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章运动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在英国发生的工人运动， 其余波一直延续到五十年代。它是英国无产阶级第一次独立地争取普选权的政治斗争。列宁称这一斗争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①。
英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社会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工业资产阶级同贵族寡头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愈益尖锐。十七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 国家政权一直掌握在土地贵族和金融寡头手中，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 于1815年由议会通过了“谷物法”， 限制粮食进口， 造成粮价上涨， 工业原料和劳动力的昂贵。这不仅使广大劳动群众陷于饥饿境地， 也直接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经济实力日益壮大的工业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参政， 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 他们进行了要求废除谷物法和改革议会选举制度的斗争。
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变得尖锐起来。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基本完成，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纺织工业广泛地采用机器，并出现了机器制造业。1840年，英国铁产量占世界一半以上，煤产量占1/3，工业品的出口贸易在世界上占压倒优势。手工业生产遭到致命打击。1844年手工织布工人已由20年前的24万人减至6万人。破产的手工业者补充了雇佣工人的队伍。农业也普遍采用机器。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已被消灭，一部分破产农民成为农业无产者，另一部分流入城市当了雇佣工人。
工业革命不仅使资本主义经济空前迅速的发展，而且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剧烈变革，产生了两大对抗的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在英国西北部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大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城到1840年人口已达38万余人。在这些城市中，工人及其家属占全城人口的绝大多数。
工业革命使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日益雄厚，却使无产阶级更加贫困。资本家为了赚钱，常常采取延长劳动时间，加强劳动强度，降低工人工资等手段来加重对工人的剥削。饥饿迫使工人全家进入工厂劳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英国纺织工业中女工和童工占总人数的2/3。不少童工在采矿业中从事繁重劳动。工人们劳动条件恶劣，工伤事故不断发生，生活极为艰难。
为了摆脱贫困的处境，英国无产阶级不断地进行斗争。十九世纪初，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处在自发阶段。他们认为机器是使他们贫困的根源，于是产生了破坏机器、捣毁工厂的运动，结果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斗争的实践教训了他们，工人斗争发展到以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时和改善劳动条件为主的经济斗争阶段。
1825年，英国爆发了波及全国的第一次经济危机，有75家银行破产，3，300多家企业倒闭，大批工人失业。1829年又出现严重歉收，经济萧条持续了四、五年，危机期间，许多工厂停工，工资急剧减少， 粮价飞涨， 数百万人在挨饿。全国各地不断发生罢工和饥民暴动。
在斗争中， 工人们建立了各种工会组织。1829年， 兰开夏纺织工人创建了纺织工人工会。1830年， 诺森伯兰和汉德的矿工建立了矿工工会。同年， 纺织工人约翰·达赫蒂组建“全国劳动保护协会”， 会员有10万人。这个协会出版了《人民之声》周报，宣传10小时工作日法案， 并支持各地罢工斗争。
