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生平故事简介,徐向前历史评价,徐向前怎么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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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生在一个“穷秀才”家

1901年11月8日，徐向前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他排行老六，乳名“银存”。父亲徐懋淮，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没做上官，又不会经商、种地，靠教书养家糊口。他先是在本地教书，尔后去了远离五台县的内蒙古教书。徐向前九岁时仍得不到入学读书的机会，只是父亲放假从外地回家后，才教他读读诗书，描描红模字。徐向前的母亲赵金銮没读过书，每天除了家务事，就是烧香拜佛。徐向前刚刚能劳动，母亲便给他和他的哥哥立下条规矩：天不亮起床，背着箩头去拣粪，拣不满箩头，不许吃早饭。幼年的徐向前，从母亲勤劳、积德好善的言行中，领教了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养成了起小会劳动的习惯。拾粪、砍柴、挖野菜，伴母亲念佛，是徐向前幼年的全部生活。

徐向前十岁那年，入了村上办的私塾。三间土房，左右支着两个炕，炕上既是课桌，又是座位。十几个孩子，挤在炕上读书、写字。读书，是孩童认识世界的开端。可是，私塾读的是《百家姓》、《三字经》，只能学着背书歌，什么大事都不懂。孙中山做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他和许多男孩子，头上还留着条小辫子。有一天，爸爸叫妈妈把他的小辫剪掉，只说不时兴了。

徐向前“四书”、“五经”没读完，在离家五里的东冶镇，兴办了沱阳小学。徐向前这才从枯燥无味的私塾解放出来。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在沱阳学校读书时，我是住宿生。我们家离东冶镇五六里路，不住校也是可以的，但我喜欢那种愉快的集体生活。同学们在一起，天南地北的谈话很有趣。可以谈论自己喜欢谈论的事情，又可以从一别人那里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我很喜欢这个学校，学习十分用心，尤其注重算术、英语等新课程。第一年的算术成绩比较差，第二年就赶上去了。正课之外，还看了不少书报。”[1]

徐向前在沱阳小学刚读了三年多，父亲从外地教书回来了。老秀才说他的作文不好，认定读“洋学堂”“误人子弟”。他令徐向前从沱阳小学退出，又送进了本村的私塾。徐向前只得再去读他不愿意读的“四书”、“五经”。

父亲常年在外，每逢年节和学校放假的时候，才得回家来。每到腊月快 过春节时，徐向前和哥哥、姐姐，总是数着指头算日子，盼着在“口外”教书的爸爸回家来，带来些钱，让全家人欢欢乐乐过个好年。

这一年，春节又快到了，徐向前跟着姐姐每天在村头张望，盼爸爸回来。 等啊，盼啊，一连盼了几天，爸爸终于出现了。徐向前和姐姐奔跑、呼叫着迎上去。可是，爸爸的脸像冰霜一样，身上穿的长袍没了，两手空空，跌跌撞撞走回家。全家人都惊呆了。

“出什么事了?”妈妈着急地问：“这么冷的天气，袍子呢?”

“唉!”爸爸叹口气说，“路上遇着劫道的，把钱劫去，袍子给扒走了。若不是看我是个穷教书的，命也搭上哩。”

妈妈流着心酸的眼泪，赶忙烧香拜佛。她感谢佛的保佑，使丈夫平安回家来。刚刚懂事的徐向前，愣在一旁，他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妈妈从小在她娘家学会了念佛经。来到徐家，就让人从五台山请来一尊菩萨，供奉在屋里。她常常讲给儿女听的，多是听来的有关五台山的神话故事。

五台山又叫清凉山，是著名的佛教圣地。风景优美，名扬四海。方圆二百五十多公里，高山峻岭，奇峰参天。有五座高峰，隐在云雾里，每座山头都有一个平台。五台山许许多多的神话和传说，徐向前从小常听说。他信，又不信。小小的年纪，总幻想着去五台山看看，赶个庙会，可是，路远又没钱。他和五台县许多穷孩子一样，只能远远望着五台山。

妈妈信佛入了迷，她每天不只烧香，还打坐，吃“清口斋”。家中有什么难处，她求佛，儿女生了病，她又求佛。徐向前很爱妈妈，就是难理解妈妈为什么总求佛。懂事了，他问妈：

“佛是什么?”

“是菩萨。”

“菩萨是什么?”

“是佛。”

妈妈被问得说不清楚，挥手撵他去拾粪。徐向前好奇心强，总想知道佛和人是啥关系。可是，妈妈说不明白。他问过爸爸，爸爸也说不清楚，他不信佛，也懒得多说。直到徐向前参加革命以后，才弄明白了，神是不存在的，神是人心里造出来的。

又过了一年，父亲教书的私塾闭馆了。从此徐家再难供两个孩子读书。 老秀才认定徐向前不如他哥哥有出息，决定要徐向前休学，省下些钱供他哥 哥一人读书。这一年，徐向前不满15岁。

徐向前从小就不那么爱说爱笑，几年的“洋学堂”，使他的说笑多了起来，一转入私塾，接着又休学，一下像掉进一口枯井里。他没有了笑声，更没了歌声。他虽然几年前就剪掉了头上的小辫子，如今的生活又突然倒后去了许多年，每天闷闷不乐。

家庭经济情况越来越不好，15岁的徐向前，开始顶起了成年人的劳动。 冬天拾粪、砍柴、编箩头、背炭，春天播种、挖野菜，秋天抢收高粱、玉米过后，又整天在地里刨高梁茬。两只手磨起血泡，瘦小的身子骨，更加瘦弱。 他非常羡慕私塾的学生，更向往哥哥在沱阳学校读“洋学堂”。他很想读书，可是家中只有几本父辈留下的“四书”和“五经”。他回忆那些日子，在《历史的回顾》里写了这么—件事：

“有天，沱阳学校一个同学告诉我，东冶镇书摊上来了好书，叫我去买。 我手里没有钱，就在家里东翻西找，翻出了一对耳环和一副手镯，背着母亲拿到当铺当了几个钱。当铺掌柜认识我们家，觉着一个小孩子来当首饰不大对劲，就告诉了我母亲。母亲很生气。结果书没买成，还差点挨了打。”

失学在家的徐向前，希望读书，又希望找一个终身的饭碗。农家的贫穷子弟，出路上哪去找呢? 父母亲也都为他的前途着急。父亲原先最理想的愿望，是让他读好书，有学问，既便于考个“秀才”、“举人”之类的功名，也可以做名教书先生。哪知这儿子不成才，家境又不好，只好由他的命运了。 母亲曾提出，要他去学个木匠活，在乡下人眼里，木匠是“一把斧头吃四乡。”可是，徐向前瘦弱，又不喜欢那种手艺。

注释

[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分上、中、下三册，分别于1984年7月、1985年 10月、1987年7月出版。本处引自上册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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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学徒与教书

徐向前16岁那年，父母托人情，为他找到了一个学徒的地方。这个地方，在远离家乡的河北省西部的阜平县。那里有徐家一个远房亲戚，在县城南关开一个铺子叫“广兴隆”。徐向前怀着喜悦和惜别家人的心情，背着个小行李卷，沿着五台山前崎岖的山道，步行100多公里，来到阜平县城，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活。

阜平在山西和河北交界的山区。这儿有句话说：“平山不平，阜平不富。”小小的山区县城，四面环山。一个不起眼的门面，卖书，又兼卖杂货。字号叫“广兴隆”，其实买卖很不兴旺。店老板夫妻二人为内外掌柜，另外还有个伙计，是老板娘的弟弟。徐向前这个小学徒工一进店，里里外外的累活、笨活和杂务，都落在肩上。每天早起晚睡，打水、扫地、倒夜壶、抱孩子，一切杂事都叫他干。他虽说与老板沾点亲，还是按学徒的规矩，先立下文书：徒弟投河跳井与师父无关，学徒三年，不给工钱，徒满出师，要谢师一年。 徐向前从小劳动惯了，学徒的艰辛生活，他倒不觉得苦多少。开头只是想家，不习惯寄人篱下的处境。为了出师及有个饭碗，他忍耐着，默默苦熬。

小店老板是徐向前大姐夫的表兄弟。俗话说，表亲不算亲，姐夫的表兄弟，对徐向前说来，更不算亲了。使他开心的是，这小店卖的书中，有许多是他没读过的新书。每天干完活，便趴在柜台前，读着不花钱的书。开头几天，店主人倒也不说什么，过了不久，女老板向店里伙计说了：白天谁都不能看书，要忙店里事，就是没了事，也要站在柜台前，眼观四路，耳听八方；夜晚，不能点灯看书，灯油点不起。徐向前知道，这是针对他来的。他从小就有些犟，自己愿意干的事，不管别人怎么说，都干下去。有了空他还是读书，只是尽量设法躲开女老板的眼。男老板是个读书人，对徐向前看书，倒是眼睁眼闭，最多说一声：“不要把书弄脏，书脏就卖不出去了。”徐向前应着，小心翼翼翻书，读完了，又放原处。他从心里高兴，父亲为他找了这么个地方。女老板却不高兴新来的小伙计看书，一见他捧起书本，不是派他活，就是冷着脸说几句。徐向前怕看女主人的冷脸，书白天少看，晚上多看。女主人晚上关了店门，没事不要点灯。徐向前不管她，该看书还是看，想写字还是写。

店主人的脸，像六月的天，一阵阳，一阵阴。女当家的嘴，一会甜，一会尖。端人家碗，属人家管。徐向前从早到黑被支使得团团转。

一会男主人喊：“柜台上没人，去照看呀！”

一会女主人又叫：“孩子哭了，快去抱抱!”

店里另一个伙计年龄比徐向前大，个头也比他高，身强力壮，却懒得多动手。他还仗着自己是店家的近亲，也常常板起脸，支派徐向前做杂事。里里外外，大事小事，这边喊，那边叫，使他整天脚不沾地地跑。

年景不好，小县城读书人少，书店一天天冷落。从早到晚，难得卖出几本书。

“广兴隆”的生意，越来越不景气。老板看卖书和杂货赚不了多少钱，又添了两头骡子，买进小麦，支上盘磨，用两头骡子轮换拉磨。徐向前和另一 位伙计，从此以磨面为主。每天起早贪黑，喂牲口、看磨坊，一天要磨6斗小麦。磨了罗，罗了磨，空下来还要站柜台、看孩子、挑水。不久，那个伙计走了，两个人的活，全加在徐向前一个人身上。

天不亮要起床，夜晚还要喂骡子。他的身子骨从小不壮实，繁重的劳动，累得他腰酸骨头散。有什么办法呢? 他只好支持着干。喂骡子，看磨，吃饭都坐在磨道旁。阜平县城什么样，有什么景，他都没空出外看看。两头骡子还能倒替着休息，一头在拉磨，一头吃草，小徒工比骡子还苦。

深夜，他躺在冰冷的小屋里，想到家，想到父母，想着东冶镇上的小学。 他多么想回去看看，回去读书啊! 可是，来学徒已经说下了，学徒要三年期满，三年才能出师，这才一年多呀，还有二年，这日子怎么熬呢? 咬咬牙熬出来，又能做什么呢? 他不愿意做个买卖人，不想当掌柜的。他愿意像父亲一样，当个教书先生。

这时候，唯一能安慰他的，是书店里的一些书。《罗通扫北》、《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荡寇志》，一本本伴随着他熬过一个个夜晚。书中的故事，常常使他入迷。他喜欢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喜看孙悟空闹天宫，却对《荡寇志》中写的梁山好汉的下场，感到丧气。

在学徒中，对苦和累他不打怵，最怕的是派他去讨账。年关一到，老板就叫他出门去，揣着账本本，走东串西。欠债的人，不是躲着不见，就是苦苦央求宽限。每当空手回店，老板总要发火。好像他这学徒工欠了店里的钱似的。在困惑中，他得到哥哥徐受谦从太原寄给他的信，说太原办了个国民师范学校，正在招生，考取后读书、住校、吃饭都免费。徐向前得此消息，像是在人生叉路口上忽然看到一个新的路标，心中高兴起来。他告别了店老板，奔向太原。

从此在那石头铺的小街上，人们看不到“广兴隆”小伙计了。邻里间只听说那个从山西来的小伙计跑了。小街上老槐树下，说闲话的人，传出这样的话：“那个小伙计投奔太原了，得了个什么官呢!”

