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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苦彷徨中的少年英才
陈毅，原名陈世俊，字仲弘（一作仲宏）。1901年8月26日，诞生于四川中部乐至县复兴场张安井村一户破落地主家庭。
陈毅的祖父陈荣盛，文不举，武不进，生有五子，且治家无方，无力让五个儿子都受教育，把希望寄托在老三身上，送他到成都读书。然而这老三后来也只能在老家附近办私塾，收几个学生，得几份微薄的束修。这老三，名叫陈昌礼，就是陈毅的父亲。陈毅的母亲叫黄培善，虽出身富家，但能吃苦，持家教子有方，生了五个儿女，陈毅排行第二。
陈毅小时跟父亲认字。父亲看他聪慧可教，又恐自己不忍严格要求，想到“易子而教”，到陈毅五岁时，便把他和胞兄陈孟熙送到邻村书房湾财主杨达三开办的私塾就读，启蒙老师为毛崇芝。毛是秀才出身，学问渊博，以管教学生极严而闻名乡里。他考核学生的方法是“背书程”，即任意在课文中念上一句或一个词，学生就得接着背下去，三次接不下去便要挨戒尺。可怜七八岁的孩子，谁也逃不过这老先生的戒尺，唯独陈毅入塾几个月，却从未挨过老先生的板子。陈毅后来回忆道：“小时候，我记忆力很好，读书三遍就能背诵。”[1]
1908年，陈毅7岁时，家住乐至县凉水铺三尖山的外祖父黄福钦捐200两银子，得了个湖北省利川县建南司“巡检”的九品小官。黄福钦赴任以后，需要一个帮手，他自己的儿子不成器，便找女婿——陈毅的父亲去当文书，并嘱咐带一个外孙去。陈毅于是随父亲到了外祖父的任上。
陈毅刚到时，外祖父很高兴，吩咐手下人对外孙要以“孙少爷”相称，还派了一个叫周恒的跟班衙役教他官场礼仪，并带他到当地豪绅家去走动，拜老庚，认干亲，结识当地的权贵。
巡检司专司“捕盗贼，诘奸宄”的职责。衙门里三天两头审案子，经常动刑拷打“犯人”，非将被告苦打成招不可。有一天，周恒对陈毅说：“今天老爷审一个案子，犯人誓死不招，非动大刑不可，但又不能打死，若打死就没有苦主，所以要你出去求个情。”周恒领他到了屏风后面，果见一个犯人已被打得血肉模糊，气息奄奄，老爷还在发怒。周恒将他一拍，他急急奔出去， 双膝跪下，大声高叫：“求老爷看在孙儿的面上免打!”老爷马上接过去说：“照准，免打。”这场戏演得很好。退堂以后，黄福钦拈着胡须夸奖说：“你能做点事了，很好。”[1]
后来，陈毅从父亲和周恒那里了解到，外祖父抓打的“犯人”多半是交不起租谷的穷苦百姓，有的还是劫富济贫的英雄好汉。于是，有时老爷未示意，陈毅也主动去求情。
大约年余，黄福钦不愿给当文书的女婿薪金，翁婿之间发生矛盾。陈毅的父亲愤然离职回川。从此，外祖父也不再喜欢陈毅，满口称赞变成了经常咒骂，总是说陈家的子孙都是败家子，吃我黄家的。陈毅气不过，也和外祖父闹起别扭来。
最后，终于闹到无法在巡检衙门住下去了。于是，父亲专程从家中赶来，把陈毅接回去。
在外祖父任上两年的生活，给陈毅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回忆道：“这两年的生活，给了我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对官场中的勾心斗角印象很深。特别是看到劳动人民的苦难，自发地同情劳动人民。”[2]又说：“在我的心里开始种下了对旧社会愤然不平的种子。”[3]
1910年春，陈毅跟着父亲到了成都。原来，陈家已在1909年将50亩祖传的土地抵押了2000两银子，举家搬迁到成都东门外上河心居住了。种的地和住的房子，都是从一个外号叫林四顽子的地主那里租来的。陈家搬迁的动因，是由于大伯父不甘心僻处山乡，要搬到大城市去，以便送子侄辈进大学堂读书，求取长远发达，重振家业。
陈毅到成都后，和胞兄陈孟熙等一起进了锦官驿初等小学学习。这所小学既注重旧学根底，也讲究新派教育，课程除国文外，还有算术、体操等。祖父望孙成龙，令陈昌礼为陈毅等找一个私塾老师，以能在放学后从其学《诗经》及唐诗宋词。
1911年开春不久，“保路风潮”席卷四川全省。成都各大中小学校纷纷举行罢课，组织学生军参加斗争。十岁的陈毅虽然没有参加学生军，但他和胞兄陈孟熙等也走出学校，涌上街头，整天跟在保路同志军的宣传队后面看热 闹，壮声威。后来，他在给罗生特的信中说：“我当时还不懂得革命的政治意义，但是暴动的事实为我所亲见，在我童稚的心灵中激起了共鸣。”[1]
由于时局混乱，这年秋天，陈毅和胞兄陈孟熙被母亲送回乐至乡下三尖山外婆家寄读，进了青海寺脚下杨家大院的塾馆。塾师陈玉堂精通文墨，思想开明，为清末民初乐至的名士，颇器重陈毅，专门向他传授一些诗词音韵方面的知识，教作对联，写诗词。陈毅后来回忆道：他写诗是从三尖山开始的，在那里打下了基础。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年初，母亲带着陈毅和孟熙回到了成都，恢复在锦官驿小学的学业。这一年，因前几年川西大旱歉收，而地主林四顽子仍逼陈家交租。大伯陈昌仁和林四顽子争吵时，打了林四顽子家人的耳光，惹出了一场官司。林四顽子贿赂官府，陈家败诉。陈毅亲眼看见差役用铁链将大伯父锁走。在官府和地主的逼迫下，祖父耗尽他所有的财产，才偿清欠债，搬离上河心，到法华寺附近的邝家老院子去住。不久，祖父连气带病，与世长辞。
1913年秋，陈毅在锦官驿初等小学毕业后，考入华阳县（时成都分为成都县和华阳县）德胜乡高等小学（简称华德高）。校长冯湛恩是成都有名的古文学家，被人誉称为“冯刷板”（意即作文像油印刷子刷制得那么快捷端正）。陈毅在冯校长亲自所授的班学国文和习字，对冯很钦佩，学习格外努力，作文进步很快。有一次作文比赛时，同样的题目，他连作7篇，荣获全校第一名，冯校长高兴地夸他是“陈刷板”。
高小毕业时，家庭经济已十分困难。陈毅为尽快得到就业谋生的机会，入成都工业讲习所学习。不久，祖母又病重，为减轻家庭负担，胞兄陈孟熙辍学务农，陈毅离开讲习所，去一家当铺做学徒。1916年，祖母去世后，陈家分了家，经济更趋艰难，父亲去重庆盐务局当了抄写员，每月只有6元钱维持家庭生活，母亲带着孩子种几分菜地贴补家用。家中不要说白米饭很难吃到，就是能吃饱红苕（番薯）稀粥、麦麸面饼，也就不错了。
即使生活这样艰难，陈毅的母亲还是主张最低限度也要供一个孩子上学。这样，陈毅才有机会重新上学，考入了成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纺织专业[2]。然而，由于在校接受的是全新的自然科学知识，对陈毅震动很大，以至 他公开与赏识自己但比较守旧的国文老师发生顶撞，引起老师的忌恨，不到半年陈毅便愤然退学[1]。退学后，想去考熊克武[2]的讲武堂，但数学考试不利，结果名落孙山。落榜后，想去当兵，母亲当然不允。陈毅陷入了彷徨苦闷之中。
注释
[1] 陈毅：《早年回忆》（1952年），《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1] 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1963年8月），《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31页。
[2] 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1963年8月）。
[3] 陈毅给罗生特同志的信（1942年3月），《陈毅诗词全集》，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692页。
[1] 《陈毅诗词全集》，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693页。
[2] 一说染织专业。
[1] 一说陈毅退学是因家庭经济破产之故。
[2] 熊克武，时任四川靖国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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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索法兰西
1918年初，全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掀起高潮。陈毅和胞兄陈孟熙也一起考入成都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9年春又双双考取官费留法生，由四川省政府补助留法路费。同年6月1日，他们踏上了赴法的征途。
6月27日，陈毅一行到达上海，当时正值五四运动的风暴由北京刮到上海，陈毅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响应抵制日货，和全体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拒绝搭乘原先已联系好的日船赴法。
在上海滞留一个半月后，才登上一艘货船“麦浪号”启程赴法。陈毅和胞兄在上海临上船时，患了脚气病，8月12日上船后，加之海上浪大船颠，船舱里的空气又很污浊，不久就病倒了。10月10日到达法国马赛时，已不能行走，由同伴背下船，住进了军医院，不久又转入华工医院。
年底，陈毅和孟熙病愈后，即乘火车到巴黎，入蒙达尼公学专为勤工俭学学生开办的法文补习班学习法文。在补习班里，遇到从湖南来的蔡和森，他们在同一教室听课、学习、讨论，成为亲密朋友。
在蒙达尼补习了几个月法文后，陈毅和孟熙被分配到巴黎近郊克里西门外施奈德公司所属的一个分厂做工。陈毅所去的分厂是专造耕田机的。他进厂后，被分在钳工车间做杂工，打扫卫生，搬运货物，工作很重，而工资却十分低微，每日只有12法郎[3]，除了生活费用外所剩无几。
刚进工厂做工时，陈毅仍和蔡和森保持着密切联系，对蔡和森等所说的中国也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觉得很新鲜，有强烈兴趣。192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法国工人举行罢工斗争时，陈毅也上街和法国工人手挽手地参加游行。
入厂三个月后，陈毅的思想出现了波折。他此时已被提升为技术工人，充当油漆工和制图员，工资从每日12法郎增加到18法郎。开始有了积蓄。于是陈毅就“自满陶醉起来，感到自己有办法，有前途，可能爬上去，可以 当个文学博士。所以又不大愿意和搞革命的人来往，怕被别人利用，要自己走出一条路来。下了工就补习法文，读文学作品，想搞文艺。”[1]他开始疏远蔡和森等朋友，做起“文学博士”梦。
但陈毅的“文学博士”梦很快就破灭了。原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从1920年下半年起，欧洲开始呈现出一派萧条景象。在法国，工人大批失业。陈毅所在的工厂因产品滞销，也不断遣散工人。陈毅和孟熙于1921年初也被解雇出厂[2]，不得不靠华法教育会发给的每天几个法郎艰难度日，陷入了欲工不得，求学不能的困境。这样，陈毅的“求学和就业问题都尖锐起来”，“遂全心全意地参加学生运动”[3]，和先进分子的关系又密切起来，并参加了工学世界社。该社是以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为宗旨的。陈毅在社里开始读《共产党宣言》，书中深刻的分析，新鲜的提法，引起他深深的思索。
1921年初，被解雇的勤工俭学生不断增多，而主管此事的华法教育会为了甩包袱，竟于1月间接连发表两次通告，声言维持费只能发到2月底止，以后要学生自己设法解决自己的生活。学生们无奈，要求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吁请北京政府解决，北京政府又以“中央度支奇绌，无款可资挹注，已分电各省迅行设法接济”，拒绝留法勤工俭学生的要求，并责成陈篆将无钱无工的学生分批遣送回国。同学们闻讯后，纷纷从法国各地赶到巴黎聚会。2月28日，陈毅和四百多名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等的领导下，向中国驻法公使馆请愿示威。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为“争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而掀起的著名的“二二八”运动。
“二二八”运动虽然由于遭到法国宪警的驱赶，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但因为这次运动势盛气壮，也迫使中国和法国当局作了某些让步。中国驻法使馆和华法教育会同意继续发放“维持费”，并答应为候工同学找工作，法国当局也组织了“少年监护委员会”[4]，负责联系安排学生的劳动和生活救济。不久，陈毅也被安排到圣?日耳曼公学，后又改入沙多居里公学读书。
6月间，陈毅从法国工程师加尼埃处得悉，北京政府派专使到了法国，决 定以滇渝铁路和两粤铁路的建筑权作交换条件，以全国50年的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向法国政府秘密商借三亿法郎以购买军火。在巴黎的周恩来也从报纸上判明了这是一起丧权辱国的交易。陈毅和周恩来等把消息传出去之后，旅法华工、勤工俭学学生以及各界华人，无不义愤填膺，于6月30日在巴黎召开了有旅法各界代表300余人参加的“拒款大会”。
陈毅在这次拒款斗争中做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不但团结和争取留法勤工俭学生参加斗争，还深入到华工区进行演说和动员华工一起参加。
在拒款斗争的巨大声势面前，中法两国政府不得不扬言停止借款谈判，实际上在暗地里还在继续进行。7月下旬，法国《巴黎时报》透露，中法借款合同草约已于本月25日签字，而且借款总额由原来的三亿增至五亿法郎。这一消息迅即把已经平伏下来的拒款斗争，又推向高潮。
8月13日，陈毅和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王若飞等，在巴黎主持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会上，愤怒的与会代表控诉了卖国政府这一罪行，痛打了代陈篆出席会议并拒不说明借款真相的公使馆秘书王曾思，并迫使他代表陈篆向法外交部声明反对此次借款，使拒款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
在这场拒款斗争中，陈毅更多的工作是在文字宣传方面。金满城曾回忆道：“陈毅似乎是我们中唯一能写白话文的人，他全天在忙碌起草；有那么多的宣言、通讯，竟使他天天不得闲了。”[1]
中法两国政府旋即采取报复措施，于9月初发出通告，以“维持费已将用尽”为由，撤销“少年监护委员会”，决定从9月15日起，停止发放留法学生的维持费，抛出了他们“制勤工俭学生死命的第一条妙计”[2]。几乎与此同时，传来了里昂中法大学在国内另招新生的消息。
里昂中法大学是为解决勤工俭学生海外求学问题，由华法教育会向国内募集经费，加上法国政府捐赠的一座旧炮台而开办的，校长为吴稚晖。该校1920年3月动工，到1921年9月竣工。学校即将建成之时，吴稚晖却把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抛在一边，在国内另招贵族子弟入校。
消息传来，留法勤工俭学生异常气愤。陈毅和赵世炎、李立三等在克鲁邹勤工俭学的147名学生，首先集会，商量对策，决定成立“克鲁邹工厂勤工俭学生争回里（昂）比（利时）两大（学）运动团”，并由陈毅执笔起草 《宣言》和《通告》，呼吁各地勤工俭学生成立同样团体，以期互相联络。
《宣言》和《通告》发出后，得到各地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积极响应。9月6日，各地勤工俭学生代表二百多人，在巴黎召开会议，根据克鲁邹工厂“运动团”的建议，组成了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推举陈毅和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等为委员会委员。委员会的成立，使争回“里大”的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核心。
委员会成立不久，就传来了吴稚晖从国内招来的新生即将到达马赛的消息。情况紧急，联合委员会立即召开会议，决定采取直接行动，由陈毅和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等率领一百多人作为先发队，赶在他们之前占据“里大”，以作交涉。
9月21日，陈毅和蔡和森等率领先发队到达里昂中法大学后，旋即被校方勾结法国军警押解到附近的一个旧兵营里囚禁起来。10月14日，中法两国反动当局又以“过激党”、“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将陈毅等104名留法勤工俭学生押上波儿加号船，强行遣送回国。
归国途中，同学们在船上组织了一个“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团”，推举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二十几个人的干事会成员，准备回国后继续领导斗争。经过香港时，蔡和森、李立三等因急着要寻找共产党的组织，先期下船。这样，以后领导斗争的担子就主要落到陈毅的肩上。
11月23日傍晚，波儿加号船驶抵上海港后，陈毅连夜偕金满城、喻正衡、马寿征等四处奔走，敲开了各家报馆的大门，送上了由陈毅事先起草好的《被迫回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百零四人通启》，并发表谈话，控诉北洋政府和法帝国主义对勤工俭学生的迫害，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上海《民国日报》、《新闻报》先后在第二天、第三天，全文刊登了他们的《通启》和有关文章。
在《通启》见报的同时，陈毅等又派出代表，分头出动，到“护军署”、“交涉署”、“县公署”、商会，以及各界知名人士处请愿，还分别致电全国父老、北京蔡元培和广州政府，要求维持生活，解决就学问题。同时，召开各种茶话会、座谈会，邀请各界人士出席，陈述遭遇，吁请救助。
这种种措施，造成了相当大的声势，迫使上海当局不得不支付给他们食宿费和部分愿意回乡同学的路费。
但是，在上海无法解决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求学问题。陈毅和干事会的同 学决定推举代表分赴北京、广州、四川等地请愿。陈毅和黎纯一、伍桂馨被推举为四川请愿代表，于12月12日离开上海，回川请愿。
临行前，蔡和森从香港来到上海。蔡此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问陈毅愿不愿入党，陈毅有些犹豫。后蔡又问陈毅愿不愿去苏联学习，陈毅也拒绝了。不过，陈毅表示愿意为党发行宣传刊物。此时的陈毅，一是想完成勤工俭学同学的委托，二是想当一名自由作家。
经过宜昌时，伍桂馨以“才疏学浅”、“难负重托”为借口，辞去代表职。陈毅与黎纯一苦劝无效，带着极不愉快的心情于1922年1月底到达重庆。
在重庆，陈毅和黎纯一面见了总节川省军政事务的刘湘和第二军军长杨森。向他们陈述了在法及被迫归国同学的种种遭遇，要求川省当局解决他们目前的生活困难及继续求学问题。
刘湘和杨森一时都表现得很热情，表示责任所在，无论如何要谋一根本解决办法，而不是枝节解决办法。并说陈毅、黎纯一旅途辛劳，可在渝稍待时日。
然而，刘、杨口惠而实不至，几个月后，陈毅和黎纯一又急又气，给杨森去了一信，对刘、杨颇有微词。杨森很快给陈毅、黎纯一复了信。信中仍要陈毅、黎纯一耐心等待，说什么“想不数日，必有慰诸生者”[1]。
陈毅和黎纯一在重庆耐心等待的结果，却是一场四川军阀的混战。5月间，刘湘战败下野，杨森被赶出重庆，成都的刘成勋取得了制川权。
在重庆希望破灭后，陈毅和黎纯一又于6月间风尘仆仆地赶到成都，想找新的当权者解决问题。而成都的当权者，此时正忙于战事，无暇顾及归国学生的要求，仅派属下敷衍搪塞一番。陈毅等在成都奔走了几个月，又以毫无结果告终。
请愿失败后，陈毅想找一个职业，但又未成。他后来回忆道：“想找一个职业，但找不到，比较理想的，人家不肯给，说是我这个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菩萨；人家愿意给的，我又嫌太低了，不肯俯就。”[2]
失败接着失败。陈毅目睹的是军阀的腐朽，深知在这样的社会里不会有什么出路，他的心情陷入苦闷。他终于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才能摧毁腐朽的军阀政府，中国才有希望，于是他下了决心，给在上 海的蔡和森写了一封要求加入组织的信，不久，蔡和森给他回了信，这样，经蔡和森通信介绍，陈毅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初冬，陈毅和在成都上中学的弟弟陈季让一起回到乐至。在陈毅留法期间，母亲已从成都搬回老家，因没有房子，寄居在三元坝陈氏宗祠内的两间西屋里。母子相见，百感交集。
这一年除夕之夜，陈毅给陈氏祠堂写了副春联：
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
事无成，事无成，事事无成事事成
横批是：春待来年[1]
陈毅在家过完元宵节后，又告别了母亲，到达成都，以履行给蔡和森许下的诺言，发行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周报。不久，又到重庆，在《新蜀报》任主笔。由于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民众武装》的文章，猛烈抨击军阀政治，触怒了重庆当局，被“礼送出川”。
注释
[3] 一说17法郎
[1] 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
[2] 李季伟：《留法勤工俭学亲历》。《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有文章说陈毅因参加二二八运动被 解雇，系误。
[3] 陈毅：《选择革命的道路》。
[4] 也有称“中法监护旅法中国青年委员会”、“中国青年监护处”、“勤工俭学监督委员会”等。
[1] 秋羊：《从书生到将军的陈毅》，《大公报》，1949年5月30日—6月4日。秋羊是金满城的笔名。
[2] 周恩来：《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命运》，天津《益世报》，1921年12月28日。
[1] 《留法川生代表回后近状》，《申报》1922年5月24日。
[2] 陈毅：《选择革命道路》。
[1] 此联据陈修和陈毅堂兄认定。另外，还有其他几种说法。
·从文学青年到职业革命者
1923年秋，陈毅离开重庆，到北京进入西山脚下的中法大学。
原来，被迫归国留法勤工俭学生的请愿活动失败后，蔡元培、李石曾等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倡导者们也遭到社会舆论的非议。他们乃设法在西山碧云寺开办了一个大学班，收容一部分被迫归国的留法勤工俭学生，取名为“陆谟克学院”，隶属于中法大学，学生的费用由各省地方当局负担。
入学后，陈毅发现中法大学的条件很差，没有食堂，没有澡堂，没有自来水，学生喝水要自己挑，上课的教室原是庙堂，冬天滴水成冰，也没有火炉。
为了改善学校的生活条件，陈毅和石国曾、傅增湜等7个同学联名贴出一张“意见书”，要求改善办学条件，撤换教务主任宋春舫，指责宋不认真办学，专去北京城里官场、名利场、风月场中鬼混，只有任用新人，学校才能办好。意见书贴出后，李石曾、宋春舫等人恼羞成怒，竟然欲把陈毅等7人开除，结果引起学生起来罢课。后来校方虽然没有撤换宋春舫，但整修了道路，安装了自来水，盖了简易澡堂，砌了热水炉，陈毅等被开除学籍一事也 不了了之，罢课才告结束。
11月，经中法大学党支部负责人颜昌颐、萧振声介绍，陈毅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7月，颜昌颐、萧振声等毕业后，由陈毅继任中法大学党支部书记。
1924年底，学友金满城有一部译作法郎士的《友人之书》为北新书局以200元购去出版。由此激起金满城和陈毅文学上的一阵狂热。他俩找到一位四川学友李嵩高，在西山脚下租了一座叫“宋氏别墅”的房子，成立一文学团体，自命为“斗千社”。陈毅自取笔名“曲秋”，金满城则取笔名“秋羊”。房租和三人的伙食费每月预算80元，他们认定靠卖稿子能赚来数倍于这笔开销的钱。从此，陈毅开始了频繁的文学创作活动，以实现做文学家的夙愿。
1925年元旦，陈毅又与三五好友创办了一个叫《燕风》的半月刊。此后，每期上都有他的文章。
“斗千社”成立不到三个月，陈毅就发表了五篇作品，金满城八篇，引起北京文坛的注目。但因稿费太低，房租太重，“斗千社”濒临倒闭。在这危难之际，《晨报副刊》编辑刘勉己来信，要他们为《晨报》编一文学周刊。陈毅代表“斗千社”去报社商谈条件，要求对方每月至少80元报酬。三天后，对方回答，按惯例，周刊最高费为每月24元，距离他们的要求相差甚远，于是告吹。“斗千社”不久也难以维持。金满城应朋友之邀去了广东，李嵩高回四川，陈毅则留下继续他的学业，并在学校与几个同学发起组织了一个“西山文社”。4月5日，在《晨报》文学旬刊上发表了“成立启事”。这是一个文学团体，主要事务有四项：（一）组织文学研究会；（二）举行报告会；（三）成立图书室；（四）出版作品。该社社员多通法文，还要负责翻译和介绍法国文学。
这一时期，陈毅因从事文学活动，结识了王统照（剑三）、沈雁冰（茅盾）、郑振铎等著名作家，并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文学研究会”。经常与该会同人“在中山公园聚谈”，积极进行创作活动，特别是常与王统照谈诗说文，非常融洽。
1925年初秋，正当陈毅在文苑中初露锋芒的时候，党组织决定调他到中共北京地委工作，并决定让他以共产党员的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国民革命运动委员会负责人，同时兼任北京学生总会的党团书记。除此之外，陈毅还担任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主办的《革 命周报》的编辑委员，几乎每周都要为该报写稿。他还担任市党部机关刊物《党声》的重要撰稿人。这年年底，陈毅通过了在中法大学的毕业考试。从此，陈毅停止了自己的文学生活，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
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公然驶入大沽口，掩护奉军进攻天津，炮轰国民军。国民军被迫予以还击，将日舰赶走。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又纠合美、英、法、意、荷、比、西等八国公使，以《辛丑条约》为口实，提出最后通牒，蛮横要求国民军在44小时内撤除天津至大沽口间的防御工事。同时，各帝国主义军舰二十余艘，云集大沽口，实行武力威胁，大有重演“八国联军”进京之势。
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野蛮侵略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3月16日晚上，以李大钊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在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召开教育宣传委员会议，陈毅等5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发动群众，准备在18日通牒期限未满以前举行一次国民大会，并进行大规模的示威运动，以敦促段祺瑞政府驳回八国通牒。
在陈毅等人的联络下，3月17日下午1时，北京各学校、各团体代表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紧急会议，议定了18日大会的名称和主席团成员及会议程序，并决定把到会代表分为两组，分别到外交部和国务院交涉，“非得到圆满答复，誓不空回”。会后，陈毅等率67人到国务院去见临时执政段祺瑞和国务总理贾德耀。守卫不许进门，并用刺刀刺伤多人。这就预伏了第二天的大屠杀。
3月18日上午10时，如期在天安门前召开了万余人的北京反对八国通牒大会。会场上挂着头一天受伤代表的血衣，并用大字标明：这是“段祺瑞铁蹄下之血”。大会通过了《国民驳复列强最后通电》和组织“北京国贩对各国侵略中国大同盟”的决定。随后进行了示威游行。
