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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苦农家子弟
1896年3月22日（清朝光绪二十二年阴历二月九日），贺龙诞生在湖南省桑植县北部洪家关的一户贫苦农民家中。
贺龙的父亲叫贺士道，是一个忠厚勤劳的农民，他除了种地外，还会做裁缝。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时外出给人家做裁缝。母亲王金姑是土家族，也是苦出身。在贺龙出世前，他们已有了三个女儿。长女贺民英，又叫贺香姑、贺英；次女贺戊姐；三女贺三妹。贺龙排行第四，取名贺文常。
贺龙的祖籍原在湖北省安陆府钟祥县。在明朝末期，先人贺崇先从军来到湖南，在慈利县九溪落户，后又搬迁到桑植县洪家关定居，到贺龙是第八代了。那时，贺龙家仅有一间三柱四拱的木屋，总共不到三亩的贫瘠土地，及屋后一块小菜园，与邻居合用一头耕牛。全家老少三代八口人，生活非常艰难。
由于连年灾荒和地主的剥削，贺龙全家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在贺龙长到五、六岁这段时间里，没穿过一套新衣服，也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贺士道不忍心妻儿老小忍饥挨饿，不得不向地主借“以一还三”的高利贷，以解燃眉之急。后来，他带着全家到60里外蹇家坡给地主当佃户。在那里累死累活，当牛做马，苦苦熬了三年，依然一贫如洗，只好又回到洪家关。
父母和祖父母对贺龙十分疼爱，寄以很大的希望。他原名叫贺文常，祖父给他取了贺平轩的学名，后又改名贺振家。希望他能平步青云、翔雾连轩，振兴家业。因此，当贺龙年满五岁时，祖父和父亲为使他能识文断字，求得族长的同意，送进了本族办的私塾学堂上学。贺龙天资聪慧，思想活跃，经常向先生提出一些问题，先生回答不了，却认为贺龙故意捣乱，便对他另眼相看。
进贺氏私塾学堂读书的有富人子弟，穷人家孩子，双方常常发生矛盾和冲突。贺龙年纪虽小，但富有正义感，爱打抱不平。而先生往往偏袒富人家子弟，容不得他。贺龙在私塾读了两年左右，就离开了学堂失学了。
湘西地区民风彪悍，因受清朝科举制度的影响，老百姓习武之风盛行。在贺氏的长辈中，贺龙最崇敬的人，一个是堂曾祖贺廷壁，他不但武艺超群，而且侠肝义胆，一身正气，富有反抗精神。洪秀全率领的太平天国军队打到湖南，他揭杆而起，在洪家关和附近地区召集了数千人，一举攻下桑植县城， 杀了县令，开仓放粮，救济百姓。后来遭清湘西兵备道派大军镇压，以谋反罪判处死刑，但他英勇不屈的赫赫威名，被广为流传；另一个是祖父贺良仕，一位武举人，有一身好武艺，然而他一生淡泊名利，不与官府豪绅结交，生活简朴，热心公益，济危扶贫，深受乡亲们的拥戴。贺龙对这两位长辈的人品德行、高风亮节十分崇拜，对他们一身高超的武艺也是钦慕不已。他生性活泼，胆子又大，很小就学会了游泳、骑马，对练功习武也十分喜爱。贺龙读书不成，决心像堂曾祖和祖父那样，练就一身好武艺，惩恶扬善，除暴安良，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开始由祖父向他传授武艺，祖父去世后，又拜堂叔贺士远等人为师。
十岁那年，大姐贺民英出嫁了。随后，二姐、三组也相继出阁。父亲经常到外地去给人家做衣服，母亲体弱多病，弟、妹年幼，贺龙便成了家中唯一能下地干活的劳动力，小小的年纪，就开始挑起家中生活的担子，学会了犁地、插秧、收谷、打场等全套农活。农闲时，还上山砍柴，下窑背煤，卖了换一些米和盐。
1909年夏，桑植又遭到大水灾，颗粒无收。13岁的贺龙不得不离乡背井，到蹇家坡给一户地主打工，但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依然过着“辣椒当盐，包谷壳叶当棉，推碗‘和渣’（黄豆拌青菜）算过年”的苦日子。这时，贺龙看到一些族人和乡亲赶骡马搞运输，比给地主打工强。于是他说服了父母，向姐夫谷绩廷借了一匹小花骡子，从14岁起，做起了运输营生，由于他人小，人们就叫他“小螺子客”。从此，他起早贪黑，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往返于湘西和湖南、湖北、四川、贵州边界地区的高山密林、偏僻崎岖的羊肠小道之上。
贺龙年纪虽轻，但豁达豪爽，广交朋友，仗义疏财，又会武功，见义勇为，所以他的人缘很好。不仅年轻人喜欢他，上了年纪的人也对他刮目相看。在湘西和湘、鄂、川、黔边地区的骡子客中，颇有一点名气。因此引起了哥老会的注意。哥老会最初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辛亥革命后，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有联系，是当时比较进步的群众团体。1913年，贺龙和父亲赶马帮来到湖北省恩施县，由当地的革命党人、哥老会龙头大爷唐伯义介绍加入了哥老会。贺士道当了“龙头三爷”，又称“闲散大夫”；贺龙只有17岁，当了“十排老幺”。
·投身民主革命
贺龙经过四、五年的赶骡运输生涯，与社会上三教九流的人都有接触，丰富了生活阅历，开阔了眼界，也日益关心国家大事。他知道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临时大总统。也知道袁世凯窃取了国民政府大总统的地位，对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对内加紧独裁统治。
孙中山于1913年发动了讨袁的“二月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1914年7月组建了“中华革命党”。他派人回国联络仁人志士，继续进行反袁斗争。原同盟会成员和中华革命党党员、湖南桑植籍的留日学生陈图南作为川、黔、湘、鄂联络使，被派回到桑植县，以教书职业为掩护，发展党员，筹备枪械。
陈图南亲自到洪家关，登门去访贺龙。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陈图南向贺龙介绍了孙中山创建中华革命党的情况、党的宗旨和孙中山的主张等，提出请贺龙加入中华革命党。贺龙表示拥护孙中山，赞成中华革命党的主张，愿意加入该党。就这样，贺龙由陈图南介绍，成了一名中华革命党的党员。不久，中华革命党交给贺龙杀掉桑植县的大恶霸朱海珊；带队伍去当团总和派人打入警备队当兵，了解情况等三项任务。贺龙表示：团总专保护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我最恨仗势欺人的团总，我不能干，另两项任务可以接受。
1914年9月，贺龙奉命去石门、沅陵县，对那里的团防局和巡防军搞兵运工作，因有人泄露了情况，军警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贺龙急忙离开沅陵。在返回桑植途中，到涪陵和大庸县交界处遇上了一股土匪，被扣作人质。沅陵县军警在清剿这股土匪时，将贺龙和土匪一起带回沅陵。贺龙被关了一个多月。
从沅陵出狱不久，贺龙又来到位于慈利和石门县交界处的界牌峪雄磺矿，以矿工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他在雄磺矿近五个月，不仅掌握了石门、慈利地区的驻军情况，还同矿工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有人同他结为金兰兄弟，有的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后来，有不少矿工参加了他领导的反袁武装暴动。离开了雄磺矿，贺龙同姐夫谷绩廷等十多人以赶马帮为掩护，在大庸、慈利、石门一带继续积极开展工作，发展革命力量，组织了一个“八义团”，专干打富济贫的事，核心成员和支持者有130多人。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复辟帝制。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径，激起了全国 人民的公愤。当月，原云南省都督蔡锷将军等首先发动反袁护国斗争，立即得到全国的响应。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也发表了《讨袁宣言》，指示各省的组织联络其他革命力量，搞武装起义，贺龙接受到石门县泥沙镇策动兵变、搞武装暴动的任务。
泥沙是在湖南省石门县和湖北省五峰县交界处的一个集镇，官府在这里设立了团防局，有一百余人，八十多条枪。贺龙同姐夫谷绩廷和陈图南等人商量后，联络了十几个志同道合的血性男儿，于1916年1月中旬，即农历12月中旬，来到泥沙镇，利用年关前该镇最后一个大集，团防疏于防备的机会，砸了团防局，杀了队长，活捉了团防局长，缴获了数十条枪。贺龙还向团防局的士兵和当地老百姓宣传了中华革命党的主张，号召大家行动起来，打倒卖国贼袁世凯，当即有一些人报名，跟他一起干。贺龙等人泥沙夺枪成功后，又趁机缴了湘鄂交界处“南北镇”团防局的枪，胜利回到洪家关。
几天时间，贺龙的队伍发展到三百多人，近百条枪，打出了“湘西讨袁独立军”的旗帜，邻近的大庸、慈利、石门、永顺、龙山等县的民众也揭竿而起。贺龙联合这几个县的民军，共约万余人，向驻有重兵的湘西重镇石门进攻。由于这支民军是刚刚组织起来的农民，未经过军事训练，绝大多数以大刀、长矛作武器，没有统一指挥。因此，与敌人正规军一接触，就一轰而散。这次轰轰烈烈的湘西万人武装暴动虽然失败了，但贺龙没有悲观消沉，决心继续干下去。他在慈利与其他各路军首领商定：一方面派人向云南护国军总司令蔡锷将军求援；同时，湖南的民军准备再次起义。后来，贺龙得知无法得到云南护国军的支援，便决定自己去搞枪，拉队伍。他在洪家关和附近的几个村寨联络了20个血气方刚的有志青年，到芭茅溪夺枪。他们以菜刀、匕首、棍棒为武器，砸了芭茅溪盐局，杀了税警队长，活捉了盐局局长等4人，夺了12条德国造9子毛瑟枪，烧掉了盐局的房子、账本和文件，把两柜铜币和盐巴等物分发给群众。在返回洪家关时，文顺手缴了分水岭团防分局的枪，与姐夫谷绩廷的哥哥谷星斋部合兵一处。3月22日，贺龙率领一百多人的队伍开进洪家关。就在这一天，只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总统制。这个月的下旬，贺龙在洪家关打出了“桑植县讨袁护国军”的旗帜，并被推举为总指挥。第三天，他率领这支队伍攻占了桑植县城，杀掉了本县最大的恶霸朱海珊，完成了革命党交给他的任务；驱逐了知县，宣布桑植县独立。4月下旬，中华革命党人程潜回湖南，出任湖南护国军 总司令，并对湘西地区的护国军进行整编。大庸的革命党人罗占侯任湘西护国军左翼司令，“桑植县讨袁护国军”被编为湘西护国军第一梯团第二营，贺龙任营长。
6月，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袁世凯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他在湖南的走狗汤芗铭也被驱逐。8月，谭延闿出任湖南督军。他一上台，就排斥异己，派亲信卿衡出任澧州镇守副使，并以统一整编为名，对湘西护国军收编瓦解，贺龙的部队在常德被缴械。贺龙因带人外出侥幸脱险，只带着三个人和两支枪回到家乡。这是他继湘西暴动后第二次失败。
贺龙回到家中不久，接到族兄贺连元从长沙来信，要他立即前往。9月，贺龙到达长沙，有人把他引见谭延闿。谭延闿为拉拢这位在湘西百姓中颇有声望的年轻民军领袖，委任他为督军府咨议员，负责征税工作。贺龙说：“我拉队伍就是为了反对贪官污吏和苛捐杂税，叫我去催粮收税，不是让我昧着良心去坑害老百姓吗?我贺云卿绝不能干这种事。”他断然拒绝了。后来，他先后见到了以“正谊社”民间团体的名义开展革命活动的同盟会成员林德轩、林修梅、林祖涵（即林伯渠）、廖湘芸、罗迈等人。他们早就听说湘西有个18岁就加入中华革命党，曾领导过湘西暴动、刀劈芭茅溪盐局的桑植讨袁军总指挥贺云卿。见他潇洒英俊，一表人才，非常赏识。林德轩听说贺龙的姐夫谷绩廷改名谷虎，就建议贺龙把原名贺文常改名贺龙。他说：“你的字叫贺云卿。常说道：云从龙，风从虎。你姐夫改名虎，你就改名龙嘛!”廖湘云说：“革命党人既要有文人，也要有武将，只有文武兼备，才能打倒军阀，贺云卿是武将改为贺龙，很响亮。”林修梅等人一致赞成。从此，贺云卿就改名为贺龙。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登上总统宝座。谭延闿投靠黎元洪，勾结湘军师长赵恒惕和湖南善后督办主任梅子根大肆排斥打击革命党人。于是，“正谊社”提出了“攻谭杀赵灭梅”的方针。1917年夏天，他们决定派一个人去行刺梅子根，派贺龙去刺杀谭延闿。由于刺梅行动失败，军警大肆搜捕，贺龙被捕，关进长沙警备队的牢房，这是他第二次坐牢。革命党利用谭延闿与其他军阀之间的矛盾，将贺龙营救出狱。不久，谭延闿被撤职，由陆军次长傅良佐接任。湖南革命党人决定再派贺龙去行刺傅的先遣人员，结果又落了空。贺龙两次奉命执行行刺任务，都没有成功。他认为行刺的斗争方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革命党人只有自己拉队伍，抓枪杆子才能干大事。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出任海陆军大元帅，成立护法军政府，开展对北京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斗争。贺龙奉命离长沙去湘西发动民众，组织武装，并很快从桑植、大庸、永顺等地召集起一支二百多人的队伍，任湘西护法游击司令，立即率部去常德，随湘西护法军司令张溶川的部队抗击北洋军阀的进攻。岂料，张溶川心怀叵测，以开会为名把贺龙诱去关押，并吃掉了他的部队。
贺龙被释放后，贺土道立即赶到常德劝儿子“不要再干这种耍枪玩刀的危险事了!”跟他回去种地。贺龙耐心地向老人解释，他已决心跟孙中山干革命，终于说服了父亲，又找来了几个老部下，商定分头去搞枪，召集旧部，重建队伍。随后，他离开常德，前往慈利地区运动军队。在桃源和慈利两县交界的凉水井，遇到了一个叫吴玉霖的小伙子，是贺龙在大庸县一个把兄弟叫吴佩卿的侄孙。他带了两把菜刀，要到桑植去投奔贺龙，他们恰好在这里相遇。而且凑巧地在此地遇上了慈利的县长，坐着轿子，在四个卫兵保护下，由常德到慈利上任。贺龙和吴玉霖跟在后面，到了偏僻之地，他们用两把菜刀，砍死了掉在后面的两个卫兵，夺了两支枪。不久，贺龙又逐渐拉起了一支一百余人七十多条枪的队伍，并参加了湖南护法军支援鄂军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任湘西援鄂军一路所属的游击司令。这就是社会上广为传扬的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贺龙对这段经历，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填的履历上写道：“1917年，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
援鄂战争打了两个多月，1918年3月，湖南援鄂的护法军从湖北撤退，贺龙也率部退到澧州。这时，林德轩刚被孙中山委任为湘西护法军第五军军长。贺龙得知林德轩在石门，便去拜访。由于林德轩这个军刚组建，缺少人手，便把贺龙所部编为湘西护法军第五团第一营，贺龙任营长，驻防桃源。原贺龙的旧部纷纷回归，部队迅速发展。
1918年9月，贺龙奉命率部驻防家乡桑植。由于战乱和连年灾荒，此时，桑植县田园荒芜，饥民遍地。贺龙见到这种凄惨景象，寝食不宁，亲自与知县交涉，立即拨出钱粮，在县城设立赈济点，救济灾民；大力整顿社会秩序，维持地方治安；派兵清剿土匪、平息桑植与大庸交界的“神兵之乱”；恩威并施，用杀鸡儆猴的方法，镇压了在县城里横行霸道，民愤极大的恶霸“郑半街”和几个帮会头子，解决了桑植县长期被“八大诸侯”和“四大鳌鱼”割 据局面，实现政令统一；带头捐资，修建道路，解决山区交通不便，改善市政设施；开办学校，发展教育，让穷人子弟上学读书。同时，部队也开办了军事讲习所，培养人才，加强部队的训练，普遍提高官兵的军政素质。经过整治，桑植县民心安定，社会秩序良好。为此，老百姓在县城东要道旁立了一块刻有“平易悬衡，园易杜规”八个大字的石碑，称颂贺龙造福家乡人民的功德。
由于贺龙驻防桑植期间政绩斐然，使他湘西军政界的声望日高。为此，湘西各地方实力派都想把贺龙拉到自己一边。1919年夏天，贺龙收到了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委任他为支队司令，以及澧州镇守使王子豳委任他为团长的两张委任状。接受谁的任命，军官们意见不一。参谋谷膏如早已同陈渠珍暗中勾搭，陈答应如把贺龙这支部队拉过去，让他升官发财。因此，他竭力主张投向陈渠珍。但贺龙决定接受王子豳的任命。谷膏如的升官发财梦成了泡影，便铤而走险，企图暗杀贺龙，把部队拉走。但他的阴谋被贺龙大姐贺英及时发现，就仓皇逃跑。谷膏如一不做二不休，又煽动桑植神兵头目王朝章率领大批神兵，向洪家关突然袭击。一个晚上，贺氏族人受害48家，14人被杀，30人受伤，烧毁房子100多间。
贺龙闻讯立即率部队前往，在洪家关附近歼灭了这股神兵。谷膏如逃往永顺，投奔了陈渠珍。贺龙回到洪家关，对受害者一家一家地探望、慰问、安抚。号召族人要像祖先反对满清皇帝那样，敢于抛头颅洒热血，有天大的困难，要咬咬牙挺过去。
澧州镇守使王子豳因贺龙接受了他的任命，决定给贺龙配发枪300支、子弹300箱。1920年5月中旬，贺龙派父亲和弟弟贺文掌，带了他的书信和礼物，由副官贺植卿陪同，在数十名战士保护下，去澧州领取枪弹。当他们来到彭家垭的三人潭时，遭到谷膏如勾结的土匪突然袭击，贺士道身中数弹，坠入深潭牺牲，终年57岁；贺文掌被土匪放人大甑中活活蒸死，年仅15岁。贺龙得悉父亲和弟弟牺牲的消息，悲痛万分，率部歼灭了这股土匪，但谷膏如没有抓到。
贺英听到父亲、弟弟被害的消息后，立即从外地赶回洪家关奔丧，她怨愤已极，要去砸谷家祠堂，为父报仇。贺氏大多数族人支持贺英。谷姓也是一个大家族，岂能容忍祖宗祠堂被毁，眼看一场贺、谷两大家族流血冲突一触即发。贺龙闻讯飞速从县城赶回洪家关制止。有人责问他：“杀父之仇，灭 族之恨，为什么不能报?!”贺龙耐心向大家解释道：“从小的方面看，我们贺、谷两姓世代通婚，互有嫁娶，我家就有两个姑姑、两个姐姐嫁给谷氏，全族则有数百上千，如果互相残杀，冤冤相报，世代姻亲就将变成世代仇人，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从大的方面看，如果我们两族互相残杀，杀得两败俱伤，外面有权有势的大小军阀正好趁机插手，他们根本不会管你姓贺还是姓谷，遭殃的是老百姓。我贺龙要对洪家关的老百姓，对贺、谷两姓广大族人负责啊!”贺龙这种高瞻远瞩，顾全大局的仁义之心，使大家深为感动。谷姓选派了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登门向贺氏族人赔礼，在贺士道父子灵位前进行隆重祭奠。
1920年9月，孙中山派林修梅到达慈利就任湘西靖国军总司令。林对贺龙十分器重，委任他为第三梯团团长。10月，贺龙随林修梅准备参加支援孙中山讨伐桂系军阀的战争，中途遭湘军阻截，他护送林修梅脱险后，率部返回桑植。陈渠珍趁机在贺龙返桑植的必经之道派精锐部队设下伏兵，企图将其消灭，结果反被贺龙打得大败。陈渠珍损兵折将，便对贺龙改打为拉。此时，由于湘西靖国军已被打散，贺龙的部队孤立无援，决定暂时接受陈渠珍的委任，担任了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司令。
1921年7月，贺龙奉命率部参加了第二次“援鄂战争”。后奉命驻防桃源，担任沅水下游的防务。他在那里结识了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社会著名人士，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这年秋天，陈图南带了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花汉儒到贺龙处作客。贺龙将他们安排在司令部，热情款待。花汉儒信仰马克思主义，对贺龙说：1917年，列宁在俄国领导了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工人、农民做了国家的主人。中国的广大工农群众一旦觉醒，一定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立没有剥削和压迫，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花汉儒还说：俄国十月革命是由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领导的，全世界有一总的国际党，也就是共产国际。我们中国现在也有了共产党。
花汉儒介绍的这些情况，对贺龙的思想发展变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贺龙后来说：“花汉儒谈社会主义，条条有理，有根据，对我的思想是—个很大的启发。”、“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注意找共产党了。”[1]
注释
[1] 王敏昭：《一切依靠党和群众——八一访贺龙将军》，重庆《新华日报》1951年8月7日。
·转战湘西川黔
1922年春夏之交，拥护孙中山南方政府的中华革命党人熊克武领导的四川靖国军第一军，打败了拥护北京北洋政府的刘湘四川第二军，刘湘残部由杨森率领退到湖北宜昌，投靠吴佩孚。吴佩孚趁机联合刘湘、杨森和贵州军阀袁祖铭，反击熊克武。熊克武面临川、黔和北洋军的联合进攻，向孙中山告急。孙中山派大元帅府参议、原川军将领石青阳回川组织力量，援助熊克武。石青阳在路过湘西时，向老部下陈渠珍借兵，陈趁机将他视为称霸湘西障碍的贺龙推荐出来。贺龙衷心拥护孙中山，也不愿受陈渠珍节制，便随石青阳援川。石青阳入川后，任川东边防军总司令，下辖旧部汤子模、周西成两个旅和贺龙的部队。
7月，四川重新开战，石青阳的部队在川东配合熊克武作战。贺龙与汤子模密切配合，向涪陵进攻，赶走了黔军袁祖铭。贺龙因作战有功，被任命为川东边防军警卫旅旅长，率部驻防涪陵，担负长江防务。秋天移防彭水，在那里驻扎半年多，清剿土匪，振兴实业，平抑物价，发展教育，修桥铺路，体察民情，深受民众的拥戴。彭水人民给他送了两面绣着“经文纬武”、“俎豆诗书”的锦旗。还在贺龙驻地郁山镇的棚子门立了一块“德媲宗韩”的德政碑。
贺龙驻防彭水期间，得到粤军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到上海避难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去沪晋见孙中山，表示他为革命事业当竭尽全力支持孙中山。身处困境的孙中山极为感动，亲笔复函，对贺龙“壮志不渝，忠诚自矢”的高贵品格大加赞赏，认为这才是他“干城之寄”的将领，殷切地希望贺龙“秣厉代时，共戡大难”[1]。
1923年春，贺龙率部重返涪陵。春夏之交，吴佩孚组织川、黔军向熊克武大举进攻，成都、重庆相继失守，贺龙部队也退出涪陵。6月，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贺龙为第一混成旅（又称第九混成旅）旅长。8月，熊克武奉命发动反攻。贺龙旅在友军配合下，收复了涪陵，切断了长江上游的水上交通，使重庆地区的川、黔军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频频向吴佩孚求援。为此，吴佩孚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用日本人经营“日清公司”的 “宜阳丸”和“运阳丸”两艘轮船，向重庆偷运军火。这个情报被贺龙得到，报告了前敌总指挥汤子模。汤子模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在会上，有人怕引起涉外事件，闹出大乱子，提出轰回武汉了事。贺龙坚决主张把日轮截扣下来。没收其偷运的全部枪支弹药。他指出：这既可增强自己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抓住吴佩孚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支持北洋军阀打内战，干涉中国内政的证据。所以，革命军根本不必怕日本人，相反正好借此事揭露敌人，狠狠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汤子模赞成贺龙的意见。会议决定，贺龙负责截扣“宜阳丸”。他亲自带领上百名精壮战士化装成老百姓，佯装要搭乘船登上日轮，打死了企图顽抗的船长等三人，活捉了2名日本轮机长和负责押运吴佩孚军火的军械处长。缴获子弹82万余发，炮弹300发。贺龙把缴获的弹药支援讨贼军各部队。
讨贼军得到大量弹药的补充，士气高昂，于9月中旬发起总攻，先后收复了成都、重庆。但吴佩孚不甘失败，经过几个月的准备，在这年冬天，又组织川、黔、鄂军12个师又8个旅的兵力，向讨贼军大举反攻。因讨贼军内部分化瓦解，重庆、成都先后失守，熊克武自动去职。1924年2月，四川讨贼战争宣告失败。贺龙率部随石青阳从成都向黔东撤退，粉碎了敌人围追堵截，终于在8月上旬到达贵州铜仁。在那里驻扎期间，贺龙收到了他秘书长严仁珊的亲戚、铜仁籍黄埔军校学生周逸群从广州寄来的许多介绍南方时局和国共合作情况的书信，以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其他进步书籍，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他后来说：“这是我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中国有了共产党之后，对我思想上的第二次推动……”贺龙非常赞成共产党的主张，说：“看来只有找到共产党，革命才有办法。”他准备亲自去广东找共产党，但因故未能成行。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形势，认为进行北伐，统一全国的时机已趋成熟，便先后发表了《讨贼宣言》和《北伐宣言》。任命熊克武为川、黔、滇建国川军前敌总司令兼建国川军总司令。熊克武通电赵恒惕假道湖南北伐，并命贺龙部为前锋。
贺龙坚决拥护孙中山北伐主张，9月初由铜仁起兵，10月底进驻湘西首府沅陵，作短期休整。11月中旬，贺龙率部从沅陵向津市、澧州进兵，17日进驻常德。沿途纪律严明，受到老百姓热烈欢迎。一路还收编了不少武装。在铜仁发兵时，贺龙的基本部队仅三个团六千余人，进入湘西后，收编了十 个梯团，到达津、澧时，已迅速发展到万余人枪。
贺龙进驻常德不久，中共湘区省委常委、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夏曦前来拜访，请求给予经济支援。贺龙出于对共产党的信任，慷慨资助大洋五万元。年底，毛泽东由上海回湘发展农民运动，又派兼有国共两党省委委员身份的陈昌，专程到常德拜访贺龙。
11月下旬，贺龙对常澧镇守使唐荣阳的部队，采用分化瓦解和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法，歼灭其主力后，于11月底，先遣队进驻澧州。他立即下令取消唐荣阳设立的一切苛捐杂税，消灭残敌，维持社会治安，安定民心。接着，整顿队伍，对那些刚收编，军纪很坏，又屡教不改的部队予以解散。加强部队军政训练，统一部队编制，将全师编两个旅，八个团，共一万余人，长短枪万余支，各种炮近60门，机枪近80挺，战马500多匹，兵强马壮，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由于贺龙连年征战，功勋卓著，1925年2月，熊克武报孙中山批准贺龙部为建国川军第一师，任命贺龙为中将师长。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后，湖南军阀赵恒惕立即投靠了北洋政府，并通令驱逐湖南的川军。熊克武决定率建国川军去广东，动员贺龙同去。贺龙分析了形势，认为自己本是援川的湘军，决定留在湖南，并通电全国：“实行返湘，保卫桑梓。”一则湘军返湘，名正言顺；二则贺龙部是湘西人，兵强马壮，要消灭他绝非易事。赵恒惕不得不同意贺龙留湘，并于4月中旬，委任他为澧州镇守使，管辖湘西七县。贺龙上任后，决心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辖区兴利除弊，抗灾救荒，济危扶贫，兴办工厂，修桥铺路，发展教育，并严惩贪官污吏，打击不法奸商；取缔毒品买卖。所有这些措施，都深受民众的拥戴。