传说的话添油加醋，有一点是真的：徐向前到了太原，考入了太原国民师范学校。

太原是座历史名城。远在战国时期为郡，唐代以后改为府。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改成民国后，这儿变成了军阀阎锡山统治的地盘。阎锡山当了山西督办，坐镇太原城，用他父亲的名，开办了一个铜钱兑换所，手下抓着四个混成旅的军队。他曾经留洋上过日本的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为着扩充势力，办起了国民师范学校。阎锡山大力推行“国民政治”，提倡民德、民智、民财。 为创办这所国民师范学校，耗资25万多元。学校坐落在太原城里小北门街，新修了教室、礼堂、图书馆、实验室和学生宿舍，是当时全山西第一流的学校。校长赵戴文，是阎锡山的亲信助手，既懂文，又会武。学校设立两年制普通科20个班，叫速成班，学生有1206名。除此之外，还设立二部师范4个班，学生200多名。徐向前从考进学校，就过着“半军事”生活，穿着军服，打着绑腿，系着皮带，除了上军事课，还得参加野外军事训练。教官都是阎锡山军队里的营以上军官。

考上国民师范，当然不是“得了官”。可能是学生都发了军装，老百姓眼里，凡是穿制服的人，都是个“官”儿。太原城里，从此也流传着：“自从成立了国民师范，拉洋车的少了一半。”有人说：它是军阀办的“穷人的学校”。 这里完全像个军营，校歌也唱：“谈兵术，投笔可从军，奋精神作中流砥柱，公道爱群……”徐向前回忆说：“开学不久，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由阎锡山控制的这所准军事学校，也沸腾起来了。 许多学生走出校门，上街去游行示威，宣传演讲。”“我从报刊上的反动文章中看到‘苏维埃’劳农政府’这些词，感到很新鲜。‘列宁’的译音当时叫‘里宁’，我仅知道他是苏联十月革命的领导人。”“这所学校以后办了很多期。 与阎锡山的愿望相反，它成了山西学生运动的中心。薄一波、王世英、程子华等同志曾先后在这所学校里学习，从事过革命活动。”[1]

太原国民师范，使徐向前不仅学到了文化知识，更重要的使他从此开始对政治、军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两年学习期满毕业后，先是分配到阳曲县太原第四小学任教，由于向学生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不久被学校辞退了。之后，他又在阎锡山的老家河边村川至中学附小找到一个任教的位置，可是不到二年，又失了业。这一次，是因为讲课中随便讲了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故事，被校长找去训导。他认为校长无礼，当面争了几句，结果学校给了他一张“辞退书”。

教书每年能挣20块大洋，两次被辞退，使徐向前受到难以忍受的打击。 他原以为阎锡山是提倡“新思想”的，就在以他的字命名的“川至”中学里，都只能照本领读，不准说句别的话，这难道就是“民智”! 徐向前这时刚与 东冶镇朱门女子朱香蝉结婚，妻子和父母都劝他向校长去赔个礼，请求复教。 徐向前断然拒绝了。

注释

[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上) 第15-17页。

徐向前·考入黄埔军校

这一年，徐向前已经是22岁了，失业在家，家境又不好，往后的路该怎么走呢? 他奔到太原，想找个事做。

寒冬的天，北风呼啸，大雪纷飞。徐向前在太原城转了几天，工厂进不去，学校入不了门，每天在街头巷尾徘徊。军阀阎锡山统治下的太原城，无处容下这个倔强的青年。一天，徐向前听到在军队中做事的哥哥徐受谦说，黄埔军校正招生，有位姓郭的军官，愿意暗中保举些人去投考。徐向前虽然不大了解黄埔军校，听说是孙中山办的，便约了几个同学，坐上火车奔了上海。

黄埔军校招生简章，徐向前到上海以后才知道的。应考的条件和手续，规定了许多条。政治思想条件、学历条件、身体条件，要求是颇严的。什么“能了解国民革命须速完成之必要者，或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什么“旧制中学毕业及中学相当程度之学校毕业”，什么“营养状态良好，强健耐劳，无眼疾、痔病、肺病、花柳病等疾害”。考试规定既要笔试，又要口试。笔试要考作文、考政治、考数学，口试要“观察对三民主义了解之程度和性质、志趣、品格、常识、能力等项之推断，适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等。

徐向前从小听老人说，江南有个大上海。电灯、马路、高楼大厦，热 闹透了。人们常说：一生一世，若能到大上海看看，死了也甘心。徐向前来到上海一看，心凉了。那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码头上，成群的乞丐；拉黄包车的人，赤着脚在马路上奔跑。他没有熟人，没有亲戚。幸得一位同学认识个姓赵的老乡，这人在上海任教，同情青年人考黄埔，帮助他们报了名，又指导他们复习功课。

4月中旬，徐向前在上海环龙路1号参加了初试。没想到，过不了几天，通知来了，要他到广州参加复试，每人还发了五块钱。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徐向前和一块参加考试的十几个同学，乘上了从上海开往广州的轮船。

同学们一块说，一块笑，可又一块愁。怕复试题目太难，落了榜。有人说“广州有‘卖猪仔’，复试不上，我们‘卖猪仔’去!”“卖猪仔”是指到外国当劳工。上海不少青年人，没法生活，“卖”去了外国。徐向前不愿意把自己当“猪仔”卖，他希望复试有个好成绩，希望考取黄埔军校。

复试的考场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徐向前居然顺利地通过了复试。5月初，他踏上了黄埔岛，成了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一队的一名学生兵。

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帮助下，为“建立革命军，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创立的。孙中山搞了多年的革命，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要走俄国人的道路。他对十月革命的胜利十分钦佩，曾致电列宁提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1921年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国际，派马林到中国，在桂林与孙中山举行了秘密谈判。这次谈判，促进了孙中山作出改组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更坚定了孙中山建立革命军队的信念。此后，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一步步加深。 1923年6月，孙中山派出了以蒋介石、张太雷等4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俄去考察党务和军事，并参观了苏俄的红军和一些军事院校。不久，在孙中山领导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建立陆军讲武堂，正式命名为国民军军官学校，由孙中山任校长。原定的国民军军官学校还没开办，孙中山又决定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任蒋介石为筹备委员会的委员长，并指定以黄埔岛上的旧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的旧址为校址。

6月1日，军校正式举行开学典礼。四百七十多名学生，一色的新军服。 列队在黄埔岛大操场，迎接他们的总理孙中山大元帅。在军乐队雄壮、威武的吹打声中，孙中山和宋庆龄乘坐着“江固号”军舰，从广州城沿珠江来到黄埔岛，在军校大礼堂里，孙中山向学生们作了演说。孙中山说：“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国民之年号，没有国民之事实。……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 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他热情地宣传了俄国十月革命，严厉地痛斥了陈炯明之流的假革命。他说：“中国此刻是民穷财尽，一般都是谋生无路，那些人在没有得志之先，因为生计困难，受了家室之累，都是说要来革命，到了后来稍为得志，便将所服从的什么革命主义，都置之九霄云外，一概不理了。所以在两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将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他特别强调：一个革命军人要有舍 身精神，要不怕死。他说：“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是不怕死。”孙中山最后要求黄埔同学：“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1]

徐向前在队伍中听讲。他虽然还不怎么理解孙中山这番话的含义，但他很兴奋、鼓舞。

从此，徐向前正式成了一名革命军人。

徐向前在黄埔军校勤奋学习。每天，天不亮起床跑步。紧靠着珠江岸边的操场被潮水淹没了，仍在泥水中出操。黄埔军校的训练文件中规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本校学生皆可阅读。”徐向前开始读到了《苏联研究》、《各国革命史》、《帝国主义》以及一些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书报。军事课中的四大教程，徐向前更是十分有兴趣。《步兵操典》、《战术学》、《射击教范》、《野外勤务》、《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军制学》、《交通学》等等，他都认真钻研。学生每月发10个毫子的零用钱，他除了偷偷买包烟抽（学生兵不准吸烟），大部分都买了书报。

在黄埔军校，徐向前参加了周恩来支持创办的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个学会在共产党员带领下和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成员进行着激烈斗争。从斗争中，徐向前结识了共产党员蒋先云。这位同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加入了共产党。徐向前常常看见他晚上还在灯下读书，看小册子。他斗争坚决，作战勇敢，头脑敏捷，堪称青年军人的榜样。他在一篇东征归来的文章中，写下这样的话：“革命军自有革命军的特色”，“革命军的头衔不是赠品”，“我们希望革命政府旗帜下的军人不要作假革命军”。他以自己的行为为革命军人作了楷模。北伐战争时他当团长、负了伤，坐着担架还指挥冲锋。牺牲时年仅25岁。徐向前和一些同学，在黄埔就团结在以蒋先云为首的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旗帜下，不断地与国民党的右派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反共分子斗争，从而奠定了他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思想基础。

在军校期间，徐向前所在的第一队，还作为孙中山大元帅的卫队出征到韶关。他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着：“第一期开学不久，8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段祺瑞联合张作霖，反对直系的曹锟、吴佩孚。孙中山与段祺瑞、张作霖呼应，亲自率兵到韶关，准备北伐。计划先出江西，再取湖南，然后与滇、川、黔各路北伐军会师武 汉，进窥中原，与段祺瑞、张作霖共平曹、吴。”“孙中山虽然是大元帅，但在广州只有个大本营，没有多少部队。那时陈炯明在东江，已经准备倒孙中山的台。赣军、湘军、滇军、豫军、桂军，均各有自己的如意算盘，是靠不住的。当时我们山西有一支部队，也叫国民革命军，更不成样子。我们说笑话，它是官多于兵，兵多于枪，枪又多于子弹。孙中山当时认为可靠的，是黄埔这帮学生兵和教导团。”“9月上旬，我们第一队作为孙中山的卫队，随他到了韶关，任务是放哨、警卫。这次随孙中山一起到韶关的还有宋庆龄，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他的老婆孩子。在韶关，我们住在一个山坡上，喝水很成问题，水又不干净，蚊子很多，几乎没有不生病的。”“‘双十节’那天，孙中山在韶关飞机场举行了阅兵式，受阅部队除樊钟秀部、吴铁城部，还有我们黄埔军校的学生。检阅完毕，孙中山简短演讲，主要是讲北伐意义，号召参加部队英勇作战，彻底打败北洋军阀曹锟和吴佩孚。就在这天，广州城内发生了商团叛乱。”

徐向前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武装叛乱的作战，之后，1925年初，又参加了著名的第一次东征作战。东征开始，徐向前已提前从第一期毕业，留在第二期任入伍生副排长。这次东征作战，从广州出发，历时两个多月，打遍了东江，直捣汕头。作战中，徐向前所在的学生军，担任右翼攻击任务，人人奋勇，大显军威。同学中有一个口号：“不要钱，不要命，爱国家，爱百姓。”每天高唱着校歌：“以血洒花，以校为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战场上，黄埔的学生不少人英勇献身。6月初，滇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叛乱，占领了广州。东征军又立即回师广州，参加平乱，收复了广州。东征途中，由于徐向前带兵好，行军作战中以身作则，升为排长。东征回师广州的路上，黄埔军校同学得到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消息，无不悲痛。徐向前曾多次听过孙中山的演讲，又参加过他的卫队，孙中山积极创建革命军的思想，给了他深刻的影响。

在黄埔军校，徐向前是普通一员。尽管他学习努力、作战勇敢，可是并没引起上级多少注意。校长蒋介石每日都找些学生谈话，从学生中发现了不少人才，就是没发现徐向前这个帅才。一次和徐向前的谈话，是这样进行的：徐向前和几位同学排队在校长办公室门外，一个个进去个别谈话。轮到徐向前了，蒋介石问他：“叫什么名?”

徐向前答：“徐象谦。”

又问：“什么地方人?”

答：“山西五台县。”

再问：“在家做什么?”

答：“当过教员。”

一问一答，机械没趣。受过日本士官学校训练的蒋介石，俨然像个法官。 平时少言寡语，见到大人物更腼腆的徐向前，不会多吐半句话。谈话草草结束，徐向前没给校长留下个好印象。蒋介石怎么都不会料到，就是这个沉默寡言的学生，五年后跃然成了共产党三大主力红军之一的总指挥；更想不到，他会成为新中国的元帅。

1925年夏，徐向前离开黄埔军校，被分配到河南国民军第二军第六混成旅，先后任教官、参谋和团副。这支当时打着“国民革命”旗号的军队，实际上成了新军阀争夺地盘的工具。徐向前开始没觉察到这点。他继承着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每到一处，热情参加工人、农民和学生进步活动，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仅在安阳一地，就有十多名青年学生在他的影响下，投奔了黄埔军校。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在安阳，我除了从事军事工作外，还常到驻地附近的安阳中学去活动，同六河沟煤矿的工人也有接触。宣传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打倒军阀列强，搞点军事训练，并陆续介绍几十名青年学生去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后来我在东江搞游击战争，遇到位姓郭的营长，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安阳也有共产党的活动。安阳中学教员罗任一，是日本留学生，我认识他，常到他家里去，以后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我印象最深的是参加‘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到会的有数万人，场面很大，上海来的青年学生发表了演说。目睹广大工人、学生、市民义愤填膺，一致奋起声援上海工人反抗帝国主义的动人情景，使我深感民心不可侮，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处在新的觉醒中。”

1926年春，国民军二军军长岳维峻带部队向山东、山西进发，参加军阀混战。徐向前所在的第六混成旅转战到河北保定，被奉军截断退路，在向山西转移途中队伍溃散了。徐向前这时认识到这个军队不能救国救民，于是便和几个同乡离开了它，暂时回到五台县老家。他在家中只住了几天，又悄然离去，经过天津、上海，于11月到了北伐革命军占领的武汉。当年黄埔军校的许多同学，又在武昌城相会了。徐向前先在南湖学兵团当指导员，不久又被分配到武汉军校任少校队长。

武汉军校全称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当时有“第二黄埔”之称。 开始由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兼任校长，1927年3月改校长制为委员制，由邓演达、谭延闾、恽代英等五人组成校务委员会领导一切。它是黄埔军校四个分校中最出名的一所学校。当时办的是第六期，入伍生总队有男生986人，女生195人。大批共产党员、优秀青年在这里工作或学习。后来和徐向前结成伴侣的黄杰，就是女生队的入伍生。这所军校继承着黄埔军校的传统，为中国革命培养着新军。徐向前既是队长，又做学员，在两湖书院校舍中，学文习武。