作为游行带队人之一，陈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群情激愤，大家高喊着口号，下午l时半，行进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门口。早有预谋的段祺瑞动用军警的排枪子弹来射击手无寸铁的群众。一时血流满地，惨不忍睹。死者46人，重伤155人，轻伤者不计其数，造成“三一八惨案”，成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1]。
注释
[1] 鲁迅：《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页。
·在川军中从事兵运工作
1926年5月，广东国民政府以叶挺独立团为前锋进入湖南，开始北伐。
四川军阀杨森迫于革命形势的压力，急忙派喻正衡到北京想通过陈毅找李大钊，要求派代表去改造他的部队。喻是陈毅留法勤工俭学时的同学，当时任杨森司令部秘书。喻到达北京后，找到陈毅说明了缘由，陈毅便引他去会见了李大钊。李大钊对杨森要求参加国民革命很高兴，当即决定派陈毅到他那里工作。
8月25日，陈毅经武汉到达四川万县杨森的司令部。
但此时，杨森却脚踩两只船，又接受了北洋政府的“四川省长”之职。因此，当陈毅把李大钊的介绍信递上去时，杨森竟吞吞吐吐地说：“李大钊是我的知交，要我参加国民革命是可以的，但我是吴佩孚提拔起来的，不便背信弃义去反对他。”[1]。陈毅见杨森态度暧昧，便婉转地劝他：“你最好先将部队改造好，协助北伐军解决云贵问题。”[2]杨森听了这话，转而神气活现地说：我要出十万大军到两湖去援助北伐军。并说：第三国际也派了代表来接洽，要求参加世界革命。[3]第二天，杨森给陈毅介绍了那位“第三国际”代表，他不是别人，正是朱德。
原来，朱德和杨森曾是中学同学、滇军同事。1922年朱德为寻求真理，游学欧洲，路过万县时，时任川军第二军军长的杨森曾以师长之职挽留，又表示“虚位以待”。1926年朱德从德国经苏联归国后，得知杨森曾向广东国民政府表示要加入国民革命军，便主动地向陈独秀提出，愿以国民党员和滇军同僚的身份到杨森部工作，以阻止杨森投靠北洋军阀吴佩孚。朱德到杨森部比陈毅只早几天，因杨森只知道他是从苏联回来的，便把他说成是第三国际派来的。陈毅和朱德彼此说明了身份之后，决定共同做杨森的工作。
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商船“万流”号在四川云阳长江江面上浪沉杨森部运载军饷的木船三只，淹死杨森部官兵58人、民夫10余人，损失枪56支、银元8.5万元。该船到万县时，杨森派轮船检查长率兵八名前往查询，又遭英驻万军舰“柯克捷夫”号枪击，士兵二人受伤，英舰掩护“万流”号逃 离万县。杨森十分恼怒。
陈毅闻讯后，连夜携杜钢百到朱德寓所进行商量，决定鼓励杨森采取强硬态度，要求英国严惩祸首，赔偿损失。
第二天，刚好有英太古公司的“万县”号和“万通”号两艘轮船从重庆驶抵万县，陈毅和朱德即敦促杨森把它扣留起来，以作交涉。
9月1日，驻重庆英领事抵万县，同杨森谈判，蛮横要求杨森立即释放被扣两轮，而对赔偿事项则只字未提。
为了巩固杨森的决心，9月2日陈毅和朱德在万县图书馆主持召开了万县工、农、商、学、妇各界代表五十多人参加的反帝预备会议，决定9月4日在西较场召开声讨英帝国主义罪行的群众大会。会后，陈毅和朱德还派杜钢百到重庆向中共四川地委汇报，并要杜钢百在重庆、成都等地，为云阳事件呼吁声援。
9月4日，万县各界数万名群众联合举行的反对英帝国主义暴行大会在西较场如期召开，会上正式成立“万县英轮惨毙同胞雪耻会”，发出了由陈毅起草的通电——《万县雪耻会宣言》，并提出了反对英帝的“六不主义”和“六大要求”。
骄横残暴至极的英帝国主义，不但拒绝赔偿云阳事件的中方损失，拒绝惩办肇事凶手，反而秘密调动“威警”号、“柯克捷夫”号兵舰和武装轮船“嘉禾”号进迫万县江岸，企图用武力劫走被扣轮船。9月5日下午，英帝国主义劫船未逞，竟动用舰炮向万县人口稠密的繁华市区疯狂轰击，造成中国军民死伤近千，财产损失二千多万元的惨案。当时，陈毅和朱德正在寓所，突闻炮声，迅即赶往杨森军部，敦促杨森截击英舰，并拟好通电，以杨森的名义发向全国，控诉英帝国主义的严重罪行。万县惨案震惊中外，全国各地很快掀起了一场声援万县人民反对英帝暴行的群众运动，海外侨胞和欧洲、苏联一些国家的工人群众也纷纷起来声援中国人民的抗英斗争。
九、十月间，陈毅经中共重庆地委安排，去达县川军田颂尧部胡翼旅任党代表。在达县一个多月中，陈毅除了对田部官兵进行国民革命的宣传教育外，还在青年学生中开展工作，不久，又奉命到重庆，负责共青团和青年工作。
11月间，陈毅在重庆与刘伯承相识。刘伯承是奉中共中央之命，回川负责军事运动的。不久，陈毅参与了顺（庆）泸（州）起义的组织工作，并准 备担任起义军的政治部主任[1]，起义军的总指挥为刘伯承。
12月下旬，陈毅又经中共川东负责人刘愿安的推荐，到合川县川军邓锡侯部第三师任政治部秘书[2]。政治部主任由师长陈书农兼，副主任是陈书农的族叔陈梦云。陈梦云是陈毅在《新蜀报》期间结识的好友胡兰畦的丈夫，很支持陈毅的工作。1927年元旦刚过，陈毅就和宣传部长范英士一起恢复政治部原有刊物《武力与民众》。陈毅为该刊撰写了复刊宣言。接着，陈毅又以师军事教育团为中心，开展兵运工作。陈毅每星期去讲一次政治形势课外，并将自己选编的《社会进化史》、《武力与民众》等作为自学教材发给每个学员，并利用课余时间找学生个别谈心，了解情况，不到两个月，便在教育团里建立了一个秘密中共党小组。3月12日，孙中山逝世两周年时，陈毅在合川瑞山公园主持召开纪念会，借此扩大革命影响，激发民众革命热情。
3月31日，突然在重庆发生了流血事件，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4月1日，“三三一”惨案的消息传到合川，一向反对“联俄容共”、而且为人阴险毒辣的代理师长王学姜急忙邀约陈毅、范英士等赴宴。一个在国民党县政府当差的工友悄悄告诉陈毅，这是王学姜与县长欧阳于彬设的“鸿门宴”，叫他当心。陈毅和范英士商量后，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并把这一想法告诉陈梦云。陈梦云对陈毅、范英士的安全非常担心，决定亲自送他们出去。
第二天，陈毅和范英士在陈梦云的护送下，悄悄离开合川，经铜梁、璧山，于4日下午到达重庆附近江北县陈梦云的一个姓尹的朋友家。陈毅在尹家吃过晚饭后，即和陈梦云等分手，决心单独进重庆，去和中共重庆地委和莲花池国民党省党部（左派）联系。
陈毅进入重庆后，到处扑空，无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最后只好去找郭勋祺。
郭勋祺是陈毅少年时代的同学和球友，这时虽在刘湘属下任副师长，但思想比较进步，与共产党有接触。陈毅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使他吃惊不小。此时的重庆全被白色恐怖笼罩，中共重庆地委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左派）尽被破坏。到处是搜捕、枪杀。郭勋祺把陈毅留在司令部掩护了一段时间， 随后叫陈毅刮掉胡子，穿上西装，扮成一个“买办”，坐上他的大轿，由他的副官周相桓率两名弁兵护送登上了去武汉的江轮。
注释
[1] 陈毅：《早年回忆》（1952年）。
[2] 陈毅：《早年回忆》（1952年）。
[3] 陈毅：《早年回忆》（1952年）。
[1] 陈毅：《早年回忆》（1952年）。
[2]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1日第3版；另外，有的著述根据范英士回忆，认为陈毅任组织科长， 不确。
·大革命失败的严峻考验
1927年5月10日，陈毅逃离虎口到达武汉[1]，与中共中央军委取得了联系，军委分配他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做党的工作。
此时，国民党中央已撤销了蒋介石的校长职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校务委员有谭延闾、邓演达、恽代英等九人，以谭、邓、恽三人为常委。国民党方面的常委均是兼职的，校政实际上由恽代英政治总教官负总责。
陈毅到军校后，和政治总教官恽代英、政治部主任施存统（后改名施复亮）组成中共校党委，陈毅任书记。公开身份是校政治部准尉文书。
军校共产党的组织是不公开的，但是很健全，每个大队和分队都有党、团的支部和小组。陈毅到任后，即秘密开展工作，并发展了一批秘密党员，如政治部组织科长叶镛就是陈毅发展的。
5月13日，驻守在宜昌防范叛军杨森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下，乘武汉政府主力部队北伐河南后方空虚之际，发表“反共通电”，调转枪口配合杨森向武汉进攻。武汉吃紧。军校奉命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开赴前线，配合叶挺的二十四师在武昌附近纸坊、土地堂一带击溃夏斗寅部。接着，中央独立师又乘胜西征配合国民革命军第二、六、八军一部在仙桃镇一带打败杨森部，使武汉转危为安。
部队回师武汉后，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不久，恽代英、施存统相继离去，陈毅领导军校的共产党组织及时采取应变措施，把一批名声较大、又已公开的党团员转移到叶挺、贺龙部队或回到自己家乡去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把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团员尽量隐蔽下来，为革命保存了一批力量。“七一五”汪精卫公开“分共”叛变革命后，陈毅自己也曾一度隐蔽在郭化若任连长的炮兵连，后又转移到萧劲任连长的特务连，公开身份仍是准尉文书，继续和各营、连党组织秘密联系。
7月下旬，军校被张发奎编为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8月2日，教导团随张发奎“东征讨蒋”。4日行到九江时，被张发奎缴械。
当晚，陈毅秘密召集共产党干部开会，商量对策，决定：（一）连夜出发到南昌去找叶、贺军；（二）可以回乡去搞农民运动；（三）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的，可以留下。大约有200多人愿意留下，这二百多人组织了一个支部，跟随张发奎到广州，后来成为广州起义的重要力量。
陈毅的身份已经暴露，不能再留在教导团，决定星夜去南昌。同行的有特务连连长萧劲。
8月6日傍晚，陈毅和萧劲赶到南昌时，起义军已南下。两人决意追赶。
8月8日，陈毅和萧劲在抚州追上起义军，见到前委书记周恩来、军事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向他们报告了对教导团的处置情况。当时，赣东有一支自称“农民建国军”的武装，表示愿意接受贺、叶的委任，条件是发给他们几百条枪。周恩来、刘伯承马上要陈毅、萧劲去联系，但未联络上，反被敌追兵朱培德部的哨兵抓住，说他们准是共产党。陈毅从口音中听出哨兵是云南人，便用地道的四川话对他说：“你是云南人，我是四川人，我们是大同乡嘛!当兵的，讲那些干什么，共产党又怎么样，共了你什么去了?”那个哨兵一听陈毅是四川人，果然动了感情，连声说：对不起!并叫陈毅他们快走。[1]
8月13日，陈毅和萧劲在宜黄再次追上起义军。周恩来与参谋团诸同志交换意见后，分配陈毅到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任团指导员，并笑着对陈毅说：“派你干的工作太小了，你不会嫌小吧。”陈毅爽朗地回答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2]
起义军在宜黄稍作休息后，继续南下，在瑞金以北壬田、会昌等地先后击退广东军阀钱大钧部的阻击，然后经福建长汀、上杭进入广东，决定以大部攻克潮汕，陈毅随二十五师及第九军（实一营兵）留守三河坝地区，由九军军长朱德指挥。
10月2日，敌钱大钧纠集三师之众向三河坝疯狂扑来。起义军给敌以重大杀伤后，为保存有生力量，于4日晨在朱德指挥下撤出战斗，保持兵力二千余人，准备到潮汕与主力会合。当行至饶平（今三饶）县城附近时，与从潮汕撤下来的一部分起义部队约二百余人相遇，方知潮汕已经失守，主力部队在汤坑、揭阳一线已失败。
形势一下子险恶起来。整个南昌起义的两万余人部队，到这时除第十一 军二十四师一部由董朗带往海陆丰外，只剩下朱德身边这二千五百多人了，而且国民党反动军队在东江地区陈兵数万，其势汹汹，随时都有向这支部队扑来的可能。
在这危难关头，朱德在饶平县茂芝镇全德学校召开干部会议，表示要继续战斗下去，陈毅坚决拥护。会议最后决定迅速摆脱险境，到闽粤赣三省边境活动。部队随即经平和、永定、象洞、上杭向西北转移，开始了艰苦转战的历程。敌钱大钧部一个师紧追不舍。10月17日，起义军在武平打退了钱大钧部两个团的进攻。接着，又在隘口石迳岭击溃了当地团防的阻击，随后，进入赣南山区。
此时，尾追的大股敌军虽然被摆脱了，但沿途不断遇到地主武装、反动民团和土匪的袭扰，起义军不得不避开大道和城镇，在山林中行进。此外，天气逐渐寒冷，部队还穿着起义时发下的单衣短裤，寒冷、饥饿、疲乏、疾病折磨着起义残留部队。部队思想混乱，行军路上不时有人不辞而别，脱离革命队伍。面对悲观动摇的人，陈毅坚决地说：“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陈毅的话充分表达了他在险恶环境里坚持革命到底的顽强决心。[1]
10月下旬，到达安远县天心圩时，部队只剩下七八百人，师团一级的政工干部也走得只剩下陈毅一个人，而且其中还有要走的。朱德和陈毅在这里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说明革命形势和任务。朱德宣布：“今后这支队伍由我和陈毅同志共同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愿继续奋斗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又充满信心地说：“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陈毅也诚挚地开导大家说：“南昌起义是失败了，南昌起义的失败不等于中国革命的失败。中国革命还是要成功的。我们大家要经得起失败局面的考验，在胜利发展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在失败退却的局面下，做英雄就困难得多了。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2]
10月底，部队到达信丰县城时，有少数人进饭馆白吃白喝，有的还闯进当铺要“当”手榴弹。陈毅闻讯，怒不可遏，下令紧急集合，带领部队跑步 到离城十多公里的一个山坳里，宣布了革命纪律，处决了严重损害军誉的3个害群之马，刹住了破坏军纪的歪风。
不久，部队移至赣粤边境的大庾（今大余）地区。这时，爆发了粤、桂、湘系军阀的混战。他们忙于互相争夺，暂时放松了对起义军的追堵。朱德、陈毅便利用这一难得的间隙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整顿和整编。
这次整顿，重点是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首先，由陈毅主持，整顿了党、团组织。重新登记了党团员，把全部五六十名党员组成了一个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连队，各连设指导员。粟裕后来回忆道：“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1]
在整顿党、团组织的同时，陈毅又协助朱德撤销了已成了空架子的军、师建制，把部队合编为一个纵队，下分四个支队（有说四路）。为了隐蔽，采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司令员，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
这次整顿以后，部队中的悲观失望、消极低沉的情绪，开始消散了，谈笑声、欢唱声，又回到了部队中间。这支在南昌起义失败从血泊里挣扎过来的人民武装，终于生存下来了。粟裕后来回忆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如果不是朱德同志的领导和陈毅同志的协助，这支部队肯定是要垮掉的。”[2]
11月上旬，陈毅和朱德率领起义军转移到湘、粤、赣三省交界处的江西省崇义县西南的上堡、文英、古亭一带地区。首先，打走了占山为王、作恶多端的土匪何其朗部，收缴了地主武装，控制了这个山区。同时，整顿了原来的关卡，收了点税，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部队除了出操上课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外，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劳动，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为穷人打天下的，革命一定胜利等革命道理。在这里活动20天左右。
在上堡一带山区活动时，发现上犹鹅形地区到了一支队伍。陈毅化装前去联系。原来那支队伍竟是湖南秋收起义部队的一个营，营长张子清。他们 是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时，在遂川大汾突遭当地地主武装靖卫团袭击而与团部失去联系转到这里的。陈毅从他们那里知道不少有关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登上井冈山的情况，心里非常高兴，随即和朱德委派原在二十五师政治部工作的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去与毛泽东联系。
毛泽覃走后不久，驻防在粤北仁化、东昌和湘南汝城一带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派参谋韦伯萃（共产党员）来和朱德联系。范是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滇军同事，素知朱德善于用兵，就想同朱德合作，以壮大自己的实力。
陈毅和朱德、王尔琢等鉴于起义军物资和装备供应十分困难，乃决定在确实保持共产党武装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与范合作。随后，起义军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一四○团。朱德仍以王楷名义任第十六军总参议、第四十七师副师长兼一四○团团长，陈毅任党代表。嗣后，又将张子清营改称第一四一团，将何举成带领的湘南宜章、汝城农军二百多人称为第十六军特务营。为了统一这三支部队的行动，秘密建立了中共第十六军军委，陈毅任书记。
12月上旬，陈毅和朱德率部作为范石生的后卫开赴广东仁化。在仁化与广东省委取得了联系，省委命令部队继续南下，参加广州起义。陈毅和朱德毫不犹豫，立即挥师兼程南下。但当赶到韶关城郊时，就得知广州起义失败了，于是转往韶关西南郊的西河坝，准备住进一个天主教堂里。天主教堂的法国神甫不让部队进内，在大门口“哇哩哇啦”对着部队吵闹。正好陈毅走到这里，上去用法语和神甫谈了一阵，神甫才让进去。粟裕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这时，大家才知道陈毅同志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算得是个大知识分子了。然而，他却能够与我们一起同生死共患难，大家就更加信服和敬佩陈毅同志了。”[1]
12月下旬，部队移至韶关以北的犁铺头进行休整。何长工受毛泽东的委派辗转来到这里。陈毅和何长工是留法期间的同学，久别重逢，格外高兴。陈毅和朱德、王尔琢热情地接待了何长工，详细地询问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情况，对开辟井冈山根据地很感兴趣。
1928年元旦过后不久，陈毅和朱德突然收到范石生一封密信，大意是：合作事已败露，应从速离开，自谋出路。最后胜利是你们的，现在我是爱莫 能助。并赠送了几万银元。几乎与此同时，中共广东省委指示，要朱、陈率部脱离范石生，到英德、清远等地发动群众进行暴动。[1]朱、陈即以“野外演习”为名，率部撤离犁铺头北上，准备绕道南雄、翁源，到英德、清源目的地。行至仁化鸡笼附近江边时，发现国民党第十三军方鼎英部正沿着浈水开往南雄，截住去路，遂折回北进，到达宜章县境，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于1月12日智取宜章县城，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帜，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蔡协民任政治部主任。
1月下旬，驻粤北的国民党独立第三师师长许克祥，率部直奔宜章而来。陈毅和朱德决定连夜率领部队撤出宜章县城，隐蔽集结在城西南40余公里的山地。随即在农军配合下，在岩泉、粟源地区击溃许克祥一部，并乘胜追至广东砰石，将该师主力击垮，共歼敌一千余，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并重占宜章城。
2月初，陈毅和朱德率部由宜章北上占领了郴州。随后，又分兵协助资兴、永兴、耒阳等县农军，夺取了这几个县的政权。和湘南特委一起将湘南农军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三、四、七师和两个独立团，共八千余人，并成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安仁、茶陵、酃县、桂东、汝城、临武、嘉禾、桂阳、常宁、衡阳等县部分农民，也纷纷举行起义。
3月间，粤、桂、湘军阀混战刚刚结束，他们便立刻勾结起来，以7个师的优势兵力，分南、北、西三路，向湘南地区扑来，加上湘南特委执行盲动主义政策，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使起义军难以在湘南立足。4月初，陈毅和朱德率领起义军和农军分两路从耒阳、郴州向井冈山转移，在4月下旬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宁冈的砻市胜利会师。
两部会师后，在龙江书院召开两部营以上干部会，确定两部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下辖第十、第十一两个师及一个教导大队。陈毅为教导大队大队长[2]。在中共第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第四军军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朱德、陈毅等为委员。
注释
[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5月11日第3版；有的论著认为陈毅于4月上旬到达武汉，不确。
[1] 陈毅：《关于“八一”南昌起义》，《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
[2]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0页。
[1]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1页。
[2]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2、43页。
[1]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6页。
[2] 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人民忠诚战士——缅怀陈毅同志》，上海人民 出版社1979年版，第69页。
[1] 《粟裕战争回忆争》，第49页。
[1] 此据中共广东省委1928年1月16日、1月18日给中央的报告。以往许多论著均认为朱、陈率部脱 离范石生后，即决定去湘南或去海陆丰，不确。
[2] 《江西省委转给中央的信——录毛泽东同志关于永新、宁冈等根据地情况》（1928年5月19日）。
·战斗在井冈山
朱毛两军会师不久，驻江西永新、吉安、遂川等地的赣敌杨如轩的第二十七师，从永新、遂川两地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二次“进剿”。[1]陈毅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两个团迎敌，先在遂川五斗江歼敌一个团大部，接着在永新城附近击溃敌1营，迫使永新守敌逃往吉安，红军乘胜占领了永新城。通称“一打永新”。
5月中旬，赣敌杨如轩又在吉安纠集五个团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起第三次“进剿”。陈毅和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动撤出永新，退回根据地的中心——宁冈。
5月16日，红四军为了了解形势，派三十一团一营到大军阀、曾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的谭延闿的家乡湖南边界茶陵县高陇抢报纸。不料打高陇不够顺利，得而复失，三十一团一营营长员一民牺牲，连长二人也牺牲了。陈毅和朱德率二十八团前往增援，途经高陇，忽接到毛泽东来信，说永新城内有两个团的敌人已出动，企图经龙源口直取宁冈。陈毅和朱德闻讯后即率二十八团和三十一团一营从高陇出发，一天急行军60多公里，于当晚赶到离永新城只有15公里的澧田集结待机。次日，在草市坳与永新城西进澧田的敌一个团遭遇，经过两个小时激战，将敌人歼灭后，出敌不意地攻进永新城。这时敌师长杨如轩正在司令部驻地听留声机，听说红军来了，仓皇爬城墙出逃，手被击伤。陈毅和朱德率部再占永新城，胜利地击破了赣敌第三次“进剿”。
5月20日，陈毅和朱德率部撤回宁冈。在宁冈参加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毛泽东为书记，陈毅和朱德等为候补常委。会后召开中共红四军代表大会，因毛泽已任特委书记，军委书记一职，改由陈毅担任。从此，陈毅全力进行红四军党的工作。杜修经在当年6月15日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说：“军中的工作乃有起色，尤其是各团委渐次的起了作用。”[2]
5月下旬，因井冈山“人口不满五千，产谷不过万石”，无法解决上万名 红军战士的给养问题，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只好将湘南农军编成的第三十团和第三十三团派回湘南，师的番号撤销，由军部直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二团，全军共八千余人，二千二百余支枪。
6月中旬，赣敌又调集第九师、第二十七师共五个团，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为总指挥，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举行第四次“进剿”。6月23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等指挥红四军两个多团，先后夺取新、老七溪岭和龙源口战斗的胜利，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再乘胜追击，第三次占领永新城。根据地人民赞扬：“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1]”
这一胜利，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部和吉安、安福、遂川、酃县各一部，湘、赣边界的割据达到全盛时期，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其原因就在于边界党（地方的党和军队的党）的政策是正确的。”而当时边界特委书记是毛泽东，红四军军委书记是陈毅。
