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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生涯
董健吾，原名董选青。1892年1月出生于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县城东门棣华桥一个小康之家。祖父早年当过几任县官，去世后，家里由续弦董沈氏掌管。董沈氏出身书香门第，精明强干，颇善当家理财，除了经管家中百来亩农田外，还经营租船业，从事沙石等建筑材料的运输。董沈氏无出，膝下只有先夫所遗之子董守志。董守志娶妻董蔡氏，生有两个儿子，兄弟俩相差17岁。长子娶妻生子后不久即弃世，次子即董健吾[1]。董健吾从小聪明机灵，祖母以阅世老人的智慧认定是可造之材，因而寄予厚望，极为钟爱。 一到上学年龄，董健吾即被送入本城私塾读书。
董沈氏笃信基督教，与教堂神职人员相熟，把家中富余的房屋租给一位美国女传教士“包小姐”。包小姐见小健吾天性聪颖，很是喜爱。闲来无事，就教孩子学讲英语。一年多后，小健吾已基本掌握了一般日常用语，可以流利地与人用英语会话。因为祖母和包小姐的原因，不久，董健吾就从私塾转入教会办的青浦县圣公会小学就读。1905年，由包小姐介绍，董健吾进入著名的教会学校苏州桃坞中学。1908年，董健吾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高中部。 三年后，他又如愿考上了圣约翰大学的数理专业。由于包小姐鼎力相助，董健吾获得了圣约翰大学数额有限的减费生待遇，得以入学深造[2]。
在圣约翰大学，董健吾心胸开放，求知欲极强，除了本专业的课程外，对文学和哲学也很感兴趣，他的英语口语尤其出类拔萃。此外，董健吾还是运动场上的足球主力，曾是校运动会的跳高冠军。他具有很强的交际能力，与老师们也多有来往。学校里有一名会魔术的美籍教授卜德能（译音），机敏精灵的董健吾跟着他勤学苦练了一段时间后，掌握了不少变魔术的诀窍。
1915年，董健吾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圣约翰大学的毕业文凭。美籍校长卜舫济立即聘他为圣约翰大学高中部的数理教师兼管理员。与此同时，他还特意指定董健吾进修圣约翰大学神学院的课程。两年后，董健吾获得了神学院的结业证书，具备了当牧师的资格。
大学期间，奉祖母之命，董健吾与同乡女子黄慧光结为夫妇。
注释
[1] 访问董惠芳记录，1997年9月16日。
[2] 《董健吾自传》，存上海市委统战部。
·
·改变命运的选择
为了培养和考察神职人员的敬业精神和实际工作能力，按照当时惯例，董健吾必须在教会的基层单位阅历一番，以取得从事高级神职工作所必须具备的资历。1917年，董健吾被安排到扬州教会学校美汉中学任校务兼数理教员。在此期间，他取得地方教会和教友支持，创办了一所教会小学——友基小学。
此时，中华圣公会为创办自立、自传、自养的教区而发动了一场“三自”运动。董健吾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浦化人是上海地区三自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董健吾也积极参与宗教界这一进步活动。1920年，应西安圣公会之召，董健吾举家奔赴西安，负责开办西安中学。在西安，他努力发动教友，积极联络当地上层人士，并争取到了陕西水利局长李宜之和实业厅长刘宝廉的支持和帮助，经过一番筚路蓝缕的艰难创业后，完成了开办西安中学的任务，并任该校校长兼教员。
1924年，始终关注着董健吾动向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觉得董健吾已有了一定的资历，拟纳入准备继任他的职务的轨道。于是，一封聘书寄到了西安中学，董健吾被聘为圣约翰大学坐堂牧师兼高中部学监。是年8月，董健吾回到了离别七年的母校圣约翰大学。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举世震惊。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大多是富家子弟，在社会上素有“贵族学生”之称。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对各种政治运动都表现得比较冷淡，但英帝国主义的血腥暴行极大地激起了他们的民族感和爱国心。学校师生群情激愤，酝酿开展罢课罢教斗争。以卜舫济为首的校方极力加以阻挠，他们先是想以提前放假的方法来化解师生的罢课罢教斗争，在师生们一致反对下，校方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为了压服爱国师生，卜舫济一变往日温文尔雅的面目，派人撤了师生们为五卅死难烈士所设的灵堂，并粗暴地扯下灵堂中悬挂的中国国旗。校方的这一挑衅性行动，火上浇油般地激起了师生们的更大愤怒。
在民族的耻辱、祖国的尊严面前，董健吾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学校师生们的爱国运动，并成为其中的领头人。在他的带领下，师生们降下了校门口的星条旗，并将它撕得粉碎，同时毅然升起中国国旗。师生们与以卜舫济为首的校方的矛盾冲突逐步升级，愈演愈烈。最后，校园内终于爆发了师生们集 体签名宣布“永不回校”的活动[1]。
为践诺自己的誓言，第二天，董健吾便举家搬出圣约翰大学。在对五卅运动的积极参与中，他结识了当时正求学于沪江大学的李公朴。不久，即由李公朴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属上海华龙路第三区分部[2]。
注释
[1] 《青浦人》，黄山书社1993年8月版，第26页。
[2] 《董健吾自传》。
·叛逆的怪牧师
1925年9月，董健吾被坐落于爱文义路（今北京路）的圣彼得教堂聘为第5任牧师。
因董健吾有过在扬州、西安、上海等地多年办学的经验，1927年，在南京教育部任秘书的同乡兼同学戴志骞推荐他出任青浦县中学第一任校长。董健吾乐意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出一把力，在征得圣彼得教堂的同意后，赴青浦家乡挑起了办校的重担。
在青浦，董健吾结识了高尔松等一批有名望的中共党员。他们对董健吾的办校十分关心，曾从各方面予以支持和帮助。董健吾对他们甚是敬重。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随即在东南各地部署“清党”。青浦县的反动势力开始进行猖狂的反扑，他们雇佣地痞流氓，捣毁了县政府和县党部。当地的一批土豪劣绅纠集起来向上海警备司令部告发县党部委员高尔松等七人是共产党员，并控告他们犯有“煽动农民举行暴动”的现行罪。上海警备司令部下文“同意密令缉拿”。
李公朴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找到董健吾商议此事。经李公朴从中疏通，上海警备司令陈群将董健吾委为国民党青浦县党部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得此任命，董健吾接收了国民党县党部，与新县长顾莞生协同办理清党事宜。 在讨论如何缉拿高尔松等七人时，董健吾以分别逮捕有打草惊蛇、可能招致漏网之弊为由，提议采用鸿门宴之计，即以他和顾莞生的名义在县署设宴，邀请高尔松等七人参加，以收一网打尽之功。在取得一致意见后，他冒着风险，暗中派出自己的至交、县政府第二科科长张东翼，让他分头通知高尔松、孔如麟、姚湘涛等人，他自己则会同第一科科长戴克宽与顾莞生周旋。结果，设宴那天，连曾在请帖上签名答应前往“敬陪”的人也无一到场。这一阴谋的落空，使顾莞生等人大失所望之余，对董健吾产生了怀疑。但一时之间， 又抓不到什么把柄。为应付差事，县党部只得亡羊补牢地发出一则公告，通缉高尔松等七人：“如有拿获”，“每名悬赏洋二百元”[1]。
接着，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出葛建时接收青浦县县党部，同时宣布董健吾的清党委员会为非法。见目的已达到，董健吾自然偃旗息鼓，不与理论。 为防生变，董健吾辞去青浦县中学校长之职，携家带口回上海圣彼得教堂。
不久，董健吾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浦化人找到了他，邀他同赴国民革命军郑州冯玉祥部任随军牧师。此时，董健吾正因不满上海国民党反动派那股甚嚣尘上的反共气焰和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而心绪压抑，就向圣彼得教堂请了一年长假，跟随浦化人离沪赴豫。
在郑州，董健吾与冯玉祥晤谈之下，彼此感到十分相契。冯玉祥当即委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宣传处秘书长兼洛阳工人事业管理处处长职，令其长驻洛阳。
董健吾的具体工作是管理陇海路沿线十余县铁路工人的福利事业。作为牧师，他对此类带慈善性质的工作尽心尽力，经常不辞辛苦地四处奔波，认真主持每月向铁路低薪工人发放面粉、盐和其他廉价生活必需品的工作。1928年7月间，他为一位姓张的铁路清道工人主持公道而与洛阳县长霍济华发生冲突。事情闹大后，传到冯玉祥处。冯玉祥派人查明霍济华的殃民劣迹后，下令将他处以极刑。事后，社会上谣传霍济华为董健吾所陷害，而霍济华恰恰又是当时权势日炽、手握重兵的西北军将领韩复榘的亲戚，韩复榘乃扬言要向董健吾报复。为避祸，董健吾回到郑州，得到冯玉祥的保护。
在郑州期间，董健吾与冯玉祥一家相处甚洽。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是李家第三代基督教徒，冯玉祥本人也已皈依基督教，人称“基督将军”。冯玉祥很看重董健吾这位学识丰富、豁达豪放的随军牧师。知道董健吾通晓英语，李德全母子常请他辅导英语学习。
冯玉祥部开始清党后，有风声传出，董健吾也被列入清党的名单。一次，在与浦化人的交谈中，董健吾发牢骚道：我又不是共产党，他们为什么要“清”我？真是岂有此理！我要是共产党就好了。见董健吾对共产党抱有这样的态度，浦化人感到很高兴，决定发展他入党，就向他透露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以后，浦化人又介绍董健吾认识了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张景曾。 1928年8月间，经过认真的谈话后，由浦化人和张景曾作介绍人，董健吾填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
9月底，清党风声愈紧，浦化人化装为农妇离开郑州。董健吾因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得以继续留在冯玉祥部队。其后，为加强对冯玉祥部的控制，南京方面将郭春涛派到冯部任总司令部政治部部长。郭春涛与政治部秘书主任何其巩、秘书王少谷等拉帮结派，抱成一团，董健吾拒绝与之沆瀣一气。 冯玉祥为了董健吾的安全，建议他及早离郑。行前，冯玉祥为之设宴饯行。 席间，谈到董健吾的为人，冯玉祥说：“你是个怪牧师。”对董健吾的进步思想和亲共倾向，亦不免感到惊讶和不解。临别，冯玉祥赠送川资200元，以示友好。