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并由此引发了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贺龙致电上海、长沙等地的工人、学生，表示声援和支持，并汇去大洋3000元，以资救济。贺龙还邀请长沙“雪耻会”的代表到澧州演讲，揭露英国、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血腥罪行，以进一步推动九澧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
贺龙在澧州不到半年，政绩斐然，声望日高，军队也不断壮大。尤其是他不听别人摆布，使赵恒惕很伤脑筋。赵恒惕决心不让贺龙座大，于10月10日召集湘军将领开秘密会议，决定讨伐贺龙。13日，叶开鑫等三个湘军师长联名通电讨贺。贺龙事先得到友人送信，为使百姓免于战祸之苦，保存实力， 主动撤出澧州，粉碎了敌人堵截，经四川边境秀山，于11月到达贵州铜仁地区，在那里驻扎了近半年。
注释
[1] 《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659页。
·北伐军的名将
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1926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准备北伐，打倒北洋军阀。贺龙闻讯后立即响应。5月初，他以澧州镇守使、川黔边防军第五路司令名义通电北伐，率主力由铜仁起兵，月底进驻沅陵。
贺龙在向湖南进军途中，许多地方武装和民军纷纷来投奔，部队迅速发展到20个团，2.5万人，声势浩大。7月中旬，广东国民政府将贺龙的部队正式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军长唐生智任命贺龙兼湘西镇守使。后改属彭汉章第九军，为该军第一师。8月初，贺龙率部进驻常德。不久，他结识了北伐军总政治部派到他部队来的宣传队队长、共产党员周逸群。贺龙率部两次驻防铜仁，早已知道这位贵州铜仁籍黄埔军校毕业生，因此他们一见如故，便成莫逆。贺龙知道周逸群是共产党人，便主动与他接近，介绍自己的经历。周逸群也向贺龙介绍了世界形势，中国现状，南方时局和对北伐前途的看法：谈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主张等等。贺龙由此真正了解和认识了共产党，正式向周逸群提出了入党要求。还让周逸群主持办政治讲习所，帮助培训干部，改造部队。后来又将他提为师政治部主任，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按照作战计划，北伐军分左、中、右三路北上。贺龙部是属于袁祖铭指挥的左路军，作战目标是荆州、沙市、襄阳，策应唐生智指挥的中路军作战。8月14日，北伐军总司令部下达总攻命令，但刚投向北伐军的袁祖铭消极观望。贺龙便联合任第九军第二师师长的把兄弟杨其昌，并拉住军长彭汉章联名发表讨吴（佩孚）通电，率先发兵，将津市、澧县地区的鄂军王都庆部赶走，使湘军贺耀祖师倒戈，扫除了北伐前进道路上的障碍。9月13日，贺龙和杨其昌等三个师官兵三万余人，在澧州举行北伐誓师，旋即北上，向公安发起进攻，14日占领公安县城后，乘胜向长江边推进，但在黄津口（又称黄金口）、斗湖堤一线遭到敌人顽强抵抗。贺龙亲临前线指挥，经过五天五夜的浴血奋战，歼敌数千。26日北洋军全线崩溃，贺龙部乘胜强渡长江，又歼敌千余人，迅速占领沙市。
北伐军左路军收复公安后，西线暂停进攻。贺龙抓紧时间对部队休整和 补充。他于11月中旬去武汉，向前敌总指挥唐生智汇报鄂西战况，研究下一步作战行动。12月初返回部队，布置进攻宜昌。不久，宜昌战役开始，贺龙先拔掉了杨林市等前进道路上的钉子，歼敌二千五百余人，随即渡过长江，17日占领宜昌。鄂西战争结束。贺龙部队战功赫赫，受到北伐军总司令部和前敌总指挥部的通电嘉奖。
1927年2月，贺龙率部由鄂西移防武汉。这时，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已从广州迁到武汉，武汉成了革命的中心。2月中旬，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对北伐军进行整编。唐生智乘机排斥异己，让贺龙的部队缩一编。贺龙顾全大局，服从决定，按规定取消旅的番号，编成五个团一万余人，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五师，其实力比原来削弱了一半。
第一次北伐战争胜利后，3月中旬，欲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蒋介石派他的秘书长李仲公到武汉来游说，对贺龙封官许愿，被贺龙逮捕送给唐生智发落。蒋介石又派人暗中收买了贺龙的高参陈图南、参谋长陈淑元、团长柏文忠等人。陈图南等人就于4月中旬，在部队准备第二次北伐之际发难，煽动闹饷，企图趁机杀害贺龙，夺取军权，投靠蒋介石。结果他们的阴谋被贺龙发现，将陈图南、陈淑元、柏文忠等3人逮捕，交武汉市公安局公开审理后枪决。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趁机联合孙传芳、张宗昌等军阀，从河北大举南下，进逼豫南，直指武汉。武汉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先打败奉军。第一步，占领河南；第二步，占领北京。参加第二次北伐的有国民革命军四千四百余人编为三个纵队。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与第四、第十一军编为第一纵队，是北伐军的主力，其作战任务是，在京汉路东由南向北打，占领开封。
贺龙率独立第十五师于5月初从武汉出征，到了广水，受命消灭“红枪会”，保卫京汉路的任务。贺龙采用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的方法，很快肃清了京汉路沿线的“红枪会”，使铁路畅通无阻，圆满完成了任务。5月18日到达驻马店，贺龙立即去参加北伐总指挥唐生智召开的军事会议，接受攻占逍遥镇，北上开封的任务。他对部下说：“开封在北宋叫汴京，我们今天的攻击路线，恰好是当年岳飞收复中原的路线，我们要像岳家军一样收复汴京，直捣黄龙”。[1]5月22日，贺龙率部利用黑夜偷渡沙河，以奇袭把敌人打得措手 不及，全歼逍遥镇守敌一个旅，俘敌三千余人，这是第二次北伐以来，北伐军战果最辉煌的一次，受到了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的高度赞扬。攻克逍遥镇后，贺龙接着率部夺取了京汉路上要点小商桥，然后挥师北上，和友军于28日占领临颍，30日占领许昌，经南席、尉氏、朱仙镇，6月2日，抵达开封。
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贺龙的独立第十五师立下了赫赫战功，被誉为“战绩最大，声誉最高”“异常奋勇”的“钢军”[1]。6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该师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26日，贺部班师回到武汉。
注释
[1] 刘达五（原二十军团长）：《我所认识的贺龙将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
[1] 汉口《民国日报》，1927年6月24日。
·南昌起义军总指挥
在第二次北伐战争期间，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日益趋向反动。5月，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反革命“马日事变”；接着江西的朱培德也下令驱逐军队中的共产党人。贺龙在开封听到这些消息后，对周逸群说：“现在时局这样紧张，我是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和政策，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所有派到我部队的共产党员不要离开，还要继续作政治工作。我贺龙决不做那种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
6月26日，贺龙回到武汉时，看到武汉政府下令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和市郊几个县的农民协会，在军队中进行清党，反革命气氛愈来愈浓。28日，他去拜访同乡、有共产党和国民党双重身份的林伯渠，请教对时局的看法，并表示：我相信和拥护共产党，决不跟汪精卫、唐生智镇压工农群众。
7月初，周恩来亲自到贺龙公馆登门拜访，这是贺龙第一次见到慕名已久的周恩来，两人一见如故，亲切交谈。贺龙说：“我认定共产党是最好的党，我服从共产党领导，只要共产党相信我，我就别无所求了。”“我听共产党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帮王八蛋拼到底。”周恩来也非常认真地说：“你真心诚意拥护共产党，支持工农运动，我们当然相信你，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贺龙同志呢?”贺龙在后来谈到这次谈话时说：“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同我的谈话，他说人有阶级，所以要有阶级觉悟，要懂无产阶级性……他的话，对促使我觉醒起了决定作用。”周恩来同贺龙这次会见，不仅奠定了他们几十年患难与共的深厚友谊，而且也是贺龙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时，汪精卫、唐生智先后派亲信企图游说拉拢贺龙，都被他一一顶回；蒋介石也派参谋长朱绍良到武汉，向贺龙许以高官厚禄，也没有得逞。
汪精卫政府加紧分共，镇压工农运动。贺龙采取一切措施对武汉共产党人及其机关、团体进行保护，把无处藏身的千余名共产党员、工人纠察队员、农民自卫军队员和进步人士招到自己部队保护起来。
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撤消了陈独秀总书记职务，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并决定以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集结九江、南昌地区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原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任前敌委员会书记。
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贺龙于17日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怒斥汪精卫背信弃义的卑劣行为和“反共灭共”政策，他说：我们不能跟蒋介石、汪精卫去当反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自己的工农兄弟，这是一条自杀的死路，就是刀架在我贺龙的脖子上，也不能走这条路。我要坚决跟着共产党，走革命到底的路。官兵们一致拥护贺龙的决定。
19日，贺龙派船将朱德从武汉送到九江后，按共产党的意图，20日率全军从黄石乘船东进，23日抵九江。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去二十军军部拜访贺龙，开门见山地把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之事和盘托出。他说：“云卿，我们希望你率领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贺龙当即表示：“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1]随后，朱培德同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九军军长金汉鼎也来拜访贺龙，竭力拉拢他跟汪精卫反共，被贺龙顶了回去。汪精卫见贺龙坚决要跟共产党走，便下决心除掉他，授意张发奎向贺龙、叶挺发电报，以参加汪精卫的军事会议之名，企图把他们骗上庐山扣押，解除兵权。这事被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共产党员叶剑英知道。24日一早，他偷偷地从庐山下来，找到叶挺，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他。随后，叶挺、贺龙、叶剑英和高语罕、廖乾吾一起，在九江甘棠湖的一艘小游艇上开会，商量对策。贺龙坚定地说：“我们不上庐山，部队也不去德安，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2]大家一致赞成，并决定当天立即行动，叶挺的部队先行，贺龙率部跟进，迅速开往南昌。
26日，贺龙率二十军到达南昌，第二天，全军集结完毕。贺龙把军部设 在西大街子固路的中华圣公会，与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留守处隔街相望，里面驻扎一个警卫团。贺龙命令部队提高警惕，加强戒备。他在军部会见了参加起义准备的李立三、谭平山、朱德、恽代英、刘伯承、吴玉章等共产党人，有的就住在他军部。当有人提出，要设法争取张发奎参加起义时，贺龙坦率地说道：我们若要“想拉张，则不必干，若要干，则不必拉张。因为他同汪精卫的关系很深，我们此举是武装暴动，张不愿干的。”[1]
28日，周恩来到二十军军部会见贺龙，研究南昌起义计划，征求他的意见。贺龙坚定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2]于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决定总指挥部就设在二十军军部，由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协助贺龙制订具体作战计划和指挥战斗行动。
当时，朱培德的主力远在吉安、万安一线，南昌城兵力空虚，只有6个团六千余人，而起义军有12个团2.2万余人，占绝对优势。
30日，张国焘到达南昌，在前敌委员会上提出：起义如果有把握，可以举行；如果无十分把握，将我们的同志从军队中撤出，去组织工农群众；起义应征得张发奎的同意，否则也不能动……他的意见，立即遭到前敌委员会成员一致的反对，双方争论激烈，没有统一认识。31日下午，前委在二十军军部继续开会，贺龙列席了会议。此时，已得知张发奎参加了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的反共会议。于是，有人质问张国焘：“你还认为张发奎能同我们一起暴动吗?”张无言以对，只好表示服从多数人的意见。会议最后决定：8月1日凌晨4时起义。
会后，贺龙在军部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宣布起义决定。他说：“我们今后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3]接着，布置各部队的作战任务。各师、团长回去立即准备行动。在这关键时刻，不料第一团三营一个副营长叛变投敌，泄露了起义计划。贺龙马上向周恩来汇报，他们当机立断，决定把起义时间提前两个小时。
凌晨2时正，贺龙发出“起义开始”的命令，各路起义军向敌人发起猛攻。贺龙亲自指挥消灭了第五方面军留守处的朱培德警卫团。至早晨6时，战斗基本结束，歼敌三千余人，缴获枪支五千余支和大量弹药装备。南昌起义胜利了。
8月2日，中共前敌委员会决定对起义部队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任命贺龙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为前敌总指挥。下辖三个军六个师共2万余人。
南昌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极大的恐慌。于是，原来敌对的汪精卫和蒋介石都调兵遣将，联合向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军进攻。
起义军于8月3日开始撤离南昌，准备南下广东。贺龙于4日送走叶挺后，5日也率部离开南昌。部队刚离开南昌，蔡廷锴的第十师在进贤地区脱离了起义军，投靠了蒋介石。
在南下途中，正值盛夏酷暑，士兵负载重，山路崎岖难行，供应困难，病号、逃亡日增，武器装备丢失严重。贺龙发表了《告第二方面军全体官兵书》，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反革命真面目，提高起义官兵对南昌起义重大意义的认识。到广昌休整时，又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进行动员，鼓舞部队斗志。
起义军南下广东，使国民党第八路军总指挥兼广东省主席李济深非常紧张，急命黄绍竑、钱大钧等率七个师，分左、中、右三路在江西、福建、广东边境地区堵截。22日，起义军从广昌继续南下，25日在壬田地区与钱大钧部相遇，贺龙抓住其立足未稳之机，指挥二十军主力重创敌人两个团，攻占了壬田。30日，起义军又发起会昌战役，这是南下以来打的第一个大仗、恶仗，把钱大钧部打得大败而逃，伤亡惨重。但起义军也付出了伤亡达一千七百余人的重大代价。战役结束后，主力撤回瑞金。
中共前委在瑞金召开会议，周恩来提出吸收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前委成员一致同意。9月初，在瑞金锦江中学的一个教室里，由周恩来主持，举行了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介绍人是谭平山、周逸群。周恩来在仪式上讲：“组织上对贺龙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斗争，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同志积极追求真理，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1]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等也讲了话，赞扬贺龙反对军阀、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工农群众的出色表现，以及在革命危急关头，毅然挺身而 出，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贺龙入党后，被编入由周恩来、张国焘、刘伯承等参加的中央特别小组。
贺龙是在革命处于低潮，共产党处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毅然抛弃高官厚禄，不顾身家安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这是他由一个民主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的重大转折点。贺龙在入党后公开向官兵宣布：“我过去没有参加共产党时，我带的军队是我的。今天，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连我的脑壳都是党的，党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军队也属于党的，要听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党的命令。”
起义军占领会昌后，从缴获的文电报纸看到，敌人已知道起义军南下的计划和行军路线，并作好堵截的准备。前委决定改变行军路线，出其不意，从敌人兵力空虚的福建长汀、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广东。9月5日抵达长汀后，前委又研究决定，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第二十军、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沿韩江顺流而下，直指潮汕，朱德率第十一军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导团，留守三河坝。19日，起义军占领三河坝，按计划朱德率二十五师等留守，周、贺、叶等率主力继续东进，23日占领潮州，24日进驻汕头。起义军到潮汕后，立即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组建工农武装，成立革命政权，恢复社会秩序。
与此同时，李济深也加紧调兵遣将，集中粤军主力五个师又一个旅的兵力，对起义军进行围追堵截。美、英、日、法等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十余艘军舰开到汕头海面配合。
26日，贺龙、叶挺率主力到揭阳迎敌。28日在汤坑与敌人遭遇，激战两天，虽歼敌三千余人，但自己也伤亡官兵二千余人，不得不撤出战斗。贺龙回汕头向前委报告情况。这时，另一部敌人趁机于30日袭占了潮州，因汕头没有守备兵力，10月1日，贺龙同周恩来等撤离汕头，去揭阳与主力会合。
10月3日，在普宁县流沙镇，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武装人员集中整顿后，撤向海陆丰，准备坚持长期斗争；非武装人员向海口撤退，分别去香港或上海。贺龙认为“胜败乃兵家常事”，说道：“这十年我垮了又来，再干再垮，越干越大，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干的是革命，不怕失败……我只有两句话：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1]“这次虽然失败了，但我不甘心，我要干到底，让我回湘西去，我要 卷土重来。”[1]与会者被他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会议还没有开完，敌人就攻上来了。贺龙率领部队官兵，与刘伯承、林伯渠、吴玉章、谭平山、彭湃等人突出重围，来到惠来县神泉港，乘一条渔船去香港。不久，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也到了香港。
注释
[1] 《伟人之初——贺龙》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06页。
[2] 王敏：《一切依靠党和人民群众》，重庆《新华日报》1951年8月7日。
[1] 周逸群：《关于南昌起义问题》（1927年10月30日），《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 月版，第120页。
[2] 《周恩来亲笔修改的“八一”起义说明稿》，《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 182页。
[3] 侯镜如南昌起义时第二十军教导团团长：《战斗在大校场营房》，《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年6月版，第419页。
[1] 《伟人之初——贺龙》，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229页。
[1] 刘达五：《我所认识的贺龙将军》，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年5月版，第81、82页。
[1] 郭沫若：《流沙》（1948年7月15日），《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464页。
·创建湘鄂西根据地
11月上旬，贺龙按照中共中央指示，由香港到达上海。国民党反动派得到消息，到处贴出告示，悬赏十万大洋缉拿。
贺龙一到上海，中共中央就派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找他谈话，告诉贺龙：根据今后武装斗争的需要，中央决定派他和刘伯承、林伯渠等去苏联学习。贺龙对南昌起义的失败很不服气，说：“我服从组织决定。从我个人来说，还是想回到湘西去发动群众，重建革命武装，同蒋介石、汪精卫继续干！”李维汉向中央反映了贺龙的要求。后来，贺龙见了到中央来开会的周恩来，再次向他谈了希望回湘西组建革命武装的想法。他说：“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五年开始就在那里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10年仗，我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周恩来在中央常委会上讲了贺龙的请求，认为应该让贺龙回湘西，到那里可以充分发挥他的作用。于是中央同意让贺龙回湘西发动群众，搞武装斗争。临行时，周恩来专门为他们饯行，告诉贺龙：中央决定组成湘西特委，郭亮为书记，成员有贺龙、周逸群等。还交代了到武汉与郭亮的联络方法。
1928年1月中旬，贺龙化装成富商，与周逸群等一行十余人，由上海乘江轮去武汉，找到了湖北省委书记郭亮。当时，中共湖北省委正准备在武汉搞年关暴动，要求贺龙出任总指挥。由于中共地下组织的一个印刷厂被敌人破坏，暴动计划落入敌手，知道贺龙已到武汉，立即调动部队，严加戒备，暴动计划已无法实施。18日，贺龙一行乘坐一艘包租的小客轮离开武汉。到观音洲时，上岸缴了团防队的十来支枪。在反咀，遇到了堂弟、原二十军第一师师长贺锦斋。他在潮汕失利后到上海，中央派他到湖北省洪湖地区搞武装斗争，已发展到了一百多人，大部分是二十军的旧部。他们见到总指挥回来了，都非常兴奋。随后，贺龙同当地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开会传达中央 精神，把几支分散活动的武装统一起来，成立第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接着，在荆江两岸、洪湖地区发动群众，砸团防局，消灭土匪，搞年关暴动。不到一个月时间，荆江地区的革命斗争已打开局面，武装力量也发展到五六百人。贺龙向当地的党组织和第四十九路军，部署了下一步的工作，按中央原定计划，同周逸群、贺锦斋等十余人于2月20日离开石首，前往湘西。贺龙在旧部和朋友的帮助下，巧妙地避过敌人的堵截，回到了故乡。
南昌起义军在潮汕失利后，在桑植县顿时谣言四起，说贺龙已经被打死了。桑植县的国民党反动派、团防头子等趁机向贺英为首的贺龙姐妹的武装攻击。与此同时，贺氏家属和亲友中，也因为筹粮筹款，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了矛盾，到了剑拔弩张，将要发生火并的地步。
贺龙在他32岁生日的前一天，2月28日（农历二月初八），回到了阔别三年的洪家关。他的姐妹、兄弟、亲友、老部下等都闻讯赶来。贺龙对他们说：你们都是我的亲朋好友，“从今天起，不许打自己人，都跟我干革命。我先把话讲明白，我现在不是国民党，也不是中华革命党，我已经是共产党了。南昌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回来就是干共产党，组织工农革命军，干土地革命，跟蒋介石、汪精卫这帮坏蛋干到底!”[1]
