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惨案，是日本明治政府于1910—1911年制造的镇压社会主义运动的血腥事件。1910年，政府捏造一个暗杀天皇的“阴谋”，以“大逆”为名，于1911年1月杀害了幸德秋水等12人。日本官方和史学家一般称之为“大逆事件”。
工农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迅速发展
十九世纪末，日本农民的赋税负担不断增加，如果以1890年为100，1899年增到160，1908年则达到271。农民日益贫困化引起租佃纠纷的激剧增加，从1897—1911年，日本农村共发生962起农民斗争事件，其中有244起是反对地主的斗争，338起是反对官方繁重的赋税和农村弊政的斗争。在佃农与地主的斗争过程中，农民运动组织相继产生。1899年，大井宪太郎组织租佃条例期成同盟会。1902年，宫崎民藏成立土地复权同志会。根据农商务省的统计，1907年日本就出现19个佃农协会，领导佃农同地主进行斗争。
日本近代的工人运动，是从1897年，即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开始的。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日本工人阶级成长壮大起来。1888年日本工人有13万6千，1899年增加到142万6千，1909年达到244万。初期工会组织随之产生。1897年，城常太郎和泽田半之助组成职工义友会。同年，片山潜和高野房太郎成立工会期成会。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物价高涨激起工人进行罢工斗争。1896年三重纺织女工、1898年富冈缫丝女工和白河缫丝女工先后掀起罢工斗争。根据农商务省的调查，1897年下半年罢工达79起，参加人员为3，510人，1898年为41起，参加人员达到6，293人。
1907年1月，日本爆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由三井、三菱操纵下的股票价格大大下跌，使兴办企业热潮开始停滞。生丝价格从每捆1，400日元左右降到800日元左右。对中国的棉纱输出也因银价暴跌而完全停顿。1908年，不断发生银行停兑。1909年1月，大日本制糖公司出现危机，接着藤本证券经纪银行宣告破产，大日本水产、东洋轮船、宝田石油、东京米谷交易所等企业相继发生危机。这是自日俄战争后从未出现过的经济萧条。这次经济危机恢复缓慢，一直延续到1910年。在深刻的经济危机过程中，工人劳动加重、时间延长和实际工资下降，并造成大量工人失业，仅1906年被解雇的工人有80万。1907年2月，足尾铜矿3千矿工发起大罢工，当工人提出24项要求，遭到拒绝时，由罢工发展为暴动。工人割断电线，火攻办公楼，并占领了仓库，使这个矿资本家的财产损失28万日元。随后，生野银山、三池煤矿、长崎造船、夕张煤矿以及幌内煤矿工人举行了暴动。工人运动迅速席卷全国。1909年，全国共发生166起罢工事件，有几十万工人参加了罢工斗争。这些罢工集中于造船厂、军工厂、煤矿、有色金属矿山等重要工业部门。政府当局出动大批军队才镇压下去。
在工人运动迅猛发展的形势下，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起。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在1898年10月18日组成社会主义研究会，后来改组为社会主义协会，它标志着社会主义者开始探寻新的革命理论。1901年5月2日，由片山潜、幸德秋水、安部矶雄、河上清、木下尚江和西川光次郎等人发起，创立了社会民主党，并制定了《基础纲领的理想》(最高纲领)和《实际运动的纲领》(行动纲领)。最高纲领提出了“完全废除军备、废除阶级和土地及资本实行国有”的口号。行动纲领要求撤销贵族院、废除《治安警察法》，裁减军备，实施普选法，制定工会法，制定保护佃农法;还提出废除寄生地主制，将土地平等地分配给耕种土地的农民，以解决土地革命问题。不过，由于拒绝接受政府提出的修改纲领的要求，两天后，社会民主党被命令解散。这是建立社会主义政党的初次尝试。
