，教育部拟起 草《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为此，中央文教小组指派林枫去北 大、张际春去清华、康生去北京师大、杨秀峰去天津大学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为起草高等学校工作条例做准备。天津调查组以天津大学为调查研究的重点， 兼顾南开大学和河北大学。在杨秀峰的领导下，调查组确定了工作方案：一 方面综合归纳问题，专题深入调查研究，准备搭写文件的架子；一方面结合 党内整风，了解学校工作各方面的问题与意见。此次调研从3月27日正式开 始，到5月10日基本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在进行调查研究、大体摸清情况 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高等学校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的工 作条例（草案）》。这个《条例》曾经几次修改，除在该校内部讨论外，还曾 由河北省文教部主持召集省市党政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天津市几个大学的党 委负责同志开过两次座谈会。
在天津大学期间，杨秀峰每天还抽出部分时间，去听课，看实验，了解 学生生活等各方面情况，他不用学校领导陪同，也不事先作出计划，随便走， 随便看，逢人便谈，从而了解到许多第一手材料。他将调查中了解到的一些 重大问题，整理好寄回教育部，指示部里及时编写简报，分别向上反映，“下 毛毛雨”。
5月27日下午，即调查工作进行了两个月之后，杨秀峰在天津大学干部 会上讲了一次话，他说：“我在这里两个多月的工作、生活非常高兴、愉快， 原因是：第一，学生很可爱，他们对国内外形势一般有比较清楚的认识，努 力学习、听课，自习很肃静，课外体育活动很活跃，艰苦朴素，宿舍比较整 洁，可以看到学校在党委领导下政治思想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成就，看到 全体师生员工的努力，说明我们的工作质量提高了。第二，贯彻了‘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认真在作提高教育质量的工作，加强了教学第 一线，900多位教师有817位在教学第一线，生产基地、三结合方面，正在总 结经验，食堂搞得不错，在现有情况下吃好了。第三，整风已取得成绩，从 专题材料看，是在认真整改，步步深入，也看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肯定 成绩、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问题和改进意见。第四，学校这么大的 规模，学生9700人，教职员工学生，共1.3万人，像一个小城市，近几年发 展得这样快，是省市委的大力领导和关心，学校全体同志辛勤劳动的结果， 看了以后使人鼓舞。” [1]
杨秀峰十分重视高等学校的教材建设，亲自领导了这项工作。1961年2 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大中小学教材问题。会上，杨秀峰实事求是地 反映了当前教材的状况，对中央正确决策提供了客观依据。
会议决定，高等学校的教材需教育部会同中宣部、科学院一块儿搞，理 工农医由教育部负责，文史、政法、财经由周扬负责，政治理论、哲学社会 科学由胡绳负责。彭真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他说，寒假以后，尽可能争取 有教材，有讲义（会议开始时，彭真同志曾要求寒假后保证都有教科书和讲 义，杨秀峰说做不到，后改为争取）。没有教科书、没有讲义的要有详细大纲， 不许空口讲，记笔记，哪些办不到，要开单子报中央书记处备案。个别尖端 学科需要摸索办不到的，也开单子报书记处。教材要采用三种办法解决，一 个叫“选”，就现有讲义中挑选，可以的就付印。第二是“编”，编就可以东 拼西凑，只需做编辑工作。第三是“借”，包括两方面：一是未立不破，新的 没有用旧的；二是中国没有的用外国的，美国在内，当然不包括文科。要未 立不破，不能求其如何完整。要了解，生产革命、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不同， 政治革命非彻底破坏旧秩序不可，前两者不能如此。彭真还说，不管你们怎 么安排，中央抓头，抓文教小组和杨秀峰，最后，要立军令状。杨秀峰说， 我不能向中央答应办不到的事，一定贯彻执行，用力来干。中央作出这样一 个决定，对我们工作极为有利，我们一定大力贯彻。
会后，林枫、张际春、杨秀峰又马上开了小会，研究如何具体贯彻落实 书记处精神。即日，杨秀峰在部里做了传达，并作了部署，指示高教司、中 专司马上起草文件，并要求说，千万不要作文章，不要理论，要办法。
2月21日中央文教小组成员林枫向中央各部及北京部分高等学校负责人 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对高等学校教材工作的指示。为贯彻这一指示，成立 了高等学校及中等专业学校理工农医各科教材工作领导小组，其成员包括国 务院21个部主管教育的副部长和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常务小组的成员 是：蒋南翔、刘皑风、夏衍、吴子牧、路杨、崔义田、程照轩、杨寿山、钟 夫翔、林泽生。3月上旬，教育部召开各省、市教育厅长、局长会议，确定教 材工作计划。3月21日，教育部发出《解决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理、工、 农、医各科教材的具体分工办法》。22日，教育部发出《关于解决高等学校 理科各专业全部课程及工种各类专业基础课程和共同的基础课程的教材问题 的计划》。3月下旬至4月中旬，教育部在北京、上海、天津、西安、南京等 地召开10个会议，进行理科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类专业基础 课程及工科的基础课、公共基础技术课程教材的选编工作，中央有关部门也 召开了同类会议。至8月初，全国理工农医高等学校530多个专业中，有360 多个专业统一选编了教材；中等专业学校340个专业中，有300个专业统一 选编了教材。