贺英和妹妹们首先响应，把她们的武装交给共产党，又把自己的金银首饰和大洋献出来，作为购买枪支弹药的经费。贺龙又派人与分散湘西各地的亲友和旧部联络。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一支有三千余人、七百多条枪的武装建立起来了，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这是一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贺龙领导这支武装立即举行起义，占领了桑植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
工农革命军建立起来后，经费面临严重困难。为此，贺龙亲自出马，筹集经费。4月初，他带了卢冬生等少数人，前往湖北鹤峰等地筹粮筹款，联络旧部，扩大武装。国民党反动派对贺龙回到湘西，创建革命武装，领导桑植起义，惊恐万状。立即派一个旅，在桑植团防配合下，向新生的革命军大举进攻。工农革命军因刚刚建立，来不及整编和训练，成员复杂，军政素质差，贺龙又不在，没有强有力的指挥，在强敌进攻下，连连失利。当贺龙从鄂西筹了款项回到洪家关，部队已被打散了，同周逸群也失去了联系，只剩下贺锦斋等几十人，这是贺龙回湘西后首次受挫。
贺龙对回湘西搞武装斗争的艰巨性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他立即派人四 处联络被打散的队伍。5月初，收拢散失的部队三四百人，开到罗峪整训。这时，洪家关的贺氏族人为躲避敌人报复，也拖儿带女逃到罗峪避难。他们一见贺龙就口出怨言。有的长辈埋怨他不该参加赤党，当红脑壳，既毁了自己，也连累了全族。贺龙说：“我贺龙找党，找个好领导，已经找了半辈子了，现在总算找到了，就是把我脑壳砍了，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你们看着吧，共产党一定成功，国民党一定垮台。”[1]他的姐妹和绝大多数亲友都支持他，表示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跟他干下去。不久，被打散的人员陆续归队，又招收了一批贫苦农民，到6月底，部队又发展到一千五百余人。中共湖南省委也先后派了一批干部到贺龙部队，并成立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统一领导辖区内红军和地方党政工作。
8月1日，在纪念南昌起义一周年时，贺龙部队改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贺龙任军长。中共湖南省委指示红四军去石门支持南乡暴动。当贺龙率部到石门时，发现那里的党组织已被敌人破坏。他同湘西特委领导研究后，决定恢复党组织，发动群众，从头作起。由于特委出了叛徒，供出了贺龙的计划。敌人立即调集第十四军三个师和几个县的团防大举围剿。红四军于9月上旬在渫阳、泥沙连遭伏击，参谋长黄鳌、师长贺锦斋牺牲，两天中连失两员大将，红四军只剩下二百余人，再次遭到严重挫折。与此同时，贺龙的后方机关，也遭到敌人的袭击。贺英姐妹的游击队被打散，胞妹贺满姑被捕，英勇就义。
红四军在石门失败后，贺龙带着二百多人于初冬时节来到湖北鹤峰堰垭地区人烟稀少的大山中，缺吃少穿，极为艰难。他同大家一样穿单衣、着草鞋、吃山芋、睡山洞。有些人实在吃不了这种苦逃走了，最后只剩下一百多人，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就在此时，贺英及时送来了粮食、衣服、子弹和药材等急需的物品。贺龙在这危难之际见到亲人，真是百感交集。他对大姐说：“半年多，我把部队组织起来，垮掉了，又组织起来，又垮掉了。如今，这支队伍不是我贺龙的，是党的。我们这个队伍是党的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啊!我贺龙是党的湘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啊……”贺英非常理解弟弟的心情，为他出主意。说：“你是搞共产党的，你组织起的队伍，就要发展党团员，很好发挥他们的作用。队伍队伍，就是要‘伍’，要整顿。”不久，中共中央送来了指示信和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精神，贺龙根据“六大”精神和中央的指 示，以及大姐的建议，对部队进行整顿，遣散老弱病残和不坚定分子，最后只剩下91人、72条枪，但绝大部分是革命意志坚定的党、团员和原营、连干部。这次整编，是红四军建军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12月底，争取了陈宗瑜的“神兵”，招收一批人员，队伍又发展起来了。1929年1月，占领鹤峰县城，成立苏维埃政府，红四军发展到一千余人，三百多条枪。4月，粉碎了鹤峰、桑植等五县团防三千余人的联合进攻。6月中旬，红四军占领桑植县，立即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开展打土豪和根据地建设，使鹤、桑两县根据地联成一片，湘鄂边根据地初步形成，红军发展到三千余人。蒋介石命湘、鄂国民党军加紧围剿红四军。湖南警备第一军军长陈渠珍于6月底，令所属第三团副团长周寒之率千余人，从永顺向桑植进攻。贺龙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将周部引诱过澧水，迫其背水作战，在南岔一举将其歼灭。陈渠珍不甘心失败，7月中旬命该团团长向子云率全团再犯桑植，找红四军决战。贺龙抓住他骄傲轻敌的弱点，在桑植摆下“空城计”，诱其渡过赤溪河，进入城中，断其退路，“关门打狗”，歼灭向子云以下二千余人，缴枪一千余支，取得了建军以来空前的胜利。南岔、赤溪大捷，打出了红四军的威风，部队扩大到四千余人。贺龙借助胜利的威势，对根据地周围的敌人和游杂武装，采用区别对待的策略，军事打击和分化瓦解相结合，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他回湘西一年半时间，经过两次挫折，至此才初步打开了局面。
1930年2月，贺龙接到中共鄂西特委的指示，让他率红四军去湖北洪湖地区与鄂西红军会师。原来，周逸群于1928年4月在桑植被打散后，便来到洪湖地区，与段德昌、万涛等一起创建了红六军和鄂西根据地。贺龙对湘鄂边的工作做了安排，留下一部兵力在那里坚持斗争，亲率红四军三下洪湖。7月4日，红四、六军在公安会师。
两军会师后，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红二军团，贺龙为总指挥，周逸群为政治委员，下辖红四军（改称为红二军）、红六军，共三个师十个团一万余人。7月下旬，贺龙率红二军团肃清了洪湖根据地内的敌人据点，消灭了反动武装，使江陵、监利、潜江、沔阳等县联成一片，各地纷纷建立苏维埃政权，根据地更加巩固。
1930年9月12日，中共中央任命邓中夏为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二军团政委。他一上任就传达中共中央要红二军团配合红一、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指示。贺龙、周逸群对这种不顾主客观条件的作法是不赞成的，但对中央指示只好 执行。贺龙率红二军团于22日攻克监利，歼敌二千余人。10月上旬，渡江南下，攻下了南县、华容后，随即包围澧州。湖南省主席何键急调部队增援，贺龙主动撤围。11月下旬，敌大军来犯，贺龙率主力迎敌。他从临澧得知，蒋、冯、阎大战已经结束，敌军大批南调，红一、三军团也没有继续攻打长沙，建议部队迅速返回洪湖，但被邓中夏否决。贺龙只得再次攻打津市、澧州。这时，敌人乘机攻占了洪湖根据地的监利、潜江、华容等县。特委和贺龙都主张把红二军团撤回洪湖，粉碎敌人进攻，又被邓中夏否决，并撤换了红六军军长段德昌。红二军团攻打津、澧时，因敌增援大军到达，被迫撤回江北，由于没有集中兵力，红六军与敌作战失利。12月下旬，贺龙和邓中夏率红二军团到达鹤峰。部队缺吃少穿，士气低落，减员严重。后来收编了从四川过来的一支杂色武装，补充了一千余人，在枝拓坪休整了一个月。1931年3月，按中共中央指示，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贺龙为军长，邓中夏为政委。在鄂西北与敌周旋了四五个月，9月下旬南下，与在洪湖地区坚持斗争的万涛、段德昌领导的红九师会合。不久，中共中央撤掉了邓中夏的职务，由万涛接替。10月，在大江南北转战了近一年的红二军团，终于返回洪湖。
1931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3月，派中央候补委员夏曦到湘鄂西，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夏曦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10月上旬，他背着贺龙，盗用湘鄂省军委主席团名义，以违抗军委命令的罪名给红九师师长段德昌等警告处分；撤掉了万涛军政委的职务，自己任政委；重新指定红三军前委；随后，又取消了红三军各师师部，规定军部受省军委指挥，以限制贺龙的指挥权。红三军广大指战员对夏曦这一系列错误做法表示强烈的不满，召开干部大会，对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会议开了六天，但夏曦拒绝批评。会后，贺龙找他个别交换意见，耐着性子与他摆事实，讲道理，但夏曦仍固执己见。于是，湘鄂西省委便派人向中央汇报。中央虽然肯定了红三军南下是正确的，不同意取消红三军各师师部，指示恢复师的建制，对夏曦工作中一些具体错误提出了批评，但在路线上仍然支持他，并给那些批评夏曦者扣上了“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立三主义者”等大帽子，从而助长了他错误的发展。
1932年1月下旬，中共湘鄂西分局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由于中央支持夏曦，硬把抵制和批评他错误的正确意见压了下去。夏曦自恃有中央支持，利用手中的权力，特别是滥用分局书记和政委能否决多数人意见的最后决定 权，压制贺龙等大多数人的正确意见，更加卖力地推行王明路线。他不懂军事，不会领兵打仗，却处处干涉贺龙的作战指挥，不顾主客观条件，强迫打正规战和阵地战，同敌人死打硬拼。在政治上，大搞宗派主义，排斥异己，特别是进行错误的“肃反”，杀害了大批党政军干部，结果将湘鄂西根据地丢掉了，又因丢失了电台，与党中央也失去了联系。在这危急的时刻，贺龙为了挽救危局，毅然挺身而出，对夏曦等分局委员说：“你们决定，部队我来带。”于是，红三军在他的率领下，于10月下旬经豫南、陕南，向湘鄂边转移。边打边走，克服重重困难，12月底，终于结束了长达七千余华里的“小长征”，到达湘鄂边的鹤峰县，这时部队已从出发时的一万五千余人减至九千余人。
红三军由鄂西向湘鄂边转移途中，夏曦继续搞“肃反”，不断捉人杀人。因此贺龙在指挥红三军与强大敌人进行浴血奋战的同时，还要与党内“左”倾错误路线进行斗争，处境极为艰难。他千方百计地救出一批遭逮捕的如贺炳炎、王尚荣、谭友林等干部和战士，把已被夏曦抓起来的中央分局委员、红九军政委宋盘铭释放了。1933年1月初，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夏曦提出要在红三军清党和继续进行“肃反”，贺龙坚决不同意。主张停止“肃反”，集中力量恢复根据地。夏曦反对，贺龙在无奈之下，找关向应提出：分局开个会，我选你当书记。关向应没有同意。
1933年3月，夏曦不顾贺龙的一再反对，决定进行第三次肃反，逮捕了红九师师长段德昌，把他杀掉。后来，夏曦不顾贺龙的强烈反对，又杀害了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红七师师长、政委等一批师、团、营干部。被贺龙释放的宋盘铭，最后还是被他杀了。错误的“肃反”，使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遭到了巨大损失。
1932年12月底，贺龙指挥红三军攻占鹤峰城。开始恢复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经过半年的奋斗，到1933年6月下旬，湘鄂边根据地在10个县的边界，已拥有一百多个乡十万余人的地区。在此期间，坚持在鹤峰、桑植边界地区斗争的贺英领导的游击队，因叛徒出卖，遭到敌人袭击，贺英、贺戊姐同时牺牲。
7月，敌人出动14个团的兵力向湘鄂边根据地大举进攻。夏曦不听贺龙意见，坚持四面出击，到处树敌。部队被动挨打，无目的地四处游动，没有打开局面，至12月，红三军只剩下三千余人，缺吃、缺穿、缺药、缺弹，还 要“肃反”，部队到了濒临毁灭的边缘。正在这时，蒋介石派国民党政府参议员、曾在贺龙澧州镇守使府干过事的熊贡卿，到湘西游说贺龙，企图劝贺龙投降。
熊贡卿为试探贺龙的态度，先写了一封信，派助手梁素佛送到红三军，要求同贺龙“叙旧”，并“愿意帮助解脱困境”。贺龙同夏曦、关向应一起进行了研究，为了搞清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和对各根据地的策反情况，决定允许熊贡卿前来。熊到红三军后，贺龙、夏曦、关向应分别找他谈话。半个月后，基本摸清了蒋介石的意图，经中央分局同意，贺龙下令将熊贡卿、梁素佛逮捕。1934年1月23日，在龙山县茨岩塘召开公审大会，将熊贡卿、梁素佛枪决。并以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的名义向中央报告了事情的经过。然而，就是这件事，在“文革”期间，林彪和“四人帮”颠倒黑白，诬陷贺龙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
1934年1至4月，红三军在湘鄂川边无根据地，“无目的无前途的流浪”了几个月。为此，贺龙提出要尽快地恢复和巩固根据地。他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1]于是，他于5月间，率红三军进入黔东，至9月，创建了五个县十万余人的黔东根据地。10月初，贺龙从敌人报纸上获悉：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已于8月离开中央苏区西征。他分析可能是来和红三军会合的，随即率主力南下迎接。10月15日，在沿河县境内与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的先遣队相遇，24日，在印江县境内与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主力会师。26日，两支红军在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会师大会。贺龙在大会上说：“会师，会师，会见老师。你们来自井冈山，那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创造的苏区，是我贺龙和红三军学习的榜样，我热烈欢迎你们……我们这块根据地是新开辟的，很不巩固。同志们，最可靠的根据地在哪里呢?”他用烟杆敲敲脚上的草鞋说：“可靠的根据地在我们的脚板上!”“我们现在这块根据地只有巴掌大……现在我们人多了，武器多了，要消灭更多的敌人，开辟更大的根据地。”[2]贺龙风趣幽默的讲话，给两军指战员以信心和力量。会后，红三军奉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 任副政委。这时，红二军团有四千四百余人，红六军团有三千三百余人。两支红军结成一个团结的整体，由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为完成新的政治、军事任务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红二、六军团会师后，二军团恢复了被夏曦开除的党、团员的党、团籍，批判了夏曦的错误，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同时，用红六军团的电台，与中央恢复了联系，知道中央红军已撤离苏区，正向西战略转移。中革军委指示红二、六军团分开行动，六军团开向乾城、凤凰地区。贺龙对湘西情况十分了解，指出：乾城、凤凰是湘西土皇帝陈渠珍的老巢，六军团单独去那里，是打不赢的。他建议向湘西北的永顺、桑植等地出击。任弼时等第二、六军团领导都赞成他的意见，并向中革军委报告。10月下旬，二、六军团从四川省酉阳进入湘西，11月7日占领永顺。陈渠珍奉何键之命，急令所部十个团一万余人前往堵截，企图乘二、六军团立足未稳将其消灭。贺龙抓住敌人骄傲轻敌的弱点，采用卑而骄之的谋略，主动放弃永顺，将敌人诱进龙家寨预设战场，一举歼灭其两个旅，毙、伤、俘其旅参谋长以下三千余人，缴枪二千二百余支，打了两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仗。同时，把湖南、湖北的敌人吸引过来，减轻了中央红军方面的压力。随后，贺龙率二、六军团又先后攻占了大庸、桑植县城。
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电示，要求二军团主力和六军团全部集结一起，积极配合中央红军西征。遵此指示，贺龙说：我们要尽量“把敌人多背点过来。”12月初，由任弼时、王震率3个团留在新区，恢复和建设根据地。贺龙和萧克率二军团主力及六军团一部由大庸南下，发动湘西攻势。采用避实击虚的战术，顺沅江而下，攻击敌人防守薄弱的常德、桃源。15日夜，冒雨急行军百余里，奔袭浯溪河之敌，歼其一个团又二个营，击溃一个团。而后乘胜追击，包围常德，18日占领桃源。
敌人对红二、六军团的攻势，惊恐万状，何键一日数电，频频向蒋介石求救，并令湘军三个师和陈渠珍驰援；湖北省主席徐源泉害怕贺龙进攻湖北，立即在湘鄂边境部署了三个师又二个旅；蒋介石派一个师增援，还把追堵中央红军的四个师开到湘黔边界，防止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师。贺龙发动湘西攻势这一着，共吸引和牵制了蒋介石的中央军和湘、鄂地方军十一个师又二个旅的兵力，大大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出色地完成了中革军委赋予的任务。
随后，红二、六军团在常德、桃源发动群众，筹粮筹款，扩大红军数千人，26日占领慈利。1935年1月初，返回大庸、永顺休整，湘西攻势结束，红军扩大到1.6万余人。军事上的胜利，使根据地建设也取得很大进展，在湘鄂边区有7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由任弼时任书记、贺龙任司令员的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和军区，以及由贺龙任主席的湘鄂川黔边革命委员会。
国民党军在集中优势兵力，继续对中央红军围追堵截的同时，从1935年1月底起，组织了6个纵队80多个团共11万余人的兵力，采用分进合击、堡垒战术，逐步推进的方法，向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围攻。在讨论反“围剿”方针时，贺龙主张跳到外线去打，威胁常德、桃源，找机会打一两个胜仗，以粉碎敌人的“围剿”。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最后决定在根据地里打。与敌人连续作战两个多月，未能打破其“围剿”，红军伤亡日增，部队减至九千余人，根据地不断缩小，斗争越来越困难。经请示中共中央和军委同意，还是照贺龙的主张，跳出敌人包围，到外线去与敌人周旋。
4月中旬，贺龙率红二、六军团撤离根据地中心地区，准备渡过长江，转向湖北。12日，在陈家河地区与刚到那里的鄂军一个旅遭遇。贺龙抓住其孤军深入，立足未稳，不善于山地作战的弱点，集中11个团的优势兵力，将其全歼。随即挥师南下，又在桃子溪将增援之鄂军第五十八师师部和两个团消灭。三天之内，打了两个胜仗，歼灭敌人一个师，收复了桑植县和大片根据地，其他各路“围剿”之敌纷纷撤退。红二、六军团从被动变为主动，放弃了北渡长江计划，决定在原地坚持斗争。
5月上旬，中央红军渡过了金沙江，红二、六军团完成了配合其行动的任务。贺龙从实际出发，同任弼时等研究决定，改变了原来对湘军取攻势，对鄂军取守势的方针，着重打击鄂军。6月中旬，贺龙用围点打援战术，在忠堡地区歼灭敌第四十一师师部和一个旅，活捉纵队司令张振汉；8月上旬，又以声东击西的战术调动敌人，在板栗园地区歼灭敌第八十五师师部和两个团，毙其师长谢彬，随后又击溃了敌军十个团。贺龙抓住敌人新的“围剿”还没有组织起来之前，于8月下旬，率两军团主力向津市、澧州进攻，连克石门、津市、澧州等城，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在那里活动了半个来月，补充新兵三千多人，备齐了全军被服，筹集到大量物资、弹药和经费，并在苏区东部开辟了大片游击区。
注释
[1] 《廖汉生回忆录》，八一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1页。
[1] 廖汉生：《贺龙同志是个好同志》，《浙江日报》1977年7月30日。
[1] 《回忆贺龙》第147页，1979年1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
[2] 廖汉生：《模范的会师》，《苦斗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43、44页。冼恒汉：《南腰 界庆祝会师大会》，《苦斗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58页。
·长征路上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懋功会师北上后，红二、六军团和湘鄂川黔根据地，成为长江以南唯一的主力红军和最主要的根据地，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他从9月初起，集中140个多团的兵力，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大举进攻。红二、六军团主力，于9月上旬由津市、澧州撤到石门集结待命。由于敌人采用集中兵力，构筑堡垒，步步为营的战术，逐步向根据地内推进，缩小包围圈，形势极为严峻。贺龙、任弼时请示军委，要求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向黔东转移。这时，中共中央已率领红一方面军北上，没有联系上，却同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沟通了联系。朱、张指示，红二、六军团“如何行动为宜，按实际情况决定。”[1]
11月19日晚，贺龙、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从桑植县刘家坪出发，走上艰难的长征之路。为了避开敌人的堵截，贺龙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出其不意地直奔敌人力量空虚的湘中，连续突破了澧水、沅江两道防线，占领了湖南中西部的溆浦、新化、兰田、锡矿山等地，大张旗鼓进行“抗日救国”、“反蒋反日”的宣传，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筹粮筹款，补充红军数千人。贺龙这一着完全出乎敌人的意料，破坏了他们原来的“围剿”部署。何键慌了手脚，急忙调七个师追击。二、六军团继续向东南急进九天，牵着追敌四个纵队的鼻子，到了“兵不能方阵，马不能转蹄”的湘东南高沙市的高山险谷之地，把他们拖得精疲力竭之后，突然转向西北，兼程西进，把敌人远远地抛在后面，1936年元旦到达芷江冷水铺一带，9日占领石矸。2月2日渡过乌江，到达黔西，占领了大定、毕节县。随后发动群众，开始创建黔、大、毕根据地的工作，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红二、六军团在这里得到了一段时间的休整，补充了五千多名新兵。蒋介石急调120个团来“围剿”，并亲到贵阳坐镇指挥，企图一举消灭红二、六军团。
面对强大敌人的进攻，贺龙和任弼时率红二、六军团于2月27日撤离毕节，进入黔滇边境方圆数千里山高谷深的乌蒙山区，艰苦地进行了一个月的回旋战，在把追敌转得昏头转向，拖得疲惫不堪之后，从敌军的缝隙中突围 而出，3月28日南进至黔西的盘县地区。根据朱德、张国焘让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指示，3月31日，贺龙率红二、六军团突破滇军防线，向普渡河急进，4月6日占领寻甸。蒋介石令滇军及嫡系四个纵队猛追，派顾祝同代他在昆明督战。云南省主席龙云命滇军倾巢而出，控制了普渡河上的渡口。贺龙抓住滇军主力都摆在普渡河一线，昆明城内空虚的弱点，10日调头南下，佯攻昆明，11日到了昆明城郊，作出进攻架势，顾祝同连连向蒋介石求救。当龙云十万火急地赶往昆明时，贺龙又率红二、六军团转向滇西，又把敌人远远地甩开。而后，以每天百里的速度西进，横扫滇西，势如破竹。25日夜，在石鼓顺利渡过金沙江。敌人赶到时，只好望江兴叹。蒋介石妄图消灭红二、六军团的计划破产了。
29日，贺龙率全军爬越海拔5300米的哈巴雪山。山高雪深，空气稀薄，攀登十分困难。贺龙把自己的马给掉队的伤病员骑，还亲自向部队宣传，鼓舞士气，终于爬过了雪山，5月3日到达中甸。为了顺利通过藏民区和筹备粮食，加强统一战线工作，贺龙亲自到归化寺拜会该寺活佛和八大老僧，做争取藏族宗教上层的工作，向他们宣传党和红军的政策，得到了他们的信任和协助，筹集到了十万斤粮食和救急药品等物资。部队在中甸休息了两、三天，5日开始向甘孜行动。途中又翻过了几座大雪山。7月1日，红二、六军团全部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7月1日，红二军团刚进甘孜地区，朱德就来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会面。他把张国焘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种种活动，以及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分歧，详细地告诉他们，还把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的文件、电报给他们看。并说，张国焘现在还是反对毛泽东、周恩来等几位中央主要领导，他反对中央的问题没有解决。朱德还同贺龙、任弼时商量“如何想办法去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不让张国焘指挥和控制，并给贺龙出主意，向张国焘要求支援……”刘伯承也同贺龙等作了深谈。在长征路上，因红二、六军团电台同中央联系不上，所以不知道这些情况。贺龙听了朱、刘的介绍，严肃地说：“张国焘分裂中央是错误的。”[1]当即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两军的先头部队会师后，张国焘曾派人向红二、六军团散发反对毛、周等人的文件。贺龙命令部队对张国焘送来的《干部必读》小册子宣传材料，不准发，不准看，看了要受处分， 已发的要立即收回。不准讲反对中央和红一、四方面军的问题。贺龙还同任弼时商量好，向张国焘提出，“不能以多数压少数。”在开庆祝两军会师的大会上，贺龙当面告诫张国焘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张国焘知道贺龙的为人，从内心里对他有些害怕，果然不敢讲不利团结的话。后来，朱德在讲起此事时说：“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硬是要过来一个军，尽管人数并不多。张国焘对任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7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以红二、六军团、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任命贺龙为总指挥兼二军军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政委，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红二方面军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使张国焘企图控制红二、六军团的阴谋落了空。