1903年11月15日，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等人建立平民社，并发行以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为旗帜的《平民新闻》周刊，作为机关刊物。由幸德秋水任主编，共出64期。1905年1月29日，《平民新闻》被停止发行，改为《直言》周刊出版。1905年9月10日，《直言》亦被停止发行，共出版32期。《平民新闻》从事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反战思想。在其创刊《宣言》中写道：“吾人为使人类享平等之福利，主张社会主义，故要使社会共有生产、分配、交通的机关，其所经营的一切为社会全体。”
1904年11月13日，为了纪念《平民新闻》创刊1周年，发表了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大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传播的真正开端。因此，《平民新闻》被政府禁止发行，而幸德秋水、堺利彦以及发行人西川光次郎亦被处以80元的罚款。
1904年2月，日俄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后，《平民新闻》先后发表了《吾人始终否认战争》、《不断反战论》、《战争来临》等反战文章，抨击日俄帝国主义战争。在社论《战争来临》中说：“只要吾人有口，吾人有笔、有纸的话，都大声疾呼反对战争。相信俄国的同胞平民也一定采取相同的态度和方法。”1904年3月13日，《平民新闻》发表了《致俄国社会党书》，其中写道：“今日、俄政府为达到其各帝国主义的欲望，漫开兵火之端。然而在社会主义眼中，人种无别，地域无别，国籍无别，诸君与我等同志也，兄弟也，姊妹也，断断无可争之理。”它发表后，欧美各国社会党机关报争相转载，对世界各国颇有影响。1905年12月28日，《平民新闻》发表社论《告小学教师》。幸德秋水因此被捕，判处5个月徒刑，被关进巢鸭监狱。7月28日，幸德刑满出狱。10月9日，“平民社”被迫解散，幸德出走美国。
幸德秋水
1906年6月5日，幸德秋水由美回国。他在日本社会党召开的讲演会上，发表题为《世界革命运动的潮流》的演说，提出了“总同盟罢工”的策略思想，“唯劳动者全体携手举行数日、数周乃至数月的罢工，使社会的一切生产交通机关被迫停止活动，换言之，所谓总同盟罢工。”1907年2月5日，幸德在《平民新闻》杂志上又发表《我的思想变化》一文，认为议会斗争不能完成社会革命，实现社会革命只能依靠工人的“直接行动”。他站在无政府主义的立场上反对进行议会斗争。接着《平民新闻》刊登了田添铁二的《议会政策论》一文。田添反驳幸德说：“只有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有了觉悟才能实现社会革命，而议会政策或直接行动都是为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宣扬社会革命在一场大撕打下就能实现的说法，是每每易于陷入的谬论。”
1907年2月17日，日本社会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讨论党的革命策略的过程中，形成以幸德秋水为首的“直接行动派”和以田添铁二为代表的“议会政策派”。党内的策略分歧导致组织上的分裂。1907年8月31日，片山潜、田添铁二等人组成“同志会”，以《社会新闻》为宣传阵地，批判直接行动派。同年9月16日，幸德秋水、山川均等人组成“金曜会”，则以《大阪平民新闻》为宣传阵地，反对议会政策派。社会党内的派别斗争，破坏了无产阶级的团结，削弱了革命力量。
