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与众多人士的交往中，普遍给人以随和、宽厚的印象。但他与宋子文的相处却似乎是个例外。抗战中期，胡适、宋子文先后受命赴美争取抗日美援，在华盛顿有过两年多的共事经历。两人发挥各自的特长，为求援尽了各自的职责。但由于个人背景的不同以及性格、作风等方面的差异，在共事中两人的合作并不默契，常常发生不愉快乃至相互拆台，并最终导致胡适的去职。
一 学者与政治家赴美求援
胡适和宋子文，一为学者，一为政治家。两人都留学美国，并于同年学成回国。胡适1910年考取第二批官费留美生，先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后弃农学文，1915年转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主攻哲学，其时宋子文也在这所大学留学。1917年，胡适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公学等大学任教授。但胡适并非一味沉湎书斋、不问世事时局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初，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胡适不满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虽不赞成“提起铁匠铺打的大刀”去与“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6号（1933年4月16日）。但他主张“多交朋友，谨防疯狗”，胡适：《世界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独立评论》第78号（1933年12月3日）。即在外交上联合英美，争取国际社会特别是英美的援助以共同对付日本，反对“亲日派”的投降政策，并强调充实欧美方面的外交人才。当热河告急时，胡适于1933年3月3日与丁文江、翁文灏联名密电蒋介石，称“热河危急，决非汉卿［张学良字］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中央必难逃责”，张篷舟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105页。要求蒋介石即日北上指挥军事。4月19日，胡适又与蒋梦麟、丁文江等应何应钦之请“商谈时局”。张篷舟主编《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1932～1982）》第1卷，第123页。胡适不仅以其学术地位和声望而享誉学界，而且以其留美经历及亲美的思想言论而成为“英美派”在学界的代表。
宋子文于1912年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7年，宋子文回国，在实业界干了几年后，于1923年投身国民革命，先后在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里出任过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国民政府委员及常务委员、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及行政院院长等要职，并长期置身于国民党中央决策层，直接参与了国民党当局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宋子文不仅成了权倾一时的政治家，且因其在财政、金融等方面的长才，成了著名理财家、金融家。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事变，再到热河、长城抗战期间，宋子文在军事上积极支持以武力抵抗日本侵略的同时，还在外交上提出了“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主张，并为谋求英美等西方大国遏制日本侵略而作过种种外交努力，以至被当时国内外舆论公认为“英美派”领袖，吴景平：《宋子文评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第205页。有人更称之为“世界的外交家、世界的政治家、世界的经济家”。《申报》1933年8月31日。
20世纪30年代以来，国民政府一直把争取国际援助作为抵抗日本侵略的重要手段。但抗战爆发前，中日之间的战争尚限于局部地区，小规模地、短时间地展开，况且国际上欧美主要大国对中日战争长期抱着“不干涉”或“中立”的态度，不敢仗义执言、伸张正义，故中国获取外援的效果并不显著。究其原因，从国内来看，主要是国民政府领导集团由许多不同的派别组成，就其对外国的态度而言，有亲美的、亲英的、亲日的、亲苏的，蒋介石利用这些派别，“在它们之间保持某种平衡，或者在一个时候、某一问题上重用某一派别，在另一时候、另一问题上重用另一派别，很难说某一派别一直占据支配地位”。陶文钊：《战时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因此，除了获得某些道义上的支持外，国民政府并未同某一国家建立起持久牢固的盟友关系，只能孤军奋战，独当暴日。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首要目标是争取外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作为半殖民地，中国积弱，日本大规模侵华势必损害其他列强在华权益，这就使得中国争取国际援华抗日成为可能。但作为大国，中国无论在经济意义上还是在战略意义上，均具有巨大的潜力，足以显示中国未来在远东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地位。