1961年春，《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即《高教六十条》）的 制定和试行，对学校工作的转变起了重大作用。
1961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讨论了1961年至1963年教育 事业发展计划问题。
9月7日，杨秀峰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发言，他指出：三年来， 教育大革命，大发展，大跃进，取得了成绩，但发展过快，超越了经济条件 和学校主观力量的可能，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教学质量。教育工作中同样存 在浮夸风、瞎指挥、不切实际的错误，如确立学校规章制度、处理师生关系 及课程教材等方面，这几年都有些乱。他提出，1962、1963两年教育事业要 坚决贯彻八字方针，大力进行调整工作，统筹安排、合理布局、保证重点、 提高质量。小学教育仍应积极进行普及工作。控制全日制中等以上学校招生 指标，少进多出，认真做好调整学校和压缩城镇在校学生的工作，在各级各 类学校中，确定一批重点学校，规模不要过大，努力改善各种条件，认真办 好。
在三年调整时期，杨秀峰用较大的力量抓了普通教育，主要抓了提高教 学质量，“重点办好一批中小学”的工作。
1962年7月，杨秀峰去广州参加中南区教育事业调整会议，之后赴天津 了解中小学转民办的问题。8月，他到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区对农村小学 转民办的问题作了调查研究，并与专区、县负责文教工作的同志研究如何办 好小学教育。10月，他负责组织起草的《关于重编全日制中小学教材的情况 报告》指出，过去的中小学教材勉强加一些政治口号，贴一些政治标签，空 发议论的做法是违反马列主义的。语文教材强调联系政治实际，在报刊上选 了一些语文质量差，时事性很强的文章。将中学生物学编成了类似农业生物 学或畜牧学。这必然影响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训练。联系实际的出发点应 该是让学生学好系统的基本知识。提出要把语文、外语、数学的程度提高到 解放初期的水平。
同年12月，杨秀峰再赴天津调查如何办好一批中小学和减少二部制的问 题。在天津，他视察了天津十六中和天津一中。
在和一中数学教师座谈时，杨秀峰仔细地询问了如下问题：教师任课时 数，备课、改作业时数，学生学数学的水平如何？1953年取消了解析几何程 度是低了些，目前从学习水平看究竟如何？今年的高二明年能否加解析几何？ 初中上来感到较差的是哪方面？联系到教材看有什么问题？学生的作业、学 习方法，住校与不住校的有何区别？联系到小学、上下左右的关系上看，数 学将来提高程度还要注意解决些什么问题？教师生活上一般有何困难？教学 负担怎样？哪个学校哪方面有些好的传统应该发扬。
在和一中语文老师座谈时杨秀峰问：好的学生半年能背几篇文言文？老 师们回答：四五篇。杨秀峰接着说，有经验的老师，不一定非按教学参考资 料那一套，可以按照自己方法去教。语文还要多讲写的方法。以后请假条要 让学生自己写，现在学生往往写信、写便条都不会。说话能力和写作能力很 有关系，搞讲演会、朗诵会、辩论会对他们都有帮助。
在天津16中时，杨秀峰谈到，现在要办好一批学校，中小学要很好地赶 上去，否则大学提高质量就缺乏必要的基础。1958年贯彻教育方针，成绩很 大，但问题也不少。总的说普通教育从1953年以后程度降低了，外语还曾一 度取消，数学取消了解析几何，语文讲成政治课、文学课，文学和汉语分家 了。另外，这些年对全面发展的理解有毛病，认为是各科齐头发展，也影响 提高质量。1958年以后劳动多了些，发展快了些，这种缺点容易解决，而以 前那种问题短期内不易解决，若干年才能恢复。比如外语想恢复，得有教师， 且语种是俄语多，英语少。培养教师也要若干年。怎么办？先把一批搞好， 先让这一批赶上去。
在听课之后，杨秀峰提出，每班人数要减少，课堂太拥挤了，有的到60 人，一般不下于50人，这样，语、外、理、化教师负担太重，而且不易学好。 那么多人，外语练习不好办，语文教师批作业不得了。要适当减少些，有的 班无通行之路，出来进去很困难。有的小孩子写字，肘子放不下，想纠正他 的姿势都不容易，弄个小钢笔在那里写。
当谈到学校的师资问题时，杨秀峰说，老教师是宝贵财富，要注意听取 老教师的意见，不要随意调动老教师，教师的生活待遇、精神与物质等方面 要给予照顾。今后教龄津贴、奖励制度等都要搞。现在小学教师很苦，要搞 个教龄津贴制度。优秀教师工资不受限制。
在进行了为时一周的考察之后，杨秀峰主持召开了座谈会。省市文教 部、省教育厅的负责同志张承先、王亢之、朱自强、刘冀农等出席了座谈 会，听过课的北京、天津的专家汇报了听课检查教学的情况。会上，杨秀峰 说，十六中是所好学校，师资力量强，升学率达到90％，是全国少有的，他 问：“像这样的学校天津有几个？”刘冀农回答：“只有一两个。”他又问：“天 津市能否在二三年内办10所像十六中这样的拔尖校？”刘冀农回答：“南开 中学、河大附中、女一中等都可以办成这样的学校。”杨秀峰又提出在这些学 校开解析几何。他建议调配师资、开辟宿舍，多容纳住校生，缩小班的编制， 最好每班40—45人。招生不要参加全市统一考试，要单独招生，考题难一些， 在全市招生，不受地区限制，把尖子学生都收进来。
1963年春教育部在天津召开京津七校会议，天津十六中、一中、南开中 学、女一中，北京女一中、四中、一○一中学参加了会议。会议着重介绍提 高教学质量的经验，也介绍了有的学校政治教学的经验，这个会议是杨秀峰 1962年底考察天津的继续，讨论加强重点学校的问题。会上确定天津十六中、 一中、南开中学为全国重点学校。
1963年1月30日至2月21日，杨秀峰带领教育部普教司、计划财务司 几位同志去上海和南京，主要是：研究两地全日制中小学“小宝塔”规划和 重点办好一批中小学规划；研究上海市减少二部制中小学问题；研究少数中 小学优秀老教师（专家）提工资试点问题。在上海，他召集两地10所中学负 责同志座谈办学经验，又实地考察了两地准备重点办好的学校。