这个时期， 格拉斯哥、曼彻斯特等城市罢工运动汹涌而起。在西南重镇布里斯托尔， 群众烧毁了40多所政府机关和富豪住宅， 控制城市达数天之久。农村的农业工人也不断暴动， 要求提高工资。暴动从英国南部和东南部迅速蔓延到北部、东部诸郡。起义者到处散发署名为“斯文大尉”的函信， 其中宣称：“今年我们要毁坏谷堆和打谷机， 明年要向教会首领们进攻， 后年要同政客们作战。”他们捣毁农业机器， 烧毁地主庄园， 使各郡贵族地主惶恐不安。
在工人组织逐渐壮大， 工人斗争日益高涨的情况下， 以工业资产阶级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力图利用工人群众的力量来达到争取议会改革的目的。1830年1月， 伯明翰资本家托·阿特乌德创立了“伯明翰政治同盟”。类似的资产阶级组织在其他城市也相继出现。他们宣称， 只有改革议会选举制度，才能改善工人的生活。工人们期待改革选举制度来摆脱贫困的处境，积极投入了议会改革运动。于是， 工人运动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民主改革运动结合在一起。
1831年， 伦敦木工洛维特和赫瑟林顿建立“工人阶级全国联盟”，出版《贫民卫报》，领导工人群众争取普选权的斗争。曼彻斯特、伯明翰、爱丁堡等地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群众大会。在诺丁汉，工人烧毁了城市碉堡。在伦敦举行了10余万人的示威游行。
在人民群众斗争的强大压力下，英国议会于1832年6月被迫通过改革法令。这个法令使工业资产阶级跻身于统治集团，无产阶级却一无所得。工业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不仅拒绝给工人以选举权，而且公开与贵族寡头结成联盟，实行反对无产阶级的措施。
1834年8月，英国议会颁布“新济贫法”，规定失业工人、破产农民必须进入特设的“劳动院”才能取得救济。他们入劳动院后，不准外出，夫妻和父母子女之间必须分离，劳动繁重，生活恶劣，苦不堪言。无产阶级称劳动院为“穷人的巴士底狱”。
1832年改革的结局和1834年新济贫法的颁布，激起了广大工人的极大愤慨，从而大大加速了他们的政治觉醒。工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利益的对立。他们认为，只有继续斗争，取得选举权，把工人的代表选进议会，才能使工人群众摆脱贫困。英国工人的斗争进入了争取本阶级政治权利的斗争阶段。英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三十年代下半叶的经济危机，使无产阶级的处境更加恶化。于是，英国工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震动全国的宪章运动。
运动的三次高潮
1836年6月，木工洛维特创建“伦敦工人协会”。次年2月，协会拟定了一份致议会的请愿书，提出6点要求：凡年满21岁以上的男子都有普选权;不记名投票，以保障选民运用其投票权利;对下议院议员候选人，不应当有任何财产资格限制;下议院每一议员应由国库每年付酬400镑(按季发给)，以便工人和其他人能离职充当选区的代表;平均分配选区，全国分为200个选区，尽可能使每区居民人数相等，每区向议会派遣一名议员;议会每年改选一次。1838年5月，这6条要求以《人民宪章》的名义公布于众。此后， 争取实现宪章内容的斗争就称为宪章运动。这6条要求成了宪章运动的政治纲领。为了领导这一运动， 英国工人在各地组织了宪章派团体。宪章派领袖奥康瑙尔创办的《北极星报》是宪章运动的主要机关报。
宪章的6条要求就实质来说是政治要求。工人群众期望通过实现这6条要求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他们认为， 工人群众占全国居民的大多数， 如果实行了宪章， 工人获得了选举权， 就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 在议会中形成工人的多数。这将会组成宪章派政府， 实行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改革。工人群众把实行普选权视为争取社会解放和改善生活状况的途径。他们提出了“政治权利是我们的手段， 社会幸福是我们的目的”的响亮口号。
广大工人还把宪章看作是废除新济贫法、实行10小时工作日法案、提高工资、摆脱饥饿的手段。因此， 《人民宪章》一公布，就迅速得到工人群众的热烈拥护。工人群众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要求实现宪章。宪章派号召工人群众在请愿书上签名。1838年5月28日， 格拉斯哥有20万人参加群众大会。在曼彻斯特举行了30万人的群众集会。同年11月， 宪章派领袖奥布莱恩等人发表了《告爱尔兰人民书》， 其中写道： “非常热烈地希望， 我们的爱尔兰同胞能以巨大的热情， 争取实现自己的宪章。”爱尔兰人民积极响应宪章派的号召， 成为宪章运动中极富战斗力的一支队伍。
西北部工业区的产业工人是宪章运动中最先进的坚强的力量， 利兹等新兴城市是宪章运动的基地。
早期宪章运动的队伍中， 有着不同阶级和阶层的力量。以洛维特为代表的熟练的手工工人较早地参加了运动。他们是宪章运动中的积极力量。