贺龙为防止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多，对红二方面军翻脸，做好了各种防范的准备。他同任弼时召开了红二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讲述了张国焘搞分裂活动的情况。贺龙说：“党中央、毛主席把团结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起北上的任务交到了我们手里，我们就要同他们团结在一起，走出草地，去跟党中央、毛主席会合。我们经历了千山万水，胜利来到甘孜，也一定能完成党赋予我们的这项任务……”[1]
这次两军会师，贺龙、任弼时同张国焘进行了机智巧妙的斗争，讲究斗争策略，多做团结争取工作，为实现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胜利会师，起了重要作用。
7月11日，贺龙率红二方面军由甘孜北上。途中经过渺无人烟、气候恶劣、遍布沼泽的草地。过草地最困难的是粮食。部队从甘孜出发时，每人只带了十天到半个月的干粮。因此，贺龙要求部队每天定时、定量使用，并发扬团结友爱精神，在部队内部相互调剂。但走到草地的中间，不少部队就断粮了。贺龙号召全军指战员挖野菜，摸鱼，捉蚂蚱和青蛙，凡无毒的，不论植物动物，只要是能吃的东西，都要拿来吃，不好吃，为了革命就得吃，不能饿死一个人。他身先士卒，同大家一起吃野菜、吃草根、吃牛羊皮，亲自钓鱼给大家吃，甚至把他心爱的战马也杀了，给大家充饥。经过两个来月的 艰苦行军，9月初到达哈达铺。
蒋介石为阻止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急令胡宗南阻击。9月初，中央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南下，配合红二、四方面军占领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凤县和宝鸡，建立苏区，三个方面军会师，消灭胡宗南。据此，贺龙率红二方面军于11日至20日，连克成、徽、康、两当四县，并建立4县的革命政权。补充新兵二千余人，筹集了一批物资。
为了迅速实现三个方面军会合，中革军委于9月下旬下达了集3支红军的主力，以打击胡宗南为目标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贺龙率红二方面军于27日开始行动，策应红一、四方面军作战。但张国焘消极避战，战役计划未能贯彻，敌人乘机反击，使红二方面军腹背受敌，有两个团没有来得及集中，受到了很大损失。贺龙面对长征以来遇到的最危险的情况，机智沉着地指挥部队英勇战斗，杀开一条血路，突出重围，10月22日，在会宁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了历时一年的长征。此时，红二方面军仍有1.1万余人。毛泽东高度赞扬红二方面军在长征中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大量有生力量。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1]会师后，中共中央先后派邓小平、周恩来前往慰问，传达瓦窑堡会议精神。周恩来还就三个方面军如何统一指挥等问题，征求贺龙的意见。贺龙说：“统一归彭（德怀）指挥吧!我服从他指挥。”[2]
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贺龙奉命率红二方面军到三原、云阳地区，准备配合东北军和西北军迎击可能来犯的蒋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贺龙率红二方面军在陈炉镇地区休整。1937年3月上旬，召开了红二方面军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二方面军党代表大会决议》，明确了方面军今后的建设方针和任务。会后，部队掀起了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的高潮。贺龙去延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会上当面揭发批判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错误。他说：“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军阀；现在我做了 共产党员，你反而变成军阀了。”[1]
注释
[1]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第449页。
[1]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493页。
[1] 顿星云：《长征途中贺龙与张国焘的斗争》，《将军心目中的贺龙元帅》，岳麓书社1996年1月版，第 195页。
[1]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第508页，1992年7月解放军出版社。
[2] 贺龙：《关于一二○师和晋绥军区抗日战史的谈话》（1962年）。
[1] 任弼时：《向贺龙同志学习》（1943年1月7日），《任弼时选集》第275—276页。
·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向北京宛平城发起进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20日至25日，贺龙和任弼时参加了中共中央在洛川县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八路军出师抗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问题。在会议期间，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并于8月22日正式宣布：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每师编1.5万人。因此，在洛川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贺龙等八人为委员，随后又成立了中共中央前敌分会，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书记，贺龙等七人为委员。8月25日，中央军委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按全国统一战斗序列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红二方面军和陕北的红军二十七军、二十八军、独立一、二师等改编为一二○师，贺龙任师长。同时，组成以贺龙为书记的一二○师军政委员会，下辖三五八旅、三五九旅，及炮兵、辎重、工兵、特务营，共1.4万人。
在洛川会议上，贺龙主动提出，为了保卫党中央，红二方面军将一部分部队留下来。后来，根据军委安排，一二○师留下了三五九旅的一个团及师直属四个独立营等共40％的兵力。会后，贺龙和关向应回到部队，立即传达中央的精神，加紧部队的改编工作。
9月2日，一二○师在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朱德、任弼时从八路军总部赶来参加，并作了重要讲话。9日，贺龙率三五八旅和三五九旅的一个团共8227人，由韩城的芝川镇东渡黄河。
根据洛川会议决定，一二○师是到恒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当贺龙到达山西侯马时，形势已急转直下，到恒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已行不通。9月22日，贺龙按军委指示，率一二○师转向管涔山地区。这时，大同、浑源、灵丘相继陷落，山西形势万分危急。28日，贺龙在神池县义井镇召开军政委员会议，研究挽救危局的措施，并决定：由七一六团团长宋时轮率领独立支队，北出长城，在同蒲路西开展游击战争；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率七一六团 主力随师部去五寨地区；政委李井泉率七一五团去神池以西地区打击敌人。同时，抽出七百余人组成的地方工作团，由关向应、甘泗淇率领，去苛岚、兴县、五寨等十多个县，与共产党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共产党参加领导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两个群众团体密切配合，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地方党组织，收容散兵游勇，稳定人心和社会秩序，扩大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宋支队进入雁北后，频繁袭击敌人，震撼了同蒲路北端。李支队在武宁地区也很活跃。这样，一二○师在晋西北初步打开了局面，站住了脚跟。
日奉侵略军突破雁门关等要隘后，长驱直入，矛头指向山西省会太原。阎锡山集中八万兵力，在忻口地区与敌会战。贺龙奉命率一二○师在敌人的侧翼袭击和钳制敌人，配合友军正面作战。各部队在雁门关、阳明堡地区，频繁地伏击、袭击敌人，作战数十次，歼敌一千二百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切断了敌人从大同到忻口的交通补给线，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忻口会战。
忻口战役结束后，11月8日，太原陷落。华北正规战争阶段基本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贺龙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晋西北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努力发展自己力量，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11月下旬，他主持召开了一二○师军政委员会。决定：全师各部队从大同到汾阳，在同蒲路沿线，展开与敌人争夺广大农村，抓紧训练和扩编部队。过黄河以来，一二○师大力发展武装力量，全师已由过河时的8200余人，增至2.9万余人。
12月底，贺龙和关向应、萧克离开岚县，到洪桐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参加了1938年1月4日召开的八路军高级干部会议。听取了关于12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的传达。从苏联回来的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的身份在这个会上鼓吹，抗日战争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还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独立自主。照王明这个观点，就是一切要服从蒋介石，所以贺龙很不满意，仍然贯彻执行中央既定方针。然而，一二○师有些干部受王明观点的影响，怕影响阎锡山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力量。对此，贺龙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说：“这叫什么统一战线，乱弹琴，这明明是把自己手脚捆住，让人家把你搞掉嘛!”还批评国民党军在晋西北消极抗战，给八路军制造困难，排斥进步抗日力量等种种错误行径。指出：“日寇‘扫荡’的时候，他们销声匿迹；日寇被 打垮后，他们又跑回来欺压老百姓。假如以后他们还这样搞的话，那我们的八路军就不客气了。我们坚决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人斗争到底!”有人认为，贺龙这种态度损害了统一战线向中共中央写信，建议把他调出一二○师去学习。毛泽东批评这种错误意见，并对贺龙做了很高的评价。他对关向应说：“贺老总有三条：一、对敌斗争坚决；二、对党忠诚；三、联系群众。”由于贺龙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共产党对抗日统一战线中领导权的原则立场，为一二○在晋西北坚持抗战，创建抗日根据地和同敌伪顽斗争中取得胜利，提供了保证。
1月13日，贺龙同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等去河南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二战区将领会议。
1938年初，日本侵略军战略进攻的重点移到徐州方面，晋南的国民党军准备乘机反攻太原。八路军总部命一二○师破袭同蒲路北段，配合友军作战。贺龙率一二○师主力，于2月17日至27日的10天中，对曲阳至崞县同蒲路进行破袭战，歼敌八百余人，炸毁铁路二十余公里，桥梁八座，切断了同蒲路北段。然而，国民党军与日军一触即溃。2月底，临汾陷落。
一二○师在晋西北的存在和对同蒲路北段不断袭击，给敌人后方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为此，从2月下旬起，日军集中两个师团及伪蒙军一万余人，由同蒲、平绥铁路和太（原）汾（阳）公路各据点出动，分五路向一二○师进攻。先后占领了宁武、神池、保德、偏关、河曲等县城。日军一部占领了保德后，西渡黄河，占领府谷；一路从离石进至军渡。贺龙对敌人这一动向极为重视，立即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大家认为，日军的企图可能有两个：一是截断一二○师归路，不让返回晋西北；二是进攻陕甘宁边区。贺龙说：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我们都要马上返回晋西北。
3月初，军委判明日军欲逼一二○师过黄河的企图，命令该师集中兵力，攻其三路军中的一路或二路，打破敌围攻计划。这时，贺龙已回到岚县。他一面命令三五八旅北上，把兵力集中起来；一面拜会驻晋西北的国民党骑一军军长赵承绶、第七十一师师长郭宗汾（又名郭载阳）等将领，希望与他们联合反击日军进攻。于是，贺龙决定由一二○师独立自主地进行这场反围攻战斗。
这次战役，从2月22日至4月1日，贺龙抓住日军远离据点，战线较长，补给困难，兵力分散等弱点，集中一二○师主力等近十个团的兵力，采用围 城打援、袭击战、伏击战等战术，连续作战四十余天，歼敌1.5万余人，粉碎了日军的围攻，一举收复了宁武、神池、五寨、苛岚、保德、偏关、河曲等七座县城，肃清了晋西北内的敌人，为开创晋西北和抗日根据地奠定了良好基础，保障了陕甘宁边区的安全。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致电贺龙表示祝贺。
·威震冀中平原
收复晋西北七城后，贺龙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军委和八路军总部提出了一二○师向东、向北发展的建议。军委采纳了他的意见。5月中旬，八路军总部命令宋时轮支队东进，与邓华都会合后，组成八路军四纵队，在冀东、冀南和察东北建立抗日根据地。贺龙于9月初，派三五九旅去桑干河流域开辟抗日根据地，以加强晋西北和晋察冀军区的联系。同时，毛泽东又指示一二○师：“在平绥路以北沿大青山建立游击根据地甚关重要，请你们迅即考虑此事。”为此，贺龙很快组成了由三五八旅政委李井泉任司令员，以该旅七一五团为主力的大青山支队，8月下旬北上绥远，至12月底，横扫阴山700里，歼敌二千余人，开辟了大青山游击根据地。这样，一二○师开辟了晋西北、绥远和晋察边界地区的抗日根据地。
9月中旬，贺龙和关向应、萧克到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听取了贺龙、关向应的汇报，研究了一二○师怎样贯彻“巩固华北”的战略方针。随后，中央军委决定派一二○师去执行巩固冀中抗日根据地，帮助在冀中坚持抗日的三纵队，壮大自己力量等三项任务。同时，还决定派萧克带一部分干部组建冀热察挺进军，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
六中全会结束后，贺龙同关向应、萧克于11月19日返回晋西北。12月中旬，贺龙召开一二○师团以上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同旅以上干部研究坚持晋西北和挺进冀中的问题。贺龙指出：在冀中的任务必须完成，晋西北根据地也要坚持和巩固好，必须两者兼顾。提出由他和关向应亲率一二○师师部及三五八旅的七一五团（缺一个营）、七一六团及独立一支队去冀中；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政委张平化率旅部和七一四团等五个团队，在晋西北坚持斗争。22日，贺龙、关向应率师直和三个团队从岚县出发，1939年1月2日，到晋察冀边区的峪口村，稍事休息，贺、关、萧去阜平会见晋察冀军区司令聂荣臻和中共中央北方分局书记彭真，商讨一二○师主力去冀中的具体事宜。聂荣臻对贺龙说：“到冀中扩充部队，兵源是充足的， 那里杂色武装多。希望一二○师多带些走。你们干部多嘛!把杂色武装带离本乡本土，改造容易些。”贺龙风趣地说：“那我们就不客气了！”[1]15日晚，贺龙率部队越过平汉路进入冀中，26日到达伯惠口，与冀中军区领导机关会合。在任丘县大王果庄会见了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和原政委王平，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等人。贺龙向他们讲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一二○师到冀中执行三项任务。
一二○师刚到冀中，日军的第三次围攻就开始了。从1939年1月25日开始，日军七千余人，对冀中的潴龙河、子牙河地区发起进攻，企图消灭该地区的冀中军区领导机关和部队。贺龙同吕正操商定：由一二○师承担主要作战任务，部队在河间、任丘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冀中军区部队在子牙河、潴龙河以西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同时，新组建的一二○师独立第二、三支队，及原有的第一支队，分别配合冀中的第一、三和第五分区部队作战。
日军入侵冀中以来，没有遭到沉重打击，非常骄狂，经常孤军出据点抢掠。贺龙根据冀中平原村庄多，人口稠密，交通发达，及敌人机动快、火力强的特点，要求部队扬长避短，依托村落，利用夜间，采用兜圈子，转磨子的战术，抓住有利时机，狠狠打击敌人。2月上旬，贺龙命七一六团在曹家庄和大曹村进行两次伏击，三天打了两个胜仗，歼敌四百五十余人，迫敌放弃了进攻肃宁的计划。随后，率一二○师师部和冀中军区、冀中区党委机关转到滹沱河以南。这时，王尚荣率领由大青山南下的七一五团，在邢家庄歼敌一百三十余人之后，赶来与师部会合。
2月中旬，贺龙召开了冀中区党政军联席会议，传达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军委赋予一二○师三项任务；关向应传达了中共北方局关于成立冀中区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中斗争的意见。会议根据北方局的指示，成立了由贺龙任书记的冀中区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冀中区党政民工作。还成立了以贺龙、吕正操为正、副指挥，关向应为政委的冀中区总指挥部，统一军事指挥。
会议期间，贺龙了解到驻河间的日军经常出城抓夫抢粮，他决心要给予有力打击。3月初，他命令七一六团在黑马张庄设伏，歼敌一百三十余人。一二○师进冀中一个月，在贺龙指挥下四战四捷，连续粉碎了敌人三、四 次围攻。因此，敌人大为恐慌，惊呼：“贺将军此来，对北支那威胁更非昔比，尤其直接威胁平津，不容坐视。”并于3月中、下旬，集中两个师团九千余人，发动了第五次围攻。冀中军政委员会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对敌斗争的需要，为了扩大一二○师，加强对三纵队的传帮带，于3月下旬决定，将一二○师和冀中军区的一部分部队进行整编：一二○师七一五团与冀中军区独立四支队合编为一二○师独立第一旅，高士一、王尚荣为正、副旅长；七一六团和独立五支队合编为独立第二旅，魏大光任旅长。4月22日，两个旅到河间的齐会地区会合，在师部大朱村举行会师整编后的联欢大会。这时，日军第二十七师团第三联队第二大队（又名吉田大队）八百余人，伪军数十人和80辆大车，满载弹药给养，20日由沧州到河间，22日出河间东犯齐会。贺龙便把联欢会变成反击日本进攻的动员会。又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作出战斗部署，决心抓住敌人对八路军情况不明，孤军深入，支援兵力不足等弱点，集中七个团的优势兵力，将来犯之敌歼灭。战斗打响后，贺龙亲临前线指挥，中了敌人施放的毒气后，仍坚守指挥岗位，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三昼夜，歼敌七百余人，创平原歼灭战的范例。中共中央、蒋介石和程潜等致电贺龙嘉勉和慰问。
一二○师到冀中不到三个月，连战连捷，打掉了日军的猖狂气焰，戳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一二○师在冀中平原威名远扬，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战热情，增强了胜利的信心，稳定了冀中的形势。
1939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反共急先锋，国民党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乘日军“扫荡”冀中之机，率领三个旅到深县地区袭击冀中部队和后方机关，杀害八路军指战员四百余人。贺龙为了争取张共同抗日，先礼后兵，命一分区先派干部去做工作，晓以民族大义，同时在军事上作好了准备。由于张荫梧执迷不悟，铁心反共，贺龙于6月20日至22日，集中一二○师和冀中部队共六个团的兵力，在张骞寺地区一举将其三个旅歼灭，毙伤俘副司令员乔明礼以下二千五百余人，狠狠地教训了顽固派。
中共中央对国民党的反共活动十分警惕。8月上旬，命令一二○师三五九旅立即回陕北；贺龙率一二○师主力迅速转移到冀西地区，准备应付突然事变。贺龙同吕正操等冀中军区领导商量后，留下了该师五个独立支队，与冀中部队一起坚持斗争。8月中旬，率独立第一、二旅向冀西转移，于9月下 旬先后到达行唐地区整训。这时，日军独立第八旅团第三十一大队和伪军共一千五百余人，于9月25日进占慈峪，奔袭陈庄，妄图摧毁晋察冀边区的后方基地。贺龙同聂荣臻和抗大总校副校长罗瑞卿商量后，决心利用敌人孤军深入的弱点，指挥一二○师和冀中部队六个团，于25日至30日，经过六天五夜的激战，一举歼灭一千三百九十余人，缴获山炮、轻重机枪等大批武器装备，创造了山地歼灭战的范例。
战后，贺龙率部转移到曲阳和唐县中间地区整训。这时，日军开始冬季“扫荡”。11月2日，贺龙与聂荣臻一起商讨一二○师配合晋察冀部队反“扫荡”问题，并派出了特务团参加了黄土岭战斗，与晋察冀部队协同作战，歼灭了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九百余人，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
贺龙率一二○师在冀中转战九个多月，大小战斗近120余次，歼敌3000余人，部队由刚进冀中的6400人发展到2.19万余人，全师由东渡黄河时8227人，增至4.8万人，圆满完成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赋予的任务。
注释
[1] 《聂荣臻年谱》第275页，1999年10月人民出版社。
·巩固建设战略枢纽
1939年，阎锡山在晋西南向八路军和新军发起进攻，制造了“十二月事变”。贺龙立即命令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不能掉以轻心”，在晋西北作好防范阎军的准备。12月中旬，阎锡山的赵承绶部果然准备向晋西北的八路军和新军发动进攻。12月底，中央军委命令贺龙立即率一二○师主力返回晋西北。贺龙一面抓紧回师的准备，一面对如何反击阎军的进攻，不断向彭绍辉、罗贵波作指示。1940年1月24日，贺龙、关向应赶回岚县，与晋西北的党政军领导会面。此时，晋西北反顽斗争已基本结束，贺龙领导党政军民又肃清了白志沂、杨集贤两部的顽固势力，并劝说国民党察哈尔游击司令马占山、第八十六师高双成两部退回绥远和陕西，从此，在晋西北结束了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局面。4月中旬，与阎锡山正式达成协议，以汾（阳）离（石）公路为晋西南和晋西北的分界线，以汾河为晋西南和晋东南的分界线。晋西北、晋西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
1940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指示贺龙、关向应将整个晋西北及绥远，南起汾离公路，北至大青山脉化为巩固的根据地，建立西北与华北“战略枢纽”。贺龙认识到，晋绥不仅是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联系的枢纽，而且是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他遵照中央的指示，采用一系列措 施，加紧对晋绥区的建设：成立了贺龙为书记的晋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该地区党政军各项工作；在政权建设中，认真执行“三三制”政策，搞好统一战线，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提高干部的思想和政策水平，纠正扩兵、做军鞋、献金、献粮等“四大动员”中的“左”倾错误；大力发展农副业生产，党政军都开展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生产自给，减轻老百姓负担；发展贸易，组织晋西北的土特产，卖到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用各种办法解决晋西北严重的经济困境问题，并大力支援延安。这时，延安党中央机关的经费也十分困难。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后勤部长叶季壮请一二○师支援。贺龙同其他师领导商量后，决定从生产和做买卖好不容易筹措到的三四十万大洋中，拿出三分之二支援中央。他说：“中央好比是我们的头，头是一点病也害不得的……”“为了解决延安的财政困难，宁肯牺牲晋西北，就是晋西北垮了，也必须救延安，因为延安有我们的党中央……”[1]加强对大青山根据地的党和政权建设，成立了由白如冰任书记的中共绥察区党委，以姚喆为主任的晋西北行政公署绥远办事处，以及绥西、绥中、绥南专员公署等政权机构。