面对日军猖狂进攻，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浴血抵抗，以巨大的民族牺牲，粉碎了日军“用三个月时间结束战争”的神话，国际社会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特别是美国的舆论逐渐从“不干预”转向同情中国、谴责日本；美国决策者相信中国能够坚持一场持久的战争，并意识到中国的抗战与美国现在和将来在东亚的利益休戚相关。陶文钊：《战时中美关系的若干问题》，《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于是，从1938年起，美国对华政策逐渐朝着制日援华的方向发展。〔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21页。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经过抗战头一年的反复观察、试探、实践和分析，认为还是美国最为可靠，越来越把争取外援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大致在1938年年中，国民政府确立了以对美外交为首要重点的外交方针。参见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1938年6月，蒋介石认定“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斯福必能有所作为”，明确提出“应运用英美之力，以解决中日问题”。张其昀：《党史概要》第3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第973～974页。
欧战爆发前夕，美国对华政策更趋积极。为了争取美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决定重用“英美派”。1938年9月17日，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新的驻美大使。9月22日，孔祥熙致电胡适：“启程莅任，至深欣慰。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惟美马头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吾兄长才，自能应付裕如。”孔祥熙致胡适电（1938年9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以下简称《胡适往来电稿》），中华书局，1978，第1页。同月，国民政府又派遣贸易委员会主任、著名“英美派”金融家陈光甫赴美洽商财政贷款事宜。10月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将“政府对美方针”电告胡适，重要内容有：（一）“英美对于远东合作素为我国所期待。欧战发生，英或倾向与日妥协，且必需求美国援助。我应与美成立谅解，请美严促英国勿与日本妥协，增我抗日之困难”；（二）“促成美修正中立法，区别侵略国与被侵略国”；（三）“努力促美政府于最短期间助成对华现金或信用之借款”。外交部致胡适电（1938年10月1日），《胡适往来电稿》，第1页。可见，中国政府对胡适使美寄予极大的希望。
胡适和陈光甫抵美后，同美国各方积极交涉，先后于1939年2月和1940年3月为中国分别争取到2500万美元和2000万美元两笔贷款，中国以出售桐油与锡矿作抵押，史称“桐油贷款”和“滇锡贷款”（亦称“华锡贷款”），使美国对华政策朝着制日援华方向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但蒋介石对胡适、陈光甫接洽美援的成果并不满足。1940年5月14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申述日本已对中国进行经济战，请求美国贷给现款，以维持中国币制。次日，蒋介石又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告之“欲争取最后之胜利，吾人有赖于军事之成就者只30%，而经济之因素，则约占70%。易言之，吾人欲抵制日本之经济威胁，与夫减轻一般国民因物价陡涨而蒙之苦痛，其最利之武器，即中国经济机构之稳定矣”。U. S. Department of State，ed.，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0（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5），Vol.4，653-656.6月4日，胡适电告外交部，罗斯福总统已表示，将向中国提供更多的援助。胡适致外交部电（1940年6月4日），《胡适往来电稿》，第41页。
陈光甫回国后，蒋介石决定派宋子文作为“私人代表”赴美继续接洽美援。6月14日，蒋介石致函罗斯福：
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觉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畀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来华府晋谒，彼固为阁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完全之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之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第1册［以下简称《战时外交》（1），第3册简称《战时外交》（3）］，（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第274页。
