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创立的传说
天地会是清代产生时间较早、影响极大的一个秘密会党。后来出现的许多会党组织或是它的支派，或是多少在它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天地会的起源问题是研究清代秘密会党的一个重大课题。
天地会内部向来就有其关于自身起源的传说故事，各种会簿(“海底”)的记载详略、文字虽各有不同，但基本情节是一致的。我们根据各种会簿的记载[1]，将这个传说故事叙述如下：
清代康熙年间，有西鲁番(国)造反。清军出兵数万，屡屡损兵折将，不能征服。康熙皇帝出榜文颁行天下，不论军民人等并僧道，有能征服西鲁者，即封万户侯。少林寺僧闻知，前来揭榜。康熙皇大喜，问众僧需多少人马，众僧答曰：“不用一兵一卒，即要杜龙解粮、苏洪为先锋足矣。”皇帝置酒，并赐“日山”(一说“囸山”)三角铁印(一说“又命郑君达解粮军前应用”)。少林寺僧一百二十八人(一说一百零八人)即日出发。不到三个月，便剿平西鲁，班师回朝。康熙皇帝大悦，即敕封众僧万户侯，赐黄金万两。众僧回奏：“我等出家人，不愿为官，黄金要来何用?惟望赐一堂袈裟足矣。”帝允准，众僧谢恩，转回少林寺修行。郑君达去湖广任都督之职。
却说众僧中有名叫马二福的，系少林寺第七条好汉，故称“亚七”，一日不慎将镇寺之宝灯打烂，被赶出寺门。马二福游至湖广地面，恰遇郑君达之女郑玉莲、媳郭秀英，见她们天姿国色，顿起淫心，二人被迫投河身亡。渔夫吴成贵父子收敛尸骨，葬于河滩。数月之后，墓边发出二丛桃李，吴成贵父子收摘往卖，得利甚多，此乃姑嫂二人报答收葬之恩也。一日，桃李二树忽然化为两口宝剑，吴成贵父子知是宝物，收了宝剑，回家收藏。
时朝中有奸臣妄奏皇上，曰：“少林寺僧通番卖国，蓄意造反。不如诈称行香，将寺放火焚毁，以绝祸根。”昏皇听言，即命领御林军三千前去行事，可怜一夜之间烧死一百余人，仅留十八人，幸得佛祖下凡搭救，才得走脱。郑君达亦被赐死，葬下港尾。十八僧逃至云霄地面，饿死十三人。五僧来到白沙湾口，忽见海面浮起白锭香炉，底有“反清复明”、中心有“洪英”等字样，五人抬起，当时对天盟誓，插草为香。后至长林寺借宿，僧长万云龙(号慈光，字达宗公)询问，五人遂拜万云龙为大哥，在高溪庙起义。吴成贵父子前来投军，献桃李剑，藏于洪花亭。明神宗皇帝的西宫娘娘李神妃生下的小主朱洪竺(一说朱洪英)亦来，拜为盟主，陈近南为军师。此为康熙甲寅年(一说雍正甲寅年)三月(一说七月)二十五日，洪家结拜之期，清军前来交战，万云龙大哥于九月初九战死，葬在高溪庙三层楼脚下，粪箕湖子山午向(一说葬白苟洞)。
上刻：
五僧再战，力克清军。但回来不见小主。陈近南建议兄弟分散各地，时机成熟，再行起义。遂分写五本原由，分房至各省招集忠义，暗藏三点革命。誓灭清朝，扶回大明江山，是为洪门五祖(前五房)：蔡德忠(福建)、方大洪(广东)、马超兴(云南、广西)、胡德帝(湖广)、李色开(浙江)。以后又有后五房：吴天成(西蜀)、洪大岁(贵州)、李识弟(江南)、桃必达(云南)、林永昭(河南)。
这是一个悲壮的神话故事。虽然它告诉了我们洪门结拜的时间、地点、宗旨和人物，但是，由于它过于扑朔迷离，其中主要的情节都缺乏可靠的史料佐证，因此，它给历史学家们留下了一系列的难题。
有关天地会创立的各种观点
天地会起源问题的探讨，至少达一个世纪之久。在今天学术界有较大影响的，主要有郑成功创会说、道宗创会说和万提喜创会说，前两派观点基本上主张康熙十三年甲寅(1674年)天地会创立，后一种观点主张乾隆二十六年辛巳(1761年)天地会创立。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论述。
郑成功创会说 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陶成章。他与浙江会党、南洋洪门有过较多的接触，比较熟悉洪门内部的掌故。因此，他的观点虽然有其自己的研究心得，但大体上还是可以视为洪门自身的一种传说。陶成章写道：
何为洪门?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故又名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修整之者，则陈近南也。[1]
郑成功卒于康熙元年(1662年)，按照陶的说法，天地会的创立至少在此之前，这与天地会“海底”所记载的年代不相符合。温雄飞先生指出：“满虏入据北京时，南都新立，人心未死。义声一播，前仆后继。志士遗民，未必舍目前有可复仇之机而不复，反从事于秘密结社，以待百数十年后之中兴。”看出了郑成功创会说的问题。因此，他认为：
大抵天地会者酝酿于永历帝及郑成功既死之后，即康熙元年，而成立于康熙十三年者也。
而其中主要人物始终是辅佐郑成功的陈永华(近南)。温雄飞接着又论述天地会创立神话故事的来由：
……陈永华造此段神话故事，殆有深意。盖其着眼在于下层社会，利用神话，使其留极深之印象于脑海中。且其创造此会时，乃利用郑氏部曲为之奔走宣传。郑芝龙盖曾撤仙霞关之守备，使清兵入福建者，其后又为清兵挟之至北京，以郑成功故，全家郑氏被戮。故其创造该段神话故事……婉曲其意，叙少林僧人，拒退西鲁，有功于清，无辜被害……隐绘一郑芝龙降清被害之影子，先团结郑氏部曲。[2]