6月上旬，湘赣两省敌人联合起来，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决定，除第三十二团守井冈山外，分兵两路：一路由毛泽东率第三十一团在永新地区牵制赣敌，袭扰疲惫敌人；一路由朱德、陈毅率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团进攻酃县、茶陵，调动湘敌回援，然后集中力量打击赣敌，以粉碎敌之“会剿”。
7月12日，朱德、陈毅、王尔琢率第二十八、第二十九两团攻克酃县城后，不料，由湘南宜章农军组成的二十九团士兵因家乡观念太重，借口湖南省委有指示去湘南发展，于当晚在酃县城秘密召开士兵委员会，擅自决定次日由酃县去湘南。还确定了出发的时间，找了向导。陈毅闻讯后，当即召开军委扩大会，对二十九团的返乡行动耐心予以劝阻。接着，朱德又召开二十九团士兵会，向大家晓之以理，反复说明去湘南的弊害，均未达目的。
为了防止二十九团溃于一旦，朱德、陈毅被迫允诺回宁冈了解井冈山之围后再有计划地去湘南。这样才勉强稳住了军心，使部队向宁冈回师，但行动迟缓，“走了一天只走了30里，兵士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零乱，军心涣散，组织改［解］体，如果途中遇着敌人定是不能作战，马上溃散”[2]。后行至酃县、宁冈交界处的沔渡时，二十九团士兵又吵吵闹闹， 提出“打回老家去”、“打回湘南去”。于是，陈毅再次召开军委扩大会，做说服动员工作。随红军大队一起行动的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但不出面制止二十九团的错误行动，反而不顾永新联席会议的决议，重提执行湖南省委要红四军主力去湘南的错误命令，进一步助长二十九团的错误意见[1]。会议讨论了好长时间而无具体结果。后二十八团也表示不愿回永新，提出要去赣南，这样，朱德与陈毅又作复议，决定部队由酃县绕道进击遂川之敌，以解永新之围。
7月16日，行至酃县水口，二十九团的再次坚持要开向湘南，朱德和陈毅等只得同意二十九团的要求，并为了防止二十九团单独回去孤军作战被敌所算，决定带领二十八团也同去。另外，根据湖南省委6月26日信中要求红四军去湘南时组织前委的指示，取消了军委，组织了由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因毛泽东不在，改以陈毅为书记。之后，陈毅将部队在酃县发生的情况写信报告给毛泽东。杜修经还专门去了一趟宁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不巧的是毛泽东已去了永新，仅见到新上任的特委书记杨开明。杨没作慎重考虑，既说：“决定了，就走吧!老毛那里，我跟他说。”[2]这样，红军大队即于次日由水口出发，开始了向湘南冒进。
行军一天多，忽然接到毛泽东派中共茶陵县委书记黄琳（即江华）送来的亲笔信。信是写给杜修经、朱德和陈毅的。信中要求部队停止去湘南，急回边区解围。
第二天，由杜修经主持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就毛泽东来信进行讨论。会前，陈毅和朱德等曾打开地图，看离井冈山有多远，是否可以很快回井冈山。后听龚楚说，看来离井冈山近，因大山阻隔，实际很远。所以会议作出回边区已不能解边区之围、不如急打郴州的决定[3]。
7月24日，到达郴州，与范石生部发生激战，先胜后败，被迫撤出郴州，向资兴转移。二十九团随即自由行动，擅自向宜章方向开进，结果一部在广东乐昌被土匪胡凤璋的部队消灭，一部散在郴州、宜章等地，不知所终。
部队在资兴旧县的布田村集结时，二十八团损失不大，二十九团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及团部零散人员和萧克的一个连共一百来人。陈毅 和朱德将二十九团剩下的一百来人连同军部特务营，一起并入二十八团，称“新二十八团”。随后，派二营和团直机炮连为前卫，向罗霄山脉靠近。
这时，毛泽东闻“八月失败”，非常关心，亲率三十一团三营南下迎接红军大队。8月23日，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在桂东见面后，即召开了前委扩大会。会议总结了“八月失败”的深刻教训，批评了杜修经的严重错误，决定部队一起回井冈山，并撤销了前委，另组行动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
10月初，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对“八月失败”也作出了相应的结论。陈毅在会上和毛泽东、朱德等一起当选为第二届特委委员。不久，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根据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陈毅为组织科长。前委之下组织红四军军委，朱德为书记，陈毅等为委员。
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在平江起义中诞生的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12月12日，在宁冈新城召开红四、红五军会师庆祝大会。陈毅兴奋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主席台两侧：
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
争红光，当红军，高举红旗子，创造新世界。
注释
[1] 赣敌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在1928年2月。
[2]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汇集编研协作小组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 社1987年版，第128页。
[1] “两只羊”，指敌师长杨如轩、杨池生。
[2]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 242页。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页。
[2] 杜修经：《八月失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第521页。
[3] 杜修经：《八月失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第521页。
·取代毛泽东又请回毛泽东
1928年底，湘赣两省敌人又开始策划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举行第三次“会剿”。
1929年1月上旬，陈毅出席中共井冈山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的红四军军委、红五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到外线作战，实行“围魏救赵”的战法，以解国民党大军对井冈山之围。
1月14日，根据柏露会议决定，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军直、第二十八团、第三十一团共约3600人离开井冈山，经大汾、营前、崇义向赣南出击。陈毅作为前委机关的组织科长随军直行动。
红四军一下井冈山，就被国民党军队发觉了，立即以进到遂川和资兴的 第一路、第五路共两个旅和驻赣州的第十五旅等部追击红四军主力；第二、第三、第四路约三个旅继续向井冈山进攻。
1月23日，红四军占领大余县城后，第二天赣敌第二十一旅、第十五旅等部就追了上来。“因当地无群众组织，事前不知敌人向我进攻，以致仓猝应战，我军未能全数集中，并因兵力垒积重叠于一线致失利。”[1]此仗，三十一团营长周舫和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负重伤。后来，何挺颖在由粤北乌径回赣南时，遭遇敌情，在入夜仓促行动的混乱情况中，从马上摔下而牺牲。陈毅接任第二十八团党代表。
红军撤离大余后，又连战失利，陈毅后来回忆那时的情景时说，我们一天跑一百四五十里路也摆不脱敌军的追击，而且愈跑跟得也愈紧，那个日子是很难过的。
2月9日，红四军到达大柏地时，进行了大柏地战斗，歼敌军刘士毅部两个团。俘敌八百余人，缴枪八百余支。
此后，红四军乘胜占领宁都城。在宁都筹集到一些款子，然后于2月17日到达吉安东固，与李文林、赖经邦领导的江西红二、红四团会合，随后，两军召开了盛大的会师大会。
陈毅以激动的心情即兴赋诗，有云：
东固山势高，峰峦如屏障。
此是东井冈，会师天下壮。[2]
2月25日，红四军离开东固，于3月11日翻越武夷山南麓，首次进入闽西。歼灭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以下二千余人，进占长汀县城。
红四军在长汀进行了整编，以原第二十八团、特务营、第三十一团为基础，分别编为第一、二、三纵队，陈毅为第一纵队党代表，纵队长是林彪。
整编之后，红四军进行短距离分兵活动，陈毅和林彪率第一纵队到汀州城外的新桥等地打土豪、筹款和发动群众。
这时，蒋桂战争已揭开序幕。20日，陈毅出席在长汀“辛耕别墅”召开的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形势，决定利用国民党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 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的战略计划。[1]
4月1日，红四军回师赣南，在瑞金同由井冈山撤出的红五军会合。不久，两军一起开到于都。在这里，陈毅出席了前委扩大会，会议决定，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返回井冈山地区恢复根据地；红四军主力和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则在赣南，执行消灭地主武装、发动和组织群众等任务。
会后，陈毅率领一部分队伍到兴国与赣县交界的杰村地区发动群众，帮助兴、赣两县的党组织建立地方政权。
5月上旬，红四军再次入闽，于5月23日攻克龙岩城，26日又占永定。并成立了永定县红色政权。
这时，随着赣南、闽西斗争局面的打开、地方工作的加多、部队的扩大，前委既管军队工作，又管地方工作，感到兼顾不过来。于是，前委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军委，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兼红四军政治部主任。这样，使下井冈山之后，为应付新环境而停止活动的军委又恢复了。
但是，刘安恭刚从苏联学习军事回国不久。他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情况，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作法，刚主持军委工作，就作了一条不利于前委工作的决定，要求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他事。军委是前委的下属机关，下级对上级的权限作出规定，显然是不适宜的。刘安恭作出的这个决定引起了红四军很多党员的不满，于是在6月初召开的一次有41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上，以36票对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撤销临时军委的决定。军委撤销，军委书记刘安恭也就自然免职，其兼任的红四军政治部主任一职亦由陈毅接任。
对于撤销临时军委，人们的认识比较一致。但由此引起一个新问题，即在前委之下还要不要立红四军军委这一组织，人们的认识就大不一致了。反对者认为，军队指挥需要集中，在前委下只有红四军一个单位的情况下再设军委，机构重叠，是“分散主义”；赞成者则认为，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甚至指责前委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在红四军主要领导人毛泽东与朱德之间，也产生了这种分歧。
6月16日蒋介石发出“会剿”闽西朱毛红军的命令。此时，担任红四军 政治部主任的陈毅认为，大敌当前，必须停止争论。团结对敌，否则，必将导致党和红军的分裂，而在敌人的军事进攻面前遭到失败。陈毅感到自己是夹在朱、毛之间，好比是依偎在秦、晋大国之间的小国，遇事往往采取折中平衡的办法，求得矛盾的缓和与解决。于是他建议召开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以解决争论问题。前委并决定以陈毅代理前委书记，负责筹备红四军七大的召开。
6月22日，经过仓促准备的红四军党的七大在龙岩召开。到会代表中，有红四军前委委员，各纵队司令员、支队长、党代表和士兵代表共四五十人。陈毅主持会议。会议就红四军党内长期存在的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的分歧进行了讨论，通过了陈毅起草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一方面否定了前委下再设红四军军委的意见，认为确系机构重叠，并认为说“书记专政”纯属偏见。但对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等错误倾向，未提出批评，使这个决议成为“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的折中议案。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13人为新的前委委员，陈毅为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带领谭震林、蔡协民、江华、曾志等，去蛟洋指导闽西地方工作。
会后不久，陈毅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红四军派一得力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和汇报红四军情况的指示，决定前往上海。行前，陈毅去征询毛泽东的意见，并请毛泽东复职，主持前委工作。毛未同意。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
8月下旬，陈毅辗转从香港乘船到达上海，首先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扼要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李立三要陈毅尽快写好几种上报材料。
陈毅告别李立三后，就“躲”进英租界四马路新苏旅馆，于9月1日写完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等五个书面材料。这些材料如实地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都作了充分的叙述，因而中央在1930年初把《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发表在中央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并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很多宝贵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1]
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一个听取陈毅汇报工作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陈毅在会上将红四军成立一年多来的革命斗争，红四军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尤其是红四军党的七大和毛泽东离开部队去闽西指导地方工作等情况，作了如实汇报。政治局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决定由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一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
会后，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的谈话和中央的讨论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9月28日经中央讨论通过，这就是党史上有名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肯定红四军的斗争经验，肯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思想，强调“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明确提出了红军的基本任务，要求红军纠正一切不正确倾向，并指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前委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同敌人作斗争。同时，指示信也对朱德、毛泽东的工作方法提出了批评。
10月1日，陈毅带着新的认识和中央精神离开上海，22日经广东蕉岭松源时，意外地与朱德相遇。朱德此时正按中共中央的指示率领红四军在东江活动。
当天晚上，前委召开会议，由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并详细作了解释。会后，陈毅派专人把《九月来信》送到蛟洋给毛泽东，并附自己一信，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
10月下旬，红四军攻打梅县失利后，于11月上旬转入赣南寻邬、安远等地。在这里，陈毅又去信请毛泽东回前委。
11月中旬，陈毅和朱德率红四军回闽西。23日再占汀州后，又召开前委会，决定再促请毛泽东速回红四军。
11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陪同下，回到红四军，与朱德、陈毅见面。毛泽东表示接受《九月来信》对他的批评，并愿按《九月来信》精神回前委工作。陈毅也诚恳地当面向毛泽东作了检讨。毛泽东看到陈毅的思想水平提高这么快，非常高兴。他自己前一段身体因病和情绪不佳，也基本上恢复了。11月28日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写道：“我病已好”， “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急进行教育。”至此，红四军党内领导同志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
11月28日，毛泽东和朱德、陈毅召开前委会，根据“九月来信”的精神，正式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
为了开好红四军“九大”，陈毅积极协助毛泽东作准备，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反映，共同研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经过一个月的准备，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2月28日在上杭古田召开。大会由陈毅主持，毛泽东在会上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并专门作了关于废止肉刑和禁止枪毙逃兵的报告，与会代表热烈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信和各种报告，总结了经验教训，统一了思想认识，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通称古田会议决议），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11人为前委委员，杨岳彬等3人为候补委员，毛泽东重新当选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后，为粉碎闽、粤、赣3省敌军“会剿”闽西，红四军兵分两路先后回到赣南。
1930年2月6日至9日，红四军前委在吉安陂头村召开赣西、赣南特委和红四、红五、红六军军委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会议决定以红四军前委为基础，扩大组成为统一领导红四、红五、红六军及赣西、赣南、湘赣边地区党的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和陈毅留守荇田，未出席会议，被选为前委委员。会后，前委决定，陈毅调任红六军政委兼军委书记。
红六军是在1月下旬刚由赣西南的地方武装编成的，军长黄公略，下辖三个纵队，约二千余人。
陈毅上任后，为阐明红军宗旨，严明军纪，与军长黄公略联名发布《红军第六军司令部布告》。
这时，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6月11日，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不久，李立三等人又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还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并成立中央总行委。这种冒险主义很快推行到各个革命根据地。
6月中旬，陈毅在长汀出席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举行的联席会议。会议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不久改为红三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第一路军（后改称第一军团），由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时，决定以到达汀州的赣西南地方武装西河第二十六纵队、瑞金第二十四纵队和广东东江红军第五十团为基础，组成红军第二十二军第一、二、四纵队，以陈毅为军长，亦归第一路军建制。另外，还成立了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陈毅等17人为委员。
6月23日，红一军团主力开始离开长汀向广昌推进，准备夺取九江、南昌；陈毅则率第二十二军第一、二、四纵队开往赣南，逐步完善建制，扩充队伍。
7月初，陈毅在赣南将河东的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二十八等纵队统统编入二十二军。
刚升编的二十二军，当时无论是军事干部还是政治干部都很缺乏，而主力部队又不能派大量干部来。为解决这一难题，陈毅一到赣南便在信丰县的周坪黄家祠堂办起了二十二军干部学校。不久，校址移至犀牛真君庙，陈毅自任校长，并讲授政治课。在干部学校，他结识了信丰县城的女学员萧菊英，后来与她结为伉俪。
此时，红一军团离开闽西后，已在湖南浏阳的永和市同一度攻占长沙（7月27日）又被迫仓促撤出（8月6日）的第三军团会合，组成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他们遵照中央指示再攻长沙，由于敌人兵力强大，久攻不克。后在毛泽东的说服下，部队回师江西，攻打吉安。
为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的行动，陈毅率红二十二军于11月5日赶到吉安，这时，吉安城早已被红军主力攻克了。并且主力已离开吉安，正在赣江东岸一带活动。
10月，蒋介石在结束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后，迅速调转兵力，组织1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11月8日，毛泽东闻二十二军已到吉安，即从峡江赶来，和陈毅同住一绸布店，彻夜长谈反“围剿”等问题。
11月上旬，敌人经过一番准备之后，开始向苏区推进。为诱敌深入，陈毅率二十二军在吉安神岗山一带稍作阻击后，即掩护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向苏区中心撤退。尔后，率领二十二军向主力靠拢， 寻机歼敌。
12月30日，陈毅遵照红一方面军总部的命令，率领第六十四师（由二十二军缩编）随主力一起向龙冈发起攻击。在战斗中，陈毅身临前线指挥。他经过稻田时，敌人突然从山头上用机枪射击，警卫员黄朝天连忙把他推倒在田埂边，黄朝天自己肚子上挂彩。通讯班压住敌人的火力，陈毅和通讯班长把黄朝天送到担架上转送战地医疗队。分手时，陈毅把平时省下的三块大洋交给黄朝天，说：“把这带去，买点吃的补补身体。”
经过一天激战，红一方面军歼敌一个师部和两个旅近一万人，缴各种武器九千余件，活捉其前线总指挥兼师长张辉瓒。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1月15日在宁都县小布成立了苏区中央局。17日，中央局决定在富田成立相当于省委的赣西南特委，指定陈毅为书记，曾山、陈正人等为委员，下设东、西、南、北四路分委。
陈毅就任赣西南特委书记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接受中央的指示，开展肃清AB团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陈毅开始的态度是坚决的。但后来面对肃反被严重扩大化了的事实，他冲破原定的框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对那些无真凭实据而被乱抓乱押的人当即下令释放。据曹金山回忆，仅于都一地，陈毅一次就放了几十人[1]。
1932年初，陈毅和李富春、吴德峰受命组成国家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委员会（原为省肃反委员会）后，更是深入到“重灾区”，在短短几个月中即重新审理“反革命”案件一千余件。陈毅的态度，使掌握肃反大权的人大为恼火，他们妄图把陈毅诬陷为AB团的团长。幸亏毛泽东支持陈毅，他们才没有得逞。
赣西南特委成立不久，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动员工作就开始了。陈毅又先后被任命为赣西南亦卫军总指挥和战争动员委员会主席，发动和组织赣西南人民积极配合主力红军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11月初，陈毅到瑞金出席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和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全苏一大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并因成绩卓著被授予红星奖章。
这年年底，发生了一件令陈毅痛心疾首的意外事情。一次，他的爱妻萧 菊英为躲避敌机轰炸，不幸失足落井身亡。陈毅闻此噩耗，悲痛不已，作《忆亡》一诗：
泉山渺渺汝何之?
