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把1937年《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两论”）的问世，视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然而在1939年1月给何干之的信中，毛泽东自己却说：“我的工具不够，今年还只能作工具的研究，即研究哲学、经济学、马列主义，而以哲学为主。”“两论”问世以后一年多，毛泽东还认为自己的“工具”不够，还要重点研究哲学问题，这不能不发人深省。
如果我们仔细地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还有许多类似的难以解释的问题。例如，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我们党的哲学，如果它在1937年就已经形成了，那么为什么还要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才被全党所接受呢？而一个理论在它为全党接受之前究竟可不可以称为党的哲学呢？再如，实事求是，它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实质和核心，也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才被概括和总结出来的，而在它被明确地提出之前，又有什么东西可以替代它来标志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呢？这些问题，都不能不使我们对将“两论”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表示怀疑。
我们知道，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在同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毫无疑问，“两论”也是这一思想斗争的产物。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关于“狭隘经验论”的论争，曾给了毛泽东以极深的印象，因此他说自己“到延安就发愤读书”，做了大量的笔记和批注，并亲自到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处讲授哲学。他还组织中央其他同志一起读书，提倡全党干部都来读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写下了包括“两论”在内的整个《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可以说，这个提纲既是他当时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心得体会的记录，也是他借以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个思想体系。
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特别是在其中有关《实践论》《矛盾论》的章节中，毛泽东深刻地阐述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和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两论”的产生，对于在广大干部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解决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然而正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两论”等著作问世以后，“党内有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并没有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而改变他们的立场”。他们拒绝运用“两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因而没有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入到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中去，化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
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自己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深切地体会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明确指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了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当时延安新哲学会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问题进行过具体、深入的讨论。强调“所谓新哲学的中国化，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在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结合，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就是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应用到中国的具体问题上来，就是在中国的现实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实际上就是要求全党运用“两论”等著作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继“两论”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研究。毛泽东在当时所写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种种问题给予了科学的解释，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具体化、现实化。艾思奇在当时曾说：“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泽东同志及朱德同志的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著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两论”的写作，在当时并不是毛泽东研究哲学的结束，而是一个新的开始。因此，连毛泽东本人在“两论”问世以后也说自己今后的理论研究仍要“以哲学为主”。当然，这里的研究不是纯理论性的宣传和介绍，而是进一步的应用和发展，以便在实际中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因此，仅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也不能将“两论”看作毛泽东哲学思想正式形成的标志。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终形成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之中。众所周知，在延安整风运动以前，教条主义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给全党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加上刚到延安不久，由于党内理论水平普遍不高，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较大，如果不清算王明的教条主义影响，就无法让真正的马列主义深入到全党之中，就无法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事业，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因此，毛泽东决心在全党开展一次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实际上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体化的运动。它所取得的胜利，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正式形成。
首先，延安整风运动通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多方面哲学探索，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事业。
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是延安整风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反复强调：“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他将马克思主义比作“矢”，将中国革命比作“的”，要求全党学会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从而科学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然而在实践中要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却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我们党内有许多人，“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只有通过了延安整风运动之后，才使我党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主观主义的作风。据温济泽回忆：“在整风以前，我们学哲学，研究哲学，总是从原理出发，在原理原则、范畴中兜圈子。”“经过整风，我们才开始懂得了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才开始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改造世界。……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当然，要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仅从理论上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不够。要真正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还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
1941年8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指出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和掌握政策，而系统地、周密地进行社会调查则是决定政策的基础。《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还规定了调查研究的许多具体方法，在当时被列为整风学习的二十二个必读文件之一。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整理出版了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作的“农村调查”，并写了序言和跋。9月间，他在延安又对妇女生活调查团发表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指出中国革命需要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就要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延安整风，正是通过对调查研究理论的不断探索和对调查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了解了我们的实际，了解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才最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促进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其次，延安整风通过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吸取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终形成。
实事求是，乃是中国的一句古语，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首次引用了它。他指出：“共产党员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他把实事求是当作与主观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态度来加以阐述，指出“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对“实事求是”这一古老的成语作了新的哲学概括，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邓小平曾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就充分说明，实事求是的哲学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它概括和总结了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它突出地体现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中国特色，是这个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核心。因此我们说，延安整风运动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哲学概括和总结，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正式形成。
再次，延安整风通过对主观主义的深入分析和批判，将毛泽东哲学思想化为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使之深入到实际中去，为全党所接受。
延安整风，首要的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而“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应该说，整风将主观主义首先作为一种反科学的思想方法来看待，是符合当时大多数干部的思想状况的。但是，这种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的思想方法有很大的危险性，因此毛泽东强调：“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实际上，也正是为了调整全党的思想方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系统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内容，形成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总原则。
然而有了方法论总原则，还必须将它应用到实践中去，化为实际工作中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只有这样，科学的理论才能为全党所接受，并在实践中与主观主义相抗衡。因此，整风运动强调：“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
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总结了整风运动的工作经验，指出：“一九四二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取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凡无成绩者，都是没有采用此种方法。”同时，“一九四二年的整风经验又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
正是在这样总结整风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从事革命工作的两个根本的领导方法：“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强调“同志们在这次整风中应该这样去做，在任何工作中也应该这样去做”。
延安整风还将科学的领导方法、工作方法提升到认识论的高度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突出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法论特征。它强调“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我们知道，人民群众既是实践的主体，又是认识的主体，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力量。延安整风提出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正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方法，也是用以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方法。
与此同时，延安整风还对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进行了彻底清算，强调“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
整风运动对宗派主义的分析和批判，扫除了主观主义得以长期存在的组织基础，为全党最终接受毛泽东哲学思想提供了组织保障。党八股，则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表现形式，是二者借以传播的工具。它的存在，直接地不利于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形成，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因此，整风运动对党八股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
1945年4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会在我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的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宣告了毛泽东思想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正式问世。可以说，“七大”是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召开的，而它的召开又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整风运动的成果。
最后，本文想指出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全党所接受与它的最终形成应该是同步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我们党的哲学，它的最终形成，是从全党接受之日开始的。而在此之前，则无全党的哲学可言，有的只是一些具体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哲学思想，如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刘少奇的哲学思想，等等。因此，每当我们讲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最终形成，就必然要讲到它最终为全党所接受。现在我们讲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讲《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贡献，都是以肯定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整个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前提的。
总之，笔者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标志是延安整风运动，而不是《实践论》《矛盾论》这“两论”的问世。
（原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86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略有修改，改写了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