在日本社会党第二次大会上，幸德秋水以足尾暴动为例，强烈主张“必须承认，3天的运动比议会的20年的呼喊更为有效”。在修改党章时，把党章中“本党在国法允许的范围内主张社会主义”改为“本党以实行社会主义为目的”。日本社会党立即遭到镇压。西园寺公望内阁于2月22日命令日本社会党解散。随后， 4月14日，《平民新闻》也被迫停止发行。
二十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吞并朝鲜，对内实行反动统治。取缔社会主义运动是天皇政府的既定政策。在政友会总裁西园寺公望内阁时，对待社会主义运动改变了政策，即“在合法的范围内予以承认”，所以允许日本社会党成立。但是，当日本社会党刚有越出国法的行动时，天皇政府就转而实行高压政策。
1907年11月3日，在美国旧金山等地张贴和散发了以给明治天皇公开信的形式，名为《暗杀主义》的传单，在结语中写道：“可怜的睦仁君(明治天皇名睦仁)足下，足下之命危在旦夕，炸弹就在足下周围，正将爆炸，再见了，足下。”署名为无政府党暗杀主义者。元老①山县有朋是社会主义运动的死敌。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高桥作卫那儿得到情报，知道暗杀天皇的檄文，已在美国旧金山张贴公布。于是，他亲自组织调查处理这一政治案件，首先把《情报书》交给元老井上馨、西园寺首相、田中光显宫内相以及其亲信寺内正毅和小松原英太郎等人传阅，以引起政界要人的关注。然后，山县直接上奏明治天皇“现内阁对于取缔社会主义迟缓”。天皇向原敬内相下达了对社会党“希望进行特别严厉的取缔的意旨”。
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打击和对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恐惧，尤其是在山县有朋上奏的压力下，西园寺内阁采取了严厉“取缔社会主义方针”。由于在《平民新闻》上发表《踢父母!》进步文章，山口孤剑因此笔祸而被捕入狱。1908年6月22日，日本社会党举行山口刑满出狱欢迎会时，直接行动派的大杉荣、荒烟寒村等人高唱革命歌曲，手举“无政府共产”红旗，在大街上同警察发生了冲突。大杉荣、堺利彦、山川均、荒烟寒村等社会主义者被捕。他们在锦町警察署拘留时继续斗争，在板墙上用汉文刻下了法国革命诗句“一刀两断天王头，落日光寒巴黎城”。于是，事件扩大了，直接行动派几乎全被抓进千叶监狱，史称“赤旗事件”。同年8月，对赤旗事件进行判决，量刑之重出乎意料，大杉荣监禁2年半，堺利彦和山川均为2年，荒烟寒村为1年半。这是后来阴谋制造的大逆事件的开端。
“直接行动派”的活动
日本统治集团认为西园寺内阁取缔社会主义不够彻底，1908年7月，以桂太郎取代西园寺第二次组阁。他按照山县有朋的旨意，推行取缔社会主义运动的政策。桂太郎在其政治纲领中写道：“如彼之社会主义今日尚不过是纤纤一缕之烟，然而，若舍之不顾，他日势将至燎原，将及噬脐之祸。”
在桂内阁时期，《东京社会新闻》、《东北评论》、《平民平论》、《自由思想》、《世界妇女》等社会主义刊物均被禁止发行。警察当局对社会主义者进行跟踪，实行告发、拘禁和处罚。桂内阁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政策，不同西园寺内阁时的“防止事犯”，而是对社主义者采取“诱发犯罪来扑灭”的方针。
在天皇政府的高压政策面前，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动派束手无策，提不出正确的对策，而走上了无政府主义的“个人恐怖”道路。政府官僚便利用直接行动派策略上的失误，而施展了“极为凶恶的计划”。
赤旗事件发生后，在家乡高知县幡多郡中村休养的幸德秋水，回到东京，家门前挂出平民社的牌子。这时，地方上的社会主义者往来于平民社。1908年7—9月，《熊本评论》的坂本清马、新美卯一郎和《大阪平民新闻》的森近运平、箱根的内山愚童等人先后到东京访问平民社，受到幸德秋水的思想影响，回到各地后纷纷成立同平民社有联系的小组。这些小组有：大阪小组，其成员为森近运平、武田九平、冈本颖一郎、三浦安太郎;箱根小组，其成员为内山愚童、冈林寅松、小松丑治;和歌山小组，其成员为大石诚之助、成石平四郎、成石勘三郎、高木显明、峰尾节堂、崎久保誓;长野小组，其成员为宫下太吉、古河力作、新村忠雄、新村善兵卫、佐佐木道之。
