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六大”到“七大”，中间相隔了整整17年，其时间之长，在我党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七大”之所以迟迟未能召开，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从主观上来说，党内的团结尤其是思想团结问题，长期以来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恐怕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延安整风和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促成了全党空前团结的局面，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为这次大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遵义会议以后，党内首次提出召开“七大”的问题是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然而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刚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公然指责党在抗战初期独立自主的正确路线，鼓吹“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显然，在这种对党的重大路线政策问题存在严重分歧的情况下，要想成功地召开“七大”，是不具备充分的思想条件的。
为了统一全党认识，为“七大”的召开做思想上的准备，从1940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开始审核和编辑“六大”以来党的文献。从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下发的一系列文件中，他敏锐地觉察出其中存在着一条比前两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这条新错误路线最突出的两个表现就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正是为了彻底反对其中的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为“七大”的召开创造思想条件，毛泽东花大力气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
一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健全党的思想，更加自觉地统一到毛泽东的正确理论上来
对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毛泽东一开始就寄予深切的期望。他指出，如果能在一两年之内“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那么，“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提高”。“延安的干部教育好了，学习好了，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这个意义非常之大”。
在整顿学风的群众运动普遍展开以后，毛泽东开始集中火力，批判那种认为中国党的活动没有理论的错误观点，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乃是以马列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这个理论就体现在我党正在执行的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之中。遵义会议以来，我们党用真正的马列主义纠正了以前的错误，使这一理论开始从全局上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因而坚持了一条比较正确的思想路线。
随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与主观主义路线的不懈斗争中日渐成熟起来的正确路线，这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路线。它的形成，得益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紧密结合，体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而这一思想，便是王稼祥等人后来充分阐述过的，并由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加以系统总结后，最终被确定为全党一切工作指针的毛泽东思想。从而使全党的思想开始自觉地统一到毛泽东的正确理论上来，开始对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加以广泛的学习、宣传和研究。
二 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使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如果说，通过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使全党的思想更加自觉地统一到毛泽东的正确理论上来，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的话，那么在随后的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的过程中，则使全党更加自觉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为“七大”的团结和胜利，提供了组织保证。
毛泽东把通过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克服党性不纯的现象，以达到组织上的进一步巩固与团结，看作党的百年大计。1943年，他在给彭德怀的一封信中指出，如果能够真正做好整风，做好审查干部，就算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的百年大计即已奠定。
正是为了彻底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毛泽东在1942年底的西北局高干会上，总结了我党历史上“左”倾宗派主义在党内的思想错误、小错误、个别错误，要同一贯的路线错误、派别活动乃至反党、反革命问题区别开来。对于小的个别的思想上的错误，要用思想教育的方法、治病救人的方法来加以解决；对于一贯的路线错误，则应进行坚决斗争，但也不是斗争至死，应给以出路，允许回头。
从1943年4月开始，整风运动在深入反对宗派主义错误的基础上，开始转入全党性的审查干部、清理队伍阶段。在审干运动初期，由于对干部队伍不纯的状况做了过分严重的估计，使审干工作一度发生了严重的偏差，以致发展为“抢救运动”。对于这一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主动承担错误，多次进行自我批评，向蒙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使他们放下了思想包袱，心情重新舒畅起来，从而更加增加了党内的团结，提高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威信。
三 党的高级干部通过对历史问题的深入讨论，更加坚定地站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上来
在群众性的普遍整风转入审干阶段以后，中央领导层的整风则进入到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毛泽东强调要通过这一阶段的整风，使犯过路线错误和个别错误的同志都觉悟过来，彻底弄清路线是非，进而达到真正的团结。他认为整风本身就是一个大的自我批评，就是以斗争求团结，通过贯彻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实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正是通过对四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是非的深入讨论，党的高级干部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王明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实质，更加自觉地感受到了毛泽东一贯坚持的正确路线的难能和可贵。正如周恩来回来延安参加党的高级干部整风之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党22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方向！”