与此同时，贺龙大力加强军队的建设和对敌斗争，粉碎日军的“扫荡”，保卫根据地。他对一二○师进行整训，分期分批培训干部，搞好干部配备；补充兵力，做到人枪充实；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宣传教育，使指战员有扎根晋西北的思想；配好新军的领导班子，并成立了由续范亭为总指挥的晋西北新军总指挥部。整训刚结束，贺龙就指挥部队投入夏季反“扫荡”斗争。6月中旬，在米峪镇地区，歼灭日军上村大队七百余人。7月上旬，在二十里铺地区，又歼敌七百六十余人。8月中旬至9月底，贺龙按八路军总部的统一部署指挥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对同蒲路北端，及汾离、太汾、忻静公路沿线展开大规模的破袭战，作战二百三十余次，歼敌四千七百余人，破坏铁路六十余公里，公路二百八十余公里，给日军予沉重的打击。11月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晋西北军区在兴县正式成立（1942年8月，改称晋绥军区），贺龙任司令员。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对华北地区，进一步加强“治安强化运动”，开展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特务的“总力战”，对抗日根据地不断“扫荡”，实行“三光”政策，逐步“蚕食”。贺龙遵照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领导全区军民，采用以“蚕食”对“蚕食”，以 “挤”对“挤”的战术，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日寇1941年冬和1942年春进行的所谓“铁壁合围”冬、春季大“扫荡”，保卫了晋绥根据地。
注释
[1] 《贺龙军事文选》第241页，1989年2月解放军出版社。
·
·联防军司令员
反“扫荡”刚结束，贺龙奉中央之命于1942年3月初赴延安，受到延安各界的热烈欢迎。3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参议会、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等联合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此后，毛泽东让他随朱德检查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工作。贺龙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等主要领导和旅、团干部谈了话。他对兵团工作的成绩和不足，提出了中肯的意见。
1942年5月13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关向应为政委。统一对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指挥，财政经济建设和党政军民的领导，这是一副很重的担子。贺龙上任后，根据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需要，重新划分部队的防区，成立军分区，由地委书记任军分区政委，实现一元化领导；调整军事部署，加强绥德和延安地区的防御力量；开展剿匪斗争，狠狠打击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内组织的政治土匪和特务，巩固边区政权，安定人民生活；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提高军政素质。1943年6月，贺龙主持召开团以上参谋长会议，研究部队的军事训练问题。然后，各部队组织了三个月的军事训练。为总结经验教训，搞好冬季练兵，10月，贺龙又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部队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亲自参加会议，他在会上说：“你们做得很好，希望你们今年冬季，在现有的基础上，再进行一次很好的训练。”在训练中要贯彻“首长负责，自己动手，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的领导方法。[1]会议确定了“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都练，士兵教育应以技术为主”的训练方针，采用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的群众路线练兵方法。贺龙要求各级领导必须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带头示范，坚持学以致用，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把兵练好。会后，部队掀起了冬季大练兵高潮，苦练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开展“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竞赛。通过三个月的冬季练兵，部队军事素质有很大提高。为检阅总结大练兵的成绩， 1944年9月，联防军司令部召开了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贺龙组织练兵尖子给中央领导做军事表演。毛泽东看了表演非常高兴，对贺龙说：“老总，你练兵练得不错哪!”贺龙也高兴地答道，“本领是练出来的，只要苦练，就会越练越精。”
由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1942年，财政经济发生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为此，6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林伯渠、贺龙为正、副主任的财经委员会，统一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财政经济。为便于开展工作，又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作为财经委的办事机构，负责具体管理边区财经工作，贺龙兼财办主任。
贺龙临危受命，挑起主管边区财经工作的重任。他首先从解决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着手。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重要文章，指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经济工作和财经工作的总方针。贺龙及时向会议作了传达。他说，毛主席把发展生产看成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是很正确的。不搞生产，天上落不下什么东西，国家一个饷也不发，只能靠自己生产。对生产采取消极、轻视、忽视的态度，是违反抗战和革命利益的。号召大家向发展边区生产作出重要贡献的知识分子学习。
为了解决边区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贺龙与林伯渠等商量后，决定采取边区政府给军分区实行财政包干的办法。边区政府1年只给军分区500万边币，由他们包干区内地方干部的一切费用，不够的从发展生产中解决，而且从1943年起，要实行“水倒流”的办法，由下面向上面交钱。
解决财政经济困难的根本出路是发展生产，增加收入。为此，贺龙采取了几项有力的措施。第一、建立边区政府物资局，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贸易实行统一管理，对食盐、土特产和其他的物资实行统购统销，克服过去两区互相打架的现象，从而增加了边区的财政收入。第二、组织银行发放贷款，支援发展农副业生产。贺龙针对银行没有抵押，贷款收不回来的顾虑，亲自找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做工作，指出：只有把钱贷出去，生产发展了，政府收入多了，银行的资金才会增加。银行解除了顾虑，1943年给机关、部队和农民的贷款，比1942年增加十几倍至三十几倍，有力地加速了生产的发展。第三、在边区的部队、机关开展大生产运动。三五九旅到南泥湾开荒，守备部队边执勤，边生产。1943年，边区部队开荒二十余万亩，三五九旅做 到粮食自给，三五八旅等其他部队，粮食大部自给，蔬菜全部自给。边区军民齐动手，生产大发展，做到了丰衣足食。但又出现了通货膨胀，金融波动等新问题。1944年3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主要讨论财政金融问题。贺龙在会议总结时提出了生产节约，开源节流，稳定金融，巩固边币等五点意见并得到了贯彻。在贺龙和林伯渠、陈云的领导下，使边区的财经工作终于绕过了暗礁，度过了难关。
贺龙到延安不久，因感情不合，与骞先任离婚了。随后，经人介绍，他认识了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长薛明。他们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和了解，于1942年8月1日，结成终生伴侣。
1942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贺龙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投身这个运动。他不仅严于律己，作出表率，而且领导全区部队开展这场运动，并及时发现和迅速纠正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错误，使运动健康地发展。整风结束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贺龙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注释
[1] 《第一二○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7月第一版，第486页。
·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五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第一次取得反抗外国侵略者的完全胜利。当晚，贺龙参加了中共中央的紧急会议，研究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形势，国民党的动向和八路军的行动。在八年抗战期间，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抗战胜利后，他却要夺取胜利果实。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将分散游击状态的八路军集中起来，组成正规的野战兵团，准备反击国民党军大规模进攻，保卫胜利果实。
中共中央给贺龙的任务是，统领晋绥部队，占领太原，控制山西和绥蒙。为此，中央决定将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分出，并成立了吕梁、雁门、绥蒙三个军区，以四个旅组成晋绥野战军，直属军委。16日晨，会议一结束，贺龙就同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晋绥军区政委林枫匆匆出发，东渡黄河，直奔晋中，指挥部队进攻太原。但阎锡山已抢先行动，他在晋南的九个师，8月15日就到了太原市郊。北线部队由晋绥军区司令吕正操指挥，18日攻入归绥（今呼和浩特）后，傅作义的部队也从城南攻入归绥，与伪军夹击八赂军，晋绥部队腹背受敌，不得不撤出归绥。这样，原来夺取太原、归绥的计划已无 法实现。贺龙遵照中央关于改变原来夺取大中城市的方针，着重夺取小城市和广大乡村的指示，立即调整部署，准备夺取小城市。
8月28日毛泽东应蒋介石电邀赴重庆谈判。贺龙对毛泽东的安全很担心，专电延安询问有关情况。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回电告诉贺龙：毛泽东安全是有保证的。晋绥部队对阎、傅的进攻如能打一、两个胜仗，就是对毛泽东重庆谈判很好的配合。于是，贺龙立即指挥部队，于8月30日冒雨进攻文水县城，全歼城防司令以下守敌，31日占领文水。随后，贺龙指挥晋绥部队收复了离石、乐静、神池、平鲁等城市，歼日伪军五千余人，粉碎了傅作义的南进计划，巩固和发展了晋绥解放区，配合了重庆谈判。
蒋介石一面同毛泽东谈判，一面加紧调兵遣将，沿平绥、同蒲、津浦、平汉路向解放区进攻。9月初，阎锡山的部队进占同蒲路沿线；傅作义的部队夺取了包头、归绥、集宁后，直指张家口。为此，中央军委指示晋绥野战军，除留一部兵力牵制阎锡山外，主力应移到绥远去打傅作义。贺龙命吕梁军区部队在南线牵制阎锡山，他亲自率领晋中地区的5个主力团立即北上。
9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晋察冀和晋绥两区部队，坚决打击国民党自绥远和可能自北平向张家口的进攻，保障对察哈尔全境、绥远大部、山西北部及河北一部的占领。贺龙决定集中晋绥野战军的四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旅，与晋察冀军区的九个旅，共5.3万人，实施绥远战役，并向军委建议由聂荣臻统一指挥。他同聂荣臻商定：晋绥部队由南往北打，从凉城向集宁方向进攻；晋察冀军区部队由东往西打，从丰镇向集宁方向进攻。然后，两区部队合力攻占绥远，歼敌于绥东地区。
10月18日，绥远战役开始。傅作义见势不妙，立即收缩兵力。由丰镇撤到卓资山。贺龙立即察觉傅作义的企图，当机立断，改变向集宁进攻的计划，挥师北上，直扑卓资山，以三个旅的兵力将新编二十六师包围，24日晚激战一夜，全歼该师四千余人，27日收到中央军委指示：此次作战，必须歼灭傅作义主力，应将我主力运动到傅的背后，由西向东打，聚而歼之。据此，贺龙、聂荣臻决定，晋察冀军区的三个纵队从东、北两面，晋绥军区从西、南面将归绥包围；命王尚荣率晋绥军区二个旅，晋察冀军区一个骑兵团组成挺进军西进，切断包头与归绥联系，相机夺取包头。
包头有守军1.2万人，工事坚固，有充分准备，加之天寒地冻。晋绥西进部队于11月上旬开始向包头进攻，由于攻城部队只有6000人，两次攻打 包头未克。后来，贺龙带病亲自率晋绥野战军主力前往，发起多次进攻，但终因部队缺少攻坚装备和攻城经验，粮、弹、被服补充不上，进攻也未能奏效，贺龙便决定撤离包头。晋察冀部队也于12月14日从归绥撤围。这次战役历时50余天，歼敌1.2万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打破了国民党军控制平绥路的企图，但未达到战役预期之目的。
国共两党经过谈判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规定从1月14日起，双方停止一切战斗行动。然而，在国共签定停战协议的同时，蒋介石下达了“抢占战略要点”的命令。傅作义奉命向绥东、绥南解放区进犯。14日凌晨，傅部和伪蒙军在停战令生效后，侵占了集宁；阎锡山和伪蒙军于14日侵占了丰镇。
贺龙接到前线的报告，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对策。有人主张向军事调解部报告，通过谈判解决。贺龙认为，在军调部中，美蒋穿一条裤子，解决不了问题，主张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把集宁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他命令部队于17日黄昏发起总攻，歼敌二千余人，18日收复了集宁。驻绥东、绥南、晋北的晋绥部队奉贺龙之命，对傅作义、阎锡山的进攻也坚决反击，粉碎了国民党在绥远、晋北“抢占战略要点”的阴谋。
20日，贺龙到丰镇，参加了军调处大同执行小组召开的会议。在谈判桌上，同美、蒋代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美国代表霍雷指责共产党在集宁违反停战协定，抢占了政府的地方。贺龙严肃地指出：集宁是八路军从日军手里解放的，一直在八路军管辖之下。1月14日，是国民党违反停战令，向集宁进攻，被我军击退……贺龙有理有据，把美国代表驳得哑口无言。他还揭露国民党军队向绥东进攻卓资山、丰镇等事实，并针对国民党代表要共产党军队必须后撤60里的无理要求，提出国民党军从大同后撤。国民党军山西北部地区司令楚溪春说：“大同属于国民政府，为什么要后撤?”贺龙轻蔑地问：“抗战八年，大同一直由八路军围着，没见到你们一兵一卒，你们是怎么进入大同的?”把这位司令质问得狼狈不堪。在丰镇会议上，贺龙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达成了恢复1月13日午夜以前阵地的六条协议。
然而，国共两党的停战协议很快被国民党撕毁了。1946年6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军向解放区发起全面的进攻。在华北地区，企图分割晋绥、晋察冀和东北解放区，集中兵力消灭晋绥、晋察冀部队。据此，中共中央提出： 在华北方面，首先要歼灭阎锡山的部队，控制山西高原，使晋绥、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三个解放区联成一片。贺龙根据中央指示，分析了山西形势，考虑到自身力量，认为不宜在南北两线同时出击，决定采用“远交近攻，睦傅打阎”的方针，稳住北线的傅作义，先打南线的阎锡山。经中央军委批准，组成了晋北野战军，命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委，在晋察冀军区一部的配合下，于1946年6月16日至8月11日，发起了晋北战役，历时58天，收复了九座县城，大小据点一百多个，歼敌八千六百余人，狠狠地打击了阎锡山的气焰。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战争发展的需要，贺龙于11月对部队进行整编。将晋绥野战军的三五八旅和独一旅编成第一纵队，张宗逊、廖汉生分任司令和政委；三五九旅和独四旅编成第二纵队，王震任司令兼政委；独二、三、五旅编成第三纵队，许光达、孙志远分任司令和政委。
·统领两区后方
国民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失败后，1947年3月起。转向山东和陕北重点进攻。在西北，集中了34个旅25万兵力，准备入侵陕甘宁解放区，占领革命中心延安，这时，陕北只有四个野战旅、二个地方旅，2.6万人，兵力对比绝对处于劣势，武器装备也远不如敌人，形势极为严峻。
陕甘宁边区地域狭小，资源缺乏，地脊民贫，但地形和群众条件十分有利。因此，中共中央决定采用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以“蘑菇”战术疲惫消耗敌人，而后伺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自己，逐步改变西北战场的力量对比。陕北的部队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归贺龙指挥，但此时他还在晋绥前线。因此，彭德怀建议，在贺龙回延安前，陕北部队暂由他指挥，毛泽东同意。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贺龙党性很强，坚决服从中央决定，并先后将第一、第二纵队调过河西，还亲自到部队动员，教育指战员服从彭德怀指挥，很好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
3月18日，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中央领导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继续留在陕北，指挥西北野战军与胡宗南周旋；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去河北；叶剑英、杨尚昆率中央和军委的大部工作机构到晋西北。3月底，周恩来专门向贺龙传达中央决定。这时，贺龙面临的任务：一是指挥晋绥部队与阎锡山、傅作义作战，保卫和巩固晋绥解放区，二 是保障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到晋绥机关人员的安全和吃住，三是不断向西北野 战军输送兵员、粮食和弹药，支援西北的战争。
1947年3至7月，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羊马河、皤龙地区三战三捷，歼灭国民党军2.6万人，粉碎了国民党妄图摧毁中共中央和解放军首脑机关，将西北野战军歼灭或赶过黄河以东的企图，稳定了陕北的局势，有力地配合其他战场。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于7月21日至23日，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研究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和各个战场的配合作战，以及全国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任务、方针与部署。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五年打败蒋介石的设想。他谈到西北战场的战略地位时说：“陕北是战略牵制区，要把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牵在这里，就是要把敌人拖住在陕北，不让他走。”
贺龙于7月18日提前赶到小河村，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陕北在军事上、财政上以依靠晋绥为主，今后更加如此。现在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来统一指挥后方，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1]大家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由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晋绥两地区的工作”，“解决统一后方、精简节约、地方工作三个问题”，“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这样，中共中央把全面支援西北解放战争的千斤重担交给了贺龙。
后方工作千头万绪，贺龙以支援西北解放战争为中心，首先对两区的党政军和财经工作，实行统一领导。他亲自兼任西北财经办事处主任，把两区的银行、贸易公司合并，成立统一的西北农业银行和西北贸易公司；把军队的财政和供给部门合并，做到统筹统支；在陕甘宁各地成立兵站，由地方各级领导兼站长，负责筹粮、筹款、运输供应，保证野战军打到哪里，供应保障跟到哪里。第二、在解放区内进行土地改革，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发展生产，支援前线。纠正土改中侵犯工商业者利益，划分成分方面等“左”的错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第三、千方百计地动员和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那时，西北野战军、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各机关、部队、学校等共8万余人，每月需粮食就达480万斤，而两区只有400万人，土地贫瘠，加之晋绥区又遭旱灾，有的县颗粒无收。贺龙打破了“千里不运粮，百里不运草”的古训，派得力干部，动员和 组织了30万人，4万余头牲口庞大的支前队伍，将从晋中、河南等地筹集到的3000万斤粮食运到前线；同时，积极动员青壮年参军。仅1947年，两区就共动员了8万余人参加野战军和地方军；贺龙还把两区的军工厂集中到河东，成立了军工工业部，有14个工厂，能年产迫击炮弹7.5万发，手榴弹100万发，炸药20多万斤，有力地支援了战争；为了筹集资金和物资，解决财政困难，贺龙专门让张达志带了两个骑兵团，携带电台搞运输，做买卖。把陕甘宁边区和晋绥的土特产卖出去，换回药材、布匹、棉花等急需物品和金子、银元。第四、加强对地方部队的培训。贺龙命联防军区领导机关组织召开了参谋长会议、政治工作和后勤工作会议，总结布置工作，提出要求，针对部队存在的问题，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对部队进行整顿。政治上开展“三查”、“三评”[1]的新式整军，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民主，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战斗积极性；军事上开展以加强战术，提高技术的练兵活动。通过整训，使部队的军政素质和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
1948年1月，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遵中央军委命令，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改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后又改名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他在集中精力支援前线，巩固后方的同时，还积极主动地协助彭德怀加强野战军的建设。他参加西北野战军的一些重要会议，同西野领导一起研究制定对西北战场的重大决策。1947年12月8日至28日，他参加了中共中央在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后，接着又参加了西北野战军在那里召开的第一次前委扩大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后方动员和后勤供应问题的报告；1948年5月下旬至6月初，出席了西北野战军在洛川县土基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总结西府战役的经验教训，贺龙在会上旗帜鲜明地支持彭德怀发动西府战役的决策，而且深入到西北野战军的主力第一、二、三纵队，调查研究，找纵队与团级领导谈话，参加他们的党委会议，帮助总结经验教训，教育部队指战员要加强团结，坚决服从彭德怀指挥。贺龙是这些部队的老领导，他的话很有权威性，对这些部队的思想作风建设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彭德怀对贺龙说：“贺老总，你领导的晋绥部队真是好啊，能打仗，听指挥!”