资产阶级激进派也卷进了宪章运动。他们企图利用工人阶级的力量来废除谷物法和进一步扩大选举权， 把更多的工业资本家选进议会， 削弱土地贵族的力量。1837年春， 已于1834年解散的“伯明翰政治同盟”又恢复活动。1838年11月，曼彻斯特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成立了“反谷物法协会”，后改称“反谷物法同盟”。他们向工人允诺，在废除谷物法和实行自由贸易后，将实行10小时工作日法案。这些资产阶级激进派人物把自己打扮成人民的“朋友”，掌握了一些地区的领导权。因此，在宪章运动开始阶段，宪章运动还没有与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分开。“工人的激进主义是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携手并进的。宪章曾是他们的共同的口号”①。总起来说，宪章运动初期的阶级队伍比较复杂。
宪章派内部因斗争策略问题的分歧而分成两派：一派是以洛维特为首的“道义派”，它的阶级基础是伦敦熟练的手工业工人。洛维特是欧文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主张用和平宣传的手段争取普选权。另一派是以奥康瑙尔、哈尼等为首的“暴力派”，它的阶级基础主要是西北部的工业无产阶级，主张采用革命斗争的手段争取宪章的实现。暴力派内部也不一致，奥康瑙尔、奥布莱恩等人认为革命斗争是自卫的手段，哈尼等人认为革命暴力是工人胜利的条件。
宪章运动历经了3次高潮，延续20余年。每次高潮都与当时英国发生的经济危机有密切联系。
从1837年起，英国发生了持续6年的自然灾害，同时发生了波及全英国的经济危机。1837年，生铁价格比1836年下跌25%，棉布和呢绒出口分别下降了17%和46%。破产企业从1836年的929家增加到1837年的1，668家，即增加了79%。大批工人失业，在业工人的工资大幅度下降。仅曼彻斯特就有5万名失业者。伯明翰有成千上万饥民。工资平均降低1/3，有的甚至降低一半。广大群众的极度贫困，促进了工人运动的高涨。
宪章运动第一次高潮发生在1839年。在宪章派请愿书上签名
人数达125万余人。同年2月4日，宪章派在伦敦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命名为宪章派公会。出席大会的代表53人， 除工人代表外， 还有记者、法官、牧师、医生、小店主和商人10余名， 还有几名资产阶级激进派代表。代表的社会成份复杂， 必然产生观点的分歧， 在斗争策略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和平宣传的斗争策略占了上风，而“暴力派”居于少数。洛维特当选为公会书记，“道义派”掌握了领导权。大会决议向议会呈递请愿书， 要求实现人民宪章。
1839年5月7日，宪章派公会将请愿书送交议会。7月12日，议会否决了请愿书。这激起广大人民的强烈抗议。7月15日，伯明翰工人进行罢工， 占领城市两天之久。这次自发的罢工遭到了英国政府的镇压， 并逮捕了一些罢工领导人和积极分子。
7月16日， 为了抗议政府的暴行并强迫政府接受请愿书， 宪章派公会向群众宣布，从8月12日起开始为期一个月的“神圣月”全国总罢工。可是， 宪章派公会领导人洛维特表现动摇， 于7月22日又改变决定， 号召进行两、三天的罢工斗争。兰开夏和约克郡的工人率先行动， 罢工浪潮席卷其他各地。政府派遣大批军队残酷镇压罢工斗争， 先后逮捕了奥康瑙尔、奥布莱恩等450人。9月12日， 全国宪章派公会被迫宣布解散。11月3日， 纽波特数千名矿工起义。他们试图武装劫狱，营救被捕的宪章派领袖文森特，中途遭驻军伏击， 起义失败。至此， 宪章派第一次发动遂转入沉寂状态。
1840年7月， 30个城市的宪章派代表在曼彻斯特集会， 成立了“全国宪章派协会”， 詹姆斯·利奇当选为主席。协会设有中央机构及地方分会。每10人为一小组，小组每周聚会一次。协会会员必须填写志愿书， 承认协会章程， 缴纳会费， 并参加所在地基层组织的活动。到1842年， 这个协会在全英国设有400个分会，会员达5万人。恩格斯称它是“近代第一个工人政党”①。协会的成立增强了宪章派的战斗性。
四十年代初，宪章运动出现了一些特点。资产阶级激进派因害怕工人起义及其斗争规模，先后脱离了运动。以洛维特为首的“道义派”大多数人拒绝参加“全国宪章派协会”，另外组建了分裂主义组织“促进改善人民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全国协会”。他们与资产阶级激进派合作，鼓吹通过教育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从此，宪章运动开始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运动的领导权转到奥康瑙尔派手中。
