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1～1945年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外交的首要目标是争取国际援助，而争取美国援助则在其中占据首要地位，美援外交与中国抗日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激化下，宋子文登上了美援外交的舞台。作为美援外交的重要决策人和积极执行者，宋子文从争取美国道义援助，到争取美国经济援助、军事援助，从争取美国重视中国的战略价值，到签署中美新约、谋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抗战作出了积极贡献，堪称一位出色的美援外交家。他对美援的看法与认识，洋溢着比较浓厚的民族主义意识，集中反映了他的美国观。
一
宋子文生活在中国现代历史和中美关系发生巨大转折的时代，他的家庭背景、留美体验、政坛经历以及外交长才，使他与美援外交结下了不解之缘。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西方列强侵略奴役之苦。宋子文生活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正是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掠夺中国最凶恶的时期，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意识酝酿和崛起的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主要目标是反抗列强对中国领土、主权和利益的侵害，彻底废除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
辛亥革命后，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同时，民族主义意识日益为社会各阶层所普遍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五四运动”的爆发，进一步唤醒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终于导致20世纪20年代声势浩大的国民革命运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在对外关系中作为被宰割的对象到成为外交主体的漫长而痛苦的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宣告“不平等条约庇护下的外国特权再也不是永恒的了”。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397页。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和全国的统一，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现代民族国家的最终确立。王立新：《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第16～17页。
民族主义无疑是近代中国最具感召力的社会思潮之一，它的兴起为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提供了反抗西方侵略和与西方国家交往的思想资源。当美国排华暴行引发1905年全国性的反美爱国运动时，宋耀如带领子女们毅然参加了上海的抵制美货运动。宋耀如常在家里与孙中山商讨革命，并以孙中山所宣扬的民主革命思想教育子女们，激励他们奋发向上。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宋子文自小深受国人的爱国热情感染，孕育了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意识。
宋子文亲身参加了国民革命运动，经受了民族主义运动的洗礼。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面对日本的野蛮侵略，宋子文不仅努力谋求美英等西方大国的干预，提出了“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外交设想，而且主张自强自卫，武力抵抗，反对投降妥协。1932年3月，宋子文曾对外国记者说：“假若中国要在共产主义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统治之间作出选择的话，中国将选择共产主义。”〔美〕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于中青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第437页。对于日本的侵略扩张，宋子文认为“唯一的生路，就是武力自卫，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拼死才是唯一的生路”。季啸风、沈友益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5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698页。1933年9月，宋子文会见日本记者，当记者向宋子文探询目前中国外交的根本方针时，宋子文答称：“中国之外交方针，中央自有其一贯之政策，余不过政府之一员，并无何种意见，但鉴临大势，余意须有自强不息之精神。”季啸风、沈友益编《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第5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第294页。他强烈呼吁停止军事“剿共”，一致抗日，公开提出中国的外交“当以自强不息奉为圭臬”。《申报》1933年9月3日。
