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英雄戴高乐将军在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内外交困的历史背景下东山再起，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在重新执掌法国政权的十年间，戴高乐励精图治，于内政外交建树颇多。特别是在外交上，戴高乐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坚决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在东西方关系、法德关系、西欧联合以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上进行了一系列果断调整，力图发挥法国的独特作用，扩大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以谋求和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学界对戴高乐外交政策和外交思想的研究，侧重于他同大国之间的外交上，而对他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关系的研究则显得薄弱，只是在一些著作中有所提及，并未作具体深入的分析。本文拟就戴高乐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政策的调整内容、原因及其影响，作一简要探讨。
一
戴高乐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政策的调整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推行“非殖民化”，承认法属非洲各殖民地独立，并努力建立法国与新独立的法语非洲国家的新型关系。
19世纪晚期以来，虽然法国经济发展相对缓慢和落后，但法国仍不失为主要帝国主义国家之一，是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殖民帝国。遍及亚、非、拉、大洋洲的海外领地和保护国，不仅是法国重要的原料、燃料产地和粮食供应地，而且为法国提供了广阔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市场，对法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法国统治者历来十分重视殖民地，任何放松对殖民地统治的行为都被视为对法兰西帝国事业的背叛。19世纪末法国共和党领袖茹尔·费里曾直言不讳地宣称：“对于富强的国家来说，殖民地是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对象之一。”苏州大学历史系编《世界近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511页。自法国殖民体系建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几个世纪以来，法国遵循传统的中央集权原则，对殖民地采取残酷的直接统治方式：政治上操纵殖民地的内政外交，由巴黎委派的殖民官吏主宰一切；经济上控制殖民地的经济命脉，竭力使其成为自己的经济附庸。此外，还对殖民地进行大量的文化渗透，以扩大法语和法国文化的影响。1946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宪法将“法兰西帝国”更名为“法兰西联邦”，虽然宣称法国与殖民地“在权利、义务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联邦，但实际上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法国本土对联邦其他成员继续保持统治地位，殖民帝国的性质依然如故。〔法〕夏尔·埃勃雷：《法国的核奇迹：核打击力量是如何诞生的》，（巴黎）格拉塞出版社，1968，第301页。转引自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第15页。
戴高乐原本是一个竭力维护法兰西殖民利益的帝国派军人，一向视遍及全球的殖民地为法兰西辉煌业绩的一部分。他在首次执政期间（1944年9月～1946年1月），奉行老殖民主义政策，以维护法兰西帝国的完整性，并把殖民地作为恢复战后法国大国地位的一张王牌之一。〔法〕夏尔·戴高乐：《战争回忆录》第3卷（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1，第195页。1946年8月17日，戴高乐在向报界讲话中强调：“同海外领地联结在一起，法国是一个大国；失去这些领地，法国将不再成为大国。”〔法〕波尔多非洲研究中心：《戴高乐将军与非洲政策》，（巴黎）佩东出版社，1980，第59页。转引自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第21页。
然而，战后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亚非拉地区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猛烈冲击下，法国殖民统治面临着深刻危机。面对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时代潮流，复出后的戴高乐能从全局的战略利益着眼，从政治现实主义立场出发，毅然改变对殖民地的态度，使自己转变为“非殖民化”的倡导者和坚定不移的实施者。1958年，刚一上台的戴高乐便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中将“法兰西联邦”改为“法兰西共同体”，规定共同体之中的各成员国“享有自治权，它们应当民主地、自主地管理自己，并且处理它们自己的事务”；共同体成员国可以独立，但“由于此一事实，它不再属于共同体”；共同体成员国也可以“依协定的方式成为独立国”，但它仍为共同体的一员。齐世荣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2分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第250～251页。戴高乐的初衷是希望通过共同体，确保法国在原殖民地的经济权益和传统联系。但民族独立的历史潮流不可抗拒，继1958年几内亚拒绝加入共同体而率先宣布独立后，1960年绝大多数法属非洲殖民地相继独立，这一年被称为“非洲独立年”而载入史册。面对现实，戴高乐在1961年4月1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这是一个事实，非殖民化就是我们的利益，因而就是我们的政策。”〔法〕阿尔弗雷德·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陆伯源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第168页。