注释
[1] 《第一次国共合作在青浦》，《青浦文史》第6期。
[1] 《董健吾自传》。
·圣彼得教堂的秘密
返沪后，董健吾仍回圣彼得教堂供职。不久，中共上海地下党派互济会负责人王弼与之联系。在王弼的领导下，董健吾参加了互济会的一些工作，并认识了潘汉年、李维汉等人。在互济会，他的主要任务是以牧师身份，借到狱中向犯人布道的机会，沟通被捕的中共党员与狱外党组织和家属的联系，然后由地下党组织根据具体情况展开对被捕人员的营救工作。为了扩大工作面，董健吾说服了山东路天安堂一位姓尤的牧师，帮助他为被捕人员递送救济费。
半个世纪以后，李维汉为董健吾在此期间所做工作出具的证明中写道：“l929年和1930年，我在上海工作，同董健吾有往来，曾委托他营救过被捕同志。当时及以后的若干年内，他利用自己的牧师地位和社会关系，参加革命的救难工作是有成绩、有贡献的……”[2]
从1929年开始，董健吾参加了陈赓及其继任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央特科二科（后改为三科）的工作。
根据陈赓的指示，为将圣彼得教堂建设成一个安全的秘密据点，董健吾殚精竭虑地进行了巧妙的改造和布置。
本来，圣彼得教堂除正门外，还有一扇门直通一墙之隔的附属医院广仁医院。为了增加人员进出的通道，并使之更便捷更隐蔽，经过一番苦心的琢 磨，董健吾又设计出两处新的出入口。一处是在教堂东首，他选择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隔出一个小间，小间打通教堂大墙而造成的一扇门，可以直通外间的街道，另一扇门内通大堂。这个小间以后被称为“靠街间”。另一处在教堂的西北面，董健吾以教堂的名义租下了墙外的一套民居，教堂破墙开出的门就是这套民居的后门，而它的前门外面就是一条居民杂处的小弄堂。这样，来人便可以不经过正门就直接进出教堂。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除正门外还有三处出口可以迅速而隐蔽地疏散人员。改造方案完成后，董健吾专门为陈赓和周恩来配制了进出靠街间房门的钥匙。
根据秘密工作的需要，圣彼得教堂里的工作人员包括佣人、花匠等，都是地下党派来的。董健吾又具体制定出一套秘密接头的暗号，连教堂里摆设的各色盆花都是具有特定意义的联络暗号。有时，秘密文件和材料也被藏在花盆的底部。为此，他的几个孩子被严厉告知：不准移动圣堂的花盆。圣堂讲坛木板下，也成为保藏党的秘密文件的一个最安全的空间。
在董健吾的精心策划下，圣彼得教堂成了上海地下党一处新的安全的秘密活动点。在圣彼得教堂多次举行的各种秘密活动和秘密会议，从未出过纰漏。
1930年2月13日，由鲁迅、郁达夫、夏衍、田汉、董健吾等51人发起组织的中国自由大同盟在圣彼得教堂召开成立大会，由于董健吾的周密安排，成立大会顺利召开，安全结束。
会后，为了向社会各界通报自由大同盟成立的消息，中共地下党派员去申报馆要求刊登成立启事，结果，被驻守在报馆里的国民党捕房特务扣留。 组织上又向董健吾下达了此项任务。一进申报馆，他就被捕房特务揪住，他灵机一动，声称是来找报界名人、“表叔”张继斋的。张继斋时任《新闻报》馆考核主任，与董健吾在申报馆工作的舅舅相熟，董健吾向他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由。作为一个正直的报人，张继斋对自由大同盟的活动表示同情，但考虑到当局对社会舆论的严厉钳制，他不同意刊登启事；作为变通办法，他提出可以在新闻栏内登出一则自由大同盟召开成立大会的消息报导。启事与报导在宣传效果上并无差别，董健吾高兴地道谢作别。
第二天，消息见报，社会各界极为振奋，反动当局则无可奈何，而《新闻报》也言之成理地从容推卸了政治上的责任。
以后，圣彼得教堂成为自由大同盟的活动地点和办公地点。鲁迅等盟员 经常在教堂后面的小讲堂里开会，研究大同盟的活动。宋庆龄、茅盾等社会名流也多次光临，参加有关活动。一到有事，董健吾便与妻子和孩子们在各处望风，作警戒工作。在他任圣彼得教堂牧师期间，中共地下党的这一处秘密据点从未暴露，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戴着宗教神圣光环的圣彼得教堂变成了屹立于恶风逆浪中的一座红色堡垒。
注释
[2] 原件存董寿祺处。
·惩治叛徒白鑫
1929年8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中共江苏省委委员颜昌颐和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邢士贞等在沪西新闸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家召开中央军委会议时，被捕房巡捕和国民党上海公安局的包探逮捕。事后查明，系叛徒白鑫出卖所致。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主持下，特科开展营救活动，未果。8月30日，彭湃等四人在龙华英勇就义。
为报仇雪恨，周恩来亲自部署惩治叛徒的计划，陈赓负责具体执行。经过大量的侦察工作，特科获悉白鑫隐藏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上海警备司令部督察处长范争波家中。白鑫自知罪大恶极，躲在范家，深匿简出。为逃脱惩罚，他准备于11月11日晚坐特快火车去南京领赏后，远走高飞，赴意大利避风。
得到确切情报后，陈赓命令董健吾负责两项侦察任务：一、摸清地形，提出行动方案；二、随行动队监视敌人动态，事后核实战果。为了完成任务，董健吾装成移居海外多年而归国寻亲的富翁，多次到现场打探踏勘，详细摸清了范宅所在的和合坊第四弄弄堂内外和霞飞路四周的路况。他画出地形图，上面标明行动方位，行动员的隐蔽点和进路、退路；还准确地测算出离和合坊最近的嵩山路巡捕房警车闻讯出动后赶到现场所需的最短时间。
11月10日，陈赓召集参加此项行动的五名行动队队员开会。为提高同志们对这次行动重大意义的认识，激发斗争热情，他介绍了四位烈士在党内的身份地位和他们的牺牲对党的事业所造成的重大损失，以及敌人在狱中对他们所施加的暴行。为保证行动万无一失，陈赓又发动大家认真分析和研究行动计划中每一处细节的可行性和可靠性，直到大家一致认为已无懈可击，再也提不出任何补充和修改的意见，才最后正式确定行动方案，分配各人任务。 会议结束前，陈赓带领队员们举手宣誓：为了党的利益，百折不回，临危不惧，誓死为死难烈士报仇
11日晚，陈赓亲率董健吾等五名队员，乘上由行动员自己驾驶的一辆黑色轿车，驰至预定的重庆路某僻静处停靠后，行动员们进入和合坊，各就各位。董健吾是观察员，他时而装作行人在弄堂内外闲步望风，时而站在街上装作观看橱窗里陈列的商品，从橱窗玻璃的反射中观察路上的动静，特别注意提防敌人的暗哨。
因情报准确，白鑫和另一个叛徒王英及范争波兄弟、随从保镖等一行人果然在预期时间内走出家门。早已守候在外的行动队员们迅速拔出手枪，对准目标一阵射击。
听得枪声，董健吾赶忙跑进和合坊，因是黑夜，他只隐约看到几个人仆倒在地，而自己的同志们则已无影无踪，看来都已安全撤离，他这才放下心来。他正想混入闻声而来看热闹的人群中，走近现场验明敌人死伤时，法租界的警车和巡捕也已赶到。从枪响到警车赶来，共计15分钟，与他事先测定的时间完全相符。巡捕一进弄内就立即布岗，并驱散前来围观的人群，致使董健吾无法近前核查。觉得自己的任务还未完成，他当晚就去法租界捕房找一个平时归他联系的内线家中打听消息。他被告知：白鑫和王英这两个叛徒以及范争波的兄弟范争洛等被当场击毙。范争波被击中颈项，血流如注，但他老奸巨猾地躺在血泊中装死。直到行动队队员撤离，才爬进家门，向警备司令部紧急报警。探明这些情况后，董健吾立即向陈赓作了汇报。
这一大案很快就传扬开去，震动了上海，租界当局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之胆寒。翌日，除租界的外文报纸以外，所有报道此项消息的中国报纸都被迫开了“天窗”，只保留一条标题。11月13日，上海的几十家中外报纸一哄而上，连篇累牍地争相报导这一事件。某家报纸甚至用红色大标题发布此案消息，并绘声绘色地大肆渲染事件经过，称之为“东方唯一的大谋杀案”。国民党当局企图一手遮天，掩尽世人耳目的努力付之东流，只得徒唤奈何地看着报界对这一新闻热点的大肆炒作，任其哄传一时。
·创办大同幼稚院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年代，出现了一批革命遗孤和因其他种种原因而失去父母呵护的共产党人子女，为了收容和抚育这些革命的后代，中共上海党组织决定创办一所幼稚院。考虑到董健吾作为教堂牧帅，办附属于教会的社会 慈善机构最为名正言顺，不易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怀疑，1929年下半年，王弼代表党组织把这一重大任务托付给了董健吾。出于一种崇高的道义感和责任心，董健吾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筹备期间，他着重抓了办园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经费，二是园址。互济会为幼稚园拨款500元，但这个数目还远不敷用。虽经董健吾以教会名义，通过各种方式向教友和社会多方募集，经费仍有很大缺口。董健吾决定将分到的祖业田产转手出卖，所得现款，半数以上充作办园经费，剩下的仅够偿还他历年所欠的债务。
在凑足了最低限度的办园经费后，他又多方奔走联系，以低廉的价格租用了圣彼得堂教友肖智吉的一幢三楼三底的石库门房子。开办工作一切就绪后，1930年3月，大同幼稚园在戈登路441号（现江宁路）挂牌开业。董健吾任园长，王弼任顾问。其“大同”之寓意为共产主义的世界大同理想。为了给幼稚园涂上更浓的保护色，董健吾特地托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书写了园名，将其墨宝制成匾额，悬挂于幼稚园的大门口。
大同幼稚园收托的对象以革命者子女为主，也兼收教友的子女。对外公开宣传优先照顾教友子女，实际上，入园的孩子大都系革命者子女，教友子女只是一种点缀，起着掩人耳目的作用。革命者子女的家长姓名，特别是家庭地址，都是绝对保密的。这些孩子一般都是由互济会负责人直接陪同孩子的亲戚或保护人送来的，连董健吾也始终未能全部知道这些孩子的真实身份。 先后入园的20余名儿童中，有彭湃的儿子彭小丕、恽代英的儿子恽希仲、蔡和森的女儿蔡转、李立三的女儿李力，还有杨殷的儿子、王弼的女儿等。毛泽东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是杨开慧牺牲后，由他们的舅母李崇德从湖南板仓先送到上海毛泽民处。1931年3月，商人打扮的毛泽民由互济会负责人陪同，将三个孩子送到大同幼稚园。是年，毛岸英兄弟分别为8岁、6岁和4岁。
大同幼稚园的工作人员大都是中共党员和中共干部的家属，如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化名李文英）、李求实的妻子陈凤仙、王稼祥夫人朱仲丽的嫂子陶锡琪等。
对于孩子们的医疗问题，董健吾以教会的名义特约广仁医院的医生兼任园医。广仁医院的医生和护士都是圣彼得教堂的教友，是董健吾可以信赖和指派的朋友。与广仁医院挂钩的最大好处还在于又减少了一条幼稚园与外界接触的渠道，使孩子们的安全和健康又多了一重保障。