检点遗篇几首诗。
芳影如生随处在，
依稀门角见冰姿。
……
革命生涯都说好，
军前效力死还高。
艰难困苦平常事，
丧偶中年泪更滔。[1]
1932年1月，为便于集中统一指挥江西赤色地方武装，中革军委决定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之下的军事部取消，改设江西军区总指挥部，陈毅被任命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负责指挥独立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等师及地方赤色武装，参加了南雄、水口、乐安、宜黄等战役。
10月上旬，经李富春、蔡畅夫妇介绍，陈毅在宁都与兴胜县少共县委妇女部长赖月明结婚。
1933年2月，为准备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中央局决定江西军区迁往宁都及其东北地区，陈毅兼总指挥，李富春为政委。
随后，陈毅和李富春指挥江西军区独立师、团及地方游击队于千岩万壑、鸟道羊肠之间，神出鬼没地牵制、骚扰、袭击敌军，有力地配合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朱德当时写了《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一文，他称赞江西的游击队在“破坏敌人交通、桥梁、辎重，迷惑敌人、恐吓敌人等等，均有相当成绩”，对东陂、黄陂战役“起的作用很好”[2]。
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红军的伤亡亦不小。为补充和扩大红军，陈毅把扩红当作一项重要任务来抓。5月间，他从宁都到兴国，亲自动员兴国的党团员参加红军，在“武装上前线”的口号下，5500人的兴国模范师集体加入红一方面军。5月4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及红一方面军全体指战员 致电陈毅、李富春，表彰江西军区兴国模范师“是苏区模范中的模范”，号召全中央苏区向模范师学习。
6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毛泽东再次受到打击，陈毅作为江西军区负责人列席了会议。他在发言中肯定了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创建红军的功绩，并以三次反“围剿”为例说明毛泽东的战略策略方面的优点和长处。
9月间，国民党军开始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李德等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丧失一寸土地”等错误作战方针，命令红军主力进攻敌人有重兵把守的据点，以致接连受挫。10月上旬，陈毅奉命率江西军区部队配合东方军进攻敌人有重兵把守的硝石，战斗打得很艰苦，部队伤亡很大，被迫撤回。
11月，陈毅被中革军委任命为新成立的西方军司令员兼政委。其任务是在中央苏区的西北线阻挡敌西路军的进攻，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12月上旬，陈毅指挥西方军之独立第二、第三团在新干县七琴圩歼灭国民党江西保安二师大部，活捉敌师长李向荣，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七琴圩战斗，震动南昌，敌人迅即将第八十一、第八十九师调到西线，加强防御。这样，减轻了北线红军的压力。
1934年1月，陈毅到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
此时，“左”倾领导者指挥红军冒险进攻接连失利后，便改为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以碉堡对碉堡。陈毅对这种消极防御战略方针深怀忧虑。五六月间，他先后发表了《开展群众游击战争的潮流——介绍永丰游击小组的战斗经验》、《最近时期西北线游击斗争的检查》等文章，主张战争的组织者应从实际出发制定作战方针，以我之长，击敌之短，“集中一切力量潜入敌人之远后方”。但这些意见没有被采纳，反被指责为“鼓吹游击主义，实属典型的机会主义”。
8月28日，陈毅在兴国老营盘指挥西方军作战时，右胯骨被敌弹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被抬到后方医治。
注释
[1]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357 页。
[2] 《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4页。
[1] 《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 （1929年3月20日）。
[1]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册，第357 页。
[1] 曹金山：《陈毅同志救了我》，《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页。
[1] 《陈毅诗词全集》，华夏出版社，第32—33页。
[2]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领导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 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中央规定，必须待野战军突围到湖南后，才能公开宣布野战军突围转移的消息，并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作为必须坚守的阵地。
这时，陈毅胯部负伤未愈，仍躺在病床上。当他看到医院已将医疗器械、药品装箱后，知道要有行动，但不知要到哪里去，马上给周恩来写信反映情况。周接信后，在百忙中赶赴医院看望，并将战略转移的安排告诉陈毅。同时给医院调来汽油发电机，让医院马上打开已包装好的X光机等医疗器械，给陈毅拍片、检查，确诊他的右胯骨为粉碎性骨折，随即给他动了手术。
10月13日上午，项英在送别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领导人及最后撤离的队伍后，赶到医院看望陈毅，并向他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和部署。陈毅由于得知战略转移的精神，当即对形势和迅速分散游击等问题提出看法。并和项英集中就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0月14日上午，中央分局举行第一次会议。分局委员均到会，项英鉴于会议内容重要，派人用担架将陈毅抬到会场。会上，项英传达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赋予中央分局的任务和要求，宣布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正式成立，并作了讲话。陈毅也在会上发了言。
为适应斗争形势，陈毅和项英一起，在组织上陆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派张鼎丞等一批得力干部，分赴各地开展游击战争；精简机构，疏散安置家属和老弱病残干部，少数送到白区治病（陈毅的妻子赖月明从江西省少共儿童局被动员回她老家兴国工作，此后赖即与陈毅失去联系）；新建中共信（丰）南（康）赣（县）特委和军分区（后改为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李乐天任特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杨尚奎任特委副书记，调红军一个营去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
由于形势日益恶化，有些奸商乘机哄抬物价，拒用苏维埃银行纸票；少数不坚定分子叛变革命，投降国民党军。据此，陈毅和中央办事处副主任梁柏台于12月1日和20日，以中央政府办事处名义，下发了第3号布告和紧急命令。布告规定，在苏区境内，对拒用国家银行纸票的予以“捉拿严办”。紧急命令作出八项规定，动员工农群众积极击杀革命叛徒。
当时安置重伤员是一项艰巨任务。到1935年2月，还有二千多名尚待安置。陈毅拄着拐棍，向伤员讲明严重的敌情和险恶的处境，耐心地动员他们立即疏散，同时动员地方干部和群众分别收容安置。他恳切地对群众说：“你 们把这些负伤的同志抬回去，做儿子也好，做女婿也好，他们伤好了，多一个劳动力，也多一个报仇人!”经过多方努力，群众把伤员当亲人，抬的抬，背的背，很快就把重伤员疏散安置了。
1935年2月5日，遵义会议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给项英和中央分局发来“万万火急”电报，指出：“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这一基本原则不许可任何动摇”；并指示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形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贺昌及其他二人组织之，项为主席”。分局研究后确定，只保持项英、陈毅、贺昌三人的集体领导，其余领导干部均分散各地领导斗争。
3月初，形势越来越危急。项英、陈毅等决定部队分9路突围。他们的司令部所在的一路最后突围。
9日，陈毅和项英、贺昌率一个团从于都的上坪预定向福建长汀方向突围，部队已经集合，但要等向党中央报告的电报发出后才能走。由于联络困难，直到下午5时电报才发完，敌人已经临近，被迫埋掉电台，烧掉密码。从此，陈毅和项英等同党中央失掉了联系。
贺昌带两个营于下午首先突围，不巧中了敌人的埋伏，部队被打散，贺昌牺牲。陈毅和项英率一个营行动时已是晚上，刚出动，就遇到敌人的阻击，转不出去。他们当机立断，决定分散行动，改向赣粤边突围。这时，巧遇原代英县委书记曾纪才，即由他带领沿着崎岖的山路，突出了重围，于3月下旬到达大余东南的油山，与赣粤边特委领导人李乐天、杨尚奎等会合。
接着，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突围的部队也到达油山。加上原在那里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共一千四百余人。于是，陈毅和项英等决定在油山建立根据地，开始了在赣粤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历程。
赣粤边位于赣南与粤北交界处，以大余岭的油山为中心，包括江西省的信丰、南康、赣县、大余、上犹、崇义、龙南、定南、全南和广东省的南雄共十个县的部分地区，中心区域在信丰、大余、南雄三县的毗邻边界。此处地势险要，宜于游击回旋，成为红军主力长征后的南方游击区之一。
陈毅和项英抵达油山后，立即看望从于都突围出来的红军指战员及原在那里的部队，对他们表示慰问。指战员们看到陈毅、项英安全到达，非常高兴。陈毅说：“国民党吹牛说已经把我们消灭在仁风山区了!嘿，我们却在油 山上说话了!”[1]
同年4月中旬，陈毅和项英在大余县长岭召开干部会议。他们针对当时存在的盲目乐观、盲动主义、悲观失望等错误认识和情绪，统一思想，作出行动部署。项英在报告中，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提出新的斗争方针。
陈毅也讲了话。他说：红军主力转移，我们突围到油山，这是革命的低潮，但革命的高潮必然要到来，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他提醒大家：“革命的现实是困难的，现在还不是最困难的时候，更困难的局面还要来临。”陈毅反对同敌人死打硬拼，在讲话中指出：“如果跟敌人硬拼，拼掉一个少一个，正符合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目前主要是保存力量。现在留下的同志虽然数量不多，但这是革命的（血本），是经过大风暴锻炼过的革命种子。保存下一个战士，将来局面开展了，可以当连长、营长；保存下一个县委书记，将来可以当一个省委书记，怎么能把他们放在炮筒子里轰掉呢?我们要十分珍惜党的这些财富。革命红旗不会倒，斗争一定要开展!在斗争中求生存!在斗争中求发展!在斗争中求胜利!”他强调要转变斗争方式，改变不适应游击战争的做法。他还说：“在今后的长期斗争中，一方面要防止脱离政治的倾向，加强政策学习，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一方面要转变老一套作风，采取新的斗争方式，迅速适应游击战争。我们这样做，就一定能胜利。”[2]
长岭会议在正确分析形势的基础上，确定了斗争方针：在政治上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在军事上，确定在北山、油山等地建立五个游击区；在组织上，在中共赣粤边特委领导下，设立县委、区委，部队编成四个大队，下设若干分队，便于进行分散的游击战；在战术上，采用兜圈子、挺进游击和袭击动作，打击弱小之敌，来对付国民党军的“清剿”。
会后，陈毅和项英、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仅带着1个侦察班、1个警卫班的精干队伍，以帽子峰为依托，通过新建立的交通联络网，来领导赣粤边各地开展游击战争。
同年5月，国民党赣南第六绥靖区司令官余汉谋，指挥正规军和保安团队三四万人，对赣粤边游击区开始大规模“清剿”，狂言“要在三个月内消灭 游击队”。陈毅和项英面对超过自己数十倍强敌的进攻，紧紧依靠群众，运用公开与半公开、分散与集中、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相结合的原则，对付敌人的“清剿”。
不能住村庄，陈毅等就用树枝茅草或竹子搭棚隐蔽。后因棚子目标大，就改用雨伞，或在雨布四角钉上绊子，挂在树上，既遮露挡雨，又携带方便。
为缩小目标，陈毅等把游击队化整为零，多则十余人，少则三五人，把打游击同做群众工作结合起来，成为“武装工作队”。他们改扮成农民装束，把枪托锯短，以利隐蔽。他们与“清剿”的敌人捉迷藏，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易暴露目标。
陈毅等让干部、战士利用职业作掩护，到赤白交界地区和白区活动。交通员赖文泰会打铁，就挑着担子走街串巷，通过为群众补锅补盆来开展工作。杨尚奎会编篾器，就以此来掩护，有人问杨是什么人?群众说“是新请来的篾匠”。人们见他编的篾制品又细又密，也就相信了。不会手艺的干部、战士就下田劳动，和群众广交朋友，既掩护开展活动，又逐步发展组织。
陈毅经常用“叫化子打狗靠西墙”的故事来教育大家，使大家懂得进行游击战争，必须有根据地，必须动员和组织群众参加反“清剿”。在基础较好的地区，组织不脱产的游击小组，仅油山和北山游击区就有以党员为核心的游击小组五十多个。这些游击小组配合游击队站岗放哨，当向导，作侦察，搞情报，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陈毅等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规定反“清剿”战斗的原则是：不是盲目地有仗就打，而是有目的地打；要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打能发动群众的仗，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不打硬仗，坚持“赚钱就来，赔本不干”，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当敌人来“清剿”油山游击区时，得知敌后方南雄的乌径空虚，就连夜跳出包围圈，急行军五十多公里，赶到乌径，全歼靖卫团，吓得“清剿”的敌人调兵回防。游击队还袭击了大余的游仙圩敌据点和西华山钨矿局矿警队，迫使“清剿”的敌人调兵“安定后方”。
陈毅和项英为便于不识字的游击队员的记忆，把游击战战术编成歌诀：
团结群众，配合行动；支配敌人，自己主动。
硬打强攻，战术最忌；优势敌人，决战要避。
敌人正面，力量集中；攻打费力，又难成功。
敌人侧翼，力量虚空；集中兵力，坚决猛攻。
驻止之敌，施行袭击；行进之敌，采用伏击。
动作突然，敌难防范；不行火战，白刃来干。
行迹飘忽，敌难追踪；死板不动，挨打最痛。
胜利要快，进攻进攻；保守主义，革命送终。[1]
在反“清剿”斗争中，最困难的莫过于缺乏药物。6月，陈毅胯部伤口复发化脓，行走困难，只靠抹点万金油。一个月后脓穿了，稍好了些。可到了9月腿部又化脓，待脓穿时，他凭着顽强的毅力，忍受着巨大的疼痛，将腿捆在树干上，叫别人拼命往外挤脓水。结果，挤出很多血水，还挤出两块碎骨头。又把扯好的白布条抹上万金油，用竹签一点一点塞进伤口，就这样，他的伤口居然奇迹般的痊愈了!