萧一山赞成天地会是陈永华和郑氏旧部组织的，但他认为创会的神话故事是经过长期流传、演化而成的。郑君达的死，是影射郑芝龙的;万云龙的起义是影射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浙江大岚山张念一起义的;少林寺被毁是影射某侠僧的。因此，他认为，“谓天地会起于雍正末年，固然不错，谓天地会起于康熙时代亦无不可。但如谓起于康熙甲寅十三年，则系显然的错误”。[3]但萧一山到台湾以后，便改变了原来的看法，认为天地会是郑成功创立的。[4]此外，连横、戴魏光、黄玉斋等学者都主张郑成功创立说，把天地会创立的年代推前到顺治年间。[5]
对于天地会郑成功创立说较为严密地进行学术论证的是胡珠生。他认为，早期天地会文献中不少重要人物和情节都不出闽南漳浦、云霄一带，而这一带正是郑成功父子长期从事抗清斗争及其家族所分布的地区，郑氏家族与部属的经历、活动同天地会早期传说相近。因此，郑成功创立洪门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天地会的严密组织制度、入会仪式以及联络方式等，出于陈永华之手。到雍正十二年，天地会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这就是《西鲁故事》等反映的少林寺十八僧逃难到云霄，死去十三人，剩下五祖与万云龙会合起义，万战死后，五祖分房，转入各省从事地下斗争。[6]胡珠生关于雍正十二年天地会变革的观点，看来首先根据“海底”本身有“西鲁故事”发生于雍正甲寅(1734年)的记载，同时其内部也有这样的说法：“天地会有已(几)会?大小有二会。大会出在何处?大会出在天本。有何为证?有诗为证：‘小会三河大会天，皆因出在甲寅年。五人结拜心如铁，流下高溪万古传。’小会出在何处?小会出在地本。”“有诗为证：‘地本出在三基河，结义会盟兄弟多。正是天本团圆日，大家齐唱太平歌’。”[7]这一说法，把萧一山在30年代提出的雍正甲寅创立天地会的说法作了合理的修正。
综上所述，郑成功创会说的要点是：(1)天地会的主要倡议者、策划者是郑成功或陈永华;(2)创立的时间在顺治、康熙年间;(3)创立的地点在闽南或台湾;(4)“西鲁故事”是影射郑氏家族的经历。
万云龙(道宗)创会说 这一观点也是在肯定“西鲁故事”基本可靠的前提下提出的。它受到了郑成功创会说的启发，发展了其研究成果，论证更加严密、科学。
中国台湾学者翁同文根据天地会会员的“腰凭”(即会员证)有“结万为记”的记号或联语，推断在天地会以“洪”为姓以前，曾有过以“万”为姓的时期。根据江日昇《台湾外纪》记载：
崇祯间乡绅肆虐，百姓苦之，众谋结同心，以万为姓，推[张]要为首。[8]
在万姓集团中，首领万礼(即张要)于永历四年(1650年)率附郑成功后，至九年(1655年)由永历帝封为建安伯，次年死于南京之役。万二(郭义)、万七(蔡禄)镇守铜山(今东山县)。后郑成功闻万礼非战死，撤其忠臣庙之享，诸万怨望。永历十五年(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闻郭、蔡潜通降清之澄海公黄梧，调二镇去台湾。郭、蔡乃与万五(长林寺僧道宗)商议，遂决定降清。同城忠臣伯张进自焚而死。郑经令洪天祐[9]驻守铜山。
康熙十四年(1675年)五月，郑军与清军战于潮阳，死伤颇众，“道宗万和尚于战场收尸骸，计三千有余”。可见当时道宗仍为郑氏部下所容，并在社会上有相当之地位。
而在此之前，康熙十三年(1673年)四月，河南总兵蔡禄响应吴三桂率部叛清，事泄以后，与部下暨家属等若干人，皆为清军围捕遇难。可见，“所谓少林寺僧兵退敌立功，清帝负义遣兵放火焚寺，乃影射蔡禄率部降清，又与其部下在河南(少林寺所在之地)被杀。所谓少林寺焚余五僧逃出与长林寺僧遇合结盟，当指蔡禄部下有残余分子脱逃回闽与万五重聚。五僧未必就是从未出现的‘以万为姓’集团成员如万三、万四、万六等人，也属该集团范围，故此可说少林寺五僧与长林寺僧达宗，两方都是‘以万为姓’集团的人，天地会即由彼等建立”。[10]
万五达宗的问题，翁同文引证了卢若腾的《卢诗小序》、《同安县志》、《金门志》以及《天地会文件》，认为《台湾外纪》中的万五道宗系达宗之误。对于这个问题，我与秦宝琦曾特地到东山九仙顶看了有关的刻石，上有长林寺开山僧道宗的多处题字。《仙峤记言》(碑存九仙顶石室)也明确提到“长林开士道宗”，捐建长林等寺的有万礼等郑成功部将。因此可证《台湾外纪》的记载无误。方道金近年在云霄高溪庙后找到了又一座长林寺废址。据当地和尚说，这座“长林禅寺建于明成化三年(1467年);该寺为福建南少林寺筹建的‘福建秘密第二少林寺’;开山祖为善致禅师，名达宗”。康熙十三年被清军以“私造龙宫、窝藏钦犯”为由，纵火焚毁。达宗墓仍在，无碑。[11]但这位达宗系明代人。康熙十三年云霄长林禅寺被清军焚毁，《西鲁故事》已有记载，但开山寺僧达宗可以断定不是死于此役。东山长林寺僧达宗也没有死于此役，因为，康熙十四年达宗(即道宗)还有收阵亡尸骨之举。
但是，不论翁同文是否完全揭开了天地会神话的谜底，指出天地会在以“洪”为姓之前有过以“万”为姓的时期，揭示了天地会的形成有着漫长的历史过程，是他对天地会起源研究的一大贡献。他对于康熙十三年创立天地会这一说法提供的论据也是值得重视的。
万提喜创会说 1964年蔡少卿发表了《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12]，独辟蹊径地直接利用了档案史料来探讨天地会的起源问题。蔡少卿考察了清政府在镇压林爽文起义过程中追查天地会起源所形成的档案材料，认为汪志伊在《敬陈治化漳泉风俗疏》中指出的“闽省天地会，起于乾隆二十六年，漳浦县僧提喜首先倡立”是可靠的。因此，他认为，“天地会起源于福建漳州地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漳浦县洪二和尚，即万提喜首倡”。