1948年8月，贺龙从延安去河北，参加将于9月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到兴县、包头、临汾等地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12月初回到延安。1949年2月中旬，再次去西柏坡，参加中共七届 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解决国民党军有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绥远解放区属于西北军区，是贺龙管辖的地区。所以，在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命贺龙去刚解放的北平，参与解决绥远问题的第二轮谈判。为创造谈判的良好气氛，他临行前，要晋绥分局书记李井泉立即去卓资山，向绥蒙的党政军领导传达中央精神，不斩不扣地执行中央的方针。贺龙到北平后，与林彪、聂荣臻等同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副总司令邓宝珊谈判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并取得了一致认识。贺龙在会上告诉傅作义，他决定派李井泉等人参加讨论具体事宜。随后，贺龙去东北考察，5月初返回北平。
5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安。24日，西安市军管会成立，贺龙为主任。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
刚解放的西安，百废待举。贺龙根据当时的形势，首先作好保卫西安的准备。这时，国民党马步芳、马鸿逵集结了11个师的兵力，准备配合胡宗南向西安反扑，而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主力在咸阳地区，西安只有一个师。贺龙认为，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宁可准备其来。他采用“瞒天过海”之计，一面责成有关部门速调十万斤粮食进城，准备敌人围城；一面命令城中部队展开，驻西安的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一律拿起武器，并采用各种办法，制造华北两个兵团已到达陕西的假象。敌人因不知虚实，未敢贸然行动。直到6月，华北第十八、十九兵团开进陕西，西安才解除威胁。其次，加紧对西安的接管工作。采用接、管并进，先接后管，先管后接等不同方式，将银行、交通、邮电和公共事业接收下来，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完成了接管任务。与此同时，努力恢复生产，解决工人失业问题。在贺龙亲自过问下，使拥有三万纱锭的大华纱厂等一批工厂很快复工。对十万失业人员和难民，分别不同情况进行妥善处理。第三、肃清匪特，稳定社会秩序，平抑物价，稳定金融。
在贺龙主持下，西安军管会接收了国民党军事、行政、公安、财政、金融、交通、邮电、农林、文教等单位240多个，共2.5万余人，迅速恢复了电力、公共交通和铁路运输，社会秩序好转，生产逐步恢复和发展，保持了后方的稳定，并掀起了青年参军参战和支前运动，为支援第一野战军解放大西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注释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一版，第77页。
[1] “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评”即评干部、评党员、评斗志。
·解放和经营西南
1949年5月下旬，毛泽东指出：年底以前，一野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明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四川、西康、贵州。因此，贺龙在担任西安军管会主任期间，就积极进行入川准备。他从西北地区抽调了六千余名军队和地方干部，集中在山西临汾作南下准备。还从晋绥军区抽调一些干部，化装成商人、老百姓到西南侦察，了解政治、军事、经济情况。7月16日，毛泽东指示：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主力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2月到重庆地区；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邓、贺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
9月上旬，贺龙奉命到北京，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0月初，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研究进军西南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征求贺龙带哪支部队入川。贺龙从全局出发，决定不带自己熟悉的一野主力，而带华北的十八兵团，毛泽东赞赏他的决定。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由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成立西南军区，贺、邓分任司令员和政委。
18日，毛泽东向贺龙下达了由陕入川的命令。下旬，贺龙到临汾检查南下干部的入川准备工作，听取了中共四川地下党负责人的情况汇报。11月初回到西安，筹划进军四川工作。并向中共中央建议：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由陕入川的部队和人员，应有一个党组织和指挥机构实施领导。为此，中央决定成立由贺龙为主任的川西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工作，还组成了西南军区前线指挥所。于是，贺龙率领的华北第十八兵团、一野第七军、中原军区第十九军等共13万大军进入临战状态。
根据中央军委关于对西南之敌实施大迂回、大包围，先南后北，先慢后快的作战方针，为了不让胡宗南部队很快南逃，贺龙命令于8月底发起秦岭战役的十八兵团、第七军等各部，佯攻川陕公路正面秦岭要隘，但“攻而不破”，从而造成了解放军主力由陕入川的假象，达到了把胡宗南主力抑留在秦岭地区之目的。
11月1日，刘邓大军在湖北至贵州500公里的正面，向西南地区的国民 党军全线进攻。蒋介石发现上了当，急令胡宗南从秦岭、巴山南撤。贺龙于11月30日命令北线部队跟踪追击，为防敌在刘邓大军完成大包围前过快南逃，故“追而不迫，突而不破”，只与敌人保持接触。
12月9日，川康地区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云南的卢汉宣布起义。随后，刘邓大军完成了大包围，四川境内的残敌逃往康、滇的道路已被堵住，贺龙即命令各部队迅速入川，穷追猛打，于12月下旬，与刘邓大军将敌人合围于成都地区。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第七、第十二、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第二十兵团宣布起义，第五兵团投诚，27日成都解放。至此，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全军覆灭，西南战役结束。30日，贺龙等率第十八兵团一部举行了隆重的入城式。
西南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大战役，国民党军投诚、起义九十余万人。这些部队有的抢劫百姓，骚扰地方，散布谣言，制造混乱，甚至与国民党特务分子、土匪恶霸、帮会头子勾结发动叛乱。为了保持西南地区的稳定，防止出现社会动乱，贺龙等西南军区领导遵照毛泽东关于对这些部队要“包下来”的指示精神，研究制订了“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编，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致散之四方，且不为蒋匪利用扰乱社会”的方针。贺龙对起义和投诚的部队进行分类，区别对待。对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自动起义的部队，保留原番号，进行整编；对被迫起义的部队，重新授予番号，指定集中地点；先改造杂牌军，再改造正规军。为了使改造工作顺利进行，解放军成立了工作团，派往各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部队，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统一领导改造。贺龙亲自找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卢汉、裴昌会、陈铁等高级将领谈话，交代党的政策，消除疑虑，并安排他们在政府中担任适当职务。把上校到中将级军官，送往“高级研究班”，其他军官参加“教导总队”学习。对极少数叛变队伍，坚决歼灭；个别煽动叛乱的反动军官，坚决镇压。经过四个月的改造，有三个兵团调到外区，留下的两个兵团五个军全部改造完毕，编入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序列。
西南地区是大陆上最后解放的地区，残余的反动势力相当强。蒋介石逃台前妄图把这里作为反攻复辟的基地，命国民党特务机关和胡宗南等办“游击干部训练班”，成立“游击挺进军”，并与当地袍哥、青红帮和土匪武装相勾结，准备广泛开展“游击战”，创建“游击根据地”。有计划、有组织地发 动武装暴乱。他们烧杀抢掠，袭击解放军，杀害地方干部，破坏交通运输，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成都市郊向城里放枪，活动非常猖狂。为了保卫胜利果实，迅速平息匪患，稳定民心，贺龙遵照中央“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的方针，集中13个军37个师又2个团的兵力，甚至出动装甲车和飞机，从1950年2月开始，采用合围、驻剿、奔袭、穷追与搜剿相结合，以集中对集中，以分散对分散，以隐蔽对隐蔽；大股大剿，小股小剿的方法，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作战。在武装进剿的同时，进行政治瓦解，实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者赏”的原则，促使不少土匪投降。到年底，共歼灭土匪85万人，缴获各种炮近800门，轻重机枪3700余挺，其他各种枪40余万支，毛泽东称赞：路线正确，方法适当，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1952年和1953年，又歼灭川西北黑水地区和川北草原两股较大的土匪。至1953年底，西南地区共歼灭土匪116万多人，剿匪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1950年1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发出了进军西藏的命令，要求4月开始行动，10月以前占领全藏。为此，贺龙立即加紧筹划进军西藏的工作。找资料，请专家，了解西藏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气候、进藏路线等情况，并向中央报告和提出建议。同时，他按照“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的方针，大力加强进藏部队的后勤补给工作。下令为进藏部队赶制适合高原、高寒地区行军作战的被服装备，配发最好的装备，对部队的供应标准和饮食卫生作了具体规定；成立了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和康藏公路修筑司令部，保障抢修康藏公路和运输补给。
3月中旬，第十八军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和先遣队，4月28日到达甘孜。为了贯彻中央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方针，贺龙向中央建议，先派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甘孜白利寺的格达活佛去拉萨，做西藏上层工作。不料格达活佛到了昌都后被英国特务害死。同时，西藏当局调兵遣将，在昌都集结了用美英武器装备起来的藏军主力七个代本[1]全部、三个代本一部，部署在昌都地区和金沙江西岸，企图阻止解放军进藏。为此，贺龙和邓小平命令第十八军等集中六个团的兵力，于10月6日至20日发起昌都战役。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宣布起义，藏军一个代本起义，六个代本全部，三个代本一部及民兵等五千七百余名官兵放下武器。由于藏军主力被解 决，粉碎了西藏当局用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的企图，促使其内部分化，经中央人民政府的再三敦促，1951年2月12日，西藏当局同意派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到北京谈判，5月21日签订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协议。25日，贺龙和邓小平命令进藏部队向西藏腹地挺进。10月26日，十八军主力进抵拉萨，向全世界宣告：西藏回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
西藏距内地遥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为了解决进藏部队的交通运输和后勤保障，同时造福西藏人民，促进西藏的经济建设，贺龙遵照毛泽东“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指示，在组织部队进军西藏的同时，调集了西南军区的六个工兵团，三个步兵团和大量民工组成筑路大军，从1950年夏开始修筑由康定到拉萨的康藏公路。因康定到甘孜、昌都有些地段有旧公路路基，故进展较快，至10月，已抢修了750公里。但从昌都到拉萨这段，气候恶劣，地形地质复杂，修筑任务极为艰巨。为此，贺龙于1951年夏，在重庆亲自主持召开了筑路会议。他指出：修筑康藏公路，其难度之大，虽然在我国乃至世界筑路史上都是空前的，但我们要解放西藏，帮助西藏人民进行建设，这条公路不但要坚决修，而且一定要在1954年把汽车开到拉萨。为加强领导，专门成立了康藏公路修筑司令部。为了找出修筑康藏公路的最佳路线和查明沿线的地质、地貌、气候等资料，贺龙先后派出了六支踏勘队。1952年秋，他听取了康藏公路筑路司令部司令陈明义、政委穰明德和踏勘队及工程技术人员的汇报，他们提出了公路走南线和北线两个方案，供领导决策参考。贺龙对两线沿途的地质、地貌、气候、物产、资源、工程难易和利弊得失反复作了比较，果断地决定“走南线”，并上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毛泽东同意贺龙的意见，作了“采用南线为宜”的批示。
1954年12月25日，凝结着贺龙大量心血的康藏公路终于通车了，在世界屋脊和祖国内地架起了一座金桥，它标志着西藏经济文化建设开始了新的纪元。
西南地区解放后，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立即把工作重点转到经营西南，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进行经济建设，以及建设现代化国防军上来。
贺龙进成都不久，就指示军管会，在成都平原周围兴修水利工程，发展农业生产，并派部队参加抢修都江堰，亲自写信对施工部队进行鼓励和慰问。四川境内山高水险，交通不便，自古被称为“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交通不便，不仅影响到与全国的联系，而且严重地影响了四川经济的发展。为此， 四川人民早在1903年就想修建一条从成都到重庆的铁路，但在满清、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未能实现。新中国成立后，决定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就是成渝铁路。贺龙作为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肩负着领导军队和地方的双重任务。而建造成渝路，必须调动军队和地方两种力量，所以，修路的重担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了贺龙的肩上。他从西南军区抽调了三万官兵作为骨干，又在地方动员了十万民工，组成了一支筑路大军。为加强领导，他组建了由西南军区和西南军政委员会铁路局参加的铁路工程指挥部。
这条铁路在1950年6月开始动工，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斗，在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援下，长达五百多公里，四川人民盼望四十多年的成渝铁路终于建成了。1952年7月1日，贺龙在重庆的通车典礼上豪情满怀地说：成渝铁路的建成，使四川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更加密切，经济上带来更大的繁荣。再过几年，待宝（鸡）成（都）铁路建成后，西南的交通面貌将更为改观。历史一直没有解决的西南交通问题，就要在我们这一代解决了。
1950年和1952年秋，刘伯承和邓小平先后调离西南，贺龙成了西南地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把主要精力放到了抓经济建设工作上。他在1952年10月建国三周年，国家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即将开始之际，专门撰文提出，全党一致努力，把经济建设作中心任务来抓。号召西南人民准备迎接新的经济建设高潮到来。为此，他召开了党、政、财贸、工矿企业等各种会议，要求党政机关和工矿企业的各级领导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去，努力学习，学会生产建设的全套本领。同时，要把优秀的干部调到经济建设战线上去，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好。
重庆是西南地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西南的政治、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贺龙非常重视这里的建设。在他亲自领导下，50年代初，先后建成了人民大会堂、西南博物馆、大田湾体育场和体育馆等六大建筑，建起了西南第一座自动化火力发电厂等一批工厂和经济项目。他还亲自过问云南、贵州利西藏的各项大型经济建设项目，去昆明、贵州同省领导研究部署工作。
贺龙亲自对军区机关进行动员，他说：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学习与掌握现代化军事科学和军事装备，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必须掌握文化工具。因此，首先要突破文化这一关。他要求把部队变成一个大学校。各级领导干部带头学习文化，3年内要全部扫盲，战士达到高小文化水平，干部达 到初、高中文化水平。从1951年1月起，部队机关96％以上的干部战士投入了这个运动。贺龙身体力行，制定了学习计划，把学文化同学习毛泽东著作、写作结合起来，亲自给中央、军委写报告。他说：我虽然快60岁了，但还要努力地学习，不断地学习，一直学到老。在贺龙的影响下，全军区各级领导干部和他身边工作人员都投入了学习运动。到1952年底，第一期文化学习完成后，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战士摘掉了文盲帽子。但贺龙指出，文化教育是我军一项经常性的任务，必须长期坚持，不准丝毫的忽视和放松。
建设现代化国防军，还必须培养大批能掌握现代化武器装备和指挥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干部。为此，贺龙加强军队院校建设，表示宁可减少一些部队，也要办好军事学校。先后组建了四个步兵学校、一个航空学校，还有一个军医大学，把大批干部、战士送进军事院校、教导队培养。
1953年10月21日至12月14日，贺龙任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长，率8个分团共5448人赴朝鲜对志愿军进行慰问。他在朝鲜期间，深入到上甘岭、老秃山等前线部队进行考察。回国后，结合朝鲜战争的经验，对人民解放军在建设现代化国防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许多重要的意见。
注释
[1] 代本，藏军的编制，每代本500人，相当于营。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体育事业被提上了议事日程。1952年8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写了一报告，建议在政务院下设立一个与各部、委平级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建议该委员会的主任，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党中央同意共青团中央的建议。由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给贺龙打电话，告诉他：政务院决定组建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团中央和全国体总建议请你当主任。我和总理商量了，也感到由你来当最合适，毛主席也赞成。贺龙二话没说，当即表示：“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11月15日，政务院第十九次会议通过，贺龙担任国家体委主任。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委员会主任。他随即于11月，辞别战斗和工作了五年的西南，同夫人薛明携子女到北京上任，并立下了一定要摘掉中国“东亚病夫”帽子的誓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在体育工作方面毫无基础。一缺干部，二 缺办公用房，三缺体育场馆，四缺优秀的教练员和运动员。所以贺龙提出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他一上任，首先物色干部，先把原西南地区的卢汉、柴树藩、张之槐、王凌、张非垢、张联华、张彩珍等人调到国家体委，随后又从中南、华东、华北、西北等地调来了荣高棠、李梦华、陈先等人，分别出任体委的副主任和司局长，把体委的领导机构建立起来了。他对体委的干部说：不要小看体育事业，不要有低人一等的思想。勉励他们要把体育工作当作毕生的事业，兢兢业业地干好。接着，贺龙亲自与北京市市长彭真协商，解决了体委的办公用房和宿舍。
为了尽快地把体育运动队伍建立起来，贺龙不拘一格延揽人才。对优秀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只要他们拥护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热爱体育事业，不论其出身，社会关系如何，都吸收重用。于是，香港的傅其芳、容国团，印尼的华侨王文教、陈福寿、陈玉娘，有台湾亲属的涂广斌和袁世凯的外交次长曹汝霖之孙女曹其伟等都加入了国家运动队。国家足、篮、排球、乒乓球、田径、网球、体操、游泳等运动队相继建立。
贺龙是军队的统帅，深知一支队伍具有坚强的战斗力，除有精良的武器装备外，还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过硬的军事技能，顽强的战斗意志和作风，严格的组织纪律。同样，一支优秀的体育队伍，要在强手如林的国际赛场上，战胜对手，争得好名次，也必须具备军人的意志和品质。因此，他借鉴军队的管理方法，建设“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组织上加强运动队的党团建设。关心教练员和运动员政治上的进步，积极发展优秀者入团入党；生活上注意改善他们的待遇，帮助解决家庭婚姻和退役后的安置问题，解除其后顾之忧；在管理上则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反对骄娇之气，要求做到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和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五过硬”。贺龙提出要把运动员和教练员培养成有知识、有修养、有头脑全面发展的人才。为此，他于1953年11月创办了中央体育学院。1955年4月建成了多功能的北京体育馆，在全国兴建了38座大小体育场馆。至此，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从无到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是新中国发展体育运动的基本方针。贺龙十分重视发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1954年7月，贺龙应邀去莫斯科参加“体育节”，并对苏联的体育运动情况进行考察。回国后，他参照苏联的经验，向国务院报告，建议推广“劳卫制”群众性体育活动，到1966年有四千多万 人达到“劳卫制”各级标准，有一千多万人达到等级运动员标准。中国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贺龙提出了要因地制宜，因陋就简，量力而行，在农村开展篮、排、足球，游泳和武术等运动，从而涌现了一批足球、排球、游泳、武术、田径之乡。为了检阅新中国的体育事业的成就，1959年9月至10月，1965年9月，贺龙主持组织了两次全国运动会，有一批运动员创造了世界和全国纪录，大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也进一步推动了全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贺龙对发展国防体育，培养国防后备力量也非常重视。1952年6月，在贺龙主持下，中央国防俱乐部（后改称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在北京成立。此后，航海、航海模型、航空、航空模型、潜水、摩托俱乐部，滑翔学校，滑翔机制造厂，射击场相继成立。新中国的群众性国防体育运动在许多大中城市开展起来。航空模型、射击、跳伞、无线电等在国际比赛中曾夺得了冠军，或打破了世界纪录，也为国防建设培养了一批人才。
