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欧洲外交舞台上唱主角的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等大国，它们为了不同的目的，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折冲樽俎，纵横捭阖，使欧洲外交呈现出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景象。长期以来，学术界将研究重点放在欧洲大国外交上，而对处于大国外交夹缝中求生存的众多欧洲中小国的外交则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环绕大国周围的众多欧洲中小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奥地利、丹麦、挪威、瑞典、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匈牙利、保加利亚、瑞士、希腊、土耳其等，它们的外交虽不能决定欧洲“战”与“和”的根本命运，但它们多为大国竞相争取和拉拢的对象，其外交取向的选择，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均势的“立”与“破”以及大国外交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本文无意论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各中小国的具体外交政策，仅从整体上对三类不同情况的欧洲中小国外交取向和成因及其对欧洲均势和大国外交的影响，作一概要的探讨。
一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处在欧洲大国外交夹缝中求生存的众多欧洲中小国家，按其外交政策取向，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实行亲法西斯政策的国家，它们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匈牙利原为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与奥地利组成了一个二元制的奥匈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匈牙利参加德奥集团方面作战。一战结束后，匈牙利于1918年11月16日脱离奥地利，宣布成立共和国。1920年6月4日，协约国在凡尔赛的特里亚农宫与匈牙利签署了《特里亚农条约》。条约规定：匈牙利的领土缩减为9.2万平方公里，人口缩减为800万，将原有四分之三的领土和三分之二的人口割让给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三国；废除征兵制，陆军总数不得超过3.5万人，海军仅保留多瑙河上的3艘巡逻艇，且多瑙河受战胜国控制；赔款22亿金法郎。〔法〕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1919～1978）》（上册），李仓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26页。保加利亚于1915年10月加入德奥集团作战。1919年11月27日，协约国在巴黎近郊的纳伊与保加利亚签署了《纳伊条约》。根据条约，保加利亚将一部分领土割让给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希腊，失去了爱琴海上的出海口；取消义务兵役制，陆军总数不得超过2万人，禁止拥有海军；赔款22.5亿金法郎。王绳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第464～465页。
《特里亚农条约》和《纳伊条约》与《凡尔赛和约》等一起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体系的组成部分，但这些和约并不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口头标榜的“公正、持久、公开的和约”，Thomas A. Bailey，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New York，1964），p.698.而是战胜国强加给战败国的和约，因而是“掠夺性的和约”。列宁：《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352页。作为战败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受到战胜国的严厉压制，“两国都被迫接受战胜国所强加的和约条件这一事实，使它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心中的不满有罕见的相似之处”。〔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于亚伦译，商务印书馆，1997，第250页。由于与德国一同处于战败国的屈辱地位，对凡尔赛体系强烈不满，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便在外交上采取了亲法西斯国家的政策。它们企图依靠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彻底修改不平等条约，夺回失去的领土，恢复昔日的版图。
20世纪20年代，匈牙利对领土版图的缩小一直耿耿于怀，曾多次图谋复辟哈布斯堡王朝，“以匈牙利为一方和以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为另一方之间的鸿沟逐渐扩大”。〔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第228页。匈牙利的“修约”要求首先得到意大利法西斯的支持。1927年4月，匈牙利与意大利签订合作条约，意大利给予匈牙利人在阜姆港经营商业的方便；匈牙利政府则宣布，匈牙利进入“意大利利益范围”。〔法〕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1919～1978）》（上册），第110页。1928年1月，奥地利海关官员查获意大利公然违反条约对匈牙利军队的限制，把一批机枪走私运往匈牙利；墨索里尼本人则在同年夏天的一次演说中，公开宣布“支持匈牙利的民族愿望”。〔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第227页。