从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中脱身，是戴高乐在推行“非殖民化”道路上跨出的决定性的一步。1959年9月16日，他在电视广播演说中第一次提出了在阿尔及利亚实行“自决”的问题。他说，“通过阿尔及利亚人自己的自由选择来解决他们的前途”是“惟一应当采取的办法”。陈乐民：《戴高乐》，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第159页。经过艰难的谈判，1962年3月18日，法国政府与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达成停火协议。7月1日，阿尔及利亚宣布独立。3日，法国正式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戴高乐终于结束了长达8年之久的殖民战争。所以，有学者认为，此举“称得上是戴高乐的政治杰作，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法兰西自身的真正独立才有了可能，戴高乐也才能充分施展其外交的雄才大略”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第131页。。
在推行“非殖民化”的基础上，戴高乐及时推出了“合作”政策以代替老殖民主义，设法通过签订双边或多边协定，建立法国与各新独立的法语非洲国家的合作关系。1959年，法国支持象牙海岸发起成立“协商委员会”。1960年，法国又赞成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共同发起成立“法语非洲国家组织”。1961年，在“法语非洲国家组织”的基础上，由喀麦隆、刚果（布）、达荷美（今贝宁）、尼日尔、塞内加尔、上沃尔特（今布基拉法索）、象牙海岸（今科特迪瓦）、毛里塔尼亚、中非、加蓬、乍得、多哥、卢旺达等13国组成了“非洲—马尔加什—毛里求斯共同组织”，该组织实际上取代了“法兰西共同体”，共同体已名存实亡。1962年2月11日戴高乐在致国民议会的咨文中以及1964年1月3日在记者招待会上阐明法国与法语非洲国家的关系时指出，“法国应当起重大的作用，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历史使命今后要通过合作来履行”，强调“合作是法国今后的宏图大略”。〔法〕阿尔弗雷德·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第168页。戴高乐的确是朝这个目标努力的，且初见成效，为其后继者铺平了道路。1973年法国发起召开的“法非首脑会议”，就是由“非洲—马尔加什—毛里求斯共同组织”发展而来的，旨在加强法国与法语非洲国家的合作关系，讨论和协调法国与法语非洲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关系。因此，强调和突出法国与法语非洲国家的合作关系，是戴高乐调整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为以后历届法国政府所继承。
第二，冲破美国的阻拦，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的重要一员。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上长期采取孤立、封锁和包围新中国的政策。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历届政府经济上依赖美国援助，军事上依靠美国保护，政治上需要美国支持，因而追随美国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不敢得罪美国。1955年7月27日，法国外长托万·比内在参议院回答参议员莱奥·阿蒙的质问时明确表示：“为了使承认人民中国一举卓有成效，这必须是所有西方国家共同的统一的决定。对此，法国政府特别要考虑美国的政策。政府一直在同美国保持着密切的接触。”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第220页。
戴高乐重新执政后，独树一帜，违抗美国的意志，敢于向美国的霸权挑战，决定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为此，他逐渐收敛制造“两个中国”的政策，赴台湾活动的官员也随之减少，并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上主动提出台湾当局不能代表中国政府。
为了打开中法关系的新局面，1963年戴高乐派遣参议员、前总理埃德加·富尔来华进行半官方了解情况的旅行，受到周恩来总理和毛泽东主席的热情接待，并进行了友好会谈。11月7日，法国总理乔治·蓬皮杜发表谈话，主张发展中法贸易和文化往来。12月12日，法国外长德姆维尔再次表示愿意同中国建立经济和文化联系。富尔回国后，就中国情况向戴高乐作了详细汇报，戴高乐审时度势，立即派代表团与中国谈判建交问题。谈判中，戴高乐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
此时，美国正密切关注着中法关系的进展，企图阻止中法建交谈判的进程。1964年1月15日，法国驻美大使阿尔芳奉命通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法国已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二天，美国政府照会法国，对法国提出强烈抗议，声称法国的举动“有损于自由世界的利益”。戴高乐不顾美国的“抗议”，复照美国予以驳斥，并称“法国政府认为，承认中国只会有助于自由世界的安全与利益”。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第226～227页。随即，戴高乐宣布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1月28日，中法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法国成为西方大国中第一个公开承认新中国的国家。
中法建交为资本主义国家与新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为加强中法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奠定了基础，同时宣告战后多年来大多数西方国家追随美国封锁、包围、孤立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破产。
第三，在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上，戴高乐也采取了一系列积极而大胆的外交行动，力图扩大法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东西方“冷战”的氛围下，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热点”地区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且往往因超级大国的插手和干预，国际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戴高乐继承了法国历代统治者的民族主义传统，怀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把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为此，他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灵活的外交行动，企图打破美苏主宰世界的格局，扩大法国的国际影响。