武昌，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光荣城市，许多革命者的足迹，都踏上过这片土地。徐向前在这里选定了他终身奋斗的目标，立志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在此之前的好多年，他从个人谋生没有目标的一个青少年，走向要救国救民的道路。考入黄埔军校后，第一次上课虽然集体填表加入了国民党，但是到底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向何处去，他朦胧不清。他曾热心研究三民主义，两年多的经历和接触了一些共产党员之后，又开始探索共产主义。他当队长尽管工作忙，每天夜晚都抽空读书。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等书，都一一研读。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以及一些宣传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和瞿秋白、鲁迅的文章，都使他大开眼界。他和几位要好的共产党员，常在一块谈志向，讨论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有时还发生激烈争论。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常来常往的一些共产党员，给了我很大的启示和帮助。他们大都是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又是活跃分子，如樊炳星、杨德魁、吴展、李楚白、贺昌、程子华等，我们常在一起聚谈。”“我当队长，薪水多些。每到发薪后，大家就让我请客，凑在一块儿，到饭馆吃点鱼呀、肉呀、鸡呀、蛋呀，改善改善生活。有时也到茶馆喝清茶。”“聚会时，各人都谈理想，谈志向，谈对人生和时局的看法，谈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兴之所至，各抒己见，有时甚至争得耳红面赤，像吵架似的。我不太爱讲话，听得多，说得少。但是，交谈和辩论，都使我获益匪浅。我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

徐向前从读书、交谈和争论中，思想发生了飞跃。经过两年的曲折经历，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谁能救中国，谁是真正的革命党? 是国民党，还是共产 党? 这要他作出回答，作出决定。在广东黄埔军校，他看到不少人，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国民党员，他不愿做“跨党分子”，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目睹军阀混战，百姓受难，国民党腐败，他认识到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1927年3月，正当国民党右派反共活动猖獗，国共合作面临破裂的严重时刻，徐向前经共产党员樊炳星、杨德魁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徐向前在粮道街第一次参加中共组织的活动，便见到了周恩来和陈毅。 两年前和周恩来在广州黄埔军校多次见面，并听过他的讲演，可以说是老相识了；对陈毅，却是首次相见。就在这次会议上，徐向前听了周恩来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他隐隐感到，革命正在危急关头。

注释

[1]　孙中山：《陆军军官学校开学演说》，《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48页。

徐向前·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日子里

这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接着，原武汉国民政府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叛变，联合四川军阀杨森准备偷袭武汉，徐向前率队随军出征，配合叶挺的第二十四师两个团参加了保卫武汉的作战。 这是他作为共产党员第一次领兵。战斗中他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就在保卫武汉作战刚刚取得胜利之际，5月21日，在长沙的许克祥、何键又发动了反革命的“马日事变”。从上海到长沙，共产党员遭到屠杀。武汉的汪精卫政府暗中与蒋介石勾结，国共分裂的局面已不可扭转。

黑暗代替了光明，革命的共产党员，成了被绞杀的囚徒。武汉三镇，一片混乱。许多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得到党的指示，纷纷从武汉撤走。一些动摇分子，观望着，有的消沉，有的逃走了。

6月的一天，徐向前突然接到党的“交通”送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四个字：“找毛泽东”。

毛泽东，这个响亮的名字，在广州，在武汉政界和军界中，几乎没人不知，没人不晓。徐向前可从来没见过他。徐向前还在广东黄埔军校时，就听说有个毛泽东，是共产党中的著名人物，又是国民党中的宣传部部长。毛泽东在广州办的《政治周报》，徐向前看过；毛泽东在广州领导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更是出名。徐向前读过毛泽东的文章，打心里敬重。“交通”给的纸条上连个地址都没有，到哪儿去找这个毛泽东呀? 他在武汉? 在九江? 还是长沙?

在这个混乱的时刻，去找一个从不认识、没有地址的人，真比大海捞针还难! 徐向前漫步街头巷尾，想再找找那个“交通”。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交通”无踪影。只打听到一个消息：革命军、警卫团都开往九江了。

武汉不是久留之地，徐向前乘船奔往九江。

这时，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正驻扎九江。在这支部队中，有不少黄埔的同学。徐向前经过同学的介绍，暂时在司令部落了脚。局势越来越紧张，找毛泽东找不到，靠着黄埔军校生的牌子，在二方面军司令部当了参谋。

他无心做事，暗中打听毛泽东的下落。一个月过去了，仍不知毛泽东在哪儿。想回武汉去，武汉汪精卫政府在7月15日公开叛变了。共产党人，在上海、武汉和长沙，都成了反革命追捕的对象。到处都在流血!

闷热的夜晚，难熬的白天，徐向前心里像火烧，他，一个入党不久的新党员，像失去母亲的孩子，不知该往哪里奔。8月3日，突然得到消息：共产党在南昌暴动了。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等都在南昌。这消息，如同黑暗的天空中闪出明月，使徐向前看到了希望和光明。

“八一”南昌起义后，号称“革命将领”、反对蒋介石反共政策的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一天夜里，突然集合军官训话，公开宣布：“共产党员三天之内保护，三天以后不负责任。”向共产党员下了最后通牒。徐向前连夜离开九江，又乘船奔向武汉去找党组织。

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共产党员成了被捕杀的目标。徐向前原先联系的地下“交通”已无处去找。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了。徐向前像失去妈妈的孩子，从武汉又奔往上海。

1927年9月，徐向前在上海找到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此时，中共中央已决定发动广州起义，那边工人赤卫队中正缺少军事骨干，徐向前被派去了广州。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是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创立军队的新时期。徐向前在广州起义中培养带领了一支出色的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1]。这支队伍开始没有武器，没有严密组织，是一群热心参加革命的工人。

徐向前对当时组织工人武装的情形，有这样一段记述：“南昌起义失败后，广东省委就积极准备在广州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前党派我到工人赤卫队第六联队去，对工人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训练。说是军事 训练，其实一没枪，二没手榴弹，每天晚上只是把赤卫队员集合在工人家里，围着一张破桌子，用铅笔在纸上画着怎么利用地形，怎么打手榴弹，怎么冲锋……。这些工人有许多是参加过省港罢工的。有的是党员，有的是赞助革命的左派，革命热情很高，学习很认真。可惜我是外乡人，广东话说不来，有些话翻来覆去讲半天，同志们还是听不懂。幸得，联队的党代表是本地人，是一个精干的工人，会说普通话，由他当翻译。”[1]

徐向前每夜训练的，多是中队长以上的骨干。工人们开始不大敢接近这个“外乡佬”。他的热情和耐心，很快和工人亲切起来。老工人叫他“阿弟”，年轻人称他“阿哥”，他成了工人兄弟知心的朋友。他买菜做饭，工人帮忙，工人有什么难处，也向他倾诉。他们赤手空拳，“纸上谈兵”，继续了好多个夜晚。直到广州起义开始的当天夜晚，“交通”才给他们送来武器。徐向前在《奔向海陆丰》中这样写道：

“大家正在研究巷战的战斗动作，走进来一位年轻的、提着一只菜篮子的女同志。她包着头，只露两只眼，一声不响把篮子放在桌上。党代表猛地站起，高兴地说：‘武器来了’，这时那个女同志把盖在篮子上的菜掀掉，露出两支手枪，几个手榴弹。”

1927年12月1日凌晨，广州起义爆发。徐向前率领的第六联队，靠仅有的两支手枪和几颗手榴弹，参加了起义。这支工人队伍斗志昂扬，每个脖子系着红布条，挥舞着铁尺和刀棍，配合起义军主力警卫团作战。他们从战斗中缴获武器武装自己，参加攻打公安局和最后保卫观音山等战斗。在党代表阿陈牺牲后，徐向前一直指挥着这支队伍守卫着观音山的阵地。广州起义由于敌人强大，英国帝国主义的军舰参战，起义军寡不敌众，省委书记张太雷牺牲后，部队失去指挥。徐向前所在阵地上的人越来越少，有的牺牲，有人去找饭吃，一去不返。他几次派人去指挥部联络，也不见消息。天黑，徐向前一个人跑到公安局指挥部，这里已空空无人。等了一会，跑来一个同志，一见是徐队长，就说：“老兄你还在这里等什么，指挥部已经撤退了，快到黄花岗去集合。”

徐向前这才算接到“命令”。他跑回观音山阵地，叫上第六联队最后几名战友，一路呼喊着“到黄花岗集合”，在密集的枪声中，向黄花岗方向奔跑。

广州起义失败了。徐向前和一部分起义军撤到广州城北花县。这里是太 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的故乡。12月16日，起义部队一些领导骨干在县立第一小学举行紧急会议，徐向前作为赤卫队领导人之一参加了会议。会上讨论了队伍整编问题，决定将从广州撤出的1400多人改编为红四师，叶镛为师长，袁国平为党代表。全师下编3个团，徐向前为第十团党代表。

花县一带的地主豪绅，趁机兴风作浪，驱使民团，每天围攻红四师，闹得红四师日夜不安。派出部队去打，他们跑了，过一会儿又转回来。部队人心惶惶，吃饭、睡觉都不得安宁。徐向前向叶镛师长说：“讨嫌的民团，非要狠狠教训它一下不可。”叶镛便叫徐向前带部队去打。徐向前带领一个连，出了花县城。正巧，一群民团又围攻上来，徐向前向战士们说：“追! 对付这群东西，要像打狗一样，一步不退，猛追!”说罢，带头冲向前去。

民团惊慌而逃，徐向前率领战士一直追到城郊象山脚下。在这里，徐向前和程子华相遇了。他俩曾在武汉军校同事，两人见面叙说之后，程子华说：“民团太讨嫌，像疯狗一样，比正规部队都难打。”

徐向前说：“你就用打狗的办法打它!”

大家以为这位党代表说玩笑话，徐向前却又认真地解释说：“你们在乡下，没见过讨饭的人打狗嘛! 有的人拿个棍，边打边退，那狗总是追咬不放。也有的人举着棍子，迎上去，追着狗打，狗就逃跑了。”一番“打狗”的通俗比喻，把战士们说开了窍。

傍晚，民团又来进攻，红军战士穷追猛打，终于把疯狗似的民团治服了。 两天过后，当红军从花县出发，沿着去从化、龙门到紫金的山路行军时，一些村庄的民团，不但不敢再扰乱，还在村边插上木牌，写着“欢迎来境，欢迎过境”的大字。从此，在红四师许多人中传诵着徐向前的“打狗战术”。

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城大搜捕，大屠杀，三天就杀害了七千多人。显然花县也不是红军久留之地。他们听说东江海陆丰地区有个红二师，是南昌起义部队留下的。于是，红四师奔向东江。

在开进的路上，徐向前被调到师部任参谋长。师长叶镛是黄埔第三期学生，曾在第四军教导团当过营长。他指挥三个团很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徐向前从入黄埔军校以来，多次参加过作战，又在二方面军做过团副和参谋，他协助叶师长一路上攻打民团，顺利前进，并智取紫金城。

紫金，是罗浮山脉东侧的一个小县城。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紫金的人民都起来参战。周恩来和彭湃都曾到过紫金。1923年春，这里办过农会，蒋 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紫金的革命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曾举行过“四·二六”大暴动，攻克了县城，活捉了县长郭民发。因此，在国民党新军阀眼里，紫金是一个要地。县长邱国忠，原是国民党军队的少将。南昌起义的一部分红军经过汕头西进紫金县境后，邱国忠惊慌万状，多次向广州求援。徐向前率领红四师第十团，先头进入紫金县城附近的黄花村时，邱国忠误认为广州的援兵来了。便派人出城联络。徐向前将计就计，冒充是从广州来的“援兵”，派人请邱国忠出城迎接。邱国忠不知是计，天刚亮，就率领县政府17个头目，迎出城来。红军不放一枪，把他们全部活捉，占领了紫金城。接着，又把邱国忠反手绑上马，给他披件大衣，由他领路奔向龙窝，又将那里的一部分反动武装消灭了。

1928年初，徐向前随红四师胜利抵达海丰县城。

海丰县，是东江人民革命的首府。徐向前参加第一次东征作战曾到过海陆丰地区。海丰，南临大海，背靠莲花山，也是彭湃的出生地。他1921年5月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又回到海丰，当了近一年的县教育局局长，便辞去局长的职务，在龙山妈庙前，宣布成立广东的第一个农民协会，亲任会长。他还把他从地主家庭里分得的那份地契，当众焚烧，把土地分给了农民。 从此，农民称他“彭菩萨”。海丰流传着这样的话：“农会的灵魂是彭湃”，“要知农会是什么，晓得彭湃便是。”1924年至1927年，彭湃先后在海丰发动和领导过多次农民斗争和起义。海丰的苏维埃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诞生最早的一个革命政权。彭湃的革命气质和文才，是海丰人民和红军深为敬仰的。

徐向前对彭湃和海陆丰地区人民革命精神十分赞扬。在《奔向海陆丰》一文中，他写道：“群众热情很高，到处红旗招展。各村庄的墙壁上，写着‘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的红字标语。群众听说我们是从广州下来的红军，热情万分，家家让房子，烧水做饭。虽然语言不通，但人们打着手势表示对红军的热爱。”

在海丰城里的红场上，举行了几万人的群众大会，欢迎红四师。在彭湃的统一指挥下，红军横扫了海丰、陆丰、惠来、紫金、普宁等十几个县境的反动武装。徐向前协助叶镛在两个月之中，先后作战二十多次。从攻城战、山地战、伏击战中，徐向前锻炼了指挥才能。

4月初，在一次和民团的遭遇战中，徐向前腿部受伤，转移到普宁县的三坑山区养伤。不久，彭湃和中共东江特委的领导人也到了三坑。5月初，中共东江特委在大南山一个村庄，召开了有红二师、红四师领导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在讨论形势与行动方向时，产生了分歧。当时的形势已十分危急，红军处境越来越不利，有的领导人却认为东江形势大好，高谈“迎接革命高潮”和“反攻”。徐向前和叶镛师长多次交谈过，他们共同认为不应当再攻城夺镇，应把这一千多人的主力拉向粤赣边，那边回旋余地大，便于机动开展游击战争。联席会否定了徐向前的正确主张，决定红军西进，攻打海丰城。5月中旬，红军进攻海丰失利，又退回山区。

红四师的处境一天天艰难，村庄被敌人占领，要道被敌人封锁，最后退进深山。房屋没有，只得在山里搭草棚，粮断了，只好挖野菜充饥，山芋、野果、黄狗头（中草药）也成了食物。天气渐冷，身为参谋长的徐向前，还穿着一条单裤，负责管军需的女干部彭镜秋，看见他没有一条换洗的裤子，就向女友动员，要大家献出一条多余的裤子。裤子找到了一条，可是徐向前身材高大，无法穿。彭镜秋找了一块黑布，问徐向前说：“就拿这块布，给你做条裤子吧!”