20世纪30年代初期，执掌匈牙利内政外交大权的是匈牙利首相贡伯什，他在1932年刚一上任，“便匆匆赶往罗马与墨索里尼互相吹捧”；他的思想意识，“在渊源上与希特勒更加相近”。〔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第262、278页。希特勒上台后，贡伯什于1933年6月亲赴柏林与希特勒会谈，公开宣布：匈牙利支持一切主张修改和约的国家，希特勒则唆使匈牙利把“收复领土”的要求集中针对捷克斯洛伐克。慕尼黑会议后，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匈牙利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卢西尼亚地区，不久将它并入自己的版图，该地区面积1.2万平方公里，人口100万。〔法〕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1919～1978）》（上册），第240页。1939年2月24日，匈牙利参加《反共产国际协定》，正式成为德意法西斯轴心集团的成员国。
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新近的失败所带来的屈辱人为地激起了民族自尊心，结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注意力都从关注紧迫的社会正义问题转移到热衷于干涉各邻国的事务”。〔英〕艾伦·帕尔默：《夹缝中的六国——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第231页。保加利亚国王博里斯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致力于废除《纳伊条约》，他与南斯拉夫、希腊和罗马尼亚的关系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为了对付来自这三国的压力，保加利亚与意大利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在贸易上与德国建立了伙伴关系；而法国则利用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在巴尔干同意大利互相竞争。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4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第323页。30年代，保加利亚在内政外交上日益走向右倾。1941年3月，保加利亚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正式成为法西斯轴心集团的成员国。
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投入德国和意大利的怀抱，使德、意法西斯在中东欧地区找到了最初的盟友，从而扩大了法西斯阵营的力量，增加了它们同英法讨价还价的筹码。
第二类是实行中立政策的国家，它们是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丹麦、挪威、瑞典、瑞士等国。这些国家人口少，版图小，有的在地缘上与德国相毗连。弱国无外交。有限而脆弱的国力，以及与德国毗邻的不利的地缘政治因素，使它们难以有旗帜鲜明的外交举措。它们经不起任何大国的打击，不敢贸然选择外交上的同盟者，因为对它们来说，卷入大国冲突意味着引火烧身。因此，它们在外交上采取了中立态度，指望通过中立求生于大国外交的夹缝中。
20世纪20年代初期，比利时在外交上曾一度追随法国，对德国采取强硬态度，参与对德国鲁尔工业区的占领。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4卷，第272页。但随着德国经济的恢复和政治地位的提高，到30年代，法国日益失去对德国的控制力，以致走上绥靖道路，于是，比利时在外交上亦随之逐渐趋向中立自保。然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复杂的局势和无情的现实表明，靠中立来自保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希特勒恰恰利用了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三国的中立，将进攻西欧的突破口选在德比边境。而三国统治者却轻信希特勒“保证不侵犯”的谎言，对中立抱着天真的幻想，即使在获悉德军即将入侵的情报后，仍不敢动员武装广大人民，积极备战。结果是，当希特勒于1940年5月10日实施其突袭西欧的“黄色方案”时，三国顷刻崩溃，卢森堡当天即被德军占领，荷兰抵抗了5天，比利时坚持18天也投降了。颜声毅：《现代国际关系史》，知识出版社，1984，第343页。
北欧三国丹麦、挪威、瑞典地处英法和德国的侧翼，不仅自然资源丰富，而且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20世纪30年代后期，当战争阴云布满欧洲的上空时，三国同低地国家一样，先后宣布中立。1939年初夏，丹麦接受德国的建议，同德国订立互不侵犯条约；同年4月、5月，德国两次声明“尊重挪威的中立地位和领土完整”。Anthony Adamthwaite，The Lost Pea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 1918-1939（London，1980），pp.172-174.但希特勒在布撒和平烟幕的同时，却暗中制订了侵占丹麦和挪威的军事计划——“威塞演习”，并于1940年4月9日付诸实施，德军在4个小时内就征服了丹麦。6月10日，德军占领挪威全境，扶植起以挪威法西斯党魁吉斯林为首的傀儡政府。
可见，中立并没有给欧洲小国带来福音，除瑞士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实行中立政策的欧洲小国，几乎都未能逃脱德国法西斯铁蹄的践踏。
二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中小国外交取向的第三种类型是实行亲英法政策的国家，它们是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波兰、希腊、土耳其等国。这些国家地处中东欧的心脏部位，是英法与德国直接交锋的前沿阵地或缓冲地带，有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瓦解的基础上获得独立的国家，有的是英法传统的势力范围。因此，它们在外交上选择了亲英法的立场，企图以英法为靠山，指望英法的保证来确保自己的独立与安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均势是构筑在凡尔赛体系基础之上的，但这一体系极不稳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靠凡尔赛和约来维持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列宁：《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9卷，第352页。