同年10月，发生了敌人利用叛徒龚楚破坏赣粤边特委领导机关的“北山事件”。龚楚原为中央军区参谋长。5月在湘粤边叛变投敌后，带着国民党军队三十多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来到北山的天井洞一带，诱使特委后方主任何长林叛变，造成三十多名游击队员牺牲。龚楚、何长林在搜捕中，偶遇游击队侦察员吴少华，龚假装找项英、陈毅汇报工作，要吴带路。吴少华识破了龚楚的阴谋，忙喊哨兵鸣枪。项英、陈毅等听见枪声后迅速转移，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陈毅等鉴于指挥机关驻地已被敌人发现，立即离开北山向油山转移。他们避开大路，爬山攀崖，日夜在深山密林中穿行，在树丛和荆棘中前进。他们在偷越赣粤两省交界处大梅关的那天夜里，感到太累，就在仙人岭石坳里稍事休息，大家头朝广东，脚向江西，躺下一会就睡着了。醒来，陈毅风趣地说：“我们真了不起呀，一身压着两个省呢!”[2]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北山事件后，陈毅等加强了巩固内部的教育。他现身说法，驳斥敌人的谣言，打消一些同志对革命的顾虑。开始，国民党报纸称陈毅等为“陈毅股匪”。有人问他“陈毅股”是谁?陈毅答：“那就是我。股者，一股两股，不成名堂之谓也”。过了些日子，国民党报纸又称陈毅为“陈毅散匪”。有人又问他：“陈毅散”又是谁?陈毅又答：“那是我”。那人感到奇怪，说：“你怎么改名字了?”陈毅笑了笑说：“股”的资格不够了，是谓之“散”。这样更好，目 标小，少麻烦。[1]
斗争的残酷，加上客观条件差，少数人动摇开了小差。对此，有人主张严肃处理，而陈毅和项英认为，内部问题要靠民主的方法解决。陈毅说：“对开小差的抓回来就杀，对讲怪话的就斗争，那是自己挖自己的墙脚嘛!靠这种办法是没法巩固队伍的，这是国民党的方法，我们共产党无论如何不能采用。革命是自愿的，决不强迫，不能逼着人家革命，更不能绑着人家革命。”[2]陈毅和项英主张，对游击队中意志不坚定的人，先劝说留下，如一定要走的也不要勉强。在一次会上，陈毅公开向游击战士讲：“能坚持的当然应当坚持，愿意回家的，可以发给路费。但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危害革命，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出去呆不住，愿意回来的还可以再来。至于我个人，党交给我的任务是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就剩下一个人还是要干。”游击战士听后，有的说：“他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3]
在当时困难条件下，钱也是影响内部巩固的一个问题。陈毅和项英在于都南部突围时，组织上交给他们几根金条带着。他们把这些金条缠在腰里，穿衣服多时还可以掩掩盖盖，到穿单衣时腰里就鼓起来了。这引起了少数战士的猜疑和议论。陈毅和项英商量，认为不如干脆把它讲清楚。一天，陈毅在项英在场的情况下，摊开金条，对战士们说：“这是党的经费，党要我们保管，我们从来没有乱用过一分钱。发展党的事业，要靠这笔钱；发展部队，也要靠这笔钱。现在，局面已略为稳定了，我们有责任通知你们，万一我们牺牲了，尸首可以不要，钱无论如何要拿走，这是党的钱，不能落在敌人手里”。战士们听后说：“你们背的是金子，老早就猜到了。”陈毅和项英建议将金条分开背，战士们说：“党的经费要由最可靠的人背，还是由你们背。”[4]陈毅把带金条的事讲清楚了，又消除了一个影响内部巩固的因素。
同年11月，粤军和保安团采取移民并村和赶群众出山封坑手段，妄图把红军游击队冻死、饿死、困死。陈毅和项英立即研究对策，提出开展积极的反封坑斗争，以巩固老区、发展新区。负责干部均分赴各地指挥斗争，陈毅去南雄县委，项英到信康赣县委。经过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共同努力，使 敌人的阴谋又遭失败。
1936年2月，粤军和保安团对信康赣游击区进行篦梳式搜山，胁迫群众携带砍刀、火柴随同搜山，妄图将树砍光，草烧光，使游击队无处藏身。陈毅接获情报后，立即赶到项英驻地，共同分析敌情，按照“敌进我进、攻其不备”的战术，制定反搜山措施。结果，敌人搜山的计划没折腾几天，只好以失败草草收场。
同年6月，两广军阀为联合反对蒋介石发动“两广事变”，粤军撤走了。陈毅和项英趁局势变化，集中力量打击民团和地主武装，扩大游击区，壮大游击队。仅两个月，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比原来扩大了一倍。同时，加紧开展白区工作，在大余县城等地建立了秘密联络点。
同年8月，国民党调来嫡系部队第四十师继续对赣粤边游击区进行“清剿”。陈毅和项英眼看斗争更加艰苦、复杂，决定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在赤白交界地区建立“两面政权”，搞“黄色村庄”，以争取国民党的保甲长为游击队办事。一天夜里，陈毅带人到游击队进山必经之地的大余县黄坑保长黄某家中，先是历数其劣迹，晓以利害，然后提出严正忠告，促使这个保长答应了陈毅所提的要求，逐步成为“白皮红心”的“两面派”，黄庄成为“黄色村庄”。这就分化、瓦解了敌人，建立了新的革命基点，保存了更多的革命力量。
在敌人频繁的“清剿”中，游击队的吃饭是一大难题。有一次，陈毅与敌人突然遭遇，跟随他的警卫员被打散，他自己在茅草丛里躲了三天，粒米未进。第一天，他把随身带的盐拌和着山上的糯米草（江西喂猪的饲料）嚼一嚼咽下。第二天，他饿得爬不动了，也无力到沟边取水，只好静静地躺着。第三天，才被寻找他的游击队员救回去了。
陈毅对三年南方游击战争艰苦生活的情景，在回忆时写道：“在敌人‘清剿’紧张的时候，断粮是常有的事，这时就来了个‘靠山的吃山’，吃竹笋、吃野菜、吃杨梅、吃各种野水果。有时还可以打野猪，打山鸡，或者干脆抓蛇吃，好在山是大山，只要胃口好，吃的东西总不愁的。比方马蜂的蛹，就是一种美味……将幼虫搞下，拿来一炒，跟蚕蛹一样香脆。做汤吃，白得像牛奶。夏天，山里的田鸡很肥，晚上弄个松光，一照一大堆，又可以对付几天了。”[1]
同年11月，陈毅在梅岭被国民党军队围困二十余日后，方得解救，九死一生。他当时思虑难以脱身，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梅岭三章》“绝笔”，诗中写道：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1]
1937年5月，搞兵运工作的陈宏（又名陈海）被捕后叛变，供出大余城联络点和项英、陈毅及特委的驻址。敌人设下圈套，让陈宏来到梅岭。陈宏谎称党中央派人来了，带来了重要指示，要项英、陈毅到大余城南饭店里会面。陈毅同党中央联系心切，怕错过机会，就由中共梅山区委书记黄赞龙带路，前往大余城接头。项英留在梅岭等候消息。陈毅进城后，突然发现有诈，即绕道返回梅岭。陈宏在大余城久等不见项英、陈毅，就带着国民党军队包围了梅岭。游击队哨兵发现敌情，随即鸣枪报警，项英等闻声冲出棚子，隐蔽在茅草丛中。当天午夜，陈毅与项英等会合后，立即撤离。敌调集5个营兵力反复搜索，仍一无所获。
同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的几天，国民党停止了对红军游击队的进攻。这时，陈毅和项英从报刊上看到毛泽东当年5月的一次报告的摘要，其中讲到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有所变化，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作出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等项保证。陈毅看后高兴地说：“好啦!毛泽东同志说话啦!”[2]陈毅和项英据此对工作作了调整，将重点转向抗日，并将赣粤边红军游击队改名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蒋介石被迫承认南方各省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的合法地位，游击区周围的国民党军陆续撤走。项英、陈毅鉴于时机成熟，确定以陈毅的名义，于9月3日给大余县长彭育英发去“快邮代电”，表 示：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决定停止军事活动，国民党军也应停止对游击区的进攻。彭育英当即回信希望游击队派一负责人前去谈判。
9月8日，陈毅作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全权代表，到大余城同彭育英谈判。在谈判时，国民党方面姓萧的司令夸耀自己有8个保安团，陈毅针锋相对地说：“我知道，现在抗日了，你们手里这些兵和保安团算什么呢?要是再打我们，那就成了汉奸。”[1]这一番话，弄得那个司令狼狈不堪。
由于大余县长对陈毅在谈判时所提条件不敢做主，便请陈毅到赣州与江西省政府的代表谈判。当陈毅于9月11日乘汽车抵达赣州时，受到隆重的欢迎，军乐队还奏起欢迎乐曲。在两年多前，陈毅曾预言：“总有那么一天，国民党会派军乐队欢迎我们下山的。”[2]陈毅的话果然应验了。
在赣州，国民党官员要陈毅谈谈下山的感想。陈毅说：“没有什么感受，只有一点我很不满意。以前我在井冈山的时候，你们出赏格买我的头，花价是2000元大洋；我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你们的花价涨到5万元；红军主力长征以后，我退到油山打游击，你们的花价从5万元跌到3万元，后来又跌到200元。你们出200元就想买我的头，这不是太瞧不起人了吗？”国民党官员连忙说：“对不起，对不起!”[3]
陈毅与国民党谈判代表、江西省保安处长熊滨经过激烈的谈判，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及集中后待遇等问题，于16日达成了协议。
在这期间，陈毅和项英从全局考虑，派陈丕显等向闽赣边红军游击队传送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为尔后将各游击区的力量联合在一起作了准备。这就同中共中央决定将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集中整编想到一处了。
9月下旬，项英去南昌进一步谈判时，得知中共中央代表博古正在南京谈判，立即去电中共中央，从而同中共中央取得了联系。
10月下旬，项英奉命去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委托陈毅负责主持工作。项英想到，游击队转好由内战到抗日的思想弯子很重要，于是，请陈毅亲自去湘赣边游击区一趟进行工作。
11月中旬，陈毅带着项英的信到达湘赣边游击区。游击队领导人听了陈 毅对国内形势的变化和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介绍，感到有几分道理；但又感到同国民党不可能合作，又怀疑陈是“叛徒”，于是把陈送到省委，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理。谭余保听了陈的话也觉得有道理，但联系前几天国民党军沿陈毅所走的路搜山，也怀疑他是“叛徒”，于是把陈毅绑起来，并准备杀掉他。陈毅对谭余保严厉地说：“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你是共产党员，就不能枪毙我；你是土匪，就枪毙我。”谭余保为弄清真相，派交通员下山到吉安了解情况。交通员在吉安红军游击队接洽处得知陈毅确是上山联络的党代表，带着文件连夜赶回山，谭余保听了汇报，看了文件，顿时热泪滚滚，立即给陈毅松了绑，赔礼道歉。陈毅对谭余保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今天的问题是我们要赶快下山。”[1]不久，这支游击队下山集中。
对在赣粤边坚持的三年游击战争，陈毅后来是这样评述的：“这三年游击战争，是我在革命斗争中所经历的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2]。
同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陈毅及各游击区军民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业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注释
[1]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2辑第28页。
[2]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10、41、42页。
[1]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71页。
[2]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53页。
[1]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40页。
[2]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54页。
[3]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54页。
[4]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55页。
[1] 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1957年7月18日—27日）。
[1] 《陈毅诗词全集》，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第46页。
[2]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146页。
[1]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146页。
[2]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146页。
[3]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第147页。
[1] 陈丕显：《赣南三游击战争》，第158页。
[2] 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1957年7月18日—27日）。
·驰骋大江南北
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琼崖除外）的红军和游击队整编为新四军，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12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确定，成立党的东南分局，项英为书记，陈毅是委员之一；成立军分会，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不久，陈毅被任命为第一支队司令员。
1938年1月10日前后，陈毅到南昌参加中共东南分局成立会议，确定由分局成员赴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的新政策，迅速集中部队，开赴抗日前线。
1月中旬，陈毅赴皖浙赣边游击区。他对皖浙赣边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示慰问，向他们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红军游击队集中整编的指示，动员他们迅速下山集中，并同他们研究了改编事宜。
2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奉命到皖南歙县岩寺集 中。然而集中后如何发展还是个问题。陈毅与刚从赣南返回南昌的项英研究，于14日向毛泽东建议：新四军“不宜全部集结岩寺”；应“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苏、皖之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到苏浙皖边广大地区，就可以自由进退。”[1]
2月15日，毛泽东复电项英、陈毅：“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2]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军分会在派粟裕率先遣队赴苏南进行战略侦察后，确定由陈毅率第一支队进军苏南敌后，和第二支队一起建立苏南抗日根据地。
5月初，陈毅率一支队由岩寺进至南陵。这时传来毛泽东的“五四”指示，指出“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3]
5月28日，陈毅在南陵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响亮地提出了“寇能往，我亦能往”。[4]6月1日，陈毅率一支队从宣城出动，穿过封锁线，14日到达茅山地区，着手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
陈毅把增强群众的信任，当作发动和组织群众抗日，在茅山站住脚，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为此，部队坚持执行不拉夫、不派款、不忧民的“三不”政策。群众不让进村时，就露宿田野。陈毅以身作则，几次露天宿营，不住民房，在屋檐下坐到天亮。新四军由于纪律严明，很快赢得广大群众的依赖，抗日群众组织迅速建立。
陈毅把指挥部队积极打击敌人当作头等大事。他指出，要使群众认清新四军是真正抗日的队伍，需要拿出消灭敌人的实际行动来。在他的指挥下， 一支队接连取得新丰、新塘、句容城、珥陵等战斗的胜利，还夜袭了南京城郊西善桥、麒麟门等日军哨所。陈毅所部的战绩，使新四军的威名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和南京、上海。
陈毅把广泛开展统战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他亲自同社会名流、开明士绅联络。茅麓农林公司经理纪振纲是一位民族资本家，在茅山地区他是个头面人物。起初，他对国民党腐败无能虽感痛心，但对共产党的主张却将信将疑，对装备很差的新四军也看不上眼。陈毅登门做工作，加上连续作战的胜利，使纪振纲逐步改变了对新四军的态度，他积极捐献物资、药材，还将自卫武装三百多人枪全部交给新四军。在广泛团结各界人士的基础上，陈毅在纪念抗战一周年时，召开了镇江、丹阳、金坛、句容四县代表会议，成立四县抗敌总会，这是苏南民主政权的初级形式。
当时，苏南民众武装很多，有枪有地盘。陈毅正确执行团结、争取、扶助发展和逐步改造的方针，同民众武装广泛联系，帮助调解纠纷，使他们化仇为友、共同抗日，接着派干部去加强政治领导，教他们打游击。7月，陈毅约见丹阳县抗日自卫总团长管文蔚，称赞该部配合新丰战斗的行动，阐明新四军的抗日主张，研究了该部的改造和发展问题。大革命时与党失掉联系的管文蔚，表示接受新四军的改编，希望派军政干部去加强领导。7、8月间，军分会批准将管部改为丹阳游击纵队，任命管文蔚为司令员，同时报请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管文蔚的共产党的党籍，并派一批干部去加强工作[1]。从而为该部后来成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奠定了基础。
1939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陈毅去云岭汇报情况，听取指示，参与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陈毅作为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同学，在军部举行的欢迎晚会上，高兴地用法语高唱“马赛曲”，把会场的气氛引向了高潮。
在云岭，陈毅向军分会建议，新四军应该像八路军那样，有一支雄壮的军歌，以激励斗志。项英赞成陈毅的意见，委托他写词。他将新四军继承北伐时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和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红色游击队前后十余年的光荣传统，以及新四军的政治信仰、作战方针、军民关系等等，于3月30日写成初搞，项英和其他领导人一起集体修改，又由作曲家何士德谱了曲。一首雄壮的新四军军歌诞生了。这首著名的军歌很快便在 新四军中传唱开来。
同年5月，陈毅为执行“向东作战”的指示，派第六团进至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开展抗日斗争，夜袭浒墅关火车站日军，后东进打到上海虹桥机场。轰动了上海，震撼了宁沪路上的日伪军。
同年7月，新四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云岭召开。陈毅在会上作了报告，强调应运用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经验，来加强部队建设，指导抗日斗争。
在此前后，陈毅根据苏北的政治形势，对挺进苏北作出部署。此时苏北是联系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要纽带，是日、伪、顽、我几方必争之地。除力量最强的日军外，国民党军队包括两部分：一是位于兴化以北的鲁苏战区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兵力约七万人，是著名的顽固派；二是位于泰州一带的苏鲁皖边游击军总指挥李明扬、副总指挥李长江（简称“二李”）所部，兵力约三万人，还有位于曲塘一带的税警总团陈泰运部，他们都是地方实力派，与韩德勤有联系，也有矛盾。根据上述实际情况，经反复考虑，陈毅确定斗争策略是：灭敌、联李、反韩。
同年8月下旬，陈毅由江南赴泰州，与“二李”联络感情，并向他们宣传团结抗日主张。“二李”也想借助新四军的力量对付韩德勤，因而热情接待。
同年10月，李明扬请陈毅协助他们将一批弹药由江南运至江北。陈毅立即表示同意，并派第四团去完成。当该团护送弹药至江北后，即改名为苏皖支队，进至扬州、天长地区抗日。接着，他又将由第六团与管文蔚部合编组成新四军挺进纵队，陆续派往江北，进至江都县吴家桥地区。这就造成了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同年11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组成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统一领导苏南地区的部队和地方抗日武装。
同年12月初，陈毅第二次赴泰州。他在动身前，从战利品中挑出一些三八式步枪、战马、指挥刀，作为送给“二李”及“二李”的引见人——李部第二纵队司令颜秀五的礼物。陈毅到泰州后，和“二李”谈到配合向东发展的问题。李明扬联系上次通过韩德勤关系运弹药层层被克扣，而新四军将所有弹药全部运到的情况，一再称赞“新四军够朋友”，表示支持陈毅部向东发展。交谈中，陈毅转达了毛泽东、朱德向李明扬的问候，李甚为感动。他 后来曾高兴地对别人说：“我在这里被打垮了，到延安去，玉阶（指朱德）会招待我的。”[1]他们还邀请陈毅给该部教导总队训话。
1940年1月，陈毅参加东南局、军分会联席会议。这次会议要求苏北应加强对“二李”的统战工作，集中对付韩德勤，巩固扬中桥头堡及长江南北两岸阵地，为发展苏北创造条件。1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新四军的指示中，明确“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
同年春，陈毅与战地服务团团员张茜结婚。当时陈毅39岁，张茜17岁。两人从此成为终生伴侣。
此时，由于韩德勤的挑拨，“二李”与新四军的关系发生了波折。陈毅为稳住“二李”，于3月冒着危险第三次去泰州。交谈中，陈毅再次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要“二李”明辨是非，坚持正义。李明扬表示不会做韩德勤的殉葬品，并设宴招待陈毅。突然，宴会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韩德勤的参谋长陆某率领二十多名卫士闯进“二李”公馆。陈毅见此情景凛然地说：“不要说韩德勤的参谋长，就是韩德勤来也算不了什么。我们和他是老相识了。1931年在江西时，他就是我们的马前败将。眼下，他们在你们泰州还不好对付吗?”李明扬镇静了一下，便自己出去应付。宴会结束后，陈毅以大桥驻地发现敌情、来不及告辞为由，连夜出泰州城返回。
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指出：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压制与压迫，尽可能迅速地、有步骤地、有计划地控制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此时，冷欣在苏南向陈毅部进逼加紧，陈毅考虑到在苏南、苏北同时对付顽固派已不可能，便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于6月15日毅然决定率江南指挥部机关及主力向江北移动，同时留下3000人由罗忠毅率领在苏南坚持斗争。
陈毅率江南主力北移途中，得知李长江指挥13个团向挺进纵队驻地郭村进攻，便连夜动身于7月3日赶到郭村，被迫自卫的挺进纵队正在苏皖支队配合下乘胜反击。陈毅明确指出，要发展苏北，必须坚持击敌、联李、孤韩的策略。他命令追击部队收兵于泰州城下，将俘虏的七百余人全部释放，并归还部分枪械，与“二李”重修旧好。从兴化回到泰州的李明扬，见兵败城 危，连忙赔礼道歉，表示愿守中立，答应让路助新四军东进。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于7月8日到达吴家桥地区，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后，奉命改称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辖三个纵队，共7000人，陈、粟确定以黄桥为中心东进建立根据地。黄桥位于靖江、如皋、海安、泰县、泰兴等县的中心，便于向南通、海门、启东一带发展。盘踞在黄桥一带的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战斗力弱，占领黄桥后，可再向北发展，协同八路军南下部队解决苏北问题。
陈毅部于7月25日开始行动，长途奔袭，直取黄桥。当通过“二李”防区时，李部如约让路，并朝天鸣枪，新四军佯装夺路而过。陈毅对奉韩德勤之命阻拦的陈泰运、何克谦部，采取不同的对策；对陈泰运部被歼的一个多营，如数遣还俘虏，送还缴获的部分枪支，劝其不要当韩德勤的牺牲品；对何克谦部则坚决打击，于29日凌晨解放了黄桥。陈毅随即转兵，连克孤山、西来镇等日伪据点，并两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群众奔走相告：“新四军是真来打日本鬼子的!”
