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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埔精英
陈明仁，号子良，1903年4月7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县（今醴陵市）北部山区洪源乡洪源冲的一户普通农民家庭。祖父靠种田做工为生，因为忠厚勤劳，经常受人欺负和剥削。父亲有一定的文化，善理财，由自耕农发家后拥有百多石田产[1]，成为远近闻名的富户。陈明仁作为长子，7岁就读于家乡私塾，考入高小读了一年后休学，在家自修。13岁时结婚，妻子长他一岁。少时受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誓死抗元”、于谦“刚直不阿”的事迹影响，立志长大成人后爱国爱民，有所作为。五四运动时，他撰文演讲，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受到民主思想的启蒙。
1920年，在父亲和妻子的支持下，跑到省会长沙，考入兑泽中学，开拓了眼界，滋长了爱国强兵的心志。他和同学谈论反袁护国的主将蔡锷和泸州纳溪之战的英雄朱德团长，确立了报国志向。他刻苦学习，成绩优秀，但由于社会黑暗，中学毕业后没有找到人生出路，只好回到家乡教小学。当地权势阶层十分轻视教育，小学教员待遇菲薄，无法资助家人生活，更没有什么前途，他决心外出寻找谋生之道和报国之路[2]。
1924年春，他不顾手操家政大权的老祖母的训责，告别父亲、妻子和两个幼子，投笔从军，奔赴广州，投考陆军讲武学校。该校是孙中山委派大本营军政部长程潜建立的。程潜兼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李明灏任教育长，而程潜、李明灏都是陈明仁的醴陵同乡。因他赶考来迟，而考试成绩优良、态度端正，程、李等很想录取他，为避免“同乡之嫌”，将他的籍贯改为浏阳籍。孙中山曾到校讲话，鼓励学生发扬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革命军人精神，担当起打倒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革命任务。陈明仁聆听孙中山先生的教诲，深获教益。他在军事学术各科上表现突出，尤其在兵学战法上很有长进，得到进步师生的推崇。他反对旧军队那种教育训练模式，曾带头向校方提出改善生活的正当要求，受到杖责和处分。由此，他对封建军阀作风产生了切身的反感，在日后的军旅生涯中努力实行新型的带兵方法，体现民主精神。
1924年9月，孙中山决定将讲武学校合并于黄埔军校。陈明仁得到黄埔 军校校长蒋介石的帮助，于11月19日转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六队学习。黄埔军校是孙中山按照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和作战经验来培养和训练干部的初级军事学校。中国共产党抽调大批干部参加这所军校的教学和管理工作，使它成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培训国民革命军人的一所著名军校。陈明仁在校埋头读书，认真从事军事技术训练，平时除了参加军校政治部组织的“血花”剧社演出活动外，未涉及当时军校中相对立的左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右翼的孙文主义学会的政治活动。他对黄埔军校大门上所书的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1]深以为然，把这一对联恭恭敬敬地抄在笔记本上，作为勉励自己的座右铭和规范做人处事的准则。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经常给学员们讲课作报告，也曾找陈明仁谈话，关心和引导他进步。他很感激周主任的教育，可是不想参加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他虽以做单纯的革命军人为己任，但是仍受到政治和政党的影响，入校后不久，便和其他同学一起参加了中国国民党集体入党宣誓仪式，成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对此他解释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以舍生忘死为己任，我入党的目的最终还是为了做一个真正的军人。”[2]
为了实现做一个职业军人的理想，他在军训中表现出特别能吃苦的劲头，不但军事政治课程背得滚瓜烂熟，就是步兵操典、军容风纪也都一丝不苟，特别是坐如钟、站如松、行如风，养成了一板一眼的军人气派和风度。他对战术课尤其爱好，力求甚解，常为战术问题与教官争得面红耳赤。战术教官刘尧宸很有水平，且为人刚直，看到陈明仁敢于多次对战术课提出意见，便对他十分赏识，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才，将来肯定会成为有勇有谋的将领。日后刘尧宸率领国民革命军打仗时，便多次用其所长，对他加以提携[3]。
1925年1月，他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任黄埔军校教导团见习排长，接连参加了第一、二次东征等重大战役，征讨过威胁广东国民政府的粤军陈炯明、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反动武装。因他不惧危险、敢打恶仗、屡立战功，很快由见习排长提升为少尉排长、上尉连长、少校营长。在东莞一役，他患病在身，副营长张际春准备了担架要把他送回后方，他坚决不肯。他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勇夺制高点，以一排人缴获敌人一营人的枪，立了大 功。团长刘尧宸夸奖他说：“我以为我是世界上最不怕死的人，哪晓得陈明仁比我还不怕死些。”并报请军部批准他升任连长。
1925年10月，在第二次东征攻打惠州战役中，刘尧宸团被蒋介石指定为主攻团进行强攻。攻城部队伤亡惨重，刘尧宸团长不幸阵亡。受命攻城之后，陈明仁置生死于度外，继续带病冲锋在前，担任敢死队长。他腰缠数枚手榴弹，手持驳壳枪，冒着炮火爬云梯攻上易守难攻的惠州城墙，将国民党旗帜插上城楼。后来陈明仁曾多次回忆说，如果不是周恩来主任亲临前线了解情况并作出改变攻击战法的正确决断，我陈明仁已经战死在惠州城下了。
惠州战役获胜后，蒋介石、周恩来、何应钦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出席庆功仪式，蒋介石命令全体官兵向陈明仁致敬，嘉奖他的战功，并宣布晋升他为营长。这个战例曾被国民党军队宣传多年。1949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见到他时曾说：“你还认识我吗?打惠州的时候，我还向你举枪致过敬哩。”[1]
惠州之役是陈明仁军旅生涯的辉煌一页。为了笼络他，宋美龄、蒋介石曾充当大媒，想把国民党要员的女儿介绍给他为妻。陈明仁虽然想出人头地，但不愿靠裙带关系往上攀附，不愿弃妻另娶，所以拒绝了蒋校长夫妇的美意。他把妻子谢芳如从老家醴陵接到军营，夫妻俩相濡以沫20多年。他的这种道德人格，受到人们的尊重和好评。
1926年6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打到南昌时，在南昌城外牛行车站北伐军总司令部所在地，蒋介石、白崇禧陷入军阀孙传芳部的重围，情形十分危急。陈明仁奉命率部解围，他以急行军速度轻装上阵，杀进敌军包围之中，缓解了总部的危局，此役当场俘虏敌军一个团长。因为指挥这次救护行动，他得到蒋介石、白崇禧的称赞。随后，他建议利用被俘的敌团长为革命军引路攻打南昌城，得到总部采纳而奏效，初步显露其军事才干。蒋介石升调他任黄埔军校学生队的上校队长。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陈明仁在军校任职，未参加反革命大屠杀，但他盲目信仰蒋介石，追随其走上反对人民革命的道路。蒋介石1927年秋被迫下野之时，他还和黄埔同事一道到浙江宁波溪口晋见蒋介石，接受蒋介石向部下灌输的反共反人民的精神教育。
注释
[1] 这里的“石”即“担”，约百斤为一担，按亩产谷5担计算，百多石田产，相当20亩田产。
[2] 《湖南文史资料》第22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钟德灿：《陈明仁与朱德的交谊》，《湖南党 史月刊》1989年，第2期。
[1] 此联另有写法，如黄埔军校历史照片上的对联为：“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 “革命者来”。另见《爱国名人自述·陈明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2] 《湖南党史》1994年第1期，中共湖南省委党史委编辑出版。
[3] 《爱国名人自述·陈明仁》；《湖南党史》（1994年），第1期。
[1] 《爱国名人自述·陈明仁》，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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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功歧途