1962年冬，杨秀峰患了颈椎骨质增生病，颈部神经受压迫，右臂麻木酸 痛得抬不起来，穿衣服、写字都受到严重影响，右腿也有不适，经党组决定 他才肯住院治疗。医生根据他的病情不主张开刀，采取物理牵引疗法，但效 果不明显。他不顾医生的劝阻，毅然出院。他忍着病痛，每天做完牵引治疗 之后，继续上班工作。在医生和教育部领导同志的反复劝说下，他才勉强同 意去广州从化疗养。他随身带了几位同志，派他们到中山大学进行调查研究 并及时向他汇报情况。他在从化疗养的时间不长，就亲自到中山大学、华南 工学院调查研究去了。1963年春，为了了解中小学教育的情况，他带着治病 的牵引器械，到邯郸、邢台、石家庄一带搞调查，用极大的毅力克服了病痛 的折磨。
从1961年3月起，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根据八届九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的 指示，首先开始对学校1959年反右倾整风和1960年教学检查两次运动进行了 复查。同年7月，党委召开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在会上宣布了初步复 查的结果，说明两次运动中的批判和处理有严重错误。从下半年开始，按照 党中央和北京市委的多次指示和布置，学校党委对两次运动中的问题又进一 步进行了甄别。同时，1962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成立以杨秀峰为首的 调查组进驻人民大学。
调查组在人民大学工作一年多，在检查工作行将结束时，杨秀峰代表调 查组向中宣部作了汇报。
1963年8月8日，杨秀峰在中国人民大学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就学 校今后工作及发展问题发表了意见。他指出，研究、确定学校的发展方向， 一要根据客观形势的要求，二要根据学校已有的基础和条件。人大开始创办 时是以财经、政治方面的专业为主，1956年以后陆续增设政治理论方面的专 业，10多年来已经积累了很多经验，形成了一支有相当数量教学骨干的教师 队伍，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现在，要在这个基础上稳定下来，科系设置基 本不动，某些专业稍加调整，然后，要按照专业一个一个地明确培养目标和 研究方向，切实担负起培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人才的任务。
经过反复讨论和协商，到1963年9月，最后形成了学校党委“关于1958 年以来工作检查总结报告”和“关于中国人民大学今后工作的意见”两个文 件。这两个文件以当时所能认识到的程度，基本上正确地肯定了成绩，揭露 了缺点错误，总结了经验教训，并提出了人民大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和工作方 针。
1963年12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国务院第137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将 教育部分设为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1964年3月，两部正式开办公，杨秀峰 任高等教育部部长，何伟任教育部部长。杨秀峰为中共高等教育部党组书记， 何伟为中共教育部党组书记。
杨秀峰有坚强的党性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他一向服从组织，顾全 大局，他也经常这样教育身边工作的同志。
他有很深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从不自以为是，把自己的 认识强加于别人。
为了能更好地接触部内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他采用食堂讲话的方式，利 用大多数工作人员集中到食堂吃饭的机会，亲自给大家讲话。每周一次，每 次十几分钟。有时讲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工农业生产，有时传达上级领导指 示精神，有时讲部里的中心工作，有时表扬好人好事或者批评不良倾向。大 家如果有意见，也可以当面提出来。这种作法深受广大工作人员的欢迎。一 些老同志至今谈论起“杨秀峰的食堂讲话”，仍感慨万分。
杨秀峰在生活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始终保持着廉洁奉公、艰苦朴素、 与群众同甘苦的优良传统。
1963年“五反”运动开始后，为了深入检查教育部存在的铺张浪费、贪 污盗窃、投机倒把、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引导“五反”运动健康发展， 1963年5月10日下午召开了党员司局长会议，杨秀峰就如何进一步领会中 央关于“五反”运动指示精神的问题，作了发言，并且进行了初步的自我检 查。他说：“我们有没有违反制度，多吃多占，特殊化等问题？肯定有。例如 机关生产的东西，过去长期是按干部级别分配的，司局长比一般干部多，部 长又比司局长多，这是与中央多次通知的精神不符合的。它涉及到领导和一 般、干部和群众、集体和个人等关系问题，绝不是什么小事情。古话说得好，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如果不注意防微杜渐，就会使错误发展 起来，腐蚀我们的思想，走向蜕化变质。”接着，他对自己在生活特殊化、违 反制度等方面的一些问题，严肃地进行了检查。如什么时候多吃了三四斤肉， 什么时候多分了3次蜂蜜，什么时候托商业部门买鸡蛋，出差时买烟经常超 过供应标准，有时还托招待所买些吃的东西等等。他说，这些行为破坏了国 家的制度，违反了中央的规定，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在群众中影响不好， 应该严肃检查，绝不能看成是小事情。