1841年秋，英国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纺织工厂普遍开工不足。兰开夏郡约有一半工厂停工。失业人数迅速增加。连续6年的农业歉收，造成“饥饿的四十年代”。据统计，当时有120万人陷于饥饿境地。各地不断发生饥民暴动。这大大加速了宪章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1842年，宪章运动出现了第二次高潮。宪章派于2月15日拟定的第二次请愿书，明确表达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它除坚持原有的政治要求外，还提出了提高工资、废除新济贫法、支援爱尔兰独立等许多新要求。请愿书写道： “工作时间，特别是工厂工人的工作时间，超出了人们所能忍受的限度之外，而在工厂窒息的、不健康的条件下劳动所得的工资，完全不足以维持体力及让工人得到在耗尽肉体精力之后所需要的方便条件。”请愿书还指出社会贫富的惊人悬殊：“请愿人知道女王陛下每日收入164镑17先令10便士供她自用，而无数劳工家属据可靠统计，每人每日只有33/4便士生活费。”请愿书最后警告议会说：“不可不考虑这个运动会转变为暴力和革命，假如不顾我们的申诉而且忽视请愿书的话。”这一切表明，宪章派具有较高的无产阶级政治觉悟。在这次请愿书上签名的有330万余人。
宪章派于1842年5月6日把请愿书送到议会，再次遭到议会的否决。
议会的否决激起了工人群众的新怒潮，宪章派协会宣布，从1842年8月12日起开始“神圣月”总罢工。斯培福德等郡的矿工开始罢工，因为他们在罢工中敲坏锅炉塞子，又称“塞子运动”。这一斗争迅速席卷北部工业区，并蔓延到苏格兰和威尔士。曼彻斯特方圆50英里以内的工厂都进行了罢工。8月中旬，工人群众还占领了斯托克港的劳动院。直到8月下旬，普雷斯敦、哈利法克斯等许多地区仍坚持斗争。
9月，英国政府调派大批军队前往罢工地区进行镇压。约有1，500余名宪章派积极分子和领导人被捕入狱。进步报刊均被查封。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罢工工人被迫复工。此后宪章运动转入较长期的低落阶段。
在1843—1847年间的低潮时期，英国经济开始复苏，部分工人脱离了政治斗争。全国宪章派协会会员减至三、四千人。一些地区的宪章派组织趋于瓦解。宪章派内部又出现了分裂。奥康瑙尔一度放弃了争取宪章的斗争。他于1845年建立了“土地合作社”，号召工人集资购买土地，成为小私有者。但是，这种小生产经不起资本主义的竞争，办了3年即告破产。到1848年，奥康瑙尔本人倾家荡产，工人的股金也化为乌有。
这时，只有以哈尼为首的左翼坚持宪章派的革命立场，继续为争取宪章而斗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下，哈尼等左翼于1845年9月同流亡伦敦的各国革命者一起创建了“国际民主派兄弟协会”， 哈尼当选为书记。这个协会对当时的一切重大的革命事件都表示自己的意见，并经常声援其他国家的革命活动。协会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厄内斯特·琼斯于1846年初参加宪章运动。他积极从事巡回宣传工作， 并在《北极星报》上发表了大量诗歌和政论文章， 激励广大工人的斗志。他是宪章运动晚期的一个最有才干的领袖和出色的鼓动家，深受工人群众的爱戴。他积极主张加强英国工人的国际联系，并于1847年同哈尼一起参加了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此后，英国宪章派的斗争与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联系更加密切了。
宪章派的斗争迫使统治阶级作出某些让步。英国议会于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并于1847年颁布了10小时工作日法令。这些胜利使宪章派大受鼓舞。
1847年秋， 英国又发生了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比前两次更猛烈， 1848年1月， 英国完全失业的人数达400万人。农业歉收。1847年， 有30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广大劳动群众生活非常困苦。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的影响下，英国工人的革命情绪日益高涨。从1848年4月起， 宪章运动形成第三次高潮。
1848年3月初， 以哈尼、琼斯等人组成的宪章派代表团到达巴黎， 向法国临时政府祝贺。他们致词说： “我们感谢你们为被压迫人民自己解放自己作出了榜样， 并且告诉你们， 法国的范例在英国人民的心中是不会消失的。我们有自己的基佐， 我们将象你们一样， 再也不会容忍他们了。”返回英国后， 哈尼、琼斯等宪章派左翼积极开展各种活动， 揭露英国政府的反动政策， 号召人民推翻内阁， 解散议会， 颁布宪章。