6月19日，宋子文离开香港前往美国，途经菲律宾稍作停留，于21日飞赴美国。《颜惠庆日记》第3卷，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第303页；胡适致孔祥熙、蒋介石电（1940年6月23日），《胡适往来电稿》，第47页。22日，蒋介石就宋子文赴美之事电告胡适：“已派宋子文兄来美，约有（25）日可乘飞机到美。请代招待为盼。”蒋介石致胡适电（1940年6月22日），《胡适往来电稿》，第46页。25日，宋子文乘飞机抵达旧金山，26日抵达纽约。《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0；胡适致郭泰祺电（1940年6月25日），《胡适往来电稿》，第48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成为中国抗战的主要盟国，国民政府与美国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为适应远东外交格局的变化，蒋介石在1941年12月23日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提议，免去郭泰祺外交部长职务，以宋子文继任之。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第761～762页。12月27日，国民政府颁令：“特任宋子文为外交部长。”这一举措表明，对美外交在国民政府整个战时外交中已占据压倒一切的地位。
远东战局的发展和国民政府战时外交重点的转移，将胡适和宋子文推上了国际外交舞台。正是对美外交，使学者和政治家走到一起，为两人共事提供了历史机缘。
二 大使与外长的龃龉
胡适和宋子文，尽管都属“英美派”，但抗战前胡适主要活跃于学术界，是著名的自由派学者，而宋子文则是政界和财界的显要人物，故彼此之间直接交往不多，更谈不到上下级关系。
1938年9月至1942年9月，胡适任驻美大使达四年之久。此间，宋子文先任蒋介石的驻美“私人代表”，继而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并常驻华盛顿，他与胡适的关系亦由同事变为胡适的直接上司。胡、宋在华盛顿的共同使命是争取美援，但两年多的相处，却留下一段不愉快的共事经历。
胡适和陈光甫受命赴美求援时，美日矛盾尚不突出，美国政府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欧洲，在亚洲则立足于维持现状，美日关系十分微妙。罗斯福总统、摩根索财长等人虽已意识到援华抗日的重要性，但国会中存在着严重的孤立主义倾向，商界则力图与日本保持经贸关系，不愿得罪日本。与国外形势相对应的国内抗战局面则是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和国民政府的低效与混乱，当时的流行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便是最生动的写照。参见张振江、任东来《陈光甫——一位被遗忘的外交家》，《读书》1999年第12期。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胡适提出“苦撑待变”胡适致陈布雷并转蒋介石、孔祥熙等电（1940年10月12日），《胡适往来电稿》，第73页。作为争取美援的根本方针，恰好反映了当时中国面临的严峻处境。
胡适在美完成的第一大使命，是在武汉沦陷后不久，促成美国政府给予中国第一次借款即桐油借款，以及随后的华锡借款。这两次借款的功臣首推陈光甫，但胡适作为驻美大使所起的配合作用是功不可没的。
作为大使，胡适最大的努力，还是坚持到各地巡回演说。他充分发挥学者的优势，大力开展“民间外交”，着重向美国朝野宣传中国抗战的国际意义，以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了解与信任。为此，他行色匆匆，奔走全美，四处演讲，广交朋友，以其诚恳态度和学问声望，博得了罗斯福及其内阁以至整个美国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尊重和欢迎。据胡适的学生吴健雄说，美国友人告诉她，“华盛顿政府上下人员”对胡适“都是崇敬备至”。吴健雄致胡适信（1939年7月20日），耿云志编《胡适遗稿及密藏书信》第28册，黄山书社，1994，第500～501页。罗斯福多次在致蒋介石电函中称扬胡适，王世杰曾亲见罗斯福给蒋介石信上有“于适之信赖备至”等语。王世杰致胡适、周鲠生、钱端升信（1940年1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第449页。胡适还积极促成由他的美国老同学发起成立了“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聘请前国务卿亨利·史汀生（1940年6月出任陆军部长）为名誉会长，这个民间组织在影响美国制日援华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第198页。
在与陈光甫合作共事中，胡适深感陈品性之纯洁高大，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1939年6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
光甫办银行三十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别人的脸孔。此次为国家的事，摆脱一切，出来到这里。天天仰面求人，事事总想不得罪美国财政部。这是他最大的忠诚，最苦的牺牲，我很佩服他的这种忠心。光甫做此事，真是没有一点私心，全是为国家……我最佩服他这种委曲求全的精神。《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
同年11月27日，胡适致电陈布雷：“弟默察光甫诸人在美所建立之采购运输机构，真能弊绝风清，得美国朝野敬信。不但在抗战中为国家取得外人信用，亦可以为将来中美贸易树立永久基础。”胡适致陈布雷电（1939年11月27日），《胡适往来电稿》，第 27页。但就在以上同一电文中，胡适提及“子文个性太强，恐难与光甫合作”，向陈进言阻止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长或出长财政部、贸易部，并指出宋一旦掌权，对国家内外政策尤其是与美国的经贸关系有害无利。