为了寻找汪志伊这一说法的来源，秦宝琦翻阅了大量清宫档案，终于找到了当时直接审理此案的闽浙总督伍拉纳的奏折[13]，从而加强了万提喜创会说的论据。此外，秦宝琦等还认为，“天地会结会时都要供奉洪二和尚万提喜的牌位”，可见“万提喜是天地会众一向承认的创始人”。并且认为天地会会簿是嘉庆以后的作品，“西鲁故事”不足为凭。[14]戴玄之也主张天地会是洪二和尚万提喜所创，但他根据天地会会员许阿协的供词，即对“木立斗世天下知”的解释，认为天地会当创立于乾隆三十二年。[15]目前看来，乾隆三十二年说显然站不住脚了，但其有关论据仍然值得重视，如戴玄之指出，根据天地会会簿，万提喜又称“云龙禅师”，所以就是万云龙。
乾隆二十六年万提喜创立天地会一说的提出，开辟了直接利用档案史料研究天地会起源的风气，对于天地会以及整个会党史研究面貌的改变，影响极大。平心而论，直到目前为止，天地会历史有可靠史料作为根据的，还是从乾隆二十六年开始，在此以前的历史我们至多只能作一些推测，虽然可能有合理之处，但其接近真实的程度是很可怀疑的。但是，乾隆二十六年万提喜创会说之所以还不能完全否定其他各说，是因为其自身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它不能对“西鲁故事”与万提喜创会的关系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秦宝琦等认为“西鲁故事”形成于嘉庆以后，但正如赫治清所指出的，清政府从乾隆四十年以后在破获天地会案件过程中不断起获会簿，而道光时期天地会的组织、腰凭、口号等，“俱系钞袭百余年前旧本”。在嘉庆时期，这类会簿的流传相当广泛。[16]看来“西鲁故事”不可能是在嘉庆年间形成的。这个故事在天地会内部长期流传这一事实，至少说明它与天地会的创立存在着某种关系。只有正确地揭示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完全揭开天地会起源问题之谜。
第二，乾隆二十六年万提喜创会说的主要根据是清政府的调查结论。但清政府的褊狭、客观条件的制约、任事官员的勤惰以及结案的时限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调查结论的可靠性。例如，清政府在追查天地会起源过程中，直到乾隆五十四年作出结论之时，始终没有发现或利用天地会的会簿，而事实上乾隆四十年以后，清政府就在福建发现了天地会会簿。[17]到嘉庆年间，天地会会簿被大量起获，清政府也没有据以重新审查原先的结论。这种粗疏是显而易见的。严烟关于天地会根由“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的供词，清朝官员也以“显系狡展”为由，未能予以彻底追究。如果天地会历史上确实存在过“五祖分房”的话，那么，清政府追查的仅仅是与林爽文起义有关的天地会成员，确实也是很难反映天地会起源问题全貌的。既然清政府的调查结论存在诸多问题，那么，根据这个结论提出的学术观点在没有对与这个结论有矛盾的材料作出合理的解释之前，其缺陷依然是存在的。
其他观点 除了以上三种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观点之外，对于天地会的起源还有其他许多不同的猜测。这些学术观点的纷列杂陈，足以说明这一问题的复杂性。
王重民根据明代潘季驯奏疏中提到的万历十年(1582年)在江苏捕获散发符票的“妖党”元洪和尚的供词：伊兄弟十人，北方五人，以仁义礼智信为号，名曰北票;南方五人，以金木水火土为号，名曰南票。约期各于南京、北京举兵被获，认为：“‘洪门’之义，或即纪念元洪，入清而演为朱洪竹、朱洪英。……元洪兄弟十人，编为南北两票，均有作五祖之资格，而异姓兄弟，以票为号，尤与洪门组织相合。”[18]
周贻白则认为，“西鲁故事”起源于清廷征调、训练原为郑氏旧部的藤牌兵征伐罗刹(即俄罗斯)，参加阿克萨之战，有功不赏，知为清廷所歧视，于是纠集同志，毅然作“反清复明”之举。前五房、后五房似皆其中重要分子。而到朱一贵起义时期，又增饰了“小主朱洪竹”的内容，至林爽文起义，这一起源传说才算完成。[19]
费海玑认为天地会为陈元孝(恭尹)、屈翁山(大均)等人于康熙十三年在龙江创立。[20]张兴伯则根据严烟的供词“天地会起于川省，年已久远”之语，认为在清初四川抗清队伍中可以找到天地会的线索。[21]
总之，有关天地会起源的各家论说纷陈杂出，莫衷一是。但是，大多数学者基本上肯定，天地会起源地点在闽南地区。闽南云霄县有天地会会簿中都提到的高溪庙、观音亭。观音亭前面漳江三条支流会合，涌出海口的景色，可以确定“地振高岗，一派江山千古秀;门朝大海，三河合水万年流”，就是对这一景观的描写;有关的“粪箕湖”、“下港尾”、“白苟洞”等，均为这一带的小地名，与天地会创始有关的人物郑成功、道宗、万提喜等均在这一带活动过;这里的民间风俗、语言都在会簿中有所反映。所以“西鲁故事”虽然情节离奇，于史无征，但是，经过几百年辗转流传、抄写、增饰，竟然还能保持其地名、景物描写的准确性，说明它的原本必定出自一位相当熟悉闽南地理风情、历史人物的作者之手。观音亭(万提喜传会处)、高溪庙(五祖结会起义处，郑成功也曾在此礼拜过)、粪箕湖(长林寺开山僧达宗的葬地)都集中在纵长约二公里(其中观音亭、高溪庙相距仅百米之遥)的几乎是垂直的地带上，这就不能不极其重视“海底”的史料价值，谁还能断言，“西鲁故事”必定不是天地会的“荷马史诗”呢?