德国、匈牙利、保加利亚等战败国，极力想冲破凡尔赛体系的束缚；而英法尤其是法国则利用欧洲小国，或建构同盟体系，或提供互助保证，尽可能维护这一体系。“意大利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但没有获得什么荣誉，而且，在和谈桌上遭到了丢脸的失败。这场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者）留给它的是对它以前的盟国的强烈不满，以及对亚得里亚海彼岸的邻国的猜疑和敌视”。〔美〕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石益仁译，新华出版社，1984，第226页。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均势尚能勉强维持的话，那么，到30年代，随着法西斯德国的崛起，以及英法推行绥靖政策而使其苦心建构的同盟体系和互助保证体系走向解体，欧洲均势逐渐被打破，世界大战的幽灵再一次光顾欧洲。
考察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实行亲英法政策的欧洲小国及其命运，可以“小协约国”的兴衰为典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奥匈帝国瓦解的基础上出现了三个新独立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史称第一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是三国人民进行长期民族解放斗争的结果。然而，它们的生存却受到了来自匈牙利方面的威胁。为了保卫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早在巴黎和会上讨论对匈和约时，三国即频繁接触，密切合作。巴黎和会后，三国决定将原有的合作水平提升到建立同盟关系的高度。1920年8月14日，捷南首先缔结同盟条约，规定缔约一方如遭到匈牙利的“无端攻击”，另一方应立即予以援助；缔约一方如未得另一方预先同意，不得与第三国缔结同盟；双方“坚决维护国际联盟所规定的和平”以及“《特里亚农条约》所建立的秩序”。次年4月23日和6月7日，捷、罗和南、罗分别缔结内容相似的同盟条约，规定三国结盟的义务在于针对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侵略。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4卷，第325～326页。小协约国由此正式形成。这种外交上的合作，后来又很快发展为军事政治合作关系，从而使小协约国成为一个拥有4300万人口和7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在中东欧政治外交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同盟体系。
从小协约国的缘起来看，它既有巩固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一面，也有为维护凡尔赛体系而在一定程度上追随欧洲大国特别是法国的一面。巴黎和会后，法国外交的首要目标是遏制德国的东山再起。法国虽然与匈、保两国没有利益冲突，但在反对修约和维持凡尔赛体系这一点上，与小协约国的愿望不谋而合。法国还认为，与德国有很长的边境线的捷克斯洛伐克，不啻为法国一个牵制德国的理想同盟者。因此，法国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小协约国，并向它提供军事财政援助。小协约国则在外交上支持法国巩固凡尔赛体系的努力。1921年，流亡瑞士的匈牙利废王查理四世先后两度回国，企图重登王位，复辟哈布斯堡王朝。小协约国在外交上和军事上立即作出反应，表示坚决反对；法国则站在小协约国一边，抨击复辟活动，遂使查理四世的复辟图谋未能得逞。
为了建立防范德国的屏障，法国进一步将小协约国拉入自己的同盟体系，并力促波兰与小协约国加强合作。1921年2月19日，法国与波兰签订同盟条约。波兰虽不是小协约国的成员国，但它通过1921年3月3日与罗马尼亚缔结的同盟条约以及它与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有关政治协定，在外交上与小协约国保持着密切关系。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4卷，第326页。1924年1月25日，法国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友好同盟条约，旨在防范德国霍亨索伦王朝复辟和德、奥合并。在1925年的洛迦诺会议上，法国又分别同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缔结相互保证条约，规定任何一方遭到“无端攻击”时，缔约双方相互援助。刘陵、洪育沂：《国际关系史简编——半个世纪世界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第110页。1926年和1927年，法国又分别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缔结了同盟条约，实现了同小协约国建立同盟关系的愿望。
上述一系列条约和同盟关系，加强了法国与小协约国的合作，巩固了法国在中东欧的阵地；同时也有利于罗、捷、南、波等欧洲小国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多少弥补了中东欧地区脆弱的和平。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小协约国在反对修约、对抗大国主宰、抵制德意扩张、维持欧洲均势以及维护欧洲和平与安全等方面，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其活动甚至有汇入欧洲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趋势。
可是，自20世纪30年代中期起，小协约国日趋涣散，走上了分崩离析的道路。三国政治经济发展上的不平衡，加剧了原有的分歧和矛盾，使三国在外交上难以继续协调一致。随着法国国内绥靖主义的抬头和国际上法西斯主义的泛滥，法波同盟日趋松散，法国与小协约国的关系也逐渐淡化，这就给小协约国尤其是罗、南两国的亲德势力以可乘之机。德、意、保则利用小协约国之间的差异和分歧，分化瓦解，挑拨离间，极力破坏小协约国的合作。到30年代末，小协约国内部裂痕日益扩大，以至在对外政策上越来越受制于大国外交，成为大国争夺中东欧霸权的筹码。Hans W. Gatzke，European Diplomacy between Two Wars 1919-1939（Chicago，1972），pp.241-250.