1930年底，互济会领导人兼大同幼稚园行政负责人谭筱影陪同两位国际友人来园参观，外宾提出这里地处闹市，且园内场地狭小，缺少游戏场所，孩子们整天关在室内，不利于健康。地下党也考虑到这里离租界巡捕房不远，洋捕华捕来往频繁，出没无常，一旦被识破，后果不堪设想。于是，经过一番策划，董健吾将幼稚园迁移到陶尔菲司路341号（今南昌路）一幢坐北朝南的楼房里，这里不仅阳光充足，空气新鲜，室外场地也宽敞，又邻近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孩子们可以比较方便地去公园玩耍。
在董健吾任园长的一年多时间里，幼稚园诸务顺遂。1931年4月，奉周恩来之命，董健吾赴汉口执行秘密任务。临行前，他辞去园长兼职，一应园务转交王弼负责。
·汉口脱险
1931年4月，董健吾接受了一项新的工作任务：跟随顾顺章护送沈泽民和张国焘到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工作。当时，顾顺章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特科负责人。由于在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等工作中有过成绩，随着在党内地位的日渐升高，顾顺章开始忘乎所以，政治野心恶性膨胀，个人劣质暴露近尽。他热衷于搞暗杀、爆炸之类的恐怖活动。 随心所欲地出入舞厅酒楼，迷恋声色，生活失检。出于庸俗的虚荣心，他喜欢招摇过市，惹人注目。受到党内同志批评时，他便以广交上层为挡箭牌。 他曾自鸣得意地宣称：“拘泥小节难成事，身在闹市学时髦，长袖善舞广交际，反使敌人不生疑。”[1]
他的种种冒险举动终于引起敌人注意，招致了敌特的跟踪监视，他已无法在上海立足。鉴于此，党组织决定将他调离特科，并借这次护送任务让他转往汉口工作。
行前，周恩来特地约见了董健吾，让他协助顾顺章完成护送任务，并在汉口为顾顺章安排一个安全的社会关系存身。在谈话中，周恩来一再流露出对顾顺章的深深担忧，叮嘱董健吾务必提高警惕，关照他既要密切注意敌人的动向，也要注意自己人的情况，防止轻率，避免盲目。一旦发现情况，及 时向上海党中央报告。
顾顺章则告诉董健吾，他准备组织一个魔术团，借巡回演出之机，把一批枪支、弹药和食盐、西药等革命根据地的紧缺物资夹带在道具行李中，蒙混过关，设法送进苏区。
安抵汉口后，顾顺章一行与红四方面军派来的交通员接上了关系，由交通员将沈泽民和张国焘护送到鄂豫皖苏区。董健吾则忙于完成自己的任务。 他找到了老同学、时任汉口既济水电公司经理的刘少岩，并在他家寄宿。数日后，董健吾替顾顺章物色了一处可靠的社会关系，便通知顾顺章住过去。 孰料，顾顺章一口拒绝。这时，他已住进了汉口新世界饭店，说是住饭店膳宿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比借住私人家中更方便、更自由，不肯搬出。不久，董健吾打听到新世界饭店的老板是汉口流氓帮派洪帮的“龙头”、长江侦缉队队长和军统特务杨庆山，深为顾顺章的安全担忧。他立即将这一情况转告顾顺章，要顾马上离开虎口，免生不测。顾顺章竟毫不在意，吹嘘他与洪帮中人向有交往，还狡辩说虎口往往反而是一个最安全的庇护所。想起临行前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再三嘱咐，董健吾反复向顾顺章陈述利害关系，郑重告诫此举危险性太大。他竭诚苦劝顾顺章：现在确保安全尚嫌不足，岂能自投罗网、自我暴露？为了党的利益，董健吾坚持要顾顺章搬出新世界饭店，但顾顺章一意孤行，拒不听从。
为了交流情况，董健吾与顾顺章约好以在长江边散步为掩护定期碰头。 然而，他怎么也想不到，顾顺章竟然违犯地下工作之大忌，未经他的同意，就随随便便地带一名自称为“徐小姐”的女人同来。据说，这位徐小姐是汉口著名的交际花。她打扮得一身是白：白西装，白丝巾，白手套，白皮鞋，一副卖笑女的架势。顾顺章却毫不在乎，大模大样地与之挽臂同行。这位徐小姐似乎对董健吾很感兴趣，数次打听他的姓名、籍贯、职业等情况。董健吾只得胡乱支吾过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根本无法与顾顺章谈工作。所以，敷衍几句后，便与顾顺章匆匆告别。彼此分手后，董健吾十分警觉地发现，徐小姐正在暗暗地窥测他的去向。董健吾觉得徐小姐来路不正，要求顾顺章绝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劝其与徐小姐断绝往来。顾顺章却依然是一副大大咧咧、满不在乎的样子，反而怪董健吾少见多怪，疑神疑鬼。
有一次，董健吾与顾顺章约好在一家饭店借吃饭之机碰头。会面时，董健吾两次发现窗外有人窥视。在董健吾的执意坚持下，顾顺章才勉强同意改换接头地点。事后，顾顺章又一次嘲笑董健吾多此一举，说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顾顺章玩过魔术，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登台献技，还在上海斜桥路开过一家专门出售魔术道具的商店“奇星魔术社”。为了继续挥霍，他决定搞几场魔术演出来搂一笔钱。在董健吾毫无所知的情况下，顾顺章擅自与汉口一家剧场签订了演出合同，并以“广寒宫主人”的艺名在汉口大街小巷张贴公演预告，大肆张扬。为保证演出成功，顾顺章兴致勃勃地忙着张罗排练工作，准备届时登台表演大型魔术，以显身手。得知此事，董健吾与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董健吾同意可以用演出作掩护，顾顺章也可以在幕后指挥、操纵，但坚决反对他大张旗鼓地宣扬，尤其反对他出头露面，亲自登台演出。尽管董健吾坚持耐心说理，再三陈述其中利害，要求顾顺章以大局为重，以安全为要，放弃这种毫无必要的商业行为。但此时的顾顺章已利令智昏，在词穷理屈之下，顾顺章仍借口广告业已贴出，势成骑虎，原定计划已无从更改。
董健吾忧心如焚，终于萌生出返沪汇报、请示对策之念。于是，他告诉顾顺章，上海家中急电祖母病重，嘱速返，拟即日离汉。顾顺章原已计划好要董健吾协助他共同推出公演，听说此事，虽满心不快，却也不好强留，只得要求董健吾速去速回，演出还需他来帮衬场面。他还代董健吾买好了建国轮5月23日的船票，并要为董健吾送行。董健吾接受了船票，但婉谢了他的早起送行。当董健吾向刘少岩辞行时，刘少岩坚持让自己的管家为董健吾退掉了建国轮的票，重新买了洛阳轮的船票。此时，董健吾正对顾顺章反感之极。出于保持警惕、防止有人跟踪的戒备心理，他欣然接受了老同学的一片好意，决定改乘洛阳轮。
为掩人耳目，23日一早，董健吾手提塞满废纸的网篮，佯装建国轮的乘客登上了轮船。等预告开船的铃声一响，他便丢下网篮，混在送客的人群中下了船。一上岸，立即驱车直奔日商码头，登上晚于建国轮一小时启碇的洛阳轮离汉。
洛阳轮虽然起航时间迟于建国轮，但因航速快，到九江时，已追上建国轮。在船上无事，又没有同伴，董健吾便到甲板上去溜达。无意之中，他发现停靠在九江码头的建国轮上似乎发生了什么异乎寻常的大事，旅客们乱成一团，人声鼎沸，码头上军警云集，如临大敌。正巧洛阳轮没有九江的下客， 为了不招惹麻烦，船长决定不停靠码头，径直东驰。
安抵上海家中后，董健吾马上打电话向王弼报到。不料，听得董健吾回沪，王弼大为惊讶，急忙追问他是如何返回的。董健吾也感到很奇怪，不知他何出此问，便告知是乘洛阳轮回来的。一小时后，王弼来电话通知，让他晚上去大中华饭店516房间会见周恩来。董健吾如约到达时，周恩来面呈惊喜交加之色，感情激动地趋前与董健吾亲切握手，并连声问候旅途辛苦。先行到达的王弼也喜形于色地忙着为董健吾端椅让座。
董健吾向周恩来和王弼详细汇报了在汉及返沪的经过始末。对顾顺章的种种表现，董健吾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顾在汉口不仅一仍旧态，而且有变本加厉之嫌，再发展下去，就非常危险了。又告知因为顾顺章忠言逆耳，为了向周恩来汇报顾顺章失控的情况和请示对策，他才决定回沪的。
听完董健吾的汇报，周恩来对他的行动点头赞许，又笑着告诉他：你这次好险啊！幸亏你脱身得快，否则也要遭殃。董健吾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懵然不知险从何来。周恩来这才告诉他，接南京方面情报，顾顺章已在他离汉的第二天被叛徒指认，为武汉绥靖主任公署侦缉处逮捕，顾顺章当天就叛变了。他不仅供出了党的许多重要机密，也供出了随他赴汉的董健吾和魔术团主要成员的情况。为了追捕董健吾归案，国民党当局电令九江码头对建国轮进行全船大搜捕，这才有了董健吾在九江码头所见的那一幕情景。
董健吾侥幸躲过了这次险境，王弼拍着他的肩膀开起玩笑来，说：你这个机灵鬼也该事先向我们打个招呼啊！接着，周恩来也说：你虎口余生，脱险归来，应向你祝贺。现在通过你使组织上及时掌握了顾顺章在汉口的真实情况，这就便于我们研究下一步的工作。
至此，董健吾才恍然大悟，回过头来想想，不禁心中后怕。随后，他们着重讨论了应该采取的种种应急措施。周恩来责成王弼和董健吾以最快的速度分头工作，落实以下几方面的任务：
1. 凡在沪与顾顺章有过联系的地下党机关和同志一接通知务必迅速转移和隐蔽。
2. 平时虽无联系，但估计顾顺章可能知道的所有线、站、台，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动，整装待命。
3. 令董健吾以养病为名，去外地隐蔽半年，并立即搬家，停止董健吾和家人的一切地下交通活动。
在亲切的交谈和严肃的讨论中，时过子夜。王弼有事先走，董健吾便留下来与周恩来同榻而眠。党内发生了这样一件大事，有多少十万火急的事需要一一处理。他们俩谁也睡不着觉，便继续作彻夜长谈。清晨6时，董健吾与周恩来互道珍重，握手作别。
顾顺章事件发生后，与顾在特科工作过的主要负责人全部撤离上海，中共中央改组了中央特委，决定新的特科由陈云、康生、潘汉年3人组成。董健吾开始在潘汉年的领导下工作，他的单线联系人为欧阳新。
经潘汉年安排，董健吾去中共秘密党员杨度处隐蔽数月。彼时，杨度接受上海大流氓头目杜月笙投上的“门生”拜帖，以老师的身份居住在杜月笙为之提供的法租界的一处花园洋房中。隐居期间，除了思想上的交流外，董健吾与杨度诵诗品画，赏鉴把玩古董文物。兴之所致，杨度为董健吾和他的新婚妻子郑兰芳写了一副对联：“但吟松柏当公事，愿与梅花结后缘。”落款为：“蓝芳女士正之，为董生健吾书也。”
可惜，杨度不久即病逝。弥留之际，他让儿子把董健吾找来，在病床上把自己的最后一笔党费委托董健吾交给党组织。
董健吾是个性格外向的人，不能长期地忍受这样的避世生活，常感焦躁难耐。他的好友刘少岩知道后，就建议他去找找圣约翰大学的校友、“国舅”宋子文，请他向有关方面疏通疏通。于是，董健吾由他的学生、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和刘少岩陪同，谒见了宋子文。看在校友份上，宋子文答应可以去打打招呼，让有关部门网开一面，不再对董健吾紧追不舍。条件是董健吾自己也要多加约束，不能再有什么“出轨”之举。董健吾隐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避过这次风头。
注释
[1] 董健吾：《自述》，存董寿祺、董云飞处。