1927年7月国共分裂以后，陈明仁追随国民党、蒋介石参加反革命内战。1928年升任陆军第十师上校团长。1930年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军阀混战中，他又升任陆军第三师独立旅旅长兼郑州警备司令，竭力为蒋介石征战效劳。但因他生性执拗，打仗时独断专行，固执己见，经常不买顶头上司的账，所以官运并不太佳。在一次战斗中，师长陈继承认为必须增兵才能部署战斗，他当即反驳，与之争执说：“黄埔精神一向以少胜众，不应把敌人力量估计过高。”并自告奋勇立下军令状，指挥独立第三旅疾驰猛进，鏖战于河北巨鹿，居然以一旅兵力击溃石友三部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石部前敌总指挥以下许多官兵阵前请降。但陈继承反而向蒋介石告状，说他骄傲犯上不听指挥。蒋介石便改变提升他为第八十九师师长的原议，只任命他为第八十师副师长兼二三八旅旅长。有功无赏，使他在仕途上又遭受一次打击，这是他第三次被任命为旅长。[1]
1933年9月，他晋升为第八十师中将师长。升职后，他率部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区七里坪、新集等地“进剿”红军，依仗优势兵力和精锐武器，占领了新集、商城等地。接着，他又在东路“剿匪”总司令蒋鼎文麾下，兼福建蒲城警备司令，参加对福建人民政府和闽赣工农红军的围攻。后来，因陈明仁所部二三八旅在福建沙县被红军击溃，他又未奉命全部处决本部200余名被红军俘虏后教育释放的士兵，同上司蒋鼎文发生冲突，被蒋介石免除师长职务，召他上庐山晋见。
陈明仁牢骚满腹地上了庐山，见蒋介石时汇报了自己读蒋介石颁发的《剿匪手本》、《曾（国藩）胡（林翼）治兵语录》的心得，对军队的政治训导和军事训练作了一番发挥，得到蒋的赏识，让他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任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兼中队长，并发给他特支费5000元。但结业后却被降职使用，先后任第二师参谋长、军事委员会参议等职。1935年调到陆军大学第13期学习。此时，他有志难伸，无心学习，只是应付考试。此后十年，仕途一蹶不振，职务升迁落后于其他黄埔同学。作为职业军人，他对国家民族负有责任感，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事变以来愈演愈烈的对华侵略行径， 充满了义愤，很想有朝一日奔赴抗日战场，杀敌救国，同时一显自己的身手与才干。
注释
[1] 《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湖南省文史研究馆1984年编辑出版；《爱国名人自述·陈明仁》，花城出 版社1998年版；《陈明仁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抗日名将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明仁心中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感情高涨。他感到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于是积极要求参与对日作战。1938年春从陆军大学第13期毕业后，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很赏识他，把他分到军政部当中将部附，作为点验主任负责点验湘、赣、浙三省国民党军部队。6月担任陆军第二预备师中将师长。该师编练未久，战斗力本来很差，经他加紧训练后，准备参加九江抵御战。开赴九江途中，司令部6个处长逃跑了5个，陈明仁不以为忧，反以为喜。他觉得不中用的家伙越少越好，正好可以放开手脚进行军内人事调整，撤换冗员和无用之将，以有利于部队训练和作战。他首先在陆军大学同学中挑选了3位志同道合者，充当3个步兵团的团长，从陆军军官军校武冈第二分校录用了一批指挥官，还从行伍出身的人中间选拔了一批中下层军官，以发挥军校毕业生善于训练、行伍升上来者善于打仗的各种本事。他选用军官的条件简单而且实用：一要不怕死，二要未结婚，三要熟诵步兵操典，四要枪法好。说明他治军领兵注重实际、实用和实战，对战争学有独到见解。[1]
面对中国军队连续丧师失地的奇耻大辱，他决心在九江之战中，为民族雪耻，为国家立功，为个人争气。他召集排长以上军官开会作司员，富有鼓动力地发出号召：“日本侵略者毁我中华，践踏河山，我们岂能坐视?我们要为党国争气，与九江共存亡!”平时，他抓紧部队训练，穿着士兵服和草鞋，亲自为部队作劈刺、射击、投弹的示范，使全师官兵敬服。他要求部下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不打无准备之仗[2]。
1938年7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凭借海陆空军的优势，加强对九江的攻击，飞机轰炸，军舰炮击，掩护登陆部队向九江沿岸阵地轮番冲击。陈明仁率预二师抓紧构筑工事，居高临下，同敌人展开生死搏斗。激战之中，预二师6000将士，伤亡2000多人，仍坚守阵地。九江会战，国民党军有8个师在战斗中被打垮了，唯第二预备师作战受到蒋介石的嘉奖。但由于国民党军队内 部派系倾轧，英勇作战的预二师却被撤销了番号。经过他多次据理力争，上级才新成立一个预二师，交由他率领开赴湖南，参加对长沙地区的警备任务。
1938年11月长沙大火以后，他率部驻防湘西、湘南，参加了蒋介石在南岳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他先后被任命为芷江警备司令，湘潭、株洲警备司令，衡山、衡阳、耒阳警备司令。虽然没有什么大的建树，却受到不少磨练，逐步成熟。1939年春夏之交，他领军在湖南衡山整训4个多月，通过超强度的艰苦训练，努力提高部队战斗力，以准备作战。军委会校阅团检查之后，认为预二师战斗教练、射击教练及其他课目都达到了训练总监的要求，可以参加对日作战。1939年秋末，他率部驻防湖北松滋、枝江，守卫数百里长江南岸江防，部队分散驻守，违犯军纪事件时有发生，只要被他发现，即予严惩，以儆效尤，维护军队法纪，减少扰民事件。[1]
1939年冬，他奉命率部参加广西桂南会战。这年冬天，日军3个师团从广西钦州湾登陆，攻陷南宁，进击柳州、桂林，企图切断湘桂黔交通线，扼杀中国军队的后援线。杜聿明的第五军及两广部队，集结在昆仑关一带阻击敌军北进，激战多日，各有伤亡。陈明仁奉命率预二师增援。全师从衡阳、株洲分乘火车赶赴桂林，再急行军开往昆仑关战场。
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中日军队在昆仑关展开一场血战。陈明仁率预二师进入阵地后，迅速确定作战方案，命令两位湘籍团长洪行、戴坚从左翼和正面攻击日军一个联队固守的324高地。湘籍师参谋长吕旃蒙协助他督阵指挥。戴坚团立即组织了敢死队，陈明仁在阅兵后进行战场动员，说：“我相信一定能打败日本鬼子!”以振奋官兵的精神和斗志。为减少伤亡，他决定白天佯攻，夜间奇袭。敌人龟缩在碉堡内防守，顽抗到底。他亲率官兵连续作战，敢于亮出战刀和刺刀，同浸染了“法西斯武士道精神”毒素的日本兵肉搏，付出血的代价，终于杀得日寇尸横遍野，夺取了324高地，为中国军队占领了一个重要的制高点。日军恼羞成怒，增援一个联队，动用飞机助战，并凭借迫击炮、机枪火力进行反扑。陈明仁因势利导，改变打法，组织小型突击队，与敌人近战争夺，反复拼杀。预二师的防线曾被日军突破，师指挥所危急，他以输送营官兵充当战斗部队增援，带领部属甩手榴弹，猛轰蜂拥上来的日军，终于扭转危局。陈明仁身先士卒，英勇无畏，在战场上带头冲锋陷阵，冒着枪林弹雨，指挥官兵同日寇进行生死搏斗，击毙日军旅 团长中村少将[1]，为中国军队夺取昆仑关战役的大胜作出了贡献。
桂南战场指挥官徐庭瑶，为求保存实力，曾下令在抵挡不住日军攻击时可以退却，在广西境内打游击战。陈明仁拒绝执行这一命令，在14个师大溃败的情况下，他敢于率部孤军苦战，多次与冲上来的日军展开短兵相接的白刃格斗，打退敌人的进攻，尽管他的部队伤亡7000余人，但仍坚持在前线作战。因此，蒋介石在柳州召开军事会议时，对作战不力部队的长官给予处分，对勇猛善战的部队则予以嘉奖，优先给预二师补充兵员和装备[2]。
陈明仁不仅作战勇猛，治军有方，执法威严，而且比较注意军民关系，维护驻地的社会治安和秩序。1940年冬，他任第三○五师师长，率部开到贵州，在黔西大定、毕节一带整训驻防。他着力禁毒、禁赌，枪决了贩卖鸦片的保长、奸污妇女的司令、欺压群众的恶霸，整顿社会秩序；还亲率官兵清扫街道，帮助农民播种、收割。1941年，他在泸州、叙永驻守时，圆了中学时代的一个梦，亲身考察了解了反袁护国军纳溪之战的详情，对朱德团长充满了敬佩之情。他读到当时朱德写的一首言志诗：“西蜀偏安庸者据，中原逐鹿是雄才”，颇受激励。在中秋之夜，他遥望祖国山河，痛感神州沉沦，在叙永山上曾题辞“填海补天”和一篇跋文，以期“何时鲁阳金戈，挥退残余酷日；一朝田单火力，收回七十齐城”，勒诸于山石，抒发自己率偏师频年与暴日相周旋，苦战恶斗，屡寒敌胆，意欲补天填海收复失地的心志。抗战期间，他严格要求部队严守军纪，保境安民。黔西民众对此深为感动，曾于1941年5月，在水西公园建立两块高两米、宽一米的青石碑，撰文表彰陈明仁“全师抗战，独树奇勋”、“移师水西，经武整军，卧薪尝胆，轸念人民”的事迹，并颂诗纪念[3]。
1941年夏，陈明仁率部开入四川，接替川军师长周成虎的防务。周成虎雄霸川南数县，贩毒走私，不听军令，曾多次拒绝国民政府派军接防。陈明仁在蒋介石授意下，利用青帮、红帮的力量和关系，采取政治手腕，亲自到泸州去，与周成虎交杯换帖相拉拢，最后一枪不发顺利接防，以兼任清乡司令之职厉行八县治安，取得了一定的政绩。到1941年冬调防云南时，作为中将师长，他已指挥着预二师及另外两个师和炮兵部队将近一个军的兵力。由 于纪律严明，训练刻苦，他带兵治军受到国民党中央参谋团和云南行营的嘉许。但因蒋介石视察昆明西山时，看到他的部队修工事都穿着破烂军服，以为对其不恭敬，有损国格和军容，而将他调任七十一军副军长，明升暗降。陈明仁心中窝火，十分不满，竟在云南昆明金碧别墅，打破平时晋见蒋介石必须事先通过侍从室通报的惯例，径直走进蒋介石的会客室，正碰上蒋介石从楼上下来，便当面质问道：“每次作战我都得了你的奖赏，你并非不知；论校阅则成绩第一，论训练也算不错，不久前你还打电报嘉奖，说我的部队纪律严明，为入滇部队之冠。何以突然变坏了呢?”