1963年5月25日，教育部举行了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杨秀峰作了关于在 教育部机关开展“五反”运动的动员报告，宣布群众性的“五反”运动的第 一阶段，自即日起正式开始，并对自己在生活特殊化、多吃多占等方面的问 题进行了检查。6月5日，教育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处级以上 的党员干部。在会上，杨秀峰代表党组做了检查发言，并作了个人补充检查。 对此，许多同志不理解，说他“克己过分”。听到此话，杨秀峰说，这样说是 不妥当的。生活水平不能离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太远。国家已经有了照顾， 还要更多要求，甚至违反制度和中央指示，是完全不应该的。
毛泽东极为重视教育问题，多次发表谈话，多次提出要精简课程的问题。 杨秀峰抓住了毛泽东指示的精神实质，创造性地加以执行。例如，1957年3 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召开的有中央负责同志和北大的干部和教师参加的座谈 会上说，课程太多了，砍掉一半，怎么样？他问坐在旁边的杨秀峰行不行。 杨秀峰说一下子做不到。毛泽东又说，砍掉三分之一怎么样？杨秀峰说，我 们研究，尽量减少。
3月14日，杨秀峰向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高等学校代表提到毛泽东 的意见，他说：“主席提出要把课程门类‘砍一半’，我说要看专业，主席最 后说要至少砍三分之一，昨天乔木又问我，我说这个不能用粗暴方法，可作 为一个方向。” [1]
又如，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教育工作座谈会 （即“春节座谈会”）上讲话，认为现在的教育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不 对。他说：“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 于紧张状态，近视眼成倍增加，非改不行。”他又一次提出“课程可以砍掉一 半”的问题。他还批评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摧残人才，摧 残青年，要完全改变。
3月10日，毛泽东在对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连一的来信所作的批示中指 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 生为敌人，举行突然袭击。这三项都是不利于培养青年们在德、智、体诸方 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 [2]
3月18日至4月11日，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直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 （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开展教学改革问题。杨秀峰 在会上讲话时强调要本着“思想积极，步骤稳妥”的精神，在这次会上把思 想搞透，对于重大的改革，应该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谨慎从事。对于学校 力所能及的改革，应作好思想工作，立即着手。
关于“思想积极，步骤稳妥”的精神，他在六七月间去重庆、成都等地 高等学校贯彻毛泽东春节讲话指示、探讨教学改革问题时，作了这样的解释： “‘思想积极，行动稳妥’，一句话，当冷静的促进派，既不草率从事，又不按 兵不动。首先要促进，但要冷静地促进，把革命干劲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 [1] 在西南师范学校，他又说：“大改小改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企图 一下子改好。因为经验不够，各方面条件不够，而且确有实际困难，教材、 师资都有问题，所以现在是初步改，以后还要改。根据主席思想，在今后若 干年内逐步摸索，总结经验，力求搞出我们自己的一套，这是奋斗目标。但 现在仅是开始，不明确这点，就要乱。”“过去有不少教训。教育工作一个循 环，要相当长的时间，不比工业、农业生产，它的优点、缺点容易发现。进 行教改，开始要周到一点，研究要慎重一点，过去的经验教训要吸取。教学 计划过去变来变去，轻易破，轻易立，有时一哄而起，没有经过试点。1960 年的教育革命、教学改革，不仅普通开花，还要‘拦腰改’。学校思想准备不 够，工作准备不够，甚至缺乏准备，我们仔细考虑不够。” [2]
在四川，他还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见解，为学校领导和广大师生领会和掌 握毛泽东春节讲话指示精神，起了正确的引导和导向作用。
对如何理解毛泽东的指示，他说：“对于主席的指示，千万不要简单化 地理解，如砍掉一半，并不是叫你机械地砍掉二分之一，考试可以交头接耳， 冒名顶替，意思是要用各种方法使学生学活。开卷考试是可以的，目的在于 促使学生创造性地学习，但并不是说门门课都开卷考试。”
关于启发式教学，他说：“主席讲的启发式，就是说要让学生主动地、创 造性地进行学习，并不是指教师讲话时的一问一答，如果这样理解，就把主 席的话看低了。主席讲的如果考试20道题，只做了几道，但有创造性，就 可以得100分，如果平平常常，即使全部做了，也只能给50分，道理就在这 里。”