1931～1933年是宋子文从事美援外交的第一个重要时期。日本先后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并向华北步步进逼，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时势将宋子文推上了外交舞台，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地位，先后就“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同美国驻华外交官进行了频繁的接洽，呼吁美国出面主持“正义”和“公道”，力促美国在支持中国抵御日本侵略扩张方面有所作为。尽管宋子文在这方面的努力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美国未能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来遏制日本的侵略行径，但他争取美国道义援助的外交活动，促使美国朝野加深了对日本侵略企图的认识，这无疑有利于中国的抗日事业。
在国民党中央当局中，宋子文较早意识到日本侵略中国的严重后果。他在谋求美国和国联干预中日冲突的同时，极力主张以武力抵抗日本的侵略，不仅支持十九路军抗击日军，而且亲赴华北，部署热河、长城抗战，成了国民党政权内对日强硬派的代表和“英美派”的领袖，所以，有的学者称其为“拒日亲美的抵抗派”。吴景平：《重论宋子文》，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下册），改革出版社，1998，第376页。
为了实现“联合欧美抵御日本”的外交主张，1933年宋子文成功地访问了美、英、法、德、意、比利时、瑞士等欧美国家。访美期间，宋子文除了出席华盛顿经济谈话会外，还与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等美国领导人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广泛交换了对远东问题的看法，激发了美国对中日冲突问题的关注，《罗斯福—宋子文联合声明》的发表，反映了美国对中国道义上的支持。访美期间，宋子文还与美国达成了《棉麦借款协定》，这实际上是美国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援助，从而对日本侵略行径起了某种抑制作用。无疑，宋子文这次出访欧美，大大促进了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关系的发展。
1940～1945年是宋子文从事美援外交的第二个重要时期。鉴于对美外交在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宋子文在度过了6年多的“在野”生活后于1940年6月重返政坛，被蒋介石任命为驻美“私人代表”，赴美专门从事争取美援外交的工作。次年，宋子文又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且仍常驻美国交涉，成了“争取抗日外援的外交家”。在美期间，宋子文凭借对美国政治文化的精通，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谋略，施展高超的谈判技巧，通过“上层路线”打入美国最高决策层，利用“私人渠道”广交美国政界、财界、军界要人，为争取美援获得了显著的成就。宋子文首先以争取美国经济援助为突破口，成功地与美方达成了四笔经济借款，总计6.25亿美元，这在国民政府争取外援史上是空前的。在争取美国军事援助方面，宋子文也获得了重大成果。1942年6月2日，宋子文与美国国务卿赫尔签署了《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据此协定，到抗战胜利为止，美国向中国提供了总额达8.457亿美元的租借援助，极大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战。宋子文还成功地同美方接洽，促成了美国开辟“驼峰”空运线、派遣驻华军事使团和派遣史迪威将军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参谋长，加强了战时中美两国的军事合作。1942年12月25日，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授予宋子文一等云麾勋章，以表彰他“对于国防之设施有显著之贡献与劳绩”。《新华日报》1943年2月5日。
抗日战争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得以与美、英、苏并列为战时四大国，最根本的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的结果，当然也与美国的支持分不开。但美国的支持不会自动到来，何况当时的中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状态下，政治没独立、经济不发达、军事不强盛，这就不仅要靠中国自身的英勇抗战以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而且要有杰出的外交家发挥政治智慧，在国际外交舞台上争取国际事务的发言权。作为战时外交部长，宋子文在争取美国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的同时，为争取美国在政治上支持中国、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样付出了艰辛的努力。1942年1月1日，宋子文代表中国政府在华盛顿与美、英、苏四国领衔签署了《联合国家共同宣言》，推动了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从1942年下半年起，宋子文自华盛顿返回重庆，主持了与美英订立新约的谈判。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同时签订了新约，宣布废除美英在华特权，建立国际法意义上的平等互惠关系。以美英废约为先导，中国又随后陆续与其他国家签署了类似的条约，废止其在华享有的各种特权。中国终于摆脱了百年来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这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重大胜利，也是中华民族争取真正自由、平等、独立进程中的重要阶梯。