天地会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天地会是带有强烈的反清复明色彩的异姓结拜兄弟组织。这样一种成熟的民间秘密结社形式的产生，并不是一朝而就的，而是历史、文化沉淀的结果。
异姓结拜团体 异姓结拜兄弟之俗起于何时，于史无考。但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这就是著名的“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故事。[1]它在民间广为流传，经过《三国演义》作者的艺术加工，在明清时代已是家喻户晓。明清时代另一部流行的小说《水浒传》也是叙述宋江等一百零八位异姓结拜兄弟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故事，其历史背景是北宋活动于河北的以宋江为首的一股三十六人的“强盗”。“来时三十六，去后十八双。若还少一个，定是不还乡”[2]，这与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时所谓的“不求同日生，但求同日死”的“兄弟义气”如出一辙。到了明代，以兄弟结义为基础的组织开始形成，在天地会的发源地，异姓结拜的风气尤其浓厚。如天启五年(1625年)郑芝龙(小名一官)的海盗团体就是以异姓结拜为基础的：
芝龙从颜思齐为盗时名一官，至齐死，结十八芝，渠为首，名芝龙。[3]
这个异姓结拜团体的特色是：(1)结义兄弟改名不改姓;(2)芝龙“年谱在诸兄之末”，因此是年少居首;(3)少长位次由天意决定，芝龙之位由掷圣筊而定，其余系“拈就名数”;(4)结拜仪式是“各拜天地”。
而到崇祯年间(1628—1644年)在漳州出现的以张要(万礼)为首的“万姓集团”，由于是为抗衡大族的需要，由几个小族联合而成的，因此，又发展了异姓结拜的方式，即改异姓为同姓。清雍正五年(1727年)同安县发现以“包”为姓、以“齐”为姓两个对立的械斗集团。雍正七年(1729年)又发现以“同”为姓、以“海”为姓、以“万”为姓的械斗集团。庄吉发认为，“后来的天地会就是由各异姓结拜组织及械斗团体发展而来，其起源是多元性的，并非创自一人，成于一时，起于一地”。[4]庄吉发的这个论断大体上是正确的，但是其细节尚须有所修正。
让我们来仔细考察一下天地会的骨干分子严烟的供词：
……听得陈彪说，此教年代久远，从前有个朱姓、李姓同起的。朱姓叫朱鼎元，李姓实不知名字。后来有个马九龙，纠集和尚多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近年又有个万和尚，俗名涂喜，都是传教的人。陈彪曾教我两句口语：三姓结万李桃红，九龙生天李朱洪。这就是天地会的根由。[5]
严烟的供词虽有虚提、不清之处，但是，关于天地会根由的两句口语不可能是临时编造的。“李桃红”三字，在闽南话中据说是事业成功、大功告成、繁荣昌盛的意思。[6]而“九龙生天”可以有两种意思，一是“龙飞九五”之意，亦即登基为皇;一是“九龙”指马九龙。“生天”则可理解为“天子”(天所生)。据此，这两句关于天地会根由的口语可以有两种解释：(1)李、朱、洪三姓结成“万”姓集团，事业成功，登基为皇;(2)李、朱、洪三姓结成“万”姓集团，事业成功，马九龙为天子。无论哪一种解释，天地会都是在“万”姓集团，而不是在其他集团的基础上形成的。这说明，天地会确实有过以“万”为姓的时期，这个“万”姓集团是由李、朱、洪三姓结成的，而不是翁同文所讲的由张、蔡、郭等姓结成的。雍正七年在漳泉地区也存在过“万”姓集团，说明这里在历史上有过好几个“万”姓集团。其次，这一“根由”说明，李、朱、洪三姓结成的“万”姓集团一开始就是一个政治性的组织，是以夺取全国政权为目标的，这与一般的异姓结为同姓的宗族械斗团体有着本质的区别。“西鲁故事”中的李神妃、朱洪英等人名的出现，并不是随意杜撰的，而是有其特殊的暗示意义的。而故事对于地名细节的强调则显然是暗示天地会创立的地点。至于创会时间各种会簿虽然有康熙、雍正的不同，但始终没有出现过乾隆二字，这也给我们指出了三姓结“万”的大体年代范围。因此，可以认为，“西鲁故事”是一个经过精心编撰的有关洪门自身起源的故事，而这恰恰是秘密会社的重要特征之一。
清朝政府对于异姓结拜兄弟发展到会党，判断会党与一般异姓结拜的区别，谋叛的异姓结拜与金兰友谊的异姓结拜的区别，是有一个认识过程的。这一认识过程，清楚地反映在有关异姓结拜的法律条文中。
罗尔纲先生指出，异姓结拜弟兄的风气虽然由来已久，但是，元明以来，却没有禁止异姓结拜弟兄的律例。中国刑法上有禁止异姓结拜弟兄的法令，是从清初开始的。[7]
早在顺治年间，清政府就有“凡异姓人结拜弟兄者，鞭一百”。到顺治十八年又进一步规定：“凡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者，著即正法。”[8]到康熙十年(1671年)，正式把歃血结盟结拜弟兄从“杂犯”罪变成了“谋叛”罪。这表明，在康熙十年，以反清复明为目的歃血结盟、结拜弟兄的活动已有了显著发展，其“谋叛”性质已为清政府所认识，主要认别标志是有无“歃血焚表等事”。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清政府又进一步划分了序齿结拜弟兄与不序齿结拜弟兄的区别和结拜人数的区别：“凡异姓人但有歃血订盟焚表结拜弟兄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至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拟绞立决，为从者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其无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齿结拜弟兄，聚众至四十人之多，为首者拟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年少居首，并非依齿序列，即属匪党巨魁，首犯拟绞立决，为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如序齿结拜，数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为从各减一等。”[9]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年少居首”成为“匪党”的首要标志，一旦查实，立即处绞刑，而无人数区别。而序齿结拜弟兄，只作为一般的违法行为，不作谋叛拟绞。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规定的“若有结会树党，阴作记认，鱼肉乡民，凌弱暴寡者，亦不论人数多寡，审实将为首者照凶恶棍徒例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10]，这是专门针对福建地方的会党的。尽管清政府后来在审拟天地会案件时曾引用这条法律，但这一条文实际上只适用于无歃血焚表仪式的会党，其处罚比之年少居首、歃血焚表的异姓结拜都要轻，但也不同于一般的异姓结拜。