·屡建奇功的特科成员
董健吾多次参与特科镇压叛徒特务的行动，常常承担着别人无从替代的突击任务，屡建奇功。
1931年，周恩来在戈登路武昌里的秘密住所遭到搜查。得到消息时，他正在外面开会，而住所里藏有一份重要的秘密文件。幸亏前往搜查的敌人只知道这里住着个共产党，不知道这个共产党是中共领袖周恩来。进屋时，他们发现扑了个空，失望之下，只马马虎虎在屋内翻动了一下，即返回复命。 数小时后，董健吾接到了到这一住所抢救文件的密令。
为了摸清情况，他立即赶到现场侦察，发现住所门前仅两三个便衣在把守，且一副懒懒散散松松垮垮应付差使的模样。据此，董健吾大胆判断事态尚未扩大，敌人还没有进一步行动的迹象。他将这一情况向欧阳新汇报以后，提出了自己的行动方案：智取。经同意批准后，他就去找了一个可靠的朋友，由其出面，汇集了一帮子收买旧货的摊贩，要他们在约定的时间里一同去出事地点与守卫的便衣纠缠。这位朋友一再向小贩们讲明，只要他们虚张声势，死死地缠住门卫就行，决不会让他们承担任何具危险性的后果，事成之后，必当重谢。与此同时，董健吾请组织派出两位行动员前来参与其事。为防止发生意外情况，董健吾与欧阳新也亲临现场。一方面是现场指挥，一方面观察事态变化。
到约定的这一天，十来个小贩挑着箩筐担子，闹哄哄地一拥而入，声称是来收旧家具的。当便衣警察加以拦阻时，小贩们便一个个装作理直气壮的样子，七嘴八舌地上前诉说：收买旧家具的钱已付给卖主，是卖主与他们约定今天来搬东西的。便衣警察自然不准他们擅动室内物件，于是小贩们或者怨气冲天，据理力争；或者哭丧着脸哀哀求告，要求便衣警察们高抬贵手，可怜可怜他们小本经营，吃亏不起。小贩们假戏真做，闹得像真有这么回事似的，引得不少看热闹的居民也在旁边帮腔，与便衣警察们说长论短。趁便衣警察们被众人团团围住，一个个晕头转向、穷于应付之际，一位化装成小贩的行动员悄悄上到二楼卧室，找到放文件的一只扁藤箱后便从后门溜出去，放进带来的货担箩筐，盖上几件破衣服，挑担出弄，转交给了等候在马路对面接应的另一位行动员。周恩来的秘密文件，就此抢救成功。
至于在现场闹事的那帮小贩，得到领头人的暗示之后，便装成无可奈何、忿忿不平的样子，一一散去。事后，他们人人得到了一笔酬金。
1932年，一个在江西中央苏区从事机要工作的干部奉调到上海参加秘密工作。一到上海，此人就变节投敌，出卖他所掌握的中央苏区的有关机密。 上海的国民党特务机关研究后，认为他所提供的情报十分重要，决定派人把他送回江西“剿”共前线，向蒋介石当面报告他所知道的核心机密。潘汉年通过内线获悉这一情报后，立即向陈云作了汇报。经研究，特科领导决定抢在叛徒离开上海前将他正法。
中共中央特科第三科经过周密的侦察和部署，在叛徒即将登上赴南昌的轮船之际，对之采取了行动。孰料叛徒中弹后身负重伤，却并未毙命，当即被租界捕房送入广仁医院抢救。党中央得知此讯，命令潘汉年务必趁叛徒伤势严重、处于昏迷状态之际，结果他的生命，以确保中央苏区红军和地下党的机密不被泄露。
广仁医院是一所高规格的教会医院，院规向来十分严格，不仅一般门诊病人不准进入院区，就是对进院探视病人的亲友，也规约极严。重伤的叛徒已住进隔离病房，巡捕房派出专人监守，严加防范，非经特许，不准接近病房。所以，完成这一任务难度极大。潘汉年经反复研究，决定启用董健吾，因为，只有他才有条件进入医院内部。
接受这一任务后，董健吾首先去广仁医院找到了一位熟识的牧师，请这位牧师陪同，他巡视了医院的全部病房，发现叛徒所在的病房果然防范森严，难以接近。他把实地踏勘的情况向组织上汇报后，都感到如果不采取特别的措施，特科人员是无法进院入室处决叛徒的。
为了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董健吾绞尽脑汁，与组织共同商定了具体办法。他再次找到这位牧师，经过一番恳谈，终于激发了他的正义感，同意配合董健吾采取特别行动。
这天夜晚，特科的一位狙击手化装成医生，在一班护士和牧师的簇拥之下，以查病房为由，大摇大摆地来到叛徒所在的病房门口。狙击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出其不意地解决了门口的武装巡捕，随即闯入病房，不费吹灰之力便结束了这个叛徒的性命，然后翻身跳墙，坐上早已等候在约定地点的汽车，安全撤离现场。这一成功的暗杀活动又一次轰动了全上海。据说，自有租界以来，在武装巡捕严密警卫之下暗杀成功，尚属首例。
1932年，董健吾得到法国捕房内线葛葆华的情报，敌人要搜查威海卫路武圣大楼507号房间，逮捕一名共产党员，他将此情报及时报告欧阳新。事后得知，此处是上海临时中央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张闻天的住所。因为情报工作做得好，张闻天得以及时撤离。
1932年夏的一天晚上，欧阳新急匆匆地找到董健吾，神情严肃地告诉他，党组织在和合坊32号的机关因叛徒告密而遭到破坏，捕房已派员守候在那里。 因撤离仓促，暗藏在该处的一份重要密件未及带走。这一密件事关重大，必须想尽一切办法、不惜一切代价取出来。经研究，特科领导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董健吾完成。
接受任务后，董健吾考虑再三，决定起用法租界捕房政治部探长赵子柏 这条内线。这是中共地下党以重金收买的一个关系，一直由董健吾负责联络。 赵子柏告诉董健吾：此处虽受监视，但尚未入室搜查，目前由法租界捕房派警察监守。过不了多久，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还要增派人员前往。所以，宜及早动手，否则夜长梦多，会出差错。经过商议，董健吾决定采取调虎离山之计来完成这次任务。
这天晚上，赵子柏揣着董健吾给他的钱，装作百无聊赖的样子，晃到出事地点，邀请守卫在那里的捕房警察到附近的“莫斯科”西餐馆吃饭。这些警察都与赵子柏相熟，见是头目宴请犒劳，无不欣然从命，声称愿意奉陪。 等他们一走，董健吾便安排一名特科行动员守候在坊口，自己和另一名行动员登楼入室，在二楼晒台屋檐下一只煤球箱底取出一只蓝布包。接到董健吾得手的电话后，欧阳新立即来到董家，一见到这只蓝布包，他高兴得眉开眼笑，如获至宝。握手道谢还嫌不足，又一个劲儿地向董健吾打躬作揖，谢了又谢，声称董健吾为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董健吾被他如此举动弄得不好意思，笑问这些密件究竟是什么重要宝贝？欧阳新开打布包让董健吾看，里面是一刀信封和一厚本信纸，欧阳新告知信封是作掩护用的，信纸前面三分之一是白纸，后面三分之二用密写药水写满了党在全国各地交通站的具体地址和交通员姓名，用显形药水涂上即能见出字迹。这一要件的失而复得，董健吾功莫大焉。
数年间，董健吾曾多次完成过这一类赴汤蹈火的特殊任务，以至许多事情他已不能一一胜记。如他还曾在某处的爱文坊8号抢救出一箱照片及文件。 因年深日久，晚年时的董健吾已记忆不起此事的前因后果。
1933年春，潘汉年领导特科镇压了国民党特务的首要分子马绍武。马绍武任国民党中统调查科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是一个血债累累的反共老手。 一天晚上，乘其酒醉，埋伏在他回家途中的红队狙击手将其一枪毙命，担任观察员的董健吾迅速赶到现场。在捕房警车到来之前，捕房内线葛葆华以检查为名，从死者的公文皮包中取出计划逮捕的中共地下党人员的名单和照片，在现场混乱的瞬间交给了董健吾。董健吾迅速转交欧阳新。由于董健吾跟随行动，这次暗杀取得了全面的成功。
在特科工作期间，董健吾承担得最多的，是情报工作和联络工作。
陈云晚年在谈到中央特科的工作时说：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地下组织。特科汇集了包括董健吾在内的一大批有特殊才能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一身是胆，智勇双全地战斗在龙潭虎穴之中，为保卫党和党的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收养毛氏兄弟
董健吾赴汉口执行任务期间，毛氏三兄弟中最小的毛岸龙因病医治无效而夭折。幼稚园的一名保育员桂荷英于某日外出后，数日不见回来，遍寻不着，再加上顾顺章事件发生，为防不测，中共上海党组织当机立断，决定立即解散幼稚园，转移全部革命者子女。有亲可投的，归亲友收养；无亲可投的，由组织另行安排。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在上海无亲无故，党组织指派董健吾负责收养。
由于特殊的经历和遭遇，进大同幼稚园时，8岁的毛岸英已经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了。他告诉幼稚园的叔叔阿姨们，当妈妈杨开慧被五花大绑、由持刀的刽子手押赴刑场时，他不顾一切地狂奔过去，扑到妈妈身上，想把妈妈抢回来。灭绝人性的刽子手竟然把蘸着杨开慧鲜血的馒头硬塞在他的嘴里。他拼命挣扎，把馒头吐了出来。在搏斗中，他被打昏了过去。等他醒来，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留下的只有泥地上的一摊血迹……董健吾和工作人员听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无不切齿痛恨。
毛氏兄弟的不幸身世和悲惨遭遇，使董健吾对杨开慧烈士倍增崇敬，对三个孩子也更为怜惜关爱。他完全明白，收养这两个孩子，就意味着他那上有老、下有小，两个家庭十几口人的命运将与这两个孩子的安危连结在一起。 但出于一种崇高的道义感，他无意推诿自己的责任，纵然有满门抄斩的弥天大祸，他也在所不辞。在此后的五年多时间里，董健吾全家与毛岸英兄弟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结下了胜于骨肉的人间亲情。
当时，董健吾的新家住在上海地下党开设的古玩店“松柏斋”楼上。毛岸英兄弟的生活由妻子郑兰芳和其母照料。董健吾夫妇很喜欢这两个孩子，孩子们也亲热地称郑兰芳为“郑小姐”。几个月后，考虑到松柏斋不远处即是法国巡捕房，加上董健吾夫妇经常外出工作，除毛岸英兄弟外，老岳母还得照顾董健吾的第5个孩子、尚在襁褓之中的董霞飞。
在与特科的欧阳新商议后，决定将毛岸英兄弟转移到前妻黄慧光家里。 他们虽然已经离婚，黄慧光仍与公婆住在一处，董健吾对她和四个孩子还负有赡养之责。
黄慧光的四个孩子被严厉地告知，称呼毛氏兄弟，只准叫“岸英”“岸青”，绝对不允许冠上姓氏。因为毛岸英兄弟一口湖南话，只得尽可能地把他们关在家里玩，更不敢送他们去上学。孩子小，不免贪玩，有时逃离大人的视线溜出门外，全家人就急得四处寻找，非立时找回家不可。至于学习，就只能由大孩子来充任小老师了。毛岸英好学，长子董载元和三女儿董惠芳负起了教学的任务。两个小老师对此颇尽职守，除了教毛岸英语文和英语外，还规定每天写一板大楷。所有作业，由董氏兄妹批改、画圈。毛岸青小，好动好玩，最让人操心。他时常溜出家门去听街头艺人说唱《三国》、《水浒》、《西游记》的故事。哥姐们把他从街上拉回家后，他就手舞足蹈有声有色地向大家学讲他听来的故事。邻居中有一位京剧武生，天天在家练功。毛岸青看得眼热，就找根木棍，学着舞刀弄棒。在竹竿上绑一把蒲扇扑打蜻蜓，也是毛岸青玩得最开心的一种游戏。