蒋介石无话可说，只是责怪他的部队穿得太坏：“任何部队没有像你这个部队穿得这样烂的。”陈明仁则认为部队穿得破烂是上级不发给足够的军装给养造成的，并非自己的过错。当场与蒋介石争执起来。蒋介石火气大发，命令宪兵营长押他去重庆。他怒不可遏，一把扯下领章掷在地上，愤愤地说：“我犯了什么罪?莫说押，杀头我也不服。我这个中将师长是多年流汗流血拼出来的。”还大嚷道：“这是什么国家的中将，你高兴怎样便怎样?我现在不要这个官了。”
蒋介石震怒，场面不可收拾。恰好这时云南省主席龙云来访，极力劝解蒋介石说：“陈明仁这个人十分实在，并不虚伪，平时穿衣吃饭都是士兵化，他的部队比任何一个到滇的部队都好。”一些黄埔同学也纷纷疏通，这样才使蒋介石对他免于严厉追究[1]。
注释
[1] 《爱国名人自述·陈明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2] 《陈明仁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1] 《湖南文史资料》第28辑。
[1] 《湖南文史资料》第28辑；《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2] 钟德灿著：《名将陈明仁》，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陈明仁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3] 《陈明仁与朱德的交谊》，见《湖南党史月刊》1989年第2期；钟德灿著：《陈明仁将军传》，解放军 出版社1989年版。
[1] 钟德灿著：《名将陈明仁》。
·滇缅报捷
1941年11月，根据滇缅战场情况的变化，盟军和国军加强了对日军作战的攻势。1942年1月，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陈明仁任副军长的七十一军及预二师奉命加入中国远征军序列，开赴滇缅区参战。他整军多年，终于有了抗日报国的机会，不禁欣喜难持。在贵州毕节的誓师大会上，陈明仁秣马厉兵，为出师云南、远征顽寇做好各方面的准备。驻军昆明郊外时，为了提高部队士气，曾请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吴晗来本部讲学。吴晗是历史专家，运用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抗日民主思想，引经据典，深入浅出，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的历史性和现实性，并引用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大量观 点加以说明，讲得头头是道，官兵们听了很受教育和激励。云南保山是三国时代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地，陈明仁曾亲往瞻仰武侯庙，缅怀先人的武功殊勋，并草书了“扫荡日寇，还我河山!”八个大字，激励将士抗日的志气和勇气。作为军事指挥官，他能够不失时机地对部属随时进行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激发部队的战斗力。[1]
1943年，盟军为提高中国远征军的装备水准和作战能力，提供了大批美式武器，并在印度加尔各答建立高级军事训练班。陈明仁率领首批受训军官参训。他带头严格训练，认真学习，很快掌握了新式美械的性能和使用，取得了优良成绩。回国后，他被任命为驻滇干部训练团副教育长，参与主持远征军基层军官的训练工作，为参加大反攻作准备，加强军官教育和部队的技战术训练。1944年春，中、美、英、印、缅军队联合向滇缅日军发动进攻。中国远征军大部在缅甸境内作战，陈明仁所在的第七十一军奉命在滇西进攻，以打通滇缅公路。他率部参加了围攻日军的战役，数次力挽危局，改变战场颓势，屡建战功。1944年9月率部参加滇西中缅边境的腾冲、松山、龙陵、回龙山诸战役，越战越勇。腾冲之役歼灭敌军4000余人，收复腾冲，取得滇西反攻的第一个胜利。在松山攻坚战中，他督率部队拼死作战，并严惩了动摇军心的第八十七师师长，有力地振奋军心士气，给予日军以重创，功勋卓 著，蜚声中外，被晋升为第七十一军军长。
晋升军长之后，他对日作战更加勇敢顽强，奋力承担棘手的作战任务，毫不胆怯。位于怒江西岸滇缅公路上的龙陵城，战略地位十分显要。他奉命率七十一军主攻龙陵。在盟军航空兵炮火掩护下，中国军队先扫荡外围的敌堡，然后轮番攻城，战斗异常激烈，连观战的美军上校也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芒市附近的三台山、回龙山等要地，都是他参与指挥攻克的。[2]
1945年1月，国民党军第二○○师、第九师会攻回龙山，激战一个星期，仍未能奏效。司令长官卫立煌、集团军总司令黄杰急如星火，敦请陈明仁统一指挥各攻击部队进行回龙山攻击战。陈明仁当着美国联络官的面立下军令状：三天攻下回龙山。他针对日军崇尚武士道、机械地顽固死守的特点，命令第七十一军各部队实行包围作战，以各个击破敌阵、消灭日军守敌。首先， 他调集全军火炮和盟军助战的飞机、大炮，以密集的火力歼敌有生力量，重挫敌人的锐气和军心，然后鞭策担任主攻的第八十八师将士奋勇攻坚，在预定时间内拿下了回龙山，把军旗插上主峰。中国军队奏捷滇缅边境，致使日寇的防线完全崩溃。盟军指挥官高兴得发狂，称赞陈明仁不愧为中国军队的名将。盟军随军记者很快作了长篇报道。
缅甸方面战事结束，中国远征军实现在中国畹町和缅甸芒友会师。这为陈明仁的军事生涯增添了国际声誉。他自己也认为是“平生的又一得意之作”，内心感觉十分自豪。[1]随后，他挥军云贵高原，进军广西，反攻湘桂，收复柳州、桂林。不久，便迎来了日本投降、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七十一军一路兼程，进至无锡，接受日军渡边师团的投降。受降后，他的军部移驻上海闸北，奉命担任南京、上海的卫戍任务[2]。
注释
[1] 《湖南文史资料》第28辑。
[2] 《陈明仁将军传》；《湖南文史资料》第28辑。
[1] 《湖南文史资料》第28辑。
[2] 《湖南文史资料》第28辑。
·成败东北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遵照国民党、蒋介石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的旨意，陈明仁奉命率第七十一军由广西柳州徒步开往湖南、汉口，再乘船由镇江、昆山进入上海。1946年1月后，率部日夜兼程向东北解放区进军。1946年3月，蒋介石不顾东北停战协议的达成，仍强令新一军、第七十一军北进，中国军事形势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陈明仁进军东北前后，为了部队装备不齐与军政部闹得很不愉快，第七十一军兵力也被肢解得不成样子，第八十八师少将师长胡家骥还被无故撤换。顶头上级、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也瞧不起他，使他怨气很大，常叹英雄无用武之地[3]。在蒋介石的督促下，1946年4月15日他率第七十一军从永吉进至四平前线，与新一军一道对东北民主联军坚守的四平阵地，发起一次次猛烈进攻。民主联军奉命“死守四平，寸土必争”。国民党军一个月内冲击数十次，死伤上万人，仍难以奏效。1946年5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主动撤离四平。毛泽东曾致电林彪强调：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英勇顽强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准备由阵地战 转变为运动战，从被动转变为主动。民主联军四平保卫战，伤亡8000人，但毙伤俘国民党军上万人，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民主联军主动撤离四平后，国民党军仍狂轰滥炸一天时间，才进占了一座空城。
1946年6月，蒋介石集团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中共中央、毛泽东率人民解放军奋起反击。1947年5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发动夏季攻势，国民党第七十一军在充当援军时受到严重打击，第八十八师覆灭。蒋介石在焦头烂额之际，授命陈明仁固守长春、沈阳之间的四平。四平街当时是辽北省政府所在地，为东北交通、工业及军事的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东北野战军为孤立长春地区国民党军，决定夺取四平。陈明仁面对东北野战军的凌厉攻势，下定了死守的决心。当时李明灏会见他时曾劝其不要替蒋介石做殉葬品，他听不进去。解放军方面对他做争取工作，他也无动于衷。他自负地认为，自己平生打仗以克敌制胜而称著，蒋介石命令他死守四平，他是蒋的学生，要效忠于蒋。于是，他立下遗嘱，日夜督战，顽固死守。他费心部署，把3个师及其他部队3万多人划为5个守备区梯次防御。他命令拆毁民房，修筑和利用坚固的工事，以少数兵力据守四平40多天，巷战19个昼夜，抗拒东北野战军10万大军的进攻。他后来在自传中曾承认：这是“我平生一段罪恶最深的历史。”[1]
陈明仁坚守四平，像给走向末路的蒋介石政权打了一针强心剂，反动统治阶级及其舆论工具大肆予以吹捧。陈明仁指挥所部以疾风暴雨般的炮火和狼狈枕藉的尸体，与东北野战军展开争夺战，仍将陷入灭顶之灾。他不得不向蒋介石、杜聿明连连呼救。蒋介石深知四平失守对于东北战场的关系重大，所以迭电督战，并告陈明仁：“望贤弟激励三军，坚守阵地，配合外围兵团，聚歼来犯之敌。”同时祷告上帝和孙总理在天之灵，保佑他以寡敌众取胜。他接电后犹做困兽斗，与解放军展开巷战，生死苦拼。七十一军丧失大部，死亡者包括军副参谋长以下共万余人，被俘8000人，死守难支。后因蒋介石迭令增援的4个军终于到达四平外围，东北野战军根据敌情变化，作出战略战术调整，于1947年6月30日撤退。四平之围随之而解。毛泽东于7月1日致电东北野战军指出：“四平战役虽未全部解决敌人，但已取得经验，给了敌人 很大打击。”[1]
陈明仁死守四平，侥幸险境得生，立即成为胜军之将，闻名一时。国民党政府下令晋升他为第七兵团司令官，颁发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表示特殊嘉奖。蒋介石还另派陈诚率团到东北慰劳，安排陈明仁到各部队讲话，要求国民党军将领学习他的坚守精神替蒋介石卖命，为风声鹤唳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打气。蒋介石在南京还亲自接见陈明仁夫妇给予鼓励。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他来到南京时，却被参谋总长、新任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挟私报复，以贪污、盗库、抢粮、用美援面粉垒筑工事等罪名撤了他的职，调回南京待命。蒋介石接见他时，假惺惺地问：你的兵团司令是谁撤的?他答说是国防部的命令。蒋介石当即说：“你是有功劳的，我要支持你，帮助你，这件事要查!”表面上对他很关心，实际只调他任中将参军一个闲职，派他到西北任慰劳团团长，四处劳军。为此，陈明仁曾大发牢骚，对蒋介石隐怀异志。原部属将领纷纷表示：今后不再在东北替蒋介石、陈诚白流血了。连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队有些军官也因此感觉寒心，产生了动摇情绪[2]。1948年他请假回家乡扫墓，路过南京，蒋介石请他吃饭，席间问他是不是来开中央全会的，当得知他只是请假回家乡扫墓时，故弄玄虚地说：“你还不是中央委员?你早应该是中央委员了!”他听后，并不领情，反而十分反感：心想，我是不是中央委员你还不知道?何必来这一手!