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戴高乐坚决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扩大侵略战争，呼吁美国从越南撤军，赞成老挝和柬埔寨中立，并声称“只要我一天执政，就决不让这两个国家丧失它们的主权”〔法〕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卷，杭州大学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第275页。。在中东问题上，为了改变法国曾与英国发动侵略埃及的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及因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造成自己在阿拉伯国家中的不良影响，戴高乐积极改善和发展同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公开谴责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并一度禁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陈乐民：《戴高乐》，第194页。
在拉丁美洲，历史上法国曾经有过自己的影响，但因一向号称美国的“后院”，他国的影响毕竟十分微弱，但戴高乐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1964年3月15～23日，戴高乐出访墨西哥，他在多次演说中号召法国和墨西哥进一步加强联系。4月16日，戴高乐又发表挑战性演说，公然拒绝依靠美国的核力量，并声称法国有权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发挥作用。解力夫：《戴高乐——坚韧不拔》，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第329页。为了显示法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和进一步扩大法国在拉美的影响，9月20日至10月16日，74岁高龄的戴高乐风尘仆仆访问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巴拉圭、乌拉圭、巴西等拉美10国，并与它们签订了一系列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大大加强了法国同拉美地区的联系。
二
戴高乐大幅度调整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它与戴高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平凡的个人经历有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于1940年6月沦陷，戴高乐拒绝投降，只身飞往英国，在伦敦发表著名的“六一八”广播演说，号召法国海内外人民团结起来，为维护法兰西的自由和独立而继续战斗。6月22日，在英国帮助下，戴高乐建立“自由法国”组织。不久，他将“自由法国”的总部从伦敦迁到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以便更有效地领导海外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凭借法属各殖民地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自由法国”（1942年7月改为“战斗法国”）不断壮大，到1942年7月已拥有包括陆海空三军7万人的武装力量，为戴高乐后来联合其他反法西斯力量建立“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配合盟军反攻国内和组织法国临时政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自由法国”运动的战略基地，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属非洲殖民地拯救了法国。1945年5月15日，即法西斯德国投降不久，法国参议院议长加东斯·莫内维尔在咨询议会上指出：“若没有法兰西帝国，今天的法国只不过是一个被解放的国家而已。由于法兰西帝国的存在，法国才成了一个战胜国。”〔法〕阿尔弗雷德·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第32页。诚然，法国的光复是世界人民和法国人民（包括“自由法国”——“战斗法国”）长期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结果，莫内维尔不免言过其实，但的确道出了殖民地对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所作的贡献，戴高乐也对此予以充分的肯定。〔法〕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第1卷，第37页。正是在战火纷飞、并肩作战的非凡年代里，戴高乐看到了殖民地人民蕴藏和显示出来的巨大力量。战后，面对蓬勃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戴高乐认识到，继续维持法国与殖民地的传统关系已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必须改弦更张。正如他在1963年4月19日的电视广播演说中所说的，“殖民政策曾经有过它的功绩和光荣，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它毕竟是徒劳无益和陈腐过时的了”。〔法〕阿尔弗雷德·格鲁塞：《法国对外政策（1944～1984）》，第175页。不寻常的战争经历和对时代潮流所采取的现实主义态度，是促使戴高乐推行“非殖民化”的重要因素。
其次，它是戴高乐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奉行独立自主外交的逻辑结果。
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关系格局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外交战略家，戴高乐敏锐地感觉和洞察到了这一点。他把当时的世界划分为五极：美洲世界、欧洲世界、苏联世界、中国世界以及其余部分的第五世界。他认为，既然世界上存在着多极，就不应该由美苏两极主宰世界，法国必须摆脱美国的政治经济控制，恢复在国际事务中的大国地位。〔法〕让-巴蒂斯特·迪罗塞尔：《外交史（1919～1978）》（下册），李仓人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第212～215页。为此，戴高乐坚决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超级大国”的概念，反对美国在西欧推行霸权主义，拒绝美国在法国驻军，并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独立发展法国的核力量；他努力谋求同苏联改善关系，在提出对苏“缓和、谅解、合作”口号的同时，又公开宣布对苏联的扩张主义要保持警惕；他主张实现以“法德轴心”为基础的西欧联合，建立与美苏抗衡的“第三种力量”，在欧洲大陆由法国取代美国来发挥作用；他开启中法关系的新篇章，强调“在亚洲没有中国的参加，就不能办成任何大事”〔法〕布赖恩·克罗泽：《戴高乐传》（下册），西安外语学院英语系等译，商务印书馆，1978，第684页。。因此，改变对殖民地的态度，调整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法语非洲国家的合作关系，也就成为戴高乐面向世界、打开法国外交新局面的重要举措。
最后，它是法国考虑自身经济利益的逻辑结果。