对于年少居首、歃血订盟、结会树党、人数众多四者兼有的天地会，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才有专门的条文：“台湾不法匪徒，潜谋纠结复兴天地会名目，抢劫拒捕者，首犯与曾经纠人及情愿入伙希图抢劫之犯，俱拟斩立决。其并未转纠党羽或听诱被胁而素非良善者，俱拟绞立决。俟数年后此风稍息，仍照旧例办理。”[11]这条临时性的条例并未奏效，嘉庆以后，结拜天地会之风愈演愈烈，遂将“台湾”二字易为“闽粤等省”。
从上述清代法律中有关“异姓结拜弟兄”的规定可以清楚地看到，有无歃血焚表情事，是否依齿序列、有无会名、结拜人数多少，都是“谋叛”的重要依据。清政府从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所概括出来的这四个主要特征同时出现在天地会身上，这就不可能是偶然的。它说明天地会必然是一个在异姓结拜弟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反对清王朝为宗旨的秘密会党。仅仅是为互助目的而结拜的会党，可以有其中一至两个特征，但不需要、也不必要具备所有的特征以招致严刑酷罚。认为天地会是互助团体的说法，更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互助团体会在其自身的文件中充满着如此惊心动魄的“反清复明”思想呢?因此，“反清复明”思想的影响也是天地会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之一。
反清复明思想 反清复明思想产生于清朝定鼎北京以后。在清朝初期，其发展可分为清初明朝残余势力的抗清斗争、三藩之乱和康熙中叶以后层出不穷的“朱三太子”案三个阶段。而真正与民间秘密结社发生密切关系的则是“朱三太子”案件。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起义军攻占北京，明崇祯帝自缢于煤山，遗有皇子三人，即太子慈烺，年十六岁;三子慈燦，年十二岁;四子慈焕，年十二岁。[12]太子于顺治元年(1644年)十二月被清廷处死。因此，在人民的心目中，三太子慈燦是明祚的当然继承人，于是，以“朱三太子”名义发动的反清复明起事遂不断出现。
顺治十三年(1656年)七月，清政府在山西井陉、平山两县破获一起聚会谋逆案件。据“叛首”朱慈焞供称，他是前明河南开封府周王，起事目的为“上雪君父之仇，下救万民之苦，谋事十有余年”。但押到真定府后，又自称“系明季崇祯第三之子，陈一道是我从人，郑良成认为干儿，韩太净为军师”。这一反清秘密结社经营十余年，“布散伪札，煽惑愚民，几成燎原之势”。[13]这是已知最早的“朱三太子”案。
康熙十二年(1673年)，杨起隆又乘吴三桂叛乱之际，在北京诈称朱三太子，“改元广德，号其徒为中兴官兵，裂布裹首以白，披身以赤”，在鼓楼西街举火起事，被清军镇压，杨起隆逃脱。七年以后，陕西汉中逮捕了一个自称是朱三太子的朱道士，据供“原名朱次门，后改名杨起隆”，康熙十二年事败后逃出，改姓任，为道士，于康熙十九年七月至汉中纠党举事。在他身上还缴获有安国大将军木印札付及兵械等。但押京后与杨起隆之妻马氏面质竟并不认识，且面有刺字疤痕，因此刑部认为，“明系旗下逃人入杨起隆伙内，知其缘由，遂假借杨起隆之名，于陕西造反”。[14]
康熙十六年(1677年)，泉州又发生“朱三太子”案。“时有漳州人蔡寅，以左道惑人，乘郑经泉、漳之败，收其余党，诈称‘朱三太子’，交泉州人许挺为内应。于三月十九日夜半，寅领八十二伙头，各书符一道，潜至泉州城下，鱼贯缘堞而上，鸣鼓扬旗，直至开元寺前。……俄而提督中营参将马胜擒挺杀之，寅见无应，随转身砍西门逸去，无一失者。自是人益信其术神。卢世英、纪朝佐、郑不越、吴金龙、欧九、王鼎等群众尊奉，众至数万，驻南靖、长泰、同安等县山谷，声势益盛。其众皆裹白头，众咸目为白头贼。官军屡为所败。”[15]这说明，在康熙年间，闽南一带就已经出现以“朱三太子”名义发动的反清复明起义了。
康熙十八年(1679年)，在湖南新化县还发现了自称是崇祯帝长子朱慈燦，联合无为教姚文明、军师戴必显声讨吴三桂的活动，被清廷处斩。[16]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浙江大岚山张念一起义和江苏太仓一念和尚起义，这两次起义都是以“朱三太子”名义发动的。
一念和尚起义发生于康熙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707年12月19日)，起义队伍以红布裹头，树大明旗号，年号天德，准备进攻太仓州城劫库，被清军击溃。[17]次年六月，一念被捕。据记载，“和尚者太仓奸僧也，素行不端，曾铸假印，伪造定王札符，给散愚人，煽惑作乱”。[18]李煦认为，“至于奸僧一念委给札符之事，即如响马贼歃血拜盟一类，皆由于地方官员柔懦懒惰，诚如圣谕不勤不慎所致”。[19]这次起义的服饰、旗号、年号以及活动方式与天地会几乎毫无二致。
浙江大岚山位于宁波、台州、绍兴三府交界的四明山区，自清初就是有名的抗清根据地。1674年胡双奇等曾在这里举兵。康熙四十七年正月浙江巡抚王然向皇上奏报时，大岚山起义军已活动二三年，转战于嵊县、慈溪、上虞等地。起义军不久为清军击溃，张念一被捕。清政府从张念一的供词中才得知大岚山案件同样是一起以“朱三太子”名义发动的反清复明起义。于是逮捕朱三太子成为解决这两个案件的关键。