天皇政府的警察和特务日夜监视社会主义者。10月、幸德接受好友小泉三申的劝说，将平民社迁往巢鸭村的京中田舍。不久，原荒烟寒村的情人管野须贺，为了照顾幸德秋水的生活，在平民社与其同居。幸德受到管野的影响，提出了“革命计划”。11月19日，新宫的大石诚之助来访平民社。幸德对大石说：“最近政府对社会主义者的迫害加剧了，因此，用言论和笔无论如何不能战胜政府。我有病余生不多了，所以，想如有决死之士50人，给他们炸弹和其他武器，召集起穷人，进行掠夺法院、监狱、市官署及烧毁其他官厅，进迫二重桥①。请你先找一下坚强的人物。”11月24日，大石诚之助离开东京。12月1日，他途经大阪时将幸德的“革命计划”告诉了武田九平、冈本颖一郎等人。这些人对去年11月3日幸德所说：“必须有反抗压迫的精神”抱有同感。大石回到新宫以后，1909年1月，在自己家中举行新年宴会，把这件事又转告了“平民俱乐部”的成员成石平四郎、崎久保誓一、高木显明、峰尾节堂等人。
幸德秋水在东京拟定“革命计划”后，地方社会主义者起而响应。11月初，内山愚童写了名为《入狱纪念无政府共产》小册子。其中写道：“所谓当今政府首脑的天子，从来就不像小学教师向诸位所宣扬那样是神的儿子。诸位为伪装成神的强盗子孙效力，被驱使、被教化，必将永远陷入贫穷。”他自行秘密印刷出版，而向《大阪平民新闻》的读者散发。长野小组成员宫下太吉读了内山这本书以后，联想起1907年12月13日他在大阪向森近运平请教天皇制问题时，森近所说：“日本历史含含糊糊不可信，神武天皇的事也都是谎言，神武天皇不过是起事于九州边隅之地，推翻了长髓彦，强占了其领土而已。而其子孙作为天子受尊敬是毫无意义的”。这曾使宫下思想深受启发，认识到天皇是人而不是神。11月10日，宫下为了改变人们的天皇观，指出天皇也和我等一样是会流血的人。他要决心破除人们对天皇的迷信。
这时，幸德秋水对自已提出的“革命计划”，只限于“口头谈”，尚未有付诸实现的决心和行动。然而，天皇政府严厉推行取缔社会主义的方针，禁止社会主义革命组织的活动。幸德的革命同志被关在监狱，他计划翻译出版《面包的略取》不能遂意。1908年12月，管野对处于逆境中的幸德说：“我想制造炸弹，触犯大逆罪，发起大规模的革命。”幸德表示同意。1909年初，1月内山、2月新村，随后宫下相继上京向幸德呼吁革命。特别是宫下，向幸德表示了要暗杀天皇的决心。正是在革命同志的推动下，幸德表示“只要有可能就为革命工作，勇敢地去死。”
1909年5月，幸德为了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尝试创办《自由思想》杂志。当杂志出版第2号时，警察当局执行对“幸德等写的东西绝对禁止的政策”，以有害于社会秩序为理由，禁止《自由思想》发行，对主笔幸德和编辑兼发行人管野共罚款710元;因为是秘密发行，编辑兼发行人管野被关进拘留所。天皇政府非但剥夺了幸德的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而且剥夺了其行动的自由。据当时《东京朝日新闻》记者杉村楚人冠题名为《袭击幸德秋水》的报道中写道：“在隔街的这座房前的地上，树立了帐篷，垂下红白条纹的幕布。这是警察的守候室，在这儿秋水君的一举一动，来访者是谁都被严密监视着，警察无论昼夜都有4个人，屋前屋后分别有两个人看守着”。
1909年9月1日，管野须贺从拘留所被释放回来。在管野热心革命的影响下，管野、幸德和新村忠雄3人商议暗杀天皇。10月，幸德亲自询问曾属于旧自由党左派的奥宫健三制造炸弹的方法。奥宫从朋友那儿打听到告诉了幸德。他转告了新村，而新村又教给了宫下。11月3日，宫下成功地制造出炸弹。1910年1月1日，宫下向幸德报告。当时，幸德、管野、新村、宫下4人轮番向草垫子上投掷由宫下拿来的两个空罐头盒进行试验。就在这时，管野已经发现幸德对此事不热心了。