1848年3月6日， 格拉斯哥的失业工人在高喊“不给面包就革命”的口号下举行群众示威， 示威者遭到军队的枪杀。这一事件激起各地工人的愤怒。伦敦、伯明翰等许多城市纷纷举行盛大的群众集会。仅曼彻斯特就有25万工人参加。伦敦、曼彻斯特等不少城市发生了工人与军警的搏斗。整个英国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在工人革命情绪高涨的情况下， 宪章派展开了第三次在请愿书上签名运动，签名人数达197万余人。这次请愿书宣布劳动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来源，劳动者对于自己的劳动果实应享有优先权，人民则是权力的唯一源泉。宪章派还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要求。
1848年4月4日，在伦敦举行第三次全国宪章派代表大会。大会预定4月10日在伦敦肯宁顿广场召开群众大会，并举行游行示威向议会呈递请愿书。
英国政府下令禁止游行，从各地调来军队，在重要街口安放大炮，并委任在滑铁卢战役击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为伦敦驻军的总司令。除正规军外，还调集一支为数17万人的特种警察队，其中就有法国未来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和后来的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参加。
1848年4月4日宪章派在伦敦举行集会
4月10日这一天， 四、五十万工人蔑视政府法令，群集宁肯顿广场召开大会。政府派军警包围会场， 打算血腥镇压工人斗争。在紧急关头， 奥康瑙尔惊慌失措， 放弃领导， 力劝工人各自解散回家。这次示威半途而废。宪章派队伍陷于分裂。
当时奥康瑙尔、奥布莱恩等人主张同资产阶级激进派合作。但是， 哈尼、琼斯等宪章派左翼号召人民武装起来， 继续斗争。从4月到5月，宪章派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举行了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 在西雷丁有8万人参加集会; 在纽卡斯尔、伯里、利物浦等许多城市也都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苏格兰建立了“国民自卫军”; 在爱尔兰也积极筹备武装起义。
英国政府害怕宪章派重新起事， 于5月13日下令解散全国宪章派协会， 并开始大逮捕。琼斯于6月7日被捕入狱。到9月，约有500余名宪章派领袖和骨干分子被关进监牢。宪章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从此， 它丧失了广泛的群众性。
复兴宪章运动的斗争
在1848年6月琼斯被捕入狱后的两年期间， 复兴宪章运动的斗争是由哈尼领导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支持下， 哈尼于1849年同奥康瑙尔等人断绝了联系， 并退出《北极星报》编辑部。
步入五十年代后， 哈尼等宪章派左翼对宪章运动的任务有了新的认识。哈尼指出， 宪章派“要求宪章， 绝不退让”的旧口号，已经不够了， 工人需要宪章， 还需要更多的东西。1850年11月，哈尼创办的《红色共和党人》周刊上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英译本。在反动势力笼罩整个欧洲的情况下， 宪章派报刊仍继续宣传科学社会主义思想， 这是哈尼等宪章派左翼的重大功绩。但随着革命形势进一步低落， 哈尼动摇了， 在1852年秋脱离了工人运动。
1850年7月，琼斯刑满出狱，受到广大工人的热烈欢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下，琼斯力图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复兴宪章运动。他前往英国许多城市进行宣传活动，沿途会见宪章派老战士，帮助他们恢复地方组织。由于琼斯的积极活动，1851年3月召开全国宪章派代表大会，选出新的执行委员会。这次大会通过一个新纲领，琼斯是它的主要起草人。
新纲领确定了宪章派组织是英国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地位。新纲领写道：“宪章派组织应该站在被压迫阶级的保卫者的前列”，应该“促使千百万群众团结成一个坚实的整体并按照正确的方向发挥集体的力量”。新纲领强调把宪章运动同科学理论结合起来，指出：“如果宪章运动不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结果将要遭受完全失败。”纲领非常重视保持宪章派组织的独立性，在纲领导言中写道：宪章派的首要任务是“保持宪章派组织有别于其他一切政治运动或结盟的独立性”。
纲领强调指出，把国家政权转到工人阶级手中，乃是改造社会的首要条件。纲领写道：“城乡政权应归人民执掌”，“要打击各种垄断统治，袭击他们的每一个堡垒，并予以彻底的破坏，因为摧毁了垄断者的社会大厦，其残余部分就危如累卵了。”