身为学者，胡适清高自持，对出身豪门的宋子文保持着距离。在他看来，宋子文不过是一介政客，“凡政客都以私结党，非其党羽，必相排斥”。耿云志：《胡适与抗战》，耿云志编《胡适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205页。所以，当得悉宋子文来美接洽美援时，胡适持反对态度。1940年8月15日，宋子文在同财政部长摩根索和国务院政治事务顾问霍恩贝克会谈援华问题后，将美对华借款现无希望一事告知胡适，胡适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此是意料中事。我当初所以不愿政府派子文来，只是因为我知道子文毫无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来了若无大功可立，必大怨望。”《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
宋子文来美之初，与胡适合作尚好，但不久，彼此于对方的不满便逐渐增多。胡适当着宋子文的面或在日记中常说宋子文“没有耐心”。在胡适看来，美国对华政策不是根据中国的需要而制定的，而是取决于远东战局的发展和美日矛盾的走向，说到底就是取决于美国自身的远东利益。可政府当局人士，包括宋子文本人，对美国则寄予过高的期望，蒋介石派宋子文来美的目的就是要快速、高效地获取美援。在宋子文看来，所谓“没有耐心”，不过是追求效率、不愿等待、机不可失的同义语，而这恰恰是胡适所不能欣赏与接受的。1940年8月13日，宋子文在致友人吴筠庄的信中谈及初来美国的感触：“此地生活紧张，几无休止，但我相信在此我能对国家多些贡献，尤其是自从我发现我们在此的外交官几乎已与国内情况失去联系。”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北）“国史馆”，1991，第14页。语中虽未点名道姓，但已流露出对驻美大使馆工作的不满。
宋子文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养成了独立务实的处事风格、心直口快的脾气个性以及讲究效率的工作习惯。他对胡适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照章行事的工作方式不以为然，尤其不满意胡适在美“不宣传、不借款、不买军火、不办救济事业”的外交主张，两人摩擦、甚至相互拆台的事时有发生。比如胡适对宋子文在美活动不予协助；当白宫宴客时，驻美大使馆开去的名单竟将宋子文的名字置于秘书之列；宋子文欲邀请美财政名流，可大使馆不为其举办鸡尾酒会；等等。宋子文则以牙还牙，给予“有力回击”。有人撰文指出，“宋行文通知大使馆，凡政治性演说与文稿，必须先送经其本人同意始得发表，以顾全整个国策，胡以此乃针对其而发，遂一怒而不问国事”；“宋之左右……以胡适乱写文章为题，在宋氏面前对之施行总攻击，宋子文亦一时大意，竟下一张条谕，嘱随从秘书通知胡大使，嗣后大使馆所为宣传文章，事前必须先送交外交部长阅过，方能发表。这样一来，胡适博士不免勃然大怒，大发牢骚，竟置之不理，一面致电重庆，请辞大使之职务”。薛观澜：《我所知道的宋子文》，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藏《宋子文资料集·剪报簿》第2辑，转引自陈立文《宋子文其人与其外交作风》，（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历史与人物论文集》，1993，第385页。
作为蒋介石的特使，宋子文享有代表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权，使胡适的地位退而居其次。且以宋子文的个性而论，不免处处大权独揽，甚至干涉胡适视为最重要也最得意的演讲工作。他在多种场合对胡适的演讲表示出不满。胡适1940年7月12日日记载：
早晨得郭复初（即郭泰祺，时任驻英大使——引者）电，知道英政府受日本威胁，决定对缅甸问题作暂时让步，我很焦急，故终日奔忙。宋子文也很着急，他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多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罢！”《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
同年10月14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
除局部外交、经济援助外，（美国——引者）政府无切实助我政策……援华空气固逐见浓厚，惟美日战事尚未开展，欲得美国切实援助，非空文宣传及演说所能奏效，务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断活动……总之，欲得美国之援助，必须万分努力，万分忍耐，决非高谈空论所能获效，际此紧要关头，亟需具有外交长才者使美，俾得协助并进，否则弟个人虽竭其绵力，恐不能尽如钧座之期望，弟所以提议植之，即为此耳，并非对人问题，敬乞钧察。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1），第99页。
电文中的“空文宣传与演说”云云，指的就是胡适。植之，即施肇基，曾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又曾一度使英、三度使美，出席过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是有名的职业外交家。宋子文认为，中国外交官在美的使命是如何更快更多地获得美国的借款、飞机、大炮等实际援助，而胡适的演讲不过是“高谈空论”，难收实效，故“提议”施肇基使美。此后，宋子文又多次向蒋介石提出以施代胡的建议，并屡请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出面促成此事。参见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第572～576页。