朱三太子慈燦据说死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甲戌。[20]四子慈焕随李自成起义军撤出北京后颠沛流离，隐名埋姓，后在浙江余姚落家，有一妻一妾六子三女一孙。长子和兟曾从山东曹县人董载臣受业，娶浙江秀水县(今嘉兴)金氏为妻。董等俱知和兟的来历，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介绍慈焕父子到宁波监生张月怀家居住。不久，慈焕发现张有拥立他进行反清的计划，遂避居长兴。恰值太仓、大岚山两地同时发生拥立“朱三太子”的起义，浙江当局追查甚急。慈焕的妻女媳妇六人上吊自尽，三个儿子和孙子被拏，慈焕潜往山东李方远家，不久亦被拿获。除三儿已死之外，和兟和次子和㞷也在浙江被捕。清政府将慈焕与一念和尚、张念一对质，结果互不相识。于是一干人犯俱处死，慈焕父子虽与逆案无关，但清廷仍视为心腹之患，不予宽宥。[21]
日本学者竺沙雅章认为，在慈焕周围存在着一个以苏州为中心的秘密结社。清政府通过张月怀一案寻找朱三太子的下落，最后从囚犯叶伯玉的供词中得知朱与董载臣等逃往山东，终于将朱慈焕捕获。同时，叶伯玉等早就有拥戴慈焕四子朱和壬造反的计划，叶并将其女安庆许嫁给二子朱和㞷。可见，朱慈焕一家与这个秘密结社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竺沙还提到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正月丁酉刑部的奏折：“散给伪札之朱永祚，附从一念和尚，擅称大明天德年号，妄题诗句，摇惑人心，应立斩。上谕凌迟处死。”[22]朱永祚与天地会文件中的“朱洪竺”音近。虽然目前还无法断定太仓起义、大岚山起义与天地会的关系，但是，它们具有天地会的若干特点。陶成章、萧一山都认为张念一起义是由天地会发动的。[23]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浙江处州府云和县与福建建宁交界处因云和县禁止入山取砂熬铁，彭子英率砂工起义，“有永定王名号，分给伪札……群贼用布包头，衣襟裤腰，复用图记为号。”[24]从其名号来看，也是一次以“朱三太子”名义发动的起义。
雍正七年(1729年)发生的张云如案件说明了一念和尚起义与张云如集团存在着密切关系。根据张云如集团的骨干、著名武侠甘凤池的供词，他曾经在一念和尚案内被“夹讯二次”，后被人开脱才得以免祸。[25]另一名骨干周崑来曾与叶伯玉结识，因本姓朱，经叶介绍，与朱慈焕“暂认叔侄”关系，而叶又是一念和尚案内的重要分子，被清政府处死。④在一念和尚起义失败之后，这个集团并未停止活动，“省中(江宁)及苏松常各地方党羽甚多……即浙闽亦有同类声气相通”，[26]其中骨干分子陆剑门与陕西的秘密结社也有联系，其所受札符有“东明飞龙六年乙未十一月”的字样。[27]张云如等都积极准备在雍正八年举事。从其成员来看，首领张云如“非僧非道，自幼不娶……本系故明后裔”，会坐功符箓炼枪，广收门徒，总督范时绎、按察使马世烆亦与之相交。此外有算命先生、失意文人、江湖侠盗、商人豪富、僧侣、故明宗室等，成分复杂。甘凤池、陆剑门等人尤其注意军事、地理，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军事人才皆备，是一种“侠士豪杰”式的秘密反清结社，于是引出一些荒诞的传说。萧一山据野史认为天地会传说中有些内容是影射吕四娘、甘凤池、周浔(疑为“璕”之譌)等侠客反清故事的，不足为据;同时，他说张念一起义“称大明天德年号”[28]，实际上也搞错了。各种迹象表明，康熙四十六年的一念和尚起义和雍正年间张云如策划的起义是同一个集团的人物发动的。一念和尚起义的服饰、年号等特色以及张云如集团的算卜、武功特色确实具有天地会的特征。而张念一起义至今尚无确据与这个秘密结社有什么关系。
自朱慈焕父子被处死以后，民间的反清复明运动出现了向海外寻找明朝后裔的动向。张云如集团中周璕(崑来)、张天球，“两人名字皆寓有寻王、求王之意”，张云如则直接提出“辅助海中真主”，陆剑门则相信“海外相近吕宋山岛内有朱家苗裔”。康熙六十年(1721年)朱一贵在台湾假托明裔起义[29]，雍正七年李梅散布札符案就谣传交趾小西天有朱一贵儿子朱三太子，拥有几十万兵马。[30]乾隆十七年(1752年)的湖北马朝柱反清起义又宣称在西洋有明朝国家，幼主朱洪锦，马朝柱系其军师。[31]
马朝柱起义在天地会的一些仪式中有所反映。首先，在嘉庆年间江西的天地会结拜仪式中，供奉马朝柱的牌位。其次，马朝柱在起事前，曾到桐城万山九龙洞取“神授”兵书、宝剑。兵书、宝剑具有夺取政权的象征意义，因此，埋藏兵书宝剑的万山也就有了特殊意义。在嘉庆年间天地会的传帖中就有“万山”的印记，并称“方大洪大哥、三哥在万山起义立业，众兄弟再传下四字‘顺天字号’为记”。[32]第三，严烟供词称“这天地会闻说是朱姓、李姓起的，传自川内，年份已远。有马九龙纠集和尚四十八人，演就驱遣阴兵法术，分投传教。”[33]这个马九龙可能就是将马朝柱的姓与九龙洞的名连缀而成的。最后，马朝柱起义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在马朝柱发动湖北、安徽起义的同时，江西爆发了李德先、何亚四等组织的起义，福建发生了以天地会故乡漳州为中心的蔡荣祖起义，广东番禺、博罗等地则有莫信丰、王亮臣等“结党拜盟”，假借朱红卓名义准备起义。除广东的起义之外，这些起义都有“召天兵天将”、“行法术”的迷信色彩，与马九龙“驱遣阴兵法术”如出一辙。[34]江西天地会所传的符本咒词有“拜请本祖宗师马朝柱”及“天地阴阳兵将雷兵雷将”等语[35]，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广东的起义尤具天地会色彩，结党拜盟，立有盟簿，“朱红卓”与天地会文件中的小主“朱洪竺”同音。
分析天地会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由异姓结拜兄弟发展到会党以及朱三太子案件的历史演变，可以使我们对天地会的起源问题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天地会的前身是以“万”为姓的集团，这个万姓集团并不同于一般的闽南宗族械斗的联合团体，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反清的政治结社。如果天地会会簿记载不错的话，那这个秘密结社成立的时间当为康熙十三年(1674年)甲寅。