在白色恐怖威胁下，黄慧光和董健吾日夜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毛氏兄弟寄居的五年多时间里，董健吾帮助黄慧光数易居所。
与此同时，董健吾与黄慧光经济上的压力也越来越重。开始两年，凭着董健吾牧师职务的收入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向毛岸英兄弟提供的每月10元生活费，日子还过得去。但后来，为专门从事特科工作，董健吾奉命辞去牧师职务，生活全靠党组织发的津贴。随着斗争形势日渐恶化，地下党组织不断遭受破坏，党的经费越来越困难。起初是减发对董健吾的生活津贴，停止毛岸英兄弟的生活补贴。1933年以后，中共上海中央局数次被国民党特务破坏，董健吾与上级失去联系，全家的生活来源随之中断。无奈之中，除典当财物外，他们千方百计自谋生计。黄慧光想出去做工，但一时又找不到门路，只得揽点洗衣被的活儿来做，但这远不足以应付最低限度的日常开支。幸好黄慧光和女儿们曾向教友学得一手做纸花的技巧，做出来的纸花精致艳丽，送到先施公司等大百货商店一试，居然热销。为增强竞争力，心灵手巧的董惠芳姐妹又努力改进扎制技术，增加花色品种。到后来，她们制作的纸花竟然成为先施等四大公司的抢手货。从此，黄慧光带着女儿们夜以继日，辛苦制扎，以此糊口果腹。
1935年前后，毛岸青出麻疹，不久，毛岸英又得了伤寒，急得黄慧光像热锅上的蚂蚁。她翻箱倒柜典卖了一些旧衣物，拼凑了一点钱去医院看了几次病后，家中已是山穷水尽。董健吾将大学读书时长辈赠送的那支心爱的“派克”金笔也送进了当铺。在束手无策之际，董健吾偶然打听到附近一家慈善机构有义诊送药的社会服务项目。他与黄慧光背一个抱一个地前往求助，讨得一些中草药。在黄慧光的悉心护理下。两个月后，毛岸英兄弟绝处逢生，脱离险境，逐渐恢复健康。
10余年后，毛岸青给他幼年时的小伙伴董寿祺写了一封毛笔信。信中写道：“知道你这个分别16年的老友的下落，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又知道你已经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那就更好了。可惜岸英不在，他知道了同样会高兴的。回想起我们在上海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并且十分感激。”[1]
1936年，冯雪峰由陕北到上海，任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当时上海地下党王学文向冯雪峰汇报了毛岸英兄弟在董健吾家所过的困苦生活，冯雪峰当即表示，要设法把毛岸英兄弟送到苏联去。董健吾得悉，把此事暗暗放在心上。以后，他终于找到机会将毛岸英兄弟安全送出国门。
注释
[1] 访董寿祺记录，1997年9月29日。
·国共两党的秘密特使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全国人民反蒋抗日救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35年，亲日派头子汪精卫遭刺杀，蒋介石为国内外形势所迫，不得不设法开通与中共直接对话的渠道，并把这一秘密使命托付给妻舅宋子文。
宋子文向来与中共无涉，接受这一重大使命后，他就找到二姐宋庆龄。 他知道，为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与国民党右派斗争至今的宋庆龄，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几年来，董健吾正是宋庆龄与中共之间的联系人之一。而充当董健吾与宋庆龄之间的小交通的，又正是宋庆龄亲昵地称之为“小萝茜”的董健吾的三女儿董惠芳。所以，一提此事，宋庆龄马上就想到了董健吾。而宋子文与董健吾本来就有着校友之谊。在中共地下党开设的联络点松柏斋古玩店工作期间，董健吾学得了不少鉴别古董文物的知识，曾为宋子文的古玩藏品当过“高参”。宋母是圣彼得教堂的教徒，曾专门请董健吾主持过祈祷仪式。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又是董健吾的学生。这样一个对象，自然是宋氏姐弟都能接受和信任的最佳人选。
1936年1月，宋庆龄在自己的寓所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孙中山故居）约见董健吾，请他急赴陕北红都瓦窑堡，将一封重要信件面呈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宋庆龄委以此等重任，董健吾感到非常荣幸，他一口答应了下来。经与宋庆龄反复讨论，他决定走一条最便捷的路线：坐由上海到西安的陇海路火车，再设法从西安赴陕北。一则可以节省时间，二则驻守西安的张学良东北军的抗日呼声甚高，估计不会难为董健吾。又商定西行期间暂用“周继吾”的化名。为确保董健吾的人身安全，宋庆龄决定为他搞一张“护身符”。
第二天，董健吾再次来到宋庆龄公馆，宋庆龄取出一封刻有火漆印的密信，殷殷嘱托：“先生此行，事关国家、民族的命运，非同小可！事情办成，益国非浅。”她又拿出一份有国民党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亲笔签名的“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周继吾”的委任状。有了这张委任状，董健吾就可以以调查西北经济的理由进入陕北苏区。宋庆龄还请董健吾带上一大包苏区紧缺的云南白药，委托他转给红军。第三天，董健吾将密信缝在贴身的棉背心里，携带着简单的行装，匆匆上路。
受中共上海党组织指令，董健吾带上了一名他只知道以“小张”呼之的年轻人同行。董健吾被告知，小张是甘肃省共青团书记，要到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其实，小张叫张子华，是蒋介石通过陈立夫——曾养甫（国民党中央委员、铁道部常务次长）与中共发生联系的另一条渠道。张子华此行，是去陕北面见中共中央领导，汇报曾养甫等人关于国共谈判条件的意见的。 张子华是中共党员，与董健吾一样，一身兼负共产党和国民党双重使命。
顺利到达西安后，因要件在身，董健吾不敢投宿旅馆，就找到了他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时任西安禁烟督办的钟可托，在钟家住下，设法寻机北上。 不料时值三九严冬，一应交通，皆为阻绝。董健吾重任在身，虽有老同学热情款待，仍觉如坐针毡。一个月下来，老天依旧雪飘冰封，不见任何转机。 焦急万分的董健吾再也不能坐等天晴了。他知道钟可托与张学良有交往，张学良曾数次在钟可托面前流露：若有机会与共产党商讨一致抗日的主张，我愿移樽就教，与中共负责人面议国事。从这一信息中，董健吾确认张学良有联共的诚意，遂下决心请钟可托引荐，以财政部特派员的身份谒见张学良。
见面后，寒暄完毕，董健吾便单刀直入地对张学良说：“我此来非为别事，是来向张将军借飞机到苏区去。”听得此言，张学良霍地跳起来，十分吃惊地瞪着董健吾：“怎么？你竟如此大胆来作这样的要求吗？你知道这是要枪毙的！”董健吾非常清楚，作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的张学良，是完全操有此等生杀大权的。但横亘于胸中的民族大义，使他不惧铤而走险，去捋张学良的虎须。在这样情势严重的关头，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兼以布道牧师的全副辩才，镇定而从容地将天下大势从国内讲到国外，从国民政府的抗战义务讲到共产党、红军的抗战诚意，一席发之于情、归之于理的谈话不能不打动本来就苦于代蒋介石背着“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而今得知蒋介石竟也萌生联共抗日之念，张学良不能不喜出望外。虽说董健吾带着国母宋庆龄的密信，又有财政部特派员的委任状，他的身份和使命不容怀疑，但张学良仍非常谨慎地用密电向南京方面询问此事。结果，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政府派出的特使，负有前往中共中央进行联系的使命。张学良又用电台与瓦窑堡联系，那里的回电也表明，中共中央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此人前往瓦窑堡。这位牧师居然在南京和瓦窑堡两方面都得到认可，张学良不能不对他另眼相看。于是，张学良一面将董健吾与张子华奉为上宾，隆重款待。一面故意张扬：这两位贵宾是南京来的。这一招果然起到了障眼法的作用，蒋系特务一直被蒙在鼓里。
2月21日，张学良派出私人座机将董健吾和张子华送至当时还是东北军辖下的肤施（今延安）。在机场，他托请董健吾带一封信给毛泽东，向中共表达友好的感情和共图抗日的意愿。肤施距瓦窑堡还有200里路程。在张学良骑兵连的护送下，董健吾一行在雨雪霏霏的泥泞中艰难跋涉了6天，终于到达瓦窑堡。在瓦窑堡，他受到了红军边区司令员李景林的热烈欢迎。秦邦宪、林伯渠、张云逸等领导人亲切地接待了他。张子华则由秦邦宪单独接见，汇报了国民党内部各派对抗日的态度。此后，张子华穿梭于南京、广州与陕北之间，最终达成了陈立夫与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之间的直接面谈。
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等正率红军渡过黄河东征，驻扎在山西石楼。董健吾将宋庆龄的密信和张学良的信亲手交给秦邦宪，要求转呈毛泽东，并详细汇报了张学良的情况，转达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意愿。秦邦宪等对董健吾的汇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时地向他提出各种有关问题。汇报结束后，秦邦宪陪同董健吾前往由关帝庙改造而成的招待所下榻。
当天，秦邦宪即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等，报告了董健吾之行，并介绍董健吾的党内身份云：董系“上海特科队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十 余人”[1]。
此后几天，董健吾被安排参观瓦窑堡市容，访问王稼祥和互济会工作期间认识的李维汉等人，还应邀在中央政治部保卫局礼堂作了一场关于特科在白色恐怖环境中与敌开展隐蔽战线斗争情况的报告。
3月2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从前线来电，请秦邦宪与董健吾前往面晤，讨论与国民党的联络问题。但董健吾考虑到离沪已有数十天之久，怕宋子文等心焦疑虑，希望尽快回沪复命。3月4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彭德怀联名来电。电文云：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回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和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2]