1941年7月12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再次对胡适在美的表现表示不满，并希望蒋“迅予发表”换胡之令：
国际风云日亟，更非外交方面之协助，不能相与有成。此次向总统商陈各要务，经过几回周折，始得其切实答复，处境困难，可想而知。长此以往，不但文不能尽责，有负委任，适之亦属难堪，惟有恳请毅然处置，迅予发表。钧座如一时以为未便，文在此期间，谨当循分株守贷借案之职责，钧座必能鉴谅苦衷，曲予宽容。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1），第145页。
从宋子文致蒋介石电文可以看出，蒋最初无意令宋长滞美国。1940年7月15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蒙召早日回国，尤感眷念，将来如何供兄驱策之处，可否示其一二，为祷。”又，1941年1月24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至文归期，可否待英、美各种接洽办妥后再定？”见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1），第277、534页。导致宋归期一再后延以至久留美国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接洽事宜繁复，尤其是德国进攻苏联和太平洋战争相继爆发，国际局势急剧变化。宋子文敏锐地意识到，对美外交的任务愈益重要，盼望美援心切的蒋介石乃决定委宋为外交部长，并令其常驻美国进行交涉。
二是豪门之间的争斗。宋子文对胡适的不满，除了个性、作风方面的因素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据与宋子文关系密切的钱昌照回忆，宋与孔祥熙一向不和，勾心斗角，而胡适初来美时对孔祥熙的印象不错，宋担心胡助孔，故对胡存有戒心，恐胡在宋的对美谈判中暗中掣肘。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556、572页。
宋子文对胡适的不满，后来竟发展到不仅在对美外交中“唱独角戏”，完全甩开胡，而且连感情上也憎恶胡了，以至一些知情人为胡鸣不平。1941年4月，周鲠生致函王世杰，批评宋子文“在华盛顿遇事专擅，不顾体统，颇使适之不快”。同年7月16日，王世杰致函胡适，认为宋子文“有能干而不尽识大体”，希望胡适以“宽大”态度“善处之”。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576页。胡适虽然日子不好过，精神苦闷，但毕竟是学者，不少场合倒是能客气地对待宋子文。比如，1941年1月25日，宋子文在纽约中国会馆举行的宴会上发表演说，反响甚好，是日胡适在日记中说：
他这回为了这篇演说，费了几个星期去预备，前天总统演说，天太冷，子文不肯去参观，因为怕受了寒，伤了喉咙。能如此费工夫预备一篇演说，故成绩很好。我本来预备了一篇演说去，临时托故不说，只作简单演说，让子文作主要的演说。《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
胡适还常常陪宋子文去见美国政要，大多数场合由宋发表意见，自己仅作陪衬，如同年4月15日，胡、宋同赴白宫会晤罗斯福，“全是子文一人谈话”。《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1），第447页。
“珍珠港事变”爆发后，宋子文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他与胡适的关系由同事突然成为胡的顶头上司。胡适在12月24日的日记中记道：
上午子文来说，他说他决定就外长事。我对他说：“郭复初来时（4月郭新任外长取道美国同赫尔及其他美国官员商谈废约事宜——引者），我曾对他说：‘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你知道我不想干这种外交官的事。你回去时，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请千万不要迟疑。’现在你也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样向你声明。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他说：“我不是你的上司，我们只是老朋友。我们要合作。”《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
这一段潜台词丰富的对话，耐人寻味，彼此仅止于表面上的尊重而已。此后，胡适对宋子文的不满和抱怨更多。1942年5月17日，胡适给好友翁文灏、王世杰写了一封长信，明确说出了他与宋子文在美共事中的深刻矛盾：
某公（指宋子文——引者）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出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第1752～1753页。
5月19日，胡适又在日记中抱怨：
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去年十二月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的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对人说的。）昨天我复雪艇（即王世杰——引者）一长电，特别抄了送给子文看，并且亲笔写信告诉他，意在问他如何答复。他今天回我这封短信，说，“I replied much in the same vein”！他竟不把他的电文给我看！记此一事，为后人留一点史料而已。《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