徐向前摇摇手说：“不用了，不用了，你看看哪个同志没有穿的给他吧!”

彭镜秋说：“你是指挥，连条替换的裤子都没有，这怎么行?”

徐向前笑笑说：“大家都一样，你没看见，老百姓家十几岁的娃娃还光着屁股呀?”

下雨天，战士们找个地方躲雨，徐向前打着把雨伞，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关心战士的吃穿，裤子湿了没有换的，就让身体渐渐暖干。

6月，叶镛师长因病倒在白木杨山后被俘，英勇就义。从此，红四师指挥的重任，落在徐向前一个人肩上。他继任师长，率领剩下的二百多人，在莲花山地区几乎全靠吃野菜和野果度生。

国民党新军阀大兵团的“搜剿”一天天加紧。弱小的红军，只有损伤，没有补充。伤的伤，病的病，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徐向前身边只剩下了几十人。

1929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和东江特委为保存革命骨干，决定把红军剩余人员分批撤出莲花山地区。于是，徐向前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周密安排下，化装经惠州、樟木头到达九龙。在这里，徐向前才有机会看到用《牡丹亭》小说封面伪装的中共“六大”决议，静心地思考了许多问题。特别是联系到 大革命失败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军事斗争，离不开正确政治路线和策略的指导。否则一事无成。

广州起义和东江游击战，是徐向前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端，也是他从事游击战的第一个舞台。正是从挫折和失败中，他得到了这些教训：

“第一，在对形势估计上，只看到海陆丰地区的局部‘高潮’，而忽略了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总特点，那个时候动不动就讲‘高潮’、‘进攻’，说什么敌人‘溃不成军’、‘临死还要踢破三床草席’，盲目性很大。因而，对于军阀势力的联合进攻及斗争的艰巨性、长期性缺乏应有准备。敌人的‘进剿’来临，步步被动，束手无策。第二，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仍是夺取城市为中心的思想作祟，未树立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所谓‘反对上山主义’，反对去粤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便是证明。第三，在军队建设上，没有正确解决主力红军与地方武装的关系。搞根据地，搞游击战，一定要有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主力部队。只有不断加强主力部队的建设，使之与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有机结合，才能战胜敌人，发展根据地。而特委的方针却与此相反，失败的命运当然是不可避免的。第四，在游击战的战术上，不懂得避强击弱，有进有退，有游有击，而是硬碰硬，搞拼命主义。‘以卵击石’，焉有成功之理!”[1]

注释

[1]　工人赤卫队编制：每小队10人，3个小队为1个中队，3个中队为1个大队，3个大队为1个联队。
[1]　徐向前：《奔向海陆丰》，《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学出版1962年版。
[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66页。

徐向前·大别山区摆战场

雄伟多姿的大别山，像条巨龙，横卧在湖北、安徽省界上。它是一座革命的山。要说井冈山是中央红军的诞生地，大别山则是红四方面军的摇篮。 从1927年“黄麻起义”开始，这里就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开拓发展这块革命根据地。在大革命失败后，把一批批革命的将才，派进大别山。

1929年3月，在上海一个小客栈里，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杨殷秘密会见了徐向前。杨殷是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工人运动领袖，领导过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参加过广州起义。他和徐向前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因为共同经历了广州起义，两个人相见之后，就像故友重逢。他听了有关东江斗争的情况，最后问徐向前往后有何打算。徐向前表示，最好还是搞军事工作。杨殷 告诉他，鄂东北有块根据地，基础不错，那边缺少军事干部，中央决定派你去。

6月上旬，徐向前和黄埔的一位同学桂步蟾，在中共鄂东北特委派往上海汇报工作的何玉琳的陪伴下，由上海到了鄂东北。此时，红三十一师师长吴光浩已经牺牲。徐向前到鄂东北担任红三十一师副师长不久，就赶上了6月底“李罗会剿”。广西军阀罗霖率独立第四旅两个团三千多人，同河南土匪武装李克邦暂编第二旅一个营，另加反动民团红枪会一千六百多人，南北夹击，妄图把红三十一师一举消灭掉。敌人来势汹汹，徐向前采取了“避强击弱”的战术，率领红军一部分和敌人兜圈子，同时，发动群众和各区自卫队日夜袭扰敌人，使敌人大部队天天扑空，夜夜受惊。徐向前等选准敌人弱点，连续进行了五次战斗，每一次都把敌人打得措手不及，终于把“李罗会剿”彻底粉碎了。由于吴光浩牺牲的消息对内外一直保着密，红三十一师打了漂亮仗以后，战士们才得知，他们的新任师长是徐向前。

8、9月间，徐向前又采取“与敌周旋、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指挥部队粉碎了“鄂豫会剿”，把蒋介石命令刘峙组织的湖北、河南两省“进剿”的部队，拖得半死不活，只得草草收兵。

10月，国民党军徐源泉部四十八师、夏斗寅部十三师两面夹攻，企图消灭红军于天台山区，被称为“徐夏会剿”。徐向前率红军与敌周旋，趁敌一个空隙，跳出包围。然后兵分三路向外出击，在长岭岗、柿子树店、姚家集、河口镇等地，先后消灭和击溃敌四个民团，缴枪一百多枝。红军声威大震，驻黄坡六指店的国民党正规军一个连投降红军。

红军在粉碎国民党军三次“会剿”作战中，迅速壮大了自己的队伍。从4个大队不足300人扩大为五个大队700多人。在11月召开的中共鄂豫边特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徐向前被推选为中共鄂豫边特委委员；在12月举行的鄂豫边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徐向前又被选为革委会军委主席。徐向前回顾初到大别山的那些日子，说：“我那时能够站得住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能带着部队打仗。我在黄埔军校，学了些军事知识，在海陆丰作战，积累了些游击战的经验，有用处。带着大家打游击，不断取得胜利，没吃过大亏。 另一条，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不指手画脚，评头品足。”[1]

怎么带兵，怎么打仗，这是摆在徐向前面前的一大难题。他来到大别山 区之后，终日思索，经常找人交谈，注意了解各地游击战争的情况，认真总结游击战术的经验。他认定游击战是弱小的红军保存自己并发展壮大自己的法宝。可是游击战术又不是想走就走，想打就打呀，应该有几条原则。于是他经过和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共同研究，提出以下七条原则：

（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

（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 ；

（7）敌人如有坚固的防御工事，不与作战。

这七条游击战术的原则，写入了1929年底中共鄂豫边特别区代表大会《军事问题决议案》，深受红军指战员的欢迎。大家都说，这七条太好了，以前吃亏，打败仗，就是因为盲目乱打瞎闯，今后打仗、走路有了规章。历史越来越证明：红军初创时期，在山沟沟游击环境中，能提出这些原则，确是一种创造。它是徐向前军事思想发展的第一个丰碑，也是他参加广州起义以来军事斗争经验的总结。

大别山的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七条战术原则指导下，迅猛地发展。1930年春，红军扩大为三个师，正式编为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兼一师师长。全军共二千多人。这时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李立三“左”倾的冒险主义错误，说什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正混战，红军应趁机大发展，要求红军“攻打武汉”。徐向前和军长许继慎认为，蒋、冯、阎混战虽可利用，但“攻打武汉”那是不切实际的梦想。于是，便指挥红军只向武汉游击，却不去攻打武汉。他们从6月到8月，兵分三路东西两线出击。徐向前率红一师西出平汉线，首战杨集车站，接着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在杨坪口伏击；再攻花园车站。一个月内，三战三捷，消灭敌人三千多人。红一师还从此有了五门迫击炮、八挺重机关枪，开始组编了机炮团。 这五门迫击炮还有这样一个故事：夜袭花园车站时，徐向前原想一定会缴到炮的，可是战斗结束后，只见机枪不见炮。徐向前问战士，战士们说：“没见什么迫击炮。”徐向前说：“刚才敌人还用迫击炮打我们呢。”说着用手比划着迫击炮是什么样。战士说：“那玩艺见过，太重了，我们没要它。”徐向前连忙命令战士赶快去找。于是，这才找回5门迫击炮。

还有一首歌谣，唱出了徐向前率领红军出击平汉线三战三捷的情景：

平汉游击五十天，

三战三捷三扩编；

红军声威震武汉，

革命烽火遍地燃。

注释

[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上）第78页。
[1]　载《星火燎原》第2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
[1]　载《星火燎原》第2集。
[1]　张国焘时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

徐向前·逆流险境志如钢

在逆流中奋斗，险境下拼搏，似乎成了徐向前命中注定的遭遇。幼年蒙受种种磨难，从1925年入黄埔军校以后，又历经坎坷，多次险些丧生。大革命失败后的奔波，广州起义、东江游击战争失败的痛苦折磨，使他永生难忘。 来到大别山后，顺利的环境不到两年，他统帅的那支胜利之师，又陷入节节失利的困境。

1932年6月，国民党军向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围攻。蒋介石亲自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共”军总指挥，兵分左、中、右三路，除以左路军攻击湘鄂西红军外，中、右两路军共调集了26个师又五个旅约30万人，另加四个航空队，压向大别山区。这次围攻，敌人采取的战术是：“纵深配备，并列推进，步步为营，边进边剿”。由于敌人兵力强大，战术上有了改变，徐向前指挥的红军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的局面。红军在麻城、黄安、七里坪、冯寿二等地，接连苦战五个多月，虽然歼敌近万人，但难以粉碎敌人的重兵合击。红军伤亡惨重，处境十分艰难。

红军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张国焘战略指挥上犯了个错误。他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被红军近年来的节节胜利冲昏了头，对形势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他认为“目前已根本消灭‘围剿’”，正是红军“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徐向前等军事将领，不同意这种认识，但正确的意见被张国焘等否定了，结果，红军从不停地进攻，到处处被动，伤亡日益增多。

使红军战斗力损伤的另一原因，是内部的肃反扩大化。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2500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十之六七的团以上干部被逮捕、杀害，极大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这次大规模的“肃反”，在红军中是从1931年9月开始的。当时徐向前正率领红军南下作战，听说政治保卫局在后方医院中破获了一个“AB 团”[1]，这个反革命组织准备在9月15日暴动，于是在张国焘的命令下，开始逮捕“嫌疑犯”。张国焘采取动刑逼供的手段，迫使有的人承认了“反革命行为”。你供我，我供他，越抓“反革命”越多。在此前后，中共中央也不断有指示，强调要肃清混入共产党和红 军内部的“改组派”、“第三党”、“AB 团”等反革命组织。张国焘则借机剪除异己，建立他个人的统治，先后把一些有威望的领导人逮捕并杀害。徐向前比较熟悉的有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许继慎、陈定侯、周维炯、曹大骏等等。在红军中一时闹得人心惶惶。从白军中过来的人要审查；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要审查；知识分子和读过几年书的全都审查。有两桩案子使徐向前特别不能理解和痛心。

一桩是逮捕杀害许继慎。许继慎1924年加入共产党，是黄埔第一期学生，在国民革命军中当过连长、营长，叶挺独立团参谋长，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参加过北伐战争中的汀泗桥、贺胜桥和攻打武昌等作战。中共中央派他到鄂豫皖苏区后，就与徐向前共同领兵，先后任红一军军长、红四军十一、十二师师长，并担任过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军分会主席。 在红军攻克英山后，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个自称钟蜀武的人，带了蒋介石特务头子曾扩情的一封亲笔信，来找许继慎，信中说欢迎许继慎带领部队投蒋，“定将受到最优厚的待遇”。许继慎当即将钟蜀武逮捕，连人带信送交以徐向前为军长的军部处理。徐向前和政委曾中生，对那个姓钟的进行了审讯，随后又连人带信送到中央分局处理。徐向前和曾中生向中共鄂豫皖分局和中共中央写了报告，明确提出：“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并表示：许继慎同志“在组织上不会有什么问题。”谁知过了不久，张国焘还是下令把许继慎抓了起来。怎么抓的，徐向前一无所知。一天，他在行军路上，见队伍中有两副担架抬着人，上面盖着白被单，就随口向政治委员陈昌浩问道：

“那担架上是谁负了伤?”