后来，他曾说过自己这一段时间的思想变化：“自四平战后，我与陈诚闹摩擦，对蒋介石的看法即有不同，内心开始与蒋介石有距离。”[3]此后，陈明仁看到战火蔓延全国，同胞互相厮杀，蒋介石面临危局，又想到自己宦途缥缈，前途未卜，思绪万端。有功无赏，赋闲南京，百无聊赖。他无法找到人生归宿，开始产生厌战、灰心和企望和平的心理。他撕毁国民党军服，以饮酒打牌消磨时光，甚至差点醉酒轻生。他与湖南同乡好友、同是中将参军的唐生明谈形势时，仰天长叹在国民党这只非沉不可的破船上怎么办?!他叹息说：“我们靠黄埔这块招牌打天下，打了20多年，看来我们迟早会同老头子一起声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这时的唐生明已同中共地下党发生联系，便趁机做工作，动员他脱离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另谋出路。他的胞弟、团长陈 明信曾被共产党俘虏后教育释放，回到南京时，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说明共产党的种种好处，并劝说胞兄走和平之路。陈明信还向他转告同乡、中共中央东北局敌工部长李立三对他的殷切寄语：“不要再替蒋介石卖命，要为劳苦大众打天下，蒋介石政权迟早要被中国人民打倒的。”[1]使他有所触动。
闲居南京时，他的几位同乡、旧部温汰沫、李君九常到他家中看望，谈论国事，力主和平。李明灏也曾到他家中住了几天，劝他认清时势。当时刘峙、杜聿明、胡宗南几员大将都曾找过他，请他到自己帐下担任兵团司令之类的高官。这时，他已不愿再在蒋介石嫡系下面任职，却答应到华中白崇禧“剿匪总司令部”担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第二十九军军长，意图独树一帜、有所发展。
1948年10月，白崇禧通过蒋介石恢复第七十一军建制，并拉拢陈明仁再任第七十一军军长[2]。接着，第七十一军、第二十九军合编，他又被任命为第一兵团司令官。陈明仁认为两个军兵力太少，起码要有五个军才像一个兵团。正在这时，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湖南编训三个军，他闻讯拟打主意回湖南扩军，并希望在全国蓬勃兴起的和平运动中“另谋自救”的出路。湖南省主席程潜在族弟程星龄、原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和中共湖南省工委书记周礼的建议下，也派刘斐赴武汉游说白祟禧同意陈明仁移师长沙。在和平思想的主导下，他在汉口消极应付警备任务，曾通知武汉大学校长、湖南老乡周鲠生保释了一批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学生运动积极分子，建议白崇禧释放了不少久押狱中的政治犯。他曾与白崇禧联名致电蒋介石主张和平，希望真正使和平实现。在蒋介石与白崇禧两个集团的尖锐矛盾中，他得以找到机会，被派遣率部进驻湖南。
注释
[3] 《爱国名人自述·陈明仁》，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1版。
[1] 参见《唐天际生平纪实》，蓝天出版社1994年版；《爱国名人自述·陈明仁》；《陈明仁将军传》。 注：经考证，一些书刊把1946年5月解放军守四平同1947年5月解放军夏季攻势作战中陈明仁守 四平的时间和战役混为一谈。
[1] 《毛泽东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
[2] 《爱国名人自述·陈明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3] 五十五军军长陈明仁和金城同志的谈话，1956年12月9日于湛江。
[1] 参见《黄埔昭辉》、《湖南文史资料》第35辑。
[2] 李默庵：《忆述我当年在大陆工作片断》，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
·服务桑梓
湖南地处中南腹地、华南后盾，是通向两广及华东、西南的门户，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49年2月，陈明仁就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率第二十九军、第七十一军5万余人从武汉开赴湖南编训，兵团司令部驻设省会长沙市。同时，他兼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长沙绥靖公署统辖湘赣两省，由他的老同乡、老上司程潜 主政。程潜是国民党元老，毛泽东和中共地下党都曾与其联系，对其寄予殷切期望。程潜也曾通过内线向毛泽东转达其早有逐渐脱离南京反动政府之意和准备起义的决心。这使率军到长沙的陈明仁有可能找到政治上的依靠者和同盟者。他移军进驻湖南，抱着服务桑梓、造福家乡父老的思想感情，不能不顺遂民意。作为一员参加过抗战的湘籍将领，他深知家乡湖南在抗日战争中牺牲很大、遭受战争创伤严重，再也不能让湖南人民和桑梓之地遭受战祸。
陈明仁一到长沙，就向前来采访的各报刊记者表示，要重振革命精神，愿意在程潜的领导下拥护和平。同时他也积极备战，摆出坚决反共的姿态，以赢得蒋介石、白崇禧的信任。蒋介石果然深信他，给第一兵团军长每人一本直接联系的密电码。他对桂系白崇禧说：“要在华中搞一个根据地，必须掌握湖南，要消灭程潜、黄杰。”白崇禧于是将蒋介石的嫡系黄杰调走，将黄杰的三个军交陈明仁指挥[1]。调离黄杰，削弱了军事将领中坚决反共者的力量，属于釜底抽薪之计，对湖南争取和平的前途十分有利。
中共中央、毛泽东对解决湖南问题给予及时而正确的指导。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指出：单做陈明仁的工作不行，要发动湖南人民，争取地方势力，这样和平解放湖南才有希望。中共湖南省工委立即部署发展和扩大湖南的和平运动，同时加强对陈明仁的统战争取工作[2]。他的老师、老乡程潜在湖南享有较高威望。他到湖南以后，立即到程潜府上拜见，一方面感谢老校长对他的栽培，另一方面把蒋介石要他秘密监视程潜的手令给程潜看，表示听程潜的指挥。两人通过推心置腹取得默契，就安定民生、造福桑梓、走和平道路达成初步的一致。他对程潜说：“你讲你的，你做你的，我讲我的，我做我的。我们两个人讲真话，有老婆孩子在就讲假话。”两个人约定假对立；真一致，共同走和平的道路[3]。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湖南省工委发动人民群众争取和平的巨大声势，更促使程潜、陈明仁审时度势，深明大义，临渊自拔，争取起义[4]。
陈明仁在湖南省政府方面受程潜的领导，在军事上却受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司令长官白崇禧的节制。他处于程、白两人之间，回旋的余地比较大；并总是设法以程潜的意志为意志，对湖南和平运动给予尽可能的掩护。他对程 潜说：“只要能够救人民，救湖南，愿意牺牲小我，而成全大我，决心是下定了!”因此，他对白崇禧顽固不化的战争企图则尽可能予以阻止、化解和破坏，以避免和减少民众的损失。他对新任命的长沙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罗文浪说：“湖南在抗日战争中经受了四次战争和一次大火，残破不堪。我们都是潇湘子弟，再也不能让桑梓之地遭受蹂躏了。”他还对曾参加血战四平的三一四师的团长程杰说：“现在湖南政局处在风雨飘摇之中，也只有颂公才能顶得住，你我回到湖南在颂公的指导下应为湖南人出一把力。”[1]
中共湖南省工委根据形势和敌我友各方情况，进一步加强党的统战策反工作，不仅部署由余志宏、程星龄、李君九等人分别做程潜、陈明仁的工作，同时对程、陈部下开展了大范围的政治争取活动；在省内发动大规模的人民民主运动，促进和平的实现。中共中央加强对湖南和平解放工作的指导。周恩来亲自调派陈明仁的恩师兼老乡李明灏参加湖南和平解放的筹划工作。李明灏不负重托，作为解放军五人谈判小组的成员之一，曾在陈明仁派来的亲信接应下，只身深入长沙，多次会见陈明仁谈和平问题，陈述大义，转达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对他的殷切期望，打消其对共产党的疑虑，使他进一步改变了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有意识地从湖南人民的利益出发考虑取舍进退。白崇禧要在长沙大肆修筑防御工事，摆开大战一场的架势，他便以历次作战所修工事都不起作用为由予以劝止，同时拆除了街道上临时搭建的工事。
程潜、陈明仁两人在走和平道路的问题上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方法上各有考虑。正如程潜之子程博洪所说：“我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元老，不是杂牌军阀。他不是黄埔系，指挥的是别人的军队，是国民党的部队。在湖南的和平起义中，陈明仁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当时我父亲没有陈明仁是不行的。但是，在当时形势下，也不可能深谈，还是谨慎一点好。”[2]1949年4月21日国共和谈破裂后，蒋介石、白崇禧要继续推动内战，顽固坚持与人民为敌，战争形势依然很紧张。白崇禧集团几十万人败退湖南，妄图以湖南为屏障，困守华南半壁江山。5月5日，国民党广州政府明令任命陈明仁为湖南省政府委员、长沙警备司令。5月18日，白崇禧在长沙召开抗拒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湖南的军事会议。6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第四野战军明确指出：“程潜、李 默庵、陈明仁有和我们合作反蒋反桂之可能性。”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在接到程潜6月上旬的和平起义备忘录之后，指示第四野战军和中共华中局加紧对湖南的和平解放工作，同时命令解放大军迅速进军湖南、江西，加快解放湖南的进程。7月10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占领长沙作战的部署。希望程潜不要着急，特别是陈明仁要不动声色，不能有任何暴露。