幸德始终没有同“陛下赤子”的思想决裂，因此，他难以接受宫下的计划，不肯暗杀天皇。幸德接受好友小泉三申的劝说，决定放弃自己提出的“革命计划”，在伊豆汤河原，从事日本历史及《基督抹杀论》的著述。管野不满幸德中途停止革命，5月1日，断然离开了幸德。新村对古河说：“别让秋水干了，而且咱们三个要逐渐疏远秋水。”
1910年1月23日，管野、新村、古河3人商谈怎样围住天皇马车，谁如何投弹，新村提出具体计划，画了投弹者的配置图让古河看。古河说：“这种事得实地调查后才行。”5月17日，管野入狱以前，在她的住地，召集新村和古河(宫下因被警察监视没有参加)， 3人用抽签办法决定了投弹顺序。抽签的结果，管野是1，古河2，新村3，宫下4。管野须贺模仿俄国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索菲亚·普罗夫斯卡雅，主动承担发投弹信号的任务。
在管野等人谋划暗杀天皇的同时，内山愚童也提出暗杀皇太子的计划。1909年5月，内山信口说：“由于天皇，得干掉皇太子，儿子一死，老子就会吓死。”后来，以听到这个“革命谈”为由，把武田久平、三浦安太郎、冈林寅松、小松丑治株连进去。
直接行动派的少数“革命家”，不去广泛地发动群众参加革命，而是从事个人恐怖的革命活动，早已为政府派遣的密探特务所掌握。1910年5月20日，长野县松平警察署经侦察得知，其管辖下的长野大林区署内明科制材厂的职工宫下太吉制造并持有炸弹。于是对宫下的家进行突然搜查，发现两个马口铁罐;在其工作单位制机所又查获药品及罐头盒。25日，松平警察署向上检举告发。经调查，查明了宫下与郡马县的新村忠雄、东京的管野须贺和古河力作4人共谋，拟定于本年秋季阅兵式之际，向天皇投掷炸弹的计划。当天，宫下太吉、新村忠雄、新村善兵卫、古河力作、新田融5人被捕。同月31日，事件转到东京大审院。因宫下是幸德派的无政府主义者，检查当局将幸德作为宫下事件的牵连者。6月1日，警察拘捕了正在神奈川县汤河原撰写《基督抹杀论》的幸德秋水。6月3日，管野被捕后，相继逮捕了和歌山、熊本、大阪小组的成员。到10月8日，所谓触犯“大逆罪”的26人全部被捕入狱。警察当局为了根除社会主义运动，采取株连的伎俩，无限扩大检举范围，竟使数百人被捕，无辜地惨遭政治迫害。
桂内阁害怕日本人民起来反抗，严密地封锁报刊舆论，禁止报道大逆事件的真实情况。6月5日，《东京朝日新闻》披露，“幸德秋水一伙不轨的大阴谋”，该报在题名为“小林检事正谈”中说：“我确信有关者只限于7名(指幸德、宫下、新村兄弟、新田、古河、管野)，没有其他牵连者”，以混淆视听，掩盖事件真相。
审判和处刑
1910年11月9日，东京大审院(日本最高法院)开始对事件进行秘密审判。虽然查不到当时预审档案资料，但从被告人的狱中手记中可以看出，法官诱供、逼供，甚至不惜制造伪供。古河在《我》中写道：“审判官一方面表现得非常亲切，先稳定被告人的情绪，另一方面，又要使之构成犯罪。”在预审《调书》①中故意删去重要情节，填上被告人没说的事情，或把供词润色成不利被告人的东西，古河深有体验地说：“实际验证了法律并非是公平无私的东西，也不是据理以争的东西，这保证没错。”他愤怒地谴责道：“我……象是被瞎判官杀了一样”。
12月10日，东京大审院开始公审。开庭现场的具体情况，据11日《东京朝日新闻》题为《有史以来的大公审》报道中说，法庭警戒之森严，是出乎意料之外的，100多位旁听者跟着几十名警官，经过严格搜身检查以后，才允许入场。当天9时40分，幸德等26名被告人被押解出庭。在开始陈述事实时，审判长就宣布禁止公开。
大审院法官用三段论法，即“无政府主义者暗杀主义者也，幸德无政府主义者也，故与此事者欲犯大逆罪者也。”这样为幸德量刑论罪。管野在狱中日记中，有力批驳三段论法说：这“是出自即使一个人，也要制造许多恶人的功名勋业之心的欺骗政策。基于这种欺骗政策，检察单方面搞的闻书②、调书，是完全靠不住的东西。”森近在狱中手记《回顾三十年》中写道：“自己认为无罪，而审判官却断为当死，初看也觉得有些奇怪，但其实是两者的立场不同，没有什么矛盾和冲突。”
1911年1月18日，大审院对大逆事件进行判决。据《东京朝日新闻》1月19日报道，午后1时，幸德等被告人入庭，“幸德意气高昂，眼里闪着光”。