秦邦宪将电报交给董健吾，要他确保安全，迅速送达，并请向宋庆龄代致敬意。行前，林伯渠拿出三块江西铸造的刻有斧头镰刀的银币和一套苏区的布币，请董健吾转交宋庆龄。送给董健吾的，则是80余册《奋斗》月刊。 3月5日，秦邦宪等将董健吾送至城外，才握手作别。董健吾仍按原路，由骑兵护送至肤施，再搭原机飞回西安。
次日，张学良设家宴为董健吾洗尘。董健吾向他转达了秦邦宪、林伯渠等领导人的问候，又向他深致座机接送的谢意。第三天，董健吾就乘火车东返，回沪复命。
3月中旬，董健吾回沪当天就前往宋庆龄府第。此时，宋子文、孔祥熙等都已在宋府等候消息。宋庆龄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复信。看到苏区的银币和布币，富有经济头脑的孔祥熙马上指出，这套货币极具收藏价值。董健吾向孔祥熙当面奉还了那张“经济特派员”的委任状。为感谢董健吾的不负使命，并祝贺他顺利归来，宋庆龄特意留董健吾吃饭。席间，宋子文举杯感谢董健吾不辞劳苦，为他作了一次艰苦的西北之行。
其时，随着局势的变化，受多种因素影响，南京政府对日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为了民族和国家的最大利益，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将原来的反蒋抗日调整为逼蒋抗日的方针，并决定以国民党中央为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尽力促成与国民党的谈判。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发出《致宋子文电》：“十年分袂，国事全非，救亡图存，惟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健吾兄来，托致鄙意，不知已达左右否？……”[1] 在电文中，毛泽东借重提董健吾和他的西北之行的前事来推动宋子文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写了一封信，信中道：“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系中之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即行告我”，“董牧师要他专管接洽欧美派并与我处直接联系”，对通过董健吾这条线达成与宋孔欧美派的联络寄予厚望[2]。
此后不久，董健吾的西北之行被西北经济委员会主任郭正凯得知。郭正凯与阎锡山交好，将此事报告了阎锡山。阎锡山闻讯，大为恼火，立即打电报责问蒋介石：为什么派人去瓦窑堡？为什么跟红军联系打晋军？蒋介石怕此事声张出去造成麻烦，从此不敢再启用董健吾这条线，但他以董健吾为触角对中共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试探。董健吾的西北之行，直接促成了张学良与共产党的联系。不久以后，张学良即亲自驾机去肤施，与周恩来进行了肤施会谈。
回上海后，经宋庆龄介绍，董健吾见到了顾顺章事变中被捕、以后几经变故而与党失去联系的特科同事、陈赓副手刘鼎。这时，张学良的部属李杜受张学良委托，正在上海寻找与中共的联系。董健吾遂向刘鼎做工作，说服他充任张学良与中共的联系人。由于董健吾从中穿针引线，与刘鼎会面后，李杜当即电告张学良：“寻找我朋友，已经找到了。”这时，张学良虽然刚在洛川会见过李克农，已经与中共建立了联系，但仍然很重视李杜介绍的这个关系，立即派出自己的亲信、高参赵毅专程将刘鼎从上海接到西安，奉为上宾。通过多次思想交锋，刘鼎成功地帮助张学良最终确立了联共抗日的思想。 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刘鼎被正式任命为中共派驻张学良的代表。
注释
[1] 《博古等致张闻天、毛泽东电》（1936年2月27日）。存中央档案馆。
[2] 《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致博古转周继吾电》（1936年3月4日）。存中央档案馆。
[1]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5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1月版。
[2] 《党中央领导人给冯雪峰的函电》，《新文学史料》1992年第4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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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送斯诺和马海德进陕北
回沪后，董健吾席不暇暖，宋庆龄又交给他一项特别任务：护送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因董健吾有过西北之行的经验，且已结识了张学良，更兼熟谙英语，宋庆龄经与中共上海党组织研究，认为他仍是完成这项新任务的最佳人选。
埃德加·斯诺早在1928年就来到上海，他是《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并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信员。在中国期间，他结识了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与鲁迅、宋庆龄和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所接触。作为一个正直的文化人，他十分同情中国人民和共产党的抗战；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对陕北红区这个被中国政府严密封锁，因而长期处于世界舆论视域之外的神秘地区充满了好奇心。在中国国内局势处于关键时刻的1936年，他终于通过宋庆龄而得到中共允诺进入陕北红区采访的答复。 同样，历来向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也早有去陕北帮助红军部队开展医疗工作的意愿，此时也已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
当时，斯诺还在北平，董健吾并不认识他。宋庆龄便与董健吾商量与他在西安接头的时间、地点和方法。除接头的暗语外，宋庆龄在自己的一张名片上写上两句英语诗，盖上骑缝章后，一半交给董健吾，一半寄给斯诺。因为是董健吾负送行之责，所以宋庆龄甚至在事先就通知了斯诺，可以安排他们坐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红区。
董健吾一路风尘，二次西行。到西安后，便以“王牧师”的身份住进了西京招待所。在西京招待所的旅客登记册上，董健吾很方便地查到了斯诺和马海德的住房。他先用暗语相问：“在北平的M.S 认识否？”斯诺也用预定的暗语回答：“是我好朋友。”然后双方出示宋庆龄的名片，拼对无误，顺利接上关系。对此，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董健吾落落大方的气度、一口漂亮的英语、广见博识的谈吐，及对国内外局势的精辟见解，很快折服了斯诺。
1937年10月，斯诺的这本《红星照耀中国》（后改译为《西行漫记》）在伦敦出版，一时之间，风行各国。西方评论家云：该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动世界的成就。在这本书里，斯诺对董健吾作出了热情洋溢的评价：“在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1] 几十年后，斯诺数度访问中国，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打听“王牧师”的下落。
与斯诺和马海德接上关系后，董健吾便去找张学良，想再借用一次他的私人座机。但张学良考虑到斯诺和马海德都是美国人，而他座机的驾驶员也是美国人。如果坐飞机的话，这位美国飞行员不免要把有美国人坐他的飞机去苏区的消息泄露出去。商议结果，决定由张学良派专车将斯诺和马海德送往前线。其时，中共也已派邓发来到西安，与董健吾接上关系。由董健吾作陪同兼翻译，邓发会见了斯诺，他代表中共中央对斯诺不避艰险和辛苦前往苏区表示热烈欢迎和亲切问候，并就如何前往苏区的办法征求斯诺的意见。 斯诺表示只要能早日上路，不怕路上艰苦，请中共方面不必为他担心。见面后的第三天，董健吾与斯诺、马海德及刘鼎和邓发，以游览西安郊区的汉代未央宫遗址为名，开车出城。到郊外后，斯诺与马海德改乘刘鼎事先安排好的一辆军车直放前线。斯诺只带了一条毛毯和一只皮箱，而马海德则带了十几箱药品和医疗器具。临别之际，斯诺紧握着董健吾的手，恋恋不舍，向他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最后，彼此互祝“好运”，挥手作别。一星期后，董健吾得知军车已驶出东北军防地，斯诺和马海德正由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的武装民兵沿途护送，这才告别邓发，回沪复命。
注释
[1] 《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6页。
·送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出国
第二次西安之行期间，董健吾有机会与张学良作更多的接触。董健吾生性健谈，为人又豪放开朗，很快就受到张学良一家人的欢迎。有时，他还陪着赵四小姐打打麻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都雅好古玩，藏品之多，堪称琳琅满目。当年在上海地下党开设的松柏斋古玩店工作期间，董健吾颇结识了几个行家里手。在与古董商们的交往中，他学得了不少品鉴古玩的知识和经验。 张学良家的珍玩经董健吾仔细鉴定后，发现赝品多于真品。起初，张学良与赵四小姐还不大相信。经董健吾点出毛病、说明原由，并将真假实物样品对照比较后，他们才开始信服。闲谈时，董健吾经常神侃他在古玩店耳闻目睹 的种种奇闻趣事，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听得津津有味，彼此在感情上越发融洽了。
有一次，赵四小姐不慎打破了几件心爱的古玩，心痛得连饭都吃不下。 见此情景，本来就一直在盘算着如何答谢张学良的董健吾就动开了脑筋。不久，他在西安城里找到一个过去与松柏斋有过生意来往的古董朋友，看到他珍藏着一套24件小型镀釉彩瓷。这套瓷器色质细腻，造型精美，彩绘的人物有挑担的、推车的、打水的，个个神态逼真，狮、虎、狗、猫等各种动物也栩栩如生。细品之下，件件精致可爱，确属明代珍品。遂与之再三情商，始允割爱。董健吾将这套古玩送到张府，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见后啧啧称奇，爱不释手，愿出重金买下。董健吾婉言辞谢，但坚持要他们作为朋友的礼物收下，以留作纪念。