程潜曾在湖南省政府大楼召开高级军政干部和民主人士会议，主张湖南单方面主和。陈明仁看到在座有许多特务和反动分子，便以反对的面目出来说：“我们要服从政府，中央既有命令再战，自然只有在中央和白长官的领导之下作战到底，不能再有其他企图。”与会的多数人原以为陈明仁是湖南的地方实力派，肯定会参与和平事业，听他这样一说，顿感失望，不欢而散[1]。萧作霖等力主和平的人士曾酝酿在五一劳动节举行十万人大游行，陈明仁认为时机未到，担心会弄巧成拙，坚决反对。恰逢白崇禧要他接任长沙警备司令部司令，他便迅速就职，宣布任用一批特务，要严格取缔一切和平运动，在长沙摆开了武力弹压爱国民主运动的架势。1949年5月18日，白崇禧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华中作战以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进军，催逼陈明仁派军队围攻中共地下武装。陈明仁在表面上予以配合，却暗地里对三○七师师长张诚文说：“长沙决不是四平街，我们决不当蒋介石的替罪羊。你师去新化、安化走走做个样子，不是要你师去打仗。”[2]白崇禧对主政湖南的程潜一直怀有戒心，但对陈明仁的内心世界了解不多，认为他是一介武夫，只知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般是可靠的。白崇禧很需要陈明仁拿出血战四平的劲头和勇气，固守湖南，为桂系经营两广打前阵。陈明仁正好利用了白崇禧这一点，表面上宣称跟随蒋介石、白崇禧，也做了许多似真而假的动作应付他们，暗地里却多为湖南几千万人民的福祉着想，积极从事消泯战乱、安定民众的工作。他看到白崇禧关注、警惕程潜的一举一动，遂建议程潜离开长沙，把省政交给他代理。此举被许多人误解为“逼宫”，他仍坚持做到底。1949年7月19日，程潜与陈明仁密商湖南和平起义问题，并亲笔签写“本主席即日出巡，主席职务暂由省政府委员兼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代理”的命令，然后于7月22日乘汽车避居邵阳。7月24日，陈明仁打电话从邵阳召回程星龄，要程星龄与李君九一道潜往平江，会见中国人民解放军谈判代表团，并偕解 放军谈判代表李明灏秘密回长沙，协商起义事宜。为防范万一，还调派一位师长亲自照料程星龄一行。白崇禧人称“小诸葛”，为人机智多诈。陈明仁为举大事，也打起十二分精神与白崇禧斗智比谋。白崇禧要他逮捕才回长沙的程星龄，他对程星龄当面交待如何应付特务的办法，既不引起白崇禧的怀疑，又保护了程星龄。他做出一副保卫湖南打大仗的样子，暗地里却加紧和平起义的准备工作。陈明仁的这番表演，果然使白崇禧放心。在长沙做了布置后，白崇禧遂乘飞机飞往衡阳，把长沙留给陈明仁守卫。
为了让陈明仁放心，白崇禧还说动逃往广州的国民政府任命陈明仁为湖南省主席，名义上还是湖南省绥靖总司令。蒋介石甚至对陈明仁下令，要他杀尽长沙的民主人士，对程潜也要大义灭亲。他一面虚与委蛇加以接受，另一方面等候时机成熟，与中共和解放军积极接触。掌握军政大权之后，他立即向长沙人民发表一个谈话，表示不会在长沙作战，“决不让长沙市民听到枪声”，以安定人心。他“决心以湖南3000万人民利益为利益，个人成败在所不惜。”并对手下的军长、师长分析军事形势，指出中国再不能打内战了，湖南过去饱尝战争的痛苦，现在更不能打仗了，只有跟程颂公走，才有出路。对白崇禧的华中长官公署将予处决的一些革命人士，他也尽力拖延执行时间，有的则予以释放。白崇禧命令“实施总体战，加强军政配合，实行空室清野”，破坏湖南的铁路公路交通和湘江船只，炸毁桥梁隧道。他接命令后，表面上布置工兵埋设炸药，实际上用久议不决、决而不行来拖延搪塞，始终没有执行[1]。1949年7月1日，白崇禧调动7个师22个团的兵力在湘中进行“围剿”。等到白崇禧一离开长沙，陈明仁立即下令停止这一行动，并把第一兵团部队撤回长沙。7月10日白崇禧开会决定实行空室清野计划，令各级军政当局执行大破坏的命令[2]。7月27日，白崇禧再次向第一兵团下达爆破命令，要求在7月31日午夜之前实施，一举炸毁14座铁桥。而陈明仁一直拒绝下达点火命令，挫败了白崇禧阴谋破坏粤汉铁路的计划。正如他后来在起义文告中宣称的那样：“军人以保国卫民为天职”，“明仁忝膺省政，服务桑梓，既爱国，复爱乡土。”[3]
注释
[1] 五十五军军长陈明仁和金城同志的谈话，1956年12月9日于湛江。
[2] 湖南省委党史委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湖南省的和平解放》。
[3] 五十五军军长陈明仁和金城同志的谈话，1956年12月9日于湛江。
[4] 安仁县委编：《唐天际生平纪实》，蓝天出版社1994年版；《湖南日报》1999年8月4日。
[1] 《湖南文史资料》第35辑；《三湘民革风采》；《湖南纪念新中国诞生5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湖南人 民出版社1999年版。
[2] 《访问程博洪教授》，《湖南文史通讯》1985年第1期。
[1] 《爱国名人自述·陈明仁》，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
[2] 《湖南文史资料》第35辑。
[1] 《湖南人民革命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爱国名人自述·陈明仁》，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1 版。
[2] 湖南省委党史委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湖南省的和平解放》。
[3] 《中央日报》，1949年8月5日。
·举义湖南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南下，大势所趋，湖南和平的形势日趋明朗。但由于国民党败退湖南，三湘大地汇集了中央军、桂系军阀及形形色色的党政军、警宪特机构人员，鱼龙混杂，十分复杂。实现和平的道路仍然曲折。程潜、陈明仁两将军下决心做一次180度的大转弯，并非易事。此时的陈明仁虽然愿意高举义旗，走和平道路，但自忖1947年6月坚守四平之战欠下重大血债，仍顾虑重重。毛泽东充分估计到他的心情，曾通过章士钊说明共产党不会追究他在四平街同解放军打仗的问题：“当时，陈明仁是坐在他们的船上，各划各的船，都想划赢嘛!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会谅解，只要他站过来就行了，我们还要重用他。”[1]中央军委、毛主席还同意第四野战军首长转述的程、陈提出的起义后暂用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的名义的意见。对起义的国民党军队给予这样的名义，在解放战争中是没有先例的[2]。
1949年6月，陈明仁从赴香港会见章士钊、乔冠华后回到长沙的程星龄那儿，得知毛泽东主席对他的明确态度后，十分欣慰，深受鼓舞。促使他放下思想包袱，消除顾虑，下定决心同中国共产党完全合作。1949年7月9日，毛泽东起草中央致湖南省工委电指出：“我第四野战军日内即发动进攻。对长沙暂不进攻，请告程颂云不要怀疑，要程令陈明仁准备和平解决事宜，不要援助白部，待白、宋两部解决，我军进驻长沙时，陈明仁再移至适当地点整编，务使长沙一带不受破坏为要。”[3]7月初，陈明仁主动约见共产党的代表、中共湖南省工委的余志宏，向中共表示了和平起义的决心。余志宏代表省工委对他的和平意愿表示欢迎，说明他有多少功，省工委就会向上级报多少功，一直可以报到党中央、毛主席；同时申明中国共产党是绝对不会纠缠历史旧账，对他的和平行动会绝对保密。这更坚定了陈明仁起义的决心。他在长沙会见解放军的谈判代表李明灏，为安全起见，把李安排在陈明仁办公室的套间及寓所里。李明灏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以及解放军的和谈方针，进一步打消其疑虑，坚定他们起义的决心。1949年7月22日，陈明仁 在湖南省政府大礼堂召集各厅、处人员训话，表示他只是暂时代理主席，一切都遵循颂公的指示及老百姓的需要去做，不能凭意气使长沙变成焦土，不使人民生命财产有所损失，总要使长沙市不能听到枪声[1]。
1949年7月30日，广州国民政府任命陈明仁为湖南省政府主席，成立湖南省绥靖总司令部，又任命他为总司令。国民党的军事要员还亲赴长沙，送来蒋介石的指令，要他必要时“大义灭亲”，杀害程潜，死守长沙或退守湘西。7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县春华山，给予陈明仁率军起义以关键性的支持和保障。同日，李明灏秘密来长沙，程潜也回到长沙。在这关键时刻，陈明仁下定了和平起义的决心，断然与国民党集团决裂，毅然投向人民。他与程潜、李明灏一起商谈了有关起义事宜[2]。程潜、陈明仁均表示一切依从中共方面的决定行事。
8月1日，中央军委指示第四野战军和中共党组织做好和平进程的两种准备，限五到七天内占领长沙、湘潭、益阳、宁乡、湘乡五县。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明确指出：“可以答应陈明仁保留兵团司令名义。”同日，陈明仁在省政府召开军政官员会议，明确讲全省同胞的共同愿望是不愿再打内战，他作为省政府主席，宁愿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决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一定使长沙听不到枪声。他的讲话立即传播出去，湖南即将和平解放的消息，令三湘人民感到振奋，也使反动分子惊恐万分。国立湖南大学教授会在1949年8月2日长沙《中央日报》发表宣言：“我们读了陈主席屡次的谈话，表示以程颂公之意志为意志，决不在长沙市区作战，并说愿意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这种伟大的精神，我们万分佩服。现在，希望全体市民，一致起来，拥护陈主席这种爱民爱国的贤明主张，立即促成和平实现，不使我们50万市民和全省3500万民众陷于万劫不复的惨境。”各界同胞纷纷发言敦促湖南省实现和平，反对战争，形成一股愈来愈强大的民主运动潮流。
白崇禧、阎锡山闻讯后，急如星火，多次打电话、电报，责令陈明仁“决一死战”。陈明仁却命令部下防军分别撤出阵地，让解放军顺利进军、进城。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还派国防部次长黄杰、政工局长邓文仪两员大将前来长沙，以湖南同乡、黄埔一期同学的身份，拉拢陈明仁。他俩带来蒋介石、 李宗仁的信件，和银元20万、重机枪50挺，为陈明仁坚守长沙打气鼓劲。陈明仁对他俩说：“我一定坚定立场，打到底，在长沙外围打，不使长沙城内受损失。我们都是湖南人，个人前途无足轻重，长沙人民生命财产不能毁坏。我的原则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抛弃长沙父老，纵有高官厚禄不为也。”[1]从8月2日开始，他按照人民解放军的要求，下令第一兵团及省保安部队撤出长沙及各交通要道，由中共地下党控制的宪兵团和警察维持市区秩序和治安。并于8月3日派自己的军事代表、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和二三二师参谋主任赴长沙县春华山解放军驻地，与中共和解放军和平谈判代表金明、袁任远、唐天际等协商起义和接管的一系列具体事项。
1949年8月4日下午，由国民党湖南军政首脑陈明仁与程潜领衔、37位国民党军政要员联署的起义通电郑重宣布：
“爰率领全湘军民，根据中共提示之八条二十四款，为取得和平之基础，贯彻和平主张，正式脱离广州政府。今后当依人民立场，加入中共领导之人民民主政权，与人民军队为伍，俾能以新生之精神，彻底实行革命之三民主义，打倒封建独裁、官僚资本与美帝国主义，共同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之中国而奋斗。”[2]
在这关键时刻，陈明仁本着“湖南老百姓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的精神，作出了正确的人生抉择，“结束了跟从蒋介石20多年的黑暗道路，作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朝着光明大道上走来了”。[3]