大审院法官按照当时日本刑法第73条，宣判被告犯有大逆罪，根据是：宫下太吉等人谋杀天皇的“明科事件”③;内山愚童暗杀皇太子的“革命谈”;幸德秋水谋议袭击皇宫的“11月谋议”，所谓“三个事实”。审判长宣判：幸德秋水、管野须贺、森近运平、宫下太吉、新村忠雄、古河力作、奥宫健三、坂本清马、大石诚之助、成石平四郎、高木显明、峰尾节堂、崎久保誓一、成石勘三郎、松尾卯一太、新美卯一郎、佐佐木道元、飞松与次郎、内山愚童、武田九平、冈本颍一郎、三浦安太郎、冈林寅松、小松丑治24人为死刑;新田融有期徒刑11年、新村善兵卫有期徒刑8年。审判长的宣判激起被告人满腔仇恨的怒火，管野在《死出的道草》中写道：“读着、听着，要将深信无罪的人，强行结合到73条(刑法)，粗暴而任意的牵强附会越来越甚，我不安的心情象海啸一样时刻扩展起来……在听着这个判决的时候，由于非常意外，愤怒的激情使我周身的血顿时象火一样燃烧了……啊!神圣的裁判呀，公平的判决呀，日本政府呀，亚洲的文明国呀，干吧!为所欲为的暴虐，无法无天的残忍。”古河愤怒地说：“所谓历史是不能相信的，和自己因大逆罪而死是一样的。”新村在《狱中日记》中写道：“都被杀。因此让我们坚强起来。不这样，真正的进步是不会有的。”
在判决书读完后，审判官几乎象逃走一样，溜出了法庭。旁听人始终很肃静，列队整齐地退庭。被告人最后退庭，管野站起来高喊道：“诸位，再见!”她的声音激起了被告人的反抗情绪。他们共同高呼“无政府党万岁!”口号，然后被押解出法庭。
19日午后6时，天皇发出死刑囚犯中12名减刑的命令。桂首相、冈部法相、平沼民刑局长、松室检事总长开会谋议以后，以所谓“天皇圣虑”的名义，对高木、峰尾、崎久保、成石(勘三郎)、佐佐木、飞松、武田、坂本、冈本、三浦、冈林、小松12人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
按照日本法律的惯例，即使对杀人犯，在大审院判决以后，至少过60天以后执行。而对幸德等人的判决，由于缺少确凿的证据，害怕事态发生不测，在宣判5天后，除管野须贺外，幸德等11人被执行绞刑。次日，对管野也执行了死刑。这就是日本历史上发生的震惊世界的大逆事件。
事件的影响
在大逆事件中，天皇政府成批杀害社会主义者的暴行，激起了日本人民的极大义愤，世界各地也掀起了抗议日本政府暴行的怒潮。
1911年1月21日《大阪朝日新闻》报道，美国社会主义者正在向日本政府的判决发出抗议，并报道了美国优秀现实主义作家杰克·伦敦发表的评论。杰克·伦敦说，只有对幸德秋水等人宽大处理，才能表明日本是个文明国家。他强烈要求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共同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在美国杂志上介绍了事件的经过，并谴责日本政府的暴逆。在英国，社会主义者举行了示威，发往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书和质问信，每日达数百封之多。1911年12月20日，在伦敦召开了抗议日本政府暴行的集会，有1万5千人参加。在法国也掀起了抗议活动。
日本政府为平息各国的抗议活动，赶紧向各国公使馆发送了《逆徒判决证据说明书》，声称审判手续如何合法，被告人是无政府主义者，极尽开脱狡辩之能事。
在日本国内，政府血腥镇压社会主义运动，给各阶层很大冲击。日本正在召开第27届议会。1911年2月11日，资产阶级国民党向议会提出“质问政府案”，指责由于桂内阁的高压政策，把社会主义者赶上绝望途径，而造成了这个事件。这就击中了政府的要害，致使桂太郎等人被迫发出“待罪书”，承认政府对这一事件负有责任。
日本进步知识分子起而口诛笔伐，揭露政府屠杀革命者的野蛮暴行，勇敢地为被害者伸张正义。1911年2月1日，进步文学家德富芦花在第一高等学校的讲坛上作题为《谋反论》的演说，他慷慨赞誉幸德秋水等革命者是“为人类献身的志士”，尖锐抨击政府当局，受到与会听众的强烈响应。神崎清为《狱中手记》撰写了《编者的话》。木下尚江在早稻田大学发表《读基督抹杀论》。著名的诗人石川啄木惊悉幸德秋水等人被判决后，满怀激情地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是幸德等人的特别裁判宣告之日……日本完了。”从此他的思想转向了社会主义。