这样的工作关系，实际上决定了胡适不可能继续在宋子文这位外交部长之下当大使。尽管宋子文一再催促蒋介石以施代胡，但蒋并未采纳宋的建议，遽然换人，因为国民党用人，一要靠关系，二要靠领袖印象，蒋介石对施肇基“印象不佳”，所以施始终得不到重用。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第576页。况且，胡适自有胡适的优势，蒋的周围亦不乏有人为胡说话，结果，施在美无事可做。据胡适1942年1月4日的日记，有一次胡的美国友人对胡说：“你们为什么不叫施大使多做点事？他好象闲的可怜，常来找朋友打纸牌。有时候一早就来了，急的要打牌。”《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
1942年8月15日，蒋介石决定免去胡适的驻美大使职务，以魏道明继任。胡适与宋子文这段不和谐的共事经历乃告结束。胡适在1943年11月5日的日记中追记云：
去年我八月二十日回到美京，子文邀我午饭，只有我们两人，他说，你要知道，你的继任者（魏道明）不是my choice。我这外交部长是假的，什么事我都不知道；就如新放的土耳其公使，我连姓名都没有听说过。当时我以为子文是爱面子的人，他说的话也许可信。……近来几个月之中，我得着两个可靠消息，才知道魏道明确是宋子文保荐的。其实他何必对我自辩？他的“撇清”，只是使他成为一个爱说谎的人而已。《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5册。
由此可见，胡适对宋子文的积怨和不满。
三 外交与政治的关系
外交是讲究利害关系的，没有纯粹的道义。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外交是一种务实的艺术，不是宣播道义的表演。刘靖华：《在权力与道德之间——评基辛格的“多极均衡论”》，《美国研究》1995年第3期。美国领导人在作出援华决策时，总要从其远东战略利益出发，说到底就是从维护其国家利益出发。美国不仅在援华问题上反复权衡利弊、讨价还价并附加条件，常常表现出一种“施舍者”的优越感，而且在处理涉及中国的政治、战略问题上，把中国当成一个“二等”盟国看待。据郭荣赵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根本不关心中国的存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从一开始就不以平等对待中国”。郭荣赵：《珍珠港事变前美国援华的真相（1940年～1941年12月）》，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29辑，（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周鲠生则认为，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有两个错误的观念，一是“给你多的东西，你也不会发生大作用”，二是“不给你多的东西，你也不会塌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580页。对此，陈光甫、胡适和宋子文都有深刻体会。陈光甫曾在日记中描述自己与美方洽谈桐油贷款和华锡贷款的艰辛：
余在此间接洽事宜，几如赌徒在赌场中掷注。日日揣度对方人士心理，恭候其喜怒闲忙之情境，窥伺良久，揣度机会已到，乃拟就彼方所中听之言词，迅速进言，籍以维持好感。自（二十七年）九月来此，无日不研究如何投其所好，不敢有所疏忽。盖自知所掷之注，与国运有关，而彼方系富家阔少，不关痛痒，帮忙与否，常随其情绪为转移也。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4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第30页。
在贷款谈判结束后离美之前，陈光甫特意提醒重庆当局须明白“国际间无慈善事业……今后抗战必须基于自力更生之原则”，“我先自助，人方助我。否则，求人之事难若登天”，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4，第719页；陈光甫致蒋介石电（1940年5月14日），《胡适往来电稿》，第39页。并建议不要把求援的希望只寄予美国一家，应多寻他途。胡适亦清醒地指出，只有当中国遭遇“最吃紧之危机，或暴敌最横行之时”，胡适致陈布雷电（1941年1月10日），《胡适往来电稿》，第92页。美国才予以援助。
至于宋子文，对初来美国受人冷遇的不满更是溢于言表。1940年7月15日，宋子文致电蒋介石：
借款事文到美后无日不在洽商进行中，惟因美国专心注意英国战事，加以准备大选，各部又缺乏联络，而政府要员于暑期中常不在京，以致迁延时日。然文仍抱最大耐心，积极向各方进行，冀收实果……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1），第276页。
同年9月12日，摩根索对陆军部长史汀生说：“唉，可怜的宋子文来到这里，可我们什么也不能帮他。”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p.133.言语中流露出几分同情。12月4日，宋子文又致电蒋介石：
（钨砂——引者）借款虽已发表，但手续纷繁，一时不能离此，且在美6月，初来时循规蹈矩，毫无办法，四处碰壁，至最近两个月，始有门路，循此路线前进，尚可为钧座效力，接洽飞机……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1），第288页。
就连一向对援华持积极态度的摩根索，宋子文亦在致蒋介石电中抱怨其“为人气量狭小”，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1），第302～303页。以至发出了“个人和美国人做朋友易，国家和美国做朋友难”的感叹。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第69页。