关于“少而精”，他说：“少而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是指教师 的课堂讲授而言，不是指学生的全部学习，也不是指学生需要获得的全部知 识而言。课堂讲授须扼要，突出重点，说明难点，不需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 东西都讲完。但必须把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交给学生。少而精要 贯穿教学的全部过程，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去创造性地学习。”“少而精要有增 有减，死记、硬背、填鸭式应该少，创造性、主动性应该多。”
杨秀峰告诫师生们：“如果咬文嚼字，不能正确理解主席指示，就不能 正确检查我们存在的问题，执行起来就一定会简单化、庸俗化。你说怎么办， 他就怎么办。”“主席指示的精神，最重要的是：1.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 坚强的革命后代。2.要使学生的学习成为主动的、生动活泼的、创造性的学 习，要做知识的主人，不要做书本的奴隶。3.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总结 古今中外的经验，创造出一套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东西。要反对教条主义（土 教条、洋教条都要反对）。正确地体会主席的指示精神，更好地研究措施和办 法，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1]
1964年9月29日，高等教育部向直属高等工业学校发出《关于积极进 行教学改革的意见》。《意见》中提出：一、普遍地进行“小改”，即在学习年 限、专业划分和教学计划大框框不变的前提下，在各门课程、各个教学环节 的教学中，进一步精选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并对少量课程 的学时进行调整。二、有重点地进行“中改”（即局部改革）的试验。并应报 部备案，在小范围内进行。三、进一步研究“大改”（即全面改革）的方案， 并在条件具备时，报部批准后，在个别班进行试点工作。这个《意见》的颁 布，正是杨秀峰提出的“思想积极，步骤稳妥”思想的具体体现。它不仅使 毛泽东春节讲话的精神得到了贯彻，同时又避免了大起大落的运动方式的出 现。这里不仅包含了他对教育这种社会现象的正确理解，也包含了对新中国 教育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
六
1965年1月，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杨秀峰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高法院院长，党内任党组书记。
杨秀峰到最高法院工作后，用了很大力量抓调解工作。1965年春，杨秀 峰亲自带队到北京市东城区、顺义县蹲点，调查了解人民调解工作和整个法 院审判工作贯彻群众路线，实行专政机关与依靠群众结合的司法工作路线等 方面的情况。他多次深入到北京市的禄米仓等居委会、调解委员会了解情况， 与基层干部、群众一起总结经验。1965年4月至9月，他先后去云南、广东、 福建、浙江、上海、江苏、河北、天津等地调查研究。他深入到南京市于家 巷、蚌埠市宏业村、唐山市路南区、机车车辆厂职工宿舍等居委会、调解委 员会慰问广大基层干部、群众，了解基层调解工作的情况、经验和困难，认 真听取和征询他们对深入开展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他认为，抓好调解“是 贯彻中央方针，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法院工作由被动转 为主动的唯一出路”，抓调解是“路线方针问题，不是方法问题”。如果群众 为了纠纷而老跑法院，劳民伤财，不利于团结，从人民利益出发，应当抓调 解。并且认为加强调解工作，加强了“第一道防线”，大量民事纠纷在基层解 决了，法院就可以腾出手来，加强对敌斗争。他注意调解组织的建立，他提 出要把调解工作纳入街道党的中心任务。他出差次数较多，虽然出去不只是 搞调解，但抓调解工作的时候居多，他根据天津大福里的经验，提出调解组 织也可以担负对四类分子的监督改造任务，或者帮助法院发动群众，调查研 究，处理部分刑事案件。他充分肯定了唐山楼南调解委员会提出的“人人搞 调解”的口号。在大量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指出，“凡是加强调解工作， 刑事案件到法院的就少了”，调解工作可以“做到减少纠纷，减少作案，预防 纠纷，移风易俗”，“加强调解是解决群众纠纷的治本的方法”。
他是最高法院院长，又是党组书记，但他十分谦虚和尊重别人，注意倾 听别人的意见。到法院不久，他就听到院内关于1964年1月14日“中央关 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 指示”中关于少杀政策的理解不一致，党组讨论1965年法院工作要点时，联 系到这个问题，意见仍不一致。不久，吴德峰拿一本抄件给杨秀峰看，大致 就是“指示摘要”的内容，看过之后，杨秀峰说，“我到法院不久，对主席 中央有关方针政策了解很少，请院里其他同志看看，开展讨论，以利根据毛 主席思想，统一本院同志的认识。”根据杨秀峰的意见，这个“指示摘要”不 久就整理印发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秀峰坚决维持政法战线的正常工作秩序，如： 反对北京政法学院和外地政法学院的红卫兵组织在法院设联络站，贯彻邓小 平指示，“制止政法学院乱斗现象”等，尽力保护老同志。当不明真相的人出 来揭发吴德峰，说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时，杨秀峰立即站出来加以制止， 认为才贴了几张大字报，还不能这样说。当吴德峰找到杨秀峰说：“心脏病复 发，万一出什么问题，不要误会我是自杀”时，杨秀峰立即给谢富治写信反 映，谢富治把信转给了中央，邓小平批“只要他检查即可，不可多斗。”为了 执行邓小平的指示，杨秀峰向造反派提出，批斗时，视吴德峰身体情况可以 不参加或少参加，当造反派不听劝阻时，杨秀峰严肃地说：“中央对吴老是 了解的”，“对中央指示要坚决贯彻”。但不久，杨秀峰也遭到林彪、“四人帮” 的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