宋子文在其战时外交部长任内，中国参与了联合国的筹建工作。中国与苏、美、英四大国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中国与美、英三国举行了开罗会议并发表了《开罗宣言》，中国参加了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中国是联合国成立大会的发起国之一。宋子文亲自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旧金山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这一切，与宋子文的外交努力是分不开的。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无数中国抗日军民的生命和鲜血，换来了战争的胜利。这是全中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而非一党一派一人的盖世之功。但在国家和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宋子文能顺应时代的潮流，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又从中国的角度看世界，以国家和民族大局为重，肩负起美援外交的大任，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命运似乎注定了宋子文与美援外交连在一起，他为中国抗战争取到大量的美国财政援助和军事援助，不仅对中国战时经济起了支撑作用，而且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日士气。他为争取美国在政治上支持中国、为中国跻身四强之列、为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这也是宋子文一生最值得肯定的地方。
二
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争取和维护本国本民族的利益，正如台湾学者傅启学指出：“外交的目的，在实现国家的目的。国家最基本的目的，在保持本身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国家的一切活动，消极方面在维持本身的生存和独立，积极方面即在谋本身的发展。”傅启学：《中国外交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第3页。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多争取国际援助，以支持中国抗战，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当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争取美国援助成了国民政府争取国际援助的重点。在出任蒋介石的驻美“私人代表”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宋子文为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援助尽了自己的力量。他在争取美援中表现出来的既坚持原则，顽强忍耐，又灵活务实，讲究策略的外交风格，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为美援外交的积极执行者，宋子文对争取美援有其独特的见解和认识，这实际上反映了他在抗战时期的美国观。这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宋子文认为，中国完全有资格获得美援，美国政府理应援助中国。
在宋子文看来，中国的抗战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且直接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未来，中国的胜利也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胜利，因而，中美之间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中国的抗战与美国的利益休戚相关，帮助中国也就是帮助美国自己。1940年4月15日，宋子文在以“保卫中国同盟”会长身份与同盟主席宋庆龄联合署名发表的《帮助中国就是帮助你们自己——致外国朋友的一封信》中说：“我们的人民毫无怨言地坚持着，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长期抗战，直到把最后一个侵略者赶出国门，才能赢得自由和美好的未来。我们希望你们能以同样的决心，尽你们的力量来减轻他们的苦难，坚持工作，不间歇、不懈怠，一直到我们获得胜利，亦即你们获得胜利为止。”宋庆龄：《永远和党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第16～18页。
美国是一个强国、富国，而中国是一个弱国、穷国。中国外交官在中美实力悬殊的情况下争取美援，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面对美国的“财大气粗”，宋子文并未表现得畏惧退缩。宋子文向来认为，中国争取外援，并不是向外国乞讨。早在1933年，上海各界代表为欢送宋子文出访欧美举行盛大的茶话会时，他在答谢词中理直气壮地声明，此次出访“决不是去求人”，并阐述了中外利益的互补性。《申报》1933年4月18日。当美国国会刚刚通过租借法案时，宋子文及时于1941年4月17日向租借委员会提出报告：“我们并不要求任何不可能的东西，我们当然也希望获得那些稀少而很难获得的物品，但最重要的是希望获得保证——那些可以给我们的将会给我们，那些现在无法提供的以后可以提供……”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北）国史馆，1991，第43页。此言掷地有声，其理直气壮跃然于字里行间。
宋子文不愧是熟谙美国人心理的最善辩、最有力的演说家。他通过多种宣传渠道，打通美国的政治上层，诱之以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使美国了解到，中国确实需要援助，援助中国并不是无报偿的，中国是值得美国援助的。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第71～73页。美国人比较重视实际，不喜空言，经宋子文反复陈说，往往能接受他的观点。在与美方接洽五亿美元财政援助借款时，为了使美国无条件地慷慨相助，宋子文别出心裁地向财政部长摩根索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称“此次借款五万万元，等于久战疲劳军队之总预备队可到，调用派遣，当随局势为转移，军情瞬变，岂能先知，则其用途亦未可预定，亦不宜预定……是以借款成功后……可使军民知有随机应变之后援，抗战心理态度因有维持，裨益全般战局，殊非浅鲜也”，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3），第329页。坚持“这项借款应视为对共同敌人作战的盟国的借款”，“不需要担保或其他关于用途及偿还方法的预定条件”。《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第504页。由于宋子文的力争，美方最终同意根据蒋介石“无担保，无利息，无年限”的要求达成5亿美元财政援助借款。罗斯福和美国政府在贷款问题上慷慨援华，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战略地位的肯定，而这正是宋子文所努力争取的目标。