可见，外交与国际政治是密切相连的。美国是一个强国、富国，而中国是一个弱国、穷国。中国外交官在中美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争取美援，其艰辛可想而知。胡适和陈光甫被称为“国内最负众望的两位学术界银行界领袖‘临危受命’飞渡大西洋前往美国，这在当时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再无其他选择的两颗‘棋子’”。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4册，第24页。两人通力合作，恪尽职责，终以弱国之使，不辱使命。桐油借款达成后，蒋介石专电祝贺：“胡大使并转陈光甫先生：借款成功，全国兴奋。从此抗战精神必益坚强，民族前途实利赖之。”蒋介石致胡适电（1938年12月18日），《胡适往来电稿》，第5页。陈光甫亦自谓：“此次借款本为试探美方合作之门，现借款已确定，一方可增强我国际地位，一方即为将来再借之先河。”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1），第249～250页。华锡借款达成后，蒋介石致电罗斯福：“中美新借款成立，使反抗侵略之中国政府与人民，在物质上获得新的援助，在精神上获得新的鼓舞。”蒋介石致罗斯福电（1940年3月9日），《胡适往来电稿》，第32页。陈光甫回国时，蒋介石又去电嘉其劳苦：“两借美款，悉赖才力，厥勋至伟，尤念勤劳。”蒋介石致陈光甫电（1940年5月3日），《胡适往来电稿》，第38页。这可以说是国内官方对胡适、陈光甫使美实绩的普遍评价。
外交与内政也是密切相连的。蒋介石政府谋求美援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获得有效抗击日本的金钱和武器，更重要的是想通过美援把美国拖入中日战争，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因而，从事外交者必须精于政治之道。胡适和陈光甫，一为学者，一为商人，搞外交本非其所长。1938年9月27日，即胡适离英赴美就任大使的前一天，他对路透社记者发表谈话：“吾对于外交无经验可言，最近在巴黎曾询问美国驻法大使布列特，吾为何事，渠答称，单纯以诚实可矣。吾甚喜美人了解，该语将为吾之箴言。”（香港）《申报》1938年9月28日。从那首题赠陈光甫的著名打油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可以看出，胡出任大使，颇有几分无奈。他在1939年3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近十年来，事势所迫，我不能不谈政治，才感觉替社会国家想出路，这是何等重大的责任！这是“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事，我们岂可不兢兢业业的思想？近来我不能不讨论对日本和战的问题，责任更重大了，有时真感觉到担不起这大责任。然而替《独立评论》或《大公报》写文章，究竟还只是“言论”，还不是直接负责任。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的经验，才是负实际政治的责任。《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4册。
正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胡适才“临危受命”。但胡适“毕竟是个书生，且不说在强权外交及尔虞我诈的国际外交中，他那书生式的‘诚实与公开’的外交难以应付，即就国内来说，自胡适任美使以来，便有各种议论、反对和责难，也是书生难以应付的”。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460页。孔祥熙更是节外生枝，先是嫌华锡借款条件偏苛，“急令尽变原议”，胡适致孔祥熙电（1940年3月25日），《胡适往来电稿》，第33页。后又解释这样做是为了应付国内舆论的指责：“倘不有所估价，势必惹起各方误会。参政会开会在即，更恐引起质问，势将无以为对。倘若言而无效，则我等责尽，亦属问心无愧。”孔祥熙致胡适电（1940年3月27日），《胡适往来电稿》，第33页。对此，胡适、陈光甫颇为不满。陈在回电中称：“弟前负病来美，承嘱全权办理，不料竟不为老友所见信。兄对于局外泛论，似未能尽置度外，徒增弟方困难……如此事出两歧，使弟无法应付。”陈光甫致孔祥熙电（1940年4月9日），《胡适往来电稿》，第35页。尽管孔氏最后同意华锡借款仍照“原议签办”，但胡、陈与孔短暂的愉快合作随即结束。
陈光甫曾一再谢绝担当赴美求援重任，后因宋子文推荐的赴美人选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六新自香港飞往重庆途中座机被日军击落身亡，加之蒋介石的亲自督促以及孔祥熙的再三恳请，才不得不“奉旨”赴任。他曾告诉摩根索，自己既非外交家，亦非政治家，也从不希望进入政治界。《顾维钧回忆录》第3分册，中华书局，1985，第152页。所以，完成借款任务后，陈光甫便毅然返国，脱离了政界，因为他深感自己“所能办之事为在美接洽，所不能办之事为周旋中国复杂环境”，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4册，第34页。即无力应付中国复杂的政治环境。