粉碎“四人帮”以后，杨秀峰出席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被选为 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1979年2月，任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 员会副主任。1980年8、9月间，在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恳切提出 不要选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9月，在五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 议上，他被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上， 他被选为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杨秀峰晚年主要从事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恢复和建设工作，主持和参加 了许多重要法律、法令的起草和制定，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重要法律，对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工作提出了 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文革”期间，政法战线上的干部队伍和政法教育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摧残。 “文革”以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恢复与发展，政法战线的干部队伍建 设问题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据了解，全国当时有各级法院3000多个，据 不完全统计，司法干部才5万人左右。根据《刑事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 规定，基层法院审理案件，一般应由审判员一人、人民陪审员二人组成合议 庭，一名书记员担任记录，开庭审理。而当时基层法院的派出法庭基本上只 配备一个人，甚至几个派出法庭配备一个人，结果有的法庭经常关门，群众 投告无门，意见很大。在当时的司法干部队伍中，从事司法工作多年，富有 实践经验和政策法律水平的干部只占1/3，其中不少已年老体弱，坚持正常工 作有不少困难。此外，2/3的干部是从其他部门调来的新手，一般都缺乏法律 知识和司法实践经验，文化水平也比较低。由于干部量少质弱和其他工作上 的原因，造成了案件的大批积压，许多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对此，杨秀 峰在1979年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法律案时指出了这些问题，并提出四 条建议：“第一，对散布在其他战线上的政法院系毕业的专门人才和从事过政 法工作，富有司法实践经验的干部，符合条件，能胜任工作的，宜归口调入 政法部门。第二，还须从各部门选调足够数量，能胜任司法工作的干部，经 过一定时间的培训，充实政法工作的干部队伍。第三，采取有力措施，恢复 政法院校，加强大学法律系，发展政法教育，加速培养政法人才。第四，对 现有的政法干部，特别是那些新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培训和提高。” [1] 同时他建议尽快制定有关人民律师制度的法律，大力培养、建立一支人民律 师队伍。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10年，无法无天，无恶不作，造成一场空前 的灾难。杨秀峰十分重视对林、江反革命集团的审判工作，对审判工作如何 把握政策界限作了正确分析。1981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文章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区别处理罪和非罪树立了范例》。文中说：“林、 江反革命集团的10名主犯，有9名都曾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我们人民共 和国的历史上，还没有审判过这样身居高位的反革命集团的先例。这次对林、 江反革命集团是不是也可以不审判？这是绝对不行的。因为他们不是犯错误 或者犯严重错误的向题，而是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犯了大量的极其严重的罪 行，触犯了刑法，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造成无法估量的危害。他们组织反革 命集团，干着反革命的犯罪活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改朝换 代’。他们采取刑讯逼供、非法拘禁、捏造事实、制造伪证等非法手段诬陷迫 害国家主席刘少奇等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仅据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 书指控的，就诬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达70多万人，迫害致死的达3万多人。 