贺龙在大力提倡发展群众体育运动的同时，极为重视专业体育队伍的建设，发展竞技体育，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洗刷掉“东亚病夫”的耻辱，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贺龙常常对教练员和运动员讲，我们搞体育运动，不是为了好玩，不是求一技之长，更不是争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党和人民，为了祖国的荣誉，要为祖国争光添彩，使中国人扬眉吐气。在贺龙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的体育水平提高很快，在某些项目上，达到了世界水平。中国的登山队，到1958年先后登上了苏联境内最高的万厄尔布鲁土峰等4座高峰。1960年5月25日，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中国乒乓球队继1959年容国团为中国夺得第一个世界冠军之后，1961年4月，在中国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得了男子团体、男、女单打三个冠军、四个亚军和八个第三的重大胜利，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轰动。但在1963年第二十七届世乒赛上，因女队没有打好，只得了两个冠军。为了帮助女队打好翻身仗，乒乓球队组织男运动员徐寅生给女队讲了一次话。徐在讲话中提出了打球要把祖国的荣誉放在第一位。战略上藐视对手，战术上重视对手，平时要刻苦训练等等。贺龙看到这个讲话，连声叫好，立即呈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也大加赞扬，并作了重要批示。贺龙抓住这个典型，号召全国的体育工作者，特别是运动员和教练员向徐寅生学习，掀起了学、赶、超徐寅生的活动，有力地推动体育工作的开展。1965年的第二十八届世 乒赛上，中国女队打了翻身仗。中国队获得了全部六个冠军中的五个，此后，中国乒乓球水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在世界领先水平；中国羽毛球队从1963年起，连胜印度尼西亚、丹麦等世界强队，实现了“打败世界冠军”的目标。贺龙赞扬他们“打得不错，为祖国争得了荣誉。”
令贺龙不安的是，在国际上影响最大的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上，中国的水平不高。有一次，他对篮球队员说：“你们知道吗?我都快七十岁了……我希望活着的时候，亲眼看到我国篮球技术有一个更大的飞跃，站在世界先进的行列中。”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派中国青年足球队去当时世界足球强国匈牙利学习，请世界强队来华比赛。他还指示国家体委发出了《关于大力开展足球运动，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决定》，要求北京等十个城市重点发展足球运动，并从少年抓起。对篮球运动，为了锻炼队伍，提高技术，贺龙采用派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让中国篮球队多与苏联和东欧国家队比赛交流。为了提高排球的水平，贺龙请曾获奥运会冠军、有“东洋魔女”之称的日本女排来中国比赛，又请著名教练大松博文来执教中国女排。经过贺龙的努力，使中国的“三大球”的运动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中国女排后来获得五连冠，女篮跻身于世界强队之列奠定了基础。
体育运动对于沟通国际往来，增进相互友谊，有独特的作用。五六十年代，在贺龙领导下，通过体育交往，冲破了极少数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限制，到1958年，结交了包括日本、法国、德国在内的近四十个国家、五千多位国际友人，粉碎了帝国主义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为了反对极少数西方国家的霸权主义行径，中国支持印度尼西亚于1963年11月在雅加达举办了由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48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贺龙应邀亲率中国庞大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盛会。中国运动员不仅取得了好成绩。而且促进了与东道主及其他国家的友谊。通过体育交往，使世界越来越了解中国，对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后来发生的被称为“小球转动了大球”的“乒乓球外交”，打开了关闭了22年之久的中美关系大门。
·繁忙的国务活动
1955年9月，贺龙被毛泽东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4年11月，贺龙到北京上任不久，中央就任命他为国务院编制审查委员会主任，把中央和国家机关的精简整编的任务交给了他。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中央和国家机关迅速扩大，越来越臃肿。1952年曾整编过一次，但效果不大。因此，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再作一次精简整编，并让贺龙来领导这项工作。他从调查研究入手，用了近两个月，基本摸清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委、办、局和各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共有121个机关，近11万人，比中央原核定的9.3万人，多百分之14％。由于机关庞大，就出现了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浪费人才等弊病。为此，中央决定精简掉5.3万人，这个任务相当艰巨。特别是1955年要进行工资改革，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机构的撤并和升降，关系到人员的去留，职级与工资待遇等切身利益，因此，贺龙十分慎重。他从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着手，召开了中央直属机关高级干部会议，他用事实说明中央和国家机关编制体制、工作作风、办事效率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进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亲自动手，要认真贯彻党的干部政策，公道正派，区别对待，合理使用，妥善安置，各得其所，解决干部的合理要求和实际困难。由于贺龙工作做得深入细致，政策掌握得好，这项艰巨的任务，到1955年底，比较顺利地完成了。
中国与许多国家有共同的边界或相邻，所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方针的重要内容。贺龙作为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之一，频繁地参与外交活动，协助周恩来，认真贯彻这个方针。1956年3月，应巴基斯坦政府的邀请，贺龙作为中国特使，赴卡拉奇参加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和第一任总统的就职典礼。当时，该国是中央条约组织的成员国，同美国签订有“共同防御援助协定”，是西方的盟国。贺龙此行的任务，是广交朋友，向该国领导宣传中国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促进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他在卡拉奇除参加庆典活动外，还同巴政府、议会和军队高级官员广泛接触，友好交流，增进了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贺龙与巴领导人结下了友谊，达到了预期目的。
下半年，贺龙随周恩来访问了亚洲和欧洲11个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根据当时国际形势，采取的一次重大外交活动。他们于1956年11月18日至1957年元旦，首先访问了亚洲的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和巴基斯坦等五国。随后，周恩来、贺龙又于1957年元月7日至2月6日，访问 了苏联、波兰、匈牙利、阿富汗、尼泊尔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等欧亚六国。这次出访，前后历时80天，行程4.5万公里，对巩固与发展亚洲国家，特别是与邻国的友好关系，对维护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反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攻击，起了积极的作用，达到了预期之目的。
贺龙认识到，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位于祖国西南腹地，是战略后方，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经济比较落后。开发大西南，不仅对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对改善全国的工业和交通的战略布局，加速国家经济建设，以及巩固国防，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57年12月，贺龙受国务院委托参加了宝（鸡）成（都）铁路的通车典礼，并对宝成路沿线和四川省灌县、新都、自贡、重庆等地进行考察。回到北京后，向中央写了《关于视察宝成铁路的报告》，指出修建这条铁路，对于开发大西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重大意义，以及改善对该路经营管理的意见。1959年5月下旬开始，对四川的成都、重庆、西昌等地区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向中央写了六个报告。他坚持实事求是精神，从实际情况出发，对于应该上马、保留和压缩的项目提出了建议，他关于保留成都无缝钢管厂和修建两条铁路专用支线等意见，都被中央采纳。
1964年下半年，中央决定对全国的工业布局进行重大调整，把云、贵、川作为大三线，加紧建设。贺龙于1965年和1966年两次到四川、贵州省视察，提出要把三线的重庆钢铁公司、攀枝花钢铁基地等重点建设项目和国防工业建设好。他在听取余秋里、铁道部和国防工业部门领导汇报时指出：只有把三线建设完成了，经济和国防工业布局改变了，我们国家的安全才有更大的保障。
贺龙把促进各民族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作为他国务活动的重要内容。1958年5月，贺龙率领中央代表团前往南宁，祝贺全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他会见了壮族各方面代表，要求他们与汉族和各民族紧密团结，风雨同舟，发展生产，共同把广西建设好。
1965年10月，贺龙再次率领由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国家17个部委组成的庞大中央代表团，参加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十周年。他在新疆的近半个月时期里，除参加庆祝活动外，还连续听取了新疆党、政、军和生产建设兵团领导的汇报，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政策，搞好党政军和各民族的团结，把新疆的经济搞上去，把军队和生产兵团建设好， 巩固西北边防。他不辞辛苦地走遍天山南北，深入到工厂、农场、村庄，慰问各民族人民。接见了当地党、政、军和少数民族代表，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各民族要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同心同德，建设新疆，保卫边疆。
·殚精竭虑建设国防
1959年9月，中共中央组成了新的军事委员会，贺龙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1月，中央军委为了加强对国防工业的领导，决定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工委”），并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1960年1月5日，中央批准了报告，任命贺龙为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国防工业是军队现代化的物质基础。贺龙在接到任命的第二天，就召开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研究确定了委员会的性质和任务。贺龙说：“国防工业委员会是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领导下的协商组织，是研究发展国防工业并协调解决建设中有关问题的机构”。负责“向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发展和建设国防工业的建议，经批准后组织监督执行。”1月13日，贺龙召开国防工业系统各企业、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的决定。他郑重地对大家说：“党要我管，我就要真管。不能只挂牌子，不做实际工作。我要扎扎实实地把工作抓起来。”
贺龙抓国防工业是从调查研究开始，抓军工企业建设和产品质量着手的。1960年1月，他到广州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在会议期间，同聂荣臻、罗瑞卿商定，会后一起去视察国防工业，作调查研究，准备用一年时间，对全国的重点军工企业巡视一遍，作一次全面的调查研究。因此，2月下旬军委扩大会议一结束，他们就于3月1日动身，先后到南宁、贵阳、重庆视察。在成都重点看了歼击机制造厂和航空发动机厂。见厂房梁柱、墙体、门窗和地面的质量都很差，很生气地问道：“这样的厂房能保证造出合格的飞机和发动机吗?”两个厂的领导和总工程师报告说：这是“大跃进”时期建造的，实行边施工，边开工，边建设。说是为了“多快好省”，我们提了意见也没用。因为存在这些问题，现在已不是“三边”了，而是边施工，边返工；边开工，边停工；边建设，边加固的“六边”了。贺龙听后气愤地说：造飞机厂的钱，是六亿人民勒紧裤腰带省下来的，建设得这样糟，简直是犯罪。这样简陋的厂房，很不安全，有的必须推倒重建。所以，我说这不是“多快好省”，而是 “少慢差费”。他回到北京，立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又给李富春副总理打电话。中央对贺龙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立即组成调查组去工厂作了两个月检查，随后国务院对这两厂工程严重质量问题发出指示，并抽调工兵返修重建。
1960年5月，军委常委听取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关于沈阳飞机厂产品质量问题的汇报后，贺龙感到问题的严重，立即就国防工业产品质量问题，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提出：军工产品是直接用于战场上的，只有质量好才有用。军工产品，必须坚持质量第一。质量不好，宁可不生产。中央同意他的意见。接着，中共中央召开国防工业系统电话会议。贺龙在会上严肃地指出：“军工产品质量不好，不仅给国家经济带来巨大损失，如在战场上出了故障，实际上起了帮助敌人的作用。”要求国防工业广大干部和工人、技术人员，要像爱自己生命一样去保证产品质量。为了抓产品质量，他于5月底至6月上旬，到湖南的株洲、湘潭对军工企业作调查，吃住在工厂，深入到车间、工人宿舍，召开了干部、技术人员、工人和军代表等各种座谈会，反复强调：产品质量不好，是党性不纯的表现。为增强军工企业领导的产品质量意识，贺龙在9月中旬召开了电话会议，就军用产品的质量问题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每个党、团员、工人、干部都要保护生命一样去关心产品质量，同忽视产品质量的现象作坚决斗争。同时，提出了保证质量的五项措施。
贺龙从调查研究中，尤其是他同罗瑞卿于11月中旬，到哈尔滨和沈阳的飞机厂视察后，深深地感到，整顿产品质量靠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行，必须下决心同过去那一套错误做法“一刀两断”。为了狠促一下国防工业系统各级干部的质量意识，彻底扭转军工产品质量问题，贺龙报请党中央批准，1960年12月，召开了国防工业系统部、司（局）、厂的三级干部会议。这个会议共开了40天，提出了军工产品必须坚持质量第一等17条准则。三级干部会议后，贺龙又先后去华东、华南等地视察军工企业，检查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情况。
五年后，贺龙于1965年再次到成都、沈阳和哈尔滨的飞机制造厂和发动机厂视察时，发现那里的面貌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产品质量都已过关，新产品不断开发和上马，生产任务完成很好，贺龙感到由衷的喜悦。
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协议和合同，废除技术合作项目，带走了图纸、资料，停止供应急需设备和原材料等等，给中国国防工业和经济建设制造极大困难。贺龙面对这严重形势，立即召开国防工业委员会议，郑重提出：要卧薪尝胆，发奋图强，依靠自己的力 量，走自力更生之路来克服困难。他要求国防工业各部门要全面、深入、细致、彻底地摸清情况，提出解决困难的措施。
为了解决国防工业急需的材料、设备问题，贺龙亲自主持，召集国务院有关部、委领导的集体办公会，从1960年9月至1961年9月，一年中共开会30多次，逐一研究落实急需材料设备的研制和生产。贺龙要求大家在这关键时刻，要疾如星火，日夜兼程，争取早日克服困难。3年后，当研究出了过去不能制造的仪器设备和武器武装时，贺龙欣慰地说：在自力更生方面，这两年成绩很大。使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有两个教员：八年抗战时，国民党不给八路军发饷，迫使我们大搞生产，搞得丰衣足食；1960年苏联停止援助，逼着我们非自力更生不可。从设计、原材料、技术都实现了自力更生。有了立足自力更生这一条，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休想奈何中国。
1959年后，贺龙是中央军委排名第二的副主席，林彪不在北京或生病时，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认为，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必须抓住两头：一头是抓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研究和生产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一头抓武装力量建设。武装力量也有两头：即人民解放军和民兵；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基层和机关建设。贺龙认真地坚持“抓两头”的方针。他一向务实，不尚空谈，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1961年初，同罗荣桓一起，到南京和福州军区，六个省军区和警区，深入到连队、舰艇、哨所和前沿阵地，对陆、海、空三军作了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回京后，又视察了海军、空军、工程兵和北京军区机关。通过这次调查，他对部队的情况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同时也更加明确了加强国防建设主要是抓好军队建设，落实民兵工作，搞好国防工业和对尖端武器的研制等三件大事。
1962年是个多事之秋。中央提出了“整军备战”的方针。由于林彪生病，军委工作由贺龙、聂荣臻负责，他们和军委常委一起，组织领导了两场重大的军事斗争，并取得了重大胜利。
上半年，组织加强东南沿海地区的紧急战备，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大规模窜犯大陆的阴谋。这年春，台湾国民党认为，大陆经济困难，国际上孤立，是“反攻大陆”“千载难逢的天赐良机”。因此，国民党军从各方面加紧窜犯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准备。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阴谋，贺龙及时地召开军委常委会议，研究分析形势并对战备工作做出安排，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中央军委命令部队于6月初起调整了部署，进入战备状态。贺龙还布置国防工业 部门，搞好军工生产，保证战备需要。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粉碎国民党军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号召，对敌人的阴谋公开揭露。国民党见大陆全民动员，军事上已作了充分准备，被迫放弃了军事冒险计划。
下半年，又组织指挥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6月份起，印度军队在中印边境地区不断加强军事部署，并越过中印边界，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制造流血事件。贺龙于5月至11月间，多次召集解放军三总部和军兵种领导开会，主持军委常委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命令西藏、新疆的边防部队加强战备，以防突然事变，并对战前准备，战时兵力使用，组织指挥和后勤保障等作了全面周密的部署。10月20日，印军在中印边界东、西段发起全面进攻，中央军委立即命令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收复东、西段被印军侵占的领土。22日零时起，中国边防部队全线主动停火，并从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随后，中国又主动遣返全部被俘人员，归还缴获的武器装备。这场反击作战，粉碎了印军的进攻，保卫了祖国的领土，打出了国威、军威，在军事、政治和外交上取得了完全胜利。
1963年12月，叶剑英到南京军区参加推广“郭兴福教育方法”现场表演会后，建议军委在全军推广。贺龙同意他的建议，军委转发叶剑英的报告，在全军掀起学习“郭兴福教育方法”的群众运动。1964年春，贺龙、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四位元帅和罗瑞卿总参谋长等，在广州接见广州军区学习“郭兴福教育方法”现场会议等代表时，贺龙强调要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指出：“兵是练出来的。过去战争时期，我们就很重视练兵。”“平时不打仗，只有搞好训练，才能提高部队战斗力。苦练才能出精兵。”在这一年，贺龙以极大的热情，同军委其他领导一起抓推广“郭兴福教育方法”的群众性练兵活动，普及“尖子”经验。他以北京军区为试点，4至6月间，先后7次到军区机关视察，下部队看“尖子”分队表演，要求把“尖子”经验普及到全军。贺龙把周恩来、彭真、陈毅请到北京军区观看“尖子”分队的表演。周恩来看后高兴地说：“把兵都练成这个样，把民兵也练好，那么什么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贺龙向毛泽东汇报了部队大练兵和北京军区“尖子”分队的表演情况后，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提出也要看看。于是，贺龙和罗瑞卿组织北京、济南军区及工程兵的“尖子”分队，在西山和十三陵向中央领导作汇报表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观看。毛泽东在观看表演时，兴致勃勃地对贺龙说：兵练得“不错嘛!”他还指出：“军队无非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要从困难着想，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打仗”；“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练武还练文，注意学习文化。”[1]表演结束后，毛泽东就在十三陵召开会议，盛赞军事表演不错，提出要搞好普及。指示前往参观的各省、市和自治区领导：“不能光议政，不议军。”要注意抓军事工作。后来，毛泽东又找贺龙谈过几次，指示要在全军普及“尖子”经验，并特别强调要普及“夜老虎连”。贺龙立即找主管军训的张宗逊副总长，研究部署普及“尖子”经验的工作，要求二三年内在全军普及。贺龙还同陈毅、叶剑英、罗瑞卿等观看了海、空军、炮兵、工程兵的“尖子”分队和山东民兵的军事表演，作了重要指示。同时，他对训练和比武中出现的形式主义和拼凑“尖子”等弄虚作假的现象及时予以纠正。贺龙严肃地指出：“现在全国学解放军，可是解放军自己弄虚作假，怎么让人家学?三总部要带头反这个东西，部队也要反。”从而保证了大练兵健康地进行。
这年的大练兵运动，是多年来全军军事训练进行最快，成绩最突出的一年，广大指战员的军政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因与林彪的“政治可以冲击其他，代替一切，政治好，一切都好”的空头政治大相径庭，招致了林的嫉恨，诬蔑大练兵、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成了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贺龙的“罪状”之一。
注释
[1] 毛泽东：1964年6月15日、16日在检阅北京、济南军区部队汇报表演时的讲话节录。
·“文革”蒙难
1965年12月6日，贺龙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通知，让他立即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知一反常例，没有告知会议的内容，他到上海才知道要批判罗瑞卿。林彪安排叶群等人在会上“揭发”罗瑞卿。贺龙不相信叶群的“揭发”，说道：“叶群在会上讲了罗瑞卿那么多坏话，有的很离奇……我看她的话靠不住。”
在会议期间，林彪派叶群代他向贺龙问好为名，到贺龙住处观察动静。在薛明代贺龙回访时，叶群重提1942年延安整风时，薛明劝她将历史上的一 些问题向组织讲清楚的事。她以威胁的口气说：“你过去说过我那么多坏话，只要以后不再说了，我就既往不咎了!”贺龙从这次上海会议，联系到叶群的旧事重提，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向他袭来，说道：“这次会议也不那么简单，他们是有更大目的的。”
上海会议召开了七天，给罗瑞卿强加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篡军反党”等莫须有的罪名，隔离审查。贺龙也受到了株连，不再让他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所以，会议一结束，贺龙到广州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就到西南视察大三线建设工程去了。
1966年4月上旬，贺龙回到北京。不久，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直接批判刘少奇，并写信支持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一时间，大街上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贺龙很不赞成，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把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影响不好。”他同李井泉、王任重等研究后，派夫人薛明去向周恩来反映他们的意见。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召开了生活会，要解决已被公开点了名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贺龙对会议上的发言者上纲上线越来越高颇有看法，下决心不随声附和，故干脆不讲话。当毛泽东知道他还没有发言时，问道：“怎么不讲一讲?”贺龙坦率地回答：“主席，我上不了纲噢!”