戴高乐重新执政时，法国经济经过了十几年的重建和恢复，有了很大起色，特别是石化、航空、电子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尤为突出，资本在迅速集中。法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对增加新原料、燃料和扩大国外市场提出了新要求。但法国本身资源贫乏，其工业原料、能源和战略物资很大程度上依赖原非洲殖民地的供应，非洲丰富的原料来源、广大的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对法国经济具有重大的意义。例如，法国所需铀的一半来自尼日尔，加蓬的石油和锰、扎伊尔的钴、阿尔及利亚的天然气以及其他一些非洲国家的铜、铁、镍、铝、矾土、磷酸盐等都大宗输往法国；法非贸易在法国对外贸易中约占12%，其中加蓬、象牙海岸从法国进口的物资占其进口总额的2/3，喀麦隆几乎占一半，而法国则购买上述三国出口物资的1/4；法国也是非洲的重要债权国，黑非洲国家的外债约1/3掌握在法国手中。伍贻康：《欧洲共同体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第93页。因此，非洲是戴高乐全球战略的一个支柱，重视发展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保持以至扩大法国在非洲地区的传统势力和影响，是戴高乐以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届总统的一贯政策。1983年10月7日英国《泰晤士报》在评论“法非首脑会议”时说，“在保持宗主国与前附属国的紧密关系方面，法国比英国做得更为成功”，“从戴高乐总统……到密特朗总统的非洲政策的连续性更加引人注目”。伍贻康：《欧洲共同体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第92～93页。可以推想，如果没有非洲国家提供原料、能源、战略物资乃至市场，战后法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无疑会受到很大限制。
三
戴高乐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政策的调整，奠定了以后法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政策的基础。自戴高乐完成“非殖民化”过程后，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届政府都强调要在第三世界发挥独特作用，声称要在美苏模式之外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第三种选择”。20世纪80年代，美苏由对抗走向缓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发展的相互依赖关系加强，国际竞争的重点越来越转向经济和技术领域。1981年上台执政的密特朗总统适应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继续奉行独立自主外交，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上采取了比其前任更为积极的态度，提出了著名的“第三世界主义”，作为发展法国同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总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强调“发展法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是法国新政府政治行动的根本点”伍贻康：《欧洲共同体与第三世界的经济关系》，第91页。。他公开表示支持民族独立、民族自决，反对种族歧视、独裁和侵略，要以“更加平等、公平、民主”的态度处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他主张推动南北对话，赞成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倡议增加对第三世界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可以说，密特朗的“第三世界主义”，是戴高乐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政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
曾是戴高乐内阁成员的法国著名作家安德列·马尔罗将戴高乐的内政外交概括为“戴高乐主义”，而民族主义则是“戴高乐主义”的核心内容。陈乐民：《戴高乐》，第229页。作为“戴高乐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戴高乐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政策的调整，其实质和根本目的是维护法兰西民族利益，扩大法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重新确立和谋求法国的大国地位。但由于戴高乐撒网太宽，“四面出击”，终究难免鞭长莫及之嫌，倘若用他的宏伟抱负的尺度来衡量，他所收到的实际效果与其主观愿望仍有相当一段距离，在有些方面甚至连他自己也感到失望。〔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译，海南出版社，1998，第568页。如前所述，戴高乐出访拉美10国，目的是想大力发展同拉美各国的关系，打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瓜分世界的格局，但因美苏尤其是美国在此实力实在太强，而法国本身国力毕竟有限，这就使得法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主要停留在一些经济技术合作的层面，未能向深度发展而达到预期的效果。
然而，作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首任总统，戴高乐坚持独立自主外交，采取现实主义态度，顺乎时代和历史潮流，完成“非殖民化”过程；敢于挑战美国的霸权，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善于审时度势，开创与第三世界国家的新型合作关系，从而显示了独特的外交风格。戴高乐自己曾总结说：“时代的精神改变了我们国家，也改变了我们海外活动的条件。……人们怀念帝国时代的东西，原是很自然的，就像人们会怀念油灯的柔和、张帆出征的舰队的气派、马车时代的优雅一样。但是，那又怎么样？如果脱离了现实，任何政策就没有任何价值了。”张锡昌、周剑卿：《战后法国外交史》，第124页。戴高乐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政策的调整，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扩大了法国在第三世界的影响，对于打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格局也起了积极的作用。评价戴高乐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自然不应忽视他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政策的调整。戴高乐去世后，毛泽东主席专电吊唁，高度称赞他为“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的确，戴高乐不愧为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是法兰西民族主义的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