1943年底，中共中央总结了这次整风运动的经验，进一步明确指出，自遵义会议以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领导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一切对于这条路线的诬蔑都是错误的。“全党同志均应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为中央的路线而奋斗。”这就进一步表明，延安整风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它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从此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坚定地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团结的基石。
为了召开党的“七大”，在领导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同时，毛泽东还领导制订了我们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可以说，历史决议的通过，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巩固了党的团结，也为“七大”的召开创造了思想条件。
在延安整风运动深入学习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做出了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的决定，由任弼时任召集人，负责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
根据毛泽东关于历史问题的指示精神，任弼时很快写出了第一个历史决议稿，强调起草这个决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团结全党、召开“七大”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他指出：“这种总结是为着把党的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以便使全党能够正确地了解党的历史经验，同时也便于团结更多的同志为党工作。”
根据任弼时的初稿，胡乔木又重新起草了一个稿子，深化了任弼时的上述思想，进一步强调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对形成全党新的团结的重要意义，指出自遵义会议建立以毛泽东为领袖的新的中央，就在实际上开始了党的马列主义新时期，“七大”认为毛泽东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方向都是正确的，毛泽东的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党现在是完全统一团结于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央领导之下了。
在胡乔木的上述思想基础上，张闻天后来又对决议稿做了一些修改，高度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的理论对加强全党团结与一致的重要意义。他写道：“尤其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十年内战更使我党马列主义的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统一的思想，在内战中有了极大的发展，给中国共产党指出了正确的行动方向。而毛泽东同志终于在内战的最后时期确立了他在中央的领导，这领导，无疑的，将保证中国共产党在以后的完全胜利。”“党经过了自己的一切成功与失败，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组织上第一次达到了这样的一致与团结！这是要胜利的党，是任何力量不能战胜的党！”
对于这个决议稿，毛泽东后来又至少做了七次修改。他吸取了任弼时、胡乔木、张闻天三人关于加强全党团结的重要思想，强调要“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毛泽东对全党团结重要性的认识，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更好地团结全党，开好“七大”，毛泽东在修改决议过程中，决定把过去由“七大”讨论决议的设想法改为由六届七中全会去讨论。他后来解释产生这一想法的原因时说，要使大会代表有这种自觉，就是历史问题应该由七中全会去做结论，以便“七大”能够集中精力于当前全国的政治问题，精神是弄清历史，团结全党抗日建国。不采用大会的武器来算历史上的旧账，才能将注意力集中于当前的问题，也才能够使全党更好地团结一致，共商建国大计。
1945年4月20日，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审议历史决议草案。与会者对决议中不提四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不提教条宗派、经验宗派以及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等这样一些维护党内团结的重大原则，表示完全拥护。作为当事人，博古深有感触地说，这个决议在原则上很严格，而态度对我们犯错误的人是很温和的。我了解这是给我们留有余地。我们要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愿意接受这个决议作为改造自己的起点。这个态度表达了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而又愿意改正错误的人们共同的认识，表达了他们愿意与全党团结一致、共同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着重讲了治病救人的问题，指出事实证明这个方针是有效的。治病是手段，救人是目的，一定要治病才能救人。决议草案比较好，好就好在治病与救人两方面统一起来了。党是政治团体，要搞五湖四海，要像决议上说的，团结得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从而再一次表达了党的领袖博大的胸怀和团结全党共同奋斗的愿望。大会对他的讲话表示热烈的欢迎，并一致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
如果说，当初起草历史决议，并决定由“七大”讨论通过，乃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大会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做准备的话，那么后来决定把这一决议草案交付六届七中全会讨论，则是为了使全党更好地放下历史包袱，面向未来，使“七大”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从正反两个方面表现了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为了搞好团结、开好“七大”所花费的满腔心血。
综上所述，“七大”之所以迟迟未能召开，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客观条件尚不具备，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主观上的团结和统一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这种主观上的团结和统一，后来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六届七中全会而得以实现的。正如任弼时在“七大”筹备报告中所说的那样，“七大”早应举行，因各种原因迟至今日才召开，这固属缺点，但也有其积极的方面，这就是经过整风、路线学习和审查干部，巩固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党内思想一致，组织纯洁。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正是党内空前团结的反映。这是对“七大”的思想上的准备，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
（原载《当代团干》1995年第4期，收入本书时做了较大压缩、修改，重拟了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