陈毅在攻克黄桥后，抓紧统战工作，先后拜会知名人士朱履先、韩国均，宣传抗日主张；发动和组织群众，委派了如皋、泰兴等五个县的县长，委托管文蔚筹建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中共苏北区党委，陈毅任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从而使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初具规模。
韩德勤对新四军在黄桥建立根据地极为仇视，于9月上旬调兵进犯。陈毅采取严守自卫立场、以退为进、后发制人的原则来对付，对其右路李明扬、陈泰运部进行有效的争取，使其进展迟缓；而当左路韩军进到营溪以南时突然反击，歼保一旅的2个团。为瓦解顽军，陈毅决定将1500名俘虏在教育后全部释放。9月中旬，陈毅部攻下姜堰，全歼保九旅一千余人，9月30日又将姜堰移交给李明扬部接防，还给陈泰运部一百多条枪。“二李”和陈泰运部再次表示愿守中立。
韩德勤把新四军退出姜堰视为虚弱，亲率其主力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共1.5万人，从海安、曲塘一线分三路南犯，并以“二李”、陈泰运部及五个保安旅置于两翼配合作战，妄图聚歼黄桥地区的新四军。
陈毅和粟裕考虑到黄桥决战不可避免，决心集中兵力，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术，在运动中歼击韩军。陈毅在作动员时指出：这次还击韩军对黄桥的进攻是一场决战，关系到苏北根据地的开辟和华中抗战局面的发展， 一定要全力以赴，务求必胜。动员后，他在严徐庄坐镇掌握全局，由粟裕在黄桥具体负责战场指挥。他深知形势严峻，作了“破釜沉舟”的准备，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书籍、文稿都坚壁起来。
10月4日，韩德勤部开始进攻黄桥。新四军先阻击第八十九军两个师于黄桥外围，将独六旅分割歼灭，随即全力夹击第八十九军，激战至5日晚，将该军主力歼灭，中将军长李守维仓惶逃窜时落水毙命。新四军乘胜追击，攻占海安、东台等地。此役，共歼顽军1.1万余人。韩德勤率残部逃回兴化。
在顽军与新四军鏖战时，泰兴日伪军一部进至黄桥以西7.5公里处观战；李明扬、陈泰运部列兵于运粮河东西之线，按兵不动。从而形成了在一个战场上，两方苦战、多方观战的战争史上的奇观。
与此同时，八路军第五纵队进占阜宁、盐城，与新四军苏北部队形成对韩顽南北夹击之势，形成战略上的有力配合。10月11日，新四军前锋与八路军第五纵队先头部队在东台以北的白驹镇会师。至此，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发展苏北的战略任务基本完成。
同年10月，在苏北指挥部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干部会上，陈毅作了新四军的历史和发展的报告，详细介绍了红军游击队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和谈判改编为新四军的经过情况。
11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叶挺未过江前，由陈毅任代理总指挥，与政委刘少奇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八路军[1]。
1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的报告。批语说：“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同志的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报告转告你们作具体教育材料。”[2]
注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资料丛书《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
[2] 《新四军·文献》（1），第212页。
[3]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20页。
[4] 周林：《抗日旌旗战局开》，《人民的忠诚战士——缅怀陈毅同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 240页。
[1] 《管文蔚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301页。
[1]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批转陈毅《关于苏北统战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的报告（1940年11月18 日）。
[1] 《新四军·文献》（1），第709页。
[2]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册，第492页。
·临危受命新四军代军长
1941年1月7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遭受重大损失。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取消新四军番号。2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针锋相对，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任代军 长，刘少奇任政委。25日，在盐城举行重建军部大会，陈毅发表就职演说，决心重振军威，“统率全军九万之众，誓与日寇、汉奸、反共投降派奋斗到底!”[1]新四军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刘少奇和陈毅首先抓整编部队和明确任务。经中央军委批准，他们将陇海路以南、长江南北地区的新四军、八路军部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他们从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出发，明确了各师的任务，形成了新的战略布局。不久，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和军委新四军分会，陈毅均为委员。新四军在组建三年后，终于在组织上、军事指挥上完全统一起来。
此时，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正同日军密谋，妄图配合日军消灭新四军军部及苏北主力。随着李长江投敌面目的暴露，陈毅由盐城赴海安亲自具体部署讨李。他对参战部队动员时指出：只有坚决打击投降势力，才能孤立日军，利于坚持华中抗战，保卫华中抗日根据地。2月15日李长江公开投敌，被编为伪第一集团军，陈毅和刘少奇于18日令第一师师长粟裕、政委刘炎发起讨逆战役。经三天战斗，李伪军五千余人被歼，两个支队反正。
为培养干部，陈毅和刘少奇等成立了抗大华中总分校，陈兼任校长，培养营、团干部和参谋、工兵人才。还成立了华中卫生学校，以培养医务人才。陈毅应邀给卫生学校题词：“医学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中间的桥梁。对人的治疗，药物方面是属于自然科学，而精神安慰和救护方面必需借助于革命的社会科学。新四军的医务工作同志与一般医生不同之点在此。”[2]
同年夏，陈毅组织苏中、苏北部队协力进行反“扫荡”。7月20日，日伪军1.7万余人从东台、兴化、射阳等地出动，向盐城猛扑。陈毅要求第一、第三师协同作战，来对付敌人的“扫荡”，他率军部及直属队在盐城外围隐蔽指挥。当日伪军向盐城进犯时，第一师遵照陈毅电令在苏中发动攻势，使敌顾此失彼。当日伪军于8月初被迫从盐城、阜宁抽兵去苏中进行“扫荡”时，陈毅又指挥盐城、阜宁地区部队反击，迫使“扫荡”苏中的日伪军主力北调。至8月20日，这次反“扫荡”胜利结束，共歼日伪军三千八百余名。
同年10月，陈毅赴淮北指挥陈道口战役。陈道口位于泗阳西北，被韩德勤部第三纵队于7月占领，妄图策应反共军东进。陈毅指挥六个团用近迫作 业方式突击，经七天战斗，打下陈道口，俘伪军八百余人。
1942年1月至3月，中共华中局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刘少奇、陈毅就政治和军事斗争问题分别作了报告。在会议于3月5日结束时，刘少奇宣布他奉命将返回延安，由饶漱石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5月饶漱石带工作组到淮南检查二师工作，期间，华中局书记兼政委职务由陈毅代理。陈毅指导各地军民进行艰苦的反投降、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和反“摩擦”斗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1943年3月中旬，韩德勤部趁日伪军对盐阜区“扫荡”的机会，率部西渡运河，侵入泗阳县山子头一带，妄图建立反共基地，并派其重建的八十九军西进接应反共军王仲廉部。与此同时，王仲廉率五个团东越津浦路，闯进华中根据地西大门。为打击反共军东西夹击淮北抗日根据地的企图，陈毅令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指挥，实施山子头战役，歼击韩德勤部。经两天战斗，歼灭韩军的领导机关及重建的保安第三纵队和独立第六旅，俘韩德勤以下一千余人。
在清查俘虏时，韩德勤承认自己是“副总司令”、“江苏省主席”。战士本想释放他，因战前有规定，这次反顽以团结抗战为重，对韩德勤不打死、不活捉，私放为宜。但韩赖着不走，要求见领导人。当韩被送到半城（今属洪泽县）四师师部时，韩演出了一幕所谓“不成功便成仁”的假自杀丑剧，先吞下十多根火柴，接着又绝食一天，写遗嘱，随后又要求见军首长。
时在盱眙县黄花塘军部的陈毅，接到第四师报告后，认为：韩德勤为了其自身利益，愿意与我方秘密合作，以力图保住其江苏省主席的位子；如能秘密合作，韩就不会再要求蒋介石派部队东进；只要韩德勤在，国民党别的派系想争江苏省主席的位子不一定能争到，也就不会派主力东进。这对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是有利的。于是，陈毅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建议与韩德勤订立协定，并迅速将韩释放。陈毅对韩德勤的分析和处理办法，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准。
陈毅连夜赶到半城，立即同意让韩德勤的电台与重庆及三战区恢复联系。
3月31日，陈毅会见韩德勤。他首先阐明了对抗战合作的基本主张，讲了山子头事件的起因，接着表示：我方对“韩主席”坚持敌后抗战，采取帮助态度，即使今后局势演变，不幸有大规模摩擦发生，也力争与“韩主席”保持友善态度。韩德勤对陈毅不计前恶深为感动，表示：“彭（雪枫）、邓（子 恢）与陈军长之表示，均坦白诚恳，贵党贵军确有顾全合作的诚意，对本人的优待，至为感激。”韩德勤承认：“陈军长多次托人向我示意，我认为彼此无商讨余地……故未理会，现在想来，这也是我的错。”韩德勤表示同意陈毅关于要以地方的相融来争取国共全局好转的看法，表示要照着去干。然后，双方议论了一些事项。
由于韩德勤表示认错和检讨，陈毅决定将其释放，并发还其部分人枪。对此，韩德勤甚为满意，确定由韩的参谋长吕汉劲代表其“副总部”，彭雪枫代表新四军，具体商谈签订协定事宜。
4月1日，韩德勤回拜陈毅。陈毅设宴为韩送行，把他的手表、皮包、手枪一一发还，吕汉劲和彭雪枫签订了《合作抗日的协议》。韩德勤提出要借钱，陈毅当即答应送给他八万元。宴后，韩德勤带着由新四军发还的人枪编成的两个连队及电台，由新四军礼送出境。不久，王仲廉会同第八十九军溜回津浦路西，韩德勤也将其副总部及“江苏省政府”搬到了安徽省阜阳城。
10月下旬，代理华中局书记兼政委的饶漱石为排挤打击陈毅，借整风之机制造“黄花塘事件”。他将与陈毅平时工作中的一些分歧无限上纲，罗列了陈毅所谓反对毛主席、对抗党中央、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破坏党的团结、个人主义严重等十大错误。陈毅也向中共中央电告了事情的原委，并说：“漱石、汉年和我三人之间思想业已打通，可保顺畅为党努力工作。”毛泽东知道后，即来电要陈毅去延安参加整风和党的“七大”准备工作。并说，“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
11月25日，陈毅离开黄花塘，于1944年3月7日辗转抵达延安。陈毅在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向他倾诉了满腹委屈。毛泽东对饶漱石借历史打击陈毅的问题明确表示了态度，并给华中局发了一个电报，说“关于内战时期在闽西区域的争论，属于若干个别问题的性质，并非总路线的争论，而且早已正确地解决了。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1]
1945年4月至6月，陈毅参加党的“七大”，代表新四军在会上作了发言，并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又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8月13日，陈毅在延安参加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以《抗日战 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为题的演讲。指出：抗战胜利果实究竟落到谁手，能不能归于人民，还是一个问题，并号召解放区军民对胜利果实一定要“力争”。[1]陈毅迅速向新四军军部发去电报，指出：在江南方面，立即有计划地分路发动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溧阳、溧水、郎溪、广德、金坛、句容、高淳诸城镇及太湖西岸各地、浙西敌区各县。在江北方面，应把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两岸整个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镇，解放所有地区，打下长期巩固根据地的基础。[2]
华中军民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电令和陈毅的要求，在大反攻中解放县城三十余座，攻克据点四百余处，歼灭日伪军五万余人。
8月25日，陈毅启程返回华中。次日，陈毅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中共华中局副书记。
陈毅回返华中途中，中共中央调整了战略部署。确定：八路军山东军区主力大部和新四军第三师全部开赴东北；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与山东军区机关合并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主力一部调赴山东，阻击国民党军沿津浦路北犯。9月下旬，陈毅接到中共中央电报，要他径赴山东。由于军情紧急，他昼夜兼程，于10月4日抵达临沂，同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会面交接工作。
10月2日，陈毅接到中共中央军委电报。电中指示：目前山东的中心任务，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国民党军北上，求歼其一部或大部。为此，必须组织强大突击力量，在徐州以北、济南以南的适当位置，控制铁路一段，创造战场，以便打击北上的国民党军。
10月20日，中共中央又决定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这时，他率津浦前线指挥部已进到邹县香城，指挥津浦前线自卫反击作战。11月3日，当由伪军改编为国民党军第五路军的吴化文部四千余人由界河北进时，陈毅指挥首批入鲁的新四军第二纵队和山东八路军第八师设伏，予以全歼。在俘获的吴部官兵身上，发现他们佩带着日伪白底蓝边红字的“兴亚爱华”和国民党军白底蓝字的“五路”两种符号，陈毅气愤地说：这就是蒋、敌、伪合流的罪证!
界河战斗后，陈毅召集参战的团以上干部开会，动员再战。他以高昂的 声音讲道：“山是老子开，树是老子栽，谁敢来摘果，叫他把枪放下来!”陈毅这番话，表达了他保卫人民胜利果实的坚强决心，逗得在场的干部大笑起来。
陈毅指挥第二纵队、第八师和新赶到的新四军第七师等部，沿津浦路向南发动攻势，至12月中旬，攻克滕县、韩庄等地，共歼国民党军2.8万人，受降日军四千余人，控制铁路二百余公里，迟滞了国民党军北进，保卫了山东解放区。
注释
[1] 《新四军·文献》（2），第202页。
[2] 《白衣战士忆陈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
[1] 《毛泽东年谱》中卷，第501页。
[1]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29页。
[2] 《新四军·文献》（5），第60页。
·
·在解放战争华东战场
1946年1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山东野战军（简称山野）并以新四军军部与山东军区合并，任命陈毅任山东军区兼山东野战军司令员，张云逸为军区副司令员，黎玉为军区副政委兼野战军政委。同时中共军委还发布命令，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的华中野战军，在战略行动上归陈毅指挥。
两天以前，即1月5日，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陈毅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头脑是清醒的，并告诫部队领导人要保持高度警惕。在国共谈判中，他多次接待停战协定执行小组代表。3月1日，他到济南迎接从北平来的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军事三人小组”，当天一起飞抵徐州，解决苏北淮阴地区国共双方摩擦事项。第二天，陈毅面对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谈吐自如，揭露国民党军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和挑衅进攻的真相，使马歇尔感到惊讶。
在停战期间，国民党唆使其收编的伪军、“绥靖”军作内战急先锋，蚕食解放区，陈毅令山东野战军和山东军区部队，于6月7日至16日，在胶济、津浦路两侧地区展开讨逆攻势作战，歼伪军三万余人，改善了这一地区的战略态势。这时，美方代表郝汀上校来到临沂，陈毅将讨逆真相作了介绍，郝汀返回军调部后立即向各方披露了事实真相。
6月23日，陈毅在悼念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罗炳辉时指出：“国民党反对派正在向我们狞笑，正在计划消灭我们……我们应进入自卫的准备，造成不能让法西斯反动派得手。我们今天，要擦干眼泪，勇敢坚定地站在自卫的岗位上，去继承死者未竟的事业。伟大的中国人民的革命斗 争是万分艰难的，第一批倒下了，第二批冲上去，第三批冲上去，以头颅热血换取人民的自由和保护民族的独立，最后胜利是操在我们人民手掌中的。”[1]
6月底，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华东解放区是其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陈毅领导华东解放区部队奋起反击，山东野战军取得朝阳集战斗的胜利，华中野战军取得苏中战役的胜利。但8月上旬的泅县战斗却打得不好，第八师伤亡很大。陈毅严肃地进行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他在10月4日致第八师领导的信中说：“我从来不向敌人低头，但对自己同志我常常自我批评，很愿意低头，胜利时如此，不利时也如此，即失败时亦如此。”[2]
12月6日，陈毅得悉，国民党军徐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集中25个半旅，分四路从江苏东台、淮阴、宿迁和山东峰县来犯。陈毅和粟裕、谭震林等认为，国民党军虽是四路进攻，但间隙大，应援不便。而由宿迁一路来犯的两个师孤立突出，对苏北解放区威胁最大，应先予以歼击。于是决定，集中24个团，以一部阻击整十一师，以优势兵力围歼整六十九师。经五天激战，将整六十九师所属三个半旅共2.1万人全歼，师长戴之奇自杀。这是山东和华中野战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
1947年元旦，陈毅将宿北战役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报告。他说：要确立以战养战的思想，认真处理和利用缴获的物资，始能使战争持久进行；为解决和使用炮兵和防空、打坦克的困难，又提出树立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的思想。中央军委负责人看后十分满意，第二天复电称：“以战养战，打一仗进一步的口号甚好，你们应以宿北战役为例，力争打大歼灭战。”
此时，由峄县出犯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得悉整六十九师在宿北被歼，被迫在临沂西南30公里的向城、长城一线转入防御。陈毅和粟裕等率山东、华中野战军主力迅即移师鲁南，围歼该敌。
鲁南战役于1月2日打响。陈毅、粟裕等指挥27个团发起攻击，在歼灭整二十六师大部后，转兵围歼装备有坦克、榴弹炮和大量汽车的第一快速纵队及整二十六师余部。当该敌向峄县方向突围时，正遇雨雪交加，道路泥泞，加剧了其行动的困难。山东、华中野战军抓住时机，追击、侧击、堵击，用炸药爆炸、火烧和集束手榴弹等方法，打炸坦克及装甲车辆。激战至4日，将号称“国军精华”的第一快速纵队等部全歼。接着，陈毅挥军乘胜扩大战 果，至20日，全歼整编第五十一师。
鲁南战役共歼国民党军5.3万余人，缴获美制坦克24辆，榴弹炮、野炮、山炮89门、汽车474辆。陈毅利用缴获的这些武器，建立了特种兵纵队。他满怀豪情地对外国记者说：“如果蒋介石还想再送些来，我是愿意打收条给他的。”[1]
1月下旬，奉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华东地区的解放军统一整编，撤销新四军和山东、华中军区及山东、华中野战军番号，正式组成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及中共华东野战军前线委员会（简称前委），陈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及前委书记，粟裕任野战军副司令员，谭震林任野战军副政委。军区所属地方武装共36万余人，野战军辖11个步兵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共27万人。为搞好整编，中共华野前委于1月底在临沂附近举行扩大会议（又称鲁南会议），陈毅代表前委作了“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报告。他指出：必须增强整体观念，克服山头主义、本位主义、游击主义；坚决贯彻建军路线，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增强群众观念、纪律观念，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实行以战养战、以战教战。[2]
这时，蒋介石侦悉陈毅主力集结于临沂附近，决定组织“鲁南会战”。南线，由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八个整编师为主要突击集团，于1月31日出动；北线，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仙洲指挥3个军为辅助突击集团，于2月2日出动。
陈毅、粟裕、谭震林等决定打击郝鹏举部诱击欧震集团。郝鹏举曾任伪淮海省省长、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总司令，抗战胜利后起义，一度任解放军华中民主联军总司令，1947年1月27日又反目扣押新四军派去的干部，叛变投蒋，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四十二集团军总司令。2月上旬，华野第二纵队一举歼灭郝总部及两个师，活捉了郝鹏举。
2月13日，陈毅对郝鹏举进行了严肃的谈话，指出：“从你叛变到被俘前后仅13天，这证明了干民主事业的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投机取巧必至身败名裂，最后难逃人民的惩罚，你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示范。”[3]
打了郝鹏举部并未能调动欧震集团，而北线李仙洲集团又孤军深入，陈粟等乃留两个纵队在临沂以南摆出决战架势，并布置地方武装在运河上架桥制造假象，同时指挥七个纵队昼夜兼程，冒严寒，翻越沂蒙山，于2月20日发起莱芜战役，经过三日激战，将李仙洲集团两个军部、7个师共五六万人歼灭，生俘李仙洲。这就是陈毅常说的“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走”的运动歼敌的范例。
还在李仙洲集团从莱芜北逃时，同中国共产党早有联系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在陈毅委派的敌军工作干部建议下，秘密脱离指挥位置，加速了李集团的覆灭。陈毅称赞韩练成为人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件大好事。
3月起，蒋介石调集45万人，编成三个机动兵团，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5月11日，陈毅、粟裕等获悉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四师行动突前，决定以六个纵队主攻、四个纵队打援来歼击该敌。陈毅对主攻纵队的司令员们指出：我们打七十四师，是从虎口拔牙，好似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参战部队指战员响应华野首长的号召，在孟良崮地区激战两日，将蒋介石的王牌、号称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七十四师共3.2万人歼灭，其师长张灵甫被击毙。这一胜利，创造了解放军在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密集前进的态势下，从敌战线中央割歼其一个主力师的范例。这是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的决定性胜利。
6月底，为配合刘邓大军南渡黄河，陈毅、粟裕等派五个纵队向鲁西南出击，调动和分散敌人。8月初，五个纵队进至鲁西南地区转战，掩护刘邓野战军主力进军大别山。8月中旬，陈毅和粟裕奉命率第六纵队及特纵主力，与在鲁西南的五个纵队会合组成华野西线兵团，执行外线作战任务，留四个纵队组成东线兵团，担负内线作战任务。9月初，陈毅和粟裕率六纵等部南渡黄河时，国民党整编第五十七师从曹县北犯，7日进至沙土集地区。陈毅、粟裕等令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就近指挥三个纵队南北夹击，经两天激战，将第五十七师九千余人全歼，迫使国民党军从大别山和山东战场抽调四个师来增援。中共中央9月11日在贺电中指出：沙土集战役的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1]
9月26日，陈毅和粟裕等率华野外线兵团五个纵队，在徐州至开封间越过陇海路，向平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陇海路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进军。 仅一个月，就解放县城24座，歼国民党军一万余人。这样，华野同刘邓野战军主力在大别山和陈赓、谢富治集团在豫西，三者形成了“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为建立和巩固中原解放区打下了基础。
在进军豫皖苏边区途中，陈毅看望了原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及由原五师编成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指战员。抗战期间，陈毅同他们相距千里，未曾见过面，这次相逢，倍感亲切。陈毅对他们在鄂豫皖边区和中原突围中的艰苦转战表示亲切慰问，充分肯定了五师的地位、作用及中原突围的意义，以“大将南征胆气豪，腰横秋水雁翎刀”[1]的诗句，鼓励他们赴大别山为人民再建奇功。
1948年1月初，陈毅应中共中央之召到达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向党中央汇报。到时“十二月会议”已经结束。在那里，他学习了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向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汇报了华东野战军的情况，研究和确定了华野的任务和部署。其中包括：由粟裕率三个纵队先到黄河北整训，准备渡江南进；谭震林、许世友率山东兵团在内线作战；陈士榘、唐亮率三个纵队继续在中原作战；韦国清率第二纵队从山东南下，与陈丕显一起，会同在苏北敌后坚持斗争的第十一、第十二纵队组成苏北兵团，开展斗争新局面。
2月，陈毅从杨家沟返回途中，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顺路向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中央工作委员会传达了中央12月会议精神，特别提到毛泽东的指示：在胜利的情况下要注意防“左”，因为如果放任“左”的错误泛滥，失去民心，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援助。4月1日，陈毅回到已在黄河北岸的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出席华野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指示。