贺龙始终不承认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及中央在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是“站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更不相信有那么多党政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下旬，军委常委开会研究军内开展“文革”运动问题。贺龙首先发言，强调要加强领导，保持绝对稳定，不准把部队搞乱了。11月，贺龙等4位元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来京大串连的军队院校师生时，贺龙要求他们发扬“三八作风”，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特别强调“不介入、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要参加地方炮打司令部的活动。可见，贺龙对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对象和采用的方法，一直很不理解，很不赞成。
林彪把贺龙视为他篡党夺权的重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文革”开始后，林彪同江青、陈伯达和康生等人相互勾结，诬陷攻击贺龙。1966年2月康生首先跳出来，提出一事：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为解决新组建部队的住 房，曾与北京市、北京大学、人民大学联系，暂借学校一些空房使用的问题，这事虽然没有办成，部队住到了郊区一个靶场。但康生借此事大做文章，捏造了一个所谓彭真和贺龙准备调部队进城，发动“二月兵变”的弥天大谎。他到处煽动，说：贺龙在北郊修了碉堡，私自调动部队搞“二月兵变”，“他在体委组织政变队伍，还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就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了中南海……”林彪的亲信李作鹏也对造反派肯定地说：贺龙搞兵变，让许光达任总参谋长“是事实”，“贺龙要将某军调来北京，由于中央及时识破贺龙的阴谋，才使兵变未遂”等等。
当时，贺龙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且正在广州休息，怎么能调动部队搞“兵变”呢?但在那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年代，这个蛊惑人心的谣言，飞快地传遍了全国，许多大中城市到处张贴着“贺龙搞二月兵变”的大字报，掀起了一个打倒贺龙的高潮。林彪见整贺龙的时机已到，便立即对他下手。但他很清楚，贺龙在党内、军内和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要搬倒他，必须获得毛泽东的同意。因此，他采用恶人先告状的办法，不择手段地调动各种力量，向毛泽东诬陷贺龙。
1966年8月25日，总参谋部外事局群众贴出了一张“特大喜讯”的大字报，庆祝中央没有让他们有意见的局长做毛泽东接见外宾的引见人，并批评了有关总参领导。作战部的部分群众也写了大字报表示支持。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部长王尚荣也签了名。消息很快传到林彪那里，叶群立即放风说：“一个部的正、副部长带头写大字报，炮轰总参领导……我看他们肯定有后台，不然他们不会有那么大的胆子。”[1]王尚荣是贺龙的老部下，又任能号令三军作战部长的要职，林彪自然不会放过他。林彪认定，王尚荣写大字报是受“贺龙指使的”，“贺龙是他的后台”。因此抓住所谓“八二五”事件大做文章。他先让叶群向杨成武代总长传达他对王尚荣的处理意见，随后又亲自给杨打电话说：“不要王尚荣当作战部长，不要他，要撤掉他。”并要总参尽快给他写个材料。接着，林彪主持召开军委常委会议，作出了对王尚荣停职反省的决定。总参按照他的指示，掀起了以追查王尚荣“后台老板”为重点的揭批查高潮。
林彪为造成一个反对贺龙的声势，8月下旬和9月初，又把他在海、空军的亲信李作鹏和吴法宪找去布置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空 军、政治学院都插手了，你们要警惕他夺权。贺龙实际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解决他的问题，你们尽快写个材料来。”[1]贺龙曾严肃批评过李作鹏拉帮结伙，搞地下活动；批评吴法宪“只报喜，不报忧。”故他们都对贺龙怀恨在心，立即搜集材料送给林彪。同时林彪还让叶群给总后勤部、装甲兵、炮兵、工程兵、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等单位的领导打电话，布置他们写揭发贺龙“插手（他们单位）的材料”。甚至连军委办公厅的警卫处长也动用起来，由叶群当面向他布置揭发贺龙。此人为飞黄腾达，便昧着良心胡编乱造，说：“贺龙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等来往密切，经常密谈，他亲自保管一支精致的进口小手枪……最近两个月每天放在枕头下，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后来，又有人造谣说：贺龙有支小手枪，放在中南海董必武女儿董楚青处，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泽东……”等等。林彪将他亲信和各单位提供的十多封对贺龙的诬告信和“材料”，以绝密文件转送给毛泽东。
9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找贺龙谈话，把林彪转去的诬告信给贺龙看，并说：“你不要紧张，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我当你的保皇派。”[2]毛泽东重申在抗战初期对贺龙的三条评价，使他深为感动。回到家中，心情仍很不平静，对薛明说：有什么能耐摆到桌面上来嘛，背后滴滴咕咕算什么本事!“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
贺龙没有想到，就在毛泽东同他谈话三天之后，林彪于8日召开了“小型打招呼会”，说贺龙“到处伸手”，要大家对他的所谓“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9日，毛泽东秘书给贺龙打电话说：“主席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3]贺龙遵照这个指示，10日上午到人民大会堂浙江厅拜访林彪。这下把叶群吓坏了，她怕贺龙身上真的带着枪，如临大敌，亲自带领警卫人员埋伏在大厅的帷幕后面，手中拿着枪，子弹上了堂，如果有什么动静，就立即“冲出去”。贺龙在同林彪寒暄过后，诚恳地说：“林总，我今天来想听听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林彪虚伪地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贺龙说：“不，林总，总会有一点吧!”林彪沉默了一会儿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明白他这话的含义，笑了笑坦然地说：“林总，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1]贺龙这番正气凛然、掷地有声的话语，使林彪无言以对。由于两人话不投机，无话可说，贺龙便起身告辞。林彪见贺龙不可能支持他，便策划进一步迫害他的阴谋。
参加诬陷迫害贺龙的元凶还有江青。江青对叶群说：“你的仇人告诉我，我去整他们；我的仇人告诉你，你想办法帮我打倒!”[2]她知道林彪要打倒贺龙，因此她在1966年12月30日，到清华大学把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找去，气势汹汹地说：“你爸爸犯了严重错误，我这里有材料，你告诉他，我可要触动他啦!”五天后，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贺龙“搞阴谋”，“是个坏人”，“要把他端出来”。她还到群众中去大肆煽动：“贺龙有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当月，林彪和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对贺龙大肆诬蔑，演出了一场令人作呕的闹剧。2月20日，江青收到武汉造反派、一名中学教师对贺龙的诬告信后，立即让中央文革把信送给林彪，自己拿了抄件去找周恩来说：“这下该把贺龙揪出来了吧!”她还操纵指使造反派，组成了所谓“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游行示威，向中央施加压力。
1966年底，在林彪、江青的挑唆下，体委系统的造反派不断去找贺龙“澄清问题”，宣传车停在他住宅外面，高音喇叭发出刺耳的尖叫声，把贺龙搅得不能工作，不能休息，血压升高，糖尿病加重。周恩来对贺龙关心地说：“你身体不好，工作我替你顶着，你去休息吧!”安排贺龙夫妇住进了新六所。不久，解放军政治学院造反派得到消息，声称要去“揪斗”。同时，有些造反派占领并抄了贺龙的家，抢走了大量机密文件。贺龙知道造反派是受人指使、被人利用的，决定回家去和他们讲理。他同薛明路过中南海时到周恩来处，准备向他报告回家去的事。此时，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到报告， 让秘书告诉贺龙夫妇：“暂时不要回家。”他回到家中，听贺龙讲了要回家去见群众的想法后说：“你身体不好，不要去见，有什么事我顶着。”并立即给贺龙家中的造反派头头打电话，命令他们马上撤走。他放下电话，对贺龙说：他们同意撤走了，但还会有其他组织去，你们先住在我这里。并让工作人员在西华厅给他们安排了床铺。他为了贺龙的安全，承担着巨大的压力，把他们夫妇留在家中。但中南海亦不平静，也有人起来造反，一些中央领导受到冲击。
1967年1月19日，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找贺龙正式谈话，告诉他：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在历史上有问题，在总参、海、空军、装甲兵到处插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主席百年后他不放心。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他见贺龙站起来要讲话，就接着说：“你不要再讲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并勉励贺龙“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1]20日凌晨，他派中央警卫团领导杨德中把贺龙夫妇送往西山象鼻子沟，住在半山腰一个平房院落中。这里三面是山，只有一条路出入，除了警卫人员外，再无其他人，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贺龙离开了工作，离开了群众，非常不适应，整日吃不好，睡不安，心情烦躁。回忆起自己的革命经历，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觉得无怨无悔。但想到林彪、江青一伙对他的诬陷，蒙受不白之冤，感到非常气愤。当他平静下来之后，就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尤其是反复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毛泽东著作，希望能从中找到他对当前“文革”中种种问题的答案。他还认真阅读报纸，密切注意国家的形势。贺龙上山的时候，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后来迅速刮向全国，掀起了一个夺权、打、砸、抢、抄的高潮，党政机构几乎都处于瘫痪状态，生产停顿。贺龙虽身处逆境，但仍然忧国忧民，心里焦虑不安。说：这要不得啊!连起码的生产都不搞了，将来人民吃什么，穿什么呢?他看到从中央到地方，大批党政干部被揪斗，被打倒，更是忧心如焚，说道：现在把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当成敌人，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把好人都清出党外了，洪洞县里没好人喽!他对造反派夺权非常反感，说：他们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 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夺走了。在这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时刻，贺龙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经深思熟虑，上书直言。在薛明的帮助下，3月初，他写出了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的报告，送周恩来请转毛泽东。贺龙在报告中揭露了王明路线造成的极大的危害，总结了当年“肃反”扩大化的严重教训，大声疾呼要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
毛泽东开始说要“保”贺龙，后来采取一批二保，最后完全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一伙对他的诬陷。1967年2月上旬，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比如杨成武，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军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1]
林彪、江青一伙为把贺龙置于死地，四处搜集他的材料。他们在1967年2月收到武汉市一名中学教师诬陷贺龙历史上有所谓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的诬告信，如获至宝，马上组织调查，把历史上早有定论的1933年贺龙处决蒋介石说客熊贡卿的事又翻了出来。林彪指使叶群，在中央碰头会上提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应该立案审查。江青、陈伯达、康生积极支持，他们联名向中央写了成立贺龙专案组的报告。9月13日，经毛泽东批准，“贺龙专案组”正式成立。从此，林彪、江青一伙借“审查”之名，对贺龙公开进行残酷的迫害。
“贺龙专案组”归“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二办公室（简称中央“二办”）领导，是军队中的第一要案。11月8日，康生和叶群主持讨论批准了《关于贺龙专案工作的设想》，他们指出：要把“投敌叛变”问题作为全案的“要害”和突破口。接着，“二办”主要领导和叶群召开会议，专门布置动员原红二方面军的干部揭发贺龙问题。贺龙专案组人员分头到湘、鄂、川、黔等地进行调查，对贺龙的亲友、老部下，以及曾同贺龙有过交往的原国民党要员大搞逼、供、信，有的被逼自杀。贺龙八十多岁的堂叔贺勋臣被打得鲜血直流，昏倒在地。但他们没有搞到贺龙“企图叛变”的任何材料。
1968年3月，林彪制造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后，由于中央“二办”和“贺龙专案组”的主要领导被打倒，林彪就派其亲信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叶群接管“二办”，由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任“贺龙专案 组”组长。4月中旬，江青、康生和中央“二办”新领导接见“二办”全体成员。江青对贺龙大肆进行人身攻击，污蔑“贺龙是个大刽子手”。5月16日，康生到“贺龙专案组”布置清查工作。向专案组人员面授他那套陷害好人的反动理论和整人方法，他说：要“由贺龙历史上的投敌叛变，联想到贺龙现行反革命行动绝不会没有，可以从历史这个‘此’，到现实这个‘彼’，由这个问题想到另一个问题……”[1]
5月20日，毛泽东明确表示不保贺龙了。他说：“贺龙这个人，我先是保的，但后来知道他搞阴谋，和成钧他们一起搞阴谋，搞颠覆，我就不保了。”他此话一出，康生控制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立即作出决定，将贺龙由原中央办公厅保护，改由“二办”作为专案对象实行监护。从此，周恩来再也无法保护，贺龙完全落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魔掌，处境越来越险恶了。
1968年下半年起，中共中央加紧筹备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江青一伙为阻止贺龙等八届中央委员参加“九大”，命令专案组加紧审查，企图在“九大”前把贺龙的问题定死。9月18日，专案组以军委办公厅名义给贺龙送去一封信，要他交代：“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党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湘西，与你怎样谈判的?最后达成了什么协议?”等等。贺龙见到此信，愤怒至极，将信狠狠地往桌上一摔，大声吼道：“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么!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又说：“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根本拿不出证据，如果有什么证据也是假的。”“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这些办事的人。27年、29年、33年的事统统是假的。他们想用毛主席的指示来压我，完全是给我栽赃。”此后，一连好几天，他愤怒的心情难于平静。在笔记本上反复写“冤枉”两个大字。他说：“他们要我签字，我就写这两个字。”贺龙的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以后，决定奋起反击，用事实来戳穿林彪、江青之流对他的诬陷。由薛明帮助把他从1916年刀劈芭茅溪盐局以来，经历的每件重大事情的来龙去脉，实事求是地清清楚楚地整理出来，交了上去，希望党中央和毛泽东能看到这个材料。康生对这个材料十分害怕，指示“不必传阅”，竭力对中央和毛泽东封锁。
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再次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会后，康生对贺龙的专案抓得更紧了，多次听取汇报。他说：贺龙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二变”问题。即历史上的“投敌叛变”和现行的“二月兵变”。而历史上叛变问题的关键是1927年8月，贺龙给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人发过四封“乞降”电报和1933年蒋介石派熊贡卿到红三军招降贺龙，这些问题是你们主攻的方向。于是，专案组立即到长沙，找到南昌起义时贺龙的顶头上司、国民党第四集团军司令，当时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唐生智，及贺龙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办他们的“学习班”，企图通过他们搞清四封“乞降”电报的问题。唐、陈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实在受不了专案组的逼、供、信和轮番批斗，就胡编一起，被迫写出书面材料，竟然将十年前的四封电报“一字不漏”地写了出来。因实在太离谱了，连专案组也认为“有水分”，不敢全文引用。此后，专案组按康生旨意，采用先扫除外围，再进行攻坚的方法，集中力量对与贺龙有关的各分案，实行各个击破。
林彪、江青一伙为整倒贺龙，不仅株连到他的妻子儿女，亲朋故旧，而且株连到他领导过的红二方面军、八路军一二○师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西北、西南军区，国家体委和国防科工委等军队、地方上的一大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其中属于“贺龙专案组”的有许光达、廖汉生、黄新廷、王尚荣、成钧、谭友林、荣高棠……等23个分案组，含军级以上领导干部19名，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5名，加上北京和外地受牵连遭迫害的干部和群众，有成千上万之多。为了从各分案组获得贺龙的所谓“罪证”，在“二办”和“贺龙专案组”的指导下，各分案组对审查对象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进行诱供、串供，甚至用法西斯手段刑讯逼供。“贺龙专案组”把各分案组提供的“材料”，再采用剪贴、拼凑拍照、节录与编造等非法手段撮合在一起，用这种假而又假的“材料”，作为给贺龙定罪的证据。
1967年11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的《中央关于对征询召开九大代表意见》的文件中指出：贺龙等人绝对不能留在中央委员会，不能当九大代表。此后，在经毛泽东圈阅发出的一系列中央文件中，把贺龙列为“党内一小撮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之列。
贺龙虽然身处逆境，但他最关心的还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人的安危。他天天看报纸、听广播。尤其注意参加重大节日领导人的名单，当发 现哪个老干部的名字不见了，他就深深地叹一口气，说：“怕是又叫他们关起来了!”如果这个干部是他的老部下、老同事，就会立即想到可能因他而受到株连，愤愤地说“：又是跟我连到一起了!若是我能出去，替他说句话就好了!”当谈到同他一起并肩战斗、工作的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元帅们遭到批判、迫害时，激动的心情往往无法控制，甚至用拳捶着床板气愤地吼道：“他们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啊!这些开国元勋若被打倒了，还靠谁呢?”“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怒火满腔地说：“我们党出了鬼，出了奸臣啦!”并用手杖敲打着林彪的头像“这个奸臣就是你。”又说：“康生这个人老奸巨猾，做尽坏事”；“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他们把老干部都搞光了，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贺龙看到新当选的279名九届中委和候补中委中，原166名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只有53人当选，许多久经考验的革命家被排斥在外。林彪、江青一伙的亲信，以王洪文为首的各地造反派头头被塞了进去，证实了贺龙对林彪、江青一伙要“搞大换班”的判断。便气愤地说，“他们反老干部有功，把老干部搞光了，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用心多么狠毒!”“九大”的召开，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得势。但贺龙坚信，这些奸贼可以得势于一时，但不能永久，所以他充满信心地说：“别看他们现在盛气凌人，日子长不了!”历史应验了他的预言。
林彪、江青一伙对贺龙不但进行政治诬陷、精神折磨、生活虐待，而且还进行医疗限制与迫害。贺龙住进西山后，开始借口有人前来揪斗，怕被人发现，把他们居室的窗帘全部拉上，不让拉开。随后，又将床上的被褥、枕头全部收走，使他们有一段时间只能睡床板，用手臂当枕头。伙食也很差，饭里沙子很多。同时，借口水源困难，在炎热的夏天，连续40天断绝了供水，每天只给一小壶。贺龙是71岁的糖尿病人，需要多喝水，这一点水哪里够用。他们只好不洗脸，不漱口。还是不够用，就在雨天用水盆、脸盆、口杯等各种容器积水。有一次，贺龙同薛明抬水盆时摔倒，扭伤了腰，躺了半个多月。尤其在贺龙被立案审查后，林彪、江青控制了专案组，切断了贺龙与周恩来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对贺龙的迫害和摧残。首先，为加强监视，强制调换了驻地。伙食越来越差，饭的数量少，菜是水煮白菜，糠萝卜和像甘蔗皮一样的老豆角。由于缺乏营养，使贺龙的糖尿病失去了控制，饥饿难忍，只好 在院中挖野菜、腌泡菜冲饥，但这根本解决不了营养不良的问题。贺龙一天比一天消瘦、虚弱，出现头昏心慌，心律失常等症状。1968年3月下旬终于病倒了，患了脑缺血失语症，被送到北京卫戍区一家医院。院方遵照林彪一伙关于“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完全违背了“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把贺龙当作敌人，污蔑他“诈病”，百般刁难。贺龙不堪侮辱，病还没有好就出院了。随后，黄永胜专门向专案组人员交代，“对贺龙要管理控制用药。要派一名医生或护士，专门管他的吃药问题，把他的药收管起来。”从医疗上加强对他的迫害。为此，专门选调来了一位“政治可靠的”男护士。专案组对他说：“尽量用现有药物，维持现在水平就行，不要像对待好人那样”对待贺龙。此人立即以“组织决定”，检查自己存放药物是否过期为名，把贺龙从家中带去治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等病的37种3000多片（粒）药全部收走，甚至把检验糖尿病的试剂也拿走了。他不懂得对贺龙所患糖尿病、心脏病的治疗，却擅自减少、调换和中断使用一些重要药品，连每天三片最起码的降糖药也无法保证。在贺龙逝世前半年多时间中，来给他检验过一次血糖。贺龙气愤地说：“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就是要用杀人不见血的手段，硬是把我拖死。”“我不能死，我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
一位身患多种疾病七十多岁的老人，怎经受得起长期的身心严重摧残和迫害!贺龙的身体每况愈下，糖尿病迅速恶化。1969年5月上旬，连续摔倒七次。但那位专管“医生”对贺龙如此明显的糖尿病恶化征兆，却视而不见，始终不同意给他做血糖和尿糖检查。6月8日，贺龙连续呕吐三次，呼吸急促，浑身无力等糖尿病酸中毒的严重症状表现出来了。拖到下午3时，“医生”才来打了一针“止吐针”，没有止住。到下午5时，贺龙血压下降，上腹部剧烈疼痛，病情加重。在薛明一再要求下，四个小时后，医院才派来两个医生，从贺龙早晨发病，已拖延了13个小时。医生请示专案组后，不给贺龙做血糖、尿糖检查，却给他输了糖尿病人不能随便使用的高渗葡萄糖。贺龙在输液时，头脑很清楚，待医生走出病房后，对薛明说：“要小心，他们要害死我!”薛明对给贺龙输葡萄糖很担心，要求医生慎重用药并对病人进行检查。医生怀疑贺龙是“畏罪自杀”，因此，取了他的尿样后，不检查尿糖，而是送到药品检验所去化验。9日凌晨，当已确诊贺龙是酸中毒后，医生仍不用特效药胰岛素控制病情恶化，而继续用大量葡萄糖进行反治疗，致使贺龙病情急剧恶化，医生才不得不要求送往医院抢救。9日5时半，专案组和解放军总医院医护人 员到西山，经检查，请示，7时才同意送医院。在贺龙送医院之前，林彪的亲信邱会作指示医院：只派一般医生，不要派主任。所以，当贺龙8时55分到医院后，院方没作抢救准备，也无专家到场。10时55分，贺龙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主治医生提出请专家会诊。院方不顾病人死活，拖到13时30分才进行会诊。为不让专家知道病人是贺龙，只允许他们“背靠背”根据病情汇报、化验和X光片进行讨论。由于没有及时组织专家会诊和采取有力的抢救措施，他入院后仅六小时多，1969年6月9日15时04分，便含冤与世长辞了，终年73岁。
周恩来得知贺龙逝世的噩耗，心里非常悲痛，立即通知黄永胜，让薛明率子女向贺龙遗体告别。10日晚上，贺龙的遗体被匆匆火化，也没有通知家属，骨灰盒上没有贺龙真名，是专案组起的叫“王玉”的化名，放的地址也不让家属知道。
11日，“贺龙专案组”按黄永胜等人的“指示”，向中共中央写了“贺龙死亡报告”，故意隐瞒死亡的真相，只是笼统说：“经多方全力抢救终于无效死亡”。
林彪篡党夺权和妄图策动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仓惶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折戟沉沙，落得可耻的下场。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很快认识到过去偏听偏信林彪一伙的谗言，错怪了许多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同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同志，使他们蒙受不白之冤。为此，他公开作了自我批评，承认错误，给他们平反昭雪。毛泽东首先想到了贺龙。他于1973年2月底，在中南海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问题。策反的人，贺龙把他杀了。”还说：“我有缺点，听了一面之词。”他意思很清楚，要为贺龙平反。但张春桥却故意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隐瞒毛泽东的指示。12月21日，毛泽东在军委常委会上再次指出：“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你。”“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又说：“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也犯了错误。”“有几次听了一面之辞，就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
转眼九个月过去了，毛泽东还不见给贺龙平反，在1974年9月上旬，询问陪同外宾到武汉的邓小平：“为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并指示“不要 核对材料了!”应迅速给贺龙平反，恢复名誉。邓小平回京后，向政治局作了传达。随后，在周恩来、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对贺龙的平反工作加紧进行。9月29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1974）25号文件，即《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否定了林彪、江青一伙强加给贺龙的罪名，给他平反，恢复名誉。之后，毛泽东又指示，要做好对贺龙家属的善后抚恤工作。
当时，由于参加迫害贺龙的元凶之一江青还在台上，以她为首的“四人帮”竭力干扰对贺龙的平反工作。所以，中央25号文件对贺龙的平反是不彻底的。说什么“中央当时认为，把贺龙同志的问题搞清也是必要的。”把贺龙被虐待、摧残、迫害致死，说成是“病故”等等。
1975年6月9日，是贺龙逝世六周年的忌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四人帮”为限制和缩小贺龙的影响，提出了对举行此仪式保密，不治丧、不致悼词，不献花圈，不报道，不宣传等种种限制。贺龙亲属接到这个通知后，非常气愤，立即上书周恩来和毛泽东，据理力争，“恳请中央，补行葬仪”。当时，周恩来正重病住院，他接到信后，支持贺龙亲属的要求，马上致信毛泽东：“如主席另有指示，当与政治局设法补救。”毛泽东批示“照总理的意见办”。于是，周恩来决定：重新布置会场，安放花圈，准备悼词，并抱病亲自参加了仪式。他眼含热泪对薛明说：“我没有保护好他啊!都六年了，贺老总的骨灰没有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说罢，失声痛哭。他在贺龙的遗像和骨灰盒前，深深地鞠了七个躬。代表党中央致悼词说：“贺龙同志是个好同志。”“……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战争年代，或在全国解放后，他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贺龙同志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决定拨乱反正。中央军委指示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对贺龙死因进行调查。组织首都著名的医学专家，对贺龙的死因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并写出了《对贺龙同志医疗经过的意见》。调查组经过一年调查，1980年3月下旬，写出了结案报告，指出：从大量无可辩驳的确凿证据证明，贺龙同志完全是被林彪、康生、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的。他们对贺龙“在精神上肆意摧残折磨，生活上虐待，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使贺龙同志的糖尿病发展，恶化成酸中毒和引起了一系列并发症后，含冤而死。”
两年后，中共中央于1982年10月16日，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终于恢复了历史本来的面目。陷害这位开国元勋的林彪和“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贺龙的光辉业绩彪炳史册，贺龙这个不朽的名字，将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
注释
[1] 《毛家湾纪实》第31页，1988年7月，春秋出版社。
[1] 胡思升：《贺龙之死》，《林彪1959年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164、165页。
[2] 薛明：《向党和人民的报告——忆贺龙同志遭受迫害的日日夜夜》，《将军心目中的贺龙元帅》岳麓书 社1996年1月版，第357页。
[3] 《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781、782页。
[1] 薛明：《向党和人民的报告——忆贺龙同志遭受迫害的日日夜夜》，《将军心目中的贺龙元帅》岳麓书社1996年1月版，第357页；《贺龙传》第611页，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版。
[2] 杨金路、江海洋：《贺龙被害内幕——“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贺龙元帅记实》（下）， 《法律与生活》1986年第12期；林立衡揭发材料；1977年3月，《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 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第104页。
[1] 《贺龙年谱》第787、788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版。薛朝：《向党和人民的报告》、《将军心目 中的贺龙元帅》，岳麓书社，1996年1月版，第358页。
[1] 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23）毛泽东1967年2月3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卡 博·巴卢库的谈话。
[1] 王年一：《关于贺龙冤案的一些资料》（33）1968年5月16日康生对《贺龙专案组》人员的讲话； （35）1968年5月20日，毛泽东接见在京学习班党员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