第二，雍正十二年(1734年)甲寅是天地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代。天地会的“海底”大体上可以说是在雍正十二年以后成书的。因为首先，在雍正以前，有关歃血结盟、结拜兄弟的记载，不见立有会名的，台湾的铁鞭会、父母会、江南的铁尺会等都是在雍正年间出现的，(即天地会)这一会名在海底中出现，说明它的成文年代不可能距离雍正年间太远。其次，天地会海底中记有：“小会三河大会天，皆因出在甲寅年。”可以认为康熙甲寅当为三姓结“万”之会，雍正甲寅当为天地会立有会名之时，而会簿能记载到雍正甲寅之会，说明它不可能产生于这之前。所谓“万姓一本，合归洪宗”，说明到雍正甲寅，结束了天地会前身以“万”为姓的时期，开始了以“洪”为姓的时期了。天地会亦称洪门，当由此而来。最后，从“朱三太子”案的演变情况来看，在康熙四十六年一念和尚起义以前并没有朱洪竺(及其谐音名字朱永祚、朱红卓等)的记载，这一名字在“西鲁故事”中出现，也反映了这一故事本身形成的大体年代。天地会从康熙、雍正年间活跃于江南的秘密结社中吸取了不少养料，结合自身的歃血结盟、结拜弟兄、立有会名的特点，从而形成为一个成熟的、反清复明的秘密会党。“西鲁故事”之所以扑朔迷离，一是由于成书年代距万姓集团成立六十余年之久，二是为了扩大本会的号召力，虚构了创会的神话故事。关于这个神话故事的素材来源，人们尽可以加以想象推测，但是，它的时空舞台却有真实的成分。需要指出的是，“西鲁故事”的基本情节，如助皇帝退番兵，功成不受赏，却为奸臣陷害等，显然是模仿了罗教《罗祖出世退番兵宝卷》的情节，其他秘密结社也有类似的故事。[36]
注释
[1]主要根据《西鲁叙事》、《西鲁序》(载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2,岳麓书社1985年版),《反清复明根苗》、《守先阁本》(载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中华书局1943年版),姚大羔《会簿》[载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史资料丛刊《天地会》(以下简称《天地会》资料丛刊)(1)]等。
注释
[1]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载《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9～111页。
[2]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东方印书馆1929年版,第107～108页。
[3]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8～20页。关于侠僧的传说,据《清史要略》载,系雍正少时所结兄弟十三人之第一人,因不为所用,雍正命结义兄弟易服往刺,侠僧仗剑自杀。月余,雍正为僧女弟子吕四娘刺杀。
[4]萧一山:《天地会创始于郑延平》,《畅流》1953年第7卷第5期。
[5]连横:《台湾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553、532页;戴魏光:《洪门史》,和平出版社1947年版,第38页;黄玉斋:《洪门天地会发源于台湾》,《台湾文献》1970年第21卷第4期。
[6]胡珠生:《天地会起源初探》,《历史学季刊》1979年第4期。
[7]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237、255页。赫治清对这个问题作了详细论证,见所著《论天地会的起源》,载《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1页。
[8]原论文据方豪合校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台湾外志》为书名重印,见该版本第110页。
[9]上海古籍出版社本作“翁天祐”。见第194页。周贻白先生认为天地会会簿的“天祐洪”其人,很可能是“颠倒其文,使成吉谶”(周贻白:《洪门起源考》,《东方杂志》)第43卷第16期)。
[10]翁同文:《唐熙初叶“以万为姓”集团余党建立天地会》,《中华学术与现代文化丛书》第3集《史学论集》,华冈出版社1977年版,第442页。
[11]方道金:《天地会文献中的“木杨城”考证》(油印本)。
[12]载《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收入他的论文集:《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65页。
[13]闽浙总督伍拉纳等审拟行义等奏折(乾隆五十四年五月初三日),载《历史档案》1936年第1期。
[14]秦宝琦、刘美珍:《试论天地会》,《清史研究集》第1辑,第164、162页。
[15]戴玄之:《天地会的源流》,《大陆杂志》1968年第36卷第11期。
[16]赫治清:《论天地会的起源》,《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2～267页。
[1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湖南巡抚吴荣光道光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奏。
[18]王重民:《天地会始于明季说》,《子曰丛刊》第5辑,转引自蔡少卿:《关于天地会起源问题》。
[19]周贻白:《洪门起源考》,《东方杂志》1947年第43卷第16期。周文中提到天地会是严烟于乾隆四十八年在台湾正式创立的。
[20]费海玑:《洪门史料之研究法》,(台湾)《中央日报》1981年2月24日。
[21]张兴伯:《天地会的起源》,载《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三国志》卷三十六载:“先主[刘备]于乡里合徒众,而[关]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寝则同床,恩若兄弟。”“羽年长数岁,飞兄事之。”
[2]语载《大宋宣和遗事》,此书成于宋元之间。这说明,在宋元时代的盗匪组织中,异姓结拜已经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
[3]江日昇:《台湾外志》,第15页。
[4]庄吉发:《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90～193页。