4月底至5月上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西柏坡讨论战争战略和建立华北、中原解放区的问题。陈毅和粟裕等应召参加。这之前，粟裕曾向中央提出华野主力暂时留在中原歼敌比远出江南的战略机动更为有利的意见。会议采纳粟裕的建议，决定华野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仍留中原作战。会议决定建立华北和中原解放区及党政军领导机构，中共中央于5月9日发出通知。中共中原局由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陈毅为第二书记，邓子恢为第三书记；中原军区及中原野战军，由刘伯承担任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陈毅为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及政委），李先念为第二副司令员。南征中原的 晋冀鲁豫野战军改为中原野战军。
10月5日，陈毅和粟裕陪同朱德总司令到达河南濮阳，对华东野战军进行慰问并指导工作。陈毅在华野一兵团团以上干部欢迎会上作了《向朱总司令学习》的讲话。朱德在会上提出，对不同的敌人要有不同的打法，打大敌、强敌，要采取“钓大鱼”的办法，懂得摆布它，用迂回曲折的战术，把它拖疲劳了再歼灭它。
陈毅于6月14日到达中原局、中原军区所在地。从这时起，陈毅和刘、邓一起，组织指挥华东及中原两野战军协同作战。8月下旬，邓小平去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中原局日常工作由陈毅主持。
同年冬，华东、中原野战军举行淮海战役。此时，国民党徐州“剿总”刘峙集团辖邱清泉、黄百韬、李弥、孙元良等四个兵团和三个“绥靖”区的部队，加上随后调进的黄维兵团，共约70万人，部署于以徐州为中心的地区，企图与华东及中原野战军进行徐蚌会战。中央军委为把蒋军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决定集中华野及中野23个纵队和华东、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的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共约60万人，举行战略决战战役。中央军委下达了《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确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随后，为统筹淮海战役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总前委，以刘、陈、邓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以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淮海战役于11月6日发起。陈毅、邓小平指挥中野四个纵队和华野二个纵队从西面发起攻势。刘峙误以为解放军意在攻取徐州，开始向徐州、蚌埠间的津浦路两侧收缩兵力。华野以三个纵队从北和东北两个方向进逼徐州，国民党第三绥靖区所属二个军大部由何基沣、张克侠率领在贾汪、台儿庄起义，让开道路，山东兵团乘机南下，苏北兵团同时北上，分割徐州以东李弥同黄百韬兵团的联系，然后以七个纵队割裂、围歼碾庄周围地区的黄百韬兵团，经过12日至22日的激战，全歼该敌，击毙黄百韬。在这期间，陈毅、邓小平指挥六个纵队转至徐蚌线作战，攻克宿县，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保障了华野主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主要是打黄维兵团。从12月3日至15日，以中野为主，华野一部参加，采取逐点攻击的方法，将黄维兵团全歼，活捉了黄维。
在歼灭黄维兵团过程中，陈毅根据中野在进军大别山行动中重装备损失较多的情况，先要华野特纵将主要炮兵用于打黄维，保证战斗的胜利；接着， 又令华野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各纵队将在双堆集地区缴获的重装备全部交给中野。淮海战役一结束，由中原野战军改称的第二野战军就建立起特种兵纵队。
歼灭黄维兵团后，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17日电召刘伯承、陈毅去中央面商渡江作战问题。当日晚，刘、陈、邓由安徽宿县驻地乘车赶到萧县与粟裕、谭震林会合，举行总前委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渡江作战的设想，并于18日留下一张具有历史意义的五人合影照片。19日，刘、陈乘车赴西柏坡。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是围歼杜聿明集团。在围歼黄维兵团过程中，陈毅等曾给杜聿明写了劝降信，要他们不要作无谓牺牲。经中央军委批准，华野于1949年1月6日至10日发动总攻，将杜聿明集团全歼，活捉杜聿明，击毙邱清泉，李弥漏网脱逃。
淮海战役历时66天，歼国民党军55.5万余人，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崩溃。蒋介石被迫于1月21日下野。
在淮海战役中，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支援，仅支前的民工就达543万人，对淮海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陈毅赞扬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1949年1月，华东野战军奉命改为第三野战军，所属58万余人整编为4个兵团、16个军和1个特种兵纵队，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及前委书记，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谭震林为第一副政委。加上华东军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指挥的兵力超过百万之众。
此时，陈毅把主要精力放在贯彻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向长江以南进军的任务，倾全力于渡江作战的准备上。1至2月，他两次在徐州东北贾汪主持召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报告新区政策，部署渡江作战。3月，他们针对蒋军在湖口至上海800公里地段上，配置有45万陆军、133艘舰艇、300架飞机的防御状况，对渡江作战部署反复斟酌，参与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纲要”规定：第二野战军主力组成西集团在马当至贵池间，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在贵池至芜湖间组成中集团，第八、第十兵团在扬中至江阴间组成东集团渡江作战；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位于武汉正面，钳制白崇禧集团，策应二野、三野作战。
4月20日下午，国民党南京政府最后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按照 中央军委批准的计划，以第七、第九兵团四个军组成的中集团第一梯队，于20日晚首先在裕溪口至棕阳镇段展开渡江。在强大炮火的支援下，数万名指战员乘坐木船，冒着敌舰和江防炮火的拦截，乘风破浪，扬帆疾进，午夜抵南岸登陆成功，从而彻底粉碎了蒋介石凭借长江天堑负隅顽抗的梦想。接着，西、东两集团在马当至贵池间和扬中至江阴间，于21日渡江成功。
4月23日午夜，三野第八兵团一部经浦口渡江，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城。
4月28日，邓小平、陈毅率总前委指挥部到达南京，同领导军管南京的刘伯承会合。三位领导人到原国民党的总统府参观。他们踏着满地散落的纸片，边走边说。陈毅说：我们二野、三野并肩作战，把国民党军的长蛇阵变成死蛇阵；现在我们来到南京，不看看“蒋委员长”的办公室就失礼了!邓小平风趣地说：蒋委员长“悬赏缉拿我们三个，今天我们找上门来，看他还有什么威风，还想吹什么牛?”刘伯承站在蒋介石的办公室桌前说：蒋先生的日历还是4月22日，“安全转移”不慢哪!接着，他们三人很有兴趣地轮流坐了一下蒋介石的大皮椅。爱好书法的陈毅，还顺手从桌上笔筒里取出毛笔，写下了“辞庙仓皇是蒋凶”的诗句。
渡江后，三野部队进展神速，在郎溪、广德地区歼灭国民党军南逃的五个军后，于5月3日解放杭州，主力向上海进逼。
对解放上海，陈毅提出：既要打军事仗，又要打政治仗、政策仗，做到军政全胜；既要迅速歼灭敌人，又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规定在市区不准用炮，以保持市区的完整，便于尔后建设。陈毅还规定，参战部队只能以精干指挥机关和战斗部队进入市区，进城不准入民宅，辎重骡马均驻扎郊区。
为了保证部队纪律严明，秋毫无犯，陈毅在战前指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制发了《入城守则和纪律》；他和粟裕联名颁发了《入城三大公约和十项守则》命令，并对参战部队进行城市政策纪律教育，组织各系统认真做好接管准备工作，对城市警卫、国民党党政军机构的接管、散兵游勇的收容遣散等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
根据中央军委电令和总前委部署，陈毅和粟裕指挥第九、第十兵团，加强第七、第八兵团各一部，共十个军，于5月12日开始进攻上海。参战部队先肃清外围，切断海上通路，后采取迂回包围、穿插分割战术，歼灭市区之敌。经激战，除汤恩伯率5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15万人被歼，上海于27 日解放。
在上海战役进行期间，二野主力控制浙赣线，三野第七兵团主力解放浙东宁波等地，有力地策应了攻占上海的作战。攻占上海市区的部队，严格遵守入城纪律，露宿街头，谢绝馈赠，保护外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赞扬。
7月上旬，陈毅令第十兵团南进，执行解放福建的任务。8月17日解放福州，很快解放了全省大陆地区。
注释
[1] 《新华日报》，1946年7月5日。
[2] 《解放军报》，1981年12月6日。
[1] 白蒂·葛兰恒：《访陈毅将军》，《人民日报》1947年2月16日。
[2]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61页。
[3] 《群众》第十四卷九期（1947年3月2日）。
[1] 《粟裕战争回忆录》，第531页。
[1] 李先念：《纪念陈毅元帅》，《解放军报》1991年8月29日。
·新上海的好市长
上海解放后，陈毅担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上海市市长，并任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所部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共123万。
还在上海解放前夕，陈毅在苏南丹阳，依据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上海的实际情况，就制定了接管上海的具体方针和步骤，同时调集数千名党政干部集训，熟悉情况，明确接管政策和纪律，随攻城部队边打边跟进地进行接管。
5月27日，上海解放当天，陈毅就由副市长潘汉年陪同，拜会了宋庆龄。接着，他又拜会了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曾任前清翰林的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及曾任北洋军阀政府国务总理颜惠庆等知名爱国人士。陈毅向他们介绍了接管的政策和安排，听取了他们对接管工作的意见。
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下午，陈毅带着各方面负责人来到上海市政府大楼，正式接管市政府。他先来到市长办公室，将原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代理市长赵祖康召来见面，并接收了赵祖康交出的印信。赵原是工务局长，是著名的道路与市政工程专家，与中共上海地下党有联系，前任代理市长陈良5月23日夜逃跑前，将市长大印交给他。他只当了4天的“代理代理市长”。陈毅在询问赵祖康一些问题后。肯定赵祖康留下是对的，表示可继续发挥他的专长，担任工务局局长。陈毅随即来到会议室，同旧市府二百多位职员见面，并以上海新市长的名义讲话。他首先对他们没有去台湾表示欢迎；接着讲到军事接管要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最后讲到上海解放的性质和对留下人员的政策。他说：这次解放上海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希望大家各安职守，服从命令，办理移交，并听候人民政府量才录用，共产党决不会埋没人才的。陈毅一席话，打动着每个听者的心，顿时掌声四起。很快，赵祖康被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长。这 对原在国民党上海市政府供职的人员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
上海解放时，国民党留下的是个烂摊子。在550万人口中，失业的工人、店员及其家属就有100多万，乞丐、娼妓、游民约60万。在1.2万多家工厂中，维持生产的不足1/3。接管的大米、面粉，只够市民吃半个月，煤只够烧七天。社会治安情况很糟，国民党埋伏下的特务组织有三万多人，流散在上海的国民党军官兵近两万人。对这样的上海，陈毅能否治理好，为国内外人士所注目。
陈毅首先抓恢复上海的生产。他主要从两方面做组织发动工作：一是依靠工人阶级。他在上海工人纪念“五卅”运动大会上，以工人阶级一员和人民公仆的身份，作了热情的讲话，阐明了改造旧上海、建设新上海要依靠工人阶级的鲜明态度，并向工人兄弟姐妹们深深鞠躬，使工人们既感动又振奋，大大激发了广大工人的积极性。二是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当时上海私营企业的产值占全市工业产值的76%，较大的工商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有1.7万余人，他们同国内外经济联系广，政治影响大。6月2日，陈毅邀请上海九十多位有名气的资本家到中国银行大厦开“产业界人士座谈会”，他讲话一开始就称到会的资本家为“工商界的朋友们”，使会议的气氛轻松不少。接着他详细阐述了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表明了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协商、合作的态度，希望尽快把生产恢复起来。[1]陈毅推心置腹的态度，使工商界人士打消了顾虑和观望态度。陈毅支持资本家恢复生产的举动，迅速传到海外。上海“味精大王”吴蕴初、“煤炭大王”刘鸿生等都先后回国参加经济建设。
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制止物价飞涨，成为陈毅治理上海的紧迫大事。他领导大力整顿金融市场，查封操纵银元市场的“证券大楼”，宣布一律停止金钞银元买卖，逮捕投机倒把的奸商；同时，调进大批粮食、煤炭、棉花，稳定了市场价格。从而安定了民心，促进了生产的恢复，提高了人民政府的威信。
6月23日，蒋介石利用其盘踞的舟山群岛作为基地，对上海实行海上封锁，使开往上海的各国商船航道被切断，进口的柴油、汽油及许多工业原料的交通被切断。陈毅从摆脱帝国主义控制、争取新中国独立自主地位的高度，来领导反封锁斗争。他深入进行动员，采取各种积极措施。上海电厂原来靠 烧油发电，经过改装锅炉，以煤代油，使99.7%的燃料改用煤炭；许多汽车挂上了煤气发生炉。从而使工业生产得到了复苏。
陈毅对上海的治安抓得很紧。对国民党潜伏的特务组织，责令公安机关迅速侦察破获；对民愤大的抢劫、纵火、杀人等案犯，从严惩处；对流落街头的国民党军官兵，遣返回乡；对流氓帮会，坚决取缔；对妓院，明令封闭，把妓女收容教养。几天功夫，仅漕河泾妇女教养所就收容妓女近4000名。对患有性病的妓女给予治疗。通过教养所使原来的妓女学到了技术，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
在治理上海过程中，陈毅对涉外问题，既维护主权与民族尊严，又不搞盲目排外。6月10日，英商《字林西报》发表歪曲事实的新闻，造成了严重后果，该报总编辑被迫“郑重道歉”，陈毅迅以军管会名义发布命令，给该报严重警告一次，并勒令其将悔过呈文和军管会命令一并在该报第一版显著地位刊出。7月6日，上海数十万军民举行纪念“七七”抗战和庆祝上海解放的盛大游行时，美国原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威廉姆·欧立夫不听交通警察指挥，驾车擅自闯入游行队伍，且态度蛮横，引起群众公愤。正在台上检阅的陈毅下令将其拘留，说：“不管美国人、英国人，在中国违反了中国的法令，就要制裁他!”欧立夫被拘留三日，不得不写出“道歉书”。与此同时，接管人员按照陈毅的要求，对守法外侨，则予以保护；对外产企业，依照中共中央的方针，区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对水、电、公共交通及有利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发动中国员工团结外籍职员继续生产经营。但对跑马厅、跑狗场等赌博性场所，则下令禁止其营业，并征高额地价税，使洋老板不得不无偿地交出产权。人民政府随即将跑马厅改建为人民广场和人民公园，将跑狗场改建为文化广场，将法国夜总会改为文化俱乐部，将哈同花园建成上海展览馆。
上海是中国的文化中心之一，人才荟萃。陈毅于6月5日邀请科学、文化、教育、新闻、出版、文艺、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各界代表座谈，对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坚持正义斗争的文化界人士表示亲切慰问。他阐述了共产党在文化教育及知识分子的政策，说明对原有文化设施采取“保存下来，逐步改造”的方针，欢迎文化界人士团结合作、同舟共济、共同建设新上海。
陈毅按照统一战线政策，对接收人员作了妥善安排。他说：这些人一不去台湾，二不去香港，三不去美国，这表明他们是有爱国心的，只要他们没有具体反共行动，都应该用，学有专长的还可以重用。上海市文史馆、参事 室原拟安排三十多人，陈毅要求增加十倍。
7月24日夜，上海遭到几十年未遇的特大台风的袭击，浦东海堤决口，海水倒灌，市区许多马路浸水，陈毅拄着木棍趟水到市府召开紧急会议，部署抗灾。他还踩着泥泞，两次到浦东海塘视察，现场指挥堵塞决口。对上海数十万工人居住条件很差的棚户区，陈毅布置工务局全面调查，自己则到普陀区药水弄察看，强调市政建设要体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方针。在他的关心下，分批改造棚户区工程迅速展开，填坑修路，铺设水管、下水道，植树装灯，建立公共厕所；中国第一个工人居住区——上海曹杨新村，拔地而起。
9月，陈毅赴北平（今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并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会上致词，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对陈毅领导改造旧上海取得的成就，波兰报纸评论说：解放了的上海，再也不是“世界污水沟”了。印度《实业报》主编撰文，称“新的人民政府管理下的上海，是东方的骄傲”。
蒋介石集团对上海的恢复和发展十分仇恨，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1950年“二六”轰炸达到了高潮。这一天，17架美制蒋机轰炸上海，造成全市停电。陈毅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在调整和加强防空火力的同时，赶到杨树浦发电厂视察灾情，和工厂职工一起研究抢修计划，号召全市工人在反轰炸斗争中经受考验。广大工人把仇恨变为抢修行动，只用42小时就恢复了发电；不到两个月，全市发电量就恢复到原来的水平。
6月，陈毅赴京出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会间，毛泽东主席接见并宴请荣毅仁、刘鸿生、吴蕴初、郭棣活等人，陈毅等应邀作陪。
8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撤销第三野战军前委，组建华东军区党委，统一华东军区和三野部队的领导，陈毅任第一书记。
10月，上海市举行第二届各界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陈毅在会上作报告，再次当选为市长。
同年秋，美国把朝鲜战争战火烧到鸭绿江边。陈毅赴京参加讨论抗美援朝的会议，他明确表示支持出兵，并说如果需要，可马上穿上军装去朝鲜前线。
同年冬，美帝国主义侵朝战争急剧扩大。12月28日，政务院鉴于美国宣布管制中国在美的公私财产，决定管制美国在华一切财产。陈毅领导上海市军管会，从12月30日，对美国在沪企业中的150个单位实行军事管制。
1952年1月，陈毅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上海干部队伍中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三反运动。
2月，根据中共中央部署，上海在资本家中开展了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10月，陈毅作为中共代表团团员之一，赴莫斯科出席苏共十九大，受到斯大林的接见，12月下旬返回北京。
陈毅任上海市长的同时，仍履行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的职责。他指挥野战军和地方部队共123万人，担负解放华东沿海岛屿、剿匪、保卫海防和进行现代化建设的重任。
华东大陆解放后，陈毅立即指挥部队解放沿海岛屿。第七兵团从1949年8月中旬起开始解放浙江舟山群岛的作战，至10月，先后攻占大榭、金塘、桃花诸岛。遵照中央军委关于解放舟山作战应做好充分准备的指示，陈毅除决定增加参战兵力、调集船只外，新建的海、空军也协同作战。次年4月，解放舟山的作战准备就绪。蒋介石得知解放军即将对舟山实施陆海空军联合作战，加之第四野战军在5月初占领了海南岛，为保存实力，于5月中旬将舟山群岛国民党军撤退，三野随即解放了舟山群岛。
当华东大陆解放后，中共中央军委曾电令华东军区，三野准备解放台湾。三野第九兵团准备执行攻占台湾的任务，诸部已作多方面准备。后由于侵朝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解放台湾的任务推迟执行。
在解放沿海岛屿的同时，陈毅指挥部队展开了大规模的持续的剿匪行动。他指挥各军区以地方武装为主，部分主力部队配合，进行土改和反霸斗争，按照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结合的方针，来剿灭土匪。通过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重点清剿和反复清剿，实行军、警、民联防，使华东大陆的匪患基本根绝。与此同时，沿海和驻岛部队加强了对海匪的清剿、搜剿，内地还加强了对国民党空降武装特务的搜捕，使剿匪斗争取得完全胜利。到1953年底，共歼各类土匪24万余名，粉碎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游击计划”，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安定了社会秩序。
华东地处海防前线，海岸线长达七千三百余公里，保卫海防的任务艰巨。为巩固国防，陈毅按照中央军委的要求，对以步兵为基础建设现代化的军队抓得很紧。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1950年11月初，陈毅在上海召开华东军区 高干会议，要求各级负责人密切注视朝鲜战争局势，要求华东地区主要是加紧剿匪肃特，巩固后方，完成土改。后来，上海掀起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到1951年底，各界群众共捐款6800多亿人民币，按15亿元（即后来新人民币15万元）可买战斗机一架计算，即捐献飞机450多架，超过原计划的1/3以上。
1954年2月6日至10日，陈毅在北京出席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和饶漱石在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及其前后的反党活动。陈毅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增强党的团结和巩固与提高中央的威信而斗争》的发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受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陈毅和邓小平、谭震林召开关于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
4月19日至5月6日，中共华东军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南京举行。陈毅致开幕词。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对大会作了指示，认为：“华东武装部队在过去的革命战争中，对人民革命事业有过重大的贡献。全国胜利以后的四年来，华东武装部队在以陈毅同志为首的华东军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在保卫海防空防内防、抗美援朝、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以及参加国家建设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绩。”会上，陈毅当选为中共华东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注释
[1] （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3日第1版。
·出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1954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同时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周恩来总理主持副总理分工时，确定陈毅为常务副总理，后又确定他兼管科学院、政法及文化工作，也参与对国防的领导工作。
10月，陈毅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飞机去柏林，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五周年庆典。在访问期间，他根据毛泽东主席要他考察整个德国情形的指示，利用机会，对德国特别是联邦德国的情况，包括科学技术水平，产品竞争能力，与美国及西欧各国的经济联系和矛盾等，进行考察和分析。他返回北京后，很快写出报告，对东、西德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势作了分析，受到中央的好评。
同年12月至1955年1月，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和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在京召开。对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上反映的情况和 问题，陈毅及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汇报。根据指示，并吸收大家讨论成果，陈毅代表党中央于1月7日作了总结报告，强调：要统一安排，统管兼顾：既抓合营工业的企业改造，又抓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改造。接着，陈毅邀请全国政协的工商界委员举行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3月14日，陈毅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报告》和《关于召开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的报告》。在后一个报告中，他写道：组织工商界代表人物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同他们充分协商，就是将阶级斗争引向公开、合法的斗争，只有积极地领导和掌握这种公开、合法的斗争，并适当处理他们的合理要求，批判他们的不合理要求，才有利于制止堵塞各种隐蔽、非法的斗争，并克服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抗与破坏。3月17日，中共中央将陈毅的两个报告批转全国，“即希认真研究组织贯彻”，并指出：“目前的情况是重视对企业改造而忽视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这是必须纠正的，两者应同时抓紧才好。”
3月下旬，陈毅在北京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议题之一，是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陈毅在发言中着重揭批高、饶的罪恶，同时也对自己进行解剖。
9月13日，陈毅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就国务院关于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撤销新疆省建制的议案作了说明。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国务院的议案。