陈明仁起义后，也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表示“服膺新民主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竭尽驽骀，以图报效”。毛主席、朱总司令电勉陈明仁将军：“湖南举义，遐迩欢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领导有方，为功极大。贵主席主持之过渡时期省机构极为必要，仍应行使职权，借维秩序，并利号召。尚望贵主席团结所属，再接再厉，弟等则嘱中共人员与颂云先生及贵主席推诚合作，以利革命事业之推进。”“贵主席如有所见，尚望随时见教”。[4]
8月5日，陈明仁在长沙《中央日报》发表文告，表示拥护和平，参加解放大业，深盼各方万众群起响应，进一步剖白自己“军人以保国卫民为天职，革命为顺天应人之义举”，“爰本良心主张，倡导和平，弭兵罢战，自即日起，脱离广州政府，参加人民解放阵线，服膺新民主主义，重振革命精神，现与人民，共庆新生，为我国家稍效绵力”的心志和情愫。8月5日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三八师举行入城式，兵分三路，列队从小吴门进入长沙城。湖南各界人民十万余人出城迎接，夹道欢迎，盛况空前。同日，毛泽东、朱德复电程潜、陈明仁，同意程潜先生任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和陈明仁将军任临时省政府主席及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官。“只要于人民解放军进军及革命工作有利，各事均可商量办理。此次先生及陈明仁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义旗昭著，薄海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同时，毛泽东要求“我军入长沙，望注意维持良好秩序，极力注意做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人物的工作，尊重他们，给他们以起义者的待遇，帮助他们进步，团结多数，打击反动分子。以便经过这种统一战线的方式，顺利地接管全省政权及改编陈明仁军队为人民解放军”。[1]
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金明在入城讲话中对程、陈两将军及所部全体官兵表示敬意，对程、陈两将军毅然率部英勇起义给予高度评价。中共代表团还驱车访问了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程潜、陈明仁在省参议大厅设宴招待中共代表团和第四野战军一三八师代表，随后进行了和平谈判。
长沙起义，事关重大。陈明仁作为起义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和起义后的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夙兴夜寐，苦心操劳，付出了极大的辛苦。他曾急电毛主席，报告湖南人民获解放以前，国民政府颁布法令，多不适用，政务进行，深感困难，请转令接收人员即日接收，以便提早成立湖南人民政府。
由于参加程、陈起义的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人员约13万人，机构庞杂，支系各异，难以统一思想和行动，陈明仁的第一兵团也是新编组的部队，他对部队的掌握并不牢靠，加上顽固不化分子的煽动蛊惑，因此起义后发生了严重的部队叛逃事件，为此他甚感不安。中共和解放军的领导同志对他多方慰勉，充分肯定他率部起义的功绩。第四野战军首长致电他：“将军此次与程先生同举义旗，不特解救湘省人民出战祸，更大功于解决西南西北残敌，早奠全局于和平，近闻部属中，有一二执迷不悟，从中策动哗变，此并无损于 将军之功勋，更无从影响大局之胜利”，“今后人民革命事业，期待于将军者甚多，望加紧团结所部，以求进展，继续为革命全部胜利而奋斗，特电弛虑。”陈明仁接电后，十分感慰，复电说：“承慰勉，无任感奋，明仁份属军人，只求有裨革命全局，任何艰苦横逆均所不辞。”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慰勉和信任深感欣然[1]。
程、陈两将军毅然举义，湖南和平解放，粉碎了蒋介石、白崇禧在湖南境内作垂死挣扎的图谋，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灭亡，对促进大西南的和平解放、推动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湖南解放以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争取程潜、陈明仁及其一派站在我们方面，对于分化台湾、广州、广西、昆明、四川等地国民党特别是分化台湾及宋希濂等部，有极大的政治作用”。毛泽东、朱德还多次致电褒扬程、陈两将军“毅然脱离伪府，参加人民革命，大义昭著，薄海同钦”。“诸公率三湘健儿，脱离反动阵营，参加人民革命，义声昭著，全国欢迎，南望湘云，谨致祝贺。尚望团结部属，与人民解放军亲密合作，并准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革命精神教育部队，改变作风，力求进步，为消灭残匪，解放全中国人民而奋斗”。[2]1949年8月25日，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新华社时评《湖南起义的意义》发表，明确指出程潜、陈明仁两将军在湖南起义，严重地震撼了华南、东南、西南、西北的国民党残部。湖南起义告诉他们，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抵抗是没有前途的，唯一的光明前途，就是脱离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集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时奉蒋介石之命到长沙劝说陈明仁死守到底的黄杰也认为，因为程、陈阵前起义，“湖南的大门被共匪轻易地打开，匪军便毫不费力地长驱直入，使政府原来守卫广州的计划无法实行，加速了大陆局势的激变与变化”。[3]
注释
[1] 陈明仁：《湖南义举》，湖南省文史研究馆1994年8月版；程星龄：《参与程潜起义活动的回忆》；《正 义抉择——陈明仁将军起义的前后》；五十五军军长陈明仁和金城同志的谈话；《湖南和平解放纪 实》，载《湖南党史》。
[2] 湖南省委党史委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湖南省的和平解放》。
[3] 《毛泽东年谱》下册，第528页。
[1] 《毛泽东年谱》下册，第528页；《爱国为民，青史长存——忆父亲李明灏》，《湖南日报》1997年11 月11日；《湖南日报》1949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湖南省的和平解放》。
[2] 见《湖南人民革命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周里：《为湖南人民的解放而奋斗》，《湖南日报》 1999年8月4日。
[1] 李明灏：《奉命去长沙促成程潜起义》，载《湖南文史资料》第12辑。
[2] 见1949年8月18日《东北日报》；程星龄：《参与程潜起义活动的回忆》，载《湖南文史资料》第12 辑；《湖南和平起义的两份重要文电》，载《湖南统一战线》1999年第7期。注：程、陈两将军的起 义通电，有多种版本，个别文字不尽一致。
[3]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湖南省的和平解放》。
[4] 《新湖南报》1949年8月16日；《毛泽东年谱》下册，第548页。
[1] 《毛泽东年谱》下册第542页。
[1]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湖南省的和平解放》。
[2] 《毛泽东年谱》下册第543页；《湖南文史资料》第35辑。
[3] 黄杰回忆录，见《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湖南省的和平解放》。
·上将风范
陈明仁起义后，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优厚礼遇，毛泽东主席亲拟数篇电文，邀请他赴北京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共商国是，倘能命驾，无任欢迎”。第四野战军派部队专门护送他于1949年 9月10日抵达北京，在车站受到聂荣臻、罗瑞卿等的迎接。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先后多次接见和宴请他。朱总司令懂得湖南人不怕辣、四川人辣不怕的道理，亲自下厨炒了一个四川菜招待他，使他感激不已。毛泽东也设宴专门款待他，并邀他同游北京名胜古迹故宫和天坛公园，多次与他合影留念，建议他把毛泽东、陈明仁在天坛塔下的双人半身照片冲洗50打，分送黄埔同学和亲友，以击破谣言，促使他们及早觉悟，弃暗投明。毛泽东还告诉他：新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有，唯独缺少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你是第一个，你来了，代表性就全面了。陈明仁从军20多年，见过不少领袖人物，但是这次在北京才第一次感觉到亲切、平等和温暖。陈明仁对起义后不少部属率军叛逃深感内疚，毛泽东安慰他：“你的义举意义重大，功劳不小，即使你一个人起义，也是成功之举!”毛泽东、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和嘉勉，使他心悦诚服，由衷感动[1]。
1949年9月21日，陈明仁作为特别邀请人士光荣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议期间，9月23日晚，毛主席、朱总司令宴请26位著名国民党人士，陈明仁应邀出席，毛泽东几次举杯，祝贺到会诸人举行起义响应人民和平运动的功绩，在致辞中高度评价说：国民党中一部分爱国军人举行起义和响应人民和平运动，加速了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的瓦解，而且使我们有了迅速增强的空军和海军[2]。政协开会期间，陈明仁始终精神奋发，积极参加会议，听取报告，感到十分荣幸。他和程潜、李明灏等在休会期间漫步中南海，合影留念，心情十分愉快。
9月25日，陈明仁在政协全体会议上发言，表示衷心赞成和拥护共同纲领，尤其要为全部实现共同纲领中规定的军事制度而努力。他坦诚地回顾自己的历史说：