小协约国成立时，没有规定防御一切侵略国家的义务。这是小协约国的一大先天不足。纳粹德国的崛起，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政治格局，中东欧成为希特勒对外侵略扩张的第一个目标，令小协约国为之震惊。1933年2月14～16日，三国在日内瓦举行外长会议，缔结了《小协约国组织公约》，将现有的同盟关系稳固在法律基础上。3月25日，三国发表声明：“大国不得以任何借口在没有得到小协约国同意情况下处理小国的领土。”〔法〕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1919～1978）》（上册），第167页。在英法的支持下，南、罗、希、土四国又于1934年2月9日缔结了《巴尔干协商公约》，“但由于条约的条文那样含糊不清，结果对当时的形势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改变。四个国家仅仅互相保证领土完整，反对保加利亚和匈牙利修改边境的要求”，因而这个条约是“虚幻的”。〔法〕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1919～1978）》（上册），第180页。
针对小协约国先天不足的弱点，捷克斯洛伐克在1936年曾提出将小协约国的义务扩大到针对一切侵略国家，以便把联盟发展为相互保障安全的全面防御体系。但这一具有政治远见的建议，遭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两国的拒绝。在面临英、法的无耻叛卖和希特勒的步步进逼时，捷克斯洛伐克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毕竟单枪匹马，孤掌难鸣，最终在慕尼黑会议上成了英法绥靖政策的牺牲品。当捷克斯洛伐克遭到德、匈、波三国肢解时，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竟然未采取任何援助行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盟国像羊羔般被豺狼撕裂。不仅如此，南、罗反而指责捷克斯洛伐克违反《小协约国组织公约》，并借机宣布：小协约国应该被认为“已经永远被埋葬了”。叶伯华、杨成竹主编《现代国际关系》，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第216页。1939年2月，在巴尔干协商公约成员国会议上，罗、南两国外长一致认为，“小协约国已经死了，巴尔干公约也不应该成为对付德国的工具”。叶伯华、杨成竹主编《现代国际关系》，第269页。至此，小协约国正式宣告瓦解，作为一个同盟实体退出了欧洲外交舞台。
小协约国的解体对欧洲均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它使法国丧失了在中东欧的盟友和同盟体系，法国在这一地区的优势顿时消失，国际地位进一步下降，从而大大削弱了对德国的钳制力量。另一方面，德国不仅排除了向中东欧扩张的一大障碍，而且敢于同英法挑战，从而增强了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的决心。
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彻底摧毁了法国在东欧的主要支柱，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国在欧洲的地位”。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5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第380页。面对德意法西斯的步步进逼，英国不得不放弃传统的“扶德抑法”政策，与法国缔结互助同盟，并且英法先后向遭受法西斯直接威胁的波兰、罗马尼亚以及希腊、土耳其等国提供“安全保证”。可是，这一切来得太晚，此前希特勒已确定他的下一个目标“将轮到波兰”。李巨廉、王斯德：《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历史文件资料集（1937.7-1939.8）》，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第475页。
可见，把安全希望寄托在英、法的一纸保证上，到头来要么成了英法绥靖政策的牺牲品，要么成了法西斯侵略政策的囊中物，这就是实行亲英法政策的欧洲小国的宿命。
三
苏联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外交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中小国在外交取向的选择上，除了极个别国家在短期内与苏联有过较为友好的交往外，绝大多数国家不愿或拒绝同苏联建立反法西斯同盟。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二：
首先，欧洲小国同苏联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有着本质的区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大后果之一，是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从此，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与共处，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对苏联采取外交孤立、经济封锁和武装干涉等手段，意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因而，在整个20年代，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外来进攻”。〔美〕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第272页。经过几年激烈的军事较量，苏联虽然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形成了“某种均势”，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俄共的策略的报告提纲》，《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第441页。但仍然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之中。从1920年波兰战争结束到1932年，“德国是同苏联保持着关系的唯一欧洲大国”。〔美〕特尔福德·泰勒：《慕尼黑——和平的代价》，第272～275页。