日本作家以大逆事件为题材相继发表许多著名作品，诸如森鸥外的《沈野的塔》、《食堂》;平出修的《逆徒》、《计划》、《畜生道》;与谢野铁干的《大石诚之助的死》，木下尚江的《神·人·自由》、《墓场》，佐藤春夫的《病》，永井荷风的《焰火》，正宗白鸟的《危险人物》，冲野岩三郎的《宿命》，秋田雨雀的《第一个黎明》，武藤直治的《苏醒的早晨》，池亨吉的《雁之崇》，尾崎士郎的《狱中暗影》等等。这些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为大逆事件中被害者伸张正义，把他们的反抗精神传播给人民。
在大逆事件后，日本政治越来越反动。1911年8月，警视厅设立“特别高等警察课”。这种特别高等警察，在日本通常简称“特高”。“特高”实际上是一种特务警察，专门从事镇压社会主义运动。从此，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行动，被特务严密地监视。他们经常受到无理传讯、拷打、关押直到杀害。政府当局把无数革命者投进监狱，收缴所有的社会主义书籍，使社会主义运动暂时进入低潮。
在迫害革命者、煽动国民仇视社会主义的同时，日本政府施展怀柔政策，笼络人心。1911年2月，天皇施舍150万日元给贫民百姓买药治病。政府向富豪和官僚募捐，建立了“恩赐财团济生会”。内务省开始了“贫民调查事业”。文部省建立文艺委员会和通俗教育调查会。
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动派反对天皇制，并要“发起大规模革命”，决心破除对这个人间“上帝”的迷信，无疑具有革命精神。但是，直接行动派不懂得天皇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而是把天皇看作孤立的个人，幻想刺死天皇，天皇制统治就能被推翻。他们不去组织、发动和教育无产阶级群众，只是依靠少数“革命家”的盲目蛮干，如管野模仿俄国的索菲亚·普罗夫斯卡雅和新村设计的投弹图，就是从烟山专太郎著《近世无政府主义》一书中抄袭来的。实践证明，无政府主义是行不通的，这是直接行动派留下来的历史教训。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1946年1月1日，天皇发表《人间宣言》，公开宣布他是人不是神。至此，日本人民从对天皇的长期迷信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为纠正大逆事件的历史提供了条件。但至今亦未能对大逆事件作出公正的重判。
日本史学界长期以来撰写1910—1911年天皇政府镇压社会主义运动的这段历史时，多采用大逆事件的标题。本来大逆事件名称，是出自天皇政府。当年东京最高法院的法官，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就在秘密审判中把直接行动派的空想“计划”当作事实而强行判定大逆罪，公然制造了成批杀害革命者的惨案。要破除皇家史观，大逆事件理应改称为“明治惨案”，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注释
① 参见本书《美西战争》一文。
① 所谓元老是辅佐天皇的。对于宣战、媾和、选任内阁总理大臣以及其他基本国策等重要政务,拥有向天皇或政府提出建议的职权,居于政府之上,为天皇制执政者中的最高长老。
① 进迫二重桥，这里是指进击皇城。
① 《调书》,是指调查旁证人意见的记录。
② 《闻书》,是指提审被告人供词的记录。
③ 宫下太吉为长野县大林区明科制材厂的职工,故史称宫下等人制造炸弹及暗杀天皇之事为“明科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