9月27日，陈毅出席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和朱德、彭德怀等十人一起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1955年下半年起，全国农业合作化出现了高潮。陈毅虽不分管农业，也应毛泽东之召参与研究。他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热情，为毛泽东所看重。他参与了“农业十七条”的研究修改。后来，十七条扩展为四十条，成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经中央政治局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及向民主人士征求意见后，才向全国5亿农民公布。不久，陈毅在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作关于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报告时，称赞农业发展纲要是新中国第一部农业宪法，是5亿农民实现社会主义的纲领。
1956年3月至6月，陈毅率中央代表团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庆祝活动。代表团由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及民主党派高层人士组成，包括 了17个民族，连同文艺团体，总共八百余人。代表团于3月16日从北京动身，至兰州换乘汽车，经青海省会西宁沿青藏公路入藏。陈毅尽管有高山反应，但情绪高涨，写下了《乘车过雪峰》的诗句。其中写道：“昆仑雪峰送我行，唐古雪峰笑相迎。”“明日拉萨会亲友，汉藏一家叙别情。”代表团经2200公里的汽车长途跋涉，于4月17日到达拉萨。
4月22日，陈毅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开幕大会上，宣读了国务院命令，代表中共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向西藏人民表示热情祝贺。他将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大印授予达赖喇嘛后说：1951年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签订和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在西藏人民历史上和祖国民族关系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正式成立，是西藏民族团结进步道路上新的里程碑，也是中共民族政策的又一胜利。陈毅肯定了西藏和平解放后各方面工作取得的成就。对以后西藏地方工作提出了要求。随后，陈毅率代表团在拉萨、日喀则等地参加庆祝、慰问活动，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座谈，同地方官员、宗教界代表和各界人士广泛接触，看望解放军驻藏部队和西藏地方部队，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扩大了党和政府在西藏的影响，加强了民族团结。5月31日，陈毅率代表团乘新试通航的飞机离开拉萨返京。
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陈毅在会上作《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政策》的发言，并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1月1日，陈毅出席印度驻华大使馆招待会时突然昏倒，北京医院检查诊断是由于疲劳过度引起的脑贫血症所致。他出院后继续进行疗养，直至1957年10月15日才恢复工作。
1959年1月，解放军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陈毅在报告时对形势作了分析后，接着对军队的后勤工作作了指示。他说：后勤工作是经济工作，后勤工作者应该是军队的政治经济学家。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讲经济就要与政治联系起来，没有什么单纯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把军队后勤工作看成是简单的事务工作、行政工作、补给工作，是把军队的政治经济工作庸俗化。他还指出，我国建国以来的军事预算是减少的趋势，而经济、文化建设经费是逐步增加的，这是国家兴旺的现象，把工业、农业、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起来，我们军队就如虎添翼。
7月至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举行会议。陈毅受命留守北京，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未能前往出席。后来他了解到会议的一些情况，对彭德怀遭到的错误批判，认为不妥。与薄一波交谈时，他明确表示：不赞成这样批判彭德怀，党内有不同意见，应该让人家讲；不能把提点不同意见就说成是反党，那谁还敢讲话，还谈得上什么党内民主；对会上跟得很紧、批判调子很高的人，表示不满意[1]。
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委，陈毅为常委之一。
1961年4月，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赛前，陈毅奉周总理之托给中国运动员作战前动员时，阐述了为革命打球的意义。他说：“乒乓球比赛不只是把球推来推去，它表现出我们国家的战斗力和精神面貌，表现我们青年是向上的。”他强调：“要争锦标，不要锦标主义；要发挥个人才能，不要个人主义；要强调技术，但‘技术决定一切’不对；要红专结合，政治越高，技术也要越高。”
11月，陈毅在安徽大学视察对师生讲话时，针对当时“左”的思潮，着重讲了红与专和专业学习问题。他说：中国人民物质生活要提高，精神生活也要提高；政治是辨别方向的，各行各业都要学点政治；红就是要辨别是非，但它不能代替各行各业的上进，为人民服务就需要专业来保证，拿政治代替专业或拿专业来抵消政治都是不对的；对大学来说，就要教好、学好专业，鼓励刻苦学习专业，成为专门家。
1962年1月5日，陈毅和聂荣臻、陆定一宴请四千多名科学技术工作者，陈毅在讲话时，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全体科学技术工作者表示谢意和致意。他指出：在各方面建设中，科学家是做出了贡献，党和人民是给予很高评价的；在建设事业中，全国人民对科技工作者是给予厚望的；靠刻苦努力，向科学技术堡垒进攻，是科学技术工作者面临的战斗任务。他鼓励科技工作者对自己要“学而不厌”，对别人要“诲而不倦”，有经验的年长专家要带徒弟，年轻的要虚心学习，使我们尽快形成一支强大的又红又专的科技队伍[2]。
3月，陈毅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科学家座谈会和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会议。他在讲话时，认定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组成部分，是革命的知识分 子，明确指出：“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他还诚恳地说：“今天我向你们行脱帽礼。”
注释
[1] 薄一波：《回忆陈毅同志的二三事》，《人民日报》1988年6月30日第5版。
[2] 《人民日报》1962年1月6日第1版。
·元帅外交家
1958年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免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职务，任命陈毅兼外交部长。当天，新华社公布了这一消息。
2月14日，陈毅兼任外长的第四天，就随周总理飞赴朝鲜进行友好访问，任务是与朝方商谈撤出全部志愿军的事宜。在朝鲜期间，代表团拜会了朝鲜党和政府领导人金日成等，参加了中朝政府代表团会谈。17日在志愿军总部，周恩来和陈毅接见了杨勇司令员、王平政委等将领和军官，他们一致拥护朝、中两国政府关于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声明。19日，陈毅和周总理出席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第一批将在1958年4月30日前撤完。[1]
1959年10月2日，陈毅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同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活动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举行的会谈。在会谈中，当赫鲁晓夫指责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是“冒险”、“好战”、“对亚洲和平不负责任”时，陈毅忍不住进行了反驳。赫鲁晓夫招架不住，急不择言地说：“好，我知道你是个元帅，我是个中将，军事上我得听你元帅的，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陈毅不客气地回答说：“什么第一书记，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听你的。这是两个党在谈问题嘛!”
1960年4月至6月，陈毅随周总理访问缅甸、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越南、蒙古六国，增强了同各国的友谊。
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片面决定撤回苏联1390名专家，撕毁343项合同，废除257个科技合作项目。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陈毅感叹“赫公把文章做绝”，实际上等于逼中国自力更生，中国决不会因此而屈服。
1961年1月，陈毅随周总理再次访问缅甸，参加缅甸独立13周年庆祝活 动，互换中缅边界条约批准书。在缅甸期间，陈毅和周总理身穿缅甸民族服装，和缅甸人民一起欢度泼水节，给中缅两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3月，陈毅访问印度尼西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友好条约上签字。在访问期间，他受到隆重接待，并接受苏加诺总统授予的印度尼西亚二级共和国勋章。
5月9日至7月4日，陈毅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瑞士日内瓦，出席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他在5月16日开幕会上发言时，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主张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解决老挝问题；指出美国的军事干涉是老挝问题的根本症结，老挝的内部问题只能由老挝人民自己解决。在5月24日发言中，陈毅提出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五项原则：（1）必须以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为基础；（2）必须尊重老挝的独立和主权；（3）必须切实保证老挝的中立；（4）必须严格区分老挝问题的国内方面和国际方面。老挝的内部问题只能由老挝人自己解决，任何国际协议都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涉老挝的内政；（5）所有与会国家必须参加并且切实遵守共同协议。[1]在会议期间，陈毅广泛开展外交活动，先后同和平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两主席、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英国外交大臣霍姆会谈，同出席会议的法国、印度、柬埔寨、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波兰、加拿大等国代表团会谈，同老挝的富马、苏发努冯会谈，促使各方共同努力，使会议进入了实质性讨论。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美国被迫放弃把老挝置于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之下的无理要求，达成了保证老挝独立和中立的协议。陈毅在通过协议的会上指出：扩大的日内瓦会议的成果表明，大小国家在一起通过协商，才能解决国际争端。[2]1962年7月23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14国代表签署了《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和《关于老挝中立的宣言议定书》，陈毅代表中国政府签字。
1963年4月至5月，陈毅陪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增强了同这四个邻近国家的友好关系。12月9日，陈毅参加肯尼亚独立庆典后，14日转到开罗，陪同周恩来总理先后访问了阿联、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诸国，于1964年2月5日回国。接着，陈毅于2月中旬和下旬，陪同周总理访问了缅甸和巴基斯坦，陪同宋庆龄副主席和周总 理访问锡兰（今斯里兰卡）。
1964年4月，第二次亚非会议筹备会在雅加达召开。陈毅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他在会上发言时，对第一次亚非会议后，亚非17亿人民反帝大团结不断加强和发展给予充分肯定，认为第一次亚非会议取得成功的经验有两条：一是在于它把我们之间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而把相互之间的分歧搁在一边；二是平等相待，通过协商取得一致。当前，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是亚非国家人民最紧迫的共同任务。中国政府和人民，愿同与会国家一道，为充分做好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筹备工作而共同努力。[1]
1965年9月29日，陈毅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记者招待会。他代表中国政府阐明了中国对外政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态度。关于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陈毅说：中国并不是根据有没有原子弹来决定外交政策。中国制造原子弹是为了消灭原子弹，是为了自卫，中国保证任何时候不首先使用原子弹。关于国共合作问题，陈毅说：欢迎台湾任何个人和集团回到祖国怀抱，参加国共合作，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摆脱美帝的控制，忠实于自己的祖国。关于反对美国侵略政策问题，陈毅说：如果美帝决心把侵略战争强加给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它明天就来，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打败它，那时战争就没有界限了，中国愿意为反对美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做出自己的贡献[2]。陈毅举行的这次记者招待会，迅速传遍全球，引起各国的重视。有的外国记者认为，这是陈毅外交生涯中最激烈的一次讲话。
注释
[1] 《人民日报》1958年2月20日第1版。
[1] 《人民日报》1961年5月25日第1版。
[2] 《人民日报》1962年7月18日第1版。
[1] 《人民日报》1964年4月13日、14日。
[2] 《人民日报》1965年9月30日、10月7日。
·青松挺且直
1966年，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后，“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陈毅听后感到惊讶，连夜询问周恩来总理：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周总理告诉他：自己也是临近广播前接到康生电话才知道的。
6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向北京市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各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然而很快就变了。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内对派工作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焦点是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陈毅支持派工作组，愤起辩驳，陈伯达骂陈毅派往对外文委的工作组是全国最坏的工作组。
陈毅对林彪、江青一伙搞的极左一套，不顾个人安危，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8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文革小组有人要刘少奇去清华大学向学生“交待问题”。陈毅表示反对，说：“少奇同志有什么错误，可以在政治局这个范围内解决，要他到清华去，这种方式好不好?我看不好。”[1]陈毅仗义执言，不仅为刘少奇说公道话，而且是对“文革”错误做法的公开抵制。对林彪大搞个人迷信，陈毅尖锐指出：“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对亲生父亲还亲，结果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泽东捧得这样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嘛，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的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面对造反派“你到底跟不跟毛主席走?”的质问，陈毅毫无顾忌地回答：“我决定跟毛主席走，但是，我不敢保证将来就不反对毛主席的一些意见!”对林彪、江青一伙搞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陈毅严厉谴责。他说：有人要“否定一切”，那么他们把毛主席的领导置于何地?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置于何地?有人说要“打倒一切”，这话我听了就恼火，如果全国县以上各级党委都打倒，那么还有什么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
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迅猛发展，许多老同志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陈毅对此甚为不满。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文化部代理部长萧望东向老首长陈毅请教“文革”的目的是什么?陈毅没有直接回答，却指着玉带河南岸一条“打倒×××”的标语，气愤地说：“你看看，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一言以蔽之，就是打倒老干部!”
面对“文革”愈演愈烈的状况，陈毅仍努力坚持工作岗位。对揪工作组，陈毅对外语学院代表说：“工作组是我派的”，“说工作组是黑帮，不对”。“我的后台是谁?当然是毛主席了。”[2]针对中央文革小组在幕后挑唆学生阴谋破坏亚非作家紧急会议，陈毅严厉指出：既然中央把召集这次大会的任务交给我，我就不怕负这个责任，谁要冲击大会，我陈毅绝不会客气的!后经周恩来采取预防措施，保证了这次会议顺利举行。针对外事工作中的极左现象，陈毅严肃指出：如果外交人员也像红卫兵一样，头戴军帽，身穿军装，脖子上挂毛主席语录牌，手持毛主席语录，那岂不是像个牧师吗?[3]
11月13日，陈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军队院校、文体单位大会，针对搞乱军队的状况发表了讲话。他说：今天，我在这里给你们泼点冷水。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可现在有人拿对付敌人的一套对付自己的同志，对付人民的军队，搞什么“逐步升级”，口号越提越高，斗争对象越搞越大，总之，越“左”越好。这种简单化、扩大化的做法，最终结果只能适得其反。陈毅还对学生冲中南海、冲国防部的举动，进行了严厉批评。
11月29日，陈毅和叶剑英在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陈毅在讲话时批评“文革”的一些错误做法：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统统说成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讲黑帮，就都是“黑帮”。这样，打击面太大、太宽，等于否定毛主席的领导，否定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否定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到11月下旬，到北京上访、串连的工人急剧增加。为说服他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周总理定于30日下午在工人体育馆召开外地来京工人大会。海报已贴出，入场券已发完，可讲话稿却被陈伯达、江青否定。周恩来无奈，临时请陈毅去讲国际形势。陈毅在介绍国际形势后，号召各地工人快返回本地抓革命促生产。他说：“千言万语一句话，还是中央的指示、周总理的指示：抓革命，促生产。我们伟大的中国工人阶级，不能和学生一样停止生产闹革命，这是国家的根本，党的根本，经济是基础。”
陈毅的几次讲话，使广大工人、学生、干部深受教育，而林彪、江青一伙却对他更加仇恨，加紧对他的迫害。大字报“揭发”，轮番批斗，陈毅顽强进行抗争。一次，在第一外国语学院批判会上，陈毅严厉指出：“我是个外交部长，没有罢官以前，我就是要掌握这个领导权!你们要我交权，办不到!老实说，我对你们不放心!我就是交，也不交给你们!”又有一次，外交部造反派要陈毅低头认罪，他很恼火地说：“我有什么罪?我要是有罪，还当什么外交部长?我革命40年，没想落到这种地步!我死了也不甘心，也不服气!我拼了老命也要斗争，也要造反。”
1967年1月，全国刮起了“夺权”风。军队院校造反派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也无所不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召开军委会议，讨论军队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问题，陈毅、徐向前、聂荣臻一致认为，军队是国家的柱石，必须保持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乱。他们议定，军队不准成立战斗组 织；不准随意揪斗领导干部；不准夺权等。在征求了在京开会的各大军区负责人的意见后，请示了周总理，最后形成了军委“一·二八”八条命令，经毛泽东主席批发全军执行。
由于“夺权”的混乱状况波及到驻外使馆，陈毅感到事关重大，便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明确规定驻外使馆一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使馆内不建立战斗组织，不能进行夺权。经周恩来总理审阅修改后，由毛泽东主席2月7日签发。由于“二七指示”的发出，使驻外使馆得以稳定。
2月16日下午，在北京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头会上，谭震林怒斥张春桥：“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说完，他提起皮包，欲离席而去。陈毅叫住他：“不要走，要跟他们进行斗争!”并说：这些家伙上台，他们就要搞修正主义，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反对毛主席的啊?陈毅还说：“在延安，过去有人整老干部整得很凶，延安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到现在还有意见。这个历史教训，不能忘记。”[1]
在怀仁堂斗争的当天晚上，陈毅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接见归国留学生代表时发表了达七小时的讲话。他说：“你们要干革命，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希望你们把这个运动搞得正规一些，好一些。”“现在有些人，作风不正派!你要上去，你就上去嘛，不要踩着别人嘛。”他在历数批刘少奇；批朱德、批贺龙的问题后，说：“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是干净的，承蒙你们宽大，加上我们五位副总理。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就只有11个是干净的!如果只有这11个是干净的，我陈毅不要这个干净。”“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10年、20年不治!”“我们已经老了，是要交班的。但是，绝不交给野心家、两面派!”[2]
陈毅2月16日的两次讲话，击中了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要害。这是他光明正大、刚正不阿一贯作风的体现。
恶人先告状。江青一伙将怀仁堂会议情况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被告”一方。从此，陈毅处境日益艰难，白天接待外宾，处理外事工作，晚上挨批判。2月25日至3月18日，林彪、江青一伙在中央举行的七次 会议上，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反复对陈毅进行围攻。
在中央文革操纵下，北京刮起批陈毅打倒陈毅的黑风。7月间，“揪陈大军”天天聚集在外交部大门口。8、9两个月，外语学院和外交部造反派先后组织了八次批陈会。由于周恩来的竭力保护，使陈毅免遭林彪、江青一伙的毒手。
1968年2月13日，外交部91名司局长、大使在外交部贴出一张题为《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的大字报。它列举大量事实，证明陈毅是中国共产党忠诚坚定的战士，欢迎陈毅尽快回外交部主持部务。这张大字报，反映了广大革命干部的心声，却被中央文革斥之为“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大字报的署名者受到了批判。
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陈毅因所谓“二月逆流”问题，再次受到批判。此后，他除了受批判外，无事可做。不久，他被安排去北京南口机车车辆厂，接受工人“再教育”。
1969年3月，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4人以座谈会形式探讨世界局势。周恩来委托陈毅主持。至10月18日，老帅们座谈了23次。他们全面地分析了国际形势，对打开外交新局面，包括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打开中美关系，提出了战略性的建议，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
4月，陈毅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九大，被张春桥一伙诬蔑为“右派代表”。他当选为中央委员。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0月，陈毅被“战备疏散”到石家庄“蹲点”。一年后，陈毅因患高血压等病经周恩来批准返回北京治病，住进301医院。但由于林彪死党黄永胜等的干扰，直到1971年1月手术时才发现他患的不是阑尾炎而是结肠癌，且癌细胞已经转移扩散。
1971年5月1日，陈毅参加北京“五一”的焰火晚会，是他最后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九一三”事件后，陈毅听了正式传达，立即与在场的同志举杯共庆胜利。他不顾身患重病，在中共中央召开的老同志座谈会上，揭发批判林彪在红军时期的错误，连续讲了三个多小时。
陈毅的病情日趋恶化，他在生命弥留之际，仍关心党、国家和军队的建 设事业。他嘱咐家人：“一直向前，战胜敌人!”[1]
1972年1月6日，陈毅与世长辞。10日，中共中央在八宝山为陈毅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亲自参加，对其夫人张茜及子女表示慰问，称赞陈毅“是个好同志!”周恩来在致悼词时，对陈毅在长期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2]
诗言志。陈毅1960年写的这首五言绝句，是他自身的最好写照。
注释
[1] 薄一波：《回忆陈毅同志的二三事》，《人民日报》1988年6月30日第5版。
[2] 《陈毅年谱》（下），第1160—1161页。
[3] 《陈毅年谱》（下），第1179页。
[1] 《陈毅年谱》（下），第1184页。
[2] 罗英才：《陈毅在所谓二月逆流见归国留学生代表——采访摘记》，《党的文献》1990年第4期。
[1] 吴苏、丹淮、小鲁：《烈士暮年——壮心不移——关于我们的父亲陈老总的回忆片断》，《社会科学战 线》1979年第1期。
[2] 《陈毅诗词选集》第2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