法西斯德国的崛起，不仅直接威胁着欧洲中小国的安全，也对苏联构成了潜在的危险。自1932年起，苏联开始调整对外政策，积极主动改善与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和欧洲小国的关系。继当年同芬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波兰和法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后，苏联又于1933～1934年先后同西班牙、美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5卷，第125～126页。1934年9月，苏联加入国联并担任常任理事国。1935年5月，苏联先后同法国、捷克斯洛伐克缔结互助条约。这一切表明，苏联已打破了20世纪20年代一直被排斥于欧洲事务之外的孤立状态，国际地位和国际威望日益上升。
前美国驻苏大使戴维斯说：“世界上没有一国政府象苏联那样看清了希特勒对和平的威胁，以及非侵略国家之间集体安全与联盟的需要。”王觉非：《欧洲五百年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第509页。然而，由于无法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英、法对苏联始终抱不信任态度，大多数欧洲中小国自然亲近英、法而疏远苏联，致使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
鉴于国际局势日趋紧张，1933年12月，苏联提出了建立以苏联和法国为主体的中东欧区域性集体安全体系的构想，〔苏联〕德波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上海外国语学院俄语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547页。得到法国的响应。法苏两国为缔结“东方公约”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但因德国和波兰的反对未获成功。〔法〕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1919～1978）》（上册），第182页。德国吞并奥地利后，苏联两次重申承担援助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并于3月17日建议“在国际联盟内或国际联盟外举行一次各国会议，来考虑务使德国不再进行侵略的办法”，但遭到英国的拒绝。张伯伦在3月24日对下院的演说中声称，“任何这类行动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不利于欧洲和平的前途的”。〔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上册），董乐山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第495页。当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五月危机”、德军入侵的危险迫在眉睫时，斯大林通过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德通知捷总统贝奈斯，即使法国不向捷提供援助，1935年苏捷互助条约规定，苏联向捷提供援助须以法国提供援助为前提。即使波兰和罗马尼亚拒绝苏军过境，苏联也准备向捷提供援助。1938年5～9月，苏联向捷提供了300架飞机。Louis Fischer，Russia’s Road from Peace to War，Soviet Foreign Relations 1917-1941（New York，1969），p.312.但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把自己国家的命运系在英法身上，结果成了英、法绥靖政策的牺牲品。贝奈斯直言不讳地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同俄国的关系，过去一直是今后仍然是次要的、取决于法国和大不列颠的态度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同俄国目前的关系完全是法俄条约造成的结果。如果西欧失去了对俄国的兴趣，那么捷克斯洛伐克也将失去对它的兴趣。捷克斯洛伐克将永远追随西欧。”〔苏联〕维戈兹基：《外交史》第3卷（下册），大连外国语学院译，三联书店，1979，第983页。
捷克斯洛伐克灭亡后，苏联于1938年3月18日建议召开一次由苏、英、法、波、罗、土参加的欧洲六国会议，以便“采取共同行动来制止希特勒”。〔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册），第643页。在遭到张伯伦以时机“尚未成熟”为由予以拒绝后，苏联同意英国提出的由英、法、苏、波四国发表一项“共同宣言”的建议，但张伯伦又以波兰反对为由否决了自己的提案，四国宣言很快流产，于是便出现了3月31日英国单独宣布对波兰的保证。
英、法、苏莫斯科谈判最大的障碍是波兰问题，确切地说，即战争一旦爆发，苏军通过波兰领土援助英、法、波的问题。消除这一障碍，是英、法、苏三国军事合作的关键。但波兰政府自恃有英法的“保证”，一再声明不愿接受苏联援助，坚决拒绝苏军过境。当法国向波兰施加“压力”，促其接受苏联的援助时，波兰元帅雷兹·斯米格威声称：“德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自由的危险；而俄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灵魂的危险。”Winston 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1967），Vol.1，349.同样，当英法就苏军“过境问题”征询罗马尼亚意见时，罗马尼亚政府亦予以断然拒绝。