陈昌浩说：“不是伤员，是反革命。”

徐向前一愣：“什么反革命，还抬着走。”

陈昌浩这才说：“把许继慎、周维炯两个反革命抓起来了。”

徐向前很是不满。关于敌人策反的问题，他明明白白向中央分局和中共中央写了报告，认为许继慎没问题，但为什么还要抓起来，他说不清，想不通，便问陈昌浩：“怎么搞的嘛，把师长都抓起来了，也不给我说一声!”陈昌浩没有回答。按当时的规定，肃反这种政治行动，完全是政治委员的职责，军事指挥员是不能深究的。

不久以后，许继慎和周维炯两个师长被处决了。徐向前后来听说，周维炯被杀害之前，曾严辞痛斥张国焘等人：“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老子20年后，还是要革命!”

一场场冤案错案，使红军内部惶惶不安。徐向前在困惑中，又一件使他惊心的事发生了：

一天，徐向前叫警卫员把破了洞的袜子给他妻程训宣送去，让她帮助缝补一下。过去，衣服、袜子破了，他都是自己动手缝补，自从1929年底和程训宣结婚后，这样的事，妻子都包做了。她还说：“你是指挥打仗的，哪能自己做妇女的活呀!”徐向前没想到，警卫员跑去不多会，又神情紧张地回来了。

徐向前问他：“出了什么事?”

警卫员说：“她被保卫局抓走了!”

徐向前忙问：“为什么事?”

警卫员说：“说她是反革命……”

平时一向很少发火的徐向前，几乎要跳起来。这真像小孩说梦话一样可笑。肃反，怎么会肃反到这样一位20岁妇女干部头上呢! 她出生在黄安七里坪程伍德村一个贫农家里，1928年就参加了革命活动，很快参加了共产党。 她姐弟五个，除了姐姐病死以外，都是共产党员和红军。大哥程启光参加过黄麻起义，1928年加入共产党，在红三十一师当特务队长；二哥程启宗1925年加入共产党，参加黄麻起义失败后，上过木兰山参加游击战，不幸被敌人抓去杀害；弟弟程启波，在徐向前的司令部当勤务兵，当时不到入党的年龄，先加入了共青团。就是这样一个革命家庭的人，优秀的女共产党员程训宣，怎么会反革命呢! 徐向前忍住气，他想可能是她爱说爱道，说错了话，被人诬告了。

徐向前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无私无畏，平时多余的话一句都不讲，只是一心用在领兵作战上。红军作战正紧张，他没有多少时间去管妻子的事，她在地方上做妇女工作，军队不准干涉地方党的事，这是一条军规，徐向前是总指挥，现在正处在普遍审查干部的非常时期，他只好相信党了。

可是，徐向前怎么都没料到，程训宣和一些人被关押以后，不服审查，大骂逮捕她的干部，又不提供“反革命”材料，被秘密杀害了。她的死因，徐向前直到长征到达陕北后，从保卫局局长周纯全口里，才大白真相。徐向前问：“为什么把我老婆杀了，她究竟有什么罪?”周纯全说：“她没有什么罪，当时抓她，就是为搞你的材料。”

第四次反“围剿”，尽管徐向前精心指挥，亲临前线与战士同生共死，红军还是一步步败退，许多杰出的指挥员战死战场，无数战士倒在血泊里。徐向前黄埔军校的老同学，参加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红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战死；红一师政委甘济时，在苦战中牺牲；十二师师长陈赓，身负重伤……

红军损兵折将，从炎热的暑天，战至寒冬来临。经过枣阳、新集之战，仍无法改变失败的局面。1932年11月初，徐向前率领的红军，转战到鄂豫陕交界的漫川关。这是一个险关隘口，杨虎城部3个团据关设防；胡宗南两个旅从郧西方向追来；敌四十四师、六十五师、五十一师、四十二师，也从四面八方压向漫川关。敌人企图将红军围歼于漫川以东十余里的峡谷之中。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

“在这个最紧要的关头，我们开会，研究对策。张国焘这个人一到叫劲的时候就稀松，也不懂军事，往往瞎指挥。他提出，化整为零，让部队分散打游击。这怎么行呢? 我说：这支部队不能够分散，在一块儿才有办法。我们好比一块整肉，敌人一口吞不下去；如果分散，切成小块，正好被人家一口一口地吃掉。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分散打游击，要想尽一切办法突围。陈昌浩等同志支持我的意见，最后决定集中突围。情势很紧张，分秒必争。”

根据情报，徐向前冷静地分析了国民党军的态势，认定北面敌兵力较小，又是敌两股部队的结合部，是个弱点。他当机立断，决定了突击的方位，然后又匆匆赶到第十二师指挥所，当面向三十四团团长许世友交待任务。

徐向前讲完了总指挥部的决定，问许世友：“任务清楚了吗?”

许世友大声回答：“清楚了，保证完成任务!”

徐向前说：“这次突围，关系全军的生死存亡，决不能掉以轻心啊!”

入夜，红十二师三十四团按照徐向前的命令，在红七十三师二一九团协同下，向敌四十四师展开了猛烈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和残酷，敌我双方死伤严重，仅红三十四团第二营五百多人就伤亡了三百多。跑到最前线指挥冲杀的许世友团长发现一挺机枪突然停止了掩护。他跑过去见射手牺牲了，便自己端起机枪向敌群猛扫。经过反复冲杀，终于抢占了敌四十四师两个旅接合部的北山垭口。

徐向前得到报告：通路已经打开，但道路太窄，只能容一人通过，驮马和炮过不去。徐向前命令甩掉一切笨重武器的驮马、炊事用具，快速跑步前进。

部队到达漫川关后，全军已经作了动员，每个人都知道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因此，当接到总指挥部轻装跑步前进的命令后，干部、战士又忍痛扔掉了大炮和行装，沿着崎岖的狭道，向北突围。罗应怀在《突破敌重围，转战三千里》[1] 一文中，记述漫川关突围的经过：

“危急关头，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依然那样沉着镇定。徐总指挥部队，向以深谋远虑、出奇制胜著称。在他的直接领导下，红四方面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打了不少漂亮仗。而今，敌人前堵后追，情况瞬息多变，作为最高军事指挥员，身系全军之安危，不仅要权衡敌我态势，而且还要不断排除来自张国焘的干扰，迅速而准确地决定每一步‘棋’的走法，困难可想而知。 但是，徐总始终保持着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以清醒的头脑，观察着敌情的变化，抓住战机，克敌制胜，使红军多次化险为夷。”

“漫川关战斗，是关系到红四方面军生死存亡的一仗。当时，我军处境之险恶，战斗之激烈、残酷，是前所罕见的。枪子和弹片把无名高地上的松树枝叶削得光秃秃的，只剩下一根根半截子树桩。我们营上去的五六百人，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八十多人。我打的旗，被弹片撕成了一条条碎片，连旗杆也被子弹打穿了好多孔。二营撤离阵地时，发现有两个班的十几名同志，由于长时间趴卧在冰天雪地里，竟被严寒夺去了生命。……我们以一个团的兵力，硬是顶住了敌人四十四师两个旅的进攻，消灭了敌人大批有生力量，掩护了全军的胜利转移。这种顽强的战斗作风和勇敢精神，在全军传为佳话。 直到事隔50年后的今天，徐帅同我们回忆起当年的战斗情景，还无限感慨地说：漫川关突围，真是危险啊，多亏了三十四团在山垭口顶住了。”

漫川关脱险，徐向前称赞的是许世友指挥的那个团。可是许世友和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们，都把这次突围成功，记在徐总指挥的英明决策上。许多人说，当时如果依了张国焘“化整为零”的办法，恐怕历史上的红四方面军从此结束了。国民党军的情报机关，此时是这样评价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部“仅剩下五千余人，毫无战斗力”，“衣不蔽体，食不得一饱”，“不死于炮火，即死于冻馁”。然而，敌人估计错了。徐向前部下的红军不是“五千余人”，而是一万五千余人；不是“毫无战斗力”，而是突破漫川关后，沿着山间小路突然奔向竹林关，打垮守关敌军两个团，抢占了又一个要隘。

竹林关位于丹江上游，是通往陕西关中平原的一道关口。关虽不大，行 进的道路却艰险。红军挥戈向西，必须从竹林关两侧悬崖绝壁凌空架起的栈道上通过。栈道年久失修，许多木板已经朽了。徐向前带领侦察兵，试着从栈道上走过去，又返回来，认定大部队可以通过时，便命令全军再次轻装，丢掉了过漫川关时没舍得丢完的炮、驮马上的东西，让战士排列成一字长蛇阵，从栈道上缓慢通过。待部队走过栈道，北出秦岭，进入关中平原后，徐向前才发现，过关时警卫员把他的一个皮包丢失了。幸好包内没有文件和军用地图，只是几本书和一块不能走的怀表。警卫员十分不安。徐向前说：“丢就丢了吧，没什么好可惜的。”在他看来，这支一万五千多人的队伍保存下来比什么都重要。

1932年11月下旬，红四方面军进入关中平原。此时，国民党北路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奉蒋介石的急电，派第十七师在王曲、子午镇一带阻击红军；尾追之敌第一师、第六十五师、第四十四师、第五十一师和第三十五师等部，向关中压来；敌第二师、第四十二师，也沿陇海路西进。 蒋介石的企图很明显，要在关中平原围歼红四方面军。徐向前指挥红军，在王曲、子午镇、庞光镇等地，击溃和歼灭敌军数千人之后，率部进入南山，翻越秦岭，向陕南开进。

秦岭，是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山高林密，海拔在2000米以上。 此时严冬已至，红军指战员穿着单衣和草鞋，由周至县南马召附近入山，经过七天的行程，跨越重重高山，途经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原等地，于12月9日，抵达秦岭南麓城固县的小河口。在这里，方面军总部召开著名的小河口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迫使他接受了一些正确的建议。

红军继续南进，一条汉水又挡住了去路。《突破重围，围战三千里》一文，是这样描述徐向前在这一个关头的英明决策：

“十二月十一日晚上，我军到达城固以西汉水北岸。总部决定徒涉汉水。 但派去侦察敌情、勘察渡河点的同志回来报告：‘汉水水深流急，只能船渡，不能徒涉。’可是上哪儿去找船? 眼前不仅一只船没有，即使能找到少数船只，对于这千军万马的部队，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徐总听到报告后，一直沉默不语，他周详地反复审视着面前的作战地图，皱眉深思默想。突然，他用笔在图上城固地段，用力划了一道红杠，斩钉截铁地说：‘城固是汉水上游，就不信找不到徒涉点! 走，我去看看!’说着，拿起竹竿，带领参谋和警卫人员，走出指挥所，跳下河堤，向河滩大步走去。他挽起裤腿，带头跳进寒冷刺骨的汉水。参谋和警卫人员也纷纷跳下去。经过反复地寻找和勘探，终于探到了一片水深齐胸的浅滩。徐总对身边的警卫人员说：“江面宽的地段水浅，窄的地方水深，下面是沙底河床，完全可以徒涉!”

于是，浩浩荡荡的队伍，沿着徐总指挥探出的水道徒涉汉水，次日拂晓前，全军胜利渡过汉水，至此，局面大为改观：后面尾追的敌人，已被红军远远地甩在关中；前面，正是敌人防备空虚的后方。红四方面军自西行转移以来，历时两个月，行程1500公里，取得了歼敌万余人的胜利。不久，这支红军队伍，又翻过巴山，进入川北。

注释

[1]　“AB 团”，英文“反布尔什维克”一词的缩写。
[1]　载《艰难的里程》，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徐向前·大巴山前创新业

在汉水以南的四川省北部，横着一座名山——大巴山。当地老百姓说不出它多高、多险，只知道上去要爬35公里，中间要走35公里，山南坡下三个县，一个叫通江，一个叫南江，一个叫巴中。老红军都把这片土地叫“通南巴”苏区。

1932年12月底，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一万四千余人，徒涉汉水、越过巴山之后，兵分三路，占领了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从此，开始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新时期。

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此时被十几个大小军阀分割控制着。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有矛盾，军阀之间又有矛盾，互相混战，连年不断。徐向前率领红军入川后，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依托着川北的险山和人民穷困要求革命的条件，分兵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实行土地革命。革命的烈火，很快燃烧起来。通南巴穷苦人民欢庆解放翻身，唱出这样的山歌：

红军同志来远方，

半夜三更出太阳。

一打虎，二打狼，

穷人掌印坐大堂。

这场喜事是谁办?