返沪时，张学良设宴饯行。席间，问董健吾对他有何要求。董健吾起初并不在意，以为他只是一般的客套，就笑着说：副座能停止内战，为一致抗日作贡献，我愿足矣！更何他求？张学良虽然点头称是，但仍一再追问董健吾个人有什么要求，说他一定尽力帮助解决。董健吾这才意识到张学良是想答谢他馈赠古玩的这份人情。见张学良确是出于真情，董健吾不觉心中一动，想起了毛岸英兄弟，就把深藏于心底的念头说了出来：“我有三个孩子，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如果能送这三个孩子赴苏联读书，待学成归来也好为国效劳。”见张学良略作沉吟，董健吾觉得这本来就是件难办的大事，说出来也不过是拗不过张学良的一片美意，免得他再提答谢之事，所以并没有抱多大奢望，讲过也就算了。一再说，这样的事也不适于在酒席宴上细谈。当时，大家的话题很快转到别处，董健吾也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出乎所料，大有古风的张学良却是一诺千金。
董健吾二次西行回沪不到两个月，有一天，忽然接到张学良的电话，告诉他：已在沪。此次来沪除有公事外，还要了却一桩私事，履行其在西安时许下的诺言。他约董健吾于次日上午去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的一家法国酒吧间晤面。接到电话，董健吾真是又惊又喜，他想不到张学良如此言出必信，现在还专门为此事找上门来。考虑到这是关系到毛泽东的两个儿子的大事，他立即向党组织请示如何处理此事。在董健吾的要求下，第二天，上海地下党派刘子华陪同前往。
与张学良相见后，张学良告诉他们：此次赴沪系秘密活动，故不便在公寓约见。他的部属李杜将取道法国进入苏联，绕道到中苏边境，组织撤退到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国抗日。张学良决定乘此机会，让李杜将军带三个孩子出国。交代了与李杜联系的办法后，张学良随手交给董健吾一张十万法郎的支票，作为孩子们的出国经费。会面结束后，张学良亲自驾车把董健吾和刘子华送至复兴公园门口。
数年间，黄慧光一家与毛岸英兄弟生死相依，再加上才13岁的儿子董寿祺也要随之远离乡国，黄慧光心中实在割舍不下。当时正是夏天，黄慧光流着眼泪夜以继日地赶缝了三件灰布小棉袄，又与董健吾为三个孩子添置了两只小皮箱和一应生活用品。数日以后，董健吾与李杜接上关系，将毛岸英兄弟和董寿祺送到法租界宝鸡路（今宝庆路）李杜的寓所。1936年6月，李杜化名王元华，以商人名义办妥出国护照，三个孩子以他儿子的身份同行。冯雪峰派出上海地下党的杨承芳以李杜秘书名义随同出国，其实际任务是护送毛岸英兄弟赴苏联。6月底，李杜和三个孩子及其他人员一行9人乘海运公司的法国邮轮，经香港、西贡、孟买，穿过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于7月底到达法国马赛港，再改乘火车到巴黎，在巴黎与苏联驻法领事馆接洽，因苏联国内正在搞肃反，对入境人员控制极严，苏方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入境。由苏联驻法领事馆通知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出康生将毛岸英兄弟接到莫斯科，送进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
·撰写《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
1937年，曾任冯玉祥秘书、与董健吾共过事的老朋友简又文在上海人间书屋办了一份文史半月刊《逸经》，向董健吾约稿。董健吾遂为之写了几篇关于李白家世考证和李白诗歌鉴赏之类的文章。这时，为新的秘密任务而奔波于南京、上海、香港等地的潘汉年得知此事后，觉得他在这方面也有可供发挥的能力。一次，潘汉年提着一捆材料来找董健吾。这是在毛泽东号召下，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指战员们在延安撰写的一批长征回忆录。
1936年，中共中央为了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活动，组织参加过长征的有关人员撰写长征回忆录，这就是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五章所提到过的“一部关于长征的集体记录”。经过对这些第一手资料的爬梳清理，加上自己西北之行中得到的一些材料，1937年5月16日，董健吾写成了一篇长达1.7万字、题为《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的文章。
在文章前面的引言中，董健吾在闪烁其词地交代材料来源的同时，明确地指出了所述内容的真实可靠性：“余既非参与其役，又未列于追剿，何能言之凿凿，一若亲历其境者？盖子双方对峙之营垒中均有余之友好，各以其所知者尽述于余。余乃考其异同，辨其虚实，然后以其可言者言之，以其可记者记之，而成此篇。”[1] 正文从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红军决定实行战略转移写起，按时间顺序，记述了红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经历的主要战斗、事件及行军路线。从突破湘江封锁线、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到爬雪山过草地，最后到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胜利完成长征而结束。文章还附有1936年12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机场送周恩来赴西安解决西安事变时所拍摄的一张照片和一幅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图，以及《红军第一军团西引中经过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表中按“行军日期”、“出发地点”、“经过地点”、“宿营地点”、“里程”等详细列出红一方面军从1934年10月16日起到1935年10月21日为止的全部日程。文稿杀青后，潘汉年当即赞扬此文写得简洁明了，写出了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奋斗、智勇兼备地突破重围取得的伟大胜利，并预言这是一篇能震动人心的好文章。此后，潘汉年将借给董健吾的一捆材料又拿了回去。
文章中一些精彩的片断，今天看来还弥足珍贵。如写到1935年5月8日，红军由云南向四川会理进军途中，翻越号称“火焰山”的云南武定三台山：“山上的羊肠小道，千转万曲，已属难行。加以整个山上没有一点水，没有一棵树，也没有一点风。在五月热烈的阳光中上坡下坡，其困难远甚于经过北方的沙漠。那时幸有几十个老百姓将一桶桶水顶在头上，送上山坡，他们靠卖水发了一笔千载难逢的小财。这批爬荒山的行旅，确喝了一杯续命的凉水。”又如“7月初在从卓克基翻越雪山毛儿盖进军途中，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迷失方向，断粮四日，冻饿而死者达三分之一。红军主力得到第六团的求援电报，立即筹集大批粮食、猪肉、牛羊等，派输送队兼程赴援。该队即由芦花出发，走了一天一夜泥泞崎岖的山路，搜索前进，才找到了待援的孤军。这些僵卧在冰雪地中的红军，闻救星到，都跳跃起来，欢迎他们的救星，述说他们经过的情形。他们得到了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兴奋，寒冷不怕，爬山也有劲了。这班输送队就做了他们的向导，领他们与主力会合。”
文中还客观地介绍了凉山彝族的情况，澄清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诬蔑之 词。以凉山彝民对红军的友好态度和积极参加红军的事实，宣传红军民族政策取得的胜利。
1937年7月，文章以“幽谷”（谐音忧国）的笔名连续刊登在《逸经》第33、34期上。不出潘汉年所料，文章的发表果然轰动一时，引起了广大读者和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关注。国民党当局则暴跳如雷，企图兴师问罪。幸亏《逸经》负责人简又文和谢兴尧与当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邵力子相熟。邵力子出来表态，他认为《逸经》发表该稿，没有其他含义，并依例用公函通知该社：此后发表文稿，务望审慎云云。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此文的发表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新闻封锁，使红军的真实消息迅速传遍了国统区，国民党对红军和陕甘宁边区的歪曲宣传、造谣攻击不攻自破。 不久以后，由开明书店发行，夏丏尊、叶圣陶主编的大型综合性刊物《月报》1937年7月15日出版的第一卷第七期将题目改为《二万五千里西行记》，予以全文转载。它成为国内最早公开报道红军长征情况的第一篇文章，也成为后人研究红军长征史的珍贵文献资料。
董健吾此文在当时虽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但局外人一直不知作者究系何人，“幽谷”始终蒙着一层神秘的历史面纱。董健吾生前虽曾将此事告诉过其子女，但其子女对此不敢予以确信。迟至80年代中期，他们始得知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中确有《逸经》这份刊物，刊物上确实刊登过《二万五千里西引记》这样一篇文章；他们又从董健吾生前友人处查实其父当年曾以“幽谷”的笔名写过关于红军长征的文章，素材为潘汉年所提供，这才认定该文确系其父遗作[1]。
董健吾此文发表后不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在英国出版，一年后被翻译成中文版的《西行漫记》，在上海发行。此前，陈云于1936年初化名施平，在莫斯科出版的《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英勇的西征》一文，介绍了红军长征的部分情况，但用的是俄文和法文，因此国内很少有人看到。 董健吾的这篇文章早于斯诺其书，详于陈云其文，它的价值和意义不可低估。
注释
[1] 《逸经》第33期，1937年7月，存上海徐家汇藏书楼。
[1] 访董云飞记录，1995年11月6日。
·忠心不改