[5]《天地会》资料丛刊(1),第111～112页。
[6]赫治清根据天地会《翳鼓诗》“五人同父共一母,今年李白桃正红”一句,认为“李桃红”就是指李白桃红、鲜花盛开的时节,暗喻桃园结义的故事。这也是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见所著《略论天地会的创立宗旨》,载《历史档案》1986年第2期。
[7]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中华书局1943年版,第87页。
[8]雍正《大清会典》卷194,刑部,“奸徒结盟”。转引自赫治清:《论天地会的起源》,载《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9]《清高宗实录》卷951,转引自赫治清:《论天地会的起源》,载《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10]《大清律例根原》卷54《谋叛》,转引自赫治清:《论天地会的起源》,载《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11]《大清律例根原》卷54《谋叛》,转引自赫治清:《论天地会的起源》,载《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版。
[12]此据戴玄之:《朱三太子案》,《中华学术与现代文化丛书》第3集《史学论集》,华冈出版社1977年版。据《明史·诸王传》,三子为定王慈炯,四子慈炤,五子慈焕。
[13]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1册下,第35～36页。此案不久,以松江为中心形成了有圆顿教、涅槃教、拜空教、大乘教等教徒参加的拥戴前明后裔朱光辅的秘密结社,至少活动达五六年之久。至康熙五年破案,起获有“周王之宝伪木印一颗”,其成员除僧、道之外,还有若干知识分子,余“悉市井卖菜佣”(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138～139页)。可见,明宗室残余分子早在顺治年间即已转入社会下层。
[14]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332～334页。
[15]江日昇:《台湾外志》,第313～314页。
[16]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第62～63页。
[17]《李煦奏折》,第40～41页。竺沙雅章:《朱三太子案》,《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0年第2期。
[18]李方远:《张先生传》,见谢国桢编《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第375页。
[19]《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第48页。
[20]《史料旬刊》第2期,赵弘燮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初九日奏。
[21]李方远:《张先生传》;赵弘燮奏。戴玄之认为天地会洪花亭及忠义堂两图式内之“太始祖考朱洪英,妣金氏夫人”当为和兟夫妇,所谓“小主”即为钰宝。参见《朱三太子案》。
[22]竺沙雅章:《朱三太子案——关于清初江南秘密结社的一个考察》,引《圣祖实录》卷236,第11～12页。
[23]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萧一山:《天地会起源考》,见《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6、208页。
[24]《李煦奏折》,第68页。
[25]④ 《雍正朱批谕旨》13函,李卫,4,浙江巡抚李卫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奏;十二月十一日奏。周崑来名璕,自称明朝周王之后。从顺治到雍正年间屡次出现以周王名义发动的起事,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26]《雍正朱批谕旨》13函,李卫,4,浙江巡抚李卫雍正七年八月十一日奏。
[27]佐佐木正哉认为,乙未系康熙五十四年,因此“飞龙元年”当为康熙四十九年,见佐佐木正哉:《清末的秘密结社,前篇:天地会的成立》,第77页。那么陕西的这个反清复明结社至迟是从那时开始的。
[28]萧一山:《天地会起源考》,见《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5～17页。
[29]魏源:《圣武记》下册,第343页,《康熙重定台湾记》,中华书局1984年版。
[30]《史料旬刊》第1期,天21。
[31]铃木中正:《乾隆十七年马朝柱的反清运动》,《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2辑,第127页。
[32]陈纪传花帖,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档。
[33]《天地会》资料丛刊(1),第97页。
[34]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笫657～671页。
[35]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中国台湾《故宫丛刊》甲种之十九(1981),第83页。
[36]如先天道中关于李廷玉的传说,说李廷玉在顺治时因宏布道法,劝人为善,以安众生,被封为先天道九宫真人。至康熙时为仇人所陷,徒众多数殉道,仅离卦真人郜皇代一线相传,后会大众多,遂各立支派。而一贯道经文中则称,吴王造反,顺治皇帝招贤,李廷玉师徒揭榜,用法术退了吴王,李因得封赠位列朝纲,派弟子分掌八卦。后被奸贼诬陷,师徒罹难,唯郜文生隐逃外乡。见李世瑜:《现在华北秘密宗教》,第131～1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