蒋介石起用宋子文，使胡适大使之权被架空，实际上潜藏着对胡适的不满。蒋介石迫切希望高效率地获得美援。与胡适相比，宋子文不愧是精明的政治家，他熟谙美国政治，对美国人的文化心理与政治作风了如指掌；他的脾气性格、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乃至政治理念，都相当美国化了；他的家庭背景、留美经历、财经长才以及在本国的政治地位和国际上的知名度，不仅为蒋介石所信任，而且亦为美国所重视，只有他才能真正打入美国外交的决策层。蒋介石说过，宋子文在财经方面的外交才干，“决非他人所能望其项背”。《国闻周报》，第6卷第31期。况且，蒋宋的姻亲关系也增加了蒋介石对宋子文的信任。所以，蒋十分重视宋子文的作用，尤其是“在外交方面几乎让他放手行动”。《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第418页。为了争取美援，蒋介石破例决定宋子文常驻美国进行交涉。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常驻某一外国，这在民国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晚清以来，中国被强行纳入西方国际体系，人们逐渐认识到，要和西方人打交道、谈外交，就必须用西方人那一套规范。与胡适相比，宋子文的政治智慧与外交谋略，自有高人之处。美国方面认为，宋子文是一个“不惜任何代价完成必要的事”的人，是一个“能干、顽固”的人，陈立文：《宋子文其人与其外交作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历史与人物论文集》，第382页。故对宋子文的到来甚为关注。美国一份官方报告曾指出：“宋久为人知乃中国之财长，故其与美国财长摩根索之任何谈话，均将被视为双方政府正式之财经会谈。”宋子文刚抵美时，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在致国务卿赫尔的备忘录中说：“宋子文显然地充分与国民政府合作，尤其在财政事务及建立与外国政府或重要人员之关系上为然”。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第13、15页。正因如此，外国人比中国人更能接受宋子文，对其性格颇为赞赏。罗斯福的亲信顾问哈里·霍普金斯曾对罗斯福说：“有宋子文在的地方，就有希望在。”摩根索向宋子文坦言：“当你不在时，一切都不对劲，幸好你回来了，我现在才知道我有多么需要你的帮助。”美国国务院政治事务顾问霍恩贝克亦说过：“宋子文是个你随时都愿见到，可以和你保持密切接触与经常会商的人。”陈立文：《宋子文其人与其外交作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历史与人物论文集》，第392页。宋子文自己也承认，在待人处事上，他与外国人相处比和中国人相处更得体、更和谐。据宋自称，他与罗斯福的友谊到了“几与家人无异，无话不谈，不拘形迹，称名去姓”的地步。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3），第166页。
在留学美国期间，宋子文结交了许多美国朋友。利用朋友的关系或以校友的名义，广泛疏通能直接或间接影响美国政府中的决策人士，是宋子文常用的一种外交手腕，其效果往往比正常的外交途径要大得多。宋子文曾对一位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夸口说：“事实上，你们政府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我在三天以内没有不知道的。”〔美〕罗伊·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张晓贝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第42页。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对宋子文在华盛顿的外交努力作了如下评价：“宋子文是他那时代的最不知疲倦的议院外的游说家。他运用一切可想象到的渠道通向总统，其中包括詹姆斯·罗斯福、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和其他人。他们被他的非凡的劝说能力打动，设法替他转送关于各种局势的不可挽救的书信给总统。”〔美〕巴巴拉·塔奇曼：《逆风沙——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汪溪等译，重庆出版社，1994，第512页。可见，善于走“上层路线”，利用“私人渠道”与上层人物交往、谈判，正是宋子文外交方面的长才。从实际效果来看，仅经济援助一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宋子文成功地从美国争取到四笔借款，不仅数额巨大，而且条件优惠。这四笔借款是：2500万美元钨砂借款（1940年9月25日）、5000万美元金属借款（1940年11月30日）、5000万美元平准基金借款（1941年4月1日）和5亿美元借款（1942年1月30日），总计6.25亿美元，尤其是5亿美元借款，完全满足了蒋介石“无担保，无利息，无年限”的要求。蒋介石正是通过宋子文，“密切了同美国的关系，把美国金融界银行家、石油商人、传教士和美国政府领导人争取过来，使蒋氏政权同美国建立了良好关系”。林家有、李吉奎：《宋美龄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89页。
平心而论，国民党政府人士对胡适的外交成绩过分苛求是不公道的，他们对美国的期望太高，竟忘记了“美国对华政策不取决于中国的需要，更不取决于中国驻美大使的才干；而是取决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和美国人对自身利益的判断”。耿云志：《胡适与抗战》，耿云志编《胡适评传》，第208页。应当说，胡适为争取美援尽了职责。主要由于远东战局的发展和美日矛盾的激化等客观因素，促使美国援华政策日趋积极，对宋子文来美后争取美援变得越来越有利，于是，对美外交的功劳便记到了宋子文账上。
但也不可否认，宋子文的政治智慧与外交谋略，是他争取美援成效显著的重要个人因素。因为外交与政治的关系实在太密切，外交家对此须有充分的把握。在这方面，作为政治家的宋子文可谓轻车熟路、信手拈来；而作为学者的胡适难免心力交瘁、疲于应付。况且，政治的残酷性遵循着优胜劣汰的规则，“一山岂能容二虎”。因此，在当时的背景下，胡适的去职是在所难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