七七事变后，《逸经》停办，简又文出国，董健吾再度失业。为生活计， 经赵子柏推荐，并征得潘汉年同意，董健吾参加了军统的外围组织“上海行动总队情报处”的工作。潘汉年要求董健吾运用工作之便，向党组织每周递送一次情报。特别重要的情报，则随时递送。这些情报，都由董的三女儿董惠芳送宋庆龄处，再转潘汉年。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23日，宋庆龄赴港避难。两天后，潘汉年离沪赴港，担任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行前，潘汉年对董健吾说：党暂时停止活动，各人自找出路，自谋生计。一旦恢复活动，我会通知你的。从此以后，董健吾就基本与党失去了固定的长期联系，但他对革命事业仍然一片忠心。对党的事业的信念和共产党员的责任感、使命感成为他孤独地在社会中漂流的强大的精神支柱。
后来，赵子柏又推荐董健吾任熊剑东别动军淞沪特遣支队谍报室主任。 董健吾念念不忘自己是党的队伍中的一员，他通过地下党的同志间接向香港的潘汉年报告了此事。
抗战初期，熊剑东打着抗日游击队的旗号，在上海租界内暗杀汉奸，制造了几起案件，一度遭受日方重挫。同时，他又与军统发生过几次摩擦和私斗。不久，他率部转到苏南常熟东乡设立了“六县游击司令指挥部”，对外宣称有3万之众，貌似声势浩大，实则队伍散处各地，尾大不掉，可直接指挥的仅在2000人左右。董健吾等一批文职人员都心里明白，在熊剑东部只是为暂时混口饭吃而已，不能指望这支队伍能在抗战中起到多大作用。熊剑东部与日军几次作战，侥幸小胜，而屡遭大创。到1938年底，实力已消耗殆尽。 1939年1月，熊剑东到上海购买武器时遭日特逮捕，屈膝投降。为东山再起，他四处召集旧部，董健吾因拒绝归附，以致在山海关路安顺里3号的住所被日特抄家。幸亏他得到风声，事先出走，才幸免于难。此后，日特继续追捕“周二胖子”（董健吾外号），他只得东躲西藏。其间，曾数次遇险，幸亏他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才一再逃脱罗网。
1940年3月，由刘少岩推荐，董健吾被周佛海委为南京伪警校训育处长兼警政部视察。在此期间，以马绍文为首的一批新四军被俘战士被编入警校受训。董健吾设法打通关节后，以这批新四军战士文化低、无法插班培训为由签报上峰批准，每人发30元，“资遣”回乡务农。两年后，南京敌宪开始注意到董健吾，为避免受害，他便辞职回上海。但上海敌宪仍在搜捕“周二胖子”。这时，熊剑东声称只要董健吾为他服务，可加以保护，董健吾只得暂时投靠熊剑东。
1944年，董健吾又由周佛海委任为伪中央税警总团总务处长。抗战胜利，董健吾始得脱离熊剑东的控制。董健吾将工作向接收人员移交后便赋闲在家。 因生计无着，他时而做做古玩店的掮客和其他小生意，清苦度日。
1949年4月，热心关注时局发展的董健吾在与民主人士、民革的何民魂商讨之后，一起秘密赴苏州，主动开展策反苏州城防司令厉百川的工作。厉百川是冯玉祥旧部，与董健吾相识；他又是何民魂的学生。仗着这两层关系，何民魂和董健吾向厉百川展开攻心战，最后说服厉百川率部投诚，与其达成和平解放苏州的协议。厉部两个旅三千多人于4月26日晚主动撤离苏州城，后按人民解放军的指令退至上海，在闸北全部缴械。何民魂和董健吾的这一举动，受到了江苏省军管会领导人管文蔚和周文才的口头嘉奖。
上海解放前夕，香港亲友姚志岩寄来赴港旅费，邀董健吾去香港，对新中国无限向往的董健吾毅然予以拒绝。上海一解放，他就主动配合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参加了新生的革命政权肃清反革命的运动，他与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何均鹤沟通了联系，他被告知：如有重要情报，可以直接通报何均鹤。根据董健吾提供的线索，公安部门捕获国民党潜伏特务多名，破获潜伏电台四处。
1949年7月，董健吾先发出一信给已是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再特去市政府求见潘汉年，潘汉年因故未予接见。董健吾一气之下，要回了写给潘汉年的信，从此不再登门。孰料，1955年5月潘汉年事件发生后，他却被株连受审，在上海南市区第一看守所关押了一年多。在此期间，他还向公安部门检举了一名与他关押在一起的受审人员，此人是1935年曾盯过浦化人梢的国民党特务。经过审查，1957年6月，他被宣布“无罪释放”。在押期间，他的四子董寿祺受牵连被抄家，因搜出当年地下电台的遗物，以敌特嫌疑被隔离审查。其余子女也受到过不同程度的牵连。
释放后，董健吾向人学了一些推拿技术，从此以后，他就以私人推拿医术为生。
·最后的岁月
1960年，美国友人斯诺应邀重访中国，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忆及二十余年前的陕北之行，斯诺不禁感慨系之。令他难以忘怀的还有那个神 秘的“王牧师”，遂向毛泽东打听这位牧师的下落，毛泽东茫然不知“王牧师”为何许人。经周恩来总理过问，终于通过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的浦化人查明“王牧师”系董健吾。
1961年初，国防部副部长陈赓大将到上海就医。2月7日，由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第一书记柯庆施陪同，陈赓在上海市委招待所约见了董健吾。在此之前，董健吾已收到过浦化人的来信。在信中，浦化人以“健吾兄”称之，并告知陈赓将赴沪为他安排工作的消息。尽管如此，与阔别了30年的老上级、老战友会面时，董健吾仍惊喜交集，几疑梦中。他与陈赓热烈拥抱，捉手相视良久，互道老矣！在万分激动之中，董健吾不觉热泪盈眶。 两人挽手进入会客室，陈赓向董健吾介绍站在他身旁的柯庆施说：“这位是柯市长。”握手寒暄后，大家便围坐在沙发上开始叙谈。
陈赓首先告诉董健吾：“我这次是受中央负责同志委托前来看你的，不是以你我私人关系会面的。你过去的事已决定由中央承担，我个人是力所难及的。因此，柯老今天也来见你。”谈及当年在特科工作的情景及与党脱线的经过，陈赓快人快语，说：“你过去的事，不应由个人负责，你的经历我一清二楚。你是有功于党、有功于国的同志。”关于受潘汉年株连的问题，陈赓也明确答复道：“你的事中央都知道，一切由中央承担。”但同时，陈赓又亲切地责备董健吾：“你知道我在国防部，为什么不来北京找我？写封信总是可以的嘛！”董健吾不无委屈地回答道：“我同潘汉年联系过，他不理我，上海的领导都不理我，我还找你们中央的领导干什么呢？”
回顾当年董健吾以秘密特使的身份去陕北时，陈赓告诉他：他送信到瓦窑堡时，陈赓已随毛主席渡黄河东征打阎锡山去了。陈赓是事后才知道这件事的。讲到这里，陈赓不禁问董健吾：“你这次来时，已与上海党脱线。既来了，我虽不在，为什么你不可以直接找中央组织部接线呢？”“董健吾很懊丧地回答：当时思想单纯，认为在沪有潘汉年的单线领导，就没有必要再接中央的线了。不料，返沪后，正值上海白色恐怖高潮，潘汉年命我停止活动，自谋生计。以后，又与潘汉年断了线，离开了党的怀抱。陈赓感慨地说：客观上是这个原因，但你自己也得负责任。这些年党没有离开你，而是你离开了党；党没有忘了你，而是你忘了党。听得此言，董健吾百感交集，心酸难言。陈赓忍不住再度埋怨董健吾说：“解放这么长时间了，你为什么不同我联系呢？”其实，董健吾心中也已后悔自己这么多年来，竟然没有动过与在中央工作的领导联系的念头，只得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不是我不想找你，而是你官做大了，怕找你你不睬我，觉得高攀不上！”陈赓笑道：“不应该，不应该，你太过虑了！”董健吾又诚恳地解释道：“国家处于困难时期，你又日夜忙于国防事业，区区个人小事，实在不应该麻烦你。再说，比起牺牲的同志来，我已算万幸的了。”陈赓十分赞赏董健吾的这种态度。对董健吾目前的生活情况，陈赓关切地说道：“你现在年事已高，必须加倍保重身体。现在你做推拿医生不好，这玩意儿费力不费神，对老人是不适宜的，我看就不要搞了。你的生活由我们给安排吧！”如此体贴入微的关照，令董健吾如沐春风，胸中块垒，不觉一扫而空。
于是，陈赓便笑着对柯庆施说：“过去党内有两个怪人，一个怪人上山当和尚，以后我们把他找了回来（指许世友）；另一个就是他，进教堂当牧师，过了几年牧师瘾，现在又摇身一变，改行做医生。这回才把他找到。”这一席风趣的话，把大家都讲笑了。最后，陈赓告诉董健吾：“我最近几年身体很不好，靠药物在支撑。这次来上海想抽空医一下，但就得回京。你的事由柯市长给安排吧！”陈赓随即对柯庆施说：“董老的事就托付给你了。”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你放心吧！他的事归我办了。”[1]
作为老上级，陈赓对董健吾相知甚深，考虑到董在海外有许多老校友和老朋友，其中一些还是声望很高的社会名流，陈赓打算安排董健吾去国外从事统战工作，以充分发挥他的特长，为党联络一批统战对象。但不幸的是，3月16日，陈赓便因心脏病突发而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对董健吾来说，这噩耗不啻是一声晴天霹雳，他老泪纵横，痛哭失声。痛定思痛之余，他仰天长叹：“知我者，陈赓也！”痛失知己的打击，使向来健康的董健吾一下子便垮了下来。大病一场后，走路都有困难。以后，他由上海市委统战部安排去虹桥疗养院休养了半年多。出院后，便接到柯庆施签发的委任状，自1962年5月起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文革”中，董健吾被强加以“叛徒”、“特务”、“逃亡地主”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批斗、抄家和隔离审查。生病住院期间，大字报贴到了他的病床前，就医也被限制用药。
再度遭受此等无妄之灾，董健吾又一次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他苦苦地回顾和思索：这一生中，我究竟做错了什么？错在哪里？在万般无奈之中，他 只得把自己的不幸归结为：生不逢时，事不逢人。
1970年，斯诺再度访华，又一次提出要见“王牧师”。但此时的董健吾已因晚期胃癌而缠绵病榻，生命垂危。12月22日，邓颖超通过中调部的机要电话，直接与上海市委社调部韩仰山联系，告知斯诺求见“王牧师”事。得知董健吾病重，邓颖超果断地指示：“立即组织抢救！哪怕‘王牧师’的生命延长一个月乃至几周，能与斯诺谈一次，就是你们完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1] 然而，对于已经进入弥留状态的董健吾来说，抢救已为时过晚，医院也回天乏术。12月25日，董健吾怀着又一次与老朋友斯诺失之交臂的遗憾而与世长辞。
临终时，他给子女留下遗言：“因为我的关系，害了你们。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把我一生的事弄得明明白白。”[2]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董健吾得到彻底的平反昭雪。1979年7月11日，上海市有关部门在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了董健吾骨灰安放仪式。
注释
[1] 董健吾：《自述》。
[1] 访董云飞记录，1995年11月6日。
[2] 访董云飞记录，1995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