1939年5月，罗马尼亚外长加芬库在同波兰外长贝克谈话时指出，“波兰和罗马尼亚都不愿意把自己同苏联联系起来”；他在同墨索里尼谈话时强调，罗马尼亚和波兰一样，“立场是特别镇静的……对所有意识形态上的集团均持不变的敌对态度，因此反对同苏联接近”。苏联外交部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1938年9月-1939年8月）文件和材料》，中译本，1971，第387～388页。德国驻苏大使舒伦堡在8月10日给德国外交部的信中说，波兰“决不能容忍苏联部队进入它的领土，包括过境在内……决不提供机场给苏联空军使用”。苏联外交部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苏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1938年9月-1939年8月）文件和材料》，第555页。可见，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妨碍英法和欧洲中小国家同苏联建立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因素，英、法、苏莫斯科谈判失败的根本原因亦在于此。
其次，欧洲中小国家同苏联有着较深的民族矛盾和历史隔阂。历史上，很多欧洲中小国家，如波兰、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国，其全部或部分领土版图曾经是俄罗斯帝国的组成部分。有的曾多次遭受沙皇的侵略和瓜分，如波兰；有的积极参与了20世纪20年代初英法策划和组织的协约国武装干涉苏俄的行动，如波兰、芬兰、立陶宛、爱沙尼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民族矛盾和历史隔阂，容易使这些国家产生对苏联的敌视情绪。加上苏联在对外政策上的某些做法带有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色彩，使它们对苏联抱有一种恐惧心理，担心苏联会借机报复。张伯伦在1939年3月26日的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我必须承认对俄国有最深刻的不信任。我丝毫不相信它有能力进行一场有效的攻势，即使它想这样做。而且我还不相信它的动机……此外，它还受到许多小国，特别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的憎恨与猜疑。”〔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册），第643页。
同苏联积怨最深的莫过于波兰。波兰在1772～1795年三次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在沦亡的岁月里，波兰人民反抗异族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斗争从未停止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获得独立的欧洲新国家中，波兰虽然幅员最大，但地位最脆弱。波兰处在两个强大的邻国德国和苏联之间，表面上“一贯拒绝和它的强大的邻国联合起来反对另一个强大的邻国”，〔法〕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1919～1978）》（上册），第256页。奉行所谓“等距离外交”，但实际上波兰长期实行反苏政策，“它同苏联的关系自1920年以来一直是不好的”。〔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册），第641页。在法西斯威胁日益严重的20世纪30年代，波兰反对参加牵制德国向外扩张的“东方公约”，拒绝组建反法西斯的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反而于1934年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客观上起了帮助德国完成战争准备的作用。因此，“在所有同德国接壤的国家中，从长期来说，波兰是最应该有所戒惧的。但是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它却是最没有看到德国的危险的”。〔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中册），第640～640页。波兰之所以坚决拒绝苏军的过境要求，除了意识形态上的本能敌视、担心苏军过境将招致德国的报复等原因外，更担心过境苏军会赖着不走而构成新的威胁，重蹈历史的覆辙。
英法和欧洲中小国家对苏联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不懈努力持消极乃至破坏态度，加剧了苏联的危机感和孤立感。在与英法结盟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出于保障本国安全的需要，苏联终于采取了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一非常措施。苏联的这种选择，连丘吉尔也承认：“固然是冷酷无情的，但在当时是极其现实主义的。”Winston 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Vol.1，p.350.
综观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欧洲小国的外交取向，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均势和大国外交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投入法西斯怀抱的国家，虽然一时扩大了法西斯阵营的力量，但却走的是一条自我毁灭之路；选择中立政策的国家，只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最终逃脱不了法西斯进攻的厄运；追随英法、指望英法保证的国家，要么成了英法绥靖政策的牺牲品，要么成了法西斯侵略政策的囊中物。当法西斯铁蹄几乎踏遍整个欧洲的时候，欧洲小国才与中、苏、英、法、美等各国紧紧团结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下。历史走了一段曲折的道路，它留给后世的教训是发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