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基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作出一系列符合实际的判断，对外交方针政策进行了必要的和重要的调整。在这方面的工作也如同在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样，其总设计师是邓小平。
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外关系的方针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苏联由于不断向外扩张，战线过长，特别是陷入阿富汗战争后，内外矛盾加深，国力下降。美国自从越南“脱身”后，国内外处境有所改善。美苏争霸态势转入均衡、僵持阶段。西欧、日本崛起，发展中国家壮大，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开始显现。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
邓小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分析，毅然决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两个重要转变”：
首先，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科学判断，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进一步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1980年初，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说：80年代国际上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但是，“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就为党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新的思路。以后，邓小平在同外国客人的谈话和其他场合，反复说明，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危险的观点，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点变化。因为事实上，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全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发展，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5年3月，他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强调要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1987年5月他在一次同西欧客人的谈话中说：“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估量的变化，是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对外事务方针的一个出发点。多年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估量是正确的。
说战争可以避免，这是说世界战争;说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这是说需要一切和平的力量去努力争取。实际上在世界上局部的战争每年都在发生，甚至在1991年发生了美国和许多国家卷进去的海湾战争。为了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邓小平在1980年初的上述讲话中说，在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中的一件，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就反对霸权主义这一点来说，党在新时期的国际政策和在这以前是一贯的。邓小平在1985年3月指出：“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制定中国的国策，同样也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其次，在对外政策和策略上，改变了过去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而采取的“一条线”战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于一切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坚定地站在世界和平力量一边，谁推行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发动战争就反对谁。不屈从于任何外来压力，不同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结盟，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一切国家的正常关系，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不同为借口，对别国的主权和内政进行干涉。在新时期，独立自主的政策具体地表现为不结盟政策。邓小平在1984年5月和拉丁美洲一个国家的首脑谈话时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同任何国家没有结盟的关系，完全采取独立自主的政策。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实行这种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是对维护世界和平的一个重要贡献。
新时期的中国继承50年代中国领导人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根据这五项原则建立和发展同世界上一切国家的正常关系。中国特别重视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邓小平在1984年5月的上述谈话中说：“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一个基础。我们讲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就是说，现在中国穷，理所当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即使中国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对第三世界各国说来，如何发展本国的经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邓小平把当代世界的问题归结为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当前世界的发展问题，就是要建立世界各国间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以逐渐改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差距日益扩大，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和不稳定日趋激剧化的状况。因此，中国既要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也要为改善南北关系，加强南南之间的关系，一起为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经济繁荣而努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对外关系方面的调整是与此相适应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底子薄的大国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完成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又必须有一个和平的环境。世界和平能够继续保持，对于中国的建设是最有利的。邓小平在上述与拉丁美洲客人的谈话中说，“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我们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且说，“我们现在是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因此，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争取长时间的和平。”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政策，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中，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以自力更生为主是不行的，但同时不对外开放也是不行的。邓小平1984年6月和一些日本客人谈话中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并说：“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还有一些‘左’的政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灾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总之，三十几年的经验是，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在这次谈话中，他还说：“从对外关系来说，就是要进一步实行开放政策。”既然是要长期实行对外开放，那么就必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
所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时期，党继承了以前时期在对外关系方面由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东西，同时又适应国际的新的情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而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加以充实。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对外工作
新时期的对外事务的方针政策既体现在国家的外交工作和其他外事工作中，也体现在党自身的对外工作中。
从80年代初开始，党中央还总结过去处理同外国党关系方面的经验教训，调整了同外国党的关系。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中共与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并将这四项原则写入了中共党章。1987年10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将其扩大到适用于中共处理与各国各类政党的关系。
中共提出的党际交往四项原则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
“独立自主”原则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基础。中共充分尊重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地位;尊重各国党从本国国情出发，选择本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认为各国党有权独立管理和决定党内一切事务，自己观察国际国内形势并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完全平等”原则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关键。中共主张各党不分大小强弱，建立时间长短，执政与非执政，都是平等的;在进行党际交往时，各党应平等相待，不能有领导与被领导之别，任何党不能对别的党发号施令，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强加于其他党;只有各党一律平等，才能保证各党的独立自主性。
“互相尊重”原则是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前提。中共认为各党的经历不同，处境各异，意识形态和行动方式不相同是正常的，党与党之间存在分歧是难免的，不能强求一律，要超越意识形态开展合作;各党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长处和短处、经验和教训、成就与失误，但要互相尊重，不能有尊卑上下之分;只有互相尊重才有利于党与党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求同存异、密切合作;要尊重各国党独立自主处理本党、本国事务的权利，尊重他们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是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保证。中共主张各国党的内部事务应由各国党自己去处理，任何别国党都不能进行干涉，不允许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利用党际关系去干涉别国内政，党际交往应有利于国家关系的建立与发展;不利用双边党际关系反对第三方政党，不应损害第三党利益;不利用党际关系输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由各党自行选择本党的方针政策。