我是一个军人，我是黄埔第一期的一个学生，本来是以卫国救民为天职的。20多年来，参加北伐，参加抗日，打了不少硬仗。不料蒋介石在抗日胜利后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内战，他欺骗我们， 驱使我到东北与解放军作战，我仍旧也和胜利以前一样，替他出过不少死力。但是，由于事实的教训，使我们开始渐渐发觉参加这种内战，徒然为蒋介石私人作工具，完全违反人民利益，心理上总是耿耿不安。嗣后和各方面接触较多，了解进步，对于这种内战，更属越加由怀疑而厌恶，由厌恶而苦闷，最后终于觉悟过来。蒋介石在起义前几天还派员送电报给我，要我“大义灭亲”。因为程潜将军是我进黄埔以前的老校长，意思是叫我杀害程将军，并要我率部十万死守长沙。我现在发现了蒋介石不仅是不革命，简直是反革命，简直是人民的公敌，我当然要打倒他。他是我们的校长，现在我便给他一个“大义灭亲”。当时白崇禧也派专机送来一个命令，叫我派兵包围程潜将军所住的水陆洲，实行兵谏，必要时采取断然处置。倒是白崇禧他本人如此反动确是需要给他一番兵谏的，我的起义即为兵谏的有力表示。我多年在蒋政权之下，徘徊惶惑，到现在才大梦初醒，才走向真正的革命方面来。在黑暗中挣扎过多少年的我，一旦获得光明，可以大步迈进，我的心情，是多么愉快，多么兴奋。我愿意完全接受毛主席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思想，虚心学习，努力实践，改造我自己，改造我所统率的部队，绝对以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来完成我们革命军人的任务[1]。
陈明仁决心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向解放军学习，服务于人民，效力于国家。毛泽东征求意见，问他今后的打算，是从政还是带兵，他选择了在军事上为国家尽一些力。毛泽东爽朗地答应让他继续带兵，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司令员，并问他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出来。他以职业军人的标准姿势答道：报告主席，我现在真正地服了共产党，无条件服从领导。毛泽东笑容满面地说：哎呀，人家提出条件，我倒好办，你这个没有条件的，我倒不好办呀!这样吧，从今以后，解放军有饭吃，你也有饭吃，共产党的军队有衣穿，你也有衣穿，一视同仁，绝不会有半点亏待你的。听见毛泽东这番话，他无比高兴。毛泽东请他到家中作客，用家乡饭招待他。席间，他再次对四平之战表示反省和遗憾，毛泽东一笑了之：“两军相战，各为其主嘛!犹如划船，都想划赢呀!”毛泽东鼓励他带兵， 说：“我看林彪打仗就不如你。”陈明仁不禁感激涕零，十分慰藉[1]。1949年10月1日，陈明仁随毛泽东等新中国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想到当年从军打仗，就是为国家民族做一点事情，今日才真正是为人民尽了心力，感到十分欣慰。
程、陈两将军起义时，所属国民党第一兵团兼湖南绥靖总司令部辖3个军9个师和长沙保安师、警卫团、宪兵团、3个医院等部队和单位，掌握兵力12万余。起义通电发出后，有4个师4万兵力在顽固军官的带领下携械叛逃，参加起义的实为7.7万多人，其中军官7000多人[2]。经1949年8月和11月两次整编，起义部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新兵团。1949年10月5日，毛泽东向林彪、华中局、湖南省委发出关于陈明仁部队的整编问题指示，同意按照程、陈两将军的要求，给予补充人枪、给予两个军6个师的正式番号，并做好从陈明仁以下全体官兵的工作，整编之后如有机会可以上前线打几仗。在北京，毛泽东亲自与程潜、李明灏、陈明仁谈话做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陈明仁表示应先对干部说清楚，对多余干部应有安置，用调训办法使其学习，以安其心。毛泽东认为这个意见是合理的，马上令四野和华中局予以安排。毛泽东对陈明仁及其部队关怀备至，就部队的改编作了明确指示，他指出要把这支久受国民党反动教育的部队改造成为一支真正人民的武装，决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长期而耐心地从思想改造做起[3]。陈明仁提出他本人专任军职不任省主席，毛泽东再次表示省府改组暂不宜实施，目前几个月内他仍应兼主席职衔，而实际工作可以着重于治军。
1949年10月21日，陈明仁从北京归来，在长沙对舆论界畅谈顺从人民的意志率部起义和此次应邀出席人民政协盛会的诸多感想，对毛泽东主席的关怀和爱护深为感动。他由衷地赞叹道：“毛主席胸怀之宽大只有海洋可比。毛主席很亲切地对我说：‘只管放心，有饭，我们应先给起义弟兄吃，有衣，先给起义弟兄穿，这是我们全体指战员所乐于执行的团结友军政策。’你们看，我在国民党里混了20多年，什么时候看到过一个人、一件事能与这种伟大的胸怀相比呢?!”《新湖南报》当时发表他的访谈时，还配发了陈 明仁奉毛主席之命赴济南，与国民党被俘将军杜聿明、王耀武等人的见面谈话和合影照片，以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宽大政策，对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起义产生了较好的影响。陈明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在济南解放军官教导团大会的讲话和回到长沙以后给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写信中，都现身说法敦促和呼吁国民党军政人员及早觉悟、求得新生[1]。
1949年12月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二十一兵团在驻地浏阳县城举行隆重的成立大会，兵团司令员陈明仁穿着解放军军服，精神焕发地主持成立大会，并宣布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陶铸在讲话中褒扬“二十一兵团的全体同志们，在程主任、陈司令员领导下，所走的路是正确的，是光荣的。这不仅在于敢冒危险排除困难，坚决举行起义，对湖南人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更在于起义后经过学习与自我改造，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坚决地表示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这是同志们在陈司令员领导下，经过严重思想斗争所取得的胜利”。陈明仁在讲话中激动地说、二十一兵团宣告成立是一个最可纪念的日子。
“从今天起，我兵团已经踏上光明之路，开始新生了!从今天起，我兵团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子弟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努力改造，一切都要向其他兵团的解放军看齐!从今天起，我兵团将要成为一支既具有高度政治素养，又具有近代的军事技术的强大军队了!”[2]
成立大会通过了第二十一兵团向毛主席和全国发出的通电：“一致宣誓永远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旗帜下，奋勇前进，加紧学习，努力改造，努力进步，向我人民解放军一切先进的兄弟兵团看齐。一定把自己变成为一支强大的国防军。”[3]而后，司令员陈明仁、政委唐天际率兵团部进驻醴陵。他令五十二军驻攸县，五十三军驻安仁，集中整训。四野为其补充上万名干部、战士，使兵团保持4万多人的兵力。在湖南整训期间，他同中共党政军高级干部多有接触，黄克诚、萧劲光等人信任和支持他的工作，使他深受感动和教育。
1950年4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湖南省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陈明仁作为临时省政府主席，在湖南省人民政府首次全体委员会议上报告临时省政府7个月来的工作，总结了支前筹粮、收编游杂、清剿匪特、接管城乡、民主建政、财经建设、公安司法工作、文教卫生工作等，受到委员会议的好评。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陈明仁秣马厉兵，曾要求率部入朝参加抗美战争，保家卫国。党中央、毛主席给予他和起义部队以充分的信任，下达了二十一兵团投入剿匪战斗的命令。1950年底，他奉命指挥二十一兵团进军广西山区剿匪，担负桂南小瑶山及周围地区的作战任务。经过5个月艰巨战斗，歼匪3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胜利地完成了剿匪任务。由于作战英勇，保境安民，功勋卓著，陈明仁和第二十一兵团受到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赞扬[1]。
1952年春，第二十一兵团部奉中央军委之命，改为水利工程司令部，由唐天际政委率领参加荆江分洪工程建设，并抽调两个师改为工程部队，2万指战员参加荆江分洪工程施工，为社会主义建设创立新功。中央军委命令另组第二十一兵团部，陈明仁任司令员，曾率部短期进驻海南参加岛内的公路建设。1952年8月，由于原配夫人谢芳如病逝两年多，在组织上的关心下，陈明仁与萧毅医生结婚。婚后，萧毅从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调到桂林广西医学院工作，以后又随军调到广东湛江工作。1952年10月，人民解放军全军整编，兵团一级全部撤销，第二十一兵团改编为第五十五军。上级有意调陈明仁到大军区任职，但他自愿担任五十五军军长，1953年2月率军由广西桂林移防广东湛江，担负守卫雷州半岛，为祖国南大门站岗放哨的光荣任务[2]。
陈明仁率军驻防湛江沿海10多年，治军有方，威信很高。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叶剑英、陈毅等领导人多次到湛江视察工作，给予他很多好评。1958年初夏，粤西、桂南开始进行国防工程施工，按苏联专家提出的一线防御思想进行设计。陈明仁根据长期战争实践经验和中国现代化国防建设的要求，对苏联专家的意见表示异议，坚持应该搞纵深工事、梯次防御。实践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1961年冬天，蒋介石阴谋反攻大陆，沿海防御工程要求确保桂林的安全，在蒙山县设点防御。陈明仁在抗日战争 中曾在广西作战，熟悉地形，他提出防守桂林必守荔浦，因为荔浦是广西交通要冲、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荔浦设点可以堵住入侵之敌。他在国防建设中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显示了将军的智慧和风范。
在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开始以后，他率部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他曾担任湛江地区绿化委员会主任、植树造林总指挥，像指挥打仗一样指挥，城乡人民大搞植树造林，绿化山河。几年中植树420万株，努力把湛江建设成为美丽的花园城市。50年代末，他还抽调大批官兵参加修建雷州青年运河和鹤地水库工程，为当地人民生产生活造福。朱德到此视察时，对陈明仁称赞说：“上将也上阵了，为人民立了大功，真是老将不减当年勇呵!”朱德对他的工作和生活十分关心，每次到五十五军驻地视察时，都要接见陈明仁，互相坦诚相见，交谊深厚[1]。