宪章派认为，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进行社会改革。如果不同时进行社会改革，那么政治改革就不会有成效。纲领阐述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任务，并指出应把工人群众从剥削制度下完全解放出来。纲领写道：“劳工是国家财富的创造者，因而是国家繁荣的最重要因素。但是……创造者迄今是创造物的奴隶，劳工一直是资本的奴隶，并且呻吟在雇佣奴隶制度的压迫之下……劳工必须从它现在被压迫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为了实现上述社会任务，纲领在“土地法”、“劳动法”等条目中提出实行土地国有化、废除国债、取消阶级特权、创办劳动者生产合作社等措施来改造旧社会。此外，纲领还提出教会与国家、教会与学校分离， 普及初级义务教育和免费高等教育的要求，提出政府要关心丧失劳动能力的公民并保障其生活的问题。
由上述内容看， 纲领的无产阶级性质是很明显的， 它包含了社会主义政党纲领的不少特征。尽管它尚未提出大工业及交通运输业的国有化问题， 但是它毕竟表明， 宪章运动在同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
琼斯为了宣传和实现新纲领， 于1851年5月创办了《寄语人民》周刊。马克思被邀请主编该刊的经济专栏。该刊发表了许多革命文章， 对提高英国无产阶级的思想觉悟起了有益的作用。琼斯在该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 只有在劳动的代表者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 劳动的解放才能实现。马克思对这个刊物评价很高， 他认为， “英国党最杰出的领袖”厄内斯特·琼斯所办的《寄语人民》， “是一个真正的宝库”①。
琼斯于1852年5月把《寄语人民》改编为大型周刊《人民报》。该报把那些坚定的宪章派分子团结起来， 通过他们在各大城市建立行动委员会和报纸工作人员联络网。
1853年是英国阶级斗争重新激化的一年，罢工浪潮席卷全国。这一年春季， 在利物浦有5千工人罢工; 在斯托克港有3万5千工人罢工。同年六、七月间， 兰开夏郡工人在“提高工资10%，决不退让”的口号下， 掀起了罢工斗争。伦敦砌石工人， 多弗莱5千名矿工， 吕德沃斯、西雷丁、利兹附近的矿工， 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成千上万工人都展开了罢工斗争。这些斗争取得了成效，资本家被迫给工人提高工资10%。
这个时期，宪章派领袖力图使经济罢工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1853年6月26日(星期天)， 在琼斯领导下， 哈利法克斯25万工人游行示威，要求实现人民宪章。同年7月，纽卡斯尔、爱丁堡、伦敦、伯明翰等城市也举行了要求实现宪章的群众大会。8月，普雷斯敦的纺织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而进行了罢工。9月，该城资本家以解雇2万5千名工人的手段破坏罢工;宪章派动员全国力量支援，罢工坚持达9个月之久。
1853年11月，琼斯拟定了一个发动群众的新方案，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名为“群众运动”的广泛群众性组织，把各地工联会、宪章派小组以及未加入组织的工人群众联合起来，以便使全国各地的罢工斗争采取统一行动。他主张这个组织应由行将定期召开的“工人议会”来领导。1854年4月6日，在琼斯的倡议下于曼彻斯特召开了“工人议会”。琼斯当选为主席，马克思被选为名誉代表。马克思因事未能出席大会，向大会发了贺信。
同年6月，琼斯到工厂区巡回宣传，号召工人阶级为掌握政权，为使宪章变为国家法律而斗争。1855年夏季，全国宪章派协会改组，选出了新的执行委员会，琼斯当选为委员。琼斯力图扩大宪章派的影响，领导了反对政府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的斗争。这个法案企图剥夺工人在星期日自由活动的权利。伦敦工人连续4个星期日占领了海德公园，举行大会抗议这一方案的发布。马克思于7月1日也参加了约有20万人出席的群众大会。在工人的强烈抗议下，英国政府被迫取消了这个法案。
为了加强宪章派与各国革命者的联系，琼斯于1855年1月同流亡英国的欧洲民主派一起创建了“国际委员会”，琼斯当选为主席。
五十年代末，由于英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宪章派复兴宪章运动的斗争未获预期的成效。琼斯本人发生了动摇，放弃了宪章运动的纲领，于1858年，与资产阶级激进派结成联盟，后来把宪章派刊物《人民报》也卖给资产阶级分子。随之，全国宪章派协会完全停止了活动，一场延续20余年的宪章运动退出了历史舞台。
注释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 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76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17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7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