在国际关系中，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因时势的推移，环境的转变，利害的取舍，而可以随机应变”，但外交原则“乃一国对外行动的准则”，“是不易变动的”。傅启学：《中国外交史》，第5～6页。宋子文认为，中国不能为了获得美援而有损国家和民族利益。在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利益等原则问题时，宋子文敢于抵制美英的大国主义。他对美国在援华问题上的一度拖宕空言倾向、对美国在租借援助上的“重欧轻华”做法、对美英轻视中国战区和拒绝中国参加盟国间讨论作战方案的联合机构等均表示不满，力促美国拟订“有组织之援华计划”，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1），第294页。提出“确切不易而实施”的援华方案，给予中国“实际行动之援助”。秦孝仪主编《战时外交》（1），第165～166页。他为争取租借援华物资的支配权、争取中国加入联合参谋长会议和军需品分配委员会，同美英进行了抗争，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
其次，宋子文认为，中国当尽力争取美援，但必须以抗战自强为基础。
国民党在1938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规定了五大外交原则，其核心内容是“外求友，少树敌”。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社，1985，第468页。诚然，中国的抗战离不开国际援助，但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不能过分依赖于外援。因为“一个国家不能靠善意生存，必须靠力量才能生存；一个国家与其求人同情，不如得人尊敬。要有尊敬，必须有本领，有力量”。胡秋原：《近百年来中外关系》，（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第265页。正如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抗日的外交”应包括“争取英、美、法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条件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战胜日寇主要靠自己的力量；但外援是不可少的，孤立政策是有利于敌人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第319页。
在美援与抗战的关系问题上，宋子文是国民党当局中为数不多的比较有远见者之一。宋子文深知，国家的自强自富，终究要靠自己的力量。他曾在《经济政治两大势力操纵世界》一文中，对争取外援与谋求自身经济发展和本国政治统一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不乏远见卓识：
在中国，更有切要待解决的问题在，盖我人不仅须求经济上之繁荣，且须求国家之统一。如何方得达到国家之统一乎？以予观之，其唯一途径，亦即今日世界所采用者，我人须树立国策，为大家谋福利，使人人乐业，且应舒展方案，保证诺言，领导民众，准备牺牲一己，为整个国家造福。且既将方案宣示，博得国人同情矣，则人民应急起直追，严厉监督促其履行焉。然则我人共同方案为何？中国之唯一途径，即在求经济之发展，我人应以全副精力，贯彻于此标的上。盖凡百均须以此是观，即国防亦有利赖，如无铁路之运输，或缺乏教育界之领袖，则军队与器械，亦将无用之；如我人致力于经济上之发展，则国家各项技能，亦因之健强，则国家须能统一。无论任何严军之尝试，临及我身，我人均不难抗拒也。复次，经济建设秩序之施行，须考量友邦对我之同情。当予出国时，某世界重要政治家语予云“贵国须谋统一，从事国家经济之发展，我侪当竭力以助”，又云“我侪当助汝集中于扬子江流域之发展，或从事一省之建设，我人深信此项活动，将普及全中国”。我人感其盛言，然我人如欲借重外力，莫先于自助，过去之些少政治争议以及稀薄学派畛域，我人概须遗忘，免分鸿沟。我人不必计较无谓之法统争辩，应一致团结，求国家统一之完成，并排除达到此目的之一切障碍，政府负责者应尽其全力，以求达到经济发展之伟大目的，我人深信国家经济建设，为完成统一之唯一途径，谅举国人上下必信服予言也。《益世报》1933年10月13日。
从这段长文可以看出，宋子文主张把争取外援建立在民族的自强自富基础上。只有把抗战建立在自力更生、自强自富的基础上，才能坚定抗战决心，坚信抗战必胜。而坚持抗战、坚定抗战必胜，正是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的表现。1938年2月，宋子文在致国际反侵略大会的演讲稿电文中说：“在勇敢及镇静方面，我国人民并不逊于世界其他民族。为了解脱吾国所受横暴之侵略吾人将坚持到底……一切历史所昭示于吾人者，乃当民族自由之愿望为外来侵略所阻抑时，或当社会正义之期望为反对势力所压迫时，外来压迫及社会反对，最后必然被推翻。”《东方杂志》1938年第35卷第1号，第43页。
1943年3月11日，宋子文在华盛顿出席美国实施租借法案两周年午餐会上的演说中指出：“中国人对于中国前途实无疑问。为驱除日寇起见，吾人已作战五年，且战争结束，或尚须再历五年。然中国领袖，甚至一般平民，均未思及失败。”《新华日报》1943年3月13日。他代表中国人民又一次郑重向国际社会表达了中国抗战必胜的信念。
可以说，抗战时期的宋子文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是支撑宋子文整个抗战时期从事美援外交实践的思想基础，也是宋子文美援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和主导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