五十五军政委王振乾是陈明仁当二十一兵团司令时属下五十三军副政委，整编后调任五十五军政委，陈明仁表示衷心欢迎。东北四平之战时，王振乾是东北野战军的纵队政治部主任，主持对敌军工作，曾对被俘的陈明仁之弟陈明信团长以优待和教育，并释放他回南京。陈明仁就是从弟弟那里得知这一切，对解放军有了新的认识，从而对王振乾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王振乾到五十五军任政委以后，与他平起平坐，他对王振乾十分尊重，军政首长配合默契，使五十五军的工作做得很好。政委在政治上关心他，在生活中帮助他。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政委直接向周总理报告，提出对陈明仁这样的高级起义将领应当给予保护。王振乾还特意陪同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陈明仁，对他的事迹进行连续报道，在海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王振乾任政委十年，后调国防部任职，陈明仁特地从自己家中拿来一瓶藏了多年的泸州老窖，深情地为老战友饯行。[2]
陈明仁治军之严，在军中是闻名的。他的军容风纪可为所属部队的表率，对部属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一丝不苟。他善于抓典型、抓作风、以点带面，推动全军工作。五十五军有一个团是红军长征中的红一团，各项工作都十分出色，他便亲自总结推广该团的经验，促进全军模范执行军委颁发的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他经常强调说：“军人必须有严明的纪律，治 军必严，严必胜，不严必败。军人必须有严整的军容风纪，有良好的军人姿态。”五十五军推广红一团经验的成绩，在《解放军报》上头版报道，在人民解放军中引起较大的反响。
1955年9月27日，陈明仁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评定行政五级。授衔之际，他感慨万分。他从军30年，还是第一次荣获上将军衔，他十分感激共产党和解放军对他的信任和关怀[1]。他不负党和军队的信任和厚望，奋发努力工作，在驻守海防、军事训练、地方建设和部队日常工作中，都竭诚尽力，善始善终，作出了显著的成绩。部队规定，上将和大军区一级干部，可以配专职秘书和小汽车，但是他自动放弃，不愿意享受太高的待遇。全国解放前他在南京、醴陵、衡阳自建的几栋房子，参加人民解放军以后，他全部交给了国家，不要分文。
作为中共党外人士的一军之长，他也有一些不便之处和诸多遗憾。五十五军召开中共党委会，他不能参加，机密中央文件他不方便看，同事们对他过于礼貌、尊重，他的性情性格又决定了他不可能长期忍耐。1957年他在北京出席统一战线工作座谈会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军队中要克服有职无权的问题。有关这件事的报告呈送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阅后批示要求全军各级党委认真解决党外军官问题。毛泽东认为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不一定适合起义部队，可在起义部队中成立军政委员会，以起义将领为主任委员，调动其积极性。陈明仁不愿意当军政委员会主任，宁愿列席军党委会就行了。通过这件事，五十五军军政领导干部之间的分工协作、团结一致比以前更有进步。生活在人民军队中，陈明仁心情舒畅，生活幸福。1957年的《解放军画报》发表了他一家人的一组照片和他撰写的长篇文章《爱国一家》。他回顾了过去坎坷不平的历程，展望祖国和个人光明的前途，渴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的怀抱。他发自肺腑地说：“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才觉得人生的意义!”他曾任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三、四届常务委员等职。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时，毛泽东主席亲自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1959年毛泽东接见军队干部时还特意同他会见、留影。这一切，都使他感到无上荣光。
陈明仁一生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人生道路。回顾后半生光荣的历史，他庆幸自己的正确选择，正如他自己所言：起义后共产党对起义将领和起义军队一视同仁，他一直在海边防部队担任指挥官，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全家生活舒适，妻子在医院当院长，大儿子、大儿媳在政府机关工作，二儿子、二儿媳在工厂工作，8个孙子茁壮成长，从而感到幸福。但是，他不能不想到台湾同胞的命运，想到军中袍泽战友身在台湾不能欢聚一堂，因此他衷心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祖国统一、爱国一家的原则立场，撰文发言，真诚寄语台湾军政人员，以他的亲身经历为例子，希望他们弃暗投明，幡然来归，共同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为中华民族谋利造福[1]。
1969年，66岁的陈明仁因慢性风湿病一再发作，提出申请，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后，离职休养回湘安度晚年。周总理批示湖南省人民政府，在陈明仁的定居地长沙市麻园岭，拨给一栋花园楼房居住，一切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照旧，使他晚年过着安静平淡的生活。他的儿孙们在他的长期教育下，在新社会里努力学习和工作，不断有所进步，使他十分欣慰。
1972年以后，陈明仁身患癌症，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对他的病情十分关心，安排他到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住院治疗。周恩来亲自审阅他的治疗方案，并指示医院会诊时要请其夫人萧毅医生参加。其间，叶剑英还派人陪同他到杭州休息、游览。当时周恩来同样身患不治之症，但仍多次关心询问他的病情和治疗工作。他病危时，叶剑英、聂荣臻和原国民党高级起义将领陶峙岳、董其武等都到病房探望。陈明仁身卧病榻，深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所感动：“周恩来总理如此关怀照顾我们一家，使我的晚年过得很幸福，共产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真好!”[2]
1974年5月21日，陈明仁在北京病逝，享年71岁。5月25日下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政协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送了花圈。叶剑英副主席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出席追悼会。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元帅主持追悼会，国防部副部长萧劲光大将致悼词，高度评价陈明仁率部起义对和平解放长沙做出的贡献，肯定他20 多年来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还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盼望台湾省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1974年5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陈明仁将军的遗照和追悼会消息，给予他崇高的荣誉和深切的悼念。[1]
注释
[1] 参见《毛泽东年谱》下册第565页；《追随陈明仁起义的片断回忆》，载《湖南文史资料》第12辑； 《名将陈明仁》；《湖南纪念新中国诞生5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
[2] 参见《毛泽东年谱》下册第577页；毛泽东1949年9月23日在庆宴起义将领席上的讲话，《人民日 报》1949年9月24日。
[1] 《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全体会议上特别邀请代表陈明仁发言》，《东北日报》1949年9月27日；《湖南文 史资料》第35辑。
[1] 《开国将领中的原国民党起义人员》，载《纵横》1998年第2期；《名将陈明仁》。
[2] 唐天际：《程潜、陈明仁两将军起义部队整编经过》，载《湖南文史资料》第19辑；《湖南人民革命 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3] 《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湖南省的和平解放》。
[1] 《新湖南报》1949年10月26日；《湖南文史资料》第12辑；《湖南文史资料》第35辑。
[2] 参见《唐天际生平纪实》，蓝天出版社1994年版；《湖南文史资料》第19辑；《湖南党史》1999年第 4期；五十五军军长陈明仁和金城同志的谈话，1956年12月9日。注：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成立大 会，一般认为是1949年12月1日，现据当事人、兵团政委唐天际回忆录写为12月2日。
[3] 五十五军军长陈明仁和金城同志的谈话，1956年12月9日于湛江。
[1] 参见《唐天际生平纪实》，蓝天出版社1994年版；《湖南文史资料》第28辑。注：广西剿匪成绩； 许多资料写为歼匪6万人、缴枪9万支，现据当事人、兵团政委唐天际回忆录写为歼匪3万余人、 缴枪3万余支，比较可靠。
[2] 《第四野战军档案》，国防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1] 《陈明仁与朱德的交谊》，见《湖南党史月刊》1989年第2期；《陈明仁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 年第1版。
[2] 《陈明仁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第1版。
[1] 《解放军将领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正义抉择——陈明仁将军起义的前后》，载《党史 纵横》。
[1] 《爱国名人自述·陈明仁》，花城出版社1998年第1版。
[2] 《周恩来四救陈明仁》，《湖南党史》1994年第1期。
[1] 《人民日报》1974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