巴山来了徐向前。

注释

[1]　载《星火燎原》第2集。
[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现代史料编刊杜1981年版第71页。
[2]　李先念：《反六路围攻的西线战局》（节选），《党的文献》1992年第6期。

徐向前·万里征途和戈壁滩上的磨难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开始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率领下，向川黔边的赤水河进军，计划从泸州至宜宾一带渡江，向川西北转移。1月22日，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曾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通报了中央红军行动的方向，要求红四方面军积极策应。

为了策应和迎接中央红军入川，1935年3月28日，徐向前指挥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以神速的行动，24天内连克阆中、南部、昭化、剑阁、平武、北川等九座县城，歼敌万余人，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纵横150公里的广大区域。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大渡河，越过雪山进入川西后，徐向前代表方面军领导亲笔起草了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的信，并亲自派警卫员送交毛泽东。信中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我态势，表示“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他们发动部队打草鞋、捻毛线、织毛袜，捐献衣物、粮食，支援中央红军；并派李先念率三十军先头部队，到夹金山下懋功地区迎接中央红军，在两支红军胜利会师中，徐向前和中央红军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的相会，更充满着戏剧性的欢乐。

7月初，徐向前去黑水的路上，接到彭德怀的电报，知道三军团已抵黑水，便回电约他到维谷河的一个渡口会面。当两个人按时到渡口后，原有的铁索桥已毁坏，湍急的河水把他们隔在两岸，相距二三十米，讲话听不清，相会又无桥。彭德怀写下一个纸条：“我带三军团一部，在此迎候你们!”纸条拴在一块石头上，用一条小绳丢过岸来。徐向前也以同样的方法，从记事本上撕下一页，写着：“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你!”两位著名的红军将领，就这样以古老的传递信息的方式，互通了姓名和心愿。当天，河上架起电话线，他们才直接交谈。可是第二天，当他们约定在河的上游一个名叫亦念的地点相见时，那边只有一条铁索绳横在河上，铁索绳上悬着个竹筐子。徐向前只好学着当地人渡河的方式，坐在竹筐里顺铁索溜了过去，与彭德怀紧紧握手，开怀大笑。

7月中旬，徐向前在芦花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并向这些领导人详细介绍了川西北的敌情和民情，对中央红军英勇征战的行动，深表称赞。就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代表中央将一枚红星奖章授予徐向前，以表彰他在创建红军和指挥作战方面的卓越功勋。

红四方面军同中央红军会师后，中共党内在红军向哪里发展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徐向前当时任前敌总指挥，整天忙于指挥作战。7月21日在芦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只参加了一天，第二天便率领部队北上，准备攻打松潘。事后当张国焘说到芦花会议的争论并散布对中央领导不满的话时，徐向前说：“这些事情我管不了，现在的问题是部队在这里没有粮食吃，吃黄麻吃得嘴都肿了，我们不能待在这里挨饿，得赶快走。”

徐向前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北上的正确方针，当红军分为左路军、右路军从毛尔盖地区分兵北上时，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右路军，同中共中央和中央直属纵队一路行动，向巴西地区开进；朱德总司令和总政委张国焘率左路军，向阿坝地区开进。

8月底，徐向前指挥右路红军攻占了包座，歼灭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四千余人。正当他准备派人给左路军送马匹、牦牛、粮食的时候，左路军中的张国焘来电说葛曲河涨水过不去，粮食缺乏，部队无法前进。这实际上是他分裂红军，反对中央北上正确方针的借口。

9月8日，徐向前和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陈昌浩等7人联名致电张国焘和左路军其他领导人，指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 端不利”，要“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9日，张国焘复电中央，反对北进，坚持南下。

这时，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徐向前出于不愿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的想法，也表示只好南下。当天傍晚，他和毛泽东会晤时，就表示：“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第二天，当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单独率领一、三军团北上后，右路军中的其他部队发生了骚动。有些不明真相、不分是非的人，听说中央红军北上了，愤愤地吵闹。有人打电话给指挥部，提出：“追，要追他们回来!”甚至提出动武。在这严峻的关头，徐向前坚定地回答：“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1]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记述了当时北上和南下的斗争以及他的处境。他写道：“我的内心很矛盾。一方面，几年来自己同张国焘、陈昌浩共事，一直不痛快，想早点离开他们……另一方面，右路军如单独北上，等于把四方面军分成两半，自己也舍不得。四方面军是我眼看着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大家操了不少心，流了不少血汗，才形成这么支队伍，真不容易啊! 分成两半，各走一方，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说，我都难以接受。”“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和部队在一起，走着看吧! 这样，我就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在南下岁月中，徐向前和朱德、刘伯承等人，对张国焘分裂、污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罪恶行为，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10月5日卓木碉高级干部会议上，张国焘宣布另立“中央”，徐向前没有发言，也没有举手同意。他对眼前发生的一切，既不理解，又很痛心。会后张国焘找他谈话，他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作法。他反对分裂，希望团结。他支持朱德总司令的正确意见，曾劝张国焘放弃第二“中央”。徐向前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一直怀着深情。他多次告诉身边的人，要好好照顾一同南下的朱德总司令。百丈关战斗后，他得知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在直罗镇歼敌一个师的消息，高兴万分，亲自拿着电报找张国焘，提出发个捷报。张国焘当面冷淡，事后又不得不允许把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消息，登上红军小报。

1936年2月，徐向前和红军部队的领导人，率南下失利的红军，分三路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道孚、炉霍、甘孜前进。部队翻越过夹金山、折多山、党岭山，一路战严寒、驱敌兵，转战五个月，7月初在甘孜地区与红军第二、六军团会合。

徐向前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等率领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后，格外重视搞好团结。会合前，他组织部队准备粮物，动员干部战士注意团结。在一次干部会上，他说“红军是一家人，我们和中央红军与二方面军的关系，好比老四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兄弟关系。上次我们和老大的关系没搞好，要接受教训。”“现在老二就要上来，再搞不好关系，是说不过去的……方针是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团结，一致对敌。”[1]

红军二、四方面军会合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徐向前等率领红军又经毛儿盖一线，向北行进。由于张国焘的分裂阴谋活动被粉碎，红四方面军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行程，又踏上北上的道路。徐向前认为此时是“柳暗花明”。 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着：“这次北上，目的很明确。”“广大指战员兴高采烈，精神焕发，勇气倍增。”“我军顶烈日，战饥疲，越高山，第三次过草地。 经过一个月的长途跋涉，终于胜利到达甘肃南部地区。”

1936年10月9日，徐向前率部抵达会宁，在这里，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胜利大会师。

革命走的是“之”字路，军事家也不会百战百胜。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后，徐向前又经历了一段悲壮征程。1936年10月25日，他和陈昌浩，奉中革军委的命令，率领二万多红军从靖远县的河包口渡过黄河，任务是首先执行中革军委决策的宁夏战役计划，而后向西远征，打通国际路线。渡河之后由于情况的变化，11月8日，中革军委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10日命令河西红军组成西路军，由陈昌浩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任务是打通新疆，争取苏联从装备、物资方面的援助。

在万里长征路上，徐向前率领红军多次翻雪山，三次过草地，吃野菜，啃皮带，经受了人世间少有的苦难。谁能想到，他和西路军战士在河西走廊经历的苦难，比在雪山草地还要深重得多。西路军的战士们，日日夜夜鏖战在天寒地冻、风沙弥漫的戈壁滩上。当地村庄稀少，队伍走上半天，也难得见上一个人影，靠着终年积雪的祁连山，却找不到能喝的水，乱石堆积的戈壁和茫茫荒沙滩上，不见飞鸟和树木，偶尔才见几棵沙枣，一团团被风刮着满地翻滚的骆驼秧子。唐玄奘西去取经走的就是这条路。

徐向前和西路军指战员们，在缺水少粮的情况下，既要和马家军的骑兵拼杀，又要和自然环境搏斗。徐向前的性格，像他的名字一样，向前，向前， 在困难面前不止步。西路军一路行军打仗，从一条山到古浪，从古浪到凉州，又从凉州到永昌，到山丹、临泽、高台。队伍越战越小；敌人的骑兵却越战越凶。战士们吃不上饭，喝不上水，流着泪杀了战马饮血食肉；子弹打光，用刺刀、大马刀拼杀，许多战士举着石块或最后一颗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战斗到最后关头，拿剪刀刺断自己的喉咙……

危难中的西路军需要援助，中共中央派刘伯承率领援西军准备西征。但路途遥远，援军兵力少，难以援救。徐向前两次提出改变行动方针，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不接受意见。苦战五个多月，虽然消灭马家军二万五千多人，终因敌众我寡，既无援兵，又无给养，最后败在祁连山下。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徐向前、陈昌浩返回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余部分为三个支队，由王树声、李先念等率领，就地游击。

经过千辛万苦，徐向前好不容易返回陕北，1937年5月，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他在《历史的回顾》中写道：

“刚到延安，毛主席就接见了我。他简单问了问西路军的情况，我如实作了回答。他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能回来就好，有鸡就有蛋。这话使我很受感动。张闻天见到我则不同，责备了一番，我没吭气。打了败仗嘛，批评、撤职、杀头都应该，没有什么好说的。”尽管西路军失败的重要责任不在他一人身上，但他不推诿军事指挥方面的责任，深刻反省自己，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注释

[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 中) 第452、453页。
[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第406页。

徐向前·移不动的是“人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枪声震惊了全中国。7月8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联合致电蒋介石，要求坚决抗战，“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北平华北，收复失地”。

8月22日，徐向前出席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党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军队的作战方针，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选举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徐向前当选为军委委员。经过大革命失败和十年内战，徐向前不仅深深认识到正确的政治与军事路线，是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他的战略战术思想，也进展到了一个新境界。他认识到毛泽东是一位英明领袖，他完全拥护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认为面对强大的敌人，只有山地游击战才能发挥我们的长处，坚持长期抗战，夺取最后的胜利。

8月25日，红军正式宣布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徐向前被任命为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还没有到职，毛泽东先给了他的一个任务：“你和阎锡山同乡，和恩来先去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吧。”于是，徐向前便随周恩来到了太原。

徐向前当年在阎锡山办的川至中学当教书先生时，阎锡山就是山西督军，当然不认识这位小教员；十年内战中徐向前成了红军的名将，阎锡山方知这位“老乡”是何人。他讲话中说过这样的话：“徐向前这样的人才，怎么走到共产党一边去了，不是楚才晋用，而是倒过来了，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山西抗战政治上要依靠薄一波，军事上依靠徐向前。”阎锡山对周恩来、徐向前待如贵宾，又是宴请，又是陪同参观，还说要是有时间，可以陪徐向前这位老乡去五台县走走。

五台县出了阎锡山、徐向前两个名人。阎锡山是河边村人，山西的土皇帝，铁路都修到了家门前。他家的房子青砖绿瓦一片明，新老房子有600多间，每间的房屋连墙脚都是能工巧匠雕的花、鸟、人物。远远看去，像个皇宫。阎锡山每次从太原回去，护兵、马弁站满街。徐向前的家永安村，和阎锡山的家只隔一条滹沱河。他的家境当然无法和阎家相比，小小的院子，还是祖辈传下的，七八间房屋，有的破烂，有的快倒塌了。徐向前离家已经14年，他希望回家看看，当然不会和阎锡山同路。

徐向前利用他对故乡历史、人情等情况比较了解的优势，协助周恩来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们在和阎锡山谈判过程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说服阎锡山采取积极态度，与共产党和八路军合作抗日，希望他对进入山西的八路军给予支持和方便。阎锡山在周恩来和徐向前耐心劝导下，答应了一些有利于八路军行动的条件。徐向前还利用一切机会，向阎锡山部下和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他每天的活动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凡是群众集会、大型座谈、校友会、同乡宴，只要有机会、有约请，他都出席演讲。

9月，徐向前带领队伍路过五台县，顺路回了一趟永安村老家。

“徐象谦回来了! 变成八路军了。”

这消息，很快从永安村传到东冶镇。东冶镇沱阳小学——他的母校的校 长、教师来了，请这个“老学生”去学校作报告。晚上，徐向前到了沱阳小学，在他当年读书的教室，给老师、学生们讲抗战的形势，回答人们提出的疑难问题，他讲话的声音不高，却像一团火照亮了母校的师生的心。

山西人爱吃莜面饸饹和窝窝。家里人做了莜面饸饹，又端上猫耳朵似的窝窝。徐向前的老姑母看侄儿吃得香，又见侄儿穿着单裤，心里总是纳闷：这哪像人们说的大官哟! 老人听说过，做了大官的人“衣锦还乡”，共产党怎么这样穷啊! 他听说河那边姓阎的大官一回来，大车小车拉着吃的、穿的。侄儿这个官，却穷得和老百姓差不多。姑母摸摸徐向前单薄的棉衣和单布裤，心疼地说：“天这么冷，你怎么穿这呀? 我找块布，快给你做条棉裤吧!”

徐向前说：“姑姑，你做不起呀!”

老人说：“唉，再穷，一条裤子做得起。”

徐向前说：“我的同志1万多人呀，要做做不起呀!”