他们还秘密策划杀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武装政变，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等。 像这样骇人听闻的、罪大恶极的罪行，又怎么能不交付法庭审判呢？”但是， “林、江反革命集团案很复杂，在审判过程中，法庭严格注意实事求是地区分 领导上所犯的错误与反革命集团所犯的罪行。在林、江集团10名主犯中，又 注意区分他们的罪行和工作上的错误。这是审判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则。为什 么要区分？第一，因为法庭只能审判罪行，不能审理工作上的错误，包括路 线错误，不能处理党纪、军纪、政纪的问题。后者不是法庭职权范围内的问 题。如果不从本质上加以区别，就会混淆罪与非罪，混淆敌我，势必扩大打 击面，误伤好人，或者使应该受刑罚的反革命分子逃避法律制裁，放纵敌人。” “林、江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与工作、路线错误能不能分开？我们说一是难分， 二是能分。说它难分，是因为林、江反革命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一 个十分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反革命集团，而且他们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 法，利用他们窃取的地位和权力，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面貌出现，使用各种 手段，进行着反革命活动，使人们不容易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因此，林、江 一伙是不是反革命？这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或者只是局部的、片面的看一 些现象，都是不容易也是不可能看清楚的。但是从他们活动的最后一段和结 果，沿着历史发展的顺序，倒过来看，从‘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对他们进 行考察研究，就比较容易看清楚问题的实质。马克思说：‘对人类生活形式的 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结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 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现在，我们采 取这个方法，回过头来看林、江集团是不是反革命，就比较容易看清楚了， 只要看林彪等人阴谋杀害毛主席、发动反革命政变，林彪、江青等人为了颠 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预谋地制造伪证、诬陷迫害那么多党、政、军干 部，以及‘四人帮’覆灭时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回头看张春桥提出要把老 干部‘一个不留地’通通打倒，‘对所有的权都要夺’，‘改朝换代’，操纵指 挥特务组织，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等，就可以看透他们的反 革命原形。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和领导上的错误是截然不同的，是能分得开的。”
1981年，杨秀峰任中国法学会筹备委员会主任，参与和领导了中国法学 会的筹备工作。虽已85岁高龄，但他仍身体力行，调查研究，号召大家把从 实际出发、研究实际问题、为“四化”服务作为总的方向。筹委会开会，他 指示要作纪要。对会议决定的事，他都一一审查，不但自己在纪要上签字， 还要筹委会副主任也要过目签字。他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 意见和建议。有些问题虽然十分具体，但对法学研究来说确有着方向性的意 义。例如，在1981年9月22日与中国法学会筹委会的负责同志谈话时，他 说：“财产继承问题，现在有争论。是按平均继承呢？还是按责任义务原则继 承？这有个否定什么，提倡什么的问题。有些子女遗弃、打骂父母，父母死 后，又来争遗产。按平均继承，只好分给他一份，虽不同意也无办法。在财 产继承方面应体现反对什么、支持什么。我就不赞成平均继承，特别是当前。 还有房地产纠纷、山林纠纷、水利争执，现在不少发生，怎么处理？又如‘三 农’（农民、农村、农业）问题，涉及民法中的不少问题，很多还需要我们去 深入调查和研究。‘五保户’是我国特有的，当前应如何解决？这一些带普遍 性的问题，要好好研究，它都是我们法学会应研究的问题。” [1]
法学会在筹备过程中，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只要身体能行，杨秀峰都亲 自出席主持。他对宪法修改草案的讨论特别重视，1982年5月20日，法学会 筹委会召集法学界的同志开座谈会讨论宪法修改草案，他亲自到会，并鼓励 大家畅所欲言，使会议开得生动活泼。
法学会经过两年的筹备，于1982年7月22日正式成立。杨秀峰对开好 成立大会十分重视，对每一项安排都亲自检查。会上，他提出了法学会的工 作任务及要求。他要求法学研究工作者要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政治 上同中央保持一致；要理论联系实际，加强调查研究；贯彻“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的方针。他以普通与会人员的身份每天参加小组会，听取大家的意 见。大会开会前，他说自己年事已高。不要选他当会长了。遵照他的愿望， 大会推选他为名誉会长。
晚年的杨秀峰，大部分时间从事法制建设工作，但他仍然十分关心教育 的改革和发展，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多次就教育问题发言，积极呼吁 “多拿出一些钱来办教育，这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他非常关心青 少年的健康成长，给工读教育以极大的重视。1979年4月，中国教育学会成 立，他被推选为名誉会长。这时，他不顾年老体弱，还经常深入到北京市的 学校，看望广大师生和少年儿童，鼓励他们努力工作和学习。
1982年9月，杨秀峰出席中共十二大。会议期间，杨秀峰给胡耀邦写信， 再三请求准许他辞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不要把他列入中央顾问委员会 委员候选人名单，按制度离休。他的信得到中央批准，印发代表大会，受到 与会代表的一致称赞。党的十二大主席团给他写了致敬信，对他在长期革命 和建设工作中对党和国家所做的重大贡献，表示衷心的敬意。
杨秀峰在生命垂危的时候，想到的仍然是党的建设，人民的事业，再三 叮嘱在他去世后一不开追悼会；二不留骨灰；三把他的遗体献给医学事业。 他还十分关心整党工作，嘱咐说：“一定要把党整好。”
1983年11月10日杨秀峰在北京病逝，终年86岁。
注释
[1] “四知堂”起源于1856年。杨秀峰的曾祖杨德自幼在母亲节衣缩食情况下，在本县小寨村柴家（杨 德外婆家）念私塾，后考中秀才。杨德自幼受社会影响和家庭熏陶，以孔孟之道作为自己一生做人 的训谱，自己常讲在社会上处事为人的哲学是不办亏心事，不做违法的勾当，做什么事情都是公开 的，即“天知地知”，也要做到“你知我知”。这就是“四知堂”的由来。见杨志忠：《四知堂》。
[1] 见国家教委档案处档案。
[1] 赵秀山、周贤奇：《当代无产阶级教育家杨秀峰同志》，载《回忆杨秀峰》，河北教育出版社。
[1] 史立德：《“一二九”运动时期的杨秀峰同志》，载《回忆杨秀峰》，河北教育出版社。
[1] 薄一波，宋任穷：《共产党员的楷模杨秀峰同志》，《人民日报》1984年1月9日。
[1] 《和新华社特派记者克寒谈冀南抗战、民主政权建设诸问题（1940年4月30日）》，见杨秀峰著：《论 人民民主政权与法制建设》。
[2] 薄一波，宋任穷：《共产党员的楷模杨秀峰同志》，《人民日报》1984年1月9日。
[1] 艾大炎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杨秀峰在河北》，载《迁安英烈人物专辑》，中共迁安县 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2] 艾大炎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杨秀峰在河北》，载《迁安英烈人物专辑》，中共迁安县 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1] 艾大炎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杨秀峰在河北》，载《迁安英烈人物专辑》，中共迁安县 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2] 艾大炎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杨秀峰在河北》，载《迁安英烈人物专辑》，中共迁安县 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1] 艾大炎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杨秀峰在河北》，载《迁安英烈人物专辑》，中共迁安县 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2] 艾大炎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杨秀峰在河北》，载1987年2月26日《河北日报》。
[1] 杨秀峰在第二次全国高等农林教育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1] 杨秀峰在1956年暑期高等学校校院长和教务长座谈会上的发言，见国家教委档案处档案。
[2] 杨秀峰在1956年暑期高等学校校院长和教务长座谈会上的发言，见国家教委档案处档案。
[1] 凌安谷等编著：《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史实》，西安交通大学出版。
[2] 凌安谷等编著：《交通大学内迁西安史实》，西安交通大学出版。
[1] 1959年5月杨秀峰在沈阳视察高等学校时的讲话，《杨秀峰教育文集》，第134页。
[2] 1959年5月杨秀峰在沈阳视察高等学校时的讲话，《杨秀峰教育文集》，第134页。
[1] 《世上有真情——黄松龄与杨淑贞》，红旗出版社1995年版。
[2] 《世上有真情——黄松龄与杨淑贞》，红旗出版社1995年版。
[1] 根据原国家教委老干部张健同志回忆。
[1] 《1961年5月27日杨秀峰在天津大学干部会上的讲话》。
[1] 1957年3月14日杨秀峰对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高等学校代表的讲话。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第355页。
[1] 1964年6、7月间杨秀峰在重庆、成都等地高等学校的讲话。
[2] 1964年6月杨秀峰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
[1] 1964年6月杨秀峰在西南师范学院的讲话。
[1] 1979年6月27日杨秀峰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法律案时的发言。
[1] 《法学研究要为“四化”建设服务》，1981年9月22日杨秀峰与中国法学会筹委会负责同志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