根据这些原则，中国共产党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范围内，不仅改善和加强了同一些党已有的友好关系，而且恢复了同一些党已经中断了的关系，并同一些党建立了新的关系。早在1977年，中国共产党就恢复了同南斯拉夫党的关系。1980年，恢复了同意大利、西班牙共产党的关系。此后，希腊、法国、荷兰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相继派代表团访华，中国共产党也派团回访，参加它们的代表大会。1989年5月，随着中苏两国国家的正常关系的恢复，中苏两党的关系也得到恢复。在此以前，已恢复了同东欧一些国家曾中断过的党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还同日本、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许多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建立了关系，还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和接触。到1991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已同世界上270多个各类政党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最近两年来，就有30多个外国政党同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接触和来往。邓小平和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说的同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原则，同样适用于同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和民族主义政党的关系。同各国、各种性质的党的关系，都不受意识形态有所不同或相异的影响。
1982年1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的序言中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这就把国家的对外政策原则用国家基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按照这样的方针，中国在坚定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同时，开展积极的双边和多边外交活动，广泛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增进对外交流与合作，改善和发展了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
在70年代，中国和美国间进行了多年的谈判，终于有1978年12月16日双方发表两国间《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从此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美关系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台湾问题。经过谈判，美国政府终于表示承认中国政府关于中国只有一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的合法政府;并且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因此，中美间才达成建交协议。但是，在中美建交后，美国又立即制定了一个所谓《与台湾关系法》。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实质上是蓄意把台湾当做国家，把台湾当局当做政府，它的许多条款都违反了中美建交公报的原则。中国政府向美国方面严正地指出，如果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恪守建交时达成的协议，仍怀有继续干涉中国内政的图谋，这只会给中美关系造成损害，对中美任何一方都不会带来好处。中美建交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阶段、受到世界各国的欢迎，而美国没有完全放弃它干涉中国内政的打算，这又为中美关系投下了阴影。在中美建交以后，由于中国在坚持改革的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同美国和所有的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科学、教育各方面的来往和合作都有了发展。
中国和日本在1972年建交以后，在1978年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82年到1983年间两国政府首脑互访中，又确认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的四项原则，这就为中日两国间的长期的平等的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在中日关系各方面得到扩大与发展的过程中，对于日本国内一部分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的企图，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都一贯地从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和平的立场出发表示严重的关注。
中国和苏联之间在80年代后期解决或初步解决妨碍两国关系的几个问题以后，终于实现了符合两国人民意愿的关系正常化。1989年5月，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破裂了20多年的中苏两国和两党关系开始正常化。1990年中国总理李鹏和1991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苏，使中苏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中苏两国间恢复起来的正常关系既根本改变了60年代和70年代的对抗关系，也不是恢复到50年代的结盟关系，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关系。两国间这种关系的建立对世界也是一件大事。
东欧各国的政局1989年发生了剧变。在这以后，除了民主德国已和联邦德国合并外，中国对其他国家仍然根据既定的外交方针，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保持着正常的关系。
在中国和西方各国保持和发展关系的过程中，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中总有一股政治势力，企图通过同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往来，并通过其他各种渠道，实现对中国的和平演变，就是企图使中国从社会主义道路转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对此，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保持着警惕。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中，就有西方国家的一些黑手很深地插入。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所谓“制裁”。它们通过“制裁”，多方施加压力，干涉中国的内政，企图扭转中国的社会主义方向。这就使中国同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曲折和倒退，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在这种无理的“制裁”面前屈服，正如它过去从来没有在外来压力下屈服一样。孤立中国、“制裁”中国的政策，实际上不仅对中国不利，也对实行“制裁”的国家自己不利。一些西方国家认识到同我国恢复和保持正常关系的重要性，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同我国的关系逐步有所好转。西方国家那些企图“制裁”中国、压服中国的政治势力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反而使中国又一次受到锻炼，中国更加坚定不移地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走改革和开放的道路。
中国和第三世界各国向来保持着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在西方大国对中国实行所谓“制裁”以后出现了明显的进展，这也是一些西方大国不得不停止“制裁”的一个原因。中国在80年代又同拉丁美洲、非洲、西亚、南太平洋的一些尚未建交的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90年到1991年，中国领导人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为促进相互间的友好关系，互相访问极为频繁。在1990年这一年，中国同纳米比亚、沙特阿拉伯、新加坡、马绍尔群岛四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同印度尼西亚恢复了断绝近23年的外交关系，同蒙古、老挝的关系也实现了正常化。由于越南当局多年间实行反华、排华政策和对民主柬埔寨进行大规模军事侵略，曾经使中越关系极端恶化。到1990年和1991年，越南党和政府表示希望恢复和中国的友好睦邻关系，两国关系也有好转的趋势。柬埔寨局势由于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通过了和平解决的框架文件和东盟国家的多次努力，也由于中越双方都表示希望柬埔寨问题早日解决，柬埔寨人民多年来关于建立一个和平、独立、不结盟的柬埔寨的希望有了逐步实现的可能。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根据一切大小国家都一律平等、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根据一切国家都应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的原则，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一起提出了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和政治新秩序的主张，这个主张在世界各国受到广泛的注意，特别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热烈响应。
中国作为联合国的成员之一，作为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在联合国的活动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在联合国中一贯坚决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减军备，首先是裁减超级大国的核军备和其他军备，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在联合国，中国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坚定地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共同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贯彻联合国宪章的原则而不懈努力。中国在联合国除关心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问题外，还积极参加经济、社会、文化领域里的国际合作。在1990年，中国在联合国中为解决海湾危机问题起了特殊的作用。
在80年代，中国还解决了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的问题，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英两国政府派出代表团进行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在经过两年的谈判后，1984年12月19日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问题的解决为澳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范例。中葡两国政府也派出代表团进行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1987年4月13日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联合声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香港和澳门从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为英国和葡萄牙所占领，这是中国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是中国旧时代的政府所不能解决也不敢设想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富于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案，为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的时候，邓小平在和英国外交大臣的谈话中说：“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
实行对外开放，增进国际经贸、科技合作。我国彻底结束了历史造成的封闭状态，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不断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各种形式的经贸科技交流。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1116亿美元。在同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我们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并取得良好成效。
外交政策的调整，使中国可以有效地利用和平的国际环境，一心一意地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的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在国际事务中处于更加主动的地位，有效地捍卫了国家的独立、主权和安全。