11月初，徐向前在奉命率七六九团赴晋东南昔阳县归建途中，参与指挥了广阳、沾尚店、土封地区对日军伏击作战。战后，在赵壁村一二九师师部，见到了刘伯承、张浩等。12月，他参与指挥了著名的粉碎日军“六路围攻”作战。在中共中央“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方针指导下，徐向前在晋中主持办了晋察冀军政学校，训练了四百多名工人、农民和学生骨干，他亲自讲游击战争的战术问题。

在开辟新区工作中，他十分重视改造国民党的县、区旧政权，建立民主新政权。在榆次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八路军部队在当地筹粮、筹款、扩兵，县长坚决反对。徐向前找到那位县长说：“你不答应，我们就建立自己的政权。”那位县长原来还和徐向前沾点亲，硬气得很，他说：“我是一县之长，要听我的，八路军不能搞政权。”徐向前不听他的，命令部队筹粮、筹款、扩兵照常进行。那位县太爷一看硬不过徐向前，走了。徐向前说：“他走了更好，我们派自己的同志当县长。”

1938年2月初，一二九师在辽县召开干部会。刘伯承就太原失守后军政建设问题作了报告；邓小平作了政治报告；徐向前作了反六路围攻的作战经验和游击队的建设问题报告。他提出：游击队领导要加强，纪律要严格；要像正规部队一样，加强对游击队的教育与训练。就在这次会议之后，1938年3月底，徐向前指挥了著名的响堂铺伏击战。这次战斗毙伤日军四百多人，截击摧毁日军汽车一百八十多辆，使日军第十四师团山田辎重队两个汽车中队遭到毁灭性打击。徐向前有一首诗描述这次作战：

巍巍太行起狼烟，

黎涉路隘隐弓弦。

龙腾虎跃杀声震，

狼奔豕突敌胆寒。

扑天火龙吞残虏，

动地军歌唱凯旋。

注释

[1]　载1938年5月21日《群众周刊》。
[1]　徐向前：《忆在山东一年》，1982年《星火燎原》丛刊。
[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647页。

徐向前·威震山西

解放战争的第一年，徐向前几乎是在病中度过的。1946年11月，国民党军准备进攻延安，徐向前和中央后方机关及一部分非战斗人员疏散至绥德。 这时他的病没完全好，就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要求去太行前线。中央批准了他的要求。他冒着数九严寒离开陕北，经晋绥解放区，于1947年2月抵达晋东南的长治市，6月到太行山区。7月，中共中央正式任命徐向前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

徐向前来到山西境内他的故乡。带病出征，首先指挥三纵队攻占运城，歼国民党军一万余人。接着，于1948年3月，又率部攻打临汾。这座历史古城内高外低，像一条牛卧在汾河东岸，素称“卧牛城”。传说李自成屡攻难克，气得“挂甲”于城郊村庄的树上，撤兵而去。此庄因此得名“挂甲屯”。日军和阎锡山部队又多年在临汾加修工事，城墙内外形成4道坚固的环形防线，真是“铜墙铁壁”。徐向前指挥部队以坑道战法，苦战72天，终于攻克临汾，歼敌二万四千余人。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推广这次攻坚战的经验，指出：这次攻坚的成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胜利”[1]。

打下运城，攻克临汾，山西全境尚有国民党军二十多万人，固守在晋中一些重要的据点。徐向前此时手下的部队不足六万人，而且经两次攻坚战伤亡较大，供给也困难，不少的部队是新兵多于老兵，新扩编的部队多于老部队。敢不敢继续打大仗、打硬仗，是对徐向前和他率领的军队的严峻考验。 徐向前此时改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他以坚强决心，精心的计划，和兵团领导人周士第、陈漫远、胡耀邦等，指挥部队发起了晋中战役。

阎锡山坐镇太原，指挥着13万大军，要在同蒲路至灵石一线，与徐向 前指挥的6万人决战。为打赢这一仗，阎军前线总指挥赵承绶，把三十四军、四十三军、六十一军和“亲训师”、“亲训炮兵团”组成“闪击兵团”。病中的徐向前坐着担架指挥三路大军，采取包抄围攻、灵活机动的战术，在汾河东岸把号称精锐的“亲训师”大部歼灭。接着不给敌人喘息机会，接连发动进攻。苦战中部队伤亡大，疲累难忍，指挥员打电话请示：能不能稍稍后撤休整一下。徐向前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不行，坚持最后5分钟!”有的部队指挥员电话报告：“部队实在走不动了，要求休息一下。”徐向前不允许停留，他严厉命令：“走不动，爬也要爬到指定岗位上！”他多次说：“运动战就是要打活战，要求动作要快。”部队在他的指挥下，苦战、巧战，历时30天，歼敌十万余人，俘山西省保安司令兼山西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以下将官14名，解放县城14座。

历史上巧合的事情真多，敌前线总指挥赵承绶竟是徐向前的同学。当年他们同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赵承绶被押到徐向前面前，却认不出徐向前了。

徐向前问他：“还认识吧?”

“你……”赵承绶一抬头似乎认出了。

徐向前指指凳子请他坐下，说：“你为阎锡山打了这些年仗，一点不看形势。太原是孤岛了，你还顽抗什么哟! 也不给自己选条路!”

赵承绶败在老同学手下，惭愧难言。他曾向阎锡山夸口说：“徐向前不堪一击”，他自己却被彻底击败了。

徐向前向这位同学“请教”：“你看，我们作战有何缺陷呀?”这不是讽刺，是他的习惯，每次俘虏到敌人的指挥官，他总是要这么提出问题，以便总结经验教训。

赵承绶低头说：“惭愧，惭愧呀!”

谈话中，徐向前得知赵承绶的老婆被俘，忙向参谋说：“查查看，她在哪里，让他们团圆吧!”

赵承绶感激万分，连声道谢。

晋中战役胜利后，中共中央向徐向前发了贺电，指出：“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9月，徐向前到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时，毛泽东高兴地对徐向前说：“向前同志，你们不到六万人，一个月消灭阎锡山十万，光是正规军就搞掉他八个旅，仗是怎么打的呀!”徐向前笑笑，谦虚地说：“是按主席的指示呀。”毛泽东笑着摇摇手。

晋中战役结束后，徐向前的病情更严重了，胸部经常疼痛，每餐只能吃少许麦片之类软食。赴西柏坡参加中央“九月会议”路经石家庄，他到和平医院进行了一次身体检查，结果是：不仅旧病有发展，消化和吸收功能都极差。医生要他至少静养三个月。然而，战事那么繁忙，他哪有那么多时间住在医院静养。“九月会议”后，在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再叮嘱下，徐向前只在和平医院住了二十几天，10月上旬就赶到太原前线去了。

太原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经营38年的老窝，也是山西境内最后一个反动堡垒。阎锡山穷途末路，在太原四周筑起5000多个碉堡，还是不放心，又来个“总动员”，日夜继续加修碉堡。说什么：“地球转动一天，我们的工事要加强一天。”梦想着依靠“攻不破的太原城”，准备“大反攻”。太原守敌共有6个军17个师，约7万多人；加上太原城外守军，共约13万多人。中共中央决定总攻太原，以徐向前指挥的十八兵团，同时调集第十九、二十兵团及四野炮一师参战。徐向前被委任为太原前线司令员兼政委，同时任党的总前委书记。尽管这时他重病在身，但他以“任务重于生命”的一贯思想，抱病指挥着最后解放故乡的决战。

太原战役，从1948年10月5日开始。先是外围战，接着夺取太原城下的“四大要塞”。徐向前熟悉太原的争战史，1664年2月李自成攻打太原和1937年日军攻打太原，都是从依靠东山攻城的。徐向前在一次会上说：“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兵力和装备技术，决不能走他们攻城的老路。”他提出从南北两个方向插入东山四大要塞，先把东山主峰切断。他说：阎锡山有个比喻，叫做“太原形势像人样，东山好比太原头，手是南北飞机场，两脚伸在汾河西，太原城内是五脏”。攻下四大要塞一线阵地，就等于割断他的咽喉。

徐向前常常坐着担架，到前沿炮兵阵地和各指挥所巡视。有时拄着棍子在警卫人员搀扶下，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走。为对阎军加强政治攻势，他请高树勋出面给阎锡山的军官写信，劝其放下武器。由于他操劳过度，在攻夺四大要塞激战中，完全病倒了。他体温升高，胸部积水，肋膜炎加重，躺下翻身都难。这时，中共中央为稳住华北敌人，命令太原前线暂停攻城。徐向前这才得以休息。周恩来亲自安排医生到太原前线为徐向前治病，并要他“静养”。徐向前很难静下，每天在病床上还参与一些重大决策。直至1949年4月，彭德怀司令员来到太原前线，指挥总攻太原，徐向前才稍得安心治病。

1949年4月25日太原解放，守敌13万余人被歼。这欢呼解放声中，徐 向前忍着病痛，率指挥部进驻到太原，兼任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他在指挥部队清查战犯和战利物资的同时，着手恢复生产、安排太原人民的生活。

太原城里，很快传出话：“阎锡山跑了，徐向前来了，五台人还是会沾光哟!”五台县一些与徐家沾亲、相识的人，纷纷奔到太原找徐向前，有的要官当，有的要发财，有的要借机走走门路。徐向前向身边工作人员发出话：“一切应酬馈赠全部谢绝，凡要求解决私人问题的亲属，一律不办。有的人确有困难该解决，介绍到人民政府去处理。”

一天，徐向前两个姐姐，结伴找上门。她们见到久别的弟弟，又高兴又流眼泪，诉说着别后这些年的事，诉说父亲最后几年病在南山里，只有一个老人，偷偷给送点吃的东西。后来连病带饿，死在南山里。反动派天天要剿家灭口，永安村姓徐的都被当成罪人。有的人怕被牵连连徐姓都改了。从姐姐言语中，徐向前听得出，她们的日子挺惨。他想到父母、姐姐和乡亲们，受了他多年的连累，吃了许多苦；又想到抗战开始那年回家，两个姐姐把儿子交给他参加了八路军。不幸的是，大姐的儿子郭福安，二姐的儿子赵希圣，在战争中都牺牲了。在姐姐心目中，弟弟这个“大官”，一定会念旧情，看外甥的情分，厚厚地赠送一些财物。刚刚解放的太原城，没收的财物堆积如山，然而，徐向前没有给姐姐们什么。他给姐姐的，只是好言劝慰，说她们为革命养了好儿子。他对姐姐说：“我是个空有虚名的穷司令，共产党和国民党不一样。我们共产党干部再大，都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不能为自己。你们来了，只能住几天，我也没什么好吃的，我吃什么你们就吃什么。我也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东西都是公家的。”

徐向前无私忘我的精神，在故乡人民心中重重写下了一笔。

注释

[1]　转引自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7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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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沥血呕心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徐向前因重病在身，没能出席北京天安门前开国大典。他被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因身体不允许他主持繁忙的日常工作，暂由聂荣臻代理。他只能参与一些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的重大决策。

1951年5月，徐向前奉中共中央的指示，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兵工代表团踏上了苏联的国土，使命是为抗美援朝战争的武器装备和人民解放军现代化装备建设，去苏联进行谈判，争取援助。在莫斯科5个多月，在工作处境很困难的情况下，他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注意和苏方的关系，最后完成了任务。11月初，他乘火车返回祖国。列车刚进满洲里，他又患了重病，肋膜炎复发，从此以后多年大病不愈。他以“任务重于生命”的格言，肩负着党和国家、军队的重任。

1954年建立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12人组成。在毛泽东主持的第一次军委会议上，确定了每周举行一次例会，实施集体领导。这时，徐向前身体极差，多种疾病缠身。偏头痛症发作起来，饭不能吃，觉不能睡，两手抱着脑袋在屋里屋外来回走动。战争年代，疼痛难忍时，就用手枪柄敲击头部，敲得麻木了，再继续工作。如今，那办法不灵了，止痛药片不离身，常常是嘴里含着止痛片出席中央军委的例会。一次，他在会议休息室吃止痛片，被彭德怀发现了，劝他说：

“徐总，不能硬顶着啊，身体实在不行，我替你请假嘛!”

徐向前微微一笑，说：“谢谢彭总，我还能经得住，真不能参加会议，我会请假的。”

他话是这样说，但他只要起得了床，从来不请病假。他分管空军防空工作，从空军组织建设、干部培训到作战指挥，许多的新问题、新情况、新技术需要研究、需要决策，每天要阅读大量书籍和资料。他常常和副总参谋长陈赓、空军司令刘亚楼、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等有关领导人共同商讨研究。 有些问题，还要听取苏联军事总顾问彼得鲁塞夫斯基和防空、空军的首席顾问的意见。他们的意见，有些是可行的，有些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是行不通的。徐向前既要照顾他们的面子，不伤和气，又不能完全听他们的。为此，常常煞费苦心。幸亏他有在苏联谈判半年多的实际经验，把一些棘手的关系问题，处理得比较妥当。

1959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新的军事委员会，徐向前为军委委员。在军委之下，成立了一个战略问题研究小组，刘伯承任组长，徐向前任副组长。这时，徐向前的健康状况虽有好转，但长期积劳成疾的病体，仍不能适应大量的、紧张的工作，偏头痛症状只是发作的间隙时间长了一些，并未根本好转。战略研究工作，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军队的成败。有关战略方针、战争准备、人力物力等问题，既要研究重大的方针原则，又有大量的实际情况。刘伯承元帅当时也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徐向前觉得自己更 应该多想些问题，多出些主意。他每天阅读文件、资料，和一些领导人交谈。 常常为弄明白一个问题，彻夜不眠。医生、护士都没有办法，只有一句经常说的话：“徐帅，不能这样啊!”他的回答，也只是微微一笑。

在全国最困难的1960年至1963年，他和许多中央领导人一样，也是吃着野菜和代食品在工作。1962年10月，徐向前病倒，住进解放军总医院。他卧病时仍关心着军队的建设和作战，期间听取了总参作战部的汇报，对保卫祖国的作战、对部队的装备和生活，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

中国的民兵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是人民战争、人民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民兵建设，作过许多重要的指示：如“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民兵工作要“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武器要修理好”等。在1963年以前，民兵工作由罗荣桓元帅分管，当年12月，罗帅病逝之后，中央决定由徐向前主管民兵工作。1964年8月，他正式被任命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 此时，正展开全国规模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顿农村的民兵工作又是这一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徐向前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民兵工作在落实“大办民兵师”的口号时，存在着脱离实际的现象，如作表面文章，搞浮夸等。 他找来做民兵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彭绍辉，说：“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毛主席说要‘大办民兵师’，并不是把‘师’都搞起来。县长当师长、书记当政委，靠两个人抓什么东西，师长政委解决什么问题。主要靠省军区、军分区，由他们来储备干部。”“民兵工作，要以班、排、连为基础”，“民兵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生产，不能妨碍生产，要促进生产，把它搞大了，反而妨碍生产。”1964年10月24日，徐向前还就此向军委作了报告，军委常委会通过决议：“同意徐向前意见，民兵工作现在还是抓基层为主。”[1]

徐向前在工作中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1964年底，总参动员部汇报第二年的工作计划，提出民兵比武的安排。徐向前思考一番，说：“我的意见是反对，现在不能搞比武，过两三年后再搞。究竟大区搞不搞比武，值得研究。”这个话传到总参谋长罗瑞卿那里，他完全赞成徐帅的意见，在一个文件上批示：“民兵比武，明年不搞，以后也不要搞。”1965年11月，徐向前率领工作组到浙江考察。12月，又到广东，深入到花县，调查民兵工作的情况。就在这一年，他提出：我们要“寓兵于民”、 “藏粮于民”。他关于民兵工作的许多讲话，体现了实事求是的风范。在一次会议上，他说：“我们好多工作，一下轰起来很容易，但是过了一个时期，气就慢慢地下去了，像皮球一样，放久了它就慢慢地软下来了。这是不合乎战备要求的，所以搞起来以后，还要研究怎样巩固它，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1954年以后，徐向前还担任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65年后还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参与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集体领导。1967年初，“文化大革命”开始半年后，全国和军队正在混乱的时候，毛泽东决定徐向前接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徐向前是领兵多年的老帅，深深懂得：“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他不顾身体多病，每天坐在4部电话机前，像战争年代指挥作战那样，接连发出严厉的命令：“军队一定保持稳定!”“军队不准大串联!”“军队不准成立战斗队，不准打砸抢，不准乱抓人……”造反派不听这些命令，有的在电话里和他争，和他吵，和他辩论。他们要按江青一伙人说的“踢开党委闹革命”，要“揪军队的一小撮”，冲国防部大楼的军队机关，抓军队的领导人，封军队的作战室。不久之后，徐向前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理人。“炮轰徐向前”、“火烧徐向前”、“批判徐向前”的标语传单满天飞。

“炮轰”、“火烧”、“批判”，徐向前都不放在心上，他一心要稳住军队。 他不分昼夜工作，睡得很少，吃饭很少，戒烟多年，为了提神和解除劳累，不顾医生劝阻，把一支烟掐成两截，抽一截，又点燃一截。造反派围门无理取闹，他愤怒地严厉斥责他们。在一次军委领导人碰头会上，他断然提出不准随便抓人，不准任意抄家，不准戴高帽、挂黑牌游斗人。周恩来总理完全赞同他的话，但江青、陈伯达反对。他的讲话刚印出米，江青立刻下令“收回”。

斗争一场接一场，党和军队的许多领导人，谭震林、叶剑英、陈毅、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等等，在会议上，在个别谈话中，都和江青、康生、陈伯达、姚文元、张春桥披着革命外衣的野心家争论过。在1967年2月9日至1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几次碰头会上，叶剑英质问康生等：“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摘乱了，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 乱啊!”谭震林大声质问张春桥：“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解放自己，这是什么? 这是形而上学!”“是要把老干部一个个打光”。“砍脑袋、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徐向前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军队这样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1]

老革命家义正词严的说理，使江青一伙大为恼火。他们向毛泽东告黑状，说是“大闹怀仁堂”，是“二月逆流”。从此之后，凡是“二月逆流”的老革命家都遭到批判。有人被扣上“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帽子；有的成了“叛徒”、“走资派”；有的还被关进了监狱。徐向前的家三次被抄。造反派爬墙冲进院内，楼上楼下到处乱搜，把文件箱、珍贵的历史照片抢走了。幸得周恩来及时下命令，抄去的东西才要了回来。

北京城里到处是“打倒徐向前”的喇叭叫和标语。连徐向前家的走道上、地板上，办公室台历上、茶几上，造反派都乱写着“打倒徐向前”。

徐向前面对这些造反派，仍然安详冷静，并对儿女们说：“你们不要怕，不要担心，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我看天塌不下来。”在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和一些老革命家，多次被围攻，被批判。徐向前稳坐不语。有人恫吓说：“徐向前你不老实，不低头，要叫红卫兵来!”有人说：“你不讲话，送到大寨去向贫下中农去说清楚!”徐向前仍是稳坐一旁，略略闭着眼睛。质问急了，他才睁睁眼睛，说上一句：“有错误请大家批判，总要实事求是嘛。”

就在批判他的会后，会议“简报”竟然诬陷他的夫人黄杰是“叛徒”。黄杰出生在湖北松滋县一个贫寒之家。北伐革命军打下了武昌城，她投考了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成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批女兵。大革命失败后，1929年，她在血雨腥风的年代，参加了共产党。此后，她领导过家乡的农民暴动，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做过秘密工作，经常冒着生命危险，跑交通，传达党的重要文件。1933年，中共组织遭到破坏，她被国民党反革命派抓进监狱，受尽了折磨，宁死不屈，两年后才“取保释放”，后来奔向延安。她50多年对党忠心耿耿，建国后在纺织工业部任司长，大家敬爱地称她“黄大姐”。说她是“叛徒”是陷害她，也是陷害徐向前。

两位年已古稀的老革命家不由得热泪盈眶! 他们不光是为自己的生命担 忧，也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落泪啊。

从此，徐向前一家被强行拆散了。徐向前带着多病的身体，到长辛店二七车辆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每天和工人吃一样饭，还要到车间去劳动，只有星期天才得休息。1969年10月，林彪的“第一号令”下发后，许多党政军干部被撵出北京，徐向前被撵到河南省开封市，过着半囚禁的生活。 这期间，黄杰受到审查，一个女儿被送到“五七”干校，一个女儿被送到内蒙古建设兵团。……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坐飞机逃跑，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大沙漠。两年后的一天，毛泽东接见八大军区司令员时见到徐向前，紧紧握住他的手，意味深长地连声说：“好人! 好人!”

在毛泽东主席逝世以后，1976年10月，江青一伙“四人帮”，被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国家结束了一场灾难。徐向前和许多老革命家，又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

粉碎“四人帮”以后，徐向前和邓小平、叶剑英、聂荣臻几位军委副主席，又担起整军、建军的重担。在新的历史时期，徐向前先后发表了许多卓有见解的谈话和文章。他以身作则，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艰苦奋斗、联系群众、实事求是的好作风。他大力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主张办好军事院校，培养干部，加强与改进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为拨乱反正、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出谋献策，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为统一祖国和平解放台湾大业，夜以继日地工作。他心里始终装着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群众。他住在北京著名的柳荫街上，几十年如一日，过着廉洁的生活，身居高位，却说：“我也是柳荫街的一居民嘛!”在人民和军队干部、战士心目中，他是德高望重、深谋远虑、战功卓著、名扬中外的老帅。

注释

[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810页。
[1]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832页；《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页。

徐向前·革命家的风范

战场上，徐向前是叱咤风云的主将，和士兵同生死共患难；胜利后进了北京，当了元帅，他依然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是帅又是兵”，这是人们对徐向前的赞语。他日夜关怀着国家和军队的建设，操劳着国家大事，他又和一个普通的公民一样，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

在徐向前家里，有一只小小的白木箱，没上漆，做工也粗糙，它从解放 战争的年代，就是徐向前装书和盛文件的，有时还装装衣服。从晋中，到石家庄；从太原城，到青岛海滨，它一直伴随着徐家。1950年，徐向前要从青岛到北京出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秘书认为，总不能带这又笨又难看的箱子进北京，便提出买只皮箱。可是徐向前不准随便动用公款。秘书只好把文件、书本和徐向前每天要写字的毛笔，放进木箱，用绳子四面捆住，上了火车。 徐向前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解放军的总参谋长。因为身体不好，一直在青岛疗养。头一次进北京，北京火车站迎接的人不少。大家见他还是带着那只白木箱，老熟人十分感叹：“徐老总还像当年!”

在北京安下家之后，徐向前身边又多了个“百宝箱”。它比白木箱小，里边盛着钉子、锤子、钳子和各色各样的废物。徐向前在开会、工作、读书之余，看见桌子缺个钉，凳子坏了，便从“百宝箱”里找出钉子，修理一番。 这一切，他习以为常，家中人也都习以为常。

1956年，管理局的人给徐家送来块新地毯，铺在屋里砖地上，孩子们可高兴了。徐向前却不高兴。一天，他听说三座门招待所修理好了缺地毯，便叫人把这块新地毯卷起来，送给三座门。秘书不同意，他说：“现在国家还很穷，一块钱都应该用到建设上。”

新家具他不让买，新车不让要，额外的生活补贴也不收。按规定，元帅家里应配两辆汽车，一辆供首长专用，一辆作为秘书和家属用。车刚配发来，徐向前硬是叫送回去一辆。还立下规矩：爱人和孩子上班、上学，一律不准接送。他身体不好，公家从干部福利费中每月发给几十元作为补助，他硬是叫把钱退回去。

徐向前日常生活俭朴得像普通人那样。战争年代，粗粮、野菜；进了北京，几十年还保持着粗茶淡饭。每餐饭，不过两三样菜，春天树叶、野菜生长期，几乎顿顿饭都吃些野菜和嫩榆钱、马齿菜。不少人感到奇怪，为什么要常吃野菜，他这样回答过记者：“唔，野菜很有味道呢! 今天的物质生活好了，优厚了，吃点野菜就会想起过去的战争年代。”

身为元帅，他愿意过普通人的生活。50年代住在东城区史家胡同的时候，他有时一个人外出散步，一直走到王府井大街。看看人民生活，问问物价。 他从不让电影队到家来，要看电影了，到隔壁部队和战士们一块看。再不，就叫人去大华电影院买几张票，和工作人员、孩子们一块，坐在普通人当中。 他常说：职位再高，也不能离开群众。

在家的时候，他总是一身普普通通的旧衣服。生活中，只要自己能动手办的事，从不要别人代劳。衣服扣子掉了，只要工作不忙，就自己找针线缀上。在家里几乎成了一条规矩：逢年过节，总是叫秘书、炊事员回家去团聚，要孩子们自己烧稀饭、吃剩下的小菜。

徐向前常常告诫子女：“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不要因为有位当元帅的爸爸，当司长的妈妈，就靠爸爸妈妈去铺路。”他对子女要求一向严厉。儿女们从不敢在他面前提什么额外的要求。家乡人和亲戚们也都知道，他“不讲情面”。家乡人要求帮助买拖拉机，他叫秘书回信说：这是国家统配物资，不能去走后门。他有个侄儿在黑龙江工作，要求调北京，他不同意，说：“难道只有在北京工作才革命! 在东北不一样为人民服务!”他最小的女儿，“文化大革命”中中学毕业后，被指派去内蒙古插队。女儿年龄小，身体从小不好，秘书想托人说个情，暂时不去。他还是那话：“孩子的路要自己去走。”家乡人、儿女们不少要求，在徐向前那里都是“红灯”，此路不通。二女儿40多岁了，是一个单位的工程师，长期住着8平方米的小房，单位调整房子，给她换了20平方米的。这事被徐向前知道了，好一顿审问! 徐向前反复说：“你是不是以我的名，搞了不正当的活动!”直到女儿解释清了，才算了事。有一篇记者的报道，曾经这样写道：“劳苦功高的老帅，公与私是这样泾渭分明，他用行动打破陈腐的世俗观念，传给后代的不是‘万贯家财’和‘安乐窝’，而是共产主义的接力棒!”

在革命战争中，徐向前曾领兵转战在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等地，他对这些老区特别怀念。每当老革命根据地来了人，他总是要接见，问问那里人们的生活情况。1981年一次接见湖北省黄安县的几位客人，谈话中听说，七里坪有一家人，穷困得七口人只有六个碗，连每人平均一个碗都不到啊! 为此事，徐向前几天闷闷不乐，不住地念叨：“解放这么多年，愧对老区人民啊!”这一年11月8日，正逢他八十大寿，家中人想为他办一桌寿饭，他坚决反对，说：“老区有的地方七个人才六个碗呀! 我们还过什么生日哟!”他经过调查和反复思考，第二年特别向中共中央写《关于请关注老区建设的意见》，提出：没有那些穷山沟的人民，就不会有革命的胜利。他提请中央书记处、国务院派人去井冈山、大别山、湘西、四川、陕北等老区作系统调查，采取得力的措施，改变那里的面貌。他还就如何发展山区生产，扶贫救苦，具体提出四项建议。这一报告，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随 后山区老革命根据地经济开发和扶贫工作一年比一年好起来。但是，徐向前仍年年向人们讲“七口人六个碗”的事，以此教育大家，不要忘记老区的人民，不要忘记开发和建设山区。

1990年9月20日，徐向前因病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对儿女们说：“我说不了多少话，我要说的是，我死后一不搞遗体告别，二不开追悼会，三把骨灰撒在大别山、大巴山、太行山、河西走廊。这就是我留给你们的遗言。 你们要永远跟着党走，贯彻党的路线，言行一致，说到做到。现在党风不正，有些人光说不做……”

徐向前的功德、智慧、风范、品格，深深铭记